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1908—1979)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说家的地位。这两部小说都以中国农村为背景，前者描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的土改斗争，后者描绘了发生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山乡——清溪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这两部小说在文学史上分别被划分为“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但是它们都书写了发生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大变动。这两部以农村为视角，以农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作品从风格、形式、语言到审美情趣，无不渗透着乡土气息，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血肉联系。同时，周立波也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作家。他的外国文学修养深厚，他一生中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担任过外国友人的翻译，他的文学创作也深受外国文学影响。
1928年春，周立波离开益阳到上海，开始了他革命与文学创作的一生。他生活在国家命运和民族兴亡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实现救亡图存的理想，就需打破过去的传统，吸收新的血液，开创新的境界。这使得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理想的周立波把视线转向了西方。他初到上海便发奋自学英语，并且开始广泛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并由此接触到了新文学和新思想。周立波在上翻译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他翻译的德国记者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具有发生学的意义，直接导致了“报告文学”文体在中国的植入;他翻译的俄苏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后来成为了土改时工作队员人手一本的“工作手册”。
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周立波响应党的号召，撤离上海，前往延安。在途中临时受命，作为随军记者兼任英语翻译陪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去前线访问。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会见了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彭德怀等许多共产党、八路军的重要领导人。史沫特莱后来写下了《中国人民在反击》《伟大的道路》等著作，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动员人民英勇战斗的故事。陪同史沫特莱访问八路军的任务结束后不久，周立波再次作为翻译陪同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去晋察冀边区实地考察八路军部队。卡尔逊是罗斯福总统的前副卫队长和私人朋友，当时他接到任务，考察完后向总统提交中国战区的情况分析报告。在长达52天的实地考察后，卡尔逊在报告中对八路军战区作了正面的评价，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总统的中国政策。这些外国友人讲述的“中国故事”对世界了解中国抗日、了解中国共产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他们翻译的周立波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1939年底，周立波到达延安，被分配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讲授“名著选读”，并兼任编译处长。他讲授了高尔基、法捷耶夫、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等十余位外国作家和他们的多部作品。当时鲁艺师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到了迷醉的地步，而周立波作为教授外国文学的老师，更是引领了这股风潮。他的讲课十分重视艺术赏析和美的品鉴，他在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女主人公安娜成了一些女学生心目中的偶像，连安娜的眼睫毛都令她们神往。安娜身穿黑丝绒裙的高贵优雅的风度令她们倾慕，她的个性、姿态甚至眼神都成了学生们模仿的对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讲话》为中国文艺界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深深地触动了周立波，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所走过的文学道路，并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我们的文学，‘五四’以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好影响居多，坏影响也有。在形式上，使得我们的作家有洋八股的倾向，这是坏影响。我们还没有独创的新形式。”他还特别对自己过去“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色土香的东西”的偏颇，作了自我批评。此后，周立波开始反省外国文学带来的“坏影响”，但是他仍然肯定了它积极的一面：“有许多形式，外国很发达，我们不能不学习，不但现在要学习，将来也要的。”在毛泽东的《讲话》之后，周立波开始走向探索民族形式的道路，力图创造“自己新的形式”。
在探索民族形式的过程中，周立波并未放弃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他早年对外国文学的阅读、翻译，使得他对象征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都非常熟悉。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十分自觉地调动、运用了这些经验，令他的小说在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时，展现出庄严的气势而又不失浓厚的抒情意味，这与他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所崇尚的热烈高昂、雄浑豪放的文学似乎有一定的距离，他的个人风格也由此而得到彰显。
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他的创作对外国文学的吸收与融汇，正是发生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他早期的译介活动向中国知识界传播和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与各种外国文学流派;他通过自身的译介与创作与外国文学进行交流、对话，努力吸收外国文学的营养，为本土文化输入外国文化资源，潜移默化地更新与改造着传统，为本土文学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