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慈利县人。字伯玑，又字均一，生于光绪五年(1879)。父金楠系岁贡生，授徒为业，以笃学为沅、澧士人所引重，一时当地学人多出其门下。田邦璿少随父学，工诗文，见解敏锐。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急剧加重。田邦璿痛国家丧地赔款，愤当政者投降卖国，在给同学汤进德诗中写道：“频年戈马满边城，海上鲸鱼事可惊。款敌黄金人笑汝，守官赤带我怜卿。倒阿授柄知非策，揖盗开门太不平。仓葛一呼究何补，斜阳孤岛哭田横。”又作《哭台湾》诗，写道：“……悲台湾，成板荡，死者白骨磊磊无与葬，生者饥走栖栖子父不相养。宝货子女敌剽掠，岳死韩窜桧也相。吁磋乎，国家之土竟与人，贼相丧心古老狗伦，为奴为隶哀吾民。”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曾自比“山中小草，澧浦愁人”，立志一洗“中土腥秽”。强调人处国事“多故”之秋，应象松柏长青一样，保持高尚气节。尝作《西风》诗以自况云：“四风悲人心，予谓风自好:来时木叶飞，去时都如扫。群木虽云凋，松柏自不槁。少年无气节，生不如佣保。”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维新运动趋于高潮， 田邦璿考入长沙湖南时务学堂第三班。时同县李炳寰为一班生，湘阴林圭为二班生，彼比时相过从，共同师事梁启超、唐才常等。又阅读各种新书报，志气日益舒发。曾说:“中国不昌，吾死不暝目!”旋政变发生，新政失败。他逃回家乡，激愤万分，尝称：“今日之事，非手刃比老寡妇（指那拉氏），必无国!”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 田邦璿与林圭、李炳寰等，共应梁启超之招，留学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时唐才常正与兴中会孙中山等协议合作，商讨湘、鄂及长江起兵计划，推林圭为首，回国与各会党联络，拟利用会党发难，夺取武汉为基地。唐、林等以师生、同学之谊，邀他回国相助。他遂于十月由日归国，满怀壮志。在沪时曾向其同乡好友姚生范密告革命本谋及夺武昌、扼长江、割南图北大计。及返湘后，他往返湘、鄂间，凡六七次，协助林圭等筹组自立军，无一日安居。常说：“我生即不能观成，待吾后人可也，特恐志不立耳!”还主动协助筹款。其家本非富有，尝私举友人债400串，供自立军之用。
在唐才常、林圭组建自立军中， 田邦璿原为后军统领，负安庆一路发难之责。但因忙于湘、鄂间联络及筹款事宜，加以起义一再展期，未及前往安庆发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八日，汉口自立军总机关被破获，他和唐才常、林圭等十馀人同时被捕。及刑讯时，他义正词严地说：“若辈不读书，焉知世界事？今中国溃在眼前，非革命不足救之。虽然，革命者，以流血为引线也，若谨识之。比为第一次，二次、三次以至无数次，皆依附此引线以进行。今日之事，吾单简以告若，若速杀我，他非若所知也!”遂英勇就义于武昌滋阳湖畔古天符庙戏台坪前，年仅21岁。
田邦璿牺牲后五年，其散佚著作，经亲朋辑录成册，厘为4卷，计古今体诗1卷，杂文1卷，尺牍1卷，笔记1卷。及民国十二年（1923），其父金楠将该册题曰《过庭剩影》，增补附录1卷，并为作序，附于所著《半有堂集》10卷之后，板行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