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一岁）
五月十六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杨昌济诞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杨家（今长沙县福林区开慧公社开慧大队）。
父亲杨书祥，乡里宿儒；母亲向氏，出身於理学世家。长兄杨昌运，字荣生；一个姐姐；弟弟杨昌恺，字瑞生；杨昌济排行第三。
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七岁）
入蒙馆，随父亲杨书祥读书。
一八七九年（清光绪四年，九岁）
“先生入学即受庭训，未尝就外傅，凡经史义理，词章之学，皆书祥公所亲授。”
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十四岁）
十一月（农历），父亲杨书祥因肺病逝世。
一八八八年（清光绪十四年，十八岁）
与向振熙结婚。
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十九岁）
应长沙县学试，“即受知学政张亨嘉，补邑庠生。”张为当时湖南学政，是清末湖南倡新学的第一人。
一八九○年（清光绪十六年，二十岁）
应湖南省“乡试”，考举人不第，在家乡开始设蒙馆授徒。这是他教育活动的正式开始。后来，他自己曾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
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二十一岁）
在家乡教私塾，同时继续准备举业，潜心研究宋明理学。“亦尝继文业授徒于其乡，自署其斋曰‘达化斋’，每日必书日记，日《达化斋日记》”。现存《达化斋日记》，从一八九一年始。
《达化斋日记》内容广泛，其中包括杨昌济哲学、政治、伦理、教育观点和个人修养心得，还有读书札记、教学内容、教学计划及学生活动情况的大量记载。一八九一年、一八九二年、一八九三年、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的部分日记，未著月、日，未刊稿。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黎锦熙按：“这是杨怀中（昌济）先生的日记。一九一四年讲学长沙，宏文社属书记抄的。”
一八九六年、一八九九年、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九年这五年的部分日记，曾以《达化斋日记》为名，发表于一九二○年十二月——一九二一年六月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校订出版，这是当前流行的《达化斋日记》。
一八九二年（清光绪十八年，二十二岁）
上半年，在家乡教私塾。随后，到长沙城东茅巷教私塾。撰《壬辰九月杂感》三首，其一云：“别家抱微疾，无语卧思兄；百里劳车马，三旬意不平。生徒当儿侄，书籍伴秋灯。诗句忘翻韵，何妨信手成？”
一八九三年（清光绪十九年，二十三岁）
入城南书院学习。秋，再次参加乡试，考举人不第。日记载《杂感》八首，其中一首咏教学生活的，“顽童三四子，渐识与师亲；负质原中下，传经有故新。尽心常负疚，动气转伤神。太息谁先觉，哀哀聋聩民。”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二十四岁）
在家乡教私塾。生一女，名杨琼。
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失败。冬天，作《杂感》八首，“边岛烽烟急，中原羽檄飞”，对时局表示十分关切。同时，对教学生活表现了热爱之情：“松桂一庭绿，雨声凄正繁。诗书从意读，景物未全残。幸有生徒乐，初无风雪寒。胡为常郁郁，天地尚平安”。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五岁）
在家乡教私塾。主张对学生的教育“不动声色，微言感人，是谓柔克，是谓德化。”
在家乡教私塾。授徒之余，刻苦研读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等书。对学生的教育，主张严立课程，“教义理之学，以自修为主，……而下手处则在解《四书集注》……教经济之学，则以解鉴为主；指点目前之人情世故为佐。教词章之学，则以讲求训诂为佐；而熟读以悟行气之妙为主。”教师必须讲求“为师之法”，“第一要善养生，使精神有余，然后能使弟子精神震动。”
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二十七岁）
在家乡教私塾。湖南维新变法运动在积极酝酿中。四月，创办《湘学报》；十月，成立时务学堂。
二月，南学会成立，不久，杨昌济入会为通讯会友，经常出席南学会的讲演会，并曾当面向谭嗣同请教，受到谭的称赞。四月，加入不缠足会。六月，向南学会捐钱一千文。同月，完成南学会课卷：《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被评为第三名，并刊载于《湘报》。“先生之思想，在戊戌时期，已有一极大之变化，嗣后决志从事教育，以救国教民，方针已经确定无移。”
《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刊於《湘报》第一百五十三号，体现了他的改良主义教育观点：一、振兴农工之学，“约有三端，一曰学堂，一曰学会，一曰学报。而三者之中，又以学会为最先。”二、学会致力之处，“一曰考察，一曰联络，一曰化导。”三、所谓化导，又应该注意办好“村塾蒙学”。“今之教村童者，当以解目前通用之字义为主，而教以说部之文法。凡农工专门应知之事，与为人之大义，皆著成书。尽变从前无益之教法，要于三年四年，无不识之通用字义，无不解之粗浅文法，则将来可以看浅近之书，可以阅演义之报，终身赖之矣。”
九月，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被杀。杨昌济随即退隐家乡。
长子杨开智于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出生。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二十九岁）
在家乡授徒，研究经世之学。“每日三饭必有常课，坚不出门以肃馆政”。“余之自课凡有六焉：日记一也，《皇朝经世文编》二也，《御批通鉴辑览》三也，《宋论》四也，闱墨五也，英文六也。余训徒之课凡有五焉：《公羊》一也，《说文》二也，《通鉴》三也，时文四也，试帖五也。”
一九○○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三十岁）
继续隐居乡间授徒，自学。长女杨琼夭亡。
一九○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三十一岁）
仍在乡间授徒。次女杨开慧于十一月六日出生。
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三十二岁）
继续在乡间授徒，自学。
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三十三岁）
三月，与陈天华、刘揆一、石陶钧、李傥等三十六人，从长沙乘船赴日留学，启程前，改名“怀中”。
三月八日，船泊岳阳，游岳阳楼，题壁诗一首：“大地龙争日，英雄虎变时。苍凉万里感，浩荡百年思。日月自光曜，江山孰主持？登楼一凭眺，此意竟谁知？”这首诗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受到同伴的称赞：“盖绝类谭浏阳（嗣同）先生。”
三月二十日，抵日本东京。随后。进入嘉纳治五郎创办的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五月，在湖南留日学生举办的《游学译编》第八册发表《达化斋日记》一篇，该日记未著年、月、日，主张“从下至上”地进行变法，“欲变法必先变科举、变学校；欲变科举、变学校，必先变学术。变科举、变学校，变之自上者也；变学术，变之自下者也。”强调“欲强中国，当蓄力于小民”；“今日之急务，当以开通农工商贾之智为先。”
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三十四岁）
由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转入普通科。
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五岁）
在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十一月，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取缔留日学生“规则”，十二月八日，革命志士、留日同学陈天华愤而在日本大森湾蹈海自杀。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三十六岁）
在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芾芾
一九○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三十七岁）
在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
一九○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三十八岁）
进入东京高等师范文科学习。“在东京入高等师范学校治教育学，校长嘉纳治五郎敬异之。怀中年辈长，同乡学者多其后进，同学语及怀中，无不加敬；后生相语曰‘先生’，不问而知为怀中也。”
一九○九年（清宣统元年，三十九岁）
由于好友杨毓麟、章士钊的推荐，清朝政府驻欧洲留学生总监蒯光典召杨昌济至英国深造。春，杨昌济离开日本，三月（农历）抵伦敦，随后进入苏格兰的厄北淀大学文科，攻读哲学、伦理学、教育学。
十月，蒯光典原秘书杨毓麟入厄北淀大学专攻英文。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四十岁）
在厄北淀大学学习。
《教育杂志》第二期报导，杨昌济“所修伦理学科，曾得分数至九十分以上，足称优胜。”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四十一岁）
继续在厄北淀大学学习，同时广泛调查英国教育状况和社会状况。
七月，杨毓麟愤于国事日非，脑疾复发，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而死。杨昌济为老友料理后事，并撰《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后刊于《甲寅》杂志一九一四年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四十二岁）
夏，毕业于厄北淀大学，得文学士学位。随后，往德国考察教育九个月。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四十三岁）
春天归国。“湖南谭延闿请为教育司长，不许；乡人请为教授，许之。”出任省立第一师范、第四师范伦理学教员。
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三十日，在《湖南教育杂志》第十四期、第十五期发表《记英国之教育情形》。该文介绍了英国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学情况、道德和体育训练情况、夜校开设情况、教育管理情况及师资的培养情况，肯定了苏格兰实行“男女共校”、“通学制”的优点；联系中国的实际，主张普及全国义务教育。“余思吾国今日，不仅当注意于儿童之教育，又当注意于年长者之开通；不当徒为身家殷实之子弟图远大之前程，尤当为家道维艰者之子弟图谋生之良计。欲开通年长者，当多设关于文科、法科之夜班”。“故今日言教育者，不当徒置重于学校教育，亦当注意于社会教育，设文科、法科之夜班，乃社会教育之一方法也。”
十月三十一日，在《湖南教育杂志》第十六期发表《教育与政治》、《教育上当注意之点》两文。《教育与政治》肯定了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无善良之政治，则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云无善良之教育，则不能有善良之政治。”“教育者，寂寞之事业，而实为神圣之天职，扶危定倾，端赖于此，有志者固不以彼而易此也。”在文中他还主张教师委身于教育，不宜“旁及政争”，“吾国从事教育者，多存五日京兆之见，固多由于政界之牵掣，亦由于当其任者无恒心与毅力也。惟绝意政治而委身于教育，庶事于其职，而可大可久之业由是而成。”
《教育上当注意之点》，分“整顿、敏活、精确”；“寄宿舍之改良”；“历史、地理”；“报章杂志”；“提倡实业”等五个部分，强调学校要教育学生懂得学习的目的，关心国家和世界的进步，养成讲究卫生的习惯，掌握必要的生产技能。
十一月三十日，在《湖南教育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该文续刊于《湖南教育杂志》一九一四年第三、四期。他根据考察国外教育之所得和国内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一文中，提出了十个方面的问题：一、为了培养合格师资，各省应创设大学；二、教育应与宗教分离，但不废弃“孔道”；三、注意国文、国学的教育，改进其教学方法；四、实行“通学制”和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一贯制”，吸收更多少年儿童入学；五、反对升学考试中送“名条”的“夤缘奔走”之风，严格考试制度；六、整理财政，备足教育经费；七、注意各科教材的联络和组合；八、通盘筹画，制订数十年的教育计划，提倡教师专于一职、久于其任；九、改善教师生活，特别是改进教师晚年生活的安排；十、注意改进学校手工、唱歌、体操、游戏课的教学。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四十四岁）
在湖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上半年兼任省立一师修身、教育学教员；下半年只教修身课。
夏天，所著《论语类钞》由长沙宏文图书社出版。《论语类钞》分“立志”、“宗教思想”、“性道微言”、“儒家态度”、“处事格言”等五个部分，引孔子语录及后世儒家言论，然后详加发挥，用以教育学生。“吾国经书之所载，乃吾国固有之文化，其关系于青年之德育尤为深切，而可忽焉不讲乎？”这是他编著《论语类钞》的指导思想。一九一四年夏，宏文图书社负责人黎锦熙在扉页上作序：“杨君怀中，留学英伦及苏格兰有年，研究伦理教育，去年归自德，主湖南第一师范修身课讲席，是书即其所编讲义也。语语自道心得，故说理精。自述经验，故比事切。旁征泰西教理学说，析其同异，无所牵附，故博而不凿。即《论语》之内容而析为类，自成系统，亦无碎义，故约而不拘。盖非仅学校讲授之善本而已，世有笃志自修者，得是书以为研习经训之途径，其于修己接人观世知化之道，思过半矣。因请付刊，君许之；爰缀以圈点，印成，为识于此。甲寅夏黎锦熙。”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记载，杨昌济曾就《论语类钞》的教学内容出了二十六道思考题，内容广泛，涉及道德教育各个方面，并对封建的“三纲”之说进行了批判。
八月三十一日，在《湖南教育杂志》第四期发表《论教育上之养护》，详述了积极养护和消极养护的目的、意义和方法，指出了学校饭菜不洁、课程钟点过多，学生负担过重之弊，并提出了切实的改进措施。该文发表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据《达化斋日记》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记载：“余发布《论教育上之养护》一篇于《湖南教育杂志》，痛言学校饭菜不洁之弊。昨闻长郡中学校校长彭君泉舫颇注意于此事，请一人专任检查食物，时或躬自检查之，此诚吾理想上校长所应为之一事也。闻之甚喜。”
九月，与黎锦熙、徐特立、方维夏、曾运乾等人组织“宏文编译社”，编辑出版“共和国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徐特立、黎锦熙、缪兆衡等编辑的《初等小学国文读本》，由杨昌济校订出版。
十月，与黎锦熙等人创办《公言》杂志，企图以公正的言论抨击社会弊病。在《公言》一卷一期发表《劝学篇》。该文概括而精辟地论述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一、主张中国人用前人治经学、治八股的精神来治自然科学，特别要求出国留学的人“坚忍刻苦，务求其学有成”；而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仍不废其专门之研究”。二、汲取外国文化“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宣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三、出国留学，必先有“中学”的“素养”。四、要注重哲学的学习，改造国民的思想。五、国家要独立，必先实行“学问独立”。六、如无留学海外的机会，要利用本国的有利条件进行学习。七、要把汲取外国的新知识与继承本国文化遗产结合起来，“吾之所望者，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八、“言论自由，真理乃出”，“吾愿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
十一月，在《公言》一卷二期发表《余改良社会之意见》。该文说：“余对于社会之改革，固取渐进主义，非盲从欧化者”，强调要尊重别人的书信秘密权、言论自由权；提倡诚实，力戒妄语；实行户外运动，讲究卫生，不随便吐痰、便溺；勤于沫浴，睡后熄灯；金钱上界限分明，不妄取一文；不虐待动物；力戒赌钱、打牌；借书要还，严守信用；禁止淫乱，改良风俗。
因当时湖南督军汤芗铭的压力，《公言》出两期停刊。
本年，杨昌济还编写了《心理学讲义》和《教育学讲义》各一本。《心理学讲义》失佚。
《教育学讲义》，油印本，包括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篇目如下：
叙论
第一章 教育之意义
第二章 教育之效果
本论
第一篇 目的论
第三章 教育之目的
第四章社会的教育学与个人的教育学第二篇 方法论一 教授论
第五章 教授之目的
第六章 普通学校之教科
第七章 教材之排列及联合
第八章 教授之形式阶段
第九章 教授之方式
第三篇 方法论二 训练论
第十章 训练之目的
第十一章 被教育者之境遇及身心
第十二章 训练之手段
第四篇 方法论三 养护论
第十三章 教育上之养护
正文第十三章《教育上之养护》曾公开发表于《湖南教育杂志》一九一四年第八期；附录包括《记英国之教育情形》和一部分译文。《教育学讲义》是杨昌济现存的篇幅最长的著作。它对教育的社会作用、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介绍了西方教育方面的许多情况和有益经验，并着重强调了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初，杨昌济就《教育学讲义》的内容，提出了八十四个问题，对学生进行问答测验。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四十五岁）
在湖南高师任教，上半年并兼一师修身课。
四月，编《儿童侦探》（失佚），《达化斋日记》一九一五年四月一日：“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要求补编《儿童侦探》，余诺之而尚未从事，昨又有人来问此事，当于月内编成。”以后数日都有编《儿童侦探》的记载。
五月，译斯宾塞《感情论》（失佚）；译威斯达马克《结婚论》。
三月以来，一师学生毛泽东等因学校加收杂费事发动驱逐校长张干的运动。张要开除毛泽东等十七个“闹事”学生。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王季范等人为此召集全校教职员会议，对张施加压力，逼张收回成命。之后，杨昌济与毛泽东曾有一次长谈，四月五日日记详细记载了对毛泽东的印象及其谈话内容。
七月，杨家从长沙河东搬至河西岳麓山下，以全力主湖南高师讲席。
八月，开始翻译日人吉田静致所著之《西洋伦理学史》。
九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杨昌济很快成为它的热心读者和撰稿人，并私购数份，分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四十六岁）
上半年，任教于湖南高师，兼授第一中学修身课；下半年，继续任教于湖南高师，又兼授一师修身、教育学。
二、三、四月，所著《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一文，在《东方杂志》第十三卷二、三、四期连载。该文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伦理学史上各种流派，如禁欲主义、快乐主义（个人的快乐主义、公众的快乐主义、进化论的快乐主义）以及自我实现主义等的主要观点，并作了简要的评价。
十一月，所著《哲学上各种理论之略述》一文，在长沙《民声》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该文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流派及其主要观点，并扼要地予以评价。杨昌济逝世后，李石岑将它再次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民铎》杂志第二卷二、三、四期，一九二○年出版。李在《民铎》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启事》：“杨怀中先生不幸逝世，惟其遗著甚多，所以启导吾人者正自不少。兹拟从本卷此号起，择尤发表。一面拟将先生各种散著，编辑成帙，凡外间收藏先生手札，暨他种文字者，如承惠寄敝处，至所感祷。”
十二月，在《新青年》杂志二卷四、五期连续发表《治生篇》。该文认为：一、要改变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养成的“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现象，必须教育子弟不能有依赖父、兄之心；父、兄也不应有依赖子弟之心；兄弟不宜互相依赖；女子也“不可怠于治生之天职”。二、治生之道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开创“食之者寡”的局面，就要力戒早婚，节制生育；禁止纳妾，实行一夫一妻制；不多用仆人，家庭宜少住闲人；另一方面要使社会“生之者众”，要慎谋职业，以是否有益于社会为断；当官吏非谋生之职业，实为对社会应尽之义务；节省时间，不虚与应酬；注意储蓄，反对借债。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四十七岁）
上半年，继续在湖南高师任教，同时兼授一师修身、教育学。
春，向《新青年》推荐发表毛泽东（“二十八画生”）的《体育之研究》。
北洋政府决定撤销湖南高师，杨昌济坚决反对，为此，他致书留日同学、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又与教育界同仁呈文湖南省政府，后来将呈文修改、补充，写成《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
《致教育总长范源濂书》，力争保留湖南高师，并希望范以湘人之情谊，“大力主持并转达在京同乡诸公合力赞成之”，同时，信中还指出：“现在学校钟点，总不免太多，学生负担过重，大有害于身体，女学尤甚。”此事关系于国民之体力，期望教育部下令限制。
《论湖南创设省立大学之必要》，未刊稿。该文较全面地阐述了大学教育与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专科教育的关系；湖南创设省立大学的地理条件、设备条件和师资条件；并提出了创办湖南大学之初所设科目和经费来源等的设想。
下半年，湖南高师奉命撤销，经湖南省政府备案，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处，由杨昌济等人主持其事。杨昌济派人清点和保管高师财产。
下半年，任湖南商专教务主任，兼授修身和国际商法；同时，兼一师修身课教员，所用教材为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四十八岁）
上半年，任一师修身课教员。
四月，新民学会成立，学会章程鲜明地体现了杨昌济进步思想的影响。
六月，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端午节后，全家迁往北京。
下半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教授哲学系必修课伦理学和选修课伦理学史。
向湖南学生通报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情况。新民学会组织和发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和森、肖子昇、毛泽东等先后来到北京。介绍肖子昇任李石曾秘书，介绍毛泽东进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协助湖南赴法青年筹措经费。
九月，在《新青年》五卷三号发表译著《结婚论》。
十一月，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所译《西洋伦理学史》上卷。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四十九岁）
上半年，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
春，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所译《西洋伦理学史》下卷。《西洋伦理学史》上、下卷，于一九二○年再版，胡适在再版《跋》中说：“杨先生不幸於本年病殁。他是一个勤苦的学者，他临死前不多时还有信托我问杜威博士欧美最新出版的伦理学书籍，可见他至死不懈的精神。此书是从吉田静致氏的原本译出的。伦理学专史欧美也很少好书。英文只有几种，都不详备。此书叙近世伦理学说很详，虽止于斯宾塞尔，不无遗憾，然确是一部很有用的参考书。此书初印很少，早已卖完了，现由北京大学出版部用五号字重印，一来可供一般学者的参考，二来也可以作杨先生身后的一种纪念。只可惜杨先生说的‘他日有瑕尚当补足之’的话，现在不能实践了！”
春，在《国民》杂志一卷一期发表《告学生》一文。该文指出：“近日中国与万国交通，政治上复经极大之变动，思想上遂生非常之混乱，新旧冲突，青黄不接，群众苦之，青年尤甚。所望贤智之士，学问、思辨共讲斯事。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题一一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思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地位，审思自己对于斯世当取如何之态度。在一己则立一贯通一生之理想，在一国则立一百年远大之规画。此乃我辈今日之急务也。”文章号召学生“贵我”、“通今”、“坚忍”、“勇敢”、“廓清旧说，发挥新义”，“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能行人之所不敢行。”
入冬，生病，初为胃病，继则浮肿。
十二月，入北京德国医院治疗。
此时，毛泽东为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事第二次来到北京。杨昌济在病中给滞留上海的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说“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五十岁）
一月十七日，逝世于北京德国医院。
一月二十二日，杨开智、杨开慧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杨怀中教授逝世讣告》。
同日，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朱剑凡、方表、陈润霖、陈衡恪、李傥、陶履恭、胡元倓、毛泽东等二十九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启事》，对杨昌济的逝世表示哀悼。
一月二十五日，蔡元培、马寅初、胡适、陶履恭四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启事》，号召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筹集賻金。
一月二十五日，在京生前友好、学生、亲属在法源寺举行追悼会。
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李肖聃文章：《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
二月，杨昌挤灵柩由其子女、学生自京护送回故里长沙东乡板仓安葬。
《湖南教育杂志》、长沙《大公报》相继发表李肖聃、舒新城、张平子等人的诗、文，对杨昌济的逝世表示哀悼。
三月二十二日，在长沙的生前友好和学生在兴汉门衡粹女校举行追悼会。其中一挽联云：“记我公易簧三呼：努力，努力，齐努力！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