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5月14日生于湖南长沙县花果园易家老屋（今长沙县果园镇果园村）。字梅园，或作梅臣、枚丞、梅丞，号梅僧。父亲易道生长期在外做长工，后回家务农。母亲蒋氏养蚕、缫丝、织绢，操持家务。易象上有一姐易克勤（戏剧家田汉的母亲），下有一弟易震。易象幼时休弱多病，且家境贫寒，但其母决意送他读书。易象4岁入同屋桐门大公学馆习《四书》、《五经》，5岁改入门张家老屋张十二的学塾，10岁至周家坝陈湘波处求学。他从小联聪敏好学，成绩甚好，很受塾师器重。后来又补廪生，进县学。1898年他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
19世纪末，维新变法思潮日益高涨，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长沙城内新思想异常活跃。易象常愤国事不振，众生不平，对时局的认识常有独到的见解。据易克勤回忆，“梅臣每次从城里回来，总替我们带来许多消息和新的见解，让我们心里也模糊地知道这世纪在变。”但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害，使易象深受刺激。
1901年，易象娶夫人陈氏，1903年生女漱渝（后与田汉结婚）。1904年8月易象讲学于南湘。这一期间，民主革命思想迅速传播。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的《新湖南》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论著在湘人中激起强烈反响。易象读后豁然开朗，坚定地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他原想弃文从武，改学陆军，但因眼睛高度近视未能如愿。
1907年，东京同盟会总部通知在湖南的林伯渠，设法前往东北，易象同往。他们的任务是调查东北边疆形势，联络绿林豪杰，配合宋教仁等在东北建立革命据点。同年秋，他们抵达吉林，以办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为尔后东北光复打下了基础。易象和林柏渠在长期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田汉后来追述：“公与我梅舅，相交逾管鲍。清末走鸡林（吉林），忧国心如捣。松花江畔路，慷慨倾怀抱。但能除封建，何惜涂肝脑？”
当时仇鳌被委派至北方发展党务，易象在吉林与他相识。他们志趣相投，交情浑深。1912年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在宋教仁支持下，仇鳌在北京创办《东亚新闻》，仇自任社长，易象任总编辑兼主笔，大力宣传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
1912年6月，仇鳌回湖南掌民政，易象也随之回湘，在仇鳌属下任科长。他赋诗言志：“春水何茫茫，一去不复悔。誓将铁血红，研就乾坤碎。”
辛亥革命后，人心振奋，湖南报界大为活跃。1913年，《湖南日报》和《军国日报》合并成《国民日报》，成为国民党公开的党报。易象、李隆建等人分任编辑、撰述。3月20日，“宋案”发生后，湖南反袁斗争异常激烈，报界尤以《国民日报》态度鲜明，反袁最力。湖南都督谭延闿态度暖昧，易象写诗斥责：“指日雄师破武昌，楼船日夜下潇湘。金牌下敢还天子，恭顺原来有定王。”同时，易象、柳聘农、刘大禧等人参加了反袁团体会，公开指斥袁世凯违背约法，破坏共和，“虎视狼饕”，不惜掷全国头颅换来之民国，以遂其帝帛自专之野心不止“。在舆论的压力下，谭延闿于7月间宣布湖南独立，后又取消独立。1913年10月，汤芗铭入湘，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并将国民党方面的报纸，一概封闭。《国民日报》于1913年底亦被查封。易象与程潜、林伯渠等被迫流亡日本。
1914年，革命党人云集东京，孙中山、黄兴请寺尾丰博士在东京郊区成立了政法学校，易象、仇鳌等人进入该校学习。仇鳌组织开会，易象写文章，共同组织革命活动。同年7月，易象、林伯渠等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5年8月，拥袁称帝的“筹安会”出台，留日学生纷纷成立学会，进行抵制。其中，易象发起成立的“乙卯学会”尤为著名。该学会对人会资格规定得比较严格，仅限于各大专院校中对学术较有研究的公费学生。它表面上是一种学术组织，实际上是以反袁为目的的政治团体。
11月，易象便随程潜回国，在沪、港联络各派力量，开展反袁斗争。易象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正如他在《别黄界民》一诗中所说：“顾鞍一笔先君去，两载蓬莱好自闲。闻道江南春讯早，自由花发在人间。”
1916年1月，“乙卯学会”与“中华学会”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会员100余人，推李大刈为评议长，易象、林伯渠、容伯挺等为干事。易象和林伯渠并肩战斗，来往密切。“神州学会”在中日两国都有活动，主要是组织学术讲演和出版刊物。如易象讲过《礼运•大同篇》，李大刈讲过《联邦和邦联》。学会的机关杂志是《神州学丛》。易象撰写了创刊词“神州学丛刊旨”，还在“选著”栏中发表论文《国本》、〈回顾录〉等。同时，易象还为留日学生总会出版的《民彝杂志》撰写了不少文稿。
1916年春，程潜由滇、黔入湘，招抚湖南，驱逐汤芗铭。6月，易象、李隆建、傅熊湘等湖南报界、教育界名流在程潜的邀请下着手起草《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汤芗铭罪状》。这篇布告将汤芗铭的罪恶归纳为10条，证据确凿，无异于在政治上宣布了汤芗铭的死刑。7月4日，汤芗铭逃离长沙。6日，程潜率护国军进入长沙。易象常与程潜、林伯渠、刘建藩一起磋商袁世凯死后湖南有关事情。在此期间，他还主持了神州学会湖南分会的工作。8月4日，黎元洪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纷争，程潜愤然辞职离湘，易象派充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
1916年8月，易象携外甥田汉离长赴日。离长时，易象写有“送寿昌（田汉字——引者）留日发长沙”一诗，希望田汉努力寻求救国之道。诗云：“西风无恙送征帆，一幅潇湘晓色寒。嗟幸同行今有汝，不缘落笔兴初酣。眼前人物皆如此，乱后江山忍细看。好向蓬莱深处住，采将灵药驻童颜。”
至上海时，易象、田汉拜访了病魔缠身的黄兴。黄兴曾将他27岁时写的《墨铭》抄写一幅，赠予易象。《墨铭》云：“墨磨日短，人磨日老；寸阴是竞，尺璧勿宝。”遇见老友，黄兴对国事殊多慨叹。
到日本后，易象在学习和管理学生工作之余，继续参与“神州学会”的活动，还启发田汉注意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观察和思考。1917年3月，田汉撰写了长篇论文《俄国今次之革命与贫富问题》。易象看后，推荐给李大钊，受到李大钊的赞扬与鼓励，并将此文发表于9月20日的《神州学丛》第一号上。不久，易象回国从事革命活动。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起护法大旗。湖南地处要冲，为南北军事必争之地。8月6日，段祺瑞任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易象和林伯渠、林修梅、刘建藩等中华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在衡阳、零陵发动起义。孙中山得悉，密派程潜由粤北入湘南，任护法军总司令，击败北军，驱逐傅良佐。11月20日，程潜率起义军进入长沙，被推为省长，易象任政务厅长。不到一月，程潜即遭桂系及谭延闿排挤，被迫辞去省长职务，专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易象任总秘书长。
1918年初，湘军失利，退守衡阳。3月下旬，易象和林伯渠、林支宇等在衡阳为部队筹措粮饷，策划守城工作。4月，吴佩孚兵临衡阳城下，易象、林伯渠等撤往耒阳、郴州。
1919年2月20日，易象参加了南北双方政府代表在上海举行的和平会议。3月9、10日，他与林伯渠先后在上海访问了江苏督军李纯的代表白坚武，纵谈南北各方对和议的动向。11日，易象宴请在沪“神州学会”会员，并邀白坚武列席。其时，谭延闿在上海组织“湖南善后协会”，发出许多传单通电攻击程潜。程潜派易象以“湘军维持会”名义予以反击并揭露真相。
1920年9月，易象随程潜到广东策动滇、桂军北伐。11月，受孙中山委托，程潜旧部李仲麟、张振武等与赵恒惕合作驱谭成功，赵恒惕上台。当时，孙中山已驱逐桂系，收复广东。他邀程潜前往广东组织政府，易象亦拟同行。临行前，程潜“深恐季隽（李仲麟字）妄自高大，常来长沙”，决定派易象回长沙，“坚嘱季隽加意练兵”，“保存一点湖南革命实力，为他日北伐之用”。
12月22日，易象从上海回到长沙，与李仲麟会晤，“坚致颂公（程潜）之意，力劝其即日回防，勿违众意，轻敌自大：”再过两日，决然回防；如再不回，非友也。“24日深夜，易象、李仲麟、叶松鳌等即被赵恒惕派人杀害。当时，士兵”将其自床上曳下，云奉令来执行枪决”，易象知不可拒，请写数字，士兵不允，经再三要求，始允之，他即于屋内桌布上题诗云：“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爱乡爱国终成梦，留取来生一恨吟。”写毕，即于门外遇害，时年39岁。
是年冬，林伯渠、林修梅和旅沪的湘籍革命党人为长沙事变的死难者易象、李仲麟等举行追悼大会，并对死者的家属作了安置。程潜致送遗属光洋1000元。易象葬于长沙县枫林港。遗著散见于《南社丛刻》。
次年，程潜追含逝者，作诗一首：
“愚者多嫉妒，庸人每残贼；
忠义匪所存，利害易为惑。
吾党盛秀士，夙志剪荆棘；
奋起乡闾间，行义如不克。
一时殉权者，岂不借其力；
宵游方从容，晨起已锄殛。
始知争逐际，祸福未可测。
哀哉二三子，含冤痛沉抑！”
解放后程潜曾亲笔写过“易象简历”，证明易象确系革命烈士。易象家属一直受到政府的抚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