湖南湘潭人，生年不详。他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在外以打零工为生，稍长，流落至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挖煤，后成为该矿一名“工头”。他早年在湘潭加入哥老会，为马福益属下头目。马福益因参与长沙起义预谋，于1905年4月20日被捕遇难，萧克昌、龚春台等人承袭其位，萧成为马福益的继承人之一。由于萧克昌等人“向受马福益之指导，久有揭竿之志，马殉难后，进行仍不稍懈。”他们誓为马福益复仇，“益倾向革命党，继续图大举。”在江西一带，“由萧克昌接手，另开岳麓、卧龙两山。”并培养了一批会党骨干，后来被提升为正龙头的刘志和、王春和、李柏云、刘正鳌等人都是萧克昌培养起来的。其中以湘潭人居多，他们大都“窟穴其中”，在安源煤矿进行秘密活动，由萧克昌总其成，势力颇大，萧遂成为“江西会党总头目”。
1906年春，刘道一受黄兴派遣，与江西萍乡人蔡绍南等人回国返湘，“运动新军，重振会党”，在萍浏醴一带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萧克昌“闻之，志益坚决。”由于他“久居安源，能左右窿工”，被会众呼之为“老龙王”，清廷朝野上下，闻之胆寒。
刘道一回长沙后，便约集蒋翊武、龚春台等38人在长沙水陆洲的一只船上秘密聚会，会上传达了黄兴的指示，约于旧历年底12月清吏封印时举事。1906年夏，长江中下游地区阴雨连绵，洪水横流，湖南全省、江西南部、湖北西部及四川东南部皆罹巨灾。江西、湖南两省均属重灾区，“被灾民数有一千五百万之多”，萍浏醴地区尤甚，安源等地煤矿工人因受米贵减工之苦，对于地方官吏异常愤恨，一场大规模的起义正在酝酿之中。这年暑假，蔡绍南在自己的家乡萍乡上栗市一带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与龚春台、魏宗铨等人一道在萍乡蕉园召开会议，萧克昌应邀参加了蕉园会议。会议决定以湘、鄂、赣、闽几省分布较广的洪江会为基础，立六龙山号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称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革命机关，以备驱策。”会后，由各路码头官分境开堂散票，誓词有“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等语，从而使会党各派纳入同盟会的轨道，这是一次带有决定意义的组织工作会议。而萧克昌所领导的安源煤矿工人达3600余人，是萍浏醴地区人数最多、力量相对集中的一股势力，他的参加使六龙山洪江会“发展之速，一日千里。”蕉园会议后，萧克昌与龚春台、姜守旦等人“均通气”，积极为萍浏醴起义作准备。
萧克昌忠实履行长沙水陆洲会议和蕉园会议确定的起义方针，坚持于“十二月清吏封印时举事”。
1906年10月2日，是农历中秋节，适逢麻石演草台戏，日聚万人，传言纷起，浏、醴两县官府派巡防营夜袭麻石，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匿居白兔潭下街刘明合饭店，被当地团防局长李树玄探悉，报巡防营围捕；8日，李破窗跳水，攀船橹至刘家码头，在出水换气时为清兵轰击淹毙。此时，蔡绍南和魏宗铨正拟从上海转道去日本东京向同盟会总部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听到李金奇殉难的消息，即从上海返回，魏宗铨分工往萍乡、安源进行联络，“宗铨与克昌商洽年底举事各节，克昌首允。”后来，萧克昌“属下以年底矿局放假、工人多须返家”为由，“坚请速发”，嗣经萧克昌解释：“谓早动则难获外援，诸多窒碍，众乃止。”李金奇殉难后，会党重要骨干、湘潭人许学生为首组织会众在栗江书院为李召开追悼大会，因失慎事泄，为清吏捕获，押往萍乡县署杀害，“时萧克昌属下屡逼克昌派人至上栗市总机关商洽克期举义，并许先夺安源矿警枪支，攻占萍城，又请会商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占浏阳，会师长沙。“萧克昌根据矿工的要求，即派人至上栗市请示进止，又因上栗市方面准备不周，且外援接洽均未获端倪”“坚嘱勿动”。并令萧克昌“万勿妄动乱大谋”，萧克昌只好嘱命，对其部属“即以待时喻之”。
是年10月21日，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的副手张折卿被捕，解往醴陵县署关押，萧克昌曾聚众“谋劫醴陵出张折卿”，此事为醴陵县令汪文溥闻知，即派人去调查，发现萍株段铁路上“火车客票，数倍往常，其事有征”，汪文溥遂于10月31日急电湘抚将张折卿“正法”，此事未能如愿。11月27日，醴陵左军统领殷子奇嘱株洲人袁南亭持函赴安源邀萧克昌起事，并约定12月7日萧克昌带千人由安源下，殷带千人由株洲上，夹攻醴陵县城，届期醴陵县令汪文溥颁布要塞戒严令，“停安源下行，株洲上行火车，只载兵而不搭客。”萧克昌知有备，“未允轻动”，以待时机，讵料湖南飞瀚营勇六人入安源捕萧克昌，其中有一王姓弁勇与袁南亭相识，嘱其侦察萧克昌的行踪，袁南亭自然不会答应，飞瀚营兵勇遂将袁逮捕，押解至醴陵县署惩处，事已至此，于是，萧“挟窿工大哗噪，矿局不得已，电索袁回萍。”交萍矿取押。萍矿总办林志熙给赣抚吴重熹的电文中谈及当时安源矿工对此事的反应：“袁南亭则解至醴，而矿工群起力言，袁已改邪归正，欲求释回，其情形言语与平日大异。”此情此景，充分反映作为雄据一方的会党首领萧克昌所具有的非凡的组织指挥才能。
萍浏醴起义爆发前，萧克昌与龚春台曾有过预约，“原议起事后，欲三日夜不睡，先犯浏阳城，后攻醴陵，便到安源会合各处”徒众，转战湘赣，直捣幽燕。起义爆发后，萧克昌令助手喻桂林、朱德生等在安源迅速号召起事，为发动更多的人参加，他旋即赴安源附近的小源一带发动群众，组织起义，大队人马刚刚组成，正欲开赴安源，却被驻扎在萍乡的清军觉察，萧克昌只好在小源宣布起义，与清军交战“因被官军打败，纷纷逃散，不能与安源会合”。龚春台在转战浏阳县城前，曾与萧克昌“约定会合接应浏股，往江西一带长驱直人。”又因遭到湖南飞瀚营的缉捕而未能践约，致使“攻浏失期”。
萧克昌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已引起清廷朝野上下的注意，皇室迭颁“电旨饬拿萧克昌”，直督袁世凯给湘抚岑春蓂、赣抚吴重熹均有密电，“嘱密捕以除后患”。鄂督张之洞在其奏折中惊呼：“匪首萧克昌盘踞萍乡安源，党羽众多，矿工多被煽惑，隐患尤大”。并以500两白银悬赏缉拿。江督端方、赣抚吴重熹认为，萧克昌“既与矿工声气相通”，“办理稍有不密必致有碍矿务，牵动全局。”醴陵县令汪文溥在日记中记载：“萧克昌为各匪会总理”，“若萧一动，足覆安源防营，掳快枪驰下，醴陵立糜烂，防安源者，防萧克昌而已。”驻守安源的清巡防军管带胡应龙“以萧克昌部属甚众，亦不敢操切，恐激巨变。”因而清廷及其地方当局自始至终派重兵加强了对安源矿区会党的防范，清廷曾迭颁谕旨，强调对于矿区“勿稍疏虞”，商约大臣盛宣怀频电催促军机处和各督抚“恳请派兵越境会剿。”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湘抚岑春萁亦指陈厉害说：“萍矿关系万分紧要，诏旨严切，设有扰毁，无从补救，不比他处一战之利钝也。”他甚至把安源煤矿看得比长沙更重要，认为只要能保住安源煤矿，“匪破省城何忧”?江督端方“尤虑勾引安源矿工，联络声势。”赣抚吴重熹也声称：若安源煤矿不保，必至“牵动全局“。萍乡县令张之锐和萍乡矿局总办林志熙更是如坐针毡，他们接二连三地致电赣抚吴重熹请求派兵增援。　　
萍浏醴起义爆发前，赣抚曾派巡防军管带胡应龙率带前营在萍乡县城驻防，以“一半留驻矿地”，约160人左右。起义爆发后，矿局奉旨将矿区男女洋人护送至长沙暂避，免酿交涉；然后，宣布矿区戒严，不准矿工任意进出；为了解除上栗市义军对安源煤矿构成的威胁，管带胡应龙又自告奋勇，乘龚春台军主力转攻浏阳、上栗市守卫空虚之机，攻打上栗市，但清廷地方当局始终没有抽调驻守矿区100多名巡防队员；上栗市失守后，安源矿工顿失屏障。赣抚又与湘抚协商，将由湘省赴援的常备军第一标统带吴绍璘所率崔朝俊一营进据浏阳澄潭江，以防浏南义军余部南来，从而截断了安源矿工与义军主力的联系。萍浏醴起义爆发后，清方各省援军纷纷来到萍乡、安源驻扎，以防矿工起义响应。12月6日，清军大队三营至醴分拨一营到萍；翌日，驻袁州左军右营管带朱一哨到萍；13日，湘军常备军90人进驻安源；18日，张之洞派遣鄂军王得胜、李襄邻部所率部队一标三营、炮队一队到萍，另派步、炮队各一队“专驻安源”；22日，赣臬司秦炳直所带常备军一标第二营300人以标统刘槐森统率抵萍。也就是说，在12月22日以前，就安源煤矿局部地区而言，各省援军尚未到齐，清吏慑于矿工的潜在威力和萧克昌在矿工中的威望，“不敢轻动”，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对以萧克昌为代表的安源矿工是采取“羁糜”政策，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向矿工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和妥协，正如《醴陵县志》所记载的：“浏醴萍革命军起，主之者萧克昌，事先为局长所察知，羁糜之使不克动。”然而，待到12月22日为止，清军派赴萍乡县城及离城仅15华里的安源煤矿兵力至少在2000人以上，而且都是武装到牙齿的部队，于是，矿局一反常态，露出狰狞面目，于1906年12月25日以宴客为名，将萧克昌诱杀于安源煤矿的四方井旁。萧克昌的牺牲在安源煤矿激起强烈反响，在整个矿区乃至萍乡县城掀起了为萧克昌复仇的声浪。清廷及其地方当局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设立巡警局，派员清查矿井内外工人，“复取县矿工连环保结，其无保可取者开除100余人，多系湘籍，由火车押赴边界遣散。”
尔后，萍乡总办林志熙又“坚留鄂军仍驻安源保矿，”赣抚吴重熹并责成萍矿总办“林志熙、管带胡应龙会商鄂军王得胜趁宁军驻彼妥筹清查匪党，勿留余孽。”“清乡”结束后，盛宣怀“迭次切电苦留，云俟赣军到萍再撤”，张之洞同意“留步队一营、炮队一队在萍。”萍矿当局并接连捕走了会目熊大叶、林满、张七等多名惩办。还扩充了对矿工的集中管制，至此，安源矿工为萧克昌复仇的斗争才被清吏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萧克昌牺牲后，近人的论著对他的历史功绩早有定论。陈春生在《丙午萍浏醴起义记》中称萧克昌为“党军首领”，并将他的名字排列在蔡绍南和龚春台之前。冯自由所撰《革命逸史》、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均称萧克昌为“党人”、“党首”。而且，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肯定他对萍浏醴起义的重大贡献，认定他是著名的革命先烈。黄兴、宋教仁、李烈钧、尹昌衡、张继、平刚、居正、陈其美等在恳奖刘道一公呈中将萧克昌与刘道一的名字并列，亦称萧克昌为“党人”；陆军部呈请孙总统优恤刘烈士道一的呈文中称刘道一“复与党人萧克昌等谋在萍浏醴等处起义”。这连蔡绍南、龚春台也未能享受如此殊誉，这一呈文曾经孙中山批准实施，可见孙中山也是将萧克昌当作革命先烈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