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弟的降生

曾国藩在兄弟当中不但顺序居长，而且年龄也比弟弟们大很多。

十岁那年，大弟曾国潢降生，此时曾国藩已经开笔，父亲曾麟书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就叫“兄弟怡怡”。作文交上来，曾麟书很高兴，说：“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由曾麟书的反应推测，曾国藩的这篇作文，内容应该是陈述敷衍“兄友弟恭”的大道理，表达自己“有弟”的欣喜。

这件事说明，曾国藩的兄弟之情，一开始就被传统伦理观念所塑造。在儒家伦理当中，兄弟之情被概括为“兄友弟恭”。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家族未来的领袖，“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诸弟的先导和楷模。

因为年龄差距，曾国藩从小和几个弟弟并不是玩伴。弟弟们能奔跑嬉闹时，他已经奔走在考秀才的路上了。他和弟弟之间，更多的是教与学的关系。一开始他是做私塾老师的父亲的助教，等到自己中了举人，教导诸弟的权威就从父亲那里转移到了他身上。

但是，除了责任心强等正面因素之外，长子性格中也有一些负面因素。一般来讲，长子面对弟弟，会不自觉地扮演起“准父亲”的角色，有较强的支配欲。

这一点在曾国藩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因为是长子，又是科举上的“成功者”，曾国藩在家中享有比一般长子更大的权威。兄弟们习惯唯他马首是瞻。

兄长之爱

这种长子心态，不可避免地导致他和兄弟们经常会发生小的摩擦。

曾国藩曾经回忆，道光十七年，也就是曾国藩中进士的前一年，他在家里亲自教授几位弟弟读书，但是由于态度过于严厉，总是摆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让弟弟们对他有所不满。

曾国藩在家书中经常表现得过于直率武断，因此得罪过弟弟。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余之行事，每自以为至诚可质天地，何妨直情径行”。

比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正月初十，曾国藩在致诸弟信中，说过这样一句：“季洪诗文难于进功，须用心习字。将来即学叔父之规模，亦有功于家庭。”

季洪是曾国藩幼弟曾国葆的字。曾国藩的意思是这个弟弟天资一般，可能功名路上走不远，不如好好练练字，将来在家里帮帮忙。就像他的叔叔曾骥云，虽然一辈子都是个老童生，但是在家里帮着管管家务，也算有功于家庭。

曾国藩自己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得罪了弟弟和叔叔两个人。接到这封信，老实懦弱的叔叔没表现出什么，幼弟国葆却受了刺激。以前他经常把作文寄给大哥批阅，这次却无论如何不肯了。

《曾国藩家书》现在成了普及的经典，想必大家在读《曾国藩家书》的时候，都会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哥哥会是件多么幸福的事。但事实上，曾国藩的弟弟们并不总是这样认为。曾国藩式的居高临下的兄长之爱，常有导致弟弟们“逆反”的时候。

性格憨直的曾国潢认为曾国藩站着说话不腰疼，把他说得什么也不是，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三页长的回信。他在信中指责曾国藩“待人不恕”，说他“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云云”。

也就是说，你月月来信，总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一钱不值，你自己却也没什么升官进步的好消息。这些家书的作用，只是在父母面前，把我们显得碌碌不堪罢了。

值得怀念的时光

曾国藩之重于兄弟情谊，在安排曾国荃南返一事上表现得很充分。

晚清时代，治安不靖，出行不易。为了曾国荃回家一事，曾国藩操了很多心。首先他得为曾国荃找到一个适合的旅伴，结伴同行。恰好湖南籍京官郑世任外放贵州兵备道，赴官将经过长沙。曾国藩把弟弟托付给他，商量多次出行细节，“初八九起议，十四日始决计”，决定七月十六日出发。

十六日曾国藩送弟弟出门，本身经济很紧张的他还是给弟弟带了三十二两银子作为路费。此外，又封了十两银子，这是给家里老人们的钱，不过他嘱咐曾国荃，如果路费不够，也可取用。兄弟二人“彼此恋恋，情深似海”。

到底是年轻不成熟，在京之时，曾国荃闹着回家。但是回到家里不久，曾国荃又开始怀念在北京的时光。

在后来的通信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曾国荃对自己在北京的表现表示后悔。比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六月十四日信中，二十五岁的曾国荃说：“弟深悔早岁留京未自伏案用功，任意使气，不听大兄之教诲。”

可见时间越久，曾国荃回忆北京一年多的生活，越感到长兄对他的关爱与尽责，对自己当初的表现也越加后悔。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曾国藩家书〉与曾氏家风文化》 张宏杰著 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