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谱在王先谦《自定年谱》的基础上，以他本人的《文集》、《诗存》和《书札》为主要材料来源，参考《清史稿》、《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等史料，广采与他同时代人物的年谱、日记、书札、诗文集等资料中的相关记载，补充材料数百则，力图全面准确地反映出他的思想渊源、他一生的学术与政治活动等方面的情况。由本谱可知，他在学术上固然发明不多，也的确存在着贪多务博等毛病，但他明瞭治学门径，“于学术源流、治学得失，辨析至明”，其著述嘉惠士林，最便于学者，张舜徽先生称他是“清末一大学者”，确实如此。同样，作为那个时代产物的官吏和学者，他的思想中既有忧国忧民、求真务实的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感激君恩、愚忠满清王朝的消极反动的一面。当维新派的激进言论危及清王朝的统治、冲击传统纲常伦理的时候，他起来加以反对，其实是必然的事情。当然，他的思想和激进维新派、顽固保守派都有明显的不同，需要仔细加以区分。况且，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公开反对过南学会，他也并非攻击时务学堂的始作俑者。此外，《自定年谱》中许多事情叙述简略，甚至有歪曲、隐瞒之处，本谱亦作了补充或纠正，等等。

　　引  言

　　王先谦，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生。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选庶吉士。七年散馆授编修，累迁至翰林院侍讲、侍读。历典云南、江西、浙江乡试，两充会试同考官。光绪六年（1880年）升补国子监祭酒。十一年出任江苏学政。十四年任满开缺还湘，先后主讲思贤讲舍及城南、岳麓两书院。后兼任湖南师范馆馆长、学务公所议长、自治筹办处会办等职。三十四年，湘抚岑春蓂呈其《尚书孔传参正》等四种著述，朝廷赏内阁学士衔。宣统二年，因长沙“抢米风潮”一案，被两湖总督瑞澈劾奏免职。辛亥革命后，改署名逐，隐居乡野，闭门著书。民国七年（1918年）卒于家，年七十六岁。

　　王先谦是晚清著名的学者、文献学家，也是一个政治思想保守的人物。由于他的经历和思想颇为复杂，人们对其评价向来是褒贬不一，特别是在对他政治和学术的评价上分歧最大。他早期在朝为官，留心时务，直言敢谏，颇有贤声；中年出任江苏学政，以经术造士，提倡多读有用之书，成就人才甚多；在湘主讲书院，一以在苏教士之法。甲午中国战败，他痛感国家贫弱、民生艰难，颇思强国富民之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联合张祖同、熊希龄等人，创立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先后筹办火柴公司、内河行轮、发电厂等实业，积极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了培养通晓制造的人材，又领衔请开时务学堂，后又率先在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从而成为早期湖南新政的参与者，在湖南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倡导和推进作用。然而戊戌年间，却因反对康、梁学说而饱受非议，长期被人们视为破坏湖南维新的“顽固派”、“劣绅”。庚子事变后，他又呈请兴办工艺学堂，倡导学习近代西方科技和工艺。后又参与反对英商在长沙开栈贸易、废除粤汉铁路美约等活动，为维护省城安全、收回地方利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学术上，他门庭广大、博涉多通，经、史、诸子、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因此有人将他和阮元、钱大听、王引之、姚鼐等人相提并论，称他为经学家、史学家、诸子学家和文学家。当时也有人将他与王夫之、王文清和王闿运等人一起，并称“湘中四王”。他诗宗杜甫、苏轼，自成格调，时人或将他与闿运骈列，并称“二王”，叶德辉更是称其诗品“在湘绮之上”。（《虚受堂诗存•后序》）他毕生致力于古籍的校勘、整理和当代文献的搜集编纂工作，经他整理、校勘和刻印的文献多达五十余种，三千二百多卷。所刻印的书籍，大多搜采详备，校勘精审，刻印精良，为晚清刻印之冠，刘锦藻称“维持文献之功，阮元而后当推先谦矣。”（《清朝续文献通考》）但是，批评者或讥其“小学弗深”、“《经解》滥收”，或讽以“自为发明者少”、“非著书，乃抄书”等等，又对其评价甚低。对于这样一个学术影响甚巨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很有必要对他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作出准确的判断，求得公允的结论。虽然他编有《自定年谱》，但该谱对他自己经历的许多事情作了取舍，一些事件或失于收录，或叙述不详，或回忆有误，甚至有意无意地歪曲和隐瞒了一些重要活动。因此，撰写一部新的以其学术为侧重点的年谱，是一件颇有意义的工作。

　　学界对王先谦的研究，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大致可分两个阶段：民国年间，《清史稿•儒林传》有王先谦传，简要概述了他的生平学术，重点谈到他的上书言事，如谏防言路流弊、参揭招商局舞弊、请罢三海工程、弹劾太监李莲英，以及在江苏学政任内和回湘后培养众多人才等情况，并列举了他的部分著作。徐世昌《清儒学案》有《葵园学案》，把王先谦视为有全国性影响的学者，高度评价道：“同光以还，词曹著述之富，陶冶之宏，称葵园无异词。其督教勤恳，士类至今仍乐道之。虽晚遭奇谤，顣颔以终，而直节垂声，遗书传世，足动高山之仰，匪止湘学之光焉。”李肖聃《湘学略》有《葵园学略》，专从湖湘学派的角度总结了他的学术成就。此外，吴庆坻作有《王葵园先生墓志铭》，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等均有王先谦传。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都有一个特点，即基本上都是浮光掠影式的个案研究，多为泛泛而论，未能深入和客观地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和政治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王先谦又因被视为政治保守人物而受到批判，所以对其研究很少，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文化热持续升温，作为晚清学术大家的王先谦逐渐进入海内外学者的视野。学界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并开始将其放入时代大环境中加以考察和对比，研究渐趋细致深入。

　　这一时期对王先谦的研究，首先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并且是伴随着对戊戌变法史的研究而进行的。史学界最初把他作为维新时期的顽固派来对待，对其自身思想深层次的东西探讨较少。较有代表性的是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该书围绕戊戌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叙述了王先谦戊戌前后的表现及思想状况，断定“王先谦、叶德辉、苏舆，湖南顽固派之魁首。”其后，以《剑桥中国晚清史》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却肯定了王先谦在维新期间的积极表现，将他定性为湖南维新集团中的“温和保守派”，为重新认识王先谦提供了新的思路。近些年来，大陆学者也开始从不同方面入手，对王先谦进行重新认识。如董剑平从文化心态的角度进行剖析，指出在维新初期，“王先谦是一位倾心相助的活跃人物，他推广时务报，筹建时务学堂，赞成成立南学会和创办湘报，同时创建各类新式企业”，且“赞成废除八股取士，改革科举制度。”认为他后来激烈反对维新派，原因在于维新派的民权平等之说，蔑视了他深层文化心理中的儒家经典所确定的纲常伦理的权威；蔡乐苏等人则将王先谦列入界于激进维新派和顽固守旧派之间的中间势力，认为“象王先谦、张祖同等一批失意人士逐渐融入守旧派行列”，注意到了王先谦在维新期间态度的变化过程，从人事、权力之争入手，分析了他由参与支持维新到走向对立面的原因。邱涛《1895—1899年王先谦行年事迹考辨》，通过认真梳理了这一时段的史料，对王先谦在这一时段的表现进行了考察，认为其既不属于“顽固派”，也不属于“洋务派”或“维新派”，而是带有明显实用性特征的“绅商”。此外，吴荣政对王先谦的一生作纵向的全方位的考察，认为“他政治上可以肯定的是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同时也指出其爱国思想的局限性，即“始终停留在封建的水平上”。这些研究，剖析了王先谦反对维新派的深层次原因，显得更有层次感，对其定位更加准确明晰。

　　当代对王先谦学术上的研究评价，以张舜徽先生为较早。他在《清儒学记》一书中，认为“先谦功力，终在文辞，朴学非其所长”，对其所编撰群书，除了《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续古文辞类纂》稍加肯定外，指出“其它虽多，自可不作。徒以贪多务博，很想掩有众长，而力不足以相副，论者惜之。”但另一方面，又肯定王先谦治学“门庭广大，博洽多通，根柢雄厚，实非泛泛涉猎者比。观其《文集》中所载诸家叙录，于学术源流，经说得失，辨析至明，知其了然于治学门径，谆谆以劝学为亟，对于湖湘后劲，尤有拥彗清道之功，自是清末一大学者，影响至为深远。”几乎同时，梅季先生也撰有文章，肯定王先谦的学术成就，将其学术思想概括为汉宋同途、古今共辙、诸子并蓄、中西兼容，将考据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学融为一体，推崇其“在清末能戛戛独造，成为一代杰出学人。”其后，吴荣政的《王先谦的治学风貌》又对其学术方法和成就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指出契而不舍、虚心请教、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使他最终成为一代著述名家。

　　总体上讲，近年来对王先谦的研究再次出现升温的趋势，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还有不少学者从他的书院教育思想、汉学研究与文化传播、他的洋务思想，以及他在湖南近代化过程中的表现与作用等方面入手进行论述，也有学者开始对他的著述进行具体个别的研究和评价，如张启成、桂遵义、马固刚等人分别对《诗三家义集疏》、《日本源流考》、《汉书补注》等书的研究。可以说，对王先谦的研究，基本上已经涉及到各个方面。

　　但是，目前的这些研究还远远不够。正如孙玉敏《王先谦研究综述》一文中指出：“对他一生的政治主张及思想缺乏总的研究和把握，尤其是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缺乏认真解读和深入研究。可以说，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王先谦的研究还存在着零碎化、表层化的倾向。”而且，现有的著述中，也少有人注意从王先谦的学术渊源、学术思想上对他进行分析和把握。如果我们关注一下他的成长历程，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受的教育影响来探寻他的思想本源，不少问题或许可以迎刃而解。

　　晚清的湖湘学界，“上推周敦颐、王夫之两贤以端其趣”、“所贵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用之则辅世长民，不用则致知穷理”（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形成了以“理学”和“事功”为主要特点的学术风尚。王先谦出生在一个破落的读书人家，其父王锡光，诗文造诣颇深，对子女教育十分严格。先谦四岁入家塾，由父教兄传。他自言“于诗稍窥门径，皆府君教也。”王锡光编有《诗义标准》，目的是“聊示儿辈，俾知诗之为道与立身相表里，为之者皆有扶世翼教之责，毋徒以风云月露、模山范水为观美也。”（《自定年谱》）在这种社会环境的濡染和家庭教育的熏陶下，王先谦继承了湖湘学派的理学思想和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学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治心”、“养气”为核心的修身方法。他把“治心”作为立身之本，认为“学为人，自治心始”、“论说万端，而皆以正心为兢兢。”（《重刊儒门法语序》）他非常重视“养气”，即培养雄正之气，把“气”置于比“才”更为重要的地位。他说：“用在才，而所以可用者在气。若居上者弗为振作，官与兵民皆有颓废涣散之势。气不举，而才亦随以消亡矣。”（《条陈洋务事宜疏》）他认为朝政日渐衰败，原因在于“无精微之义、峻厉之气行其间。”（《与吴筱轩军门》）第二，推崇“礼”、“仁”的治世思想。他主张用“礼”来规范个人言行和维护社会秩序。他说：“非礼不动，以为修身之基。”（《中庸章句质疑序》）同时，他希望统治者对百姓要“仁”，然后再次之以“法”。其《东华录序》说：“天以佑民为心，君以体天为国，此理千古不易”，“为治之道，岂有他哉？仁，为百姓留其有馀，虽万厚不以为嫌；法，为天下制其泰过，即一疏有所不可。惟在人主谨持魁柄，因事调剂，以适其宜，斯为可大可久之业。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之谓也。”他一生忧国忧民，但皆以忠爱君国为前提，便是他这一思想的体现。第三，反对空谈，提倡务实的办事作风。光绪初，朝廷诏令臣工建言，一时崇尚清议，朋党之风渐兴，且多杂虚言浮论。王先谦便上《言路宜防流弊折》，指斥其中弊端，因此备受同僚的攻击。他在《复某书》中说：“方今通弊，在虚词多而实际少”，“近日士大夫多不读书，乃至奏牍陈词，亦皆肆口乱道。”他反对维新派，也因不满“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复毕永年》）

　　王先谦的这些思想，始终渗透和贯穿于他一生的治学行事之中。他虽然没有同乡曾国藩、胡林翼那样显赫的高位和事功，但作为一名学者，他继承了湖湘学派的“务实”学风，用另一种形式来实践着“经世致用”的理想。他中式以后，先后供职国史、功臣、实录等馆。他上疏说：“臣备员词曹，编摩史馆，亦颇究心当世之务。”（《自定年谱》）他把整理文献、为统治者备考掌故、以便从中借鉴前人治国方略，作为史臣的责任。他说：“记载阙略，听睹茫昧，靡以宣上德、抒下情，匪他人，实为史臣责。”（《乾隆朝东华续录跋》）因此，他有编撰《东华录》及《东华续录》、纂修《穆宗毅皇帝圣训》等举。升任翰林院侍讲、侍读以后，作为讲官，他又以为“人臣在上位者，以尽职为忠；在下位者，以尽言为忠。”（《条陈洋务事宜疏》）先后上疏直陈言路流弊、抨击轮船招商局道员的腐败、请罢三海工程等，不惧得罪朝臣和西太后，表现出直言敢谏的无畏精神。同时，先谦也颇为留心时事。他上疏条陈洋务事宜、力主在对俄国外交中维护国家权益，表现出了一定的远见卓识，曾纪泽称赞他“以卓越之识，于时事得失，潜探然究者，亦既有年，又早读秘书，深习国朝掌故，有以明乎因革损益之源，故能独见其大，不为时论所移。”（《葵园述略•名贤来札选钞》）一任国子监祭酒，他立即筹措经费、广征书籍，扩大太学规模；简放江苏学政，又以兴办文教、勖励后学、造就人才为己任。他说：“育才莫先劝学，博古尤贵通今。士人读书，经史百家，皆应究心，然必练习掌故，储为经济，斯称有用之学。”（《请颁〈列圣御制诗文集、圣训〉折》）任满回湘，在湘主讲书院，一如在苏教士之法，培养人才甚多。由此可见，不管作什么事情，他时时持一种踏实的态度，处处寓经世致用之意。

　　然而，王先谦毕竟是那个时代和环境产物的官吏和学者，而且他少年早达，对他的“主子”深怀眷知感遇之情。这表现为他的思想中，既有忧国忧民、求真务实的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感激君恩、愚忠满清王朝的消极落后的_面。当维新派的激进言论危及清王朝的统治、冲击传统纲常伦理的时候，他起来加以反对，实在是必然的事情。从两个方面来看，就会知道，他从支持维新派人士到走向对立面，其实他的思想并没有改变。他说自己“先后一人，并无两样面孔、两样心肠”（《复吴生学兢书》），确实如此。抓住这一点，他的许多看似矛盾的行为其实并不冲突。仅仅简单地将其归入“洋务派”或者“维新派”，或者将其看成“投机者”，在许多地方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本谱在王先谦《自定年谱》的基础上，以他的《文集》、《诗存》和《书札》为资料主要来源和依据，参考《清史稿》、《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等史料，广采其同时代人物的年谱、日记、书札、诗文集等资料中的相关记载，共得资料数百条。对《自定年谱》未录的予以增入，简略的加以补充，冗余的进行删减，讹误的试图纠正，难以定夺的则兼收并存。力图通过本谱，全面真实地反映出他的学术渊源、思想、交游、成就，以及他在政治方面的活动情况，从而能对他有更详尽更全面的认识，得出更为准确的评论。本谱所增补资料主要凸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平事迹与交游。王先谦平生所作文序、墓碑甚多，诗作中也纪事很多，颇能反映其生平行迹，兹分别散入每年之下。例如，他一度打算走军功之路，但因无人引荐而辞归，由《将之永州，赠李春藻慎堂》等诗可见。再度从军，又因建言主帅不听而战败，遂辞归，见《别华彬》等诗。他一任国子监祭酒，即刊刻《国朝诗律诗钞》、《馆课诗存》，次年又筹措太学经费，广征书籍，这些均不见《自定年谱》而可由其著述考见。他于光绪五年奏《条陈洋务事宜疏》、《请令各省清查田地、劝开荒疏》、六年奏《长江水师请饬彭玉麟酌度折》，等等，皆为据《光绪朝东华录》等史料增入。

　　王先谦起初对笺注之学不甚重视，从同治元年《述怀三首》等诗可知。后从周寿昌治学，开始重视笺注之学，治学取向的转变，有同治七年《自庵丈喜予到京有作，次韵》、《赠曹镜初》等诗为证。回湘后与郭嵩焘交游论学，受其影响也很大，也可由先谦的诗文得知。他与缪荃孙、萧穆、李慈铭等人长期交往，学术上互惠甚多：他补注《汉书》、续编《东华录》、刊刻《天禄琳琅书目》等，皆请缪荃孙代为借书购书、阅校审定；他也代缪荃孙校《书录解题》等书相报。他编纂《续古文辞类纂》，以及后来在思贤书局刻书，得萧穆之力甚多；刊刻《皇清经解续编》，李慈铭曾审阅并开列需增减书目，等等，都可以从这些人的《日记》和来往《书札》考见而录入本谱。

　　二、学术思想。先谦所作书序甚多，其中很多地方都反映出他的学术思想，如《重修〈泰兴县志〉序》、《重刊〈新安志〉序》中体现了他的方志思想。他的《〈今文尚书考证〉序》、《〈大学章句质疑〉序》、《重刊〈儒门法语〉序》中可见其经学观点、理学思想；他在《〈水经注要删正续编〉序》中论述了“水地之学，莫要于考古，而非亲历不为功”的地理学思想。先谦祖上“代为名族，而谱帙阙略，不言其世系支派”，所以他自述家世时“不敢据以为信，谨述自迁祖始”；他在《与朵生书》批评叙述家世时“种种杜撰，殊为不经”的做法，由此可见他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他代缪荃孙信校姚氏《皇朝赐号考序例》，直言该书“意在骋博，而穷大失居矣。”《与某君》信中对其学术看法也坦言“不敢附和”，由此可见他率直的学术批评态度。这类材料，本谱不敢遗而不录。

　　三、政治活动与思想。王先谦在戊戌前后的活动是研究他政治思想的关键，但《自定年谱》对此却记载甚为简略。由其光绪二十一年与缪荃孙函，可知他支持内河行轮，但为“无识绅士从中把持”。他创办宝善成制造公司，兴办火柴公司、发电厂等近代实业，请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等人，购阅《时务报》，在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等等，《自定年谱》皆未曾提及。他与维新派的交恶，《自定年谱》也是一笔带过。本谱参考其本人及他人的书信、奏折、年谱等，补充了这方面的资料。光绪三十四年，清廷下发宪政编查馆章程各折件，他致信岑春蓂，反对宪法、自治，称“所宜亟谋者，利民之实政耳”，“宪法自治之举，诚非预筹补救之策。”（《复岑中丞》）可见他在政治上一贯性的保守主张。此类言行，本谱皆择要录入。

　　四、时人对其评价。光绪元年，王先谦曾反对改科举、废制艺，似乎是科举制度的顽固维护者。但实际上，他取士并非“徒拘泥文句”。同治十三年他充会试同考官，曾力荐缪荃孙、李慈铭、朱一新、赵铭等人未售，可见先谦识人眼力和人才取向。由曾国荃《三植堂序》、《郭嵩焘日记》等记载，可知先谦当时在京师已颇有声名。《翁同和日记》光绪八年四月也称“益吾长于经学，人开张，可用才也。”此类记载有助于对先谦的认识，本谱也搜采补入。

　　此外，在材料的考证与处理上，本谱主要做法如下：

　　一、以其他史料考正先谦著述中的不详或者错误之处。如《自定年谱》光绪十一年，记载先谦代友人拟《请饬会孥直东豫三省交界盗贼折》。据《清实录》，可知此友人指御史吴协中。又如《自定年谱》光绪三十二年记载：“会城居久，酬应纷杂，葺东乡凉塘庄屋。五月移寓。”而本年六月初六日余肇康致瞿鸿禨函有云：“至于湘中铁路，论说纷歧，政出多门，渐成水火。王、张、叶既互相反对，商会又旗帜别开，（不相过问，尤与祭酒水火。）”可知先谦避居乡下的真实原因。又如宣统三年《再答》诗自注云：“咸丰辛亥，粤寇围长沙，余甫十岁。”而实际上，据《清史稿》记载，太平军围攻长沙在咸丰二年壬子，可知先谦此处回忆有误。而光绪二年四月他与缪荃孙的函中云“忆咸丰壬子，粤匪围长沙。”时间不误。

　　二、间或是正其它著述记载之误。如先谦论古文有云“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可见其对曾国藩的仰慕之心。然而他初学古文之时，既未师从曾国藩，也不见他取法曾国藩的证据。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王先谦》云：“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初学为古文辞，师曾文正。”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王先谦》亦云：“初学为古文词，法曾国藩。”二人皆云先谦初学古文，师法文正，其实并不如此。又如人们多以为先谦是反对湖南维新派的“罪魁祸首”，实际上，通过史料排列和爬梳后可以发现，其实先谦未曾公开反对过南学会，他对时务学堂的攻击也在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之后。因此他并非发起人，而且他是在湖南维新运动陷入低谷后才成为“魁首”。此前，他不仅遭受维新人士的非难，也受到守旧人士的指责。可惜许多学者为了证明他是顽固守旧派，甚至将其后来的言行作为他早就反对维新的证据，或者将不是他做的事情强加到他头上。

　　三、遇到对王先谦有不同评价时，本谱兼采并存，俾阅者定夺。如《古文辞类纂》一书，除了补入其“隐驳张之洞《书目答问》分阳湖、桐城及不分宗派古文之说”一条资料外，还补入对该书的不同评价。如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王先谦》云：“古文则以桐城、阳湖自封，盖惑俗论也。”而谭献光绪十年十月六日日记写道：“购得王翰林先谦选刻《续古文辞类纂》。意主桐城，去取颇矜慎也。”十月廿一日又云：“阅《续类纂》毕，主张楚才，矜诩太甚。又如《续皇清经解》一书，《叶郋园事略》云：“长沙王葵园阁学先谦一见盛称之，言：‘吾在江苏学政任内，成《全清经解续编》千馀卷。感触吾湘经学之陋，当编辑时，仅得船山诸书及魏默深之《书（古微）》、《诗古微》二种，犹未纯粹。乃以曾文正公读书日记，析其读经笔记，杂凑一家。生存人如胡元玉、胡元仪所著书亦录入，盖不得已也。’”费行简冈此讥讽“《经解》滥收”，而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仍肯定其“虽不如文达之精萃，而有清一代经师经说每赖以传。”遇到这些见仁见智的情况，便并备众说。

　　当然，限于本人水平有限，其中错误亦复不少，且时间有限，许多材料尚未能见到而不及采入，还有待进一步搜集和充实。

　　一、家世传略

　　王氏迁楚始祖王霑，字子泉，明代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上元县朱家巷人。正德年间进士，官国子监，出任岳州府（今湖南岳阳市）通判。任满乞休，游湖湘间，遂迁徙谭州（今湖南长沙），宅居城北福善坊侧。

　　《葵园自定年谱》（下简称《年谱》）：“先谦始祖讳霑，江南上元人，明正德间进士，官岳州府通判。徙长沙，为县人。”

　　《虚受堂文集》（下简称《文集》）卷八《始祖子泉公传》记载了江东王氏迁楚的经过：“王氏世居江东，迁楚者，始子泉公。其先自东晋以功名显，代为名族，而谱帙阙略，不言其世系支派，不敢据以为信，谨述自迁祖始。公讳霑，子泉其字，江宁府上元县朱家巷人，明正德年间进士，官国子监，出判湖南岳州府。明敏仁恕，决狱多平反，吏民颂之。任满将迁，乞休，游湖湘间。公既澹荣利，又嫉江南习尚豪奢，占数长沙，居城北福善坊侧。”

　　子泉公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卒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年六十。配吴氏。子举。

　　《文集》卷十四《支谱述赞》：“始祖子泉公，明正德进士，岳州府通判，嘉靖四十年卒”。

　　《始祖子泉公传》：“将卒，遗命子举曰：‘自严氏父子专政，杨、沈辈以身殉，去岁又杖戍吴时来等。祖宗培植善类，一败于靖难，再坏于议礼，今滋甚矣！未有士气不振而国脉永久者。人之云亡，邦国殓瘁，斯郭林宗痛哭之秋也。汝慎毋为官！’举涕泣受教。年六十。妣吴氏。”

　　按，《支谱述赞》言子泉公卒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子泉公传》又言其卒年六十，则推知其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

　　二世祖王举，字棣宇。

　　《支谱述赞》：“二世祖棣宇公，明嘉靖举人。”

　　三世祖字素斋。子三：应鸣、应泰、行之。

　　《支谱述赞》：“三世祖素斋公，明府学廪生，三子：应鸣，府学廪生；应泰及子闇仲，皆县学附生，二家后裔因吴三桂之乱，逃往他方，不知所终。”

　　四世祖字行之。卒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配邓氏。

　　《支谱述赞》：“四世祖行之公，生明万历间，卒国朝康熙十六年。”按，据《文集》卷八《五世祖若水公传》，行之公子五：三子敬庵；五子慎修，字若水，少颖悟好学，补县学生，年六十五，无疾而终，妣邓氏。其余三子不详。

　　五世祖字敬庵。明崇祯二年（1629年）生，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卒。

　　《支谱述赞》：“五世祖敬庵公，县学生，生明崇祯二年，卒国朝康熙十九年。”

　　六世祖字鉴右。配魏氏。

　　《支谱述赞》：“六世祖鉴右公，县学生，妣魏氏，寿九十一。”

　　七世祖字再周。配毛氏。

　　《支谱述赞》：“七世祖再周公，县学生，妣毛氏，寿九十二。子五。”

　　八世祖即太高祖王振玺，字玉符。

　　《支谱述赞》：“八世祖玉符公，乾隆戊午举人，乙丑明通进士”。

　　《年谱》：“八传至玉符公，讳振玺，乾隆乙丑明通进士、澧州学政，是为太高祖”。

　　高祖王章，字龙溪。

　　《年谱》：“乾隆丁酉拔贡，历任通道安乡教谕龙溪公讳章，是为高祖”。

　　曾祖王声扬，字名园。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生，道光八年（1828年）卒。元配左氏，继配陈氏。

　　《年谱》：“县学生名园公，讳声扬，是为曾祖。”

　　《文集》卷十三《向家冲先墓记》：“先曾祖考名园公，姓王氏，讳声扬，长沙县学生。生乾隆二十四年乙卯四月初十日申时，卒道光八年戊子六月十五日子时，年七十，诰赠荣禄大夫；先曾祖妣左氏，生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正月二十二日申时，卒五十五年庚戍九月初九日申时，年三十三，诰赠太夫人”。

　　《文集》卷十六《鲍太夫人年谱》：“自先曾祖终年授徒，裁足自给。……（道光）十三年，先曾祖母陈太孺人卒。”

　　祖父王远松，字峻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生，道光十二年（1832年）卒。配曾氏。子三：长子用光，字虎臣，配郭氏：次子近光，字直清，配唐氏；幼子锡光，字载之。

　　《年谱》：“县学生峻斋公，讳远松，是为祖父。……峻斋公子三：大伯父虎臣公，讳用光；二伯父直清公，讳近光；府君载之公，讳锡光。”

　　《向家冲先墓记》：“先祖妣曾氏，生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月二十五日辰时，卒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五月二十四日亥时，年六十七，诰赠太夫人。”

　　《鲍太夫人年谱》：“（道光六年），府君兄弟三人，大伯父虎臣公娶伯母郭太宜人，二伯父直清公娶伯母唐太宜人，俱已来归。……（十二年），先祖峻斋公卒。（县学生，以善书名。卒年五十。）……先祖不善治生，施予无遂，家益窘，卒时罄田宅不足偿。逋大伯父性迂谨，二伯父略不关家事，各携伯母依归翁居。自是，家事毕集于府君，四壁萧然，惟恃笔耕糊口，艰瘁难罄述。”按，既言峻斋公卒于道光十二年，自注又云卒年五十，则推知其生于乾隆四十八年。

　　父王锡光，字载之，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外祖鲍敦富，字善夫，先籍安徽徽州，徙湖南长沙府善化县。母鲍氏，生嘉庆十三年（1808年），六岁由善夫公延师课读，十岁已能通诗书大谊。

　　《鲍太夫人年谱》：“先太夫人姓鲍氏，湖南长沙府善化县人。先外祖貤封朝议大夫、太学生讳敦富，字善夫。公女籍徽州，徙湖南。太夫人生嘉庆十三年戊辰六月十九日酉时。……十五年庚午，先府君载之公生。……二十二年丁丑，十岁。自六岁后，先外祖为延师课读，已能诵诗书，通大谊。……二十五年庚辰，十三岁。是年，先外祖母熊恭人卒，太夫人无兄弟姐妹，措置家务，整肃有法，侍奉先外祖，曲得欢心，先外祖深爱之。先祖峻斋公夙与先外祖为莫逆交，稔知太夫人贤，为府君求婚，因许聘焉。……（道光）六年丙午，十九岁。归府君。”

　　按，此处言太夫人“生于六月十九日”，《文集》卷十三《仙人市先墓记》云“生于五月初一日酉时。”

　　载之公子四女四，皆鲍氏出：长子先和，字会庭，配吴氏；次子先惠，字敬吾，配杨氏；三子即先谦；幼子先恭，字礼吾，配张氏。长女、三女及幼女俱早殇，二女适善化龚运舫。

　　《年谱》：“载之公子四女四，皆母鲍太夫人出。道光九年乙丑，生大兄会庭公，讳先和；十一年辛卯，生大女兄，八阅月殇；十三年葵巳，生二女兄；十五年乙未，生三女兄，逾月殇，十七年丁酉，生次兄敬吾公，讳先惠。”按，关于先谦三姊生卒时间，《鲍太夫人年谱》云：“（道光）十六年丙申，三姊生，三月殇。”

　　《向家冲先墓记》：“先兄会庭公讳先和，生道光九年己丑五月初二日丑时，卒咸丰三年癸丑六月二十九日酉时，年二十五，貤赠通奉大夫；先嫂吴氏，生道光十二年壬辰七月二十三日寅时，卒光绪元年乙亥五月二十一日酉时，年四十四，旌表节孝，貤赠夫人。”

　　《文集》卷十三《仙人市先墓记》：“先兄敬吾公讳先惠，县学廪生，生道光十七年丁酉十二月二十七日丑时，卒咸丰七年丁巳八月二十四日酉时，年二十一，貤赠通奉大夫；亡弟礼吾讳先恭，县学生，分省补用知府，生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十一月初九日卯时，卒同治十年辛未三月二十九日午时，年二十三，诰授中宪大夫；亡室张氏，生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时，卒同治元年壬戌十月十二日寅时，年二十二，诰封夫人；周氏，生道光二十三年癸卵五月二十二日亥时，卒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七日辰时，年二十四，诰封夫人；弟妻张氏，生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八月初七日丑时，卒同治十年辛未五月二十一日卯时，年二十四，诰封恭人。”

　　王先谦字益吾，亦作逸吾、一梧，晚号葵园，为江东迁楚王氏第十三代。配张氏，继配周氏、李氏，侧室宋氏、毛氏。李氏生子二：荣祖、寿祖，早殇。嗣子二：兴祖（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承继再从弟先泰次子祖坤），配李氏；祖陶（宣统二年承继族弟先博之子）。毛氏生子祖恩。女六：娱祖、顺祖、慧祖、昭祖，李氏出；大贞，毛氏出；二贞，宋氏出，并殇。

　　二、正谱

　　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  一岁

　　七月初一日（8月6日），生于湖南省会长沙。

　　《年谱》：“七月初一日子时，先谦生。先是道光十二年，峻斋公卒。十五年，大伯父虎臣公卒。家事惟府君独任，生计艰难，每岁授徒奉祖母，虽日食不继，而家有馀欢。生先谦时，寓省城营盘街。”

　　按，关于虎臣公卒年，《鲍太夫人年谱》云卒于道光十六年丙申。

　　本年，伯兄先和十四岁，二姊十岁，仲兄先惠六岁。

　　《文集》卷八《先伯兄会庭府君行状》：“先大夫生兄七年，大伯父没，遗命后。兄方四五岁时，吾母授字盈数。就外传，舍业嬉者数年，先大夫课之，已都荒其学。乃键户日夜督责，背书偶误，以纸斜签其字。至再，计点画倍笞之，血痕常满裤。吾母为缓颊，先大夫怒曰：‘吾以贫甚废学，儿学更不成，何以对先人？儿弟又长，无师，谁教者？王氏之泽将自此斩耶？’……兄性颇钝，由此研精覃思，学日进，八年而大成。……乃命赴县试，得前列。……兄长身玉立，头角崭然，见者皆许为大器。性淡于荣利，然以先大夫教诲之切，期望之奢，常惧不一搏科名为堂上戚，课试不得高等，夜卧以足击榻上，震震作响。呓语叹诧，声彻四壁。读益勤苦，遂得便血，疾迄不愈。”

　　按，伯兄会庭公过继给大伯母，在道光十七年。《鲍太夫人年谱》：“道光十七年丁酉，仲兄先惠生。……大伯父卒，府君屡迎大伯母同居，至是始归，府君以伯兄为大伯父后。”

　　本年，陈乔枞《齐诗遗说考》四卷成。魏源《圣武记》十四卷成。

　　本年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是为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  二岁

　　三月，曾患天花。

　　《年谱》：“甫八月，患痘濒危，母鲍太夫人备极艰劬，遇救得活。”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年）  三岁

　　本年，仲兄先惠从伯兄先和读。父载之公迎二伯父直清公归。

　　《文集》卷十六《鲍太夫人年谱》：“府君自课伯兄数年，至是，学成，命授仲兄读。二伯父妇家饶赀中落，至是，府君并迎归同居。”

　　《文集》卷八《先仲兄敬吾公行状》：“方吾母妊兄，家贫甚，冬月常着夏布中衣，故兄生而荏弱。四龄，不能步。稍长，口吃。性内慧，观书若不求甚解，而默识功最多。赠君命从先伯兄读，一日，读不即熟，赠君乱挞之。伯兄跪抱之泣，赠君怒，并挞伯兄，唾曰：‘护而弟挞，他日当奈何？’伯兄曰：‘限儿五年授弟读，不以成立者，请受挞如今日。’既乃试为论事之文、古近体试律诗，各成章，以呈赠君。赠君抚其颈，喜极泪坠，曰：‘几失吾子。’自赠君督诸儿急，不听出游妄交，虽伯兄往来者，必从里日密询，其文行不可，则伺其来，自出谢之曰：‘毋溷我儿。’以故先谦等年十四五，不识街巷东西，非年节不得过亲戚家。”

　　本年八月九日（9月20日），缪荃孙生。

　　缪荃孙《艺风老人自订年谱》：“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八月九日癸卯亥时，荃孙生于江阴申港镇祖居西巷。”

　　《江阴县续志》：“缪荃孙字炎之，号筱珊，晚榜所居堂曰‘艺风’，世称为‘艺风先生’。”

　　本年九月十八日（10月29日），郭庆藩生。

　　《文集》卷十《二品顶戴江苏候补道郭君墓志铭》：“君讳庆藩，元名立埙，字孟纯，子瀞其自号。湘阴郭氏。……生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  四岁

　　始入家塾，从伯兄先和学。六月，四妹生，数日即殇。

　　《年谱》：“是年六月，四女弟生，数日殇。先谦始入家塾，从大兄会庭公学。”《文集》卷八《先伯兄会庭府君行状》：“教仲兄、先谦，诱掖奖劝无不至，每日温经书，令复解，明日又取解者，随所指辨诘之，反复通贯，无遗义乃已。闲则令默记故事，日必足十。比夜，前仲兄侍坐，讲《通鉴》，立先谦于侧。岁为常，故先谦未学为文，而习史事已颇多。”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年）  五岁

　　从伯兄先和学。

　　《鲍太夫人年谱》：“二十六年丙午，……府君命伯兄授不孝读。”

　　本年十一月五日（12月22日），朱一新生。

　　《清史稿》卷四五二《朱一新传》：“朱一新，字蓉生，浙江义务人。乡举对策，语触时忌，主司李文田特拔之，入赀为内阁中书。光绪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湖北乡试。十一年转御史。降主事，乞终养，归。”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  六岁

　　由父载之公命名先谦，字益吾。

　　《年谱》：“学为诗文。是岁，府君命名曰先谦，字曰益吾。”

　　按，《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盖先谦名字之来源。

　　本年始学为诗文，载之公教以杜、苏诗为宗。

　　宣统三年《〈诗义标准〉序》：“（府君）每论学首称诗，必以杜、苏为宗。言二人之诗，匪特文词美也，其胸中皆别有主宰。读杜诗，当观其能穷处；读苏诗，当观其由达而能穷处。然后知为诗，知为人。抽思乎风月之场，飞文于山水之域，非其诗之精者也。平日不多作诗，而课子则津津言之，以为发挥性情，驰骋文翰，莫先斯学。故先谦家当日蓄书无多，而儿时即知有杜、苏集。拈毫弄墨，权舆于兹矣。”（《年谱》）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  七岁

　　五月，祖母曾太夫人卒。

　　《年谱》：“是岁五月，祖母曾太夫人卒。”

　　按，《鲍太夫人年谱》亦云：“（道光二十八年），先祖母曾太夫人卒。”惟《向家冲先墓记》云：“先祖妣曾氏，生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月二十五日辰时，卒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五月二十四日亥时，年六十七。”

　　本年，孙诒让、黄遵宪生。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  八岁

　　本年十一月初九日（12月22日），季弟先恭生。先恭，字礼吾。

　　《文集》卷八《季弟礼吾行状》：“生于十一月初九日。”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年）  九岁

　　仍从伯兄先和读。

　　本年，先谦已与李谟相识。李谟，字禹臣，湖南善化人。

　　咸丰十一年辛酉《与禹臣话旧书感四十韵》诗云：“往在先皇末，曾同故里居。有兄能负笈，与子共攻书。”（《诗存》卷一）

　　按，既言相识在先皇末，则二人相识，至迟在本年。

　　本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

　　文宗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  十岁

　　本年，先谦文始完篇。自乙巳始，迄今七载，皆伯兄先和授读。（《年谱》）

　　十月，大嫂吴宜人来归。（《年谱》）吴氏，湘阴人，时年二十岁。（《文集》卷十三《向家冲先墓记》）

　　先谦识吴光尧、刘冕，当在此时或稍后。

　　按，吴光尧，字萱阶，先谦大嫂吴氏弟。刘冕乃光尧二姊夫。《文集》卷十一《嫂吴宜人墓志铭》：“嫂吴氏，籍湘阴，女弟适善化县学生刘冕，……弟光尧。”《文集》卷十二《刘秉斋墓表》：“君讳冕，字星翥，秉斋其自号。……其妻，萱阶仲姊也。”

　　本年八月，洪秀全起义军攻占永安（今广西蒙山县），建号太平天国。

　　《虚受堂诗存》（下简称《诗存》）宣统三年《再答》诗云：“微生随分有君臣，扰扰寰区剧苦辛。谁料儿童惊战伐，白头还作离乱人。”诗末自注云：“咸丰辛亥，粤寇围长沙，余甫十岁。”按，据《清史稿•洪秀全传》，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攻占全州城、进逼湖南。七月，萧朝贵始率部攻长沙。十月，太平军攻打长沙城八十一日不克，撤围。先谦云本年太平军围长沙，盖回忆有误。

　　十二月初三日（1852年1月23日），敬安生。

　　裘毓麟《清代轶闻》卷九《方外纪•寄禅和尚行述》：“师讳敬安，字寄禅，本湖南湘潭黄氏子，父日宣杏。母胡太君梦兰而生师，时前清咸丰元年十二月三日也。方髫龄时，即屏弃腥味，随母拜月，喜谈论佛事。七岁丧母，十二岁丧父。师方就塾师受《论语》，未卒业。……同治七年春，驱牛出郊，见篱间白桃花为风雨摧落，感而大哭，遂投湘阴法华寺，从东林师祝发，时师年十八。未几，从南岳祝圣寺，从贤楷律师受具足戒。闻岐山恒志和尚倡教外别传之旨，冒雪往参。……又以笠云圃学行超妙，亦以师礼之。东游，住宁波最久，光绪十年，师年三十有四，始还湘中，历主衡阳、罗汉、恒山、上封、大善、宁乡、沩山、长沙、神鼎、上林各寺。……师诗名满海内，当代耆硕通人，如郭伯琛、彭雪琴、王壬秋、王益吾、樊樊山、陈伯严、郑苏龛、易哭庵、俞恪士、喻良麓，皆与交最挚，唱和独多。”

　　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  十一岁

　　是岁，从县学生闵振瀚学。振瀚字浩斋，乃先谦伯兄先和好友。

　　《文集》卷十《闵浩斋先生墓志铭》：“先生姓闵氏，讳振瀚，字浩斋，湖南长沙人。其上世籍湖北江夏。……先生与先长兄交久，先大夫深敬之，命次兄及先谦从游，曰：‘余令尔等事闵先生，不惟其文，乃至其行可法也。’先生门人日益众，然爱先谦及左孝威特异。孝威，左公长子，弱冠举于乡，旋卒。……一日，同侍先生饮，先生酒酣，顾笑曰：‘吾百年后，先谦当作墓志，孝威书之’。”

　　本年，二伯母唐太宜人卒。

　　《文集》卷十六《鲍太夫人年谱》：“是年，二伯母唐太宜人卒。二伯母同居数年，以太夫人相待之厚，临终时向家人称述，流涕不止。府君命以季弟为二伯父后。”

　　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  十二岁

　　二月，二姊适候选知县善化龚运防。

　　五月，为避乱，全家移居北乡涝塘河。六月二十九日（8月3日），伯兄先和卒，年二十五岁，葬于涝塘河。

　　《文集》卷十六《鲍太夫人年谱》：“五月，闻粤贼复将上犯，举家移居城外二十五里之涝塘河。伯兄遇雨得疾，医药不良，数日遽没。府县试皆前列，竟不及待院试，可恸也。”

　　《文集》卷八《先伯兄会廷府君行状》：“吾家世居省城，祖墓多在城东南数里，独高祖龙溪、府君远葬涝塘河桃花港阿公岭下。……当崎岖奔窜时，未尝令仲兄、先谦一日废学。卒之前夜，犹招至床前，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题命为文。忠信待人，伉直无所依，尤不喜浮荡子。”

　　按，先谦后来有诗回忆兄弟三人共学之情状。

　　同治元年壬戍《忆昔行》诗：“忆年十二衣文绮，共砚三人兄及弟。书惟静敞城西楼，岳麓飞云扑窗几。次兄设难穷辩驳，泥我旁搜引经史。长兄夸我千里驹，走告耶娘心欢喜。”（《诗存》卷二）

　　十月，归长沙。先谦从仲兄先惠学。

　　《鲍太夫人年谱》：“十月，复移省城，府君命不孝从仲兄学。”

　　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  十三岁

　　本年，先谦始应童生试。

　　仲兄先惠以府试第一入县学。先谦始识先惠同学杨恩寿。

　　杨恩寿《王母鲍太夫人像赞》：“忆自咸丰甲寅，与敬吾同举秀才，年齿相若，文章意气，睥睨一世，款恳綦至，太夫人喜敬吾之得友也，则请以年家子相见。”（《文集》卷十六）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杨恩寿，字鹤俦，号蓬海，又号朋海，别署蓬道人，湖南长沙人。生于道光十四年，卒于光绪十七年。咸丰八年优贡，同治九年举人，官湖北候补知府，在云、贵作幕宾多年。杨氏于诗，以敏捷取胜，其《与王益吾书》称：‘对客挥毫，我之所长；闭门索句，我之所短。’”

　　又识吕恕。吕恕，字子清，亦与先惠同学。

　　同治二年癸亥《赠吕子清》：“咸丰四五年，君家好兄弟。刘家亦豪爽（德生仁孚），余忝附文盟。仲兄齿最少，笔力千人英。当时同社中，敛手避其名。惟君劲与敌，高垒扬双旌。”（《诗存》卷三）

　　咸丰五年乙卯（1855年）  十四岁

　　本年，从县学生林子静树荣学。二嫂杨宜人来归。（《年谱》）

　　本年识李桢。李桢，一名祯，字佐周，善化人。

　　李桢《王母鲍太夫人家传》：“咸丰乙卯，桢与其叔子先谦共学其家，见其门以内肃睦，终岁不闻欢语大笑。……当夏月之夕，馆师归去，赠公辄命先谦、桢各研说《毛诗》二三篇。赠公携酒独饮听之，间为辨析疑义。”（《文集》卷十六）

　　本年，魏源《书古微》十二卷成。

　　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  十五岁

　　本年，从黄锡涛学。

　　《年谱》：“从黄翰仙先生锡焘学。先生善化人，后以丁巳补壬子乙卯科举人，官兵部主事，改四川候补道。”

　　本年，仲兄先和补廪膳生。

　　九月，英国水师攻陷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  十六岁

　　本年，先谦入县学。荐乡试未售。

　　《年谱》：“应县、府试，皆前列。邑宰为原任永州知府满洲廷芳宇先生桂，太守为云南按察使河南仓少坪先生景愉。古试列第十名，院试入县学第十二名，学使为原任编修浙江张海门先生金墉。是岁，补壬子乙卯科乡试，荐未售，房师为湖南候补知府四川孙小峰先生桐生。”

　　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仓景愉，字少坪。原名景恬，景愉榜名，河南中牟人。道光十八年中进士，改庶吉士。官至河南巡抚，光绪十六年卒。”按，关于仓景愉字号，先谦《文集》卷十《布政使衔云南按察使仓公墓志铭》云：“公姓仓氏，讳景愉，字静则。”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二亦云：“仓景愉，字静则，号少坪。”

　　《清代职官年表》：“张金镛，字海门，一字良甫，浙江平湖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占士。咸丰五年任湖南学政。”

　　八月二十四日（10月11日），仲兄先惠卒，时年二十一岁，葬于长沙南门外师古坡。先惠于七月染疾，仍坚持参加乡试，试毕七日不起，遂卒。

　　《文集》卷八《先仲兄敬吾府君行状》：“辛亥后，再停乡试。丁巳补行时，与吾家往还者，皆以得贺兄。自学政张海门、知长沙府仓劭坪两先生至学师，以次厚相期许敦勉，兄亦重自负。将入闱，疾作，奋衣出，毕三试出，不十日卒矣。”《文集》卷十六《太夫人年谱》：“仲兄文名籍甚。是年，抚军决科第一。七月，得喉疾，甫愈，亲友成劝弗入闱，兄曰：‘吾不以一第为重轻，顾天下大乱，今岁乡试几不行，更三年，知复何似？吾有老亲，势不能投笔取功名。家门已不振，亲意责望厚，不从此中乞生活，行将穷饿死。吾命苟当绝，虽家居，庸能寿考乎？’府君、太夫人阻之，仲兄泣求入闱。试毕七日，竟不起。榜发，知同考官鼎荐，额满见遗。府君以是肝肺摧伤，咯血增剧。”

　　本年，先谦始与杨恩寿为文字饮。

　　《文集》卷三《〈坦园诗存〉序》：“杨君蓬海，少以诗鸣。兴之所发，飙举云起，顷刻百纸。……君昔与先兄敬吾交，频过余家，论诗衮衮不倦，余垂髫侍兄侧，虽不尽解，心叹羡其能。兄没，君以诗哭之恸。后数年，复与余日为文字饮。又各以贫困出走娄别，别必有诗。”

　　杨恩寿《王母鲍太夫人像赞》：“岁丁巳，敬吾不禄，益吾推兄爱以挚友事恩寿，款恳殆逾敬吾。”（《文集》卷十六）

　　识杨书霖约在本年。书霖字商农，长沙人。

　　同治十年《闻杨商农选得校官》诗自注云：“杨名书霖，长沙举人。”（《诗存》卷八）《文集》卷七《杨云桥先生八十寿序》：“余与先生之子商农孝廉，尝自武陵同舟，浮沅江，入资水至其家，流连凭眺，信宿乃去。”按，此序作于光绪三年（1877年），内云“余与商农二十年气谊”，故知二人相识，约在本年。又按，资水在长沙府安化境内，则杨当为长沙府安化县人。

　　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  十七岁

　　应乡试不中。在家教季弟礼吾读。

　　《年谱》：“应乡试未售，府君命在家授礼吾读。”

　　《文集》卷八《季弟礼吾行状》：“伯、仲兄相继卒，赠君于是心意灰绝，命先谦教弟而爱怜特甚，有不称意，抚之而悲，谓先谦曰：‘第婉导之，是佳儿，当率教。不见汝两兄学成死焉。成，祖宗泽也；不成，天也。我肠寸断矣。’”

　　十月，迎娶善化张广淑。张氏生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42年1月6日）。

　　《年谱》：“十月，张夫人来归。”（《文集》卷十三《仙人市先墓记》：“张氏，生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时。”《文集》卷十五《张夫人诔》：“夫人张氏，名广淑，字景仪，善化人也。”

　　与刘冕、吴光尧交往。又识张希咏。希咏字阆轩，善化人。

　　《文集》卷十二《刘秉斋墓表》：“咸丰之末，余方年少，伏处闾里，禀先君子命，不敢妄交游，独君与湘阴吴光尧萱阶、善化张希咏阆轩，以姻娅得时相往还，讲论文艺。君最年长，跬步以礼。……而君颇怪余不蓄书，余笑曰：‘俟真能读书时，乃求之耳。’实则余家贫尤甚，欲如君典衣购书，亦不能也。”

　　本年，清政府与英、法两国签订《天津条约》。

　　咸丰九年己未（1859年）  十八岁

　　参加岁试，中一等第五名。学使为胡瑞澜。

　　《年谱》：“岁试一等第五名，补廪膳生，学使为原任兵部侍郎江夏胡筱泉瑞澜先生。”《清代职官年表》：“胡瑞澜，字子安，又字观甫、小泉，湖北江夏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

　　二月，二伯父直清公卒。

　　咸丰十年庚申（1860年）  十九岁

　　是岁，参加科试，中一等第八名。

　　本年，江标生。

　　《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七十六：“江标，字建霞，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光绪已丑进士，授编修。”

　　本年九月，《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十月，《中俄北京条约》签订。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  二十岁

　　二月十八日（3月28日），父载之公过世，葬涝塘河。

　　《文集》卷十六《鲍太夫人年谱》：“是年，府君春秋五十有二，以二月十八日弃不孝等。府君自仲兄卒后，无日不病，前二岁气喘甚，不能动作，饮食衣服皆需太夫人调护。”

　　载之公曾编有《诗义标准》六十卷，并以之教子，对先谦诗文观乃至人生观均影响甚巨。先谦自称“于始稍窥门径，皆府君教也。”

　　《年谱》：“府君所为古诗、试贴诗及诗文律赋，存者无多，陆续刊入家集及近人所选刻诸集。有《诗义标准》六十卷，采自汉至明诸家精粹之作，分别义类，缀以评论，开示不孝兄弟，至为详切。不孝于诗稍窥门径，皆府君教也。是编府君晚年手录，忧伤困难，血痕濡染，每启箧，不忍卒读。间有漏略，亟图搜补付梓，勉成先志。适省中重修《湖南通志》，先刊府君自序于第二百五十八卷中。”

　　《年谱》有载之公《诗义标准》自序。文略云：“诗之为道不一，人事尽之矣。人事不一，伦纪尽之矣。其在己身，感时感事，杂诗尽之矣。咏古咏物，其旁出也。人不能外伦纪而别求所谓正人，即不能外伦纪而别求所谓佳诗。诗教莫古于‘虞廷言志’一语。所谓志者，君与臣言忠，父与子言孝，兄弟言友恭，夫妇言节义，朋友言信，师弟言学，戚族言亲睦是也。人无论何时何地，皆当思有以自尽。一命之士，心存君国，韦布之儒，躬践仁义，无鄙俗之念，无愿外之思，发而为言，自有安雅恬愉之致，故未有志不正而能为诗人者。今取自汉迄明诸家诗，采其精粹，得若干首。凡系伦纪、切己身者，列为内编；咏古咏物，为外编。区分子目，附缀评论，总六十卷，命曰《诗义标准》，聊示儿辈，俾知诗之为道与立身相表里，为之者皆有扶世翼教之责，毋徒以风云月露、模山范水为观美也。”

　　先谦骤撄大故，家徒壁立，遭亲戚嗤笑，见好友黄士畸从军，遂萌投笔从军念。黄士畸，字晋臣，善化人。

　　本年《送黄晋臣从军湖北》诗有云：“丈夫许与分，效节在沙场。闻子有远适，令我神飞扬。”《百哀》诗“引言”云：“自严亲云殂，生理日绝，困顿无赖，迫为远行。”诗云：“莫言仓有谷，釜破不成炊。莫夸蔟有茧，机断那得衣。推韩萧相对，荐孟昌黎诗。大小有汲引，嗟余竟安施。欲就亲戚话，脱口落嘲嗤。趿履向何门？茫茫随所之。搔首万虑短，沉吟百哀滋。乃知无父人，永与天日辞。”《按剑》又有“学书竟何益？穷饿恐非计。荣荆失高枝，慈竹无断泪”句。（《诗存》卷一）

　　不久，祥石农招从军四川，先谦辞谢。六月，先谦辞别母鲍太夫人，赴武昌。临行，有诗《将之武昌，留别吴萱阶》。

　　《祥石农招从军四川奉答》诗有云：“提携自觉增身价，陪侍还应隔岁年。万里桥头试回首，少微星在老人边。”诗题下自注云：“祥随骆公秉章入蜀。”《出门述怀》诗亦有云：“从此几案间，图书空复陈。零涕视饭甑，已满莱芜尘。老母携我手，问儿何方行？儿今亦不知，四海有弟兄。况闻干戈际，有路幸请缨。呜咽从此行，矫首事返征。”（《诗存》卷一）

　　《文集》卷十六《鲍大夫人年谱》：“大事甫毕，资物罄尽。不孝请于太夫人，橐笔从戎，太夫人许之。”

　　至武昌，由父执胡心泉及兄友李谟引荐，入长江水师向导营，掌书记。

　　《年谱》：“时家徒壁立，不孝卒撄大故，昏迷罔措，偷生奉母，糊口无资。不得已，于六月赴湖北武昌，见父执胡心泉先生。先生与会庭公同学李禹臣谟荐入长江水师向导营，营官原任狼山镇总兵王君吉聘司书记。”

　　按，臧励和《中国人名大辞典》：“王吉，衡阳人。由行伍起家，咸丰间从曾国藩于江西，充水师向导官，转战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各省。官至狼山镇总兵。”

　　此间，与李谟、黄士畸以诗相唱和，并游览黄鹤楼遗址、青山等地。李谟时任向导营书记，荐先谦自代，旋即返湘。李谟论诗，首称杜甫，并以学杜期勉先谦。先谦本年《戏柬禹臣》诗有“怪君文潜肉山肥，苦学子美饭颗瘦”句。

　　又见《诗存》卷一《赠李禹臣》、《赠晋臣》、《与禹臣话旧书感四十韵》、《青山九首》、《黄鹤楼遗址》、《寄晋臣》、《送禹臣还长沙》等。

　　《文集》卷三《〈寿梅山房诗存〉序》：“盖与余交最早而遇最困以死者有二人焉：曰黄士畸晋臣、李谟禹臣。禹臣于晋臣为中表戚，与亡兄会庭少同学于晋臣之祖雨田先生，后廿余年不相闻。咸丰辛酉，余至武昌，访晋臣水军舟次，而禹臣方司向导营书记，始与余相见。语次及亡兄，辄为之欺欷太息，已乃荐余自代而归。后复出，终无所合，以同治辛未殁于九江旅。禹臣喜为诗，言必称杜甫，又常以学杜勉余。偶有作，禹臣剔抉瑕病不少贷，余深韪之。盖禹臣于诗，实能得其所以然之理，而其生平颠连困惫，无所发抒。及时事可歌可泣，一寓于诗，多沉郁悲凉之响。”

　　在军中，识彭玉麟。彭于八月升任安徽巡抚，辞未就。

　　本年《呈协理水军彭公》诗“老彭曾竞走”句下自注云：“公名玉麟，时余在向导营司书记。”（《诗存》卷十五）光绪二十三年《述怀》诗自注云：“予在水师向导营，一日，见彭刚直公问予：‘能走乎？’对曰：‘能。’公上岸疾行，予从之。至一市镇小憩，则三十里矣。”（《诗存》卷一）

　　《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五十一：“彭玉麟，字雪琴，衡阳人。诸生，官至兵部尚书，一等轻车都尉，加太子少保，赠太子太保。谥刚直。有《吟香馆》《退省盦》等诗草。……诗话：‘刚直佐文正治军，始创水师，戡定功最多。事平，巡阅长江，上流起湘鄂，下流逮苏杭。；”

　　《清史稿》卷二一《穆宗本纪》：“（咸丰十一年八月壬寅），擢彭玉麟为安徽巡抚。……（十二月丁丑），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彭玉麟辞巡抚，请专办贼，许之，以为水师提督。”

　　八月二十六日（9月30日），湖北巡抚胡林翼殁于武昌任上。林翼久病，及闻文宗皇帝崩于热河，大恸呕血，遂卒。先谦有诗《文宗皇帝挽词四首》、《胡文忠公挽词四首》。

　　《清史稿》卷四一三《胡林翼列传》：“胡林翼，字润之，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十一月，随军移驻安庆，旋复移黄陂。因感喟怀才不遇，遂萌生返乡之心。《姊婿龚运舫绶庵来营共话》诗有云“短檠抛可惜，长策献何人？”

　　《鲍太夫人年谱》：“以安庆克复，十一月移驻安庆。”按，《诗存》卷一《喜闻官军复安庆》、《晚行》、《泊安庆城外》、《水军自安庆移黄陂夹营，归未遂，翌日策骑独行》、《大雪行》、《腐儒行》、《除夕》等诗亦可见其行踪。

　　穆宗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  二十一岁

　　二月，自军中辞归。临别有《奉简彭公，兼呈幕府诸公》诗，内有“冷眼看同辈，低颜向武人”句。

　　《年谱》：“二月辞归。”按，先谦辞归，缘于无人引荐，升迁无望。有《荐牍无名，杨啸云以时见慰次韵》（按，杨名尚履，安徽人）等诗可证。《将之永州，赠李春藻慎堂》亦有云：“男儿有远志，困顿无引援。”（《诗存》卷二）

　　途中有《书感》、《赠友》、《述怀三首》、《野步》、《寄宿野人家，不寐达晓，一饭别去，赋此》等诗。《自黄州南返登岳阳楼》诗云：“甘入烟波伍老渔，拂衣长啸别飞舻。举头明月黄泥坂，落手扁舟青草湖。流涕凭轩仍似杜，得鱼携酒不如苏。茫茫身世今何著，剩欲呼天问左徒。”（《诗存》卷二）

　　按，先谦自黄陂军中返湘，途中亦不会经过黄州，疑为“黄陂”误。

　　五月，应李慎堂邀，经湘潭、衡州至永州。游永州名胜，有诗赠杨翰。旋归。

　　《年谱》：“五月，李慎堂春藻邀至永州，旋归。”又有《将之永州，赠李春藻慎堂》、《次湘潭》、《望衡山》、《宿刘村》、《上冷水滩》、《过熊飞岭》、《宿红桥》、《至永州》、《浯溪》、《朝阳岩》、《绿天庵》、《赠杨永州》、《忆昔行》、《遣兴四首》、《遣兴四首》、《北归》等诗可见先谦行踪。

　　《赠杨永州》诗自注云：“公名翰，字海琴，道光乙巳进士。官编修，以诗名”。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六：“杨翰，字伯飞，号海琴，又号息柯，宛平人。道光乙巳进士，历官湖南辰沅永靖道。有《袌遗草堂诗钞》。”按，光绪七年，先谦有《闻杨永州没以诗悼之》。

　　十月，张夫人卒，年二十二。

　　《文集》卷十三《仙人市先墓记》：“卒同治元年十月十二日寅时，年二十二。”

　　《文集》卷十三《张夫人诔》：“以同治元年十月十二日卒，年二十一。”

　　按，先谦此时对笺注之学不甚重视，并有诗嘲讽。

　　《述怀三首》之三：“六经大文章，星日烂万祀。颇病笺注家，聚讼生疮痏。迂儒墨守之，古鬼笑不已。吾师陶元亮，读书不甚解。平情观大意，凝虑取妙理。经籍虽浩博，中有得师旨。乞灵章句间，痴蝇钻故纸。”（《（诗存》卷二）

　　本年，杨守敬中举。

　　陈衍《杨守敬传》：“杨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同治壬戌举于乡，选黄州府学教授，官舍与东坡雪堂邻，自号邻苏。”

　　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  二十二岁

　　二月，原江西布政使李桓督办陕南军务，其兄李概荐先谦入幕。途中先谦有《从军陕西述怀》、《出洞庭》、《陪李公岳阳楼晚宴》、《湖中闲望》等诗。

　　《文集》卷十二《李征君墓》：“先生讳概，字仲云，自号庸斋。湘阴人，世居会城。父星沅，翰林院编修，官至两江总督、太子太保、广西钦差大臣，卒谥文恭。……余以妻党姻连故，谒见先生，尝荐入山东军营，辞不往。先生云：‘子索居，胡自给？盍从吾弟行乎？’盖是时，先生弟桓方以江西布政使督办陕南军务也，卒从，至湖北而返。”

　　《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五十八：“李桓，字叔虎，号黼堂，湘阴人。历官江西布政使。有《宝韦斋类稿》。”

　　至湖北，李桓以病免，先谦随其返湘。

　　《文集》卷十六《鲍太夫人年谱》：“至湖北，李公以病免，不孝亦归。南风逆舟，不孝急思觐母，步行抵家，不敢告太夫人也。太夫人见不孝诗册中有云‘百岁亲心逐子飞，纵令安稳亦歔欷。即今白发倚门望，未识青袍徒步归。河水深深梁正绝，炎云莽莽树还稀。孤行千里无人问，涕近柴扃带笑挥。’太夫人惊问曰：‘汝乃徒步归乎？’不孝具述所以。”

　　本月，提督梁洪胜募勇湘中，延先谦入幕。

　　《文集》卷八《梁刚节公传》：“公姓梁氏，讳洪胜，字华彬，湖南长沙人也。县人丁锐义募勇剿贼武昌，公隶麾下，以斩级功，由六品军功叙把总。从克武昌、汉阳，擢守备，加都司衔。……以总兵记名，简放湖北。巡抚严树森素闻其勇，檄令统一军驻汉口。”

　　三月，随梁洪胜赴鄂省。时遇张树人，同入军幕。去岁三月初三日（4月15日），二人识于先谦妻叔张恩准家。

　　《诗存》卷三《夜话》自注云：“与树人夜话，因忆去岁上已既夕，识君于张丈绳生之福慧堂。今春是日，相遇江干，随同幕府。”《哭张绳生》题下自注云：“张名恩准，以疫死江北军中，余妻叔也。”末句“当年风味识冰壶”下自注云：“去秋，余至君家，夜谈饥甚，无所得食，撷园蔬和酱食之，君谓余作《冰壶先生传》，风趣可想。”

　　本年二人唱和诗还有《陪张福保树人黄鹤楼遗址对月》、《和树人舟中八咏》、《送树人之江陵》等。

　　时姚森教、吕恕亦在军中，先谦有诗相赠。

　　本年《赠姚芥轩》诗自注云：“名森教，时在梁幕。”《赠吕子清》诗自注云：“吕名恕，时同寓汉口寺中。”（《诗存》卷三）

　　与周寿昌交游。时寿昌寓武昌，旋即入都。

　　按，周寿昌，字应甫，一字荇农，晚号自庵，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庶吉士，曾任翰林院侍讲，时寓武昌。先谦本年有诗《赠周自庵先生》、《送自庵先生入都》。《文集》卷五《〈思益堂集〉序》：“先生当咸丰初，以文学侍从受上知，特命巡防处行走，兼办京畿团防事宜，将不日跻显要。先生感激，奋厉弹劾，无所避忌，权贵侧目，由是岌岌不安其位矣。会以忧归里，曾文正公再出督师，引与共事，而胡文忠公与先生有夙嫌，扼之不得合并。晚岁还朝，久乃通秩。同、光之交，两守侍郎，而先生遽以疾休。终其身进退显晦之际，若是其艰也。”

　　张舜徽《学林脞录》记载了周、胡交恶始末：“胡林翼和周寿昌，并以道光时翰林同官京师。少年早达，尝共冶游。胡竟以此染疾，致绝子嗣，引为终身憾事。周尝于稠人广众中一语及此，发其隐私，胡深憾之。自此怨恶日深，不通往来。咸、同间，湘人奋起以跻显要者弥多，周竟滞留京师，著书以老。”

　　又与寿昌之弟周筱楼交游。

　　《文集》卷三《〈悔全堂诗集〉序》：“忆癸亥岁，先生居湖北巡抚严公幕，出诗授先谦读之，皆军咨之暇所成也。越庚午，先谦溯汉水过岳家口，相见榷局中。”按，周筱楼卒后，周寿昌重辑其诗，曾嘱先谦订正，周寿昌有词《幔卷绸•编亡弟筱楼诗草，属侄婿王益吾祭酒订正》。（该词收入先谦《六家词钞》、严迪昌《近代词钞》等。）

　　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  二十三岁

　　本年初，寓汉口军中。不久，捻军围霸山，先谦随梁洪胜率军赴援。未至，围解，追至光化（今老河口市）。时赖汶光军自汉中出，陈得才军自河南邓州入湖北枣阳，两军会于湖北天门。梁洪胜所率清军被围困于花台，大败。

　　先谦所在清军，自汉口出发，经蔡店、长江埠西行，历随州、枣阳。行程由《次蔡店》、《发长江埠》、《早发》、《夜行》、《贼退》、《苦战》等诗可知。《次蔡店》云“新春生意繁，烟景媚高柳”，可知时在初春；《发长江埠》云“我马西北行，我师不遑处”；《早发》云“不见随枣间，尽室哭路衢。”樊城、光化师捷，先谦曾告诫梁洪胜不要麻痹轻敌，惜未受重视，加上孤军无援，遂致战败。《贼退》云：“征遐不愈月，穷寇慑兵威。短兵未及接，千里相追飞。既报樊城捷，再济光化师。……颇闻汉中贼，回向河南窥。……欢情岂有极？古训勿忘危。”《苦战》亦云：“贼自汴窥鄂，吕堰始疾驰。……孤军塞强寇，饷缺卒以疲。苦战不能休，兼旬鼓未衰。……主将误一蹶，轻敌还被欺。大府太晚计，援兵尽儿嬉。乾坤万瓦裂，军事爽所宜。一溃孰收拾？沧桑竟如斯！”（《诗存》卷三）

　　《文集》卷八《梁刚节公传》云：“捻贼数躏湖北，围王桐柏、成大吉于霸山。公赴援，一日夜驰二百里。未至，霸山贼解围去。公追击樊城，却之。又蹑之光化，贼走河南。……贼既入河南，而粤匪赖汶洗自汉中出，与之合窜天门，据皂市，众号数十万。公孤军转战，大败于花台。被围七昼夜，仅以三百人免，诸军无救者。”

　　《近代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同治）三年三月二十日，扶王陈得才、捻军陈大喜自河南邓州入湖北枣阳。”又，“四月二十一日，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败僧格林沁马队于湖北德安之寿心，毙护军统领舒保。”按，先谦所在清军所遭遇的，当为这两支捻军。

　　四月二十四日（5月29日），清军再败于天门九真庙，先谦随梁洪胜突围出。所部三千余人，被围七昼夜，仅以三百人免。

　　《年谱》：“四月，官军败绩于天门之九真庙。”《自贼中溃围窜至天门》诗自注云：“四月二十四日。”清军死伤惨重，《太夫人年谱》有云：“梁君所部三千五百人，得免者裁数百人。”《还家二首》诗亦云：“纵横中间内，存殁常参半”。好友姚芥轩亦死于军中，《哭姚芥轩》诗云：“从此一生无畏友，几回搔首泪滂沱。”（《诗存》卷三）

　　按，被困期间，梁洪胜欲派兵护送先谦等人突围先走，先谦坚辞，执意留下。《诗存》卷三《别华彬》：“先送被伤卒，次护及幕宾。问宾孰愿留，众宾默不言。我为意气激，矢复同颠连。君谓我有母，望子泪眼穿。君辞愈以固，我留愈以坚。争论未及已，贼已夔我藩。”

　　至汉口，奉总督檄，移营蕲水。途中诗《老翁行》，内有“老翁唇焦寡妇哭，官兵纵马食民谷。可怜终日汗扶犁，原野青青为谁熟”句。（《诗存》卷三）

　　六月，曾国荃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先谦有诗《喜闻官军克复金陵口号》。本月，先谦辞军南归。辞归前，有诗与梁洪胜，指责其因轻敌而导致战败，勉励其努力“王事”，以本次败绩为鉴。

　　《别华彬》：“别君且莫斟，我歌劝主人。安乐不足说，请从患难陈。群凶扰湖北，我师守天门。长战四五动，斩馘日以繁。狃此常胜势，筑垒花台原。我谏君不从，雄心塞乾坤。众寡既不敌，我卒以大奔。贼围将合时，壮士声尽吞。独君气闲逸，指挥若无闻。……君须力王事，勿解戎轩勤。……失意未为祸，亨理藏于屯。得意未为福，危机伏于安。……明鉴在不远，请无忘九真。”

　　七月，经蒲圻归里。

　　途中有诗《出蒲圻入临湘界晚行》、《卖马》、《藏刀》、《与树人同年饮》、《夜饮又赋》、《送张、刘两同年汉口入都》等。

　　九月，参加乡试，中式。

　　《年谱》：“九月，乡试，中式第四十名。座主原任刑部尚书谥文恪常熟庞宝生先生钟璐、原任礼部尚书谥文恪寿阳祁子和先生世长，房师原任兴宁县知县丰城万虚谷先生时若。”

　　十月，夫人周氏来归。

　　《文集》卷十五《周夫人耒》：“夫人周氏，名净蕃，字彦媺，同邑人也。”

　　按，周氏乃周筱楼之女，生于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6日19日）。（《文集》卷十三《仙人市先墓记》）

　　十一月，启程北上，赴京会试。

　　本年正月，刘冕卒。先谦有诗《哭刘星翥》。

　　《文集》卷十二《刘秉斋墓表》：“故湖南善化县学生刘君秉斋，以同治三年正月十三日病卒，享年三十有五。……当君卒时，鉅方七岁，铎六岁。”

　　本年正月十四日（2月21日），叶德辉生。

　　许崇熙《郋园先生墓志铭》：“先生姓叶氏，讳德辉，字奂彬，号直山，一号郋园，长沙湘潭人。先世居吴县洞庭山，……生同治三年甲子岁正月十四日。”

　　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  二十四岁

　　先谦取道安徽、江苏，经山东沂州、泰安，由雄县入都。

　　途中有诗《过蟂矶作》、《逸虎》、《述怀四首》、《登焦山奉怀杨蓬海》、《宿六安沟》、《发王家营》、《入沂州界》、《朵庄》、《蒙阴》、《嶅阳》、《羊流》、《望岳》、《出泰安》、《过雄县》、《至黄村》、《入都》等，俱见《诗存》卷四。

　　三月初六日（4月1日），会试。榜发，先谦中进士。

　　《年谱》：“会试，中式第二百名。座主原任大学士谥文端黄县贾筠堂先生桢、原任刑部尚书谥端恪谭竹崖先生廷襄、原任大学士谥文靖吉林宝佩蘅先生鋆、原任刑部尚书谥文端宛平桑伯侪先生春荣。房师为胡筱泉先生瑞澜。”

　　按，中式后，先谦作《上胡筱泉师启》。（《文集》卷十五）

　　覆试二等第二十五名，殿试二甲第九十二名。朝考一等第四名，引见，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年谱》：“大教习原任大学士谥文勤商城周芝台先生祖培、原任大学士谥文端满洲全小汀先生庆，小教习原任大学士汉军徐荫轩先生桐。”又有《保和殿试毕口号》、《养心殿引见纪恩》、《宫锦》等诗。

　　好友刘凤苞亦中式。

　　《文集》卷五《〈晚香堂赋钞〉序》：“同治乙丑先谦成进士，时湖南同入词馆者，衡山茹芝翰香、永顺黄晋洛瑟庵、益阳周开铭桂午、长沙萧晋蕃敌庭，与刘君采九及余。六人者，独采九年最长，才名早盛，与余论文尤相契也。余与翰香诸人留馆，而采九补外吏滇南，为远别，余邑邑久之。”

　　八月，乞假南归。有诗《留别周沦蕃琥生》。周沦蕃，字琥生，自号仲茗。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周寿昌次子。

　　经通州、江宁回湘。有诗《通州作》、《江宁赠曾纪泽颉刚》。

　　《清史稿》卷四四六《曾纪泽传》：“曾纪泽，字劫刚，大学士国藩子。少负隽才，以荫补户部员外郎。父忧服除，袭侯爵。光绪四年，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

　　同治五年丙寅（1866年）  二十五岁

　　是岁，季弟礼吾县试前列，入县学。弟妇张恭人来归。

　　《文集》卷十三《仙人市先墓记》：“弟妻张氏，生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八月初七日丑时。”

　　正月初四日（2月18日），梁洪胜在湖北黄陂夜探军情，遇袭而亡，年三十二。先谦后来为其作传。传文中盛状其勇武豪爽和轻财上义，同时，也指出其因恃勇轻敌而导致战败甚至遇害。

　　《文集》卷八《梁刚节公传》：“贼据蕲州黄泥畈，官军攻之，贼不出。公请于锐义，约诸君退，单骑至贼营前，肆詈以诱之，伪丞相韦朝纲帅群贼径趋公。公驰马斩悍贼三，擒朝纲。群贼趋救，公亟斫朝纲，朝纲回斫，公负重创，力持之不释。群贼前，公复殪其魁，馀相顾莫敢近。官军自山岭呼而下，贼大溃，平其七垒。师还，斩朝纲，一军称神勇，擢都司，加游击衔，充营官。……公既以勇名，益剽悍自喜，无纪律。贼既入河南，而粤匪赖汶洗自汉中出，与之合。窜天门，据阜市，众号数十万。公孤军转战，大败于花台，被围七昼夜，仅以三百人免。诸军无救者，总督官文劾，树森落职。欲杀公，檄其军驻蕲水。贼大至，公力战，却之。追至罗田，解都统富森保之围，重贿官文左右，官文更爱之，奏公忠勇无两，益其军，专倚以办贼。贼踞黄陂之街阜，公御之，轻骑摩贼垒。贼夜隘伏，攒刺之，坠马。亲兵二，皆死。时同治五年正月四日，年三十二。……前史官王先谦曰：余甲子从公天门，花台之败，贼追官军急，公持矛立马桥上以过军。贼愕眙久之，退，得免者数百人。及御贼蕲水，日与数十善骑者挑战，以胜反。余谓公曰：‘此非大将事也。’答曰：‘命在天，即大将不死耶？’余闻人言：自公微时，即轻财上义通任侠，性傥荡亡检。一日，入酒肆，掷巨金案上，遍揖肆中客曰：‘今日诸君尽醉，酒直悉洪胜代偿矣。’在军，日不杀贼不快。及战，短衣横矛马上，背刀，手火弹，火绳缪臂，见贼辄大笑。伺其至，然绳掷弹，远矛近刀，当着辄靡。重自负，卒以是蹶云。《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其公之谓乎？济之以整暇，古良将莫过矣。”

　　在湘，与张希咏有往。

　　《诗存》卷四《戏题张朗轩书斋》诗内有“羡君坐拥三千卷，一日高歌十二时”句。有诗寄蔡枚功。

　　《寄蔡与恂》诗自注云：“蔡名枚功，湘潭人，工部郎中。”按，先谦识蔡枚功，当在去岁寓京师时。二人交往不可详考，光绪二十四年曾一起呈请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先谦《与吴生学兢书》中亦曾提及。

　　十月初七日（11月13日），夫人周氏以产难卒，年二十四。

　　《诗存》卷四《悼亡诗》序云：“继室周夫人以丙寅冬初句之杪，孪生不育，惨即大暮。十日之间，三口并殒。家难之剧，不可为言。”

　　《仙人市先墓记》：“周氏生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五月十二日亥时，卒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七日辰时，年二十四。”按，《周夫人耒》作“年二十有一”，误。

　　十一月，往江西游历。在江西，识何应祺（字镜海）。

　　途中有《薄暮至醴陵》、《红拂墓》、《薄暮望靖兴寺》、《哭陈小山十八韵》、《明日之江右见月作》、《过插岭关》、《萍乡雪夜》、《出宜阳》、《咏古三绝句》、《娄妃墓》、《偶成》、《江干》等诗。《百花洲柬何镜海》诗自注云：“何名应祺，江西候补道。”（《诗存》卷四）

　　《文集》卷七《送何镜海之官广东序》：“始余在江西，镜海方奉中丞刘公檄权赣南道，余意其材识俊迈，又见推重大僚，当不日在高位。”

　　腊月，途经萍乡，遇雪。

　　同治六年有诗《读宓园小楼唱和诗，忽忆去腊萍乡道中遇雪时，次韵和之》。（《诗存》卷五）

　　同治六年丁卯（1867年）  二十六岁

　　正月，由江西入浙。

　　《年谱》：“正月，由江西历浙江、江宁。”

　　在杭州，曾见蒋泽法。泽法字榕川。时杭州甚荒凉。

　　《文集》卷三《榕川诗钞序》：“忆丁卯岁，余至杭州，时寇乱甫平，君已由诸生积劳擢监司，赞浙江大吏。军事构服，肃客戎士，佩刀左右，气象威猛，谈兵衮衮，若决江河，不闻其以诗鸣也。”

　　同治七年《去岁行》诗云：“去岁买棹入钱塘，浙民未复天土荒。城中居民二十万，盛时何止十倍强？乡人汤君走相告，约我结屋桐庐旁。膏腴任垦不用买，可以卒岁栖赢粮。”（《诗存》卷五）

　　四月，游览杭州名胜。又经嘉兴，至上海。旋返。

　　有诗《钱塘怀古》、《浴佛日过苏小墓至灵隐、天竺二寺，薄暮泛湖心归》、《题黎乔松〈听潮图〉》、《于忠肃墓》、《岳忠武庙》、《嘉兴逢吴黼臣》、《上海夜泊》等。

　　经江西，过庐山。六月，归里。十九日（7月20日），母鲍太夫人六十寿诞。

　　《德安道中》诗云：“六月历长道，望雨无断时。……朝辞庐山面，白云在林莽。”（《诗存》卷五）《年谱》：“六月，归里。”《太夫人年谱》：“自江南旋里，为太夫人称祝。”

　　在湘，与黄润昌、黄彭年有交往。

　　《次韵赠黄劭坤》诗自注云：“黄名润昌，记名按察使，时帅兵守长沙。”润昌字绍坤，湖南湘潭人。（又见本谱同治八年。）又有诗《次韵答黄子寿》、《招子寿饮，诗以坚之》。

　　《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六：“黄彭年，字子寿，贵筑人，道光丁未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湖北布政使。”

　　九月，由湖北樊城北上。

　　《年谱》：“九月，由湖北樊城北上。”

　　按，先谦本年入都行程，《年谱》云经“樊城北上”，与《诗存》同治七年《至扬州》、《过高邮》等诗记载不合。疑先谦本次北上走水路，同治八年经樊城入京。《年谱》将两次行程混淆。

　　入京，与周寿昌有往。周寿昌次子妇余氏卒于去岁，先谦入京后，衔命为余氏作传。

　　《文集》卷八《周宜人传》：“宜人余氏，名素娟，湖南长沙人。……年二十有一，归周自庵先生之次子沦蕃，……同治五年十一月九日没于京师，年二十五。”

　　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  二十七岁

　　春，在京师。与周寿昌游，治学取向开始发生变化。先谦补注《汉书》殆始于此时。

　　有诗《和自庵丈宫怨四首》、《和自庵丈游仙八首》等。《自庵丈喜予到京有作，次韵》诗有云：“踪迹怀马郑，吾敢望康成？”《赠曹镜初》诗亦云：“末世无文章，万口颂史汉。不能明句读，胡以操论赞？……愿从文字饮，浮白恣点堪。千秋班马香，熏之了不散。”（《诗存》卷五）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八《思益堂集》：“寿昌字荇农。……其学专精乙部。著有《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注补正》、《三国志注正遗》、《五代史纂误补续》诸书，甚精博。一生于班书诵习尤熟。……其后王先谦所为《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皆承寿昌馀绪，而增众说以成之者。先谦为寿昌侄女夫，又从之问学，服膺无间。”

　　三月，二侄女媚祖生，九月殇。

　　《年谱》：“是岁三月，侄女媚祖生，九月殇。”

　　《文集》卷十一《侄女媚祖圹铭》曰：“同治七年戊辰，礼吾寓书京师，曰：‘季春之朔，呱呱在乳，浴以兰汤，名之媚祖。维堂有萱，朝弄夕抚。盖娶妇望孙者，垂二十五年而余举，是女谓不可使，乃兄晚闻也。’余得书欣喜，恨不即日走数千里，归而一抱为乐已已。旋里入门，拜母毕，急问：‘女何在？’礼吾曳余：‘兄且坐。’徐曰：‘媚祖死矣。’”

　　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

　　《年谱》：“四月散馆，钦定一等第六名，引见，授职编修。”

　　七月，出京，历河南、陕西，往四川。（《年谱》）途中有诗赠张i云、路朝霖、路璜、左宗棠、刘典、李辉武等人。

　　途中有《长新店晓发》、《寄张竹汀御史文》、《庐生祠》、《题〈路访严诗草〉》、《题路渔滨丈〈洗心怀旧图〉》、《渔滨丈示近作奉赠》、《由孟县随西征大军渡河，奉呈左季高制军》、《谒西岳庙望华山》、《慈恩寺塔》、《赠刘克安抚军》、《马嵬驿》、《叹泉水》、《五丈原》、《李辉武荔友筵上简罗甫恬，兼述近日行旅之作》、《别张子恒汧阳》、《发宝鸡》、《过草凉驿》、《鸡头关》、《朝天驿》、《校场坝》、《桔柏渡》、《剑门山》、《蜀中览古》等诗可考见其行迹。

　　《寄张竹汀御史丈》诗题下自注云：“张名法，长沙进士。”

　　《题〈路访严诗草〉》诗题下自注云：“路名朝霖，贵筑附生。”按，《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七十二：“路朝霖，字访岩。毕节人。光绪丙子进士，改庶吉士，授东乡知县。历官河南候补道。有《红鹅馆诗集》。”

　　《题路渔滨文〈洗心怀旧图〉》诗题下自注云：“路名璜，时知洛阳县。洗心斋，弱时读书处也。”按，《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六：“路璜，字渔宾，毕节人。道光乙巳进士，官洛阳知县，有《灵山樵集》。”

　　《李辉武荔友筵上简……》诗题下自注云：“李，时以汉中总镇督勇宝鸡。”按，《清史稿》卷四三七《李辉武传》：“李辉武，湖南衡山人。周达吾部将。……（同治）六年，捻匪窜陕西，辉武率步队五营赴援，剿破汧阳、陇州、宝鸡诸贼，西路肃清。”

　　《别张子恒汧阳》自注云：“张名岳龄，以甘肃按察使督勇于汧。”按，《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五十一：“张岳龄，字南瞻，号子衡。平江人。诸生。历官福建按察使。有《铁瓶诗钞》。”

　　至四川，曾与周达吾相逢。在成都，游杜甫旧宅。

　　有诗《赠丁澍阶》、《题刘愚〈释甲读书图〉》、《戏赠周渭臣》、《杜工部遗宅》等，见《诗存》同治八年。《戏赠周渭臣》自注云：“周名达吾，以贵州提督督勇蜀中。喜谈诗，皆其幕友作也。”按，《清史稿》卷四三七《周达吾》：“周达吾，字梦熊，湖南宁乡人。”

　　本年，张树人卒。先谦有诗文相祭。

　　本年《哭张树人》诗自注云：“张没于鹦鹉洲。”《文集》卷十四又有《祭张树人文》。

　　本年十一月三十日（1月12日），章炳麟生于浙江余杭。

　　同治八年己巳（1869年）  二十八岁

　　春，由成都买舟返湘，有罗惺四同行。

　　《诗存》卷六有《由成都赴长沙舟中五首》、《舟行，同罗亨奎惺四》、《入眉州》、《过嘉定》、《涂山》、《重庆府》、《涪州》、《忠州》，《舟行口号》、《水嬉》、《淫预》、《巫山》、《东湖》、《题郭子美〈思亲释甲图〉》、《送别惺四觐省归武宁》、《出枝江界》、《虎脑碚》、《安乡舟次》、《最忆》、《沅江舟中》等可见先谦返湘行程。

　　按，《清代职官年表》：“郭松林，字子美，湖南湘潭人”，“同治八年四月十八日（5月29日）由闽陆提改鄂提。”郭松林本年四月始由福建陆师提督改任湖北提督，先谦三月归里，故途中不可能遇见郭氏。《题郭子美〈思亲释甲图〉》一诗，殆作于本年先谦进京途中。

　　又按，罗惺四，字亨奎，湖南武宁人。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卷一《故妻罗孺人行状》：“孺人姓罗氏，世居武宁之洋井里。外舅惺四先生之长女也。年十九，外舅知酉阳州，赘余于官。”

　　三月，归里。五月，充国史馆协修。

　　按，《鲍太夫人传》作“二月归里”。

　　在湘，与李谟、吴光尧、李元度等人有交往。时作有《史可法补传》。

　　本年有诗《雨中李禹臣招饮，既以屋漏见却，因寄》、《次韵答禹臣》、《次韵答禹臣》、《寄吴萱阶三十六韵》等。

　　李元度，字次青，一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更号超园老人，湖南平江县人。从曾国藩赞画军事，授浙江盐运使，历官布政使。著有《国朝先正事略》、《平江县志》、《天岳山馆文抄》等。《文集》卷九《诰授光禄大夫贵州布政使李公神道碑》：“先谦少公二十年，自公贵州军营归里，始相识。一日，过先谦书斋，见所为《明大学士史可法补传》，诵之再，曰：‘君有班，范才，幸努力。’由是以文字相知好。意气许与，至今不忘。”按，先谦本年归里，李元度母亦卒于本年，推知二人交往在本年。

　　《文集》卷八《故明督师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忠正公传》：“前史官王先谦曰：余诵公文章，慨然想见其识略，悲其志之穷而言不见用也。……曩读《明史》，不详公仕明事迹，由易代之后，采访难周，虽有遗征，莫为收恤。……因览公遗集，援据诸书，补为之传，俾后有考焉。”按，此文不知作于何年，殆在本年所作《补传》基础上修改而成。

　　三月二十二日（5月3日），贵州苗民起义军张秀眉大败湘军于施秉、黄平间之黄飘，记名臬司黄润昌等被杀。先谦作诗《照巡抚例赐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黄忠壮公挽词三首》、《重阳读黄忠壮诗有感，哭以长句》。后又为其作传。

　　《文集》卷八《黄忠壮公传》：“公姓黄氏，讳润昌，字绍坤，湖南湘潭人也。以军功记名按察使，同治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战死于贵州黄飘堡，年三十九。”先谦同治十二年又有《喜闻贵州苗平重悼黄忠壮公》诗。

　　六月，母鲍太夫人寿诞后，偕礼吾赴粤游历。经衡州、郴州，行至广东乐昌，太夫人走书命归，遂携弟还里。

　　《文集》卷八《季弟礼吾行状》：“遂偕至郴，入乐昌界，将下泷，夜剪烛读昌黎《泷吏》诗。家人以吾母忧思故，走书命归。”

　　途中有诗《舵楼》、《风狂》、《七里滩，偕礼吾弟作》、《自耒口望衡州诸山》、《秋尽》、《微雨》、《过耒阳有怀杜工部》、《倚枕》、《恨别》、《远游》、《至郴州，贻知州李镐仲京》、《平石村》、《送礼吾北还》等。

　　八月，由长江赴京。（《年谱》）先是与姊夫龚绶庵同行，中途相别。

　　按，先谦此行，《年谱》云“由长江赴京”，恐非。考《诗存》诸诗，当从湖北武昌、樊城，经河南新野、汴城等地入京师。途中有《阻风，同龚绶庵作》、《赠绶庵》、《陪诸公黄鹤楼会饮》、《入襄河》、《寄礼吾三十韵》、《寄赠彭崧毓于蕃前辈丈》、《晨出樊城对雪寄子美》、《又赠》、《别子美》、《新野寄绶庵》、《发利河店宿新店，夜起对月二首》、《发襄城》、《汴城客舍晓起，有怀绶庵》、《登吹台奉怀蓬海》、《赠河南李子和抚军前辈》、《发大梁》、《宿观城》、《寄赠邓辅纶弥之、王闿运壬秋》、《病卧车中，日暮方觉》、《出固安》等诗可见进京路线。

　　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  二十九岁

　　入京，寓居虎坊桥南。为季弟礼吾报捐分省补用知府。（《年谱》）

　　有诗《寓居虎坊桥南，晓起即事》、《呈宝佩蘅师三十四韵》。

　　正月，季弟礼吾得女肇祖。（《鲍太夫人年谱》）

　　《文集》卷十一《侄女鹤胎圹铭》：“乳名之三元。……字曰鹤胎。肇祖，其谱名也。《尔雅》之义：‘肇祖元胎，始也’。女行居三，胡以名？大女自龚出，二女又早殇。而生女，以为余兄弟似续之蕃，将自此始也。”

　　五月，简放云南乡试副考官。正考官为四川长寿汪蓉洲编修叙畴。刘凤苞为同考官。汪氏于八月初一日（8月27日）授云南学政，刘氏亦改任元江州。

　　见《诗存》卷七《即事奉赠汪叙畴蓉洲同年编修》、《汪同年过长寿觐省，即事奉赠》、《送刘采九之任元江州》等诗。

　　《文集》卷五《〈晚香堂赋钞〉序》：“庚午，余典试滇中，采九为同考官，相见大驩，讨论文字，无虚日。榜放后，置酒大观楼，赋诗赠行。”

　　出京，经山东、河南进入湖北。走樊城、宜城，至宜昌，因长江水涨，改由施南（今恩施州）入川。经万县（今属重庆）、长寿、永州、叙永入贵州。又经毕节、威宁入云南。经宣威，九月初一日（9月25日），抵昆明。

　　途中有诗《鲁仲连墓》、《光武故里》、《樊城寄怀子美》、《宜城驿舍》、《东湖县》、《甘泉寺》（自注云：“时贵州苗乱，驿道改四川，此次峡中江涨，改由长阳恩施利川出万县。”）、《青杠坪》、《关口垭》、《劝农亭》、《苦桃溪》、《野三关》、《落水洞》、《施南逢余季持》（自注云：“余名思训，时知成丰县。”）、《黄草坡早发》、《石板顶二绝句》、《万县道中口号》、《尖山》、《万县》、《白兔亭》、《入永川》、《寄赠周渭臣》、《赠徐正斋》（自注云：“徐名斯匡，宫叙永厅同知。”）、《女拽舆》、《舆夫叹》、《毒瘴行》、《毕节道》、《过威宁海子二首》、《行次宣威》、《病起》、《北极》、《泛滇池》等，见《诗存》卷七。

　　榜发，得士许印芳、彭启商、宋梓侪、杨凤朝等人。又作《留别中式诸生》等诗。

　　《文集》卷五《〈五塘诗草〉序》：“五塘诗草者，石屏许广文印芳麟篆所箸诗也。同治庚午，余典云南乡试，得麟篆文，大喜，拔置第二。同考官或相诮让，余曰：‘此必佳士，请姑待验吾言。’榜发，果宿儒也。既挟所为诗来谒，余题五律赠之。”

　　《诗存》卷七《题赠许生印芳茚山〈五塘诗草〉》诗：“一笑得山谷，只惭非老坡。锺镛不谐俗，藻镜昔争诃。及对诗篇好，翻思屈抑多。平生期许意，岂独在巍科？”按，《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六十三：“许印芳，字麟篆，石屏人。同治庚午举人，官永善教谕。有《五塘诗草》。诗话：“王益吾祭酒典试云南，得麟篆文，大喜，以为必佳士。榜发，挟诗谒王，王赠以诗。首云：‘一笑得山谷，自惭非老坡。’末云：‘平生期许意，岂独在巍科。’其相赏如此。麟篆当咸同间所作感时伤乱诸篇，识者以为不减老杜夔州后作。尝以滇自丙辰乱后文献凋残，乃辑道光至光绪间诸人篇什为《重光集》付梓。”

　　同治十三年甲戌《送彭启商铸丞下第后之官贵州，即题其集》诗自注云：“彭，会泽人。庚午乡试所得士。”（《诗存》卷九）

　　光绪四年戊寅《送宋梓侪之官江西》诗自注云：“宋名廷梁，庚午云南副榜，候补知府。”诗中有云：“忆在岁庚午，滇闱放榜时。石屏有许生，垂示一卷诗。风霆郁怀抱，制作何雄奇！老彭出会泽，谒我京尘淄。探囊得秀句，欣赏亦忘疲。未若小宋贤，千篇奏金丝。”（《诗存》卷十）

　　《文集》卷十《诰赠中宪大夫杨君墓志铭》：“余同治典云南试，得凤朝，叹奇其文。”

　　试毕，作《云南乡试录》复命，又乞假三月省亲。复经宣威、威宁、赤水河（在云南昭通府境内），至永宁，买舟经纳溪入长江。

　　《文集》卷二《〈云南乡试录〉后序》：“今兹回民，与苗顽无异。皇上治体远规姚室，疆吏思敷文之功，以赞神武之用，使滇人知皇庆攸兴，求才劝学如是其急，然后士类人气大升，而人心得所系属。柔回民桀骜之习，而动以诗书冠带之荣，则干戈之灾，不涤而自净，其裨益岂一手足之烈云尔哉！”

　　《诗存》卷七有《至宣威》、《赠方桂芳绍棠》（自注云：“方，知宣威州。”）、《又过威宁海子，贻嵩祝三》（自注云：“嵩名年，知威宁州。”）、《行次赤水河二首》、《自永宁买舟下纳溪》、《江陵感怀有奇》、《入洞庭》等可见先谦归途中行迹。

　　十一月，归里。

　　《鲍太夫人年谱》：“不孝十一月乞假归里。”按，《年谱》作“十二月归里”。

　　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  三十岁

　　三月二十九日（5月18日），季弟礼吾卒。五月二十一日（7月8日），弟妇张氏卒。礼吾临终前，将书稿托付先谦整理。

　　《年谱》：“礼吾久病，余续假三月以待。三月，礼吾卒。五月，弟妇张夫人卒。”《文集》卷八《季弟礼吾行状》：“弟卒于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年二十三，祔葬浏阳门外赵家山。由附贡生以赀入为同知候选，改分发补用知府。生三年，为二伯父直清公后，名后父母皆前卒。妻张氏淑人后弟五十余日以身殉。女一肇祖。”又云：“病革，出残稿付余曰：‘吾家自六世祖以下，六代九人，所著述积一匮。弟惧残佚，手抄且半，今并第十矣。悉以累兄，幸为弟条理足成之，死不朽。’”《文集》卷十三《仙人市先墓记》：“弟妻张氏，……卒同治十年辛未五月二十一日卯时，年二十四，诰封恭人。”

　　六月，继配李氏来归。准备进京。

　　《年谱》：“余以侍母无人，举家北上。自周夫人卒，中馈久虚，奉母命续娶。六月，李夫人来归。”

　　七月，辞别亲友，携家人启程。经长江，转运河，至济宁登陆。至德州，河冻不能行。先谦独自入京复命后，仍回德州奉母度岁。

　　先谦别前有《赠别萱阶一首》、《闻杨商农选得校官》、《别弟》等诗。

　　《年谱》：“七月，迎太夫人由长江达江宁，乘舆至德州，河冻不能行。先谦回京复命后，除夕仍回德州侍母。”《鲍太夫人年谱》：“不孝请太夫人偕舅母、二姊及子女俱入都。……时由长江达济宁，行囊已空。不孝复往山东省称贷以济。值水涸，请太夫人乘舆往德州。太夫人行数十里，以不惯长途舆轿，头晕呕吐，不孝属舆夫平步缓行。次日，太夫人始稍安帖。凡五日，至德州。”

　　途中有诗与杨恩寿、刘锦荣、曾纪泽等人。入京，有诗与周寿昌。

　　有《秋日南津涧寄蓬海》、《刘忠壮公挽词》（自注云：“公名松山，广东提督，战死甘肃灵州。”按，松山字寿卿，湖南湘阴人。）、《赠刘京卿毅斋》（自注云：“刘名锦荣，忠壮公之侄。”）《怀宁别莲生叔，和绥园叔作》、《故两江总督马端敏公挽词》（按，两江总督马新贻同治九年八月被刺，曾国藩由直隶总督改江督。）、《莫愁湖柬曾颉刚》、《至瓜州，适湘乡师相已于是日发苏州入镇江矣，寄呈此作》、《发清江》、《陪绥园叔夜读》、《闻自庵丈转官，遥以诗贺》、《稚女》、《道中遇雪》（自注云：“时旅费乏绝，赴济南告贷。”）、《送人之历城》、《东阿道中》、《至德州》、《静海道中》、《除夕归德州旅舍》等诗可略见其途中情状；入京期间有诗《呈自庵文》。俱见《诗存》卷八。

　　本年，李谟卒。先谦《哭李禹臣》诗云“天地难容恨，因君泪更倾。诗中有殊骨，老死不知名。家世孤星续，年华冷炙轻。一壶无处奠，羁旅苦为情。”（《诗存》卷八）

　　按，先谦连遭亲友丧亡之痛，故这一时期的诗作多愁苦凄悲气息。本年《展墓作》诗：“弟病不偕往，余归祗独悲。灰飞蝴蝶纸，雨泣脊令诗。春色寒高陇，斜阳拭旧碑。肩与人自瘦，愁重故须迟。”《愁绝》诗：“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一十二时愁。举家水疾到黄口，老母江风摇白头。面目暗惊只消瘦，舟车望远多幽忧。青山好去无钱买，晓夜哀歌绕舵楼。”（《诗存》卷八）

　　本年，俄国占领中国伊犁。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  三十一岁

　　正月，在德州。有诗赠黄兆升。

　　《诗存》卷八《赠黄宗华》诗自注云：“黄名兆升，善化人。记名总兵，督勇德州。”

　　二月，奉太夫人抵京，寓东北园。

　　《文集》卷八《季弟礼吾行状》：“自余丧弟，而余母年六十有四矣，又忧伤多疾。不得已，迎养以北。浮长江，泝运河，自济宁登陆。至德州，舟达通州而入都。余家老者、幼者、疾者、亲戚贫者，皆率以行。历程五千，为日二百四十。寒暑异时，水土异宜，风涛盗贼，车马况瘁，饮食衣服，不时不适，余母几病而安者数焉。至都，米盐琐屑之务，平日未尝过问者，举集于余，无一人助。境日穷身日困，而余自是，不可一息离母他适。”

　　在京，与龚省吾、陈伯屏过往甚密。

　　《文集》卷十一《龚母沈太夫人墓志铭》：“自同治壬申，先谦奉母太夫人入都，时同乡京僚善化龚省吾舍人、长沙陈伯屏编修，皆迎母京邸。吾三人以姻亲故，登堂拜母，承望欢颜，家人往来，互询高堂起居，色笑以为乐。……省吾，名镇湘，由进士官至礼部郎中。”

　　本月初四日（3月12日），曾国藩卒于两江总督任。先谦有诗《太傅曾文正师相挽词》。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涤生，号伯涵。湖南湘乡人。论学主张会通汉、宋，继承姚鼐“义理、词章、考据”之说，增加“经济”一门。文章亦学桐城义法，而能以所谓理学经济，发为文章，雅洁之外，别有宏阔气象。追随曾氏学文的人很多，著名的有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黎庶昌，号称“曾门四大弟子”。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例略》云：“惜抱振兴绝学，海内靡然从风。其后诸子各诩师承，不无谬误。……若文章之事，高下粲然，开卷即得，无戴证明也。梅氏侵淫于古，所造独为深远，其志固不屑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矣。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冠绝古今。其于惜抱遗书，笃好深思，虽謦咳不亲，而涂迹并合。学者将欲杜歧趋，遵正轨，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见《年谱》光绪八年）

　　按，先谦论学术，推崇姚鼐、曾国藩调和汉、宋的主张。（见《文集》卷十四《复阎季蓉书》。）论古文，亦云“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可见其仰慕之心。然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提倡朴学诸显达列传第二十五•王先谦》云：“初学为古文词，师曾文正。已益泛滥群籍，颇识制度名物。”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王先谦》与支说同。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王先谦》云：“王先谦，字益吾，长沙人。初学为古文词，法曾国藩。”三人云先谦初学古文，即师法曾文正公，非是。

　　五月初十日（6月15日），四女娱祖生。

　　《文集》卷十一《女慰慈圹铭》：“名娱祖，慰慈其字。”

　　六月，补国史馆纂修。

　　七月，刊《汉铙歌释文笺正》一卷成。郭嵩焘次年致函先谦，对是书大加褒扬。其函中有言云：

　　前奉赐函，并蒙颁示《汉铙歌释文笺正索解》，冥昧之中，而比附明确，征引宏富，可谓宏达博览者也。序例穷研，极考旁推，交通其辞，渊古醇懿，而仍出之疏爽。刘彦和、任彦升之品事述文，有同斯诣，不谓近得之吾党，钦佩何涯。介弟沉思精识，实先发其旨趣。览君文而益为之凄婉。（王宗炽《名贤来札选钞》）

　　按，数十年后，林损致函先谦门人杨树达亦云：“承赐《汉铙歌释文笺正》一部，遵命拜登，屡辱宠赍，愧悚莫名，琼玖之报，何日忘之？葵园少作辄尔湛深拔萃，乃知先辈禀赋之厚，亦非恒人所敢望也。”

　　八月，同年施人镜之父卒。先谦应人镜请，作墓志铭。

　　《文集》卷十《诰赠中宪大夫吏部郎中加二级施君墓志铭》：“君姓施氏，讳玉峻，字德泉，江苏甘泉人。……君卒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距其生嘉庆二年六月十一日，年七十六。……人镜，同治乙丑进士，吏部主事。”

　　十月，充本衙门撰文。

　　本月初十日（11月10日），作《先仲兄敬吾府君行状》、《季弟礼吾行状》。先谦欲索人为墓志，未果，遂自为行状。

　　《文集》卷八《先仲兄敬吾公行状》：“岁辛未，先谦将奉太夫人北上，择吉日遍谒辞祖先之墓，最后至仲兄墓门，……已为牛砺其角，而奔坏断折矣，唏嘘泣下久之。归以告从弟先运曰：‘是宜培，愿以烦弟，且欲表兄墓久矣。京师文薮，求而归，将并属弟树之。’及来京，人事见阻，复不果为状。而先运累以书来促，乃卒成之。……同治十一年壬申十月初十日。”

　　又搜辑先父、伯父及兄弟遗作制艺文。

　　《文集》卷三《王氏塾课初编序》：“暇检行箧，得先大夫所为文及先伯父文数篇，恐就湮灭，并搜两兄一弟文又数十篇，板藏于家，南中尚有存稿，他日取来，当悉刊之。”

　　本年，识李慈铭。慈铭原名模，字式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

　　李慈铭《王母鲍太夫人墓志铭》：“慈铭自同治壬申与今国子监祭酒王君先谦相识，甚疏也。”（《文集》卷十六）

　　《清史稿》卷四九三《文苑列传•李慈铭》：“李慈铭，字爱伯，会稽人，诸生，入赀为户部郎中。”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  三十二岁

　　寓京师。与周寿昌游，有诗谈治学。

　　《诗存》卷九《与自庵丈论诗奉呈》：“百代陶甄共一家，取材勿啬用勿奢。蚕从鸟道冥心入，牛奋箕张众口赊。海上点金真有术，山间剖玉漫无瑕。从今著处求雕润，白雪黄头敢自夸。”

　　与杨颐、温棣华、张芝圃等同年往来甚密。

　　《文集》卷九《诰授光禄大夫兵部左侍郎杨公神道碑》：“在都与济宁孙文恪公毓汶、吴县洪侍郎钧、太谷温学士绍棠、天门胡中丞聘之、太和张布政瑞卿及余，为文酒会，酣嬉淋漓，极一时友朋之乐。”

　　《诗存》卷九《次东坡赠段屯田韵，柬杨颐蓉浦同年编修及同年诸子》内有云：“衣冠满京洛，文字几良伴。通籍嘉会繁，略可操月旦。飞卿云锦机（温棣华），平子青玉案（张芝圃）。炯炯明月珠，鱼目不敢乱，粤中交四杰（廖云氅、张梦渔、韦伯谦及蓉浦），妙质宜荐盥。痛矣老罗含，起死无秦缓（罗峄农近逝）。誓将结昆弟，及尔终如贯。”

　　何应祺进京，先谦有诗奉赠，内论及其诗。

　　《诗存》卷九《镜海到京奉赠》：“才过陈同甫，狂于杜审言。一官仍辗转，馀子尽飞骞。春色还尊酒，星文动国门。论交存药石，箧笔不辞援。”

　　与张祖同、张百熙兄弟有往。时百熙准备明春会试。

　　《诗存》卷九《奉赠张祖同雨珊、百熙治秋》：“海内数词客，君家不可当。每瞻荆树秀，只益脊令伤。阅世信穷达，论心俱老苍。他年编乐府，忝窃配张王。”叶恭绰《全清词抄》第二十六卷：“张祖同，字雨珊，号词缘，湖南长沙人。同治元年举人。有《湘雨楼词》五卷。”又，第二十七卷：“张百熙，字诒孙，号垫秋，一号治秋，湖南长沙人。……有《退思轩集》。”

　　有龙汝霖出示诗集，先谦题诗。

　　《诗存》卷九《题龙嗥臣诗草》：“攀古学阴何，步今揖王邓。”自注云：“龙名汝霖，攸县人。知山西高平县。”按，诗中“王邓”指王闿运、邓辅纶。

　　四月十二日（5月8日），郭嵩焘自湖南来函，请代录邓忠臣诗文集。郭函略云：

　　尊撰《汉书集注》以成几许？具此精鉴，当使三刘避席。大业日新，弥增企仰。吾乡宋时有邓忠臣《同文馆唱和诗》十卷、《邓绅伯集》二卷，《四库馆书目》并已著录，而外间并无传本。意思就四库馆录出，敬乞阁下一为筹之。”（王宗炽《名贤来札选钞》）

　　按，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同治二年署广东巡抚。时劾免赋闲在湘。《清史稿》卷四五三《郭嵩焘传》：“郭嵩焘，字筠仙。”

　　闰六月，嫂吴宜人所抚大侄女兰仪殇。

　　《文集》卷十一《侄女兰仪圹铭》：“兰仪，余姊女也。姊既前有子男女二，家贫又多疾，不自育，而以女余邱嫂，嫂亦乐得为之娱。……自余兄之没，嫂寡居逾二十年。待余兄弟为立后，久未得，与女晨夕十二年矣，而卒病以死。”

　　《文集》卷十六《鲍太夫人年谱》：“闰六月，大嫂所抚侄女兰仪殇，年十三岁。姊子已十八岁，至京后，忽病狂，数年死。”

　　十一月，补功臣馆纂修。（《年谱》）

　　本年，吴敏树自编《泮湖文录》成。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  三十三岁

　　正月十三日（3月1日），四女娱祖殇。先谦作有圹铭。

　　《文集》卷十一《女慰慈圹铭》：“女慰慈，期有二月而字自庵先生之第三孙，又八月而殇。女生数月能言，秀外而中慧。问以家人居室，历指不爽。闻予声，辄欢跃叫呼，予亦逾时不见不乐也。每日斜抱至门外，对门墙上青草丛生，葱郁可爱，女注视笑语，良久乃入。病剧数月，稍间至门，犹视青草作笑态，而口已不能言，可伤也已！……殇以同治甲戌正月十三日，既厝矣，为之铭。”

　　二月，移居虎坊桥东。二十一日（4月7日），三侄女肇祖殇。先谦作有圹铭。

　　《文集》卷十一《侄女鹤胎圹铭》：“女生数月，几死。逾期，弟夫妇俱亡。女病濒死者数。嗣是携以北，无日不忧女病。女身日益长，瘦骨裁如拳。四岁不能行坐，性甚慧。余取古谣谚及诗语通俗情者教之歌，口齿清脆，声琅然满席床。自弟亡后，余块然独立，痛弟不能再世，而女为一线之延也。女虽病亟，日必呼余抱，歌而索余和，余顾之，泪随声下也。……女死甲戌二月二十一日，前一月夭余女，九月前大女殇焉。”

　　本月二十八日（4月14日），闵浩斋师卒。先谦作墓志铭。

　　《文集》卷十《闵浩斋先生墓志铭》：“先生少以文名，然娄困场屋，年三十始补县学生。……大学士侯湘阴左公闻其名，延课其子，遂参军幕，积劳被荐以训导用，辞归不复出。同洽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家，年五十一。”

　　三月，充会试同考官，作《闱中催诸同年考校，即目戏柬》。四月榜发，龙起涛出先谦房，亦中式。

　　《文集》卷十《诰授朝议大夫湖南常宁县知县龙君墓志铭》：“君讳起涛，字仿山，禹门其自号，永新龙氏。……同治甲戌进士。……君会试出余房，一见相得甚。归里以来，过从遂密。谭文校艺，欢然移晷。”

　　《文集》卷八《龙孝子传》：“龙孝子，江西永新人，名光阁，字紫台。……同治乙亥，孝子得旌于朝。前史官王先谦曰：‘起涛会试出余门，为余述孝子事甚具。’”

　　缪荃孙、李慈铭、朱一新、赵铭等，虽经先谦力荐，皆不售。

　　《文集》卷六《〈葵园校士录存〉序》：“忆甲戌分校，缪筱珊编修、李莼客、朱蓉生两侍御、赵桐孙太守卷，并出余房，力荐未售，同人诧余。此四君，获隽足冠一榜。余时亦颇自负文章，声气之微，其果冥合符契，有非尽出于适然者耶！而世俗徒拘泥文句。”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二日：“榜发，又落第，取卷出，以诗多二韵未荐。人言予卷为王编修先谦所荐，李尚书已取第四，进呈填榜时，忽传卷有大疵，以诗中十韵始看出也，竟易之。”

　　又有彭启商、王宝善亦会试落第。

　　先谦有诗《送彭启商铸丞下第后之官贵州，即题其集》、《送王宝善仓文下第还云南，即题其集》（自注云：“王负时名，兼善奇字。余典滇试时失之。）

　　杨恩寿入都，与先谦过往甚密。不久杨即出京，先谦赠有诗。

　　杨恩寿《王母鲍太夫人像赞》：“同治甲戌，恩寿以选人注吏部，籍客京师，凡三阅月有奇，几于无日不见。时益吾以大考擢春坊，屡司文柄，又以能文章负海内望。”（《文集》卷十六）

　　先谦本年《赠别蓬海》诗有“十年九为别，每别在故乡，焉知京华客，挥涕西山旁”句。（《诗存》卷九）

　　张祖同伯父张法卒，先谦作有诗。

　　见《诗存》卷九《送雨珊扶其世父竹汀侍御之枢还湖南》。

　　八月，作《祭阎潜邱先生文》。

　　《文集》卷十四《祭阎潜邱先生文》：“同治十三年八月吉日，阎先生祠堂落成，后学某等以清酌庶馐，敬祭先生之灵。”

　　本月，郭庆藩官浙江，先谦有诗相赠。

　　《诗存》卷九《题郭子瀞〈读书秋根图〉，即送之官浙江》有“八月西湖莼菜肥，使君五马去如飞”句。

　　十月初八日（11月16日），吴光尧致函先谦，谆戒不要中辍《汉书》和《水经注》之校注。

　　吴光尧函云：“益吾仁弟史席：七月杪，自永还省，读寄家君书并惠函，备悉种切。曾闻令爱及侄媛噩耗，犹冀谣传不实。得书流览，凄惋良深。……第《班注》中辍，更事他书，势将与《水经》之修，同束高阁。见异思迁，学人大病。况著述多门，又非百年精力所能兼顾者乎。目今纂辑之书，讳恶避嫌，断不能为将来信史，原编一不足重，续之增之，未免捐有限之岁月，为无用之简编，殊可惜也。”（王宗炽《名贤来札选钞》）

　　本月初十日（11月18日），五女顺祖生。

　　十二月，蒋益澧卒。先谦作有传文。

　　《文集》卷八《蒋果敏公家传》略云：“公姓蒋氏，讳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同治）十三年召入觐，公力疾入都，十二月卒于萧寺，年四十二。”

　　本年，苏舆生。苏舆字嘉瑞，号厚庵，晚号闲斋，湖南平江人。

　　德宗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  三十四岁

　　正月初八日（2月13日），先生长子荣祖生。

　　《诗存》卷九《荣几生喜赋》诗：“昆弟四人三短折，我身虽在不禁悲。每怀先泽宜昌后，及到中年转自疑。莫把琴书求外姓，即今头角似佳儿。无灾无难祈天祖，喜极回思涕满颐。”

　　二月十九日（3月26日），大伯母郭宜人卒。先谦有铭文。

　　《文集》卷十一《伯母郭宜人墓志铭》：“伯母姓郭氏，同邑人也。……没于光绪乙亥二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一。……越岁壬申十二月某日，归葬湖南省城十八里杉木冲山。”按，壬申为同治十一年（1872），殆有误，疑当为“壬午”。

　　三月，曾国荃为先谦书“长沙三植之堂”匾额，并作《三植堂序》。时先谦以文章颇负时名。曾国荃序略云：

　　益吾太史，树声于馆阁有年矣，考试滇南，得士最盛，篡修国史，发潜德之光，笔之所到，鬼神为之感泣。吾楚殉义而有隐德者，莫不赖以表彰。人第知益吾宏奖忠奋之谊，似为激发后来起见，而未知其夙承义方之训。立说著书，历以此为体要也。载之先生，旧有《三植堂手泽》留诒于益吾者甚当，惟益吾能馨其所藏而读之，故温文博雅，为众流所归。……乙亥三月湘乡曾国荃。

　　按，曾国荃自同治六年十一月由湖北巡抚任回籍，十三年六月上谕旨召见，九月启程，十二月初七日抵京。光绪改元，授陕甘总督，未及赴任，旋于二月改授河东河道总督。

　　杨树达、杨毅达《郋园学行记》：“同光之间，时论推县人王葵园阁学师先谦、湘潭王湘绮侍讲师闿运为尊宿。”

　　四月二十七日（5月31日），大考翰詹，先谦被钦定为二等第五名，擢补右中允。五月，充实录馆协修。二十一日（6月24日），大嫂吴宜人卒。秋，吴光尧走书京师，请先谦为墓志铭。

　　《文集》卷十一《嫂吴宜人墓志铭》：“长嫂既没之秋，其弟抵书予曰：‘女兄之相君兄二十一月，厉节待后者二十有五年，不幸死矣。平生志行宜有述，无使吾两家子孙，久而忽忘矣。’……兄卒，嫂无出，女吾姊女兰仪，年十五暴病死，嫂悲恸成疾。荣儿生，嫂内乳母于室，已抚儿卧，怜爱曲至而疾益剧。伯母卒，哭之呕血，遂至不起。……以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卒于京师，年四十四。越岁壬申，以其柩归，与先兄同祔。”按，文中“壬申”当为“壬午”误。

　　六月，简放江西恩科乡试正考官。副考官为潘衍桐编修。

　　《文集》卷七《潘绎庈之母梁氏七十寿序》：“绎庈举辛酉乡试，与余为同年。其典试江西，又与余同拜命。为人温文而正直，余知之最深。”

　　《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六十四：“潘衍桐，字摹庭，号峄琴。南海人。同治戊辰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侍读学士。”

　　途中有《自新城泛舟至雄县，同潘绎庈同年编修作》、《河间献王墓》、《董子故里》、《濠梁驿》、《自店埠至庐州》、《过庐山》、《渡修江作》、《寄母》等诗。

　　至南昌，游滕王阁、百花洲。

　　见《将以重九放榜，前一夕书此赠绎庈，偶谈及新修滕王阁之胜，故并及之》、《次韵李艺渊重九偕同人登滕王阁》（自注云：“艺渊时乞假还楚。”）、《王鹤樵招饮百花洲，奉赠二首》（自注云：“王名松龄，河南人。官候补道。曾在雪琴侍郎军幕。王时统领江军水师。”）、《胡寿椿研生前辈赠诗，次韵》、《寄郭子瀞浙江》、《舟中二首》、《自姑塘行至九江夜放轮船不寐有作》、《偕方浚颐子箴前辈游平山堂》等诗。《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五：“方浚颐，字子箴，号梦园，安徽定远人。道光甲辰进士。”

　　又见蒋榕川。

　　《文集》卷三《榕川诗钞序》：“乙亥复见于豫章，相得益欢，而无一言及文事。”又有陈大源函至南昌，乞为其父作铭。

　　《文集》卷十《诰赠光禄大夫陈君墓志铭》：“君讳世宁，字泰文，先世讳朝知者，官浙江总兵，由临武迁衡阳为县人。……君以同治十年壬申正月二日卒。……卒后十四年，大源在江西吴城镇总理长江船厂，以书抵余南昌乞铭。余昔在水军，与大源同营相知也。”按，陈世文卒于“同治十年”，则此处云“卒后十四年”误，“十”字衍。

　　八月，入闱。九月九日（10日6日），榜发，彭毓海中式，乞先谦为其父作墓志铭。所得士中，与先谦有往且可考见的，还有程其瑜。

　　《文集》卷十《知府衔特用直隶州彭君墓志铭》：“君姓彭氏，讳启昆，字符甫，自号雨棠，江西分宜人。……以老谢归，卒于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年七十五。毓海，光绪乙亥举人，户部郎中，……余典试所得士，泣以铭请。”

　　光绪十二年先谦《题程其瑜集》诗自注云：“元和令其珏弟，余乙亥所得士也。时欲赴会试不果，病久，人目为颠耳。集中多见道之言。”（《诗存》卷十一）

　　十一月，回京，适逢李鸿章奏请改科举，废制艺。先谦认为“制艺取士，前古莫尚之良法”，“朝廷收制艺之效而未受其弊”，为文加以反对。

　　《文集》卷二《〈江西乡试录〉前序》：“臣维文与时为变通，而制艺取士，前古莫尚之良法也。圣贤之微言奥理，备于四子书。学者正心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舍是无由。……以制艺取士，《四书》命题，然后斯世遵奉一致，口复心研，不能自已。其智者随所之而入道，鲁者缘习生悟，亦能驯致义理之途。达则穷事变、充器识，为国家纯臣；穷抱遗经，亦不失为乡里好修之士。而科目出身，仕途所重，士虽儿齿宣发，皆恩得一第为荣。束天下豪杰于追章琢句之中，以柔其犷悍横逸不驯之气，其为功岂可一一数哉！……康熙中改用论策，后弊益甚，仍复其初。乾隆时舒赫德、杨述曾等有更定文体之请，卒从廷议而罢。流及今日，论者渐忘前事，又激于风气日卑，复有以制艺为可废者。臣愚谓法屡更，则国是纷；教不一，则民志惑。……故今日之要务，在求人才，不在变法。且寇乱以来，勋臣半出科目，朝廷收制艺之效而未受其弊，此其不必轻议，断可识矣。”

　　本月，作周沦蕃墓志铭。周沦蕃卒于本年六月壬辰（7月29日）。

　　《文集》卷十《周仲茗墓志铭》：“光绪元年乙亥六月，周君沦藩卒于京师。越六月，先谦归自江西，走哭其位。于是吾师自庵先生啜泣而言曰：……若汝其铭。”

　　本月二十五日（12月22日），六女慧祖生。

　　冬，岳父周筱楼自编其诗，来函嘱先谦作序。

　　《文集》卷三《〈悔全堂诗集〉序》：“光绪纪元之冬，外舅周筱楼先生都其诗若干卷，自东湖走书，命先谦曰：‘知余诗之深者莫如女，其为我序之。’”

　　本年，作《〈国史•河渠志〉序》。序略云：

　　臣惟水道分合，古今异宜。至行水之法，未有能外古圣人之意者，亦顺水性而已。黄、淮合，济运当借以为资；黄、淮分，济运必筹所未备。未至之患，所宜豫防；已然之迹，不容终泥。（《文集》卷二）

　　按，此序后附有光绪十二年正月先谦自记：“史馆旧有《河渠志》稿，讫于雍正八年，光绪元年增修，并黄、淮、运河为一门，张兰轩同年编修清华任提调，属改为此序。时黄河入大清河未久，间有溃决，迄未大修，至今日而工费之巨，什伯曩时矣。足见事变之来，非合全局，而策其终始不可也。

　　本年，张之洞《书目答问》成书。

　　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  三十五岁

　　二月，补国史馆总纂。

　　本月，与郭嵩焘等人有往来。

　　按，《郭嵩焘日记》本年日记中多次提到先谦。二月初三日：“王逸吾、张子镕约会湖广会馆祭文昌。辰刻至，仅子镕及陈伯平、瞿子玖、黄翰仙、萧雨亭、吴鉴堂六人，此外尚无至者。……晚诣徐寿蘅谈，求问京师人才。寿蘅举五人：一谢孟余侍御增，住珠巢街，扬州人；一李莼客比部慈铭，住保安寺街，浙人；一张延秋水部南山先生之孙，其兄张太史清华也；一王莲生；其一周叔畇太守星誉，现外放知府矣。其张香涛、李若农、谢麟伯、王逸吾、吴春海、钱篪仙、许鹤侪诸君，为所素知者，不复开列。”又三月初四日：“王逸吾邀饭，同席胡小渠、王孝奉、刘毅季、蒋少穆。”又闰五月初四日：“便诣王逸吾、朱石翘、周荇农、曹芗溪谈。”

　　按，湖广会馆在虎坊桥路南。又按，光绪元年七月，郭嵩焘以候补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国大臣。本年十月十七日（12月2日）自上海启程赴英。

　　三月，派文渊阁校理。

　　本月，会试。榜发，杨商农落第。缪荃孙中进士，选庶吉士。

　　《诗存》卷十《寄商农新化》诗自注云：“时会试报罢，回新化训导任。”

　　缪荃孙《艺风老人自订年谱》：“三月会试。四月榜发，中三十一名。覆试一等十三名。殿试二甲一百二十五名。五月引见，以庶吉士用。”

　　周材芳中式，请先谦为其父作墓志铭。

　　《文集》卷十《赠道衔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湖北郧阳府通判周君墓志铭》：“周汝骧，字俊才，故江宁人。远祖明初……占籍楚雄为县人。……以赀入为湖北郧阳府通判，历署宜昌府通判，归州知州，武昌、黄梅、南漳县知县，襄阳府知府。……子材芳，光绪丙子恩科进士，庶吉士，改选广西思恩县知县，……泣以请铭。”朵如正中式，请先谦为其嫂作墓志铭。如正为先谦同治庚午云南乡试所取士。先谦致函朵生，批评他在叙述家世时，“种种杜撰”、“沿讹袭谬”。

　　《文集》卷十三《与朵生书》：“承属为嫂作墓志，述及贤友先世，窃所未喻。所云始祖讳止，字帖木，陕西宁夏府人，元时从益王至滇，为云南枢密使，事迹忠烈，载在《滇志》，从祀文庙悯忠祠。《滇志》仆所未见，不知何人作。《云南通志稿》秩官、忠烈、祠祀诸门，无朵止其人。……《元史列传》中亦无之，元诸王亦无益王之名，《百官志》无云南枢密使。种种杜撰，殊为不经。……近世谱学不明，能实事求是者又少。沿讹袭谬，未可训也。贤友更审思之。”

　　夏，为朱少虞母作寿序。

　　《文集》卷七《朱少虞之母七十寿序》：“光绪二年丙子夏，朱君少虞踵门告予曰：人生可乐之事，莫甚于读书成名而亲犹及见之，……”

　　五月十二日（6月3日），长子荣祖殇。先谦作圹铭。

　　《文集》卷十一《长男荣祖圹铭》：“京师南郭湖广义园，冢累累以千万计，其初无王氏墓也。同治壬申，余挈家来京。先后四年，余伯母、余邱嫂二、侄女一、女一、甥一、仆妇一、乳母之子，皆没而厝此，今余儿又往矣。悲夫！儿名荣祖，其没以光绪二年五月十二日，距其生元年正月八日，盖期又百二十余日矣。呜呼！余家男子今惟余在耳。余母年七十，余年三十有五，儿之生距余弟礼吾生岁二十七年，前此未添一丁也。儿生一月耳病，迄弗大瘳，病且剧，又数月，疑可以不死矣，而竟死。”

　　六月，简放浙江乡试副考官，正考官为潘斯濂光少。潘斯濂，字莲舫，一字兆瑞，广东南海人，道光二十七年庶吉士。

　　途中有诗《奉命典试浙江，出都即目》、《晓发涿州途中作》、《献县道中》、《河间作》、《德州作》、《扬州送菊生归娶》、《赠潘斯濂廉舫前辈》、《寄蓬海武昌》、《瓜州寄莲叔》、《湖上晚酌遣怀》、《雪琴侍郎于湖上退省庵招饮，赋诗为别，次韵奉答》、《沂州道中口号》、《泰安道中》等，俱见《诗存》卷十。

　　在杭州，巡抚杨昌浚、学使胡筱泉招饮。

　　丁酉年《述怀》诗注：“光绪丙子，予主淅试，杨中丞昌浚招饮于西湖。公邀余上岸，绕孤山诸寺而归，顷刻十数里。公笑曰：‘吾老，不能疾行，君若此，尚是干事身子也。’”（《诗存》卷十五）

　　丁亥年诗《寄瞿子玖》：“丙子典渐试，胡筱泉师方督浙学，招饮署中。”（《诗存》卷十二）

　　八月，入闱。榜发，陈昌绅中式，来访。其表兄叶维干后来在沪助先谦刊《皇清经解续编》。

　　《文集》卷十二《翰林院编修陈君墓表》：“杏孙名昌绅，字稚亭，钱塘人。……光绪二年丙子举于乡，……余主浙试得杏孙，榜放来谒，年未弱冠，风神出群，余心异之。”按，又参见本谱光绪二十七年。

　　差峻回京。作《〈浙江乡试录〉后序》，内论及文章和地域风俗的关系。文略云：

　　臣愚以谓文章之道，生于人心，而成为风俗。周世十五国，其地尽今齐、晋、秦、豫数省，犬牙相错。然方其分裂，歌诗一出，则审音者知为何国之风。屈原哀而楚以骚鸣，相如奋而蜀以赋竞。若有方隅风气之限，而莫识所由。然制艺之行于世久矣，其所谓同异亦微矣。……合则俗同，分则习异，亦古今之世交然也。（《文集》卷二）

　　十一月十二日（12月27日），七女昭祖生。

　　十二月，补实录馆纂修兼充总校。总裁为宝鋆。

　　本年，应李蕃请，为其父李光莹作墓志铭。

　　《文集》卷十《江西候补知府李君墓志铭》：“君讳光莹，字白初，姓李氏。其上世为江西人，明洪武中徙湖南湘潭二都，遂为县人。……擢知府，留江西候补。以光绪二年二月十八日卒，年五十一。……既葬，蕃遣人持君状走京师，述遗命以请。”

　　本年，又为杨恩寿诗集作序。

　　《文集》卷三《〈坦园诗存〉序》：“杨君蓬海，少以诗鸣。兴之所发，飙举云起，顷刻百纸。为之卅岁，日有课程，饥渴奔走，不以自废。近都其集，始道光丁未，至光绪乙亥，为卷十四，而属余序。”

　　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  三十六岁

　　正月，转补左中允。八月，奏派纂修《穆宗毅皇帝圣训》。九月，实录馆全书过半，总裁奏请议叙尤为出力人员。得旨云“詹事府左中允王先谦著，遇有侍读缺出，开列在前，并赏加四品衔。”（《年谱》）

　　按，其间有《夏日招越南贡使裴文禩饮，裴即席见赠，次韵奉答》、《同人重集天宁寺张端卿芝浦编修有诗，次韵奉答》、《宝佩蘅师相有诗赠实录馆同事诸君，敬次韵》等诗。见《诗存》卷十。

　　六月，太夫人七十寿诞。有千余人前来祝寿。

　　彭树森《王母鲍太夫人七十寿言》：“岁丁丑，太夫人寿七十，而益吾以宫允主乡试，门下士毕集，树森等亦以年家子得与。盖升堂介觞者千有余人，皆文学士，极一时文物衣冠之盛，可谓荣矣。”又云：“益吾勇于箸书，凡本朝掌故、地志、水经，皆究悉之，尤肆力古文辞，余与反复辩论。”（《文集》卷十六）

　　按，《文集》卷十六还收有缪荃孙、周材芳、彭毓海、叶大焯、龙文彬、钱振常等人所作寿序。

　　十二月，五女顺祖殇。

　　本月，杨商农之父八十寿辰，走书京师，请先谦作寿序。

　　《文集》卷七《杨云桥先生八十寿序》：“三年十二月，先生寿辰。同学诸君子谋称觞以祝，而走书乞余言。顾念两家世好，余与商农二十年气谊许与之深，不敢以不文而遂默也。”

　　本年，有孙渔笙将文集寄至京师，先谦为之作序。孙乃上年浙江乡试落榜生。

　　《文集》卷三《〈孙渔笙时文〉序》：“光绪丙子，余主浙试，……明年，邮寄向所为文京师而请益于余，余则何以益吾渔笙？”

　　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  三十七岁

　　在京师。与徐桐、宝鋆、龚省吾、宋梓侪等有往。

　　见《诗存》卷十《寿徐荫轩师》、《佩蘅师相宴龙树寺有诗敬和》、《九月省吾四十生日，招同人饮而不及余。已而以诗见示，嗟卑叹老，情见乎辞。次韵一篇，以广其意，且请后约》、《送宋梓侪之官江西》等。

　　四月初四日（5月5日），次男寿祖生。同月，七女昭祖殇。

　　七月，陕西布政使蒋凝学卒。其孙蒋德钧请先谦神道碑。

　　《文集》卷九《头品顶戴陕西布政使赠内阁学士蒋公神道碑》：“蒋凝学，字先民，自号之纯，湘乡人。…光绪元年二月，授陕西布政使。四年，乞休。七月，得谕旨，初八日卒。……子男三：泽法，县学生，盐运使衔，江西补用道。……孙男七，德钧，三品顶戴，四川龙安府知府，……德钧泣以铭请。”

　　十二月，升补司经局洗马。

　　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  三十八岁

　　五月初一日（6月20日），升补翰林院侍讲。初十日，充补日讲起居注官。

　　六月初十日（7月28日），次男寿祖殇。十七日（8月4日），上《言路宜防流弊，请旨饬谕，以肃政体》折。

　　按，先谦此折背景是：二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书贾李仲铭招摇撞骗请驱逐片》，称山西商人李仲铭（即李春山）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书铺，捏称系工部尚书贺寿慈亲戚，交结内外官吏，包揽户部报销，打点吏部铨补，为京员钻营差使。二十八日，御史李璠又奏李锺铭书铺、住宅侵占官地，并将栖止贫民义院霸占造房。贺寿慈回奏称与李锺铭并无真正威谊，素日亦无往来。三月初四日，黄体芳奏《大臣覆奏欺罔据实直陈》一折，称“工部尚书贺寿慈与商人李锺铭毫无瓜葛。惟李钟铭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时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所皆见。前次覆奏之语，显然欺蒙。”三月初六日，贺寿慈自请治罪，著交部议处，寻议降三级调用，不准抵消。六月初七日，上以贺寿慈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初九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宝廷上奏折，称贺寿慈声名甚劣，回奏不实，实属欺罔，又言复用贺系枢臣之意，暗指军机大臣宝望为贺开脱处分。

　　先谦此折力陈攻讦、党援之弊，认为与世俗人心颇有关系。折略云：

　　臣惟图治贵协于中，除弊宜杜其渐。方今圣人在上，孜孜求治。言路宏开，诚明日达聪之盛轨也，然其中流弊不可不防。……乃近来诸臣言事颇有搀越渎陈者。臣窃谓今日朝廷虚怀采纳，兼听并观，如前月给事中臣王昕参奏朱永康一案，系在部臣定谳之后，虽明旨已降，弗惮更张，岂不足以彰臣下纳诲之忠、圣主从谏如流之美？若不待部覆，率尔陈词，有乖入告之体，似宜饬禁。又思臣工建言，原应各抒己见，若待他人举发而后从之，此唱彼和，流弊滋多，如近日翰林院侍讲臣张佩纶、御史臣李璠参奏商人李锺铭一案，就本事言之，李锺铭系不安分之市侩，法所必惩；就政体言之，则两人先后条陈，虽心实无它而迹涉朋比。此事仅为弹劾一商人，不足深论，但恐后来者踵习成风，党援攻讦之端将由此启，于朝政殊有关系。……臣以为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宜太杂。可否请旨饬谕，俾诸臣晓然于祖宗成训，万世懔遵，使正论常伸，隐患自绝，庶几受开言路之益，而无其弊。（《年谱》）

　　先谦奏折呈上，诏命嗣后交部议奏之事，不得率尔搀越陈奏，更不得以雷同附和之词相率渎陈。

　　六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奏《言路宜防流弊，请旨饬谕，以肃政体》一折，国家广开言路，遇有陈奏事件，无不采择施行，原期广益集思，有裨政治。近来言事诸臣，虽颇有搀越陈奏者，念其遇事敢言，亦无不虚怀听纳、分别办理。第恐无识之人，以朝廷从谏如流，遂致逞其私见，率意上陈，必至是非淆乱，渐开攻讦之端。甚至此唱彼和，议论纷腾，亦恐启党援之渐，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嗣后言事诸臣，于政事阙失、民生利病，仍当各抒己见，剀切敷陈。至交部议奏之事，不得率尔搀越陈奏，更不得以雷同附和之词相率渎陈，致滋流弊，用副实事求是之至意。”

　　按，先谦奏折影响颇大。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六年正月十八日：“京师传诵王先谦《邪说》一疏，极为丁公道地。又前传有联云：‘体宝望心，杜宝廷口，出宝桢气，可惜一宝押错；继寿昌志，述寿慈事，救寿农命，居然三寿作朋。’”

　　随后，御史李端棻奏《莠言乱政，请旨惩戒》一折，称先谦藉朋党之名钳制言路，藉祖训以舞文，肆诋諆以惑众，别造谬说，阻塞言路，请立予斥革。其折略云：

　　乃侍讲王先谦所奏，忽谓言路不可太杂，宜防流弊，谬以朋比、党援为辞。此折一上，众论哗然。方今朝廷清明，大小臣工奉公守法，安有朋党？窃思进言在下而听言在上。可行者采之，不可行者置之，自有圣裁，何虑其杂？伏读此次谕旨云“实事求是”，曷胜钦服。臣下进言，但论其是与不是，实与不实耳，岂有凭空逆亿，加以党援攻讦之名者哉？……该侍讲乃敢别造谬说，阻塞言路，意存蒙蔽，其居心实不可问，此风亦断不可长。诚恐相率效尤，举朝缄默，畏罪不言，则从此群臣之贤否，天下之利弊，朝廷无由得知，蒙蔽主聪，隐患不可胜言。可否仰恳干纲独断，将该侍讲立予斥革，治以故违祖训之罪，以为妄呈谗说者戒。

　　端棻奏折进呈，上责其“措词过当，适开攻讦之渐，所奏著毋庸议”。

　　六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御史李端棻奏《莠言乱政请旨惩戒》一折。朝廷日理万机，惟恐政事偶有阙失，迭经谕令有言，责诸臣各抒己见，以备采择。近来言事诸臣，洞悉利弊、切实陈奏者固不乏人，而摭拾吹求、率意渎陈者亦所不免。虽是非可否，朝廷自由权衡，若每遇一事，或各执一说、议论繁兴，或随声附和、相率渎奏，众口纷腾，亦足以淆观听。至党援攻讦之风，乃前明台谏恶习，我朝向无此等风气，然亦不可不防其渐。侍讲王先谦前奏言路宜防流弊，所见未尝不是，是以降旨宣示，且仍令言事诸臣，于政事阙失、民生利病，剀切敷陈，言路何尝堵塞？乃李端棻辄以王先谦为莠言乱政，并请将该侍讲立予斥革治罪，措词过当，适开攻讦之渐，所奏殊属冒昧，著毋庸议。嗣后言事诸臣，仍当遇事直陈，不得自安缄默，亦不得稍存私见，任意妄言。”

　　《清鉴易知录》正编十九：“盖自光绪元年以来，言路如宝廷、张之洞、张佩纶等遇事敢言，朝廷亦颇嘉纳之。至是，渐为政府所厌，故因先谦之奏，而有是谕。旋御史李端棻参王先谦莠言乱政，朝旨责其措词过当。”

　　除李端棻外，先谦亦受到某权臣的责斥。先谦在复函中逐一驳回了对他的指责，道出对“近日士大夫多不读书，乃至奏牍陈词，亦皆肆口乱道”的不满。

　　《书札》卷一《复某君》：“近日士大夫多不读书，乃至奏牍陈词，亦皆肆口乱道。……方今通弊，在虚词多而实际少。先谦于经世之学，罕所谙练，岂肯自蹈放言高论之习？平生愿为读书人，不敢貌袭名士；愿为正人，不敢貌袭道学；愿为建言之人，不敢貌袭直谏。诚虑标榜之习锢于中，虚懦之气张于外，久假不归，所守必丧，学问、经济，将无一而可。愿为者，日勉于寸念；不敢者，先矢之终身。独立孤行，不求闻誉。区区之心，如是而已。”

　　六月十九日（8月6日），奏《徐之铭情罪重大，请严旨查办》折。内陈原云南巡抚徐之铭奸贪荒淫、刺杀僚属、误国殃民、偷生附叛罪状，请将“生前官爵悉予追夺，行查原籍，将其子一并革职”。折略云：

　　徐之铭始则纵回以疟民，继则挟回以自重。……又广置姬妾，日事荒淫，强夺属吏之妻为妾，……藩司邓尔恒升任陕抚，徐之铭畏其参奏，遣革弁何有保刺杀之于曲靖府署。……迨同治二年，回逆杜汶秀之党马荣戕害督臣潘铎，回逆袭入省城，徐之铭及其家属为贼所得，犹腼颜苟活。……于同治三年在省服毒身死。……可否请旨将该革员罪状明白宣示，生前官爵悉予追夺，行查原籍，将其子一并革职，不准出仕应试之处，恭候圣裁。臣以为铢奸回于既死，即以垂宪典于将来。（《年谱》）

　　按，六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奏《已故革员情罪重大，请旨查办》一折，据称已革云南巡抚徐之铭，于升任巡抚时不理要务，纵回疟民，继且挟回自重，陈奏欺罔。又复行止秽乱，廉耻荡然。遣已革副将何有保刺杀升任藩司邓尔恒，逆党马荣袭入省城，戕害督臣潘铎，岑毓英率众血战，徐之铭赴营说和。城复后，粉饰奏闻，迨奉命来京，听候议罪，迁延不行。请追夺官爵，不准其子出仕应试等语。即著刘长佑（按，云贵总督）、杜瑞联（按，云南巡抚）逐一查明，确切具奏。

　　七月二十八日（9月14日），转补翰林院侍读。本月，常梦见读书作诗，《年谱》记载有云：

　　七月中，梦作《炼五色石补天赋》，记一联云：“积万古之陶融直参造化，弥大钧之缺陷还仗文章。”又梦在山东送别友人，作四言诗，记一联云：“携月入湖，送云归岱”。又做五言诗，记一联云：“临湖片月明，过岭归云黑。”恐久而遗忘，附志于此。数年以来，梦中常至一室读书，语句多不可解，读时却甚通畅，醒不能记一句，或一连三五夜如此。想因迩年读书用心过度，精神亏耗至兹梦幻也。

　　八月，刻《乾隆朝东华续录》一百二十卷成。先谦自为跋文，叙述编撰缘起及始末。其言略云：

　　记载阙略，听睹茫昧，靡以宣上德、抒下情，匪他人任，实为史臣责。臣前见蒋良骥《东华录》，纂自开国以来，迄于雍正，颇具条理。乾隆以后，未闻续撰。若皇朝武功纪盛，《圣武记》、《啸亭杂录》诸书，于乾隆朝事实多所采摭。至徽猷鸿诰之垂贻、典章名物之富美，六十年中，灿若星列。掇拾舛漏，成所不免。自非年经月纬，难可寻究。考之往代，以本朝国史编年，创自宋司马光《稽古录》，厥后作者约数十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明郑晓《吾学编》，史裁特备。而宋林駉同《皇鉴笺要》，取《宝训实录》、《国朝会要》为注，固知国史官书，成资采录，体例斯存，亦载笔之柯则也。……臣备员词曹，编摩史馆，亦颇究心当世之务。痛斯民无知与所以报上德之未至，仰体大圣人公天下之心，远追前代李、郑述作，近接蒋氏当日所录。凡登载谕旨，恭辑圣训、方略，编次日月，稽合《本纪》、《实录》，制度沿革纂《会典》，军务奏折取《方略》，兼载《御制诗文集》，旁稽《大臣列传》，成《东华续录》一百二十卷。乾隆一朝政要，大略俱存。不揣冒昧，敬登梨枣。欲得家置一编，循览纳绎，于以体圣训而遵正直荡平之路。微臣区区之意，实在于此。嘉庆而下，稿本粗具；雍正以前，录视蒋氏加详，将以次刊行焉。（《年谱》）

　　《文集》卷二《东华录序》：“臣往诵蒋氏《东华录》，粗知梗概。从事史馆，敬绎乾隆以次各朝为《续编》。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然后列圣图治鸿模，可寻迹推求，而得其精心所注。”

　　按，蒋良骐《东华录》是一部编年体资料长编。蒋良骐，字千之，广西全州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授编修，官至通政使。曾任国史馆纂修官，参加撰写《名臣列传》，遂将查阅摘抄的资料逐年编排，汇成此书。因国史馆在东华门外，故名之《东华录》。是书叙事自清太祖天命起，到世宗雍正止，共五个皇帝、六个年号（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雍正），故俗称“六朝东华录”。先谦入史馆后，始对蒋良骐《东华录》进行续撰。又见蒋录简略，遂有续补之举。

　　九月三十日（11月13日），先谦以日本袭灭琉球，深为可虑，奏《条陈洋务事宜疏》，内云‘今洋务万分棘手，亦当认定病症，以为下药次序’，提出“审敌情”、“振士气”、“筹经费”、“备船械”四策。疏略云：

　　臣闻人臣在上位者，以尽职为忠；在下位者，以尽言为忠。值当言之事而淡漠于局外，即为负恩；有自效之路而缄默于当官，亦为瘝职。方今纪纲整肃，寰宇粗安，切要之图，莫如洋务。九重宵旰所经营，中外大臣所筹度，或害未至而先防之，或机甫发而善应之，上下同心，内外一体，审慎详密。维持历年，综论彼族情形，约有三变。……同治末年，倭人犯我台湾。近复动辄称兵，不遵定约。海防未固，御侮尚无把握。此时深可虑者，又不在他国而在倭。敌情既有变更，则区画亦因之而异。是故逊让无救于边患，务在自强，卤莽适以速颠危，要在审敌。壮我之气以慑敌，然后可以立国。充我之力以举敌，然后可以久安。审机赴势，间不容发。苟或失时，后将奚补？臣故竭其愚悃，谨就管见所及，约为四条。……一审敌情。……一振士气。……一筹经费。……一备船械。……以上四条，士气宜振，审敌情而后有致力之端，船械宜备，筹经费而后得开办之具。四者之中，经费为亟，当于此专力图维，勇决于初基，而后不匮于持久。……至沿海师船规模，必得专员统辖。南北洋分设总统，彼此隔阂，呼应不灵。总统之上，特派大臣兼辖之，守则巡阅操防，战则发纵指示，黜陟调度，一切由其主持。

　　按，四策之中，其一为“审敌情”。先谦认为此时主要外患在日本，主张备战日本。其言云：“其国据三岛，视中华一二省之大，地不为广。新购铁甲船只四号，皆木质蒙铁，海战并不堪用。小兵船闻亦甚少，兵不为强。洋债日增，穷困弥甚，国不为富”，“一俟海防少完，兵船足用，举该夷背约构兵诸罪布告各国，霆击风卷，出其不意，收琉球孑遗之众，出朝鲜掎角之兵，战舰直捣夷巢。……然后乘战胜之威，清俄人占越旧疆，定泰西互市限制。”其二为“振士气”。先谦认为重在任将、择使二事。其三为筹经费。先谦提出了垦荒、开矿、严汰冗员、整顿厘榷、加抽洋药税厘、仿制织造机器等法。此外，先谦还注意到“南北洋分设总统，彼此隔阂，呼应不灵”，故而“至沿海师船规模，必得专员统辖”。这一建议，惜未引起重视。缺乏统辖，实为后来中法、中日海战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按，《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十二月初五日：“晚邀李健斋、黄杭生、黄子厚、刘康侯、余佐卿及席山小酌。佐卿见示王逸吾条陈洋务疏稿，多至二万余言，约分四条：一曰审敌情，二曰振士气，三曰储经费，四曰备器械。其言审敌情在厉军威，言振士气在经磨炼，亦时有中肯语，而于洋情事势，则全无当也。备器械亦常语。惟储经费所言多近实：一曰垦荒，二曰开矿，三曰汰冗员，四曰杜侵冒。而于备器械，力陈四川机械局不可废，言既讲求制造，又以‘一人之言遽尔停止，朝廷不能自信，何以求信于人？’数语最为扼要。”

　　折上，诏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切实议奏。

　　李鸿章《议覆中外洋务条陈折》（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略云：“奉九月三十日密谕：‘翰林院侍读王先谦奏《条陈洋务事宜》一折，所奏审敌情、振士气、筹经费、备船械各节，不无可采。著李鸿章、沈葆桢即将海防事宜并该侍读所陈备船械一条，切实筹议，先行具奏。王先谦所称任将、择使二事，亦为储才起见。李鸿章等如有所知，著随时密行陈奏，以备录用。此外各条是否可行，并著分别妥议具奏。’……臣于十月二十七日业将海防、购船、选将各节切实筹议，密折覆陈。此与丁日昌之所谓择将帅、精器械，王先谦之所谓振士气、备船械，大致尚不甚歧异，现可无庸赘论。……臣谨将确凿可行者，筹定一二。其于事理稍疏，与格于时势暂宜缓行者，不复置议，以副实事求是之义。即如矿务一节，丁日昌、王先谦、罗应旒皆言之，今直隶之开平、湖北之当阳、安徽之贵池、台湾之鸡笼，均已试办。冀有数处稍著成效，即可逐渐扩充。洋药酌加税厘与机器制造、轮船招商各节，王先谦、罗应旒皆言之，除洋药厘税并征应由总理衙门与英使威妥玛商办外，其织造、机器已创办于兰州，轮船揽载已设局于津沪。”

　　十月，先谦复因库欸存储无多，为预防意外支应，奏请令各省清查田地，劝开荒。

　　光绪六年正月户部奏：“光绪五年十月，臣部议覆：翰林院侍读王先谦条陈折内，请旨饬下各该督抚，以此次接到部文之日为始，限三个月内将所属各州县荒熟田地，开具清单，汇总奏咨报部，一面妥定惩劝章程，核实办理，规复旧额。奏准行知遵照。

　　十月初七日（11月20日），六女慧祖殇。

　　《年谱》：“数年来，所生儿女旋踵夭亡，强颜破涕以慰慈母，然肝肠寸断矣。”

　　十二月初九日（1880年1月20日），升补右春坊右庶子。初十日，因出使俄国大臣崇厚擅自与沙俄所订条约，且不候谕旨回京，先谦疏奏条约及防俄事宜。

　　按，光绪四年五月，以左都副御史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本年八月十七日，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交还伊犁条约》（又称《里瓦几亚条约》）十八条，割让伊犁以西以南等处土地，偿付“兵费”五百万卢布，并增开口岸多处。八月二十六日，崇厚启程回国。所签条约传出，朝野大哗。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启程回国，上谕先行交部严加议处，其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交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十二月十日，著再行详细妥议。先谦遂上此疏。

　　先谦奏疏略云：“祖宗疆土不可尺寸与人，此不待议者也。使臣辱命，已谕廷臣集议，足以彰公道而固人心，臣可无庸置论。惟俄人阴谋叵测，既不允其所求，彼必多方窥伺。……此时不在专论前事之失，而在深思后患之防。臣愚以为允之则害迟，而此后更无挽回之术。不允则变速，而目前尚有任事之人，众心待干断而后兴边衅，非示弱所能弭。惟在圣意坚定，廷议和同，勿因事势棘手而畏难，勿以目前苟安为可幸。无怵于要挟而游移中变，无专崇宽大而赏罚不明，务期弊革利兴，战守足恃，根本深固，国势日强，敌人无可生心，自必俯首听命。当此时局孔艰，臣既有管见，不敢缄默，谨将目今应行筹备事宜缮陈数条，以备采摘：一、使臣宜分别撤遣也。……至撤回使臣后，原非竟与俄夷决裂，仍应侦其动静，另行遣使。……一、东三省宜严密备御也。……一、藩部宜联络防维也。……一、海防船政宜切实经理也。”（《年谱》）

　　李鸿章《日记》十二月廿六日：“鸿章奏王先谦条陈：‘若朝廷能坚持定见，勿为浮议所操，勿为常例所格，内外臣工，戮力同心，以图自强，则敌国外患，未必非中国振兴之资’。”

　　十五日（1月26日），代湖北提督郭松林拟《通饬各省选将练兵疏》。本日，因实录馆全书告成，总裁奏请议叙尤为出力人员。得旨：“右庶子王先谦著，遇有升用之缺，开列在前，钦此。”（《年谱》）

　　本年，与叶大起有往。

　　有诗《唐六如画虎，为叶更端大起题》、《题更端〈雪里桃花图〉，即送之官广东》（自注云：“时部选长宁县”。）

　　本年十一月，沈葆桢卒，刘坤一任两江总督。

　　《清史稿》卷二三《德宗本纪》：“（光绪五年十一月）壬午，沈葆桢卒。甲午，以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  三十九岁

　　三月，充会试同考官。四月，榜发，叶维干、夏庚复中式，皆出先谦房。庚复之父、江苏学政夏同善有书来谢。

　　光绪十四年《寄赠叶维干槐生》诗自注云：“叶，仁和人，主讲上海书院。庚辰进士，出余房。”（《诗存》卷十三）

　　《诗存》卷十一《君山种松》诗引言：“光绪五年二月，毓庆宫行走、吏部侍郎夏公同善督学江苏。六年七月，卒于任所，年五十四。侍郎待士宽严有法，至今人犹诵之。子庚复文学甚高，余庚辰会试同考所得士也。余与侍郎仅于公所两见，庚复中式，侍郎以书来谢。”按，《清史稿》卷四四八《夏同善传》：“夏同善，字子松，浙江仁和人。咸丰六年进士。”

　　李慈铭本次会试始中进士。

　　李慈铭《王母鲍太夫人墓志铭》：“庚辰成进士，祭酒为邻房同考官，揭榜时见慈铭名，以其老也，感唏之甚。”（《文集》卷十六）

　　《越缦堂日记》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王益吾在闱中见余首场卷，即决为余作，钱辛伯亦以为然。届填榜时，甫填十余名，益吾即出告外收掌，先取墨卷视之，知为余书，亟入语，共以欣然。又送行卷祭酒，以甲戌房荐，故以师称之。余甲戌会试出益吾房，李高阳首中之，及填榜，以诗多二韵易去。今年会试，益吾恐余之不得。及覆试，李公阅卷，以不置第一为惜，余因称情以报之。而益吾来书，深致愧谢，乃作复，与言平生师友报施之礼以广其意。”按，又见李慈铭《越缦堂詹詹录》（下集）。

　　陶浚宣、李佑丞落第，先谦有诗相赠。

　　见《诗存》卷十《送陶心云浚宣落第南归，即题其诗集》、《题陶心云〈跳山访碑图〉》、《李佑丞会试被黜，以知县分发江西，追昔抚今，成七律二首以赠其行》。

　　三月十四日（4月22日），转补左春坊左庶子。

　　四月，升补国子监祭酒。旋有刻《国朝试律诗钞》、《馆课诗存》之举。

　　《文集》卷三《〈国朝试律诗抄〉序》：“试律之在今日，其于诗道若甚微也。……经术盛于汉，书法盛于魏晋之间，骈俪盛于南北朝，古文之学盛于宋，词曲盛于元，制艺盛于明，古近体诗唐称盛焉，国朝兼之，而试律观止矣。余见夫世之为此，变态日新，亟采其精，以成斯刻。自金雨叔先生以次，列而辑之，得四十三人。”

　　《文集》卷三《〈师竹吟馆诗存〉序》：“自金雨叔、纪晓岚两先生以其幽情隽旨，恢拓途径，后来循规寻响，遂为颛家之学。人病其散而无纪，余是以有《国朝试律诗抄》之刻。词馆诸作，雅正之轨分科汇辑，近乃阒然，余是以有《馆课诗存》之编。……藤阴主人殚精斯业，近辑其同学诸君会课诗，得二百五十余首，颜曰《师竹吟馆诗存》以示余。……夫试帖之与古近体诗，自唐以来，截然不相混，顾其为道一耳。探其源于彼，乃能究其业于此，有能为试帖而不能为古近体者矣，未有不善为古近体而能以试帖名家者。”

　　五月十四日（6月21月），赴内阁会议。十六日，因英、法等国使臣请宽减崇厚罪名，先谦偕内阁侍读学士胡聘之奏《会议事宜筹虑宜周折》。聘之字蕲生，湖北天门人。同治四年庶吉士，后官至山西巡抚。奏折略云：

　　崇厚前因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定条约，几致贻误大局，所以朝廷重治其罪。今据英、法等国使臣从中转圜，并据英使述其国主之命，请宽减崇厚罪名，以全俄国颜面，即可另议新约等语。如果于事有济，朝廷原不惜贷崇厚一死，以弭边衅而固邦交。惟此时俯如所请，将来条约能否更定，尚难确有把握。设崇厚已从宽贷，而俄事毫无转机，于国体大有关系，似不可不豫为筹虑。拟请明降谕旨，将崇厚暂免死罪，仍行监禁，俟曾纪泽到俄另议条约，定有章程，再行酌量办理。（《年谱》）

　　按，五月丙戍，上谕军机大臣：“兹特法外施恩，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俟曾纪泽到俄国后办理情形若何，再降谕旨。”又按，本年正月初十日（2日19日），清廷诏令曾纪泽为出使俄国大臣，将崇厚所议条约章程等件再行商办。

　　二十四日（7月1日），再议俄事，先谦以俄衅不可开。

　　刘坤一七月十二日《复刘荫渠》：“全中堂及翁叔平、徐荫轩、朱茗生、徐小芸、许星叔、王益吾诸君子皆以俄衅不可开，故五月二十四日会议，越二日即上也。”

　　本月，为王之春诗集及所著《谈瀛录》作序。王之春，字芍棠，一字爵棠，号椒生，湖南清泉人。

　　《文集》卷三《〈谈瀛录〉序》：“王君爵堂奉两江总督沈公檄往，逾月，尽得其形势、险要、风俗、情状归，为《谈瀛录》三卷。文赡而事敷，汪大渊之《岛夷志略》、黄衷之《海语》不能过也。异日从事东方者，宜于是书有取焉。”

　　《诗存》卷十《题王爵堂诗集》云：“去岁砚东国，新篇绝域传。千童分派远，三岛聚形圆。斫取扶桑树，增修横海船。高歌仍望子，济世急腾鶱。”

　　八月，奏《长江水师请饬彭玉麟酌度》折。

　　八月二十二日戊午，上谕军机大臣等：“祭酒王先谦奏，长江水师请饬彭玉麟酌度，或将各营量为调拨，审择要隘，归并屯扎。船只炮位有不合用之处，酌量变通，务求尽善。闽、沪船厂所造兵轮船，请并归彭玉麟总理。并令保举贤员协同管理，将弁勇丁严加简汰，由长江水师中选择换补。其不合用之兵船，由该侍郎会商船政大臣奏明改造等语。所奏各节是否可行，著彭玉麟体察情形，酌度具奏。”

　　本月十八日（9月22日），谭锺麟从浙江致函先谦。函中谈及对俄事的看法，主张偷袭俄国舰队，并表达了对海军虚糜经费的不满。其函略云：

　　益吾仁兄大人阁下：惠都转来奉手书，兼承赐《续录》一部，感戢莫名。……中外交涉，只是和战两字。鄙意窃谓和乃二百年来已成之局，无可议者。……若震于虚声而谓必不可战，苟且目前，则异日之患，不可胜定。盖耽耽相视者，不止一俄也。昨得日本使臣何莪生书，言俄船之入太平洋者十七艘，兵三千八百馀名，员弁三百名，炮二百一十门，另有两艘驶浑春。极其所至，亦不过兵弁倍于此数。以数千众，涉数万里。……诚得劲旅数千邀击之，一与一相当，何尝不可制胜？至若决胜于海面，是以我所短攻彼所长，立见其败而已。今之深悉洋务者，不过日买铁甲船，购水雷洋炮。以中华军火兵器，为万不可用。岁糜数百万金，以资洋人。及有事，则曰战无把握。然则数年来，所费数千万，果何为耶？

　　国史馆传稿《谭锺麟传》：“谭锺麟，湖南茶陵州人。咸丰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元年擢陕西巡抚。……（五年）八月调浙江巡抚。”

　　八月二十日（9月24日），赴内阁会议。二十二日，俄遣使臣布策来华，因曾纪泽往俄议约未定，先谦奏《东三省防务宜特派大员督办兼辖地方以一事权》折。折略云：

　　臣愚以为瞬息万变之军情，形势散漫之边地，非得事权专一，难以握要通筹。惟有特派大臣督办该三省军务，兼畀地方之任，责成既专，庶于国事有益。……奉天等处名为三省，审度地形，实应联络一气。各该省将军位分既不能相下，守御又各自为谋。际兹军情万紧之时，若再任其散而无纪，措置失当，后患实不堪设想。揆之时局，似宜量为变通。伏查三省中奉天距京师较近，去吉林八百余里，去黑龙江亦仅千九百余里，形势扼要，声息易通，而兼顾山海关一带边防，亦复近在掌握。该省将军本有加衔，若即以奉天总督督办东三省军务，吉林、黑龙江两将军作为帮办，所有吉林、黑龙江一切措置，俱秉承总督而行，权有专属，方可通筹。（《年谱》）

　　二十四日，公同具奏防俄事宜。二十九日，先谦又奏《会议防俄未尽事宜折》，提出四条应对之策：“一曰豫定应敌之策”，“二曰暂联日本之交”，“三曰宣专任使之权”，“四曰精求船械之利”。并陈办理洋务事宜云：

　　窃维洋务办理，至今本无上策。事变之来，深维始终断自宸衷，犹得中策。若以国是委诸群下，则终于无策而已。从前每遇衅端，动色相儆。情迁境过，粉饰依然。此次已有旨令，曾纪泽极力转圜，则布策遣返，和议可成。兵费不格外婪求，大局不遽形决裂，亦属意中所有。但即令勉强安贴，而后之隐患愈深，各国之要胁踵至，苟不自立，何以图存？圣主如求办理洋务，上策唯有于用人、行政，逐事敷实，痛惩积弊。无论或战或和，舍此总无自强之日。（《年谱》）

　　七、八月间，先谦又曾有函与刘坤一谈及轮船招商局事宜。

　　刘坤一《复王益吾祭酒》（光绪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承示招商局之事，竟无下文，亦自有故。合肥相国先经会同吴健帅，覆奏将该局借用公款一百九十余万，分为五年提还，以后归商局不归官。嗣复单衔奏请将提还公款悉解北洋为购办铁甲船之用，则南洋自可不与闻矣。弟前与执事谈及，实欲振顿维持，为中国收回利权，非愿插手其中，将来难于摆脱。现在此项公款，既准全解北洋，则多少迟速，自可为所欲为，将来归商不归官，漫无钳制，难保奸徒勾合外人，把持要挟，流弊不可胜言。朝廷既无主张，祗合听之而已。劼侯于条约尚无成议，俄以遣使来华，樽俎折冲，专赖词令而刚柔操纵，务在合宜，想译署早有胜算。”

　　十月二十六日（11月28日），奏《招商局关系紧要，宜加整顿》折，劾招商局局员盛宣怀、唐廷枢等营私害公、败坏局务、侵帑把持、设计排挤等，请加整顿。

　　按，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奏开轮船招商局，以浙江总办海运委员会朱其昂为总办。次年，李鸿章派盛宣怀为会办，盛并举荐广东富商徐润、唐廷枢同为会办。光绪三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因亏损过巨，决定将公司产业转售给招商局。盛、唐二人前往江宁，商请两江总督沈葆桢，以“借宾定主”、收复利权反复陈说。沈葆桢同意收买，一面上奏朝廷，请饬各省拨款支持；一面嘱盛宣怀增招商股。招商局遂以二百二十二万两白银收购旗昌公司。此后，盛宣怀“安插私人亲信”，以致“局中挂名应差、图谋薪水者”渐多，遭到御史董翰弹劾。慈禧命李鸿章、沈葆桢彻查。李鸿章在复奏中力白其无，并奏调盛署天津河间兵备道。至本年十月，先谦又上此折。

　　先谦奏折略云：“溯查该局开办之始，道员朱其昂等领官款、集商股，购第一船名伊敦，船大而旧；第二船名福星，舱通而小，均即沉溺。馀船合用者少，致连年皆有漂没，而购买价值反较洋行新造之头等好船尤贵。用人之滥，靡费之巨，殊骇听闻！其后亏折殆尽，津海关道员陈钦禀明直隶督臣李鸿章，派候补同知广东人林姓往上海，邀怡和洋行管事之道员唐廷枢，凑集商股数十万，竭力补救，已有起色矣。唐廷枢顿起私念，复有道员盛宣怀为之营谋交通，挟诈渔利。值旗昌洋行公司亏折，其股票每实银百两仅值银五十两上下，唐廷枢等诡称商局现又赔亏，须六七十万两可以弥补，向李鸿章多方要求。李鸿章允为拨款，集资约共五十万两，令其妥办，不准再亏。讵唐廷枢等领款后，并不归公，即以此项私自收买旗昌股票。旋禀请李鸿章购买旗昌码头及轮船房屋，李鸿章驳斥不准。盛宣怀往谒前两江督臣沈葆桢，诡词怂恿。沈葆桢欣然允行，遂续拨库帑百万两与之。……又复大亏，势将决裂。唐廷枢等计图脱身，遂邀江苏道员叶廷眷接办，时光绪四年夏也。……唐廷枢、盛宣怀见事有转机，复设计排挤，叶廷眷畏咎引退，李鸿章虽未允准，而叶廷眷已不复与闻。唐廷枢等将局章更换，现又年余，恣意侵挪，略无顾忌。此该局办理始末实在情形也。李鸿章……特于唐廷枢等之营私肥橐，蒙蔽把持，相距数千里外，情事或未能深悉。近闻该督复奏请将公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分五年提还后，局务归商而不归官，并请将提还公款悉解北洋，为办理洋务之用。夫归商而不归官，则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亏累日增，终于败坏。……目今整顿之法，首宜严汰局员。”（《年谱》）

　　先谦折上，慈禧太后谕令李鸿章会同刘坤一认真查究，据实奏闻。李鸿章回奏中，仍竭力回护盛宣怀等人。刘坤一回奏，则力劾盛宣怀。

　　李鸿章覆奏略云：“窃臣钦奉光绪六年十一月廿六日寄谕：‘祭酒王先谦奏《招商局务宜加整顿》各折片。设立招商局，原期收回中国利权。如果局员等营私害公，败坏局务，亟应痛加整顿。李鸿章创办此局，责无旁贷，著逐一严查，认真整饬。如唐廷枢等实有侵帑把持并设计排挤各情，即行从严参办。’……遵经札派江海关道刘瑞芬、津海关道郑藻如，将所参各款，逐节严查。旋据该关道会同南洋所派之江南制造局道元李兴锐禀称，……如朱启昂等购船价贵，均即沉没，亏折殆尽一节。……因创办之始，外洋及贸易情形未熟，船价稍贵，其用人滥而靡费多，亦所不免。……叶廷眷之入局，系唐廷枢等禀请，绝无排挤之事。且局中结账皆有余利，局务尚有起色，亦何至畏咎引退？……唐廷枢等既无侵帑害公、把持排挤情事，均应请旨免其置议。唐廷枢熟悉中外语言文字、船务商务，与徐润办有成效，应仍责令唐廷枢、徐润实心经理，由臣等随时稽查督饬。”（《年谱》）

　　按，刘坤一于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复奏中，指出王先谦所参各节，“未始无因”。弹劾盛宣怀“蠹帮病公，多历所见。现在仍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并言盛宣怀于收购旗昌船厂时，每两抽取花红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购旗昌股票，兑换足额，以饱私囊。请求将其革职，不准干预局务。二月十一日，李鸿章覆奏，仍极力为盛宣怀回护。并揶揄刘不谙“用人与保利权”。李鸿章坐镇北洋，朝廷倚为柱石，声望远在刘坤一之上，卒从李奏，对盛免于处分。刘坤一不服，三月三日再次上奏，陈述前奏所参盛宣怀各节，并非出于私人成见，纯系“采诸物议，核诸卷宗”，即使将盛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格外从宽。两督互争不让，慈禧令总理衙门出面调处。奕?著盛宣怀离开招商局，“不准再干预局务”，并要李鸿章“严加考察，据实具奏，毋稍回护。”

　　光绪七年三月刘坤一覆奏略云：“臣与李鸿章奉旨查办招商局事已两次矣。前次李鸿章以为不必调查，仅以分年拨还官本具复；此次不得已而委查，又以刘瑞芬等查出各节为错误。其如人言何！且臣之所以参奏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亦非仅凭刘瑞芬等一禀。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等项，靡费帑藏，以及收买此项轮船后，折耗益甚。采诸物议，核诸卷宗，盛宣怀等实属咎无可诿。……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年谱》）

　　李慈铭光绪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日记：“招商局之设，本以夺米国旗昌洋行轮船之利，为自强计也。十余年来，购买轮船十八艘，他物称是，靡费至不可计。主是局者粤侩唐廷枢、徐某等亏耗数百万。昔年刘坤一为南洋大臣，深知其弊，疏请裁撤。时张之洞、陈宝琛等方附合肥，轰然诋之。去年合肥察知唐、沈之奸蠢，易以马建忠、盛宣怀。马，皖之斯豎，尤贪狡；盛亦小人，无忌惮。两人耗侵如故。”

　　二十六日先谦《招商局关系紧要，宜加整顿》折内，并呈《各口及外国请设立公司，招商运货出洋》夹片。夹片略云：

　　俄人在中国购茶，向由上海轮船运至法境登陆，由英达俄。旋因运路窎远，英法收税极重，该国改由天津至通州登陆，运至张家口及恰克图，囤栈接运。……前津海关道员黎兆棠欲按照《通商章程》，准由华商运货至外国交易之条，拟请招商运茶，由张家口至恰克图，往俄国交易。……又，前闻黎兆棠议立宏远公司条约，其意以为轮船之利，仅就各省码头装运而未及外洋，故各国所需，势不能不来华购运，口岸条约由此日增。若令华商由轮船运货出洋，则洋商可以少至，暗中消弭无数事端。……臣愚以为外洋逼处以来，中国兵气既隳，商力亦困。自船政聿修，兵商二者略有凭藉，尚未得行用实益，必兵船出洋，然后中国之军威可振，商船出洋，然后中国之利权可收。居今而策富强，未可视二者为缓图也。（《年谱》）

　　按，先谦此片进呈，上诏谕：“叶廷眷经理是否确有成效，其办理章程有应变通之处，自应及早设法。该祭酒请令商船出洋，目下能否及此？将来如何渐次开拓？著李鸿章妥筹具奏。”李鸿章回奏称：“查俄商需用之茶，向由华商专运，获利颇厚，今被俄商占去。据刘瑞芬等禀称，能将华商运俄之茶，亦照俄商税则，只完正半两税，自可渐复华商旧业，有裨大局，不仅招商局转运获益。容臣咨商总理衙门核办。至黎兆棠前拟设宏远公司，以巨资难集，尚未定议。……华船赴外国，招商局已经试行。刘瑞芬等谓应就局船相机逐渐推广，藉资获益，自应照办。”（《年谱》）

　　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  四十岁

　　三月二十一日（4月19日），曾纪泽自巴黎来函，谈及赴俄改约之事，并劝先谦出国游历。本年正月二十六日（2月24日），曾纪泽与俄国签订新《伊犁条约》。二十八日，离开圣彼得堡返巴黎。

　　曾纪泽函略云：“伊犁一案，焦舌者半载有余。主邦之相代也，始则冷语相侵，继则危词相胁。迨至仲冬之季，大局方有指归，而商议约章底稿，又往往因一字一句，反复辩论，至数千万言，直至正月二十六日始行定约画押。……为今之计，诚择清议中才望较优者，令不游历各邦，俾得扩充见闻，证诸平实，将来即以之内参军务，外备公使，则洋务庶有起色。我兄以卓越之识，于时事得失，潜探默究者，亦既有年，又早读秘书，深习国朝掌故，有以明乎因革损益之源，故能独见其大，不为时论所移。将来诚得居中驭驶，自能因应成宜，奈何仅欲以著述诏来兹？得毋过自敛抑耶！……大著《东华续录》，嘉庆朝业已竣工，道光以下，亦陆续开雕。闻之欣快，急思拜读。倘蒙惠赐，交上海出洋文报局，本可递到，惟辗转抵欧在半年以后，瓜期不远，弟且归矣。固不如暂存都中，俟弟抵京时细心展读。”（《名贤来札选钞》）

　　先谦复函中谈及对时局的看法，表示自己不能出洋游历；又提及《续古文辞类纂》亦有成书，言“邮函挚甫商榷至再，始定写本。”函中有云：

　　上年俄事，或坚持商务；今岁球案，又请断贸易，岂非昧于事势一隅之见耶？但通商虽系定局，而立国须有远模。咸丰以前，失于办理之无方；同治以后，病在筹策之不定。愚以为练水军海防，则外人不敢轻藐，可以立振国威；集商货出洋，则外人乐其流通，并可以暗减交涉。控驭之要，或在于此，是以去冬有请饬南北洋咨商黎君兆棠设立公司之疏，谕旨以为颇有远见，幸即施行。刻下黎君已立肇兴公司，设伦敦总管，其始事一归妥实，务矫招商局员之习。不涉官中一字，不领官中一文，当可持久无弊。惟水军造端宏大，廷臣虽有请者，以费无所出，至今游移耳。来示谓宜择材望较优者，令其游历各邦，扩充闻见，诚造就人才急务。如弟凡陋，亦复仰荷垂询，辱爱既深，弥用悚愧。慈闱今年七十有四，迎养在京，虽精神甚佳，亦时有患苦。家无次丁，义难远出。且弟学问未充，阅历尚浅，洋务诸书，虽偶浏览及之，而交涉机宜斯未能。……弟近辑成《续古文辞类纂》三十六卷，始姚惜抱，迄吴南屏。先师遗集为当代第一大家，巨制鸿篇，何敢言选。然私心慨慕，不能自已，辄用钞录以光斯刻，比于元集殆得其半。又邮函挚甫商榷至再，始定写本。……谨将目录写呈，……《嘉庆续录》，本拟寄呈，属存都中，谨即如命。（《书札》卷一《与曾袭侯》）

　　按，先谦此函云《续古文辞类纂》三十六卷，后定为三十四卷，殆有删减。本月，送《东华录》请拿慈铭览阅。后又请其阅《汉书补注》。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三月十七日：“王益吾辑《十朝东华录》已成，送阅，并言近有选刻国朝古文之举。又以所著《汉书补注》属阅，采取矜慎，体例甚善，其附己见，亦俱精塙，尤详于舆地。”又八月十四日：“得益吾祭酒书，赠银二十两，书云：‘此非盗泉，不妨一勺，如或拒之，视非人类。’此可感也。又再得益吾祭酒书，赠十金，作书辞之。余近日窘绝，殆不能举文，祭酒调知之，辍奉相饷，君子之交，其意甚挚，而辞尤婉，来自廉泉，非不可受，报以让水，取其弥永耳。又属撰左湘阴七十寿文，浙抚陈俊卿所托，润笔白金，此荇丈及祭酒言之中丞，故得此馈，可感也。

　　《越缦堂读书记•汉书补注》：“阅王益吾祭酒《汉书补注•武五子传》一卷，采取矜慎，体例甚善，其附己见，亦俱精墒，尤详于舆地。张守节《史记正义》所长，印在此一事。又多采沈文起《汉书疏证》之说。此书闻稿本在上海郁氏，余尚未见，不知祭酒何处以得之，晤时当询之也。光绪辛巳七月二十六日。”

　　春，从弟子钧来函，云母亲将寿六十，请先谦作寿序。

　　《文集》卷七《叔母毛太恭人寿序》：“光绪辛巳春，从弟子钧自长沙寓书先谦曰：‘吾母毛太宜人以孟夏寿六旬，桐绶、掬珊两弟前得请于兄，而许为之文矣。’”

　　四月二十三日（5月20日），刘坤一有书信来，谈及对左宗棠不善处理邦交的担忧，以及对时局的看法，等等。左氏于本年正月二十九日（2月27日）入内阁，管理兵部兼总理衙门。

　　刘坤一《复王益吾》：“左相入直，固为中外所属望，第须熟思审处，宏远大之谟，造和平之福，不可徇俗人之见，以取一时之名。……左相之嘻笑怒骂，洋人必不能堪。弟曾尝试之，久之，恼羞成怒。遇有嫉左相昵洋人者从中嗾之，则彼将设法刁难，遇事抵触，使朝廷不敢尽其才，左相不能安其位而后已。……鄙意左相乘此洋人敬畏之时，开诚布公，因势利导，于时局必有补救，……即如译署诸公所言，左相少与洋人接见，以期养威持重，亦是一法，务望先生忠告而善道之。……鄙意以左相不惟不可与各国公使龃龉，并应与合肥和衷。合肥不足于弟处最多，然为大局计深，不愿两相之相为水火耳。方今人才，内则唯我先生与翁叔平，然人之精力正复有限，不可专为笔墨所耗费，《续东华录》为本朝掌故，自不可不卒其业，其余著作似可从缓，幸留有余以待大用，宏济艰难。刍荛之言，未审见谅于大雅否？又弟之疏论球案，实为力驳合肥稍让于俄、取偿于倭之说，正折后尚有一片，是否均达清览。且彼时中俄事未定局，不得不权利害重轻，顾坐视中山覆亡而不能救，诚如台指有乖字小之义。鄙意以为日本如能尽复球地，重立故王，则中国许其内地通商，以示嘉予之意，盖熟审时势，与前明不同。日本即来内地通商，不唯我之兵力足以杜其狡谋，且与各国亦有互相维制之势，断断无能为厉，且日本与我为近，转不如泰西各国之见容于我，彼亦每饭不忘将来，总不免于口舌。此次如果藉此以复球王而申大义，计亦良得，先生以为何如？弟前曾贻书左相，而不见答，再借鼎言从容语之。”

　　六月，越南阮述来京师，出示其国《苇野诗文合集》，先谦作序。

　　《文集》卷三《苇野诗文合钞序》：“至于诗，则吟讽感激，使人自得于性情之正，学者入道之初有取焉。而扶世翼教，未尝专恃此也。……自汉迄明，诗人辈出，传者无几。其幸存而合于温柔敦厚之教、美刺劝惩之旨者，抑又无几。自君子视之，直玩物耳。其间名材巨儒，更世踵起，殽为史志。好古而资深，有笺注考订之学。通今而适用，有掌故经济之学。”

　　七月初一日（7日26日），四十岁生日。李慎堂寄诗祝寿。

　　见《诗存》卷十一《慎堂以余初度，寄诗为寿，奉答》。

　　闰七月，从弟先泰至京都。

　　《文集》卷十六《鲍太夫人年谱》：“先是不孝在四川，友人以建昌花板相赠。辛未北上，留友人家。太夫人七十以后，屡促不孝运至都中，且曰：‘人生百年，会有尽期。得良材而不获用，儿他日悔，其可追耶？’后不孝函托友人，迄无应者。闰七月，从弟先泰挈眷北上，乃携以来，大夫人甚喜。”

　　约七、八月间，先谦纳一姬。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八月十三日：“益吾新纳一姬，有诗述其比年昆季子侄零落之感。太夫人望孙心切，情词肫挚，殆不自胜。”

　　其间，因太学书籍残缺，先谦又奏请广采书籍，以备诸生博览。并函请翁同和、谭锺麟、刘坤一等协助征书。

　　翁同和复函云：“益吾尊兄大人，经席一再辱过，未获聆教，歉悚歉悚。太学之衰久矣，得硕儒提倡征书之举，疆吏亦当乐从。闽、粤、鄂督抚与和虽非深交，必应加函切恳，四五日后即奉呈，由公牍一并递去何如？”

　　按，常昭合志《翁文恭传》：“翁同和，字声甫，号叔平。心存三子，咸丰丙辰一甲一名进士。”

　　谭锺麟复函云：“益吾仁兄大人阁下，前奉惠书，并承赐嘉录，感极！太学书籍残缺，允宜广采，以供诸生博览，读条示，仰见教育深心，不胜钦佩！浙书局局刊各种，已令各备一部装好，俟解饷入都。……时势多艰，要以正人心厚风俗崇朴学为本。阁下所务在大者远者，循是求之，必有功效也。”

　　八月二十一日（10月13日），刘坤一来函，答复征书事宜，并谈及与彭玉麟嫌隙始末。其函略云：

　　金陵、淮南、苏州、章门各局官书，业经陆续咨送，交楚军转运局递解尊处，计荷验收。经史似已略备，兹接抄示清单，唯《南北史补注》及《楚汉疆域志》先经汇陈，余均阙。如详绎名目，除各府县志及丛书数部外，类系各家杂著，大半卷帙无多，第散漫零奇，且有尚未付梓者，一时恐难收罗。如汪士铎《水经注图》各种，及夏燮《中西纪事》各种，闻现寄存官局，尚可予取予求，其它则不得不假以时日。……至弟开罪彭雪帅之故，不敢不渎达清听：上年弟抵任时，即经咨请雪帅，如有需用经费之处，便可迳札司局，不必咨由弟处转行，以免周折之烦，一面檄饬司局知照。嗣经雪帅将弟咨文退回，函谓如果需用经费，则令瓜洲吴镇代领，而仍不用公文，司局亦即随时如数应付。弟以雪帅既不经手，又无饬由吴镇代领，明文一切收支即是司局之责，故于覆吴镇函牍，嘱其慎重，为将来报销地步，而吴镇疑为藐视武官，禀经雪帅将银退回，由是触怒且迁怒于弟。既而雪帅欲以大船载石沉塞江路，弟以江路宽深不易塞断，且塞断之后开通为难，不唯有碍各国轮船，亦恐有妨华商贸易，兼虑两岸或受水灾，当力止之。雪帅又请派兵轮两号，委王灼棠带往日本长崎，潜烧俄国后路轮船。一再言之，甚为切至，弟以俄船不过偶尔寄碇长崎，并非后路，且俄人必有防维，日人亦必保护，何能任我焚烧，是此举徒以激怒俄人，启衅日本，复力止之。雪帅因之积嫌，以为遇事掣肘，……兹所以略陈原委者，亦冀先生与同乡诸公，知弟非敢无礼于雪帅，此外固非所计矣。（《复王益吾》）

　　九月初六（10月28日），刘坤一罢免，以左宗棠补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先谦向宗棠请筹太学经费，增加诸生津贴。左宗棠允诺抵江督任后拨款，先谦复函请将拨款发商生息。

　　《书札》卷一《致左侯相》：“太学经费，承慨允提拔巨款，感激万状。……现在所亟应禀承指示者，惟在生息一层。……盖监事应酌办者有三：一，每月住学津贴章程，不足招徕多士，宜酌量加增也。……如不增津贴，而徒广额缺，任招罔应，仍属虚文。……今拟复旧例，内班住学百五十人之额，每人月支津贴七金，内班既概归住学，则膏火一金，亦于到学之日即可开支。该生岁支九十六金，安身赡家，皆有凭藉。其尤者屡列前茅，优加奖赏。俾之俯仰充裕，鼓舞尽神。庶几多士景从，可收学校振兴实效也。一，外班宜复膏火旧例也。……应仍支膏火一两，以复旧制。一，八旗官学，宜酌复旧制。……今昔情形无异，若以允提之巨款，交运司发商，一分生息，岁由运司收解到监，有裨公事，无损商人。……先谦自维学劣才疏，于时无补。惟平日深嫉世俗惰偷，宦途日巧，视官府如传舍，莅任止求敷衍目前，以高论欺乡愚，作事不肯一踏实地。颇思力矫此习，奋发图功。

　　先谦又致函刘坤一，谈发商生息一事，内提及纂辑《三国源流考》一书。

　　《书札》卷一《致刘岘庄制军》：“《三国源流考》纂辑成书，必当寄呈教正。惟搜采虑有阙疑，不能不稍需时日。前因监事废弛，妄思有所作为，综计酌复旧规，必须先筹巨款。若得十万金，发商一分生息，可岁入万余金，而应办之事，大致毕举。……恪靖在都，曾与谈及，欣允佽助。初拟洋税加成，便可提拨。嗣知难于著手，约到江督任后，清厘闲款，为挹注之资。曾有一函致恪靖，备述监事颠末，钞呈钧览，亦可俯鉴此中一切情形。倘会晤恪靖时，偶及此事，或将如何设法之处，鼎言赞成，尤为感激。”

　　刘坤一《复王益吾》（光绪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承示新编朝鲜、越南、日本各史，俟告成后，务祈惠赐一部，以资考证而广见闻。左相出镇金陵，仰见朝廷运量之妙，既无损此老声望，而南洋亦得有大力者为之，方能自立。弟为左相汲引之人，退避贤路，诚欢诚喜。……弟三十余岁承乏江右，瞬已五十有三矣，……幸而老母获安，便当长奉色笑以尽菽水之养，不敢再图起用希冀，国家帷盖之恩也。”

　　翁同和曾颇疑太学发商生息一事，先谦为此致函解释。

　　《书札》卷一《与翁叔平前辈》：“台端以太学储款发商生息为疑，仰见慎重深心，曷胜敬服！但侍思之再四，太学储款，析言之，有库帑、捐项之分。如监中以库帑发商，自属滞碍；至外来捐款，较有区别。他处侍不深知，若广东之学海堂、应元书院、菊坡精舍，湖南之校经堂、思贤讲舍，四川之锦江书院，皆系捐款生息，充学中膏火经费。此与太学虽分京外，其为培才兴学，未尝不同。……见在储款伊始，岁获尚微。若以十年、二十年累积计之，所系甚钜。且侍于此事，尚有中心藏之，而未敢遽言者。自咸丰初经费减成以来，定为每月外班支银五钱，内班支银一两。同治后，经费复旧，因内班无力住学，先后奏请另设住学肆业生六十名，每月每人加增津贴四金，办理实为美善。而不住学之支内班，月支一两，至今如故，与外班不住学者，实同而名不同，得项又复不同。按之从前规制，见办事理，颇不相合。然国帑支绌，将欲令内班悉数住学，人增津贴四金，势固有所不给也。侍每思沈文定公既倡此美举于前，我辈守而弗失，将来再得急公好义者，陆续捐措二、三万金，发商生息，以资津贴，便可推广住学缺额，以符当年内班百五十人定数，使无名实参错、规制简陋之病。又外任官，及每届试学差，凡曾任本衙门堂司官者，亦可仿现在翰詹衙门之例，酌量捐资，归并一处，俾日新月旺，储为不竭之藏。但总须发商生息之例可行，然后能变通尽利。事虽不易，全赖人为。若束手坐观，终无兴举之日。本署公事，大半具文，无可尽职。惟培植南学，尚是实际。但令公事获益一分，即不欲置之不办。侍非虚夸喜事者流，而位中之思，不敢不勉。一息尚存，必当竭蹶图之。”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亦数次致函先谦，并赞助太学经费。先谦复函致谢。

　　《书札》卷一《与吴筱轩军门》：“阁下助以斧资，嘘其羽毛。瞻对高云，但有惭谢。……弟于世务，本无所通晓。惟人臣致身之义，尝窃闻之。今日朝政大纲，尚能支持不坏，所不及雍、乾极盛时者，以无精微之意、峻厉之气行乎其间。中外登进，才贤颇多，滥竽者间或有之。大奸巨慝，则实未之见。帘听之朝，谨守成宪，不轻变更，故利弊不免参半。见在急应设施者，端绪甚多，弟曾妄论列一二，而事会所值，扦格难行，以此知建言之难。迩来外间所称谠论嘉谟，求其实在可行、有所裨补者，亦复无几。……自承乏成均以来，时进诸生，勉以反身知耻之学。惜俊拔之才，不克多觏。造士兴学，虽有其愿，尚未实见其功。”

　　九月，慈安太后葬于安东陵，先谦奉派诣陵行礼。礼毕，先谦赏加一级，母鲍氏晋封为太夫人，祖父母、先父载之公皆晋赠。本年三月，慈安太后卒于锺粹宫。

　　《年谱》：“九月，孝贞显皇后奉安定东陵，奉派诣陵行礼，赏加一级，旋晋升袝太庙。礼成，在事人员复赏加一级。是岁，覃奉晋赠祖峻斋公为通奉大夫，祖母曾氏为太夫人，府君载之公为通奉大夫；晋封母鲍氏为太夫人。”

　　秋，太夫人曾病卧月余。

　　《诗存》卷十《辛巳之秋，莼客以诗见赠，辄次元韵，以写余怀》诗序云：“辛巳之秋，吾母卧病，弥月始愈。适莼客以诗见赠，有‘秋高萱树自长年’之句，感良朋爱我之厚，追触旧事，一夕涕不可止。”

　　本年始，与缪荃孙交往逾密。先谦校勘《郡斋读书志》诸书，或借其书，或托其代借。

　　先谦二月十一日致函缪荃孙云：“前承允借《郡斋读书志》，兹特著人走领，乞检交去手。”某日又致函云：“不日鄙撰《中山疆域图说》（此件亦待校正。）就绪，即乞借弟藏单行《经籍考》以校晁志，成书后拟作一序，附以例略。”

　　《书札》卷一《又与筱珊》中记载了先谦校勘《郡斋读书志》的情况：“尊藏《读书志》旧钞本校毕奉上，经史类与汪刻本互异者，大略与汪氏所据之原本相符。子集以下，又与瞿钞本合。别集类阙《张晦之集》，至李公择《庐山奏议》一百八条，亦同原本。杂家类失第一叶，仍依元钞阙之，不搀入他本，可谓慎矣。宋代庙讳，上多空格，‘恒’字有三处缺末笔，知所从摹钞，系最初精本。其不能一律，当是书人谬误。然赖此犹想见当日晁氏元书面目，至可宝贵。其中或称宋朝，或称皇朝，或单称宋，盖初成书时，体例未尽画一，不足怪也。……前日枉过，缘病失迎。数日不出门，遂将此书校毕，病亦愈矣，足见无谓应酬，荒废学业不少也。”

　　先谦补注《汉书》、编纂《东华续录》，亦请缪荃孙等人相助。

　　先谦因《汉书》事致函缪荃孙云：“送上《司马迁传补注》一册，敬乞审正。有不当处，尽言为盼。毕则赐还，以便送蓉生处也。”又有函云：“《汉书疏证》兄处只存一本未校，馀四本在周荇丈处，闻已校毕，（荇文昨自言及。）当走取奉上，或迳由弟驰书往取亦可。（恐兄处事忙故也。）”

　　又因《东华续录》事致函缪氏云：“《续录》省应作官，民难二字罕见，然义尚可通。又，此诏上下俱平仄调叶约数十句，改艰则不叶。顷查元钞本亦是难字，容到馆一检底本。……迩来友人校者颇多，然断不能及弟之心细眼快，得弟校阅一过，兄始放心也。”某函又云：“《嘉庆续录》奉上一部，检存为幸。何处有《史记索隐》单行本？能费心代借《赵世家》一阅？随即缴还，实为感谢。”

　　先谦亦代为缪荃孙阅校《皇朝赐号考序例》、《书录解题》等。

　　《书札》卷一《与缪筱珊》：“属校姚氏《皇朝赐号考序例》，穷一夜之力，阅毕奉缴。计涂乙改正八十余字，未遑句读也。仆意赐号与封号异，此书既以‘赐号考’立名，封号不宜搀入。……爵自爵，号自号，不相属也。慧、哲、礼、郑诸王，此是封爵，何与赐号？序中引之，窃所未喻。……《序例》文颇冗杂，如蒙古各旗罕王名号，既云本文内无赐号字样，概不编入，即可数语括之。称引连篇，令人阅之生厌。即军机处一语，细字骈注至数百言，与本书何涉？意在驰博，而穷大失居矣。”

　　先谦亦为缪荃孙校《书录解题》。其四月十一日致荃孙函云：“手札读悉，《书目》钞本四册奉上，（元书以还再同。）如蒙校补，曷胜感激。兄当用《大典》本校钞本《书录解题》以相报，见以动手，但不能速耳。”四月十九日又致函云：“《书录解题》二册，校毕奉上，祈先示知，俟将《读书志》阅竟送上，再走领也。尊藏《解题》钞本，与《大典》本互勘，字句颇多殊异增减之处。杂艺类《唐朝名画录》一卷，元别为一条，《大典》本据《通考》合之于《画断》，赖此犹见原书面目。音乐类亦有数条为《大典》本所无，足见此本之可贵。各卷次第分合，与《大典》本不符，而卷数或有或无。类书、杂艺、音乐、神仙、释氏、兵书、历象、医书、卜筮应在子录，今杂入集部中，疑钞书者糅乱任意，非元本误也。兄逐条互校，虑黏签易脱，辄注上方。”

　　按，《书札》卷一《又与筱珊》与此信内容相同，惟文字颇有差异。其文云：“尊藏《书录解题》钞本，校毕奉上，各卷次第分合，与《大典》本不符，而卷数或有或无。类书、杂艺、音乐、神仙、释氏、兵书、历象、医书、卜筮，应在子而入集，盖钞书者糅乱任意，非元本误也。与《大典》本互勘，字句颇多殊异增省之处。杂艺类《唐朝名画录》一卷，元别为一条，《大典》本据《通考》录入，合之于《画断》，赖此书犹见元书面目。音乐类亦有数条，为《大典》本所无。”

　　先谦又请缪荃孙代借、购买《天禄琳琅书目》。

　　《文集》卷二《〈天禄琳琅前后编〉序》：“光绪七年，于京师购得旧钞。携归长沙，从弟先泰见而惊喜，愿授之梓，以公天下。”

　　按，是书为托缪荃孙购得。先谦有函与缪荃孙云：“《汲古阁秘本书目》是否在《士礼居丛书》中，弟处有之，望借一钞。爱日庐、天一阁两目，当以次乞借。前乞代购《天禄》前后书目，便中务望留意。”另有函云：“文雅翁处《天禄前后目》送来否？若送来，乞先交来手带回一览。兄意仍恳吾弟代购此书，肆中索价颇昂，听弟酌定，能省更妙，否亦无可如何。鄙意卷帙浩繁，假钞一时不能毕工，且节省目力，留校他书，便宜不止数金也。”又一函云：“《天禄》两目承代借，感荷之至。惟卷帙繁多，写官刻难增雇，（数事兼营，目力实有不及。）恐稽时日，虽万不至损坏，未识雅庵先生能以信弟者信兄不？”又函云：“昨收到《天禄》后目，兹特著价前来，乞将前目并赐交为感。廿四金随后缴上。”

　　本年初，修订《续古文辞类纂》。时先谦识萧穆不久，从其处借得古文集数部。萧穆字敬甫，安徽桐城人。

　　先谦与缪荃孙函云：“前在萧敬甫处，陆续借得数古文集，选后随即寄去，（俾敬翁见书还得快，乐于觅寄，缘渠伊初交也。）然无甚可存。位西文以人存，亦不过二三篇，尚在未定，暇时当送乞审定。自兄改衙门后，已不似翰苑清闲，重以应酬烦冗，几无暇晷。即日阅数十页书亦不能，奈何奈何！”

　　萧穆曾质疑《类纂》的收文时代断限、选编原则等。先谦复函中，表示“专就乾嘉以来诸人采录，遥接惜抱之传”，“于姚氏以后各家，务在网罗编及”。其复函云：

　　仆现在所辑《古文辞》，专就乾嘉以来诸人采录，遥接惜抱之传。从前佳文，未入《类纂》者元多，今若一一选登，似于续例不合。且各家文章，果有真精神面目，自然不可泯灭，当听其别行，不必以是集概之。况惜抱所遗，而我收之，隐然有与先辈竟名之意，非末学后进所敢出也。惜抱同时，如梅崖、絮非诸君，尚可录入（梅崖较早，然时代尚相接）。姜坞，惜抱所从受业者，亦当并登。阳湖诸公，若恽子居辈，体稍未醇，要有不可磨灭之作，皆严汰而酌采之。后来贤俊云兴，姚氏之绪论，流衍于东南，或亲得师承，或转相私淑，虽成就大小不同，然未有不由其门径义法而能自立者。仆论文素不喜人言宗派，窃以为立言之道，义各有当而已。愚柔者仰企焉而莫及，贤知者务为浩侈，不能自抑其才。姚氏见之真而守之严，其所纂述，自有入乎人人之心，如规矩准绳，不可逾越。非姚氏之私言，古今天下之公言也。或以宗派之说求之，所见无乃小乎？……祗以耳目弁陋，艰于搜辑，足下乃有意代为旁采，俾扩见闻，此实斯文之幸，非独鄙人私感已也。寄示各集，容遇便交还。欲得诸书，遵命开单呈览。如蒙代觅见示，俾得荟萃无遗，他日成书，当敬述颠末简首，用志神交声应之奇缘，讵非一时快事耶！……仆为《续纂》，既异乎姚氏所处之时，欲宽以收之，庶天下晓然于文果当理，皆出于同一，化其门户畛域之习。故于姚氏以后各家，务在网罗遍及。其以古文著称、未臻极致、又无他书传后者，因人存文，择录尤者一二艺，以见其概。（如陈硕士诸人。）不以古文名家而他书必为传人者，虽集高一尺亦不入选。（如李申耆诸人。）区区别择之私衷，不审高明谓然否？辱爱，特屡陈之。”（《书札》卷一《复萧敬甫》）

　　陈衍《萧穆传》：“萧穆字敬甫，安徽桐城人。……积书至数万卷，间多善本。长沙王先谦任江苏学政，刊《皇清经解续编》，又续姚氏鼐《古文辞类纂》，取材出于穆者十八九。”

　　本年，叶大起在京，寓先谦宅所，亦助先谦校书。

　　先谦有诗《更端广购怡府角笺，因为长句戏之，兼柬莼客》、《题林先生画像砚》（自注云：“更端得和靖先生画像砚，徐寿蘅丈摹像，寄孤山祠中，属余作诗。”）《赠更端别，即送其之任长宁》。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三月六日：“蜀人叶更端大起来，新选广东长宁县者，与益吾祭酒故交，今寓祭酒家，好骨董书画，其名字可谓绝奇矣。”

　　李慈铭《越缦堂詹詹录》（下集）：“诣王益吾，见其客叶姓所购林和靖砚，有和靖小象在砚背，又砚侧题识三行，言殿直丁君所赠，砚角有李天生藏识，砚匣有潘稼堂题识。……辛巳十一月二十三日。”

　　《越缦堂读史札记》：“当时王葵园祭酒假诸华阳叶氏与同人分任雠勘，计日而毕，先生校列传十余卷。”

　　本年，与周寿昌、孙宗毂、张百熙等人有诗往来。

　　《诗存》卷十有《次韵自庵文题东坡临文与可画竹卷》、《孙编修宗榖君贻以诗见赠，推奖逾分，愧不敢当，奉答一首》《题朱文炳词集，送其之乐亭军营》、《闻杨永州没，以诗悼之》、《题李莼客诗文集，次其十刹海看荷花韵》、《夜访治秋编修千佛庵论诗，奉赠》、《自庵丈以董香光画卷见赠，赋此志谢》等诗可见其交往大略。

　　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  四十一岁

　　本年初，仍寓京师。与李慈铭等往来。

　　有《咏史》、《恭读太祖以来实录，成诗二十六首》、《午行倦极，道旁有古寺，小憩片时，醒而作诗》、《同人禊饮崇效寺，莼客有诗题朴上人〈青松红杏卷〉中，次韵奉和》等诗，见《诗存》卷十。

　　二月，撰集《续古文辞类纂》成。是编收姚范、姚鼐、朱仕琇、彭绩、彭绍升、罗有高等三十九人之文，计三十四卷。书成，自为序。

　　《文集》卷三《〈续古文辞类纂〉序》：“惜抱《古文辞类纂》，开示准的。赖此编存，学者犹知遵守。余辄师其意，推求义法渊源，采自乾隆迄咸丰间，得三十八人。论其得失，区别义类，窃附于姚氏之书，亦当世著作之林也，后有君子，以览观焉。”按，光绪甲申行素堂校刊本《续古文辞类纂》主序作“三十九人”，书内《姓氏爵里志略》亦列名三十九。《年谱》收此序亦作‘三十九人’，此处作“三十八人”，显有一人系后来增入。

　　先谦在《例略》中叙述桐城派流传源流，表达了“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尽同”的看法，认为“立言之道，义各有当而已”，批评了宗派之说。其言略云：

　　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尽同，斯言谅哉！……自惜抱继方、刘为古文学，天下相与尊尚其文，号桐城派。当海峰之世，有钱伯垧鲁思从受其业，以师说称诵于阳湖恽子居、武进张皋文。子居、皋文遂弃其声韵、考订之学，而学古文，于是阳湖古文之学特盛，陆祁孙《七家文钞序》言之。此阳湖为古文者自述其渊源，无与桐城角立门户之见也。立言之道，义各有当而已。……宗派之说，起于乡曲竞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人之口，而浅学者据以自便，有所作弗协于轨，乃谓吾文派别焉耳。近人论文，或以桐城、阳湖离为二派，疑误后来，吾为此惧，更有所谓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与？（《年谱》）

　　按，《郋园学行记》云：“文襄《书目答问》出，有桐城古文、阳湖古文、不立宗派古文之别，阁学撰《古文辞汇纂》，隐驳其说。文襄器小，因此与阁学抵牾。”

　　是书编纂过程中，除萧穆外（见本谱光绪七年），亦得吴汝纶、周自庵之力。《例略》云：

　　是编创始，闻见苦隘。桐城萧穆敬甫于其乡先辈遗文及海内名家专集，储藏略备，远道见饷，数逾百种，往复论列，裨益宏多。成书后，就正于吴冀州汝纶，挚甫开示大义，匡我不逮。可谓直谅多闻，当代之益友也。周自庵先生，商榷之余，间加评论，辄为刊入。（《年谱》）

　　时人对是书褒贬颇为不一，兹录数则如下：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得王益吾长沙书，并诒新刻《续古文辞类纂》，专续桐城家法，甄别审慎，多有可观。然尺木、台山、茗柯、硕洲四家，实与桐城无涉，以之充数。而钱衍石及宗涤甫师与桐城桴鼓相应，乃反不录，惜祭酒在都时，未及与之商榷也。”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提倡朴学诸显达列传第二十五•王先谦》：“又仿姚姬传编《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亦严谨有义法。王湘绮尝谓曰：‘《经解》纵未能抗行芸台，《类纂》差足以比肩惜抱。’闻之辄大乐。”

　　谭献光绪十年十月六日日记：“购得王翰林先谦选刻《续古文辞类纂》。意主桐城，去取颇矜慎也。”又，十月廿一日：“阅《续类纂》毕，主张楚才，矜诩太甚。吴南屏气懦而才悍，不能漱六艺芳润，选言非雅，未始非一方桀傲之士，未必登千载著作之林。至周星叔、彭丽笙辈举场变相，绳以姚氏义法，岂有合哉！惟曾文正其诗虽不足观，而其文固独绝耳。好言古文有吴大廷彤云者，未经采及，犹有公论。”

　　叶德辉《非〈幼学通议〉》：“读书必有入门之书……集则以《文选》元其始，以姚氏《古文辞类纂》、王氏《续古文辞类纂》要其终，以宋人《古文苑》、孙氏《续古文苑》穷其变。”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王先谦》：“踵阮元后，辑刊《续清经解》；又法姚鼐，辑《续古文词类纂》。而《经解》滥收，古文则以桐城、阳湖自封，盖惑俗论也。”

　　约本月，蒋泽法自编诗集，由其子蒋德钧寄往京师，请先谦作序。

　　《文集》卷三《〈榕川诗钞〉序》：“蒋君榕川与余别，久不相闻。今春以诗集命哲嗣少穆寄余京师，乞为之序。……今观其诗，材力精能，虽专一于是者，莫能过。其抚时书事，豪言感激，与史表里，尤异时考古所不废，乃诧向者知之不尽，而君深藏若虚，不可及也。”

　　按，今湘图藏有蒋泽法《蒋榕川先生诗草》四卷，光绪八年刻本。

　　三月，慈安太后周年，先谦奉派诣陵行礼。初七日离京，母鲍太夫人初八日猝中风疾，于十六日寅时去世。

　　《鲍太夫人年谱》：“正月，太夫人患风湿，半月未愈。后投凉散之剂，始渐愈。至二月初全瘳，精神殊佳，行步甚适。不孝奉派往东陵行礼。三月初七日叩辞，太夫人谕以途间保重，勿食生冷。不孝禀命遂行，讵料初八日申刻，突中风痰，服药罔效。不孝初十日闻信遄归，十一日抵家，太夫人有所谕，不能出声。”

　　先谦自撰《太夫人年谱》一卷。（《文集》卷十六。）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四月初一日：“益吾祭酒以所撰其母《鲍太淑人年谱》属定。祭酒太翁甚贫，以笔舌自给，与淑人侍母，生四子一女，祭酒其三子也。三子皆夭，太翁亦卒，淑人艰窭无不备至，冬月犹葛衣。近年祭酒迎养，擢官典试，色养甚隆，而祭酒连殇子女，其女兄亦早寡无子，观其所述单悴之况，为之成涕。”

　　四月，请颁发殿版各书。

　　翁同和《翁文恭日记》光绪八年四月九日：“王益吾长于经学，人开张，可用才也。又王祭酒请颁发殿版各书。”

　　按，陈义杰整理（《翁同和日记》本年五月九日：“送王益吾行，甚凄恻。益吾长于经学，人开张，可用才也。”

　　五月初十日（6月25日），扶太夫人灵榇启行，由海道归。六月初十日（7月24日），抵长沙，奉太夫人灵榇于营盘街宗祠侧试馆。十一月初七日（12月6日），因宅兆未就，暂厝于城南十八里之杉木冲山。

　　杨恩寿《王母鲍太夫人像赞》：“壬午之夏，益吾祭酒以太夫人忧归，假馆莫将军亭。”（《文集》卷十六）

　　回湘，继续《汉书补注》。曾请王闿运审订。

　　《湘绮楼日记》本年有七处提及先谦。八月七日：“逸吾、彭稷初、济生、刘春熙来，闻朵翁疾，往看之，遂久谈。遇雨，步至龙宅，与济芝、验郎谈。……逸吾送《汉书补注》来请校检，为阅两卷，无所发明。”九月十二日：“阴。晨起，为王祭酒改定《汉书•儿宽传注》，自送往不遇。”九月廿六日：“晴。晏起，饭后登楼，为王一梧校《武五子传》毕。”

　　七月，黎培敬卒。先谦应其次子黎锦彝之请，撰神道碑一篇。

　　《文集》卷九《江苏巡抚黎文肃公神道碑》：“公讳培敬，字开周，简堂其自号，晚更号竹间道人。湘潭黎氏。……咸丰庚辰恩科成进士，……光绪元年，擢（贵州）巡抚。……八年七月五日卒于长沙，距其生道光六年七月十日，年五十七。……以光绪某年月日葬湘潭某原。锦彝等来乞余文。”

　　十月，郭昆焘卒。应庆藩请，先谦作神道碑。

　　《文集》卷九《诰封荣禄大夫三品顶戴四品京堂郭公神道碑》：“公讳郭昆焘，元名先梓，字仲毅，意诚其自号。……光绪八年壬午十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六十。……著有《云卧山庄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尺牍》八卷。……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庆藩泣请文其墓道之碑。”

　　《文集》卷十二《二品顶带江苏候补道郭君墓志铭》：“君之假归也，余以忧，里居数相见，于文事剖析源流，开抉阃奥，骛精诣微，其应不穷。”

　　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  四十二岁

　　正月，与郭嵩焘、王闿运等有往。

　　《湘绮楼日记》正月九日：“往郭筠仙家春酒，济生、逸吾、任周编修皆先在。设馔，殊不旨。”

　　三月，《魏书校勘记》一卷撰成。曾嘱闿运阅校。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华阳叶大起，得宋监本《魏书》，较毛氏刊本多有异同，先谦据撰《魏书校勘记》一卷。”

　　《湘绮楼日记》三月十日：“雨，取王逸梧所刻校宋本《魏书》，勘已点本讹误者，补改数十条，先已改正，此本未改者亦百千条。”又，三月十八日：“夜改仲章碑文，钞唐诗三页。逸梧来，送《道光上谕》，殊嫌阙略，夜雨。”

　　四月，校勘礼吾遗书《魏郑公谏录校注》及《郑公谏续录》、《文贞故事拾遗》、《文贞年谱》毕，又自著《新旧唐书合注•魏征传》成，遂自为序，交代编纂刊刻始末云：

　　自季弟之没，余嬛嬛独立，心志菸邑，沉忧迫切，不能少自发抒，迄今十余年矣。凡弟所造作，鐍箧不忍省览。岁壬午，遭母丧归，孤苦余生，益以病困，乃强自振厉，取所为诗文及校勘书籍，覆加考订，将次第刊之，勉成余弟未竟之志，亦以慰吾母于九原。既成《魏郑公谏录校注》五卷、《重校续录》二卷、《魏文贞公故事拾遗》三卷、《年谱》一卷。……公《传》载太宗诏公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而《谏录》所载，通公生平一百三十事，知其遗佚多矣。余弟既宝爱是书，详为校注，并及《续录》，且辑《拾遗》、《年谱》二书，所以表章郑公甚至，诚不可少之作也。余复以自著《新旧唐书合注》公《传》附后，俾后之景仰公者，揽其全焉。（《年谱》）

　　序文中还表达了对魏征“识足以达万事之原，才足以持国家大计”的仰慕，慨叹“其人如魏郑公者，千载一遇而已”。文云：

　　呜呼，自古以谏名者多矣！或危言激论于浊乱之朝，身遭葅醢，声流奕世，使学者掩卷叹息，美其言而哀其忠；或回翔盛时，抗怀古哲，树迹刚鲠，情存建白，亦足回一时之风，振顽懦之气。盖中材有志者，犹勉企焉。然而识足以达万事之原，才足以持国家大计，而不为一日戋戋之谋；事英毅之主，立言必切其身；当斧钺、犯雷霆，而无所于动，则吾以为难，其人如魏郑公者，千载一遇而已。……然则天之生公，非独赞有唐二百九十年之鸿业，亦所以开后世之治也。公裨补阙漏，发虑出谋，炳于史籍。他人得其一端，皆可以自表著。其尤难能者，在于正人主非心，急起直擿，而回其意于俄顷之间。同朝变色结舌，莫能自伸，独坦然出之。不以喜怒从违，毫发介意。非其学足析理，而气足配道，何以几此？（《年谱》）

　　先谦复请郭嵩焘为是编作序。

　　郭嵩焘《〈魏郑公谏录校注〉序》：“王益吾祭酒检刻其弟礼吾所为《魏郑公谏录校注》五卷，又以其余力，为《魏文贞公故事拾遗》二卷、《年谱》一卷。四库馆所收瞿氏《续录》二卷，采之《永乐大典》者，并加校注。祭酒又以所为《新旧唐书》合注魏公本《传》附焉，以属嵩焘校订。”

　　本月，又辑刊《鲜卑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一卷成，请郭嵩焘作序。

　　郭嵩焘《〈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序》：“而当战国纷争之日，中山倔强其间，久而不倾，其故有可思者。益吾祭酒试诸生太学以中山疆域为问，而博征周、秦诸书，条其国事，推求时日，又为《中山疆域图说》，以测其四境所至。虽其一事之微，穷端并委，包兼闳大，有裨掌故。”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先谦尝以中山为鲜虞旧族，为国立二百余年，晋屡伐之而不服，魏灭之而复兴。厥后七雄并驱，五国相王，兵力抗燕、赵而胜之，可谓能用兵矣。事实疆域，宜有纪述，监中用此试士，佳篇林立，饶君登逵，引证地理，尤为该洽。因念事不纪年，则原委难明；不绘图，则方至回惑。爰摭拾I自典，依年为表，撰《中山国事表图说》一卷。”

　　又与李桢、郭嵩焘讨论《汉书》。

　　郭嵩焘《与王益吾祭酒论汉武帝纪元元鼎以上五元者追改》云：“承示李佐周述南屏吴氏之言汉武帝纪元皆从后追改，颇以为疑。往闻南屏言之，而未有论述，当时亦未一详考。以事求之，南屏之言不诬也。”

　　约四、五月间，许印芳会试报罢，曾来访。

　　《文集》卷五《五塘诗草序》：“岁癸未，麟篆会试再报罢，余方忧居长沙，迂道来访，赋诗二章为别。”按，先谦所赋诗不见《诗存》。

　　六月，请郭嵩焘作《永慕庐铭》。

　　郭嵩焘《永慕庐铭》：“益吾祭酒为永慕庐，属嵩焘书之，因系以铭，……时光绪九年，癸未长夏。”（《文集》卷十六）

　　十月二十四日（11月23日），葬母鲍太夫人于省城东乡五十五里善化县属之仙人市包爷庙前栗树垅，迁仲兄敬吾公、弟礼吾公、亡室张夫人、周夫人、弟妇张恭人左右柑葬。十二月二十四日（1884年1月21日），迁葬曾祖考名园公、曾祖妣左太夫人、祖妣曾太夫人、伯兄会庭公、长嫂吴宜人于省城南乡十八里之向家冲山。（《年谱》）

　　按，关于栗树垅及向家冲山之位置，《文集》记载与此略有不同。《仙人市先墓记》：

　　“先兄等俱葬省城东南数里所，逮吾母丧，归葬东乡五十里仙人市栗树垄，乃迁以祔。”《向家冲先墓记》：“先谦以忧归自京师，始究心形家言，交善化刘君建业，叩以体势之奥、宜忌之理，豁然有会，从而诹先墓之宜迁者，谋之既久，得省城南十六里向家冲山。”（《文集》卷十三）

　　十月，请李桢作家传。

　　李桢《王母鲍太夫人家传》：“既御柩归葬，撰《年谱》，乞桢为《传》以传之。”（《文集》卷十六）

　　十二月二十四日（1884年1月21日），作《向家冲先墓记》和《仙人市先墓记》。（《文集》卷十三）

　　本年十一月，许瑶光卒。先谦应其孙钟翰请，作墓志铭。

　　《文集》卷十（《诰授资政大夫浙江嘉兴知府许公墓志铭》：“公讳瑶光，字雪门，晚自号复叟，善化许氏。道光乙酉科拔贡，……（同治）三年，署嘉兴府知府，越二年，实授。……（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七日卒于嘉兴官廨。……光绪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归葬县东官冲大山坡。钟翰来请铭。”

　　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  四十三岁

　　二月，刊刻晁氏《郡斋读书志》二十卷、赵氏《附志》二卷成，请郭嵩焘作序。

　　郭嵩焘《王氏校定〈郡斋读书志〉序》：“条其篇目，撮其旨要，使一书大义粲然著明，所以来远矣。……至宋而传者寝繁，尤以晁氏《郡斋读书志》最先，叙释亦最精。据《宋史•艺文志》，当时衢、袁二本并行。国朝《四库全书》所收独袁本，而称衢本不可复见。盖袁本康熙中刻之海宁陈氏，衢本无重刻者。至嘉庆中，吴县汪氏始得旧钞衢本，经黄氏荛圃、李氏芗沚校定，刊行于世。王益吾祭酒兼得衢、袁二本，又博采诸家所藏及旧钞本，校其异同，辨其讹误，字疏句别，推求晁氏著论之旨，以证诸本之得失，可云用心勤而致力专者也。自乾隆盛时，表彰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百余年来，古本流传，往往间出，诸儒讨论之功于是为盛。汪氏此本校勘之精，几无遗义。益吾又荟萃诸本，逐条疏证，汇为一书。遂若诸本之错陈于前，而于七八百年之后起昭德先生相对一堂，参稽商榷，此其校雠之能，而训诂考证之功兼至，诚是书之幸，亦以见一书之微，校之有不厌，而研之有不穷。既资多识之助，而凡读书稽古者，于此亦将知所取法焉尔。光绪十年春二月。”

　　先谦自为一序，述校勘是书之始末，肯定簿录“阐明指要”的功能。序略云：

　　自班书列《艺文志》，隋、唐、宋史，代沿其例，家分类合，今古成萃，千百载上之箸述，赖以不泯。然世祀弥远，作者日出而不穷，经籍纠纷，难可搜讨。……故私家簿录，合前代载籍而汇刊之，有以考证其存佚，补正史之阙疑，所系甚重。且史志仅列书目，不若簿录家阐明指要，并其人姓字里居、生平事迹，展卷璨列，资学者博识尤多。自宋晁子止创为此学，陈氏振孙继之，并为后儒宗仰，而晁氏尤冠绝。……旧有衢、袁二本，得失互见。爰合而校之，既竣，刊于长沙。余于晁氏一家之学，庶几尽心焉，聊以步姚、赵之后尘，而满钱、瞿之夙愿。”（《年谱》）

　　按，朱彭寿《皇清纪年五表》云：“王先谦重校《郡斋读书志》二十卷、《附志》二卷、《例略》二卷、《考证》一卷、《目录》一卷成。”

　　四月，刊亡友李谟《寿梅山房诗存》，并作序。

　　按，李谟于同治十年殁于九江旅次，其弟汤臣搜其遗集见示。先谦删存若干首而刊之，并作《〈寿梅山房诗存〉序》，其中颇见先谦保存乡邦文献之意。其文略云：“余观汉、魏以来，畸人骚客，抱负瑰异，泯默不得申，姓名不见史册。独其发为文章，流传于若显若晦之际，有心人得而珍护之，而亟欲其有传于后。非惟以其文足贵，乃其志可哀也。及其传之既久，或繇此大显百世下，讽诵而慨慕之者，诚有之矣。而伏处荒陋，行而不远，终就灭没，后世传记，仅能悉其姓氏、里居、文章卷帙，若此何可胜道？则又以叹负有为之才，文采足自表襮而沉薶天壤，魂魄叹憾于九原者，尤多也。凡以不遇之故，岂不悲哉！以余所交当世才俊，老死不得志者，往往而有。至其箸作可以览观，相与爱重而思有以传之，亦余后死者之责也。其果大显于百世下，为论古之士所采录，或惟存其姓氏、里居、文章卷帙于不可纪极之代，余不得而知。要之，哀其志而贵其文，欲其不至沉薶以慰九原之魂魄，用意岂与古人异欤？”（《文集》卷三）

　　五月，刊亡友丁蓉绶《磨绮室诗存》。丁蓉绶，字竺云，长沙人。同治三年举人，官户部主事，光绪八年卒于京师，年四十一。刊成，又作《刻丁竺云、李禹臣诗成题后》诗。

　　《文集》卷三《〈磨绮室诗存〉序》：“同年友丁君竺云既卒之明年，其弟蕃绶介友以其遗诗属先谦勘定。先谦为刊存若干首而序之曰：‘……余与竺云以同治甲子同乡举，时吾邑中式者二十四人。官于朝者，余及竺云、萧敌庭、彭稷初而已。三人所学各异，皆诚笃君子也。余光绪壬午以忧归，八月，竺云赴。至今岁四月，又哭敌庭。以岁月之不居，国家之多难，二三朋旧，奄忽徂谢，独立庭宇，四顾苍茫，手览斯篇，有不知涕泪之横落已。’”

　　又刻《巴陵毛贵铭诗钞》三卷，请李桢作序。李桢序云：

　　余往与巴陵吴南屏先生共事会城书局，时先生续编《沅湘耆旧诗集》，数为余道其县人毛西垣孝廉之诗，并诵其杰句。余耳西垣名久，未尝得见其诗。先生手一册贻余，笑曰：“昔邓湘皋学博，编前《耆旧集》，盛称其邑诗老欧阳磵东先生。今余亦且表章西垣，子视西垣诗不当过磵东乎？”余受而讽之，信乎其词之工，而先生推许为不妄也！岁壬午，王益吾祭酒归自都门，出以示。祭酒大欣赏之，惜其版藏于毛氏，外间传本绝少，愿出金重梓，以公同好。……盖祭酒既工为诗，爱才嗜善，出其天性。近刻其友丁竺云、李禹臣二君遗集，因及西垣。（《年谱》）《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三：“毛贵铭，原名文翰，字彦翔，号西垣，巴陵人。道光二十年举人，大挑教谕。”

　　闰五月，《东华录》撰成，自为序文。文中认为治国当以“仁”为本，辅之以“法”，并言编纂是书目的在于“用告后世治国闻者”。

　　《文集》卷二《东华录序》：“天以佑民为心，君以体天为国，此理千古不易。……为治之道，岂有他哉？仁，为百姓留其有馀，虽万厚不以为嫌；法，为天下制其泰过，即一疏有所不可。惟在人主谨持魁柄，因事调剂，以适其宜，斯为可大可久之业。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之谓也。……我朝神圣代兴，开辟仅见，推其指要，亦日尽教养之道而已。圣祖、高宗，前后普免田赋，数至亿万。……诚天地之至仁也。……世宗、高宗、仁宗，明罚敕法，权衡科律，析及毫芒，世守兢兢。好生之德，古无畴比。深宫修省，止于至善。自朝达野，在纲不紊。群臣士庶，莫不有当然之矩矱，俾之率履，以自纳于理道之归。……刻既成，谨飏言简端，用告后世治国闻者。”

　　《年谱》：“自回里后，刻书尤注意《东华录》。闰五月，成天命朝一十卷、天聪朝十九卷、顺治朝三十五卷、康熙朝一百一十卷、雍正朝二十六卷。合前刻《续录》嘉庆朝五十卷、道光朝六十卷、咸丰朝一百卷、同治朝一百卷，共四百一十九卷。”按，《东华录》共二百卷，《续录》共三百一十卷，合计为五百一十卷。再加上光绪五年刊《乾隆朝东华续录》一百二十卷，则总计六百三十卷。

　　闰五月，刊《钦定天禄琳琅前后编》三十卷成，自为一跋，述校刊始末。

　　《文集》卷二《〈钦定天禄琳琅前后编〉跋》：“乾隆四十年乙未，命取内府藏书，重加整比，敕编《天禄琳琅书目》十卷。越嘉庆二年丁巳，以秘籍琅函搜采弥多，复辑《后编》二十卷。书都一千六百三十部，自宋迄明，五朝旧籍成备。旁罗远绍，既大极无外。而于刊印流传之时地、鉴赏采择之源流，并收藏家生平事略、图记真伪，研讨弗遗，尤细破无内。于版本严择广收，而明末影宋钞本，并从甄录。……《前编》已入《四库提要》，不及《后编》，以世无刊本，罕获觏者。光绪七年，于京师购得旧钞，携归长沙，从弟先泰见而惊喜，愿授之梓，以公天下。并假湘潭周氏钞本，与湘潭胡元常、王启原，善化刘巨，及从弟先豫，精心雠校。刻既成，谨缀严简末。”

　　六月，纳妾宋、毛二氏。去岁受风寒，本年渐愈。

　　《年谱》：“自去岁在乡相地，感受风寒，患脑后虚惊眩晕之证（症）。是岁，调治渐愈。六月服阙，纳妾宋氏、毛氏。（宋籍贵州，毛籍顺天。）”

　　本年《病中》诗其一：“头风除是文能愈，肺渴从教酒亦嫌。已见生涯百忧集，更堪衰病一身兼。”（《诗存》卷十一）

　　仍治《汉书补注》。

　　本年《偶然作》诗有“仙源秦人难复遇，浊酒《汉书》聊自遣。早向庄周问乐全，此生得志非轩冕”句。（《诗存》卷十一）

　　九月，挈家由海道北上。十月十八日（12月5日）抵都，寓烂■胡同。

　　《年谱》：“十月十八日抵都，寓烂■丐胡同原刑部尚书齐承彦寓宅。寓宅前栋出租。凡三院，中院大槐树一，左院海棠树一，右院宽阔，颇莳杂树。余邀家莲生再从叔文彬、族慧英弟先慎偕至都中。余住眷属于中、右两院，三人读书左院，商榷文艺，兴趣不孤。海棠开时，置酒其下，尤足乐也。”一诗。

　　《诗存》卷十一亦有《到京寓兰冕胡同》。

　　至京师，与李慈铭有往。

　　见《诗存》卷十一《得程定甫〈秋夜读书图〉，前贤题咏甚多，莼客有诗，次韵》。十月二十七日（12月24日），周寿昌卒，年七十一。先谦有诗《自庵先生灵榇南归，送至通州，赋挽词一首，次李莼客韵》。

　　李慈铭《越缦堂詹詹录》（下集）十月二十八日：“闻周荇文昨日酉刻卒。即素衣往哭之，午已敛矣。老辈深交，从此尽一棺已。盖音容渺然，深可悲也。”

　　先谦本年在湘时，应湖南巡抚庞际云请，为其兄庞浚清遗文作序。

　　《文集》卷三《〈庞浚卿时义〉序》：“宁津庞浚卿先生，高才博学。……光绪甲申，令弟省山中丞举其时义视余，则皆精实闳深之作，近世获捷之士罕能逮者。”按，今湘图藏有《浚清遗文》，光绪十年刻本。又按，庞际云，字省三，直隶宁津人。咸丰壬子进士，曾任云南布政使。据《清代职官年表》，光绪十年，潘鼎新卸任，庞际云护湖南巡抚。光绪十一年，庞际云卸任。故知此序作于本年。

　　又有李淑和刊其曾祖李仑圃遗著《试韵举偶》，请先谦作序。序中有“字学莫要于声”云云。

　　《文集》卷三《〈试韵举隅〉序》：“夫字学莫要于声，非声无以求字之原，非韵无以会声之统。……余雅爱阮氏《经籍纂诂》，博而不杂，以为虽不以韵书名，而于声音、训诂使人借以会通韵学之指归者，莫近乎是。惜卷帙繁重，传习盖寡。吾邑李仑圃先生著《试韵举隅》，……先生曾孙淑和孝廉，……将刊行之，而属余序。”

　　冬，作《〈王氏塾课初编〉序》，序文中对科举制义颇有微辞。

　　《〈庞浚卿时义〉序》：“余两兄一弟，并积学早逝。今岁甫为亡弟辑刻遗书，而两兄丛稿盈箧，都未整理。岁月奄逝，行坐疚心。”

　　《文集》卷三《〈王氏塾课初编〉序》：“制义至于今日，而变态极矣。作者之不古，风会然哉？先大夫诏余兄弟曰：‘余学为文时，师犹教以先辈义法。师女等者，但闻讲求时尚，余为世道惧焉。’此语距今垂二十年，每忆之有馀悲也。”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  四十四岁

　　在京，与王邦玺、陆继辉、袁昶、谭宗浚有往。

　　《诗存》卷十一《送王邦玺尔玉同年左官出都主讲怀安书院》自注云：“王，官翰林院侍读。余官祭酒时，君官司业。温学士绍棠及君去冬以荐举非人先后降官，皆乙丑同年进士。”

　　又《寿陆母徐夫人》自注云：“湖南辰沅永靖兵备道增祥妻，编修继辉母。”

　　又《袁昶磢秋以曹郎供职译署，意不自得，随锡尚书邓鸿胪至天津议〈中法和约〉，归垂示诗卷，次其与赵桐孙倡和韵》自注云：“名其集日《一钵集》。”按，《清史稿》卷四七三《袁昶传》：“袁昶，字爽秋。桐庐人。……光绪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又《送谭宗浚叔裕之任云南》自注云：“谭，南海人，由编修授云南粮道。”按，南海县志《署云南按察使粮储道谭君传》：“谭宗浚，原名懋安，字叔裕，南海人。……同治十三年甲戍成进士，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春，有诗寄郭嵩焘。

　　《诗存》卷十一《奉怀郭嵩焘筠仙前辈》有“春来杖履应无恙，愁对金台柳色浓”句。

　　又搜访周寿昌遗集，与瞿鸿禨商量捐资刊刻。本年瞿鸿禨丁忧服除，时充讲官，旋督学浙江。

　　《文集》卷五《〈思益堂集〉序》：“周自庵先生既没之明年，哲嗣芋生大令以毁卒。其孙椿圃遭两世大丧，匍匐经营，不遑暇息。先谦虑先生撰著日就湮失，访诸其家，得诗文词日札共如干卷，亟与瞿子玖学士谋，共捐赀刻之。”

　　又有诗《题瞿鸿禨子玖学士大父鲁青先生〈自济图〉》、《题鲁青先生所作德配汤太夫人〈分镫课子图〉》。

　　六月十五日（7月26日），补国子监祭酒。二十三日，奏《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

　　先谦折云：“方今军事甫定，防务尚殷，国帑竭于上，民生蹙于下，诚皇太后、皇上昕宵惕励之秋也。近闻有兴修三海之举，臣实至愚，未见其可。为迎合之说者曰：‘圣躬忧劳，宜有游览燕息之地，况赀出捐办，亦复何伤？’臣思三海地方宏阔，工费浩繁，土木既兴，踵增华饰。捐项不给，势将以库帑继之。且举事亦惟酌时势之当否耳。今两江、两湖、两广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自臣乡来者，言湖南省城西关外，水与屋齐，城内半通舟楫，男女露处唬号，惨动心目。常、澧一带，淹毙万余人。各省灾民流离道路，情形大略相同。若特沛恩膏，即以此捐修三海之金钱，广赈灾区，全活民命，岂不较台沼游观更为愉快耶？”（《年谱》）

　　按，《清史稿》卷二三《德宗本纪》：“（十一年六月）庚午，懿旨命文铦、崇礼、崇厚、文锡修建三海工程。”三海，即紫禁城的西苑（北海、中海、南海）。

　　六月下旬，代御史吴协中拟《请饬会孥直东豫三省交界盗贼折》。

　　按，《年谱》言代友人拟此折，折内称“臣籍隶河南”。据《清实录》“光绪十一年六月下”，知此友人为御史吴协中。吴协中，字寅恭，号时斋，河南商丘人，同治乙丑科进士，由户部郎中补授福建道御史，后出任甘肃甘州府御史。

　　本月，梁鼎芬劾李鸿章，被斥为诬谤大臣，交部严议，寻降五级。旋辞官归里，先谦有诗相赠。

　　《诗存》卷十一《送梁鼎芬星海归里》自注云：“梁，番禺人，官编修，以言事降调。”

　　按，汪兆镛《梁文忠公别传》：“梁鼎芬，字伯烈，号节盒，番禹人。光绪二年以国子监生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六年成进士，入翰林，散馆授编修。……十年四月，疏劾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言可杀之罪八，几罹重遣，军机大臣阎敬铭持之而免。十一年六月，奉上谕交部严加议处，部议降五级调用。”

　　七月二十日（8月29日），奏《请国学添设举监名目，准举人入监肆业折》及《请恩准职官入监》夹片。折片进呈，均依议准行。

　　先谦折略云：“窃维臣监六堂，向以各省直贡、监生汇送考试，入监肄业，而举人例不与焉。……恳恩将臣监肄业生增设举监名目，准以各省直举人入监肄业，即于贡、监生员额内通融录补，以广甄陶而资鼓励。”夹片云：“向来臣衙门无职官入监肄业之例，……拟嗣后无论举人、贡、监生，除由捐纳劳绩得有正印职官投供候选者即系已入仕途无庸收录外，其非正印职官未经投供仍情殷向学者，恳请恩准入监肄业。至举、贡考取教习传到需时者，请一并入监肄业，以广裁成。”（《年谱》）

　　二十四日（9月2日），奏请颁《列圣御制诗文集、圣训》折及《钦定方略》夹片。折中认为“育才莫先劝学”，“然必练习掌故，储为经济，斯称有用之学。”

　　先谦折略云：“为援例请颁《列圣御制诗文集》、《列圣圣训》于国学，以兴教化而振人才，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惟育才莫先劝学，博古尤贵通今。士人读书，经史百家，皆应究心，然必练习掌故，储为经济，斯称有用之学。……本年闰七月内，恭亲王等奏《列圣御制诗文集》、《列圣圣训》，先后奉旨校勘，刷印完竣，太学士子靡不踊跃欢忭，翼得瞻仰全书。……请颁发《列圣御制诗文集》、《列圣圣训》各一部于太学。”夹片云：“《钦定平定粤匪、捻匪方略》……历经颁赏臣工，可否并请颁赐各一部，俾士子恭阅鸿编。”（《年谱》）

　　八月初一日（9月9日），奉旨出任江苏学政。

　　《年谱》：“八月初一日，奉旨：江苏学政著王先谦去。钦此。次日，具折谢恩。十八日，请训，蒙召见一次，束装就道。”

　　按，先谦因言谏得督苏学，颇类前江苏学政夏同善。《清史稿》卷四四八《夏同善传》：“同治六年，迁少詹事。其时传言车驾将幸悖亲王府，召集梨园。同善闻之，与孙诒经合疏谏止。……出督江苏学政。”

　　九月初九日（10月16日），沈曾植、袁昶、李慈铭、施补华在崇效寺为先谦饯行。

　　《诗存》卷十一《沈曾植子培、磢秋、莼客重阳日饯饮于崇效寺，施国华均甫及莼客赠诗，奉酬兼呈子培、硖秋》自注云：“沈，嘉兴人，刑部主事。施，乌程人，山东知府。”《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六十四：“施补华，字均父，乌程人。同治庚午举人，官山东补用道。”卷一百七十三：“沈曾植，字子培，号乙盒，嘉兴人。光绪庚辰进士，历官安徽布政使，署巡抚。”

　　按，是日非止为先谦一人饯行。汪兆镛《梁文忠公别传》：“九月九日，祭酒宗室盛昱等三十人饯之（按，指梁鼎芬）于崇效寺静观室，各赋诗赠行。”

　　九月离京，有王启原等随行。启原字君豫，号理庵，湘潭人。

　　见《诗存》卷十二《秋芳馆寿菊生，次韵四首》。详见本谱光绪十四年。

　　十月二十六日（12月1日），抵江阴驻署。十一月，发观风题，附撰《劝学琐言》一册。又开设南菁书局，汇刻先哲笺注经史遗书，并捐千金为倡，期以三年成之。

　　《清史稿》卷四八三《儒林传•王先谦》：“南菁书院创于黄体芳，先谦广筹经费，每邑拔取才士，入院而督教之，诱掖奖劝，成就人才甚多。”

　　按，姚佐绶、周新民等《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云：“《劝学琐言》二卷。”

　　又有《〈读均轩馆赋偶存〉序》等文。

　　《文集》卷三《〈读均轩馆赋偶存〉序》：“《读均轩馆赋偶存》者，吾师庞文恪公居词馆时作也。……先谦辱公门下，窃闻序论，山木之感，忽焉十秋，览斯编凄然弗能已。”按，庞钟璐卒于光绪二年，推知此序作于本年。

　　本年，王闿运撰《尚书大传补注》成。

　　光绪十二年丙戍（1886年）  四十五岁

　　二月，出棚，试苏、松、镇、太四府州属。

　　试苏州，得江标。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二日：“王益吾学使岁考，建霞得首列，可谓破格拔人，吾乡后起庶几知乡学乎。”按，《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七十六：“江标，字建霞，元和人。光绪己丑进士，授编修。”

　　在苏州，与俞樾有往。俞樾字荫甫，一字中山，号绚岩，晚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道光庚戌进士。

　　《诗存》庚戍有《俞曲园遗墨，为日本领事村山正隆节南君题》。题下有序云：“先生罢官后，殚心著述，逮老不倦。西湖、苏台，皆有寓庐，履綦所至，望若灵光。余督学江苏，刊其经说多种，入《续皇清经解》及《南菁丛书》中。两莅苏垣，倾襟谈艺，握别依依也。”

　　又有诗赠陈嵩俭、吴仁杰、费延趋等人。

　　本年诗《赠陈嵩俭》自注云：“江苏候补同知。”《赠严锡康伯雅》自注云：“严，时以江苏候补知府代办苏州府提调。”《赠吴仁杰望云、费延釐云舫两同年》自注云：“吴，官国子监祭酒。费，官翰林院侍讲。皆吴江人，告归家居。”（《诗存》卷十一）

　　三月，修复寄园完竣。寄园为江阴学署旧有，祁世长少时随父寓江阴学署，常游于此，惜咸丰庚申毁于战火。先谦去岁离京前，祁氏出示《寄园消夏图》。先谦莅任，即于冬间着手复修。至本年三月落成，遂作《重修寄园记》一文寄祁世长。又作《永慕庐记》，并请军机大臣孙毓汶、大学士潘祖荫为署内匾额题字。

　　《文集》卷九《祁文恪公神道碑》：“岁乙酉，奉视江苏之命，公出家藏文端公《寄园消夏图》，指于幼时随侍及诸老谈宴之所，且曰：‘园今毁矣！图中事依依垂五十年，顾念见前徽，犹欲潸然欲泣也。’先谦到官，捐奉葺园，为文寄公。”

　　《文集》卷十三《重修寄园记》：“经始光绪乙酉仲冬，落成于丙戌季春。为庐曰‘永慕’，以奉先谦父母遗像；堂曰‘虚受’，为朝夕读书游憩之所。存雪列岫，诸亭并仍其旧。”按，《易经》云“君子以虚受人”，盖“虚受堂”取名之意。

　　《文集》卷十三《永慕庐记》：“光绪八年五月，先谦奉母丧自京师归葬长沙，即所居为永慕庐，而郭侍郎嵩焘为之铭。既除丧之明年，入都为官。越二月，遂奉督学江苏之命。既莅官，葺复署西偏之寄园，复为庐于园北隅，奉吾父母遗像其中，……复特为斯庐记其缘起。”

　　又见《诗存》卷十一《重葺署西寄园，发土得数十石，前贤所为诗记在焉，第其时代列诸壁间，次明学使骆驳曾沆瀣存雪亭韵》、《寄园杂咏十首》、《孙毓汶莱山前辈书“虚受堂”牓，赋谢》、《潘郑盦师书“古雪浪湖”额，赋谢》等诗。

　　三月，又奉太夫人遗命，报捐千金助山东赈捐，由山东巡抚具奏，赏给太夫人“乐善好施”扁额。

　　六月，回署，又出试常州府属。二十九日（7月30日），奏报岁试五属情形及《设局刊书事宜》夹片。夹片略云：

　　毓才之道，劝学为先。为学之方，穷经为首。国朝经学昌明，鸿生巨儒，时时间作。前大学士臣阮元总督两广，采辑诸家言，刊为《皇清经解》一书，深有裨于学者。迄今又数十年，海内经生，纂述相仍，流风未沫。兵燹之后，遗文秘帙，所在散见。及今网罗裒集，刊布流传。……臣昔于阮元所刊《经解》外，搜采说经之书，为数颇多。抵任后，以苏省尤人文荟萃之区，檄学官于儒门旧族，留心搜访，时有采获，共得书近二百种，都一千数百卷，类皆发明经义，为学者亟应研究之书。稔知宁、苏两书局近来经费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帙，因就近于江阴南菁书院设局汇刊，曾函知督抚臣在案。臣已捐银一千两，鸠工缮写。惟此项刻赀为数较巨，容再函商督、抚臣转谕僚属，量力捐助。……仍虑经费或有不敷，臣于考试苏州时，与抚臣面商，在苏局分刻数种，亦经抚臣允诺。区区愚忱，冀合众擎之力，以成有用之书，似于表彰经术、启迪后人，不无裨益。（《年谱》）按，《年谱》云此奏折进呈时间是六月二十九日，然光绪十四年奏《皇清经解续编》刊成折，内云“臣于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九日附片奏”。

　　时有李宗媚，介萧穆来见，请先谦为其作生圹志铭，复为刊刻《续皇清经解》捐资。

　　《文集》卷十《李爰得生圹志铭》：“光绪十年，翁奉高祖父母、父母葬其中，伯、叔父母以下十人东西祔，馀地贻后人以葬。其中之左筑圹二，为翁与妻余夫人他日墓所，取《魏风•乐土》之意，刻石墓门曰‘爰得我所’。……圹既成，以属余铭。翁姓李氏，名宗媚，字辉亭，安徽黔县人。以商成业，入赀得官江苏补用道。”

　　《文集》卷十二《诰授通奉大夫江苏补用道李君墓表》：“余视学江苏，介萧君敬甫来见，语大欢。留十数日，见余刻《皇清经解续编》，曰：‘吾幸遇此不朽之盛事。’立捐赀助焉。”

　　八月，出棚，试扬、通、淮、宁四府州属。

　　试通州，杨风朝设宴，先谦赋诗《杨风朝丹山招饮狼山望海楼》。后又为其重刊《儒门法语》、《杨丹山试艺》作序，为其父作墓志铭。

　　《重刊〈儒门法语〉序》认为修身自“治心”始。其言云：“盖心之用，无其所则放矣。故学为人，自治心始。心治，则施于百体，措之万事，无不有厘然各当之则。止而不过，则圣贤帝王之学，一以贯之。是故能治心者，能尽性者也。性尽，而参赞化育在其中矣。贯天地人之谓王，通天地人之谓儒。孔子之道，所由与尧舜并尊也与！自宋迄明，大儒辈出，所以发明孔子之学者，论说万端，而皆以正心为兢兢。国朝彭南昀先生，服赝道学诸儒，取其训辞尤要者，辑为《儒门法语》，开示后学，……今杨君丹山牧通州，复刻之，请余为序，以贻学中弟子员。丹山信知教士之要者，诸生果读是编而返求诸心，则微之极于饮食居处之间，显之达于事君临民之际，成有所持循，而不至为外物所夺。虽进身伊始，而于他日出处之道，已有卓然自立之基。更由是而博学深思，勿尚空谈，勿矜捷悟，勿持门户之见，勿杂功利之私，则本诸心以推诸事为者不可胜用。”（《文集》卷四）

　　《文集》卷四《〈杨丹山试艺〉序》：“杨君丹山以同治庚午举于乡，辱与余有相知之雅。越七年丙子，成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苏。……比余视学吴中，而君已由上元知县擢通州直隶州矣。君牧通二年，士民相与安其政教。……尤以劝学育材为急，于培植书院、考校文事，意恒有馀于其力，间采吴士之佳者告余，又条举兴学诸务，以助余志虑所弗逮。……君乃都其试艺如干卷，将授之梓，以式多士，而请序于余。……余方选刊《吴士试艺录》。”

　　《文集》卷十《诰赠中宪大夫杨君墓志铭》：“君讳有发，字茂堂，姓杨氏。其先江宁人，始迁祖廷爵以明初从征云南，遂家宁州。……凤朝，光绪丙子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苏，历任沭阳、铜山、上元知县，擢知通州直隶州。……余同治庚午岁典云南试，得凤朝，叹奇其文。既官吴中，数相见。”

　　经扬州，见张乳伯，作《〈张乳伯文集〉序》及《汲古阁说文校勘记序》。

　　《文集》卷四《〈张乳伯文集〉序》：“余耳张君乳伯名久，憾未得一见。今秋过维扬，君寄示所著书，又以文数十首属余为序，余受而读之。……夫文以理为干，以修辞为用，然无其本而求美于辞，信美矣，不足以示后学。”

　　《文集》卷四《汲古阁〈说文校勘记〉序》：“今秋道扬州，张君乳伯以《说文校勘记》见示，……因从臾乳伯亟鸠资付刊。”

　　至泰州，拜会李承霖，作《〈劫馀廑存〉序》。序略云：

　　丹徒李雨人先生，都其诗、古文及试艺为一集，题曰《劫馀廑存》。……先谦夙慕先生名，今秋修谒于泰州，辱命为斯集序。（《文集》卷四）

　　按，李承霖，字果亭，江苏丹徒人。道光二十年状元，二十三年广西学政。

　　至淮安，作诗寄王闿运。闿运此前在淮安侯先谦不至，遂往山东游。

　　《诗存》卷十一《淮安寄王壬秋》之二：“顷我在海陵，君已到扬州。我来扬州日，君已山东游。笑我困风尘，疲马曳行辅。羡君云中鹤，可望不可求。山东不暂住，寄书更无由。唯有思君心，炯照清淮流。”

　　王闿运《与王祭酒》：“益吾仁兄祭酒：节下东行，专候使旌，而不知扬州窎考，泊舟江都，唯识一戴春林，秋暮途穷，不能问盐商生活，明日即发。至淮安，乃知星轺俟冬初方到淮阴。乞食之地，亦不可居，岁渡故黄，登岱顶，直指历亭矣。意非不诚，缘犹未至，怅望如何。……闿运于群经皆有所笺，唯《尔雅》最精而未遑钞集。……傥门下有能集古今注说者，乞饬钞一分见与。”

　　在淮安，为陈玉树《毛诗异文笺》作序，并为其父作墓志铭。《毛诗异文笺》后收入《南菁书院丛书》。

　　《文集》卷十《盐城县学生陈君墓志铭》：“光绪十二年丙戌，余按试淮安，得盐城廪生陈玉树所为《毛诗异文笺》十五卷。余既嘉其能文、穷经知古谊，又稔知性行孝友，志气激昂自树立，意甚重之。……为序而为其父作铭。序曰：君讳蔚林，字松岩，县学生，性沉默，寡语笑。”

　　光绪十四年先谦致缪荃孙函有云：“送上《丛书》底稿本廿三册。（中惟《蔡氏月令》刻成后，祈将原稿本赐还为荷。）惟《毛诗异文笺》卷三有刻样，语皆写校发刻未齐，其未经写齐之书，另单呈核。（此单均与刻匠对过不误。《毛诗异文笺》十卷全发刻。）”

　　又有淮安府学教授王国均出示诗集，先谦题有诗。

　　《诗存》卷十一《题王国均颂平〈横溪草堂集〉》诗自注云：“王以进士令皖，左官淮安府教授。”

　　十二月，淮安试毕，回署。

　　本年，应梁鼎芬请，作《惠州范公祠碑》。鼎芬去年归里后，主讲惠州书院。

　　《文集》卷九《惠州范公祠碑》：“光绪十一年，番禺梁君鼎芬以言事谪归，惠人延长其郡书院。君至惠，即修苏公轼祠，复将为祠汝南范公孟博。惠人既尊信君而服其教，谋议大和，欢跃趋赴。维月若日，工用成讫，以告先谦纪其事。”

　　又为田海筹《集句训子诗》作序，内云“诗之道，原本于情性，而事不越乎伦常。”

　　《文集》卷四《〈集句训子诗〉序》：“田君海筹，自咸丰间宣力水军，积功擢专阃。恂恂有儒风，喜为诗，嗜放翁。一日，出《训子诗》三十首示余，皆集放翁句也。……夫诗之道，原本于情性，而事不越乎伦常。”

　　又为亡友刘冕作墓表。

　　《文集》卷十二《刘秉斋墓表》：“故湖南善化县学生刘君秉斋，以同治三年正月十三日病卒，享年三十有五。……越二十三年，为光绪十二年丙午，而其子鉅、铎乞余表其墓。”

　　又为张君瑛《四书文豳》作序。

　　《文集》卷四《〈四书文豳〉序》：“夫自古天下风无不变，亦无变而不能正者。文章，小道耳。然诗之变也，极于绮丽，李、杜正之。文之变也，极于骈偶，昌黎正之。虽谓李、杜、昌黎为诗文中之周、孔可也。制义之于文，又小之小者也，变至今日极矣。常熟张君瑛，邃于经史之学，能古文，兼精制义。汇前明国朝名家制义尤雅者为一编，名之曰《文豳》。……因叹其美，遂为之序云。”

　　又作《刘氏〈传忠录〉序》。文略云：

　　《传忠录》者，宋承奉郎刘公学裘裒辑其先人所得赐额、宸翰暨当代名贤碑记、悼祭诗文为一编，……多资发明参订，为考古者不可少之书，匪独刘氏世宝而已！文靖裔孙佩瑀，于道光十四年始得是编而授之梓，遭乱丧失。今其后嗣阳湖学生震之等，复鸠工重刻，乞言于予。（《文集》卷四）

　　又作《宋〈刘屏山先生文集〉序》。文略云：

　　余谓先生屏佛老而趋正学，殆庶几《复》者也，其明决又远出廌山、横浦之上已。先生裔孙震之等，重授剞劂，请序于余。（《文集》卷四）

　　又作《〈姓略〉序》。由序可知，先谦曾有“搜辑希姓”之举。序文略云：

　　古者姓氏之书，所以明贵贱，别婚姻。自周氏本，迄于唐《氏族志》，作者代殊，用意则一。……阳湖沈君定猷……为《姓略》四卷，《补遗》一卷，复取注所未备及歧出者，援引参证，为《补注》三卷。……沈君既没，其友人将刊行之，乞余为序。……向有志搜辑希姓，久未成书。览是编，益流连不置也。（《文集》卷四）

　　又作《重修〈泰兴县志〉序》，内颇见先谦方志学思想。序文略云：

　　杨侯甫莅泰兴，而先谦适来督学江南。相见，则曰：‘吾邑志失修久，方董为之，以属子序。’……古之良吏，必周知所治土域民风之要、历代通变之宜，然后修吾教而民从之，有所兴革，则利赖及久远。故志乘者，有司施措之前规，非徒以为文章观美而已。然吾观今之入，方驰心域外之观，雍容坐论一切，取涂饰耳目为能。（《文集》卷四）

　　又代人作《重刊〈新安志〉序》，内论述了方志的价值。序文有云：“观其叙述有体，征引赅备，多补前史志传之阙，洵考古者不可少之书也。”（《文集》卷五）

　　又作《宗子相先生诗集序》、《行素堂汇刻〈经学丛书〉序》。（《文集》卷四）

　　本年，与李嘉乐有诗来往。

　　《诗存》卷十一《题李嘉乐宪之前辈〈齐鲁游草〉》自注云：“李，由御史官江苏按察使。”

　　《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六十一：“李嘉乐，字宪之，光州人。同治癸亥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江西布政使。有《齐鲁游草》。”

　　本年，有诗寄黄自元。自元字敬舆，一作堇腴，湖南安化人。同治七年进士，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河南道监察御史、宁夏府知府等。

　　《诗存》卷十一《寄黄自元觐虞》诗题下自注云：“黄，时官宁夏府知府。”本诗首句“仪孟园中脱舞衣”下注云：“君得官后，因母老不能迎养，假归为寿。”

　　按，《文集》卷七《黄觐虞之母六十寿序》：“觐虞又曰：母尝命弟作小园，植蔬果自课。吾窃取杜甫孟氏诗‘养亲惟小园’，名之曰‘仪孟’。”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  四十六岁

　　二月，出棚，试徐、海两属，岁、科并行。王启原留署中，陶浚宣、刘巨随行。自江阴启程，船至清江浦，登陆。

　　先谦本年与王、陶、刘三人诗往较多。《王启原理庵以诗见寄，奉答》自注云：

　　“王，湘潭廪生，时在幕中。”《和陶心云人日书感，次骆沆瀣韵》自注云：“时在幕中。”又有《自清江浦登陆赴徐州，道中柬心云》、《心云馈越中糟鹅，食之而美，赋诗为谢》、《送心云归会稽》、《次韵刘巨笏云谢为其父表墓》等诗。（《诗存》卷十二）

　　途中有诗《次韵心云寄朱一新蓉生御史义乌》。朱氏去年八月因劾李莲英左官，萌生去意，本年致函先谦，请代谋书院讲席职差，并谈及《续皇清经解》收书事宜。

　　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卷上《上王益吾师》：“春间接奉赐书，如亲謦欬，久拟肃笺祗候，而牵于尘务，忽忽未遑。遥乞龙门，曷胜驰系。一新身膺言职，愧负清时，近以灾异上言请斥宦寺，迭奉严旨诘责，左官六曹。一身之进退行藏，久已置之度外。第念时艰，方亟丝毫无补，而徒使小臣得直谏之名，大局鲜转圜之，益深愧积诚未至，无以感动圣听也。窃意居言路时，当直陈所见，以期无负此官。既凿柄矣，则老亲在堂，似当早为归养。计惟田无负郭，不得不谋甘旨之需，江南地近敝乡，归省甚便，私计于其间得一讲席，岁入千金，仰事俯蓄，差足事了。素蒙荫庇，未知能代一筹否？乡先辈陈西桥太守邃于经史，著书十余种。乱后散佚，今仅存者惟《春秋述义拾遗》、《春秋规过考信》、《骆临海集注》、《征帆集》四五种。先呈《述义拾遗》一部，祈刊入《续经解》中，以寿其传。《规过考信》，敝友处有之，容竢走函转索。两书皆申刘光伯之说而以己意折衷之，与《续编》体例相合。又张丹邨观察《梅簃随笔》中释经之文甚多且精，拟暇日录成一卷，敬请附刊。”

　　按，关于朱一新左官始末，《清史稿》卷四四五《朱一新传》记载：“内侍李莲英渐著声势。逾岁，醇亲王奕譞阅海军，莲英从。一新忧之。而适值山东患河，燕、晋、蜀、闽患水，遂以遇灾修省为言，略曰：‘……乃今夏巡阅海军之役，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骇愕。……阅军大典，令刑馀之辈而厕乎其间，其将何以诘戎兵、崇体制？况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唐之监军，岂其本意，积渐者然也。圣朝法制修明，万无虑此。而涓涓弗塞，流弊难言，杜渐防微，亦宜垂意。从古阉宦，巧于逢迎而昧于大义，引援党类，播弄语言，使宫闱之内，疑贰渐生，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为，以阴窃夫作福作威之柄。我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岂有跬步之地而或敢售其欺？顾事每忽于细微，情易溺于近习，侍御仆从，罔非正人，辨之宜早辨也。’疏上，太后怒，诘责疏言‘苦衷’何指？一新曰：‘臣所谓“不得已苦衷”者，意以亲藩远涉，内侍随行，藉以示体恤、昭慎重也。顾在朝廷为曲体，在臣庶则为创见。风闻北洋大臣以座船迎醇亲王，王弗受，而太监随乘之，至骇人观听。一不谨慎，流弊遂已至斯，臣所为不能已于言也。’诏切责，降主事。乞终养归。”

　　至徐州，段喆招饮，并云可助刊续经解，先谦赋诗为别。又有《徐州九绝》诗。并与冯煦和诗数首。

　　《诗存》卷十二《段喆小湖、桂中行履真、丁仁泽润之招饮云龙山放鹤亭，赋诗为别》自注云：“段，徐州道。桂，徐州府知府。丁，铜山县知县。……坐有冯编修煦、董镇军凤高。”又有《筱湖书来言续刊〈经解〉事可相助，云他日以《礼》正民、《春秋》断狱，或亦此书之所被也。其词至美不敢当，兼蒙见和前诗，次韵为谢》、《次韵冯煦梦华编修见赠》、《梦华有诗赠行，再次韵》、《梦华寄诗，有经术济世之语，复次韵》、《梦华书来，将以倡和。诗乞润之刊石放鹤亭，因寄润之一绝，促其赠和》等。

　　徐州试毕，经邳州、沭阳，至海州。

　　其间，有《邳州旧城南有留侯进履处，二首》、《过宿迁境见夫妇耦耕者，有诗》、《过沭阳赠知县金元娘》、《朐山在海州城南，监试坐堂上，日与相对而不得往游，乃作是诗》、《闻吴望云主讲正谊书院却寄》、《试院与梁季仁、陶心云、刘笏云会食，刘断饮，陶饮甚少，作此赠梁，并戏陶、刘》等诗。

　　三月二十八日（4月21日），毛氏生女大贞。十月十八日（12月2日），宋氏生女二贞。先谦有诗《生女》。

　　五月，回署，又科试常州府属。六月，奏报岁试完竣并科试徐、海、常三属情形。

　　七月十七日（9月4日），吴汝纶来函，询问《续皇清经解》事宜。

　　吴汝纶《与王逸吾》：“往岁论荐姚君，猥蒙示谕，收录门下，并示及搜刻《经解》义理。窃愿惠寄书目，以光见闻。阮太傅原书，虽未尽当人意，要为闳博巨观，资益学林不少。独其门户之见，使后来变本加厉。海内学者，专搜细碎，不复涵泳本经、究通文法，此其失也。执事文章宗匠，取舍精审，此编出，必当过阮公，未识经费何如？分校之士有几？成书何日？刻手若何？远在下风，无任驰仰，江南人士，得大师造就，才隽当日出不穷，近时当以何人为最？算数之学，为时政所需，尚有后进之士，足步武李壬叔者乎？”

　　八月，李慈铭与先谦函论《续皇清经解》事宜，并列出认为应当删减和增补的书目。

　　《越缦堂文集》卷五《复王益吾祭酒书》：“辱示《经解续编》凡二百一十六部，皆近代经学大师征言秘籍，然尚有管见，小须参酌。宋确山《周礼故》、《书疏证》尟所发明，见闻亦隘，较之金坛段氏《周礼汉读考》相去远甚，似可不刻。邵位西《礼经通论》持议不根，实汉学之大蠹。戴子高《论语注》怪诞缪远，牵引公羊，拾刘申甫遗唾，支离益甚，且多淹旧注以为己说，而没其名。此两种者，宜从删汰。桂氏《说文义证》书太繁重，又湖北已有刻本，其书亦无甚精义。洪北江《左传诂》仅存古注之略，无所证成，既刻李次白《贾服解辑述》，则洪书似可不刻。其中宜采补者，茹三樵《周易二闾记》、丁小雅《周易郑注后定》十二卷、臧在东辑《子夏易传》、宋半塘《尚书考辨》、丁俭卿《禹贡集释》、范左南《诗沈》、宋绵初《韩诗内传征》、臧在东《诗考异》四卷《韩诗遗说》二卷订为一卷、丁俭卿《毛郑诗》四卷、《诗考》《补注》《补遗》三卷、《毛诗陆疏校正》一卷、林月亭《毛诗通考》三十卷、《毛诗识小》三十卷、包季怀《毛诗礼征》、严豹人《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张阮林《左传杜注辨证》、邵瑶圃《刘炫规过持平》、高江邨《春秋地名考略》、雷鐏《古经服纬》、夏赚父《五服释例》、丁俭卿《仪礼释注》二卷、《周礼释注》二卷、《礼记释注》四卷、江震沧《读仪礼私记》、吕里云《周礼补注》、宋于廷《释服》，蔡立清《蔡氏月令辑注》、王实甫《大戴札记释诂》、宋于廷辑《论语郑注》十卷、《论语发微》四卷、王亮先（鎏）《论语正义》、余荫甫《论语古注择存》一卷、《孟子古注择存》一卷、毕季瑜《论语广注》、叶兰如《尔疋古注斠》、王汾原《小尔雅注疏》、胡墨庄《小尔雅义证》，又郝氏《尔雅义疏》（学海堂所刻非足，宜取聊城杨氏本更刻之）、邵瑶甫《说文群经证字》、王汾原《说文五翼》、徐谢山《说文段注匡谬》、王南陔《说文段注考》、钮匪石《说文考异》三十卷、毛清士《说文解字述谊》二卷、《新附述谊》二卷、张桌文《说文谐声谱》、李子香《说文正俗辨字》、沈西雝《说文古本考》、王菉友《说文释例》。上诸书，皆宜随地访求，依类增入。至经总类，则庄葆琛《五经小学》、王南陔《经说》、雷竹卿《介庵经说》、胡竹邨《研六室文钞》、凌晓楼《四书典故核》、赵鹿泉《四书温故录》、胡文甫《四书拾义》、毛西河《四书改错》，又陈兰浦《东塾读书记》、桂浩亭《群经补证》，似皆宜刻入，不可少也。”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十三年九月朔日：“阅王祭酒拟刻《皇清经解续编》目录，为之考订，拟去五种，增四十七种，家法谨严，必当读者。”

　　李慈铭《越缦堂詹詹录》（下集）：“录昨致逸吾书于越缦笺牍，余致人书多有可传而无人录副，十不存一。以此书颇及目录之学，恐所寄或致浮沉，故力疾写出，且稍加订补。九月初二日。”

　　本月，出棚，科试镇、苏、太、松四属。途中有诗《过无锡，适嵩俭摄县令任，到甫四日，携肴酒见迎，赋此奉谢》。至苏州，与俞樾再次相见。

　　十月，回署。闻豫省河决，郑州水势南趋，虑春水发生，淮、扬士子难以齐集赴试，遂于十一月出棚科试淮安。在淮安，曾见顾云臣。

　　《诗存》卷十二《试事将峻，恩诚明斋、特秀子良招饮，五次前韵奉柬》自注云：“恩，淮安府知府。特，戊辰进士，山阳县知县。”又，《题顾云臣持白同年〈勺湖理菊图〉》自注云：“顾，山阳人。同治乙丑进士。由编修督学湖南。乞养归里。”《文集》卷五《〈抱拙斋诗文集〉序》：“山阳顾君持白既殁之十七年，其子震福裒遗著诗文十一卷授梓，既成而请序于余。……余与君同年乡举，又同年进士。然君性淡泊，寡交游，与余同。故居京师，不常相见。君官翰林，不数年即督学吾湘。退归又早，仅余督苏学试淮安场后，得一相见言欢而已。”

　　淮安科试毕，应陆元鼎邀，至泰州度岁。陆时任江宁知县，署泰州。

　　按，陆元鼎，字春江，一字少徐，浙江仁和人。同治十三年进士。

　　本年，先谦将书院沙地交人承包垦用，以租金、息金为延师加课费用及书院经费。

　　《文集》卷十三《南菁沙田记》记载了此事始末，见本谱光绪十四年六月。十四年三月廿二日先谦与缪荃孙函亦有云：“（费幼庭）观察前与姚访梅及陈、郑二君，包办沙田地，公立合同，每年交书院馀利三千串，去岁办理伊始，只得二千串有奇，元拟将观察代借缴价之三千金，暂扣不还，每年仞息。即以去岁所得之二千串，划存千二百串，为下半年延师加课之用，馀以划付息金。今年所得之三千串，以二千四百串为明年正用，六百串为患金，尚有敷馀，每年如此办理。”

　　本年，仍治《汉书》。

　　《诗存》卷十二有《读〈汉书〉偶题二首》。

　　本年，《续皇清经解》正在刊刻中。陈嵩俭旋由无锡县令提调苏州书局，在苏州助刻。叶维干亦在上海助刊。

　　《诗存》卷十二《病中次韵嵩俭见寄》自注云：“君提调苏州书局，局中方助刻经解。”

　　《文集》卷十二《翰林院编修陈君墓表》：“槐生在沪，助余刊《续经解》至数百卷。”

　　本年，李辉廷重刊《紫石泉山房文集》。先谦作序，内论及学识与文章的关系。

　　《文集》卷四《〈紫石泉山房文集〉序》：“歙县吴澹泉先生，与桐城姚惜抱、王滨麓同受古文之学于刘海峰先生。……夫学者，学其识也；而文者，文其志也。吾之识既足以达，而志足以明，则今日之为文，宜不以前日之所学自限。故凡有所托以自尊者，皆必有不足于中者也。如先生，信所谓雄俊之君子已。先生天性孝友，有廉正之节。自少邃志道学，深以无成为愧惧。屡见其意于文，故其根本盛大，发为文章，与世俗之求工于词者绝远。余昔录十数篇入《续古文辞类纂》，以志钦向。今李君辉廷重刊全集，吾知其传益广，海内皆能读先生之文。”按，李辉廷当为李宗煝。宗媚字辉亭，黔县人。（见本谱光绪十二年。）

　　又按，《紫石泉山房集》十五卷，内《文集》十二卷，《诗集》三卷，吴定撰。今上海图书馆藏嘉庆十五年门人鲍桂星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十三年黔县李氏刻本。吴定，字殿麟，号澹泉，安徽歙县人。生于乾隆九年（1744年），卒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师事桐城刘大樾，与姚鼐、王灼、任大椿游。

　　本年，另有诗与瞿鸿禨、曾国荃、梁鼎芬、费念慈、江翰、李佐周等人。

　　见《诗存》卷十二《寄瞿子玖》、《寄曾沅浦制府》、《星海欲来相访，却寄》、《题费母徐太夫人〈篝镫课读图〉》（自注云：“费庚吉，号阱亭，武进入，由进士官至福建粮储道。母徐氏，守节抚孤成立。子学增，直隶清河道。孙念慈，郎中。”）、《题费念慈屺怀所藏祖父畊亭先生手书册》、《题江翰叔海诗集，次见韵赠》（自注云：“江，福建长汀人。寓四川。”）、《赠叔海》、《戏李佐周四首》等。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  四十七岁

　　正月，科试扬州。试毕，二十五日（3月7日），离开扬州。

　　有诗《丁亥季冬，淮安科试毕，至泰州度岁。戊子正月，扬州试毕，陆元鼎春江见赠四首，次韵答之》，内有“也知经术非时务，稍为儒林振古风”句。又有《正月二十五日自试院出城登舟即目》，其一云：“新年铙鼓但闻喧，灯火旋传作上元。毕竟三吴重时节，市廛还有未开门。”其二云：“好春差幸不曾抛，景色撩人是近郊。水活已无含冻意，林高微见放青梢。”（《诗存》卷十三）

　　二月，试通州。试毕，回署。

　　其间，有诗《寄从弟先慎慧英江阴》、《通州院试集同人小饮，次前岁登狼山韵》、《程遵道悦甫有诗，再次韵》（自注云：“程，绩溪人，泰州知州，署通州。”）。

　　二月，阎季蓉来信。先谦回信中论及汉学、宋学利弊短长，驳斥其对汉学的攻击。

　　《文集》卷十四《复阎季蓉书》：“奉二月朔手教，……足下谓明代士习之坏，始自中叶，其论允矣。至谓国朝康、雍以前，士习端谨，至今遍天下皆游手浮宕之民，由于汉学家之以名相高，以利相诱，士始奔走于津要，而荡焉无复廉耻，则仆不敢和。……所谓汉学者，考据是也；所谓宋学者，义理是也。今足下恶汉学者，恶其名也。若谓读书不当从事考据，知非足下所肯出也。去汉学之名，而实之日考据之学，则足下无所容其恶矣。去宋学之名，而实之日义理之学，则訾诋理学者无所容其毁也。此名之为学术累也。然谓二家之学无流弊，则非也。理学之弊，宋、明末流著于载记者，大略可睹。考据之弊，小生曲儒失之穿凿破碎者有之。至谓其为世道人心之忧，以理推之，决无是事。……仆在江南，续刊《经解》，有谓不当如阮文达不收李方贞、方望溪辈著述，以为排斥宋学者，仆晓之曰：‘子误矣！经学之分义理、考据，犹文之有骈散也。文以明道，何异乎骈散？然自两体既分，各有独胜之处。若选文而必合为一，未可谓知文派也。为义理、考据者，亦各有其独至之处。若刊经书必合为一，未可谓知学派也。仆倘续《志堂》、《经苑》二书，则必取言义理诸书，而考据家皆在所弗录矣。’其人大悟，此可见彼之为说者，于学术之深，未尝兼通而博究也。本朝纠正汉学者，姚姬传氏最为平允。其时掊击宋儒之风过甚，故姚氏非之，以救时也，非为名也。至其论学，以义理、考据并重，无偏而不举之病。道、咸以降，两家议论渐平，界域渐泯。为学者，各随其材质好尚定趋向，以蕲于成而已，本无所用其辨争。孙芝房先生以粤寇之乱，归狱汉学，大为士林姗笑。良由于考据一道，未加讲求，致兹巨失，故曾文正公起而亟正之。……足下为以其道倡于沅、澧之间，一言之出，承学者奉为依归，关系甚重。”

　　按，先谦函中言及续刊《经解》事，且此函收入黎庶昌光绪十五年刊《续古文辞类纂》，故此函大约作于本年。

　　三月，女二贞殇。是月，奏《太监李莲英招摇请旨惩戒》折。折略云：

　　臣维宦寺之患，自古为昭。本朝法制森严，从无太监揽权害政之事。皇太后帘听以来，办理一禀前谟，毫不宽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乃有总管太监李莲英，秉性奸回，肆无忌惮，其平日秽声劣迹，臣不敢形诸奏牍。惟思太监等给使宫禁，得以日近天颜，或因奔走微长，偶邀宸顾，度亦事理所有。何独该太监夸张恩遇，大肆招摇？致太监皮硝李之名，倾动中外，惊骇物听，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证。《易》曰：“履霜坚冰，渐也。”皇太后、皇上于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维。今宵小横行，已有端兆，若不严加惩办，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年谱》）

　　疏上不报。

　　翁同和《翁文恭日记》光绪十四年五月十九日：“闻有王先谦劾中官李莲英，留中未发。”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得益吾祭酒江阴书并劾太监李莲英奏稿，其言甚激切，为之忧念。”

　　左舜生《万竹楼随笔》：“劾李莲英一折，则尤为言人之所不敢言。……十三年，莲英奉命随醇亲王奕譞巡阅海口，自北洋将领视之，其声势殆高出奕譞之上。御史朱一新以各直省水灾，奏请修省，辞及李莲英，即因此被黜，则莲英之炙手可热可知。顾葵园不畏强御，仍于十四年三月，严词劾之，……一则曰‘肆无忌惮’，再则曰‘大事招摇’，三则曰‘不安本分’，四则曰‘宵小横行’，其措辞之强硬，不惟有古大臣风，确亦不失湖南人本色。自此疏上后不报，葵园知天下事已不足有为，设再恋栈不去，或更召致小人之倾陷亦未可知。此殆葵园托辞请假回籍，于翌年二月，即自动请求开缺，不复再出之由来也。”

　　易宗夔《新世说》：“王益吾有才无行，贿结李莲英，得江苏督学，选拔才俊，几与黄漱兰侍郎齐名。既瓜代，乃深悔阶进之由，虑他日名为李污，具疏严劾之，并谓李非真阉，丑诋备至。孝钦后览奏震怒，王遂以是罢归。而王之直声，震于朝野。”

　　先谦自知将因此免官，甚是泪丧。杨颐曾致函劝慰。或言有廷臣暗示先谦托病请假。

　　《文集》卷九《诰授光禄大夫兵部左侍郎杨公神道碑》云：“而公督学江苏，与余先后任。知余将病免，贻书劝沮。”

　　曹典球《王葵园先生纪念刊题词》：“奏太监李莲英招摇请旨惩戒折，以侮（忤）逆西后，罪在不测。而清廷惮于清议，以折留中，使廷臣讽之托病请假。”

　　六月，作《南菁沙田记》。文略云：

　　南菁沙田者，松江川沙厅竟东海中横沙也。……光绪七年，江南大吏有清丈新涨沙滩召佃报买之奏。于是候补道姚君文楠、清河道费君学曾等，仞佃横沙四万余亩，贾银至万二千，岁征息至二千。众竞于利，争讼数年。姚君、费君愿入公为书院膏火费，余又尝它姓佃贾六千两有奇，沙遂为书院有。……属姚君董其事，始经光绪丁亥，亩四之一，堤防沟洫，聿有成绩，馀次第垦之。此沙地有田之始。今岁入告，部议升科。嗣是沙田为书院恒产，利赖及久远矣。……沙无名，名以南菁自余始。（《文集》卷十三）

　　本月，出棚，科试江宁，并录送遗才。是月，《皇清经解续编》刊成。

　　《年谱》：“余奏刊经解后，到苏州晤崧镇青中丞骏，与商此事，慨然允苏局助刊四百卷；仁和叶槐生主政维干，在上海主书院讲，亦愿在沪助刊。余复设局长沙、江阴两处，延亲友分董其事。成书一千四百三十卷，广丐同志，鸠集五万余金，以二年馀，获成巨编。非友朋佽助之力，不克至此，诚厚幸也。”

　　《文集》卷二《〈皇清经解续编〉序》：“道光间，前大学士臣阮元总督两广，荟萃国朝学人撰箸，刊于粤东，为《皇清经解》千四百卷。鬯昭代之儒风，导后进以绳矩。优优棣棣，观者美焉。今距粤东刊经之日逾六十年。中间寇难迭兴，烽警相望，而率土人士，内函贞固之气，外炳文明之姿，枕席可安，弦诵不辍。纂述之盛，视承平时抑无多让。幸值神武耆定，寰海镜清，不于斯时裒集遗编，赓续刊布，惧弥久散佚，曷以称圣天子劝学右文至意？光绪十一年，臣奉恩命，视学江南。抵任后，檄学官覃心搜采，合臣旧藏，掇其精要，得书二百九部，都千四百三十卷。奏请设书局刊刻，经营三载，工乃告成。臣自愧学术疏庸，观听未广，岂足以继先臣阮元之万一？惟是汇而存之，以待后善学者择焉。”

　　七月，奏报科试完竣折及《皇清经解续编》刊成折。折略云：

　　臣于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九日附片奏明在江阴南菁书院设局汇刊《经解》情形。七月二十六日递回原片，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臣以此次搜访《经解》，得书较多，刻费浩繁，非臣棉力所能独任。比即函知督臣曾国荃、抚臣崧骏，商请转谕僚属，酌量捐措。赖督、抚臣同力相助，饬属鸠赀，源源而来，极形踊跃。即他省官绅，亦以臣此举为表章经术起见，多有不待函商，径自措寄前来者。臣饬局撙节动用，严密趱催。抚臣亦饬苏州书局助刊多种。首尾三载，幸获有成，为书二百九部，都一千四百三十卷。体例一仿前大学士臣阮元所刊《皇清经解》，名日《皇清经解续编》。蒇事后，版存书院，刷印流传，俾艺林承学之士宏观览而备研摩。……馀存银三千两正，饬交江阴县知县发商生息，以裕书院经费。”（《年谱》）

　　《叶郋园事略》：“旋假归，长沙王葵园阁学一见盛称之，言：‘吾在江苏学政任内，成《全清经解续编》千馀卷。感触吾湘经学之陋，当编辑时，仅得船山诸书及魏默深之（《书（古微）》、《诗古微》二种。犹未纯粹，乃以曾文正公读书日记，析其读经笔记，杂凑一家。生存人如胡元玉、胡元仪所著书亦录入，盖不得已也。’”按，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讥“《经解》滥收”，殆源于此。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王先谦》：“踵阮文达，辑刊《续皇清经解》，凡二百十种，一千四百三十卷。所收虽不如文达之精萃，而有清一代汉学家经师经说每赖以传，所遗者或寡矣。”

　　又刊《南菁书院丛书》。自为序述编纂始末云：

　　光绪戊子秋，余刊《皇清经解续编》成。时试事既毕，还暨阳候代。检旧藏及近得之书裨益文艺者，尚数十种，遂以馀力促召梓人刊为丛书。……自来丛书之刻，多杂厕前代，或泛及词章。兹编专录国朝，非有裨考订者不入。书分八集，皆可喜可观。予未及搜采者，又嘱吾友院长缪筱珊编修庚续。成之，版存南菁书院，因以名其书。四、五集，则院中高材生所撰述，多士观览，兴起尚益，覃精术业，偕登于作者之林，是予所深望也。（《文集》卷五）

　　刘锦藻评价《南菁书院丛书》云：“无乾嘉诸子标汉宋之帜、分门别户斫斫致辨之习气。”

　　又将岁、科试所得佳文，刊为《清嘉集》初、二、三编。

　　光绪十二年先谦《〈杨丹山试艺〉序》云：“余方选刊《吴士试艺录》。”至本年，完成三编，并更名《清嘉集》。按，改名可能与《清嘉录》有关。《清嘉录》为清代顾禄所作，共十二卷，是记载苏州风土的杂著。初刊于道光十年庚寅，有宛山老人顾承序，称此书书名本于陆士衡“土风清且嘉”句。

　　又选嘉庆以来名人时义，刊为《江左制义辑存》。

　　《文集》卷五《〈江左制义辑存〉序》：“岁科试毕，例进士于庭，勖以修己为学之道，于文亦间及之。须臾之告诫，不足转移风气亦明矣。抑匪特此也，三年试于其乡，众竟于圆美软熟之文，以冀试官之一当，不则其父兄交游，群訾病之；苟获选矣，则诧为奇遇，而人亦弗能尽知也。为督学者，诚爱重其士，而冀其名成，孰肯驱而反之于古而俾其取戾于时者？文之变，殆靡所终极乎！余视学吴中，按试诸府州，得佳文，辄刊布为多士式。既有《清嘉集》三编之选矣，思稍进之，复辑是编。常熟张君瑛邃于文，因委重焉。余复加增损，自嘉庆以来迄于今，都若干人，弗及知者阙焉。文若干首，皆醇雅有根柢，可观览。……诸作者大半获登于甲乙科，暨余顷尝拔高等。”

　　八月，回署。初十日（9月15日），奏《交卸后请假两月回籍修墓》一折，奉旨准假两个月。

　　本月，又作《江阴学使院续刻题名记》。文内有云：

　　明万历二十四年，移学使院江阴，官此而题命者，为碑凡四。粤寇陷江阴，署毁碑存。乱定建署，逾二十年，而题命之缺今七十年。（《文集》卷十三）

　　九月，王启原寿诞，先谦设宴欢饮。

　　《诗存》卷十二《秋芳馆寿菊生，次韵四首》后附启原元作，其序云：“余从学使兄来署，自修复寄园，常寓于此。春秋清嘉，朝夕玩赏，花树生色，景物相亲，荏苒三年，行且别去。季秋念六，为余初度，学使兄设宴秋芳馆，邀集家人，欢醉竟日。”

　　十月，新任学政大理寺少卿杨颐行抵江阴，先谦奏交卸回籍一折。缪荃孙本年春间丁忧，亦返江阴，旋主讲南菁书院。

　　《艺风老人自订年谱》光绪十四年：“九月，杨蓉浦师督学江苏，招至邑城，命主讲南菁书院。”

　　缪荃孙主讲南菁，先谦曾鼎力相助。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先谦与缪函有云：“奉到大讣，惨悼良深，尤望强节哀思，善自珍摄为幸。弟既遭大事，更不可无馆。决计于南菁增设一席，请弟主讲。（元同品学实好，经术甚深，特不解词章。诸生尚佩服，兄亦敬之。明年则后任主持，非兄所能预知耳。）昨费幼庭观察来澄，并与熟商及之。”按，此函见《艺风堂友朋书札》所收先谦来函第三十七札，实两函混而为一。

　　缪荃孙到江阴后，先谦将《三家诗义通绎》送请指正，并举荐人才。先谦函云：

　　拙撰《三家诗义通绎》，钞得《卫风》数篇呈上，务望详加纠正，勿稍客气，曷胜感幸。学校人才，略区门类，平时随手记录，不免挂漏，贡监亦不与。吾弟留意人才，录赠一分，不必令外人见也。

　　将别，先谦前往南菁书院。又将刊刻及庚续《南菁书院丛书》之事委托荃孙。

　　《诗存》卷十三《题南菁书院讲堂》有云：“才峰到处皆堪赏，艺海从来岂有涯。共向西京讨师法，故应南学得菁华。”

　　先谦与缪荃孙函云：“《登科考记》奉上。大著史传稿，兄欲录一副本，而未及蒇工，乞取带至湖南，明岁由舍弟先敏带还江阴奉缴，（舍弟应蓉翁之聘，明正即来。）未识可否？示遵为幸。丛书总目呈上，七集以前俱发写刻。（每册注明其应存校勘之各书，底本容续奉上。）八集惟（《二闾记》发写二卷，馀六册及《安甫遗书》附呈。统乞费心，感幸之至。”

　　又有诗《寄赠叶维干槐生》，内有“刊经实助我，朱墨纷点勘。采访遍故家，经营少遗憾”句。（《诗存》卷十三）

　　十一月初二日（12月4日），由江阴启行，泝江而上。

　　有诗《将往湖南登舟作》、《舟发江阴，寄交代杨颐蓉浦同年》。

　　初五日，至江宁，女大贞殇。有诗《舟至金陵，大贞病没瘗杉南门外》。二十九日（12月31日），抵长沙，寓喻家巷族祠公屋。

　　《诗存》卷十三《仙人市道中》：“四年奔走暂还乡，来往浑如社燕忙。父老莫夸游宦好，鬓边一半是吴霜。”按，由首句“暂还乡”可知先谦对仕途仍有所期待。

　　本年，刻周寿昌诗、文、词、日札共十九卷成，总为《思益堂集》。先谦作序，叙述了寿昌生平，尤着重谈到了寿昌晚岁罢官后著书情形及其诗文成就。其言略云：

　　《文集》卷五《〈思益堂集〉序》：“先生自罢官后，寓居京师，辟小轩，日坐其中，以丹黄自娱，寒暑靡辍，又几十年。所为《四史补注》及《日札》诸书，皆成于其时，似天之位置先生，有夙定者。余以叹先生不早自知其无与于功名，不得壹志于学问之途，以大昌其箸述，为可悲也。然使先生老而康强，爵位益高，当国家承平，既未必别有表见，而并此十年心力，亦销磨于仕宦，不暇专致之学问，其孰为得失？识者宜有以辨之。盖先生在时，余尝持此论以慰先生，而迄今每思之，未尝不为先生幸也。……先生于历代诗家，靡不抉精洞奥。故其为诗，奄有众妙，而以义山、剑南为归。晚遭困蹇，转造平淡，盖所得益深矣。日札博综兼搜，尤详掌故，其文词皆清绝可喜，而于骈体之义法尤精，……曾文正亟推其能。”按，张舜徽《清儒学记•湖南学记》云：“王氏此论，也就鼓舞了湖南人立志做学问的勇气和决心，把立功名、做大官看得很轻，而学风为之一变。王氏本人是周寿昌的侄女夫，又是门生，在治学道路上，受其影响最大。后来王氏所撰《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都是承寿昌余绪，增辑众说以成书的。”

　　本年，又作有《〈密庵自治官书〉序》、《〈留云山馆文钞〉序》、《〈堵文忠公集〉序》、《〈频罗庵遗集〉序》、《赠知府衔署惠州海防通判高明县知县许公家传》等文。此外，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湖南全省掌故备考》35卷，王先谦纂，光绪十四年长沙刻本。”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  四十八岁

　　二月，假期已满，呈请湘抚王文韶代奏开缺。时《东华续录》正在刊刻。

　　《年谱》：“二月，因假期已满，病体未痊，呈请湖南巡抚代奏开缺。三月二十日，奉朱批：王先谦著准其开缺。”

　　《诗存》卷十三《病中乞休得俞旨，敬成二首》之二有“剩有豪情寄烟墨，唯应清梦入云扉”句，本诗末句“要令寰海照清晖”后自注云：“时刻《东华续录》未竣。”

　　春间，朱一新自粤来函，自述近况，并询问《汉书补注》事。

　　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卷上《上王益吾师》：“又自去夏肃笺，祗侯起居。久疏简毕，虑从叶淮生处询悉近履，藉慰远怀。比闻从者还山，遂初遽赋高怀胜识，钦佩奚如。前承见示，有‘一壑自专’之语，今果践斯言矣。珂乡为干净土，度门却轨，毕力著书，令人作天际真人想，独不能不为大局惜耳。浮云事改，孤月心明，三复坡诗为之凄悒。新去冬本思旋里，乃复在此勾留。粤地卑湿，入春后长作熟梅天气，夙苦脾疾，近复浸淫四支，久恐成口症。院课日增，精力日减，才逾强仕而蒲柳先零，著述之事，殆将搁笔，盖臣精之销亡久矣。筱珊来粤小住兼旬，相去一衣带水，竟未及晤。函文想仍里居，班书《补注》谅可暇日料理，他有撰箸否？郦《注》证以今水，董方立氏残稿，惜未成书。前阅江苏试题，似吾师夙有此志，愿力益宏，倘得成书，诚快事也。”

　　按，据《艺风老人自订年谱》：“（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张文襄南皮招游广东，遂至沪，趁轮到广东省城，住广雅书局。……（十五年）三月，返江阴，住南菁书院。”缪荃孙既于十四年冬赴粤，可知一新此信作于本年春。

　　五月，辑刻《十家四六文钞》成。是编收刘开、董基诚、董佑诚、方履籛、梅曾亮、傅桐、周寿昌、王闿运、赵铭、李慈铭等人骈文，计六卷。书成，请郭嵩焘作序。

　　郭嵩焘《〈十家骈文汇编〉序》：“全椒吴氏《八家骈文》之选萃一代之俊雄，汇斯文之渊海。……益吾祭酒继之，有《十家骈文》之刻。……祭酒精力智能，陵趠今古，于经辑《续经解》若干卷、《南菁书院丛书》若干卷，于古文辑《续古文辞类纂》若干卷。又以其馀力辑刻此编。”

　　先谦亦自为序，述及选辑是编之缘由。序言略云：

　　学美者侈繁博，才高者喜驰骋，往往词丰意脊，情竭文浮；奇诡竟鸣，观听弥眩；轨辙不修，风会斯靡。故骈散二体，厥失维均。而骈之为累，尤剧于散。……夫词以理举，肉缘骨附。无骨之肉，不能运其精神；寡理之词，何以发其韵采？体之不尊，道由自敝。余囊类纂古文，庚续惜抱。既念骈俪一道，作者代出，无恧古人，而标帜弗章，声响将閟。故复采干遗集，求珠时髦。不使西河侯君，失文汉代；东海何生，阙美萧选。蔚宗述悼于莫知，表圣缠憾于既往。都为一集，共得十人。网罗众家，窃附全椒之列；推求正宗，或肖南城之心。庶几体则不废江河，导其古流；光景常新，日月并为灵物云尔。（《文集》卷十五《〈十家四六文钞〉序》）本月，前云贵总督岑毓英卒。既葬，先谦应其长子春荣请，作神道碑一篇。

　　《文集》卷九《云贵总督赠太子太保岑襄勤公神道碑》：“公讳毓英，字彦卿，自号匡国，西林岑氏。……光绪十五年，用归政，恩加太子太保。五月八日卒于官。……谥襄勤。……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临桂县城东尧山高高岭，……春荣等泣请文其墓道之碑。”

　　六月初三（6月30日），王文韶由湘抚迁云贵总督。先谦作有赠序，又有诗《送王文韶夔石制府自湖南巡抚之云贵总督任，用唐人送郑尚书来字韵二首》。

　　《文集》卷七《送王夔石尚书序》：“光绪十四年夏，仁和王公奉命再抚湖南，……众曰：‘善！’遂记其语为序。用韩退之送岭南节度使郑尚书所为诗来自韵作诗二章八韵以赠。”

　　按，据《清代职官年表》，王文韶于同治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授湖南巡抚，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由户部左侍郎再度巡抚湖南。本年六月初三日，擢云贵总督，湖南巡抚由邵友濂任。

　　初七日，先谦致函缪荃孙，荐朱一新代缪主讲南菁书院。廿九日（7月26日），又有函致荃孙，并寄赠《思益堂集》和《十家骈文》。

　　先谦初七日函云：“南菁一席，弟冬间必须辞馆。承以替人见询，适得叶槐生手札，云蓉生思归甚切，属为推荐。兄思若得蓉生接替，实为得人。吾弟亦与深交，如以为然，可否函询蓉生，得实即向蓉浦先生极力言之，裁酌为幸。”廿九日函云：“荇师文集刻成，合诗、词、文、日札共为六册，见并《十家骈文》印成，道远不能多带，先以一部寄上，共十本。……蓉生近来有信否？亲政日久，前读恩诏，有起用废员一条，蓉生诸人得毋不在其列？伏处里门，无从询问。”

　　本月，始动工筑新宅于长沙东北隅古荷花池前。十二月竣工，移居，宅名“葵园”，室名“虚受堂”。先谦赋诗二首。

　　先谦所赋诗，一为《荷花池新宅成，移居有作》，有“稍能远廛市，借可安诵读”句。一为《题葵园》，有“姿如柳弱秋先觉，心似葵倾日愈高”句。（《诗存》卷十三）

　　《文集》卷六《〈葵园校士录存〉序》：“葵园者，余归里后所筑居，遂自号也。”欧阳纶《游葵园记》：“园西为居室，室尽左折构层楼，曰‘虚受堂’。”

　　七月，辑刻欧阳辂《硐东诗钞》二卷成，作序述辑刻始末。又作传文一篇。诗、传并寄与缪荃孙。

　　《文集》卷五《〈礀东诗钞〉序》：“光绪中，国史馆续修儒林、文苑传。吾友缪筱珊编修董理其事，见示文苑传稿，有邓先生，无欧阳先生。初，续修例定专诗集无他，经史纂箸者不入，杜浮滥也。然如宋大樽、吴嵩梁辈，皆以诗工，故得列传。而筱珊未见先生之诗，亦实不知有先生其人。盖湖外文章，声气之暌绝久矣。以先生人品之高洁、学问之渊裕，今读其诗，犹想见其人，而姓氏不登于延阁，文字不能播于天下士大夫之口，更数十百年。其遗集在若存若亡间，吾恐楚人亦无能道及者，而先生之真将没矣，可不惜哉！先生诗凡十卷，陶文毅公以道光六年刊于淮阳。《沅湘耆旧集》梓其三卷。余取校之，互有得失，因删存为二卷，精诣之作略备。复仿阮文达公史传集句体为先生传一篇。刻成，并寄筱珊，且用广其流传。”

　　《文集》卷八《欧阳礀东先生传》：“欧阳辂，原名绍洛，字念祖，一字礀东，湖南新化人。其诗为时人推重，同邑训导邓显鹤，少辂十岁，兄事之。每有篇什，辄就辂与相违覆。……道光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著有《礀东诗钞》十卷，安化陶澍刊行之。”按，此文收入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七十七《文学二》。

　　九月，有诗赠郭嵩焘，并劝其集刊诗文。

　　《诗存》卷十三《次韵筠仙前辈病中》有“文章未信供馀事，香火犹疑是旧缘。精妙五千休弃美，试教河上述真诠”句。诗末自注云：“时屡促其刊诗文集。”

　　《文集》卷五《〈养知书屋遗集〉序》：“余娄从臾付梓，先生曰：‘吾姑不欲以文人自命。’执不可。”

　　郭廷以，尹仲容等《郭嵩焘先生年谱》：“九月初九日，自叙成。……先生病中，王先谦时促其刊刻诗文集。”

　　十一月，左孝宽母张氏卒，请先谦作墓志铭。张氏为左宗棠侧室。

　　《文集》卷十一《左母张太夫人墓志铭》：“夫人生嘉庆十九年甲戌八月初三日，卒于光绪十四年戊子十一月初四日。……将葬，孝宽等具状请铭。”

　　本年，先谦始睹英人石印郭嵩焘画像。

　　按，嵩焘此画像于光绪五年由曾纪泽自英国寄回。先谦作《题筠仙前辈西人所画小像》一诗。又为《郭筠仙先生西法画像序赞》一文云：“近世人言西学，务师外人所长为富强计，而拘墟之徒，以为当一扫刮绝，持论互为是非。先生于泰西利用之道，推究本末，其有利无弊者，必思而行之。至势所难为，或时有未可，不肯循众志为苟同。如近与合肥相国书，力言铁路不可行于中国也。”（《文集》卷十四）

　　又与张祖同、陈程初、龙起涛等有往。

　　《诗存》卷十三有《张祖同雨珊见示诗集，虚受之怀溢于词表，为题此诗》、《题陈海鹏程初镇军〈禊园图〉志》（自注云：“陈，任福山镇总兵，领水师镇长沙。”）、《龙禹门见示闱中分校用东坡监试韵诗仍次其韵》（自注云：“龙名启涛，江西永新人，予甲戍会试所得士，华容县知县。”）等。

　　本年，与李辅耀交往，为其作文《怀翼草庐记》、《捐建福尹二公祠记》、《水月禅林记》。（《文集》卷十三）

　　又与湖南候补道刘镇重逢，为其作传，并为其母作墓志铭。刘镇，字定夫，江西人。同治辛未进士。

　　《文集》卷八《刘观察传》：“观察江西人，……以进士官户部主事，改湖南道员，历任大府，皆推敬之。尝备衡、永，再权盐法、粮储，……余与观察交久，固要余为作传。……观察字定夫，镇其名。”

　　《文集》卷十一《刘母张太夫人墓志铭》：“壬午六月，先谦奉先太夫人之丧归自京师，始识定夫于长沙。未几，而定夫以忧去。越七年，先谦由江苏学政乞假旋里，定夫复在会城。每见，则曰：‘吾与子同抱无母之戚，之官而不逮养吾母，其恸又与子同。今埋幽之文犹未具，子其思所以纾吾哀者！’”

　　本年闰二月，曾纪泽卒。三月，彭玉麐卒。十月，曾国荃卒。

　　本年，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刻成。黎庶昌，号莼斋，贵州遵义人。曾随郭嵩焘出使英国。

　　按，黎选二十八卷，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经、子；中编《史记》、《汉书》、《三国志》、《五代史》、《通鉴》；下编方苞、刘大樾前后之文，共收文四百十九篇。是书与先谦《类纂》体例不同，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云：“右文四百十九篇，总二十八卷，分上、中、下三编，皆以补姚氏姬传《古文辞类纂》所未备也。……曩者余钞此编成，客有示余长沙王先谦氏所撰《续古文辞类纂》刻本，命名与余适同，而体例甚异。王选祗及方、刘以后人，文多至四百数十首。余纂加约，本朝文才二百四十余首，颇有溢出王选外者，而奏议、辞赋、叙记则又王选所无。人心嗜好之殊，盖难强同。要之，于姚氏无异趋也，后之君子并览观焉。”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  四十九岁

　　正月，应郭嵩焘之请，主讲思贤讲舍。并于讲舍内设一书局，搜刻书籍。

　　《年谱》：“先是淮南、北盐局以曾文正公规复淮纲，湘人受惠者尤多，相与鸠赀，建祠于省城小吴门正街。前任兵部侍郎郭嵩焘筠仙前辈，建议于祠旁为思贤讲舍，聚徒授课。……侍郎主讲数年，及余归，乃固以相让。余勉应之，因商定于鹾务公所岁醵六百金，就讲舍设局刻书，是为湘省思贤书局之始。”

　　《郭嵩焘先生年谱》：“正月，王先谦主讲思贤讲舍。”该谱所收郭嵩焘二月复瞿鸿褛函有云：“王益吾屡速刊存各种，嵩焘不敢应也。为其言之勤，先以《礼记质疑》四本丐其审定再议之，不虞遂已发钞。益吾主讲思贤讲舍，志在搜刻各种书籍，嵩焘亦为赞成之。”

　　二月，辑刻《六家词钞》成。

　　《六家词钞》又名《诗馀偶钞》、《诗馀偶钞六家》，选辑湘省孙鼎臣、周寿昌、李洽、王闿运、张祖同、杜贵墀等六人词作。其中孙鼎臣《苍筤词钞》二十三首、周寿昌《思益堂词钞》二十七首、李洽《捣尘集词钞》二十四首、王闿运《湘绮楼词钞》十六首、张祖同《湘雨楼词钞》六十七首、杜贵墀《桐花阁词钞》二十六首，总计一百八十三首。刻成，先谦自为序，述及编纂始末。

　　《文集》卷五《〈诗馀偶钞〉序》：“先谦少嗜吟咏，顾弗习倚声，偶涉笔，非所好也。官京师时，从周自庵先生游，先生晚病废，不能多治书，暇辄作小词，强先谦与酬答。尝语先谦：‘吾词不主故常，用自娱而已。然清妙处，自谓不减宋人。’因言：‘道、咸间，与孙芝房侍读、李舜卿孝廉诸人为文字饮，每舜卿一词出，芝房及余皆敛手叹服。芝房归卒，舜卿以盲废，且死。三十年无此乐矣！芝房遗集刻于湘中，惜舜卿词无传本，子盍求之？’先谦心识不敢忘。张雨珊曰：‘吾于乡先辈词，最推舜卿先生。近人中服赝者，王壬秋，杜仲丹其尤也。’雨珊每入都，必以近作词示先谦，未尝不工。先谦既解官归，雨珊过从逾密。索其词，视前所见且倍，盖生平于此尤专精云。芝房先生与雨珊，姻也。雨珊访诸其家，又得未刻词数首，贻先谦。壬秋、仲丹适在长沙，先谦又皆求其词读之。李君筱屏，亦自新化以舜卿先生词至。先谦因丐雨珊选自庵先生词尤佳者，都六家为一集刊之。闻见所未及，则俟他日采补焉。……筱屏名庆曾，舜卿先生从孙。”按，先谦自言于词“非所好也”。他的词作，今天能见到的，仅有他在《六家词钞》序中所作《摸鱼儿》这一首。词云：“梦游仙，步需天远，联翩秦女烟雾。遗声散作人间曲，依约彩耕留住。新按谱，试唱赌旗亭，尽让双鬟度。从今乐府，说水皱风吹，云徼山抹，都是锦囊句。真堪笑，老我儒冠不误，平生文字知故。嫏嬛曾记当年到，教作掌书都护。缘可悟，便绮语消磨，也胜闲情绪。前身印取，问佳到秦黄，干卿甚事，徒步海盐路。”

　　约四月，先谦有信致萧穆，托其代借宋本《淮南子》。

　　谭献日记四月廿七日写道：“得萧敬夫书，言郭筠仙、王益吾二公谋刻古籍，知予藏宋本《淮南王》书，属渠绍介索寄去。”

　　约春、夏间，选刊《毛青垣诗钞》一卷（一名《麇园诗钞》）成。是编自去年始，成于此时。先谦作序，叙述了选刊的起因和经过。又作《毛青垣先生传》。

　　《文集》卷五《〈麋园诗钞〉序》：“余钞涧东诗毕，一日，张雨珊孝廉过余曰：‘吾邑有诗人毛青垣先生，子岂未知之邪？吾观数十年中，乡先辈抗志希古，得杜诗骨法为多，无若先生者。昔裕庄毅为刊之鄂中，而传本绝少，吾为子求之。’既而以书寄示。读之心叹其工，信雨珊言不妄。复丐雨珊访求其后人，得所藏家传，于先生行实略备。……余惧其诗久而失传，约取精粹之作，刊为一卷。最家传及庄毅诸公诗序语为传附焉。”

　　《文集》卷八《毛青垣先生传》：“毛国翰，字大宗，号青垣，湖南长沙人。……尤工诗，……乡试被黜。长沙城北有黑麋峰，水西南流入于湘。其水会谓之麋湖口，国翰卜宅当山水间，因名曰麋园。屏居其中，益肆力于诗，以抒其侘傺无聊，往往多幽忧之思、凄苦之响。……湖广总督裕泰招致幕府，数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以微疾没于署，年七十五。著有《麋园诗钞》八卷、《天显纪事》三十二卷、《青湘楼传奇》若干卷。其诗五古清越醇雅，出入陶、谢、江、鲍间；七古雄荡有奇气，仍约束矜贵，不涉奔放；近体步唐贤，无沾懑之音，佻缛之气。”

　　五月，仓景愉卒。其子植遣人来，请作墓志铭。

　　《文集》卷十《布政使衔云南按察使仓公墓志铭》：“以庚寅五月二十一丑时卒，年七十五。……植等遣俘走数千里乞铭。先谦兄先惠弱冠受公知，有国士之目，府试拔冠曹。其没也，公为流涕。先谦年幼无文，就试时，公以兄故，特置先谦前列。洎先谦官京师，与公相见，距兄没十七年。语次及之，犹太息，可感也已！”

　　六月，刊刻郭嵩焘《中庸章句质疑》成。嵩焘于初一日（7月17日）自为序。先谦亦作有序文。

　　《郭嵩焘先生年谱》：“六月初一日，作《礼记质疑序》、《大学章句质疑序》、《中庸章句质疑序》。”

　　《文集》卷五《〈中庸章句质疑〉序》：“礼坏，而先王之道穷矣。……非礼不动，以为修身之基。而尊亲之等杀，又礼所从出也。推其义，极于广大高明以；谨其微，先在喜怒哀乐。是故由困知勉行以几于知、仁、勇，由慎独以进于至诚无息，惟崇礼而已。居上，则行礼如舜、武、周公，极其位天地、育万物之功能，而祗以全孝；为下，则学礼如仲尼，虽有溢中国、施蛮貊之声名，而不敢倍周。各尽其性而已。……筠仙先生独有见于子思子著书之精义，实以礼为之质干，反复推阐，而皆不离其宗。”

　　约于本月，思贤书局刊刻《周易集解纂疏》，先谦作有一序。

　　《文集》卷五《〈周易集解纂疏〉序》：“安陆李君遵王，于是有《纂疏》之作，……刊行未久，板毁于寇。余督学江苏，续刊《皇清经解》，左君绍佐邮寄是书，以未遑考订置之，而其时王编修懿荣疏请以国朝人所箸诸经义疏颁行学宫，李君褒然居首，天下成知有《纂疏》一书。逮余携以南归，思贤书局取而重刊之。陈君保彝为覆检征引元文，详加厘正，瑕类就涤，精英焕然。其有义例抵牾，以尚非全书之累，姑仍不改。”

　　先谦与缪荃孙函亦有云：“兄竭力张罗，已得四、五千金。现即用李道王《周易篡疏》开手，《续经解》所未备，极力搜捕之。”

　　七月初九日（8月24日），致函缪荃孙，谈及思贤书局资金问题。

　　先谦函中有云：“刊资本不甚充，近又为郭筠仙前辈提用二千馀金，（此不足为外人道。）作小事亦多掣肘，言之可恨，但鄙诚终不以此自沮耳。”

　　九月，龚省吾五十寿辰，先谦有诗《寄寿省吾五十生辰》。

　　秋冬间，有诗赠龙文彬。

　　《诗存》卷十四《寿龙文彬筠圃七十生辰》自注云：“龙，永新人。同治乙丑进士，吏部主事。工诗文，著《明会要》，为时所称。”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二十《永怀堂文钞十卷》：“龙文彬，字筠圃，永新人。同治四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光绪元年，充校穆宗实录。六年，乞假归。”

　　本年，与王闿运、杨商霖、谭锺麟、陈程初、李幼梅等人往来。

　　《湘绮楼日记》本年有六处提及先谦。二月十三日：“晴。逸梧片来问词牌名未得。”闰二月十六日：“夜月甚明，王逸吾邀过商农，闻二更乃散。”五月三日：“筠仙、逸吾来谈。”五月十二日：“夜过一梧，谈肃党事。”五月十五日：“晴，风，凉。晨起欲出，纷纭久之，近午矣。出城至开福寺，陪筠仙、文卿及逸梧、幼梅饮。陈程初为主人，竟日谈笑甚欢。”九月十一日：“索二三笺于王逸吾，亦为芸敏索之甚急也。”

　　本年，城南书院山长王楷赠诗，先谦有诗相和。

　　《王楷雁峰前辈赠诗，次韵》诗自注云：“王，长沙人，前官云南，主讲城南书院。”

　　有诗赠袁树勋。树勋字海观，湘潭人。

　　《并蒂白莲画卷，为袁树勋海观题》诗自注云：“袁，湘潭人，南汇县知县。”又为余修凤《云楼集》题诗。

　　《题余修凤〈云楼集〉》诗自注云：“余，平江人，前陕西定远厅同知。”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  五十岁

　　正月，主讲思贤讲舍。二月，任城南书院院长。荐杨书霖主讲思贤讲舍。

　　《年谱》：“二月，城南书院院长王楷雁峰病故，地方大吏再三聘请，遂移主城南。辞思贤，荐杨书霖商农自代。”

　　五月，刊《荀子集解》成，作序例。序中揭示荀子著书本旨，阐明了对荀子“性恶”论的看法，认为荀子“以礼为宗”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对其术“不用于当时”、“重屈于后世”，表示莫大的同情，并交代了校刻《荀子》的起因和过程。《文集》卷五《〈荀子集解〉序》：“昔唐韩愈氏以荀子书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众，推其由，以言性恶故。余谓性恶之说，非荀子本意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恶，则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岂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乱，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指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伦类不通，不足为善学。’又曰‘一物失称，乱之端也。’探圣门一贯之精，洞古今成败之故，论议不越凡席，而思虑浃于无垠；身未尝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准。……余又以悲荀子术不用于当时，而名灭裂于后世流俗人之口，为重屈也。国朝儒学昌明，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恶之词，通训诂之谊，定论昭然，学者始知崇尚。顾其书仅有杨倞注，未为尽善。近世通行嘉善谢氏校本，去取亦时有疏舛。宿儒大师，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辄旁采诸家之说，为《荀子集解》一书。管见所及，间亦附载。不敢谓于荀书精义有所发明，而于析杨、谢之疑词，酌宋、元之定本，庶几不无一得。刻成谨弁言简端，并揭荀子箸书之微旨。”

　　先谦《荀子集解》以杨倞注本为底本，参用自宋迄清各种版本，吸收清人十余家校注成果，还汇辑了各种史志著录及各家序文、考证，成为清代《荀子》整理的总结之作。

　　先谦作《例略》，叙述了历代对《荀子》一书的校注刊刻情况：唐代杨倞始为《荀子》作注，改变了自汉以来长期无人整理是书的状况。其后，宋代有吕夏卿本、钱佃江西漕司本、龚士离《荀子句解》本和唐仲友依吕本重刻的台州本等；元代有《纂图互注六子》本；明中后期，有依据元本整理而成的樊川别业刊许宗鲁《六子书》本和世德堂刊顾春《六子书》本，又有吴勉学刊《二十子》本和众多评注本（如钟惺辑《秘书九种》本、傅山评本等）。清代，校注《荀子》者甚多。主要有：一，卢文弨以朱文游所藏影抄北宋吕本为底本，校以元刻本、明虞九章与王震亨合校本、明世德堂本、明钟人杰本及其它坊间刻本，是正颇多。嘉善谢墉从卢文弨处借得手写校本，与卢氏函商后刊行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即谢校本，又称卢校本或谢刻卢校本。二，刘台拱《荀子补注》一卷。三，郝懿行《荀子补注》二卷。四，王念孙在卢、刘基础上写成心得案语，后得陈奂所抄钱佃本、龚自珍所藏龚士卨本，以及元、明诸本，相互参定，并采刘、汪、陈诸家之说，成《荀子杂志》八卷。后又从顾广圻处得其手录吕、钱各本之异，据以考证是非，成《荀子杂志补遗》一卷。

　　《例略》还叙述了《集解》的取材和休例：一是谢刻卢校本。“兹刻仍以卢校为主，依谢刻于杨注外增一圆围，全录校注，加‘卢文诏曰’四字别之。其《补遗》一卷，散入注中。卢校不主一本，兹亦仿其例，择善而从。”二是郝懿行校本。“栖霞郝氏懿行《荀子补注》上、下卷，末坿《与王侍郎论孙卿》、《与李比部论杨倞》二书，兹全采入注。”三是王念孙《读书杂志》。“高邮王氏念孙《杂志》八《校荀子》八卷，系据卢本加案语，用钱佃江西漕司本、龚士离《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参校。嗣后得元和顾千里涧薲手录吕、钱二本异同，复为《补遗》一卷，叙而行之，坿《荀子》佚文及顾氏考订各条于末。其中如刘台拱端临、汪中容夫、陈奂硕甫诸家之说，搜讨綦详。而卢校、郝注之精者亦附录焉。兹取王氏各条散入注文，刘、汪、陈、顾诸说，仍各冠姓氏于首。”四是俞樾《诸子平议》等。“德清俞氏樾《诸子平议》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议》四卷，全采入注。近儒之说，亦坿著之。考证上、下篇见本书卷首，文繁不录。”

　　《荀子集解》对历代众家说法详加比勘，矜慎去取，补正了杨注不少错误和《荀子》流传校刻中产生的讹误。

　　一、《集解》纠正了杨注中一些不妥之处。如《强国篇》：“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仪，辟之是犹欲寿而歾颈也。”杨倞注：“歾，当为刎。”先谦引王念孙曰：“歾、刎皆从勿声，故砌又读为刎。……歾字兼有殁、刎二读，无烦改歾为刎也。”二、《集解》也纠正了后世流传中产生的许多讹误。如《劝学篇》：“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先谦引刘台拱曰：“‘群焉’，当从《大戴礼》作‘群居’。”又引王念孙曰：“‘群居’与‘畴生’对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误。”又如，《劝学篇》：“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谢本从卢校作“圣心循焉”。卢文弨曰：“宋本‘循’作‘备’，与《大戴》同。”刘台拱曰：“当作‘备’，古音与‘德’‘得’为韵。”王念孙曰：“吕、钱本作‘备’。此言积善成德而通于神明，则圣心于是乎备也。……‘备’字，古音鼻墨反（见吴棫《韵补》），正与‘德’‘得’为韵，二也。《大戴记》及《群书治要》并作‘备’，《文选》谢瞻《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注、《张子房诗》注引此亦作‘备’（张华《励志诗》注引作‘循’，与二注不合，乃后人以误本《荀子》改之。），三也。”先谦案：“刘、王说是，今改从宋本。”

　　自《荀子集解》出，学界对其评价甚高。兹录数则如下。

　　梁启超云：“王益吾先谦著《荀子集解》二十卷，自杨倞至清儒诸家说网罗无遗，而间下已意，亦多善解。……所得结果令我们十分满意。”

　　支伟成评价道：“《荀子集解》二十卷，用高邮王氏《读书杂志》例，取诸家校本，参稽考订，补正杨注凡数百事，可谓兰陵功臣。”

　　沈啸寰、王兴贤《荀子集解•点校说明》：“脉络极为清楚，是清儒中最为精详、完善的一个注本。”

　　按，《荀子集解》也存在不足及讹误。今人骆瑞鹤作《荀子补正》，是正不少。如《不苟篇》：“君子絮其辩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杨倞注：“絜，修整也，谓不烦杂。”卢文弨云：“《韩诗外传》一亦有此文，彼辩作身。”王先谦云：“《外传》作身，是也。絜其身，善其言对文，若作辩则与言复，絜辩二字亦不词。《荀子》原文字作絜其身，传写误辩。下文故新浴云云，正申言絜身之义。杨注谓不烦杂，似所见本已误为辩矣。”骆瑞鹤按：“自梁氏《简释》而还，校注者径改辩为身，实未审王说难据。身与辩形不相近，无由身传写误辩。今谓此文自当作辩。杨倞注有谓不烦杂之语，而身不可谓烦杂与否，则杨所见唐本《荀子》自作辩不作身。辩字已见于前文而易晓，故杨于此不复释。杨氏于后文注有‘絜其身者惧外物之污也’一语，乃就新沐浴者言之，非有关于絜辩。《修身篇》注已引《韩诗外传》，是杨倞已取《外传》校《荀子》。此注杨倞不言辩当为身者，疑唐本《外传》亦自作辩不作身，乃后人以絜身为顺，故妄改之，而不觉《荀子》正作辩字。战国百家争说，各攻异己。荀卿既隆礼敦儒，则斥别家为杂为污。……辩，察辩，据理而论定之谓。絜，字同洁，作挈者误。絮其辩，言不使杂污邪说侵淫之也。”

　　三月，校勘《世说新语》成，自为序，述及对小说的看法和重刊的原因。

　　《文集》卷五《重刊〈世说新语〉序》：“晁子止曰：‘小说之来尚矣，不过志梦卜、纪谲怪、记谈谐，后史臣务采异闻，往往取之。故为小说者，多及人善恶，肆喜怒之私，变是非之实，以误后世。’识者以为笃论，自余观之，非为书者有心之过也。采摭所及，见少闻多，而言变矣。词气抑扬，声情乖隔，而其言又变矣。能祛此二弊者，盖难言之，此小说所以少佳书也。余尝怪临川为《世说新语》一书，彼其时去魏、晋未远，固宜纪载得实。而秉笔不慎，事实抵牾，致为刘子元辈所讥，盖不免如余所称二弊。若其录前代之轶闻，供词人之藻绘，则游心文苑者所不废也。刘注匡弼之功，尤为此书增重，而唐人修《晋书》，如‘周安东求络秀为妾’、‘韩寿私贾充女’之类，经孝标纠正者犹取入传，何其迷谬者与！桓灵宝、殷仲文乱贼之徒，言行无足称述，而书中称举至于再四。良以其时篡夺相仍，纲常废坠，不复知忠义为何物。此难以苛责临川，又岂孝标所敢举正者哉？近世通行王元美《世说新语》补本，删节原书，复附以何氏《语林》，全失临川之真。余因取原书重刊，贻同好者览焉。

　　先谦校刻《世说》，因未见明嘉靖袁氏本，遂以浦江周氏纷欣阁本为底本，参酌惜阴轩诸本而成。其《校勘小识》云：

　　《世说》用浦江周氏纷欣阁本，乃仿刻明嘉靖吴郡袁氏本也，然亦多舛误。用各本雠勘，得数十则。凡纷欣本误而各本是、及义可两存、与各本误而非辨正不明者，皆载焉。馀不悉记，以省繁文。至若束皙系出二踈而受氏有去踪足之说（《雅量》类）；苻坚字从草付而改姓，称应符命之祥（《识鉴》类），良以文字袭讹，传闻失审。凡此之类，由来已久，不在纠举之列焉。（《年谱》）

　　本月，作杨岳斌墓志铭。杨氏卒于去年六月，本月葬，其长子正仪来请铭。

　　《文集》卷九《太子太保陕甘总督世袭一等轻车都尉杨勇悫公神道碑》：“公讳岳斌，元名载福，字厚庵，善化杨氏，元籍干州。……金陵平，赏太子少保衔，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干州，距其生道光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春秋六十有九。……十七年三月，葬善化河西乡白铺西五里墩莲花塘之月行山。正仪等涕泣请铭其墓道之碑。”

　　本月，又作曾观文墓志铭。

　　《文集》卷十二《诰封通议大夫五品衔国子监助教曾君墓表》：“君讳观文，字通成，伯伟其自号，晚更号颐庵。……君卒于光绪庚寅二月二十七日，距其生嘉庆丁丑九月五日，享年七十有四。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虞山北麓曾家山。……光绪十七年辛卯春三月，长沙王先谦述。”

　　四月，舅母袁氏卒。先谦作墓志铭。

　　《文集》卷十一《鲍母袁太恭人墓志铭》：“光绪十七年辛卯四月十八日，善化鲍君文浚蓉泉之母袁太恭人卒于长沙会城。……先谦母出自鲍，于蓉泉为从姑。母之归吾父也，家贫甚，外祖父母先亡，与外家绝者数十年。而蓉泉与先谦同就县、府试，同为诸生，用文字交好，弥久弗替。岁壬午，先谦衔艰返里，蓉泉来哭吾母。”

　　约春夏间，作《〈大学章句质疑〉后序》。序略云：

　　郭筠仙先生为《大学章句质疑》，既有年，先谦始得受读。卒业，谨推其义而为之说曰：《大学》一书，圣功王道备矣，而其要莫先致知、知止也。知所先后也，皆知之事也。知止，然后见圣功无不贯；知先后，然后见王道无速成。是故明乎天下国家之必本于修身，而治乱、厚薄之几可以立决。此知先后即知本也。……今夫先王以礼治天下，大之极于郊社宗庙之崇，而微之通乎箕帚干糇之故，可谓繁赜而无算矣。而其要惟在因人情而为之制，是大人格物之学也。外是而言格物，非大人所以为学也。（《文集》卷五）

　　按，《大学章句质疑》于光绪十六年思贤讲舍刻，先谦云“既有年，先谦始得受读”，故此序当作于本年。

　　六月十三日（7月18日），郭嵩焘卒。九月，应其子焯莹请，先谦作神道碑。

　　《文集》卷九《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公讳嵩焘，字伯琛，筠仙其自号，晚更号玉池老人。筑室曰养知书屋，学者又称养知先生。湘阴郭氏。……自海外归十三年，以光绪十七年辛卯六月十三日卒于家，距其生嘉庆二十三年戊寅三月七日，年七十四。……葬以殁年九月九日，焯莹等涕泣请铭其墓道之碑。”

　　九月，作《送杨性农先生重游宴鹿鸣序》。序文略云：

　　光绪十七年辛卯，省直举行乡试，武陵杨性农先生于其年九月望日，循例重赴鹿鸣之宴，乡人以为荣，于预宴次日会饮致贺。……余自幼慕先生名，以不获见为恨。岁乙酉，先生因重游泮水，至会城。余适以艰归，修谒，先生索余联语为赠。今复从乡先生后，衔杯志庆，与有荣施。（《文集》卷七）

　　按，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五十：“杨彝珍，字湘函，一字性农。武陵人。道光庚戌进士，官兵部主事。有《移芝室集》。”按，张舜微《清人文集别录》卷十八《移芝室文集》：“彝珍字季涵。”

　　十一月，校刊《盐铁论》十卷成。先谦作序，认为“苟无力，则德无由见”，“处积弱则思奋武”，实因感于晚清处弱积贫的时局而发。

　　《文集》卷五《〈盐铁论〉后序》：“夫所谓以德服人者，有力而不轻用力之谓也。苟无力，则德无由见，而人奚自服？《书》曰‘大邦畏其力’，力非圣王所讳言。武帝之失，在于内多欲而急兴利。至其诘戎，固圉未尝非也，是故有鬼方之克，乃致氐、羌之王。非卫、霍之师，必无渭桥之谒。儒生之议，苟其不在当局，履全盛则戒用兵，处积弱则思奋武。救弊补偏，取相警厉而已。至于国家大政，斟酌损益，发虑于深宫，择善于逼迩，而使草野新进与二三大臣争诟于朝堂，抑其岂所以崇国体、式将来乎？重刊是书竟，因备论其时事得失如此。”

　　先谦校勘《盐铁论》，先将卢文弨《群书拾补》及张敦仁《考证》散入正文，兼采王启原、胡元常之说，复刺取唐、宋类书中征引部分加以比勘。其《校勘小识》云：

　　《盐铁论》以明弘治十四年新淦涂桢所翻刻宋嘉泰本为最善。嘉靖间，云间张之象又有注本，析为十二卷，王谟《汉魏丛书》重刻之。其书窜易字句，为有识所讥。卢文弨绍弓《群书拾补》，取《永乐大典》所载及涂本以校张书，颇有是正。嘉靖十二年，阳城张敦仁古馀重刊涂本，附以《考证》，又多卢所未及。暇日检阅，因以《拾补》、《考证》散入正文下，取便观览。湘潭王启原君豫、胡元常子彝，搜讨往牒，复得若干条。书中称“王云”者，君豫说也；称“胡云”者，子彝说也。先谦覆加审定，见漏义尚多，略为补释，并取唐宋类书所征引，悉心校订，别为一卷，以贻读者。古籍代微，展转益误。又义蕴宏富，未易推寻。涉笔知疏，临文增喟。大雅宏达，幸匡益之。（《年谱》）

　　谭献光绪十九年四月二十日的日记记载：“阅新校《盐铁论》，桓次公之书于今日颇切要。王刻是正文字，综口张诸本，讲言其非，于卢氏《群书拾补》多有纠异，多可信从。”

　　《荀子集解》、《盐铁论》二书刊成后，先谦寄赠袁昶。袁昶，原名振蟾，字重黎，一字爽秋，浙江桐庐人。此前，曾致函袁昶云：

　　磢秋仁兄同年大人阁下：伏处荒部，久不通京华消息，忽枉简翰，搜读欣快。……弟回湘以来，头眩缠绵，悠忽两载，去秋始渐向愈。而嗣孺□□，万念俱灰，无复囊时兴趣。惟铅椠旧业，乐而忘疲，藉作排遣之资，聊告慰知心于万一耳。……筠仙侍郎在时，开一书局，以属先谦积年剞劂，俾湘人稍以窥见古书。近成荀、桓二书，则侍郎所强授梓人，志坿呈校正。顷刻戴、赵二本《合校水经注》，颇极经营，成后当先觅便驰寄左右。

　　本年，为郭庆藩所刊《方言》作序，并代其作自序。

　　《文集》卷五《〈方言〉序》：“《方言》以戴东原《考证》、卢绍公《校正》二本为最善，郭子瀞观察取而合刊之，因索余序。”

　　又《文集》卷五《〈方言〉序》（代）：“文字之兴，造端象法，孳乳、假借，半由方音。上古民生殊域，老死不相往来，则方有定言，字有定音。商、周之世，殷宗五迁，洛顽再诰，民既杂厕，音渐转移。春秋诸国，迁灭尤多。秦汉之间，徒民实土。此方之人多流于彼方，后日之音遂疏于前日。”

　　约本年，又代人作《〈查毅斋阐道集〉后序》、为李幼梅作《〈读礼丛钞〉序》，为刘凤苞《〈晚香堂赋钞〉序》。（俱见《文集》卷五）

　　本年，有诗与潘绎庈、王之春。

　　《诗存》卷十四有《〈缉雅堂校诗图〉为潘绎庈题》、《题王文肃公疏稿后》。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  五十一岁

　　主讲城南书院。

　　七月，校刻郭嵩焘《养知书屋遗集》成。是编为先谦与杨书霖合力而成，历时一年。先谦作序，论及嵩焘诗文及编纂始末。

　　《文集》卷五《〈养知书屋遗集〉序》：“先生之文，畅敷义理，冥合矩度。其雄直之气，追配司马迁、韩愈，殆无愧色。古近体诗，造意取财，离绝凡近。晚年不多作，纵笔偶成，皆有意度。评骘经史，考订尤精。……殁后，哲嗣炎生等出其丛残稿本视余，遂与杨商农孝廉次为《奏疏》十二卷、《文集》二十八卷、《诗集》十五卷。其所撰《礼记质疑》诸书已别行，复刺取子史中随笔记录者，为《养知斋书屋读书记》若干卷。”

　　本月，校刻李桢《畹兰斋文集》四卷成，作有一序。

　　《文集》卷五《〈畹兰斋文集〉序》：“李君佐周长余一岁，自幼同学相爱好。稍长，各以饥驱出走，十数年不相闻，而特闻其古文学冠绝时辈。壬午岁余归，相见长沙，各出所业相质，情谊视畴昔逾密。再归，又加密焉。……佐周之文，导源龙门，其峻洁在昌黎、半山之间，不轻易示人，人亦鲜真知者。今年春，病几死，余再四索其文稿。出之敝箧，曰：‘子姑弆之。’余亟付剞劂。佐周病小愈，索稿，靳不与，其文遂行世。佐周善古近体诗，然不多作。”

　　本月，刊《合校水经注》四十卷成，自为序。先谦“耽此三十年，足迹所至，必以自随。”又得好友苏海、从弟先慎代为校雠，至此始刊刻完竣。

　　《文集》卷五《〈合校水经注〉序》：“少时读《汉书•地理志》，惊叹以为绝作。惜其上溯古迹，旁罗水道，宏纲已举，细目未赅。虽为书之体固然，而于探奇耆古之怀，犹歉然弗惬也。嗣读郦善长《水经注》，深美其用意，足辅班氏所不逮。盖班之志水，撮举始终，而所过之地从略；而郦则于汉世郡县，端委并包，曲折贯串，旁引支流，以千数百计，使后之搜渠访渎者，一展卷而如案古图书。班之志地，根据经籍，俾三代以来之要典，不至放失无稽。郦尤因地致详，元魏以上故事旧文，皆可考求而得实。其繁简虽异，精思实同。洵乎闳览之山渊、方舆之键辖也已。夫地无古不立，水非地不章，郦氏为书之怕，在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是故迁贸毕陈，故实骈列。世或訾其好奇骋博，及视为词章所取资，虽谓于地理之学概未有闻焉，可也。今非无颛疏水道之书，以校彼优绌，果何如哉？余耽此三十年，足迹所至，必以自随，考按志乘，稽合源流，依注绘图，参列今地，兼思补证各史关涉水地事迹及经注未备各水，为之作疏。人事牵率，惧不获卒偿斯愿。曾用官校宋本参合诸家，辑为一编。久藏箧笥，先授梓人，以质海内之好读是书者，而推论其要义如此。至合校之微意，则备具例略中。”

　　《例略》：“是编辑成，久未付梓，长沙张祖同雨珊谓可公诸同好，遂用局钱刊行。平江苏海渊泉、长沙王先慎惠英，实助雠校，苏君匡正之力尤多。时阅一期，纸劳十返。自惭独学，衰白无成。敢居汗简之名，永志他山之美。”（《年谱》）

　　先谦此校，以殿本为底本，参以众本而成。其间，曾得缪荃孙、朱一新鉴定板本，萧穆赠以孙星衍校本。先谦所用板本如下：

　　一、校官本。即《四库提要》所称官校宋本。“乾隆中，裒集《永乐大典》，就所引《水经注》排比原文，钩辑近本，武英殿聚珍板印行。其后，苏州、福建皆有刊本，兹取用互校。与朱、赵同者，列为正文，而双行标注异文于下，以祛歧惑。当时校上此书，出戴震东原之手。……赵氏覃精极思，旁搜广证，合契古籍，情理宜然。特以数十年考订苦心，一旦为中秘所掩，因之俗论滋纷。今于官本案语下，并列赵氏所释及刊误各条。”

　　二、校朱本。“明中尉朱谋玮郁仪所笺，赵氏本之以作刊误者也。朱氏之前，《水经注》本著称者有二：（一）黄省曾刻于嘉靖甲午；（一）吴管刻于万历乙酉。朱氏复与其友谢耳伯、孙无挠辈商榷，。校雠以成。……今于赵氏《刊误》所引外，全录笺语，以资搜讨。谭、黄二本所载，容有他人羼入者，不复加以区别矣。”三、校赵本。“赵读郦书，首为之释，列于卷中，存朱氏之是，弼郦亭之违。其《朱笺》谬者削之，漏者补之，别为《刊误》十二卷。今并散入正文下，俾读者开卷瞭如，易于寻究。郦注字分大小，发自全氏，而赵因之，条理分明，兹特参用其例。家藏本册面题签，刻画精善，极为我友缪筱珊、朱蓉生两太史所鉴赏，真最初本也。”

　　四、校孙本。“孙星衍伯渊所手校，桐城萧穆敬甫闻余校勘《水经》，持以相饷。……其引证今地，极便考览。世无传本，悉登之以备一家。《汉志》乃人人能读之书，繁称无当，不备载焉。”

　　五、参校各家。“善长一序，《大典》仅存。馀姚卢文弨绍弓用武进臧氏所得绛云楼旧藏宋本校之，颇有奇异，刊见《群书拾补》中，兹标注官本原序下。阳湖董佑诚方立，精研郦书，著有《图说》四卷，未竟而歾。其兄基诚取其说刊入遗书，而图遂佚，兹全录入注。此外，如武进丁履恒《游水疏证》、谢锺英《洛泾二水补》，亦备采之。近世为《水经》之学者，江宁汪士铎《水经注图》，精思密致，经纬厘然，亦颇有讹误，惜其不及参绘今地，未为尽善。金氏七校《水经注》晚出，浙中慈溪林颐山晋霞斥其伪造，抉择罅漏，至数十事。顷岁刊行，兹编一字不敢阑入。”

　　《合校水经注》出，颇便学者，故成为当时的通行本。杨守敬后来作《水经注疏》，即以先谦本书为底本。

　　《〈水经注疏〉凡例》云：“此钞拟凡驳诸家者，皆录其原文，然本因《注疏》太繁，摘出以存吾书之梗概，若备引诸家原文，则篇幅亦多。因念王氏《合校》本今通行，即据以为次第，只录《经》、《注》标题，并注某卷某页左右，使阅者一检即得。”

　　梁启超有云：“王益吾为合校本，以聚珍版（即戴本）及赵本为主，参以诸家，虽无新发明，而最便学者。”

　　谢承仁《重印〈水经注疏〉前言》云：“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出，这是清代最后一种郦《注》佳本。该书以殿本为准，广收朱、赵、孙星衍等诸家之议于一编，读者称便。”

　　本书之不足，除了如梁启超所言“无甚发明”外，杨守敬也指出其资料取舍不当：

　　一、录朱谋玮校本有遗漏，全祖望校本当录而未录。杨氏云：“朱氏校此书后，项骃复刻而掩为己有。又多删削，故其扑尘之功多阴。黄晟本因之，而朱氏原本遂微。王氏《合校》例云‘全载朱氏’，而遗漏尚多。想其所据为黄氏本，未见朱氏原本也”，“全氏之书，最为后出，……王氏《合校》本一概不录，殊为可惜。”

　　二、孙星衍校本不当录而录入，以及对顾广圻校本“推之过当”。杨氏云：“孙伯渊词章之士，于地理学甚疏，王氏《合校》本录之，则以其名重之故。……顾千里跋谓其用功甚深，对客澜翻，不须持本，此亦由千里地学不深，（见段茂堂《经韵楼集》）故推之过当。王氏虽录之，亦有微辞。吾甚惜王氏不为伯渊藏拙也。”

　　八月，祁世长卒，先谦应其孙师曾请，作神道碑。此前，祁寿泉刊《祁氏三世诗文集》，请先谦作序。

　　《文集》卷九《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物祁文恪公神道碑》：“公姓祁氏，讳世长，字子禾，敏斋其自号。……庚申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四迁至礼部侍郎。先后署兵、刑部，调吏部，管户部三库事，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以光绪十八年壬辰八月六日卒，距其生道光五年乙酉六月二十九日，年六十八。……师曾等邮书走状，属文其墓道之碑。”《文集》卷五《〈祁氏三世诗文集〉序》：“今岁，寿泉裒其祖父以上三世遗文付梓，而属予言。予昔受知子禾先生，又与寿泉相习，稔知两家受氏分合之源。”

　　秋，许印芳自昆明寄来自著《五塘诗草》和所搜刻《滇诗》，请先谦为序。

　　《文集》卷五《〈五塘诗草〉序》：“五塘草者，石屏许广文印芳麟篆所箸诗也。……今秋自滇寄示刊行诗六卷，则昔余所见，及赠别之作皆在，距庚午且二十三年。”

　　按，本年距庚午先谦主云南乡试二十三年。

　　《文集》卷五《〈滇试重光集〉序》：“石屏许麟篆广文寄示近所刊《滇诗》十六卷。”

　　按，《滇诗重光集》为许印芳任昆明经正书院院长时所搜刻。

　　十一月，作李宗煝墓表。

　　《文集》卷十二《诰授通奉大夫江苏补用道李君墓表》：“皖之南有隐君子，姓李氏，宗媚，字辉亭。……逮余假归，月通书问，必举所欲刊播之书相商榷。……君殁以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三日，距其生道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四。……将葬，（子）英元以书来，……余尝为君生圹志铭，乃为文遗英元表诸墓道。”

　　冬，与吴大澈有诗唱和。吴氏本年闰六月由东河授湘抚，八月抵任。

　　按，吴大瀓，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进士，光绪十二年授广东巡抚，十四年署东河。

　　《诗存》卷十四有《次韵吴大澄清卿中丞喜雪》、《中丞和诗，谨次韵再赋一篇》两首。后一首序云：“夫诗，特学人馀事，无论在位君子，即隐居求志，徒以词章记诵为务，亦奚足尚邪？”内有“骚人嘲弄杂悲欢，谁肯垂念民事难”句。

　　又与朱振镛和诗二首，其一有云“已成双鬓雪”、“著书须火急”。

　　《诗存》卷十四《次韵朱振镛次江》其一：“太史牛马走，玉川虮虱臣。已成双鬓雪，虚负一腔春。抱病宁医国，偷闲不为身。著书须火急，霜叶眼中新。”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  五十二岁

　　主讲城南书院。

　　正月，但湘良七十寿诞，先谦有诗为贺。

　　《诗存》卷十四《寿但湘良少村观察》自注云：“但，蒲圻人，湖南候补道，一署臬司，两署粮道，两署辰沅道。正月十五日，夫妇七十，子孙二十九人。”

　　四月，应李积琳请，为其父李元度作神道碑。

　　《文集》卷九《诰授光禄大夫贵州布政使李公神道碑》：“公姓李氏，讳元度，字次青，一字笏庭，自号天岳山樵，晚更号超园老人。其先出唐太宗三子吴王恪后，……再迁湖南平江为县人。……光绪十三年迁布政使，……以九月二十七日卒于官。……以光绪十九年四月，葬县南水南里，丑首未趾。积琳等泣请文其墓道之碑。”

　　五月，辑刻巴陵吴敏树《泮湖文集》十二卷成。先谦作序，自述搜补校勘始末，并盛赞其文“词高体洁”。

　　《文集》卷五《〈泮湖文集〉序》：“巴陵吴南屏先生尝自刊所为文曰《泮湖录》者，殁后二十年，思贤书局鸠赀重刻。先谦获与校雠之役，乃为搜补散佚，得文如干篇，为卷十二，而谨序其端。……始居京师，以文见推于梅郎中曾亮。时梅先生方以桐城文派之说启导后进，其言由国朝方、刘、姚三君，上溯明归震川氏，以嗣音唐宋，为古文正宗。先生顾谓文必得力于古书，不当建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其后曾公为文叙述文派，称引及先生，遂与友人书极论之，所以自别异甚力。盖先生之文，词高体洁，实能自进于古，而世俗寻声逐影之说，无所系于心。”张舜微《清人文集别录》卷十八《泮湖文集》：“敏树字本深，号南屏。……始游京师，以文见推于梅曾亮。时梅氏方以桐城文派之说启牖后进，其取径自方苞、刘大櫆、姚鼐三家，上溯明归有光，以嗣音唐宋，目为古文正宗。敏树论文，则不取宗派之说，谓当博取之于古书，乌有建一先生之言以自域者？……于当时桐城文派之论，视之蔑如。故其时曾国藩为《欧阳生文集序》，叙述桐城文派，称举及敏树，而敏树不受也。”

　　八月，叶德辉校《世说新语》毕，先谦作《校勘小识补》。

　　按，《世说新语》刊后，先谦从叶德辉处得见袁氏刻本。本拟将原刻剜换，继思“周刻出于袁”，“且袁本不尽是，周本不必尽非”，遂与叶商榷，由叶举《世说》注引用书目和后代类书中征引部分详加校勘。校毕，先谦作《校勘小识补》。其文略云：

　　《世说新语》宋椠不可得，存者惟明袁褧仿宋而已。明人刻书，最好点窜删并，此则一仍宋旧，良可宝贵。书中颇多古字，如修之作修、寝之作■、流之作□、烹之作亨、熟之作孰，……后来纷欣阁、惜阴轩诸本，皆纷纷改易矣。局刻此书，初无袁本，因以周本付刊。继得一本，（多与袁本合，即前所称一本是。）及《世说》补本，始知周脱误不及尽检也。光绪葵巳，从余友湘潭叶奂彬铨部假得袁本，拟将局刻剜换。继思局刻出于周，周刻出于袁。以穆易昭转多扦格，且袁本不尽是，周本不必尽非。又刘注原文，亦多脱落，因与叶君商榷，叶君乃举袁本与周本对勘，复以《国志》、《晋书》、《宋书》及《书钞》、《类聚》、《御览》各类书，两相比决，择善而从，补为《小识》。付之梓人，以待读者之抉择。既不蹈汲古剜补之陋习，亦不类书帕谬种之相仍，而浦江刊校之功，亦不至尽泯云。（《年谱》）

　　叶德辉时回湘不久，自此与先谦交往逾密。先谦称与其论学“最称莫逆”，然德辉对先谦治学不甚称许。

　　许崇熙《郋园先生墓志铭》：“光绪乙酉举于乡。壬辰成进士，以主事用，观政吏部。年裁三十，谒归里居，奉亲读书，遗置荣利。”

　　杜迈之《叶德辉评传》：“叶德辉乡试时的房师谢隽杭是王先谦的门生，因此叶氏又称王氏为太老师。叶德辉自京回湘后，王先谦即亲临拜访，见他‘决事明快’，于是有事必定邀请他参与策划。从此，官府渐渐知道叶德辉的名字。”

　　《郋园学行记》云：“吾师恒言阁学师不出桐城古文范围，于经学有中年出家之弊。”又云：“王阁学先谦与吾师最称莫逆，每著一书必就商再四，辄以不合，各行其是。……即阁学著述等身，虚己下问，吾师每以类书相讽，谓其非著书，乃抄书，宜其于并世诸贤未有不视为覆瓿物矣。居恒与阁学笑谈，谓公书不如某之传久远。阁学问，吾师答：‘公书动辄累数十百卷，又多官样文字，阅者既苦其繁重而寡味，坊估翻刻亦费多赀，不如吾书，三教九流，人人可读，且卷帙多者止十卷、八卷，后人得之，翻刻易于成功。此传不传预操之券。’阁学为之莞尔。”

　　冬，与王闿运往来甚密。王闿运本年日记中多次提及先谦，其中曾颇有微辞。

　　《湘绮楼日记》十月已酉廿四日：“张子持从田间来，未及纵谈，采九催客，我倦欲眠矣，昏昏而去。与循先在，云‘洪章京当来’。待之。少顷，洪至，面无烟色，不甚相识。顷之，一梧来。入坐，将暮乃散。”十月廿七日：“晴。看王刻《世说》及梁清远《小说》。”十一月己卯二日：“晴。王祭酒早来，同过抚署，方见司道，因至徐芸丈处。久坐，兼约杜仲丹同往抚署会饮。问杜‘行当中门耶？’答云‘直入。’余不敢也。三轿从中，余独旁行斜上，以为礼于邦君。王用治年帖，亦不合款。京官还籍，不得抗礼。宜今人之不喜绅士。”

　　本年，与吴大澈以诗来往甚密。又有文《吴中丞〈游桃源洞记〉书后》。（《文集》卷五）

　　见《诗存》卷十四《和吴中丞谢张孝达制军惠新会橙》、《清卿中丞巡阅湘西，得诗数十首见寄，次七律二章韵》、《次韵吴中丞游衡山》、《和吴中丞雨中游浯溪读中兴颂次山谷韵》、《和吴中丞游澹岩次山谷韵》、《和吴中丞游朝阳岩次山谷韵》、《和吴中丞得瑶琴》、《次韵吴中丞喜雨》、《池莲新实饷吴中丞，赋诗为谢，次韵二首》、《或以锦鸡献中丞，中丞纵之，复来留止署中；又有白鹭翔集不去。各绘图属题》、《次韵吴中丞喜雪》等。

　　吴大瀓《愙斋自订年谱》：“二月，查阅湖南全省营伍，行抵衡州，登衡山；道出浯溪、澹岩，皆有刻石。”

　　本年，又作《章贞女传》。内提及与其父章启荣论学事。

　　《文集》卷八《章贞女传》：“贞女桐城章氏，父启荣，候补同知。字布政司理问张秀子宗翰。光绪十四年二月，时女年二十一，闻欲殉。父母教谕，则请赴夫家以守，不许。长跪哭泣，愿终死，截发自明。父母知不可夺，送女张氏，抱木主成礼。……年二十六，旌于朝。前史官王先谦曰：余昔过大通荷叶洲，客李爰得家，启荣方佐爰得经纪家事。启荣质直好义，喜古书遗事，相与论上下荷叶间，为大通合江处，江自李阳河中分为南江，《禹贡》三江之一，即《汉水》分江水也。”

　　本年，又为周嵩年作寿序。

　　《文集》卷七《周慕陔七十双寿序》：“曩余官祭酒时，有蜀士周嵩年者，质行醇厚，有声太学中。…余督学江苏后，不复相闻。今岁嵩年书来，索余文为寿，则君年七十矣。…光绪十九年岁次癸巳。”

　　本年，与芳圃、敬安两禅师及李辅耀、袁绪饮等有往。

　　见《诗存》卷十四《次韵芳圃竺云师见赠》、《次韵敬安寄禅师见赠》、《戏赠寄禅师》（自注云：“时衡山人以岳寺田为寺僧侵盗，延师主方丈董理之，然事不易了也。”）、《李辅耀幼梅觞客芋园，是日得雪，主人索诗，壬秋先成，因次其韵》、《次韵袁绪饮叔瑜，题其〈粤东游草〉，即送赴潮州主讲书院》。

　　又有诗寄赠宋梓侪、赖承裕。

　　见《诗存》卷十四《宋梓侪监试江西秋闱，五年之中两与试事，亦文人荣遇也，有诗见寄奉和》、《寄寿赖承裕子沛》（自注云：“赖，闽人时官岳州通判，驻南洲。”）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  五十三岁

　　主讲岳麓书院。

　　春，与严家鬯、王闿运、敬安、张祖同等有往。

　　见《诗存》卷十五《奉答严家鬯秬香同年》（自注云：“严，甲子举人，华容教授。”）、《壬秋偕笠云、寄禅、素蕉、道香初春集雨珊浩园寓宅，壬秋、笠云、寄禅三人有诗，素蕉画梅，道香作篆，成一小幅，雨珊索题》等。

　　五月，为吴大瀓祝六十寿诞。八月，吴大澈督师出关，先谦有诗相赠。

　　《文集》卷十五《仁寿堂记》：“光绪二十年甲午，恭届尚书中丞吴公周甲庆辰。吾楚人涵泳德涯，瞻依寿宇。以先谦属在谱末，要为颂词。”

　　《愙斋自订年谱》：“道光十五年乙未五月十一日，生于苏州府城双林巷老宅。”又云：“中东起衅，请旨带师北上，奉旨允准。八月，交卸起程。甲午日本事起，六月在湖南巡抚任内疏请视师，朝旨允准，遂卸抚篆，单骑北行。”按，时中日战起，山东告急，清廷以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刘函讬吴大瀓以湘抚帮办前敌军务。其后以山东告急，刘派吴率兵往援。先谦有诗《愙斋中丞秋日自请督师赴援朝鲜，奉旨驻威海卫后路，作诗四首寄之》、《感事二首》等。

　　十二月，思贤讲舍校刊郭庆藩《庄子集释》毕，先谦作序。

　　《文集》卷六《〈庄子集释〉序》：“郭君子瀞为《庄子集释》成，以授先谦读之，而其年适有东夷之乱，作而叹曰：庄子其有不得已于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拯之末由，神彷徨乎冯闳，验小大之无垠，究天地之终始，惧然而为是言也。驺衍曰：‘儒者所谓中国，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县神州外，自有九州岛，裨海环之，大瀛海环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而庄子称之，亦言倏与忽凿混沌死。其说若豫睹将来，而推厥终极，亦异人矣哉！子贡为挈水之槔，而汉阴丈人笑之。今之机械机事，倍于槔者相万也，使庄子见之奈何？蛮触氏争地于蜗角，伏尸数万，逐北旬日。今之蛮触氏不知其几也，而庄子奈何？是故以黄帝为君而有蚩尤，以尧为君而有丛枝宗、脍、胥敖。黄帝、尧非好事也，然而欲虚其国，刑其人，其不能以虚静治，决矣。彼庄子者，求其术而不得，将遂独立于寥阔之野，以幸全其身而乐其生，乌足及天下？且其书尝暴着于后矣。晋演为元学，无解于胡羯之氛；唐尊为真经，无救于安史之祸。徒以药世主淫侈，澹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绝奇，郭君爱玩之不已，因有《集释》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庄子见之，得毋曰：‘此犹吾之糟粕乎？’虽然，无迹奚以测履？无糟粕奚以观于古美矣？郭君于是书为副墨之子，将群天下为洛诵之孙已夫。”

　　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2约20日），李慈铭卒，年六十六。

　　平步青《掌山西道监察御史李慈铭传》：“君姓李氏，初名模，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字爱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今年夏，中日启衅，败问日至。知君者颇讶何以无所论劾。盖君戍削善病，至是独居，深念感愤扼腕，喀血益剧，遂以十一月二十四日竟卒。年六十有六。”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  五十四岁

　　主讲岳麓书院。

　　四月，吴大瀓回湖南巡抚任。先谦有诗《愙斋中丞奉旨回籍有诗次韵》、《再和》。

　　《愙斋自订年谱》：“四月，回湘接任。”

　　《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纪》（节引）：“春正月丁丑，我海军与战于南岸，败绩。己卯，吴大瀓始出关视师。二月乙巳，宋庆、吴大瀓败日人于亮甲山，参将刘云桂、守备赵云奇战死。丙辰，日兵陷田庄台，吴大瀓奔锦州，宋庆退双台。癸亥，命吴大瀓解军务，帮办来京湘鄂诸军。三月壬申朔，命吴大瀓回湖南巡抚任。”

　　五月，作《慕莱堂记》。文略云：

　　江西临江府城北有老莱亭，相传为其故里。李君艺渊权守是邦，以亲老不得迎侍，颜“慕莱”于其堂。……艺渊权守之次年，以忧归里，不及闻父母遗言，用为至恸。又十年，与余相遇长沙，属补为之记。……光二十一年，岁次乙未仲夏月。（《文集》卷十三）

　　闰五月，先谦等人有筹运内河轮船之议。

　　闰五月初三日先谦致函缪荃孙云：“湖南僻陋，风气不开，当事议行轮舶，无识绅士尚复从中把持，真堪喷饭。关系省运，实非浅鲜，想大吏有风力者，必不至听其阻挠也。”

　　邱涛《1895—1899年王先谦行年事迹考辨》：“王先谦由熊希龄、蒋德钧等公推，领衔向陈宝箴呈递开办小内河轮船的禀稿。历经曲折，到1897年夏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批准。”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壬戌陈宝箴奏稿：“臣自到任，迭与湘省绅士互商提倡振兴之法，电信渐次安设，小轮亦已举行。而绅士复有联合公司以机器制造者，士民习见，不以为非。”按，据陈宝箴奏折，湘省开通内河行轮似在宝善成公司之前。

　　八月，陈宝箴由直隶布政使迁湖南巡抚任。宝箴字义宁，江西修水人。先谦曾与其论练兵事宜。

　　《书札》卷一《与陈子元观察》：“义宁初到任时，颇以练兵为急务。一日与弟论统将之难，弟云：‘大吏每苦不知兵，故以得统将为难事。今以夙习韬钤如我公，若志在练兵，莫若自将。’义宁言疆吏事繁，自将更力不暇给。弟谓曾、胡当日起手，皆系自将。惟我以仁义忠勇之身，然后能识拔仁义忠勇之士。根本既立，朋类相从，方能用之不穷，操纵如意。若我身不在局中，一切情形隔膜，专恃人言为去取，无论所取不佳，即有智勇之才，亦未必果收指臂之效，纵或一军得力，何能通省营伍，皆成劲旅？……弟为此言，亦稔知义宁立体尚正，驭下颇严。果能如此练兵，湖南营务可望起色，然义宁未能用也。”

　　先谦又与陈宝箴等商议，创办和丰火柴公司。

　　邱涛《1895—1899年王先谦行年事迹考辨》：“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王先谦首先与新到任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商议在长沙创办私营和丰火柴公司（又名洋火局）。《湖南省志》上记载‘湖南设厂制造火柴，始于和丰火柴公司。’”

　　十月，与易顺鼎有往。本年四月，清政府割台湾与日本，顺鼎请赴台湾刺探实情。五月至台湾，旋奉父命返长沙。

　　见《诗存》卷十五《题易实甫〈魂东〉、〈魂北〉、〈魂南〉三集》（自注云：“易名顺鼎，龙阳举人，河南候补道。江苏布政使佩绅子。”）、《实甫自言前生为张梦晋，其友藏张船山书画册中有张灵后身小印，以归实甫，携之至台湾索题》、《题易实甫藏张灵画〈岁寒三友图〉》等。

　　程颂万《易君实甫墓志铭》：“君讳顺鼎，一字仲实，……乙未四月，和议割台湾畀倭，……刘（坤一），张（之洞）二公惧君违旨挑衅累己，延君父至鄂，坚命促归。”

　　钱仲联《近代诗钞》：“易顺鼎（1858—1920），字仲硕，一字实甫，号眉孙，又号琴志，更号哭庵，湖南龙阳（今汉寿）人。……以诗与樊增祥齐名，世称‘樊易’。有《四魂集》等近二十种，编成《琴志楼诗集》。”

　　十二月，刻《释名疏证补》八卷将成，先谦自为序。

　　按，东汉刘熙《释名》一书，因声求义，以声训之法来探求语词意义和事物名称的来源，是继《尔雅》、《方言》、《说文》等书之后又一部训诂学著作。先谦在序中简述了声训方法的发展，称《释名》是“经说之归墟”、“儒门之奥键”，认为“《说文》，直音之肇祖：而《释名》者，反切之统宗也。”序言云：

　　文字之兴，声先而义后。动植之物，字多纯声，此名无可释者也。外是则孳乳繁赜，旨趣迁贸。学者缘声求义，辄举声近之字为释，取其明白易通，而声义皆定。……逮刘成国之《释名》出，以声为书，遂为经说之归墟，实亦儒门之奥键已。隋唐以还，称引最伙。流溉后学，取重通人。往往古义旧音，展卷有会，语其佳处，寻绎靡穷，虽《官职》致辨于韦昭，《食品》见非于徐锴，谅为小失，无害宏纲。亦有直解可明而繁词曲证，良由主声之作，书体致然。自《说文》离析形声，字有定义，无假譬况，功用大显，于是《释名》流派渐微，其言声之学，乃沿为双声叠韵，而《说文》从声之法，亦生直音。故吾以谓《说文》，直音之肇祖；而《释名》者，反切之统宗也。（《文集》卷六《释名疏证补序》）

　　清代以前，少有人为《释名》作校注，传写既久，颇多讹误。清人所见古本，是明代嘉靖三年（1524）吕柟翻刻的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铺本，其中讹字脱文，不胜枚举。乾隆年间，毕沅根据前代群书所引，对明本进行了校勘、疏证和辑补，成《释名疏证》一书。书成后又请吴县江声审定，一时称为善本，但矜慎之中仍有不足。其后，江声弟子顾广圻再次对《释名》进行了校勘，并归纳出十大训释体例。其校勘成果由长洲吴志忠刊行。吴氏又根据顾广圻总结的《释名略例》从事校正，以意为定，也不免得失参半。先谦《释名疏证补》即以毕沅本为主，参酌吴志忠所刻顾校本、成蓉镜《释名补证》、吴翊寅《释名校议》、孙诒让《札迻》，并采摭同时学人校语，荟萃而成。书成后，又得胡玉缙、许克勤两家所校，遂芟去重复，别为《疏证补附》一卷附后。先谦序中有云：

　　旧本阙讹特甚，得镇洋毕氏校订，然后是书可读。长洲吴氏所刊顾千里校本，是正亦多，其中奥义微文，未尽发挥。端居多暇，与湘潭王启原，叶德炯、孙楷，善化皮锡瑞，平江苏舆，从弟先慎，覆加诠释，决疑通滞。岁月既积，简帙遂充，因合毕氏元本，参酌吴校及宝应成蓉镜《补证》、阳湖吴翊寅《校议》、瑞安孙诒让《札迻》，甄录尤雅，萃为斯编。剞劂甫成，元和祝秉纲垂示胡、许二君所校，为芟去重复，别卷附末。（《释名疏证补序》）

　　按，《释名疏证补•释天第一》“如鸟羽动则散也，雨水从云下也。”下有一条云：“张荔生曰：‘雨水’六字当在‘雨，羽也’上，与‘珥，气在日两旁之名也。珥，耳也，言似入耳在两旁也’一例。”

　　先谦是书，撷取江浙和湖湘学者精英，在毕氏基础上再加补证，较毕书更进了一步。其成就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是许多材料可补毕沅《疏证》未及。如《释天》：“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毕沅曰：“《〈礼记•月令〉正义》引作‘星，散也，布散于天’。”《疏证补》：“皮锡瑞曰：《埤雅》二十引《释名》云‘祭星曰布。布，取其象之布也。’今无此文，盖脱佚。”皮氏之说，可补毕氏所未及。

　　二是一些材料可与毕氏疏解为证。如《释天》：“风，放也，气放散也。”毕沅曰：“李善注《文选•风赋》引作‘风者，泛也，为能泛博万物。’又云：‘风者，放也，动气放发。’”《疏证补》云：“皮锡瑞曰：《后汉书•乐成靖王传》：‘安帝诏曰：风淫于家。’风淫谓放淫也。风、放声相近。《左•僖公四年》：‘风马牛不相及也。’服虔注：‘风，放也。’”皮氏引《汉书》、《左传》服注为证，与毕疏互证，相得益彰。

　　《释名疏证补》问世后，成为后人研究《释名》不可或缺之书。当然，是书也尚有许多失校之处。其阙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类书中有些条目称引自《释名》，然不见于今《释名》，先谦是书中并未校出。如《太平御览》卷七一九：“《释名》曰：花胜，草化也，言人形容正等，著之则胜”。《北堂书钞》卷一三五“花胜五十二”陈禹谟补注：“《释名》：花胜，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则胜也。”今《释名》无此条。又如，《类篇》卷三十一：“潢，姑黄切，水涌光也。又胡光切，《说文》：‘积水也’。又户广切，水深广貌。又胡旷切，《释名》：‘染纸也’。文一重音三。”《广韵•宕部》：“潢，《释名》曰：‘染书也’”。《玉篇》卷十九：“潢，后光切，潢，污也。《说文》曰：‘积水池也’。又胡广切，‘染黄也’。”《太平御览》卷七一：“《说文》曰：潢，积水池也。”《类篇》、《广韵》所引，为今《释名》无。

　　二、《释名》还有不少脱、讹、倒置的错误，《疏证补》亦未校出。如，《释天》第一：“酉，秀也。秀者，物皆成也。于《易》为兑。兑，说也，物得备足皆喜说也。戌，恤也，物当收敛矜恤之也。亦言脱也，落也。”按，“亦言脱也，落也”六字误置于后，当在“戌”条前。又如《释衣服》第十六：“屦，草屦也。屩，蹻也，出行著之，蹻蹻轻便，因以为名也。屐，榰也，为两足榰以践泥也。鞾，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鞵，解也，著时缩其上如履，然解其上则舒解也。帛屐，以帛作之如屩也。不曰帛屩者，屩不可践泥也。屐可以践泥也，此亦可以步泥而浣之，故谓之屐也。”按，“帛屐”及以下，当在“屩”、“屐”条后。“鞾”至“鞵”条，应置于其后。毕沅、王先谦均失校。

　　周祖谟先生论《释名疏证补》云：“集录众说，可谓美备。然而，病在缺乏判断，纠葛不清的地方尚多；有些可以用于校勘的材料也还没有利用上。”

　　本年，苏舆随先谦学。

　　《答苏涌泉》诗自注云：“其兄子舆随余学”。按，先谦《释名疏证补》、《诗三家义集疏》皆有征引苏舆之说。

　　本年，有诗赠江标。

　　江标于去年八月初一日（8月31日）任湖南学政。先谦本年有《江建霞母华太夫人守节教子，五十时，其兄翼纶绘〈竹柏图〉为寿。今建霞督学湖南，兄衡亦入翰林并有誉望。太夫人六十有四矣，为题此诗》。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  五十五岁

　　主讲岳麓书院。

　　春，刊刻《释名疏证补》毕。

　　春，顾持白寄其子竹侯所著书，请先谦作序。先谦序中有云“治经者不通小学，无以究其原。不明假借，无以尽其变；不厘然于今古文之界域，无以析众说之是非而折其衷。”

　　《文集》卷六《〈顾竹侯所著书〉序》：“治经者不通小学，无以究其原。不明假借，无以尽其变；不厘然于今古文之界域，无以析众说之是非而折其衷。……若今古文之分，则段茂堂、孙渊如之治《尚书》，陈朴园之治三家《诗》，不能无颠倒迷误之病。盖自康成注经，杂揉今古，后儒猝难辨识，强执郑说仞为今文，此其弊也。毛公为《诗》，本不在孔壁古文之数，自谓传自子夏，当时已不尊信，以献王所好，依附幸存，然汉人罕称道者。刘子骏欲牵引以张不传之学，颇议立之，而《移太常博士书》不及一字，足以推见至隐。其析《邶》、《墉》、《卫》为三卷，不以周南、召南为地名，而强释数语厕卜氏大序，致上下文义不通，用心至为谬妄。《桑中序》误解《礼记》，《硕人序》误读《左传》，则影附古文，而实不明古文。若斯之类，尚难悉数。徒以郑君繁博为之作笺，郑学盛而毛传行，三家遂陵夷澌灭，无复片简之存。”

　　按，先谦序中有云“《方言校补》，闻郭观察已采刊之；《释名》，则余有成书”。《释名》刻于去冬十二月，郭庆藩卒于本年四月，故推知本序作于其间，即本年春。

　　四月，郭庆藩卒。先谦作墓志铭。

　　《文集》卷十《二品顶带江苏候补道郭君墓志铭》：“遭母丧，以毁卒，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也，距其生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年五十三。”

　　五月，刻《葵园校士录存》成。先谦自为序，其中颇见其对时文的矛盾心态。

　　《文集》卷六《〈葵园校士录存〉序》：“《葵园校士录存》者，从弟先慎与及门诸子，裒《三省乡墨》、《两同门录》及《吴中清嘉三集》，选辑合刊者也。……乙未，倭人不靖，边事大坏，二三豪俊嗔目扼腕，太息于国之无良，富强之不亟讲，相与归咎制艺无用之学，思一埽刮绝。……虽然，国朝功令以时文取士，二百数十年，名臣硕儒骈出其中，至今日以无人无学为时文罪，则亦有未尽然者。且夫文之为体不一，靡不有创有因，历千载而一致。……时文一小技，废而废耳。若制科一日不变，法固自有程序。在今谈文者，方且离凡近而索高言，捐绳尺以求奇士，才贤未必俯而就，徒使教学之事失所凭依，人心滋不靖，道亦日敝矣，岂扶世翼教之君子而忍出此？……文章声气之微，其果冥合符契，有非尽出于适然者邪？而世俗徒泥文句求之，抑又傎已。”

　　六月，为龚省吾母沈氏作墓志铭。龚母正月初二日（2月14日）卒于安庆。

　　《文集》卷十一《龚母沈太恭人墓志铭》：“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日卒于安庆省城，距其生嘉庆二十年八月十日，年八十二。即以其年六月日葬长沙河西都禾黄嘴。”

　　七月初一日（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主笔。先谦阅读该报后，认为“议论精审，体裁雅饬”，所刊文章多为“忧时君子发愤之作”，足以使人“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他与城南、求忠两书院院长商定，由书院购买《时务报》发给在院诸生浏览，并亲自颁布一道劝阅手谕，希望诸生“开拓心胸”，从而能“上备国家栋梁之用”。江标特意把先谦的这道手谕寄给汪康年，刊登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第十八册《时务报》上。

　　《岳麓院长王益吾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窃惟士子读书，期于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守帖括，罕能留意时务，为太平无事时之臣民，犹之可也。今则强邻逼处，列国纷乘，腹我脂膏，环顾几无所凭恃，……为士子者，若不争自振奋，多读有用之书，相与讲明切磋，储为国器，出则疏庸贻笑，无以励相国家；处则迂腐不堪，无以教告子弟，枉生人世，辜负圣明，耻孰甚焉。”

　　江标十月二十三日自永州试院致汪康年函云：“岳麓院长王祭酒师，曾有劝阅《时务报》手谕，刻出遍给诸生，兹特寄呈一纸，大可刊入报中也。”

　　十月，参与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公司主要制造“电气灯、东洋车及银元、矿务各局一切应用之件”。其中，获得一定成效的有“制辨机和发电装置电灯两项”。制辨机“较旧式工具提高功效十余倍”。

　　十一月，筹议开办学堂。十二月，与公司诸绅上书陈宝箴，呈请设立时务学堂。宝箴接到禀呈后很快批准，并责成公司、学堂归并办理。

　　《书札》卷二《与陈佩蘅》：“忆自光绪丙申，有官商合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局之举，先谦等时皆在事。……开局之初，刊发关防，本以机器制造公司时务学堂为名，欲令教授生徒，俾通制造。时先谦外，尚有熊秉三、蒋少穆、张雨珊、陈程初一同受事，熊秉三始终未到，蒋少牧、陈程初到二三次，惟雨珊共事年余。”

　　《书札》卷一《致俞中丞》：“湖南制造公司，发端于长、善诸生。右帅面属先谦等出而任事，复使熊希龄要约，期以必成。……开局之后，蒋君德钧复奏请开设学堂，推广工艺，故右帅颁发钤记，公司、学堂，归并办理。”

　　邹代钧十一月二十六日致汪康年函云：“湘省现设制造局，系集商股筹办，诸董事欲于制造局中设一学堂，拟招二三十小学生，常住局中，俾学制造。”

　　熊希龄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前年冬，王益吾师、张雨珊、蒋少穆与龄议立宝善成制造公司，本有请拨借公款三万两之禀。嗣因老伯批语有‘公极则私存，义极则利存’二语，王益吾师、张雨珊大不满意，以为未办事先受申饬，复改为少领公款。嗣少穆嫌其迹近谋利，乃创为添设时务学堂之议。”

　　十二月，为从弟先慎《韩非子集解》作序。

　　《文集》卷六《〈韩非子集解〉序》：“书都二十卷，旧注罕所发挥。从弟先慎为之集解，订补阙讹，推究义蕴，然后是书厘然可诵。……光绪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园老人王先谦序。”

　　本年，与余廉三、易佩绅父子、笠云等人有往。

　　见《诗存》卷十五《题余廉三廙轩〈卧游图〉》、《寿沃州山人诗》、《马柳画扇，为硕甫题》、《题硕甫游衡岳诗册，次佛寺留别韵》、《上林寺饯送易佩绅笏山归龙阳，次前韵》、《读笠云上人诗集题赠》等。按，余廉三，字廙轩，浙江山阴人。时官湖南按察使。易佩绅，字笏山，号沃州山人，湖南龙阳人，曾官江苏布政使。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  五十六岁

　　主讲岳麓书院，有诗《岳麓书院半学斋偶题》。

　　正月，因商股难筹，先谦与诸绅董商议，请抽取湘省盐税厘金作为开办公司和学堂的经费，蒋德钧、熊希龄旋赴江宁请示刘坤一，然蒋、熊二人专请时务学堂经费。《书札》卷一《致俞中丞》：“先谦等因有禀商岘帅，于盐斤加价一文项下，收足厘数，以裕局用之事。”

　　《书札》卷二《与陈佩蘅》：“其先以商股难招，商之唐子明观察，在部议东征筹饷，盐斤加价二文，盐行馀厘项内，每百斤补收二分，岁可得数千金。禀已缮就，适蒋少牧赴沪，自请带往。不料与熊秉三改窜禀词，专以时务学堂为言。刘忠诚批准之后，少牧杳无消息，飘然入都。熊秉三邀梁启超来湘，开办时务学堂，即用此款为经费。”

　　熊希龄《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乃龄于去年正月到省，诸公深恐此议一扬，则督销局先为之所，因议由龄与少穆赴鄂尚办轮船之便，顺道金陵具禀岘帅，恳请批准。议既定，少穆禀稿拟就，临行时王益吾师、张雨珊且面嘱不必用渠衔名，盖恐岘帅批驳，有失体面也。”

　　三月二十一日（4月22日），《湘学新报》创刊，由唐才常主笔。

　　按，该报于本年十月十一日（11月5日）更名为《湘学报》，戊戌政变后停办。

　　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湘学新报》自丁酉三月创刊起，每月出三册，至四十五册止。湘中文字，多半出自公手。”

　　五月，应陈善请，为其父陈湜作墓志铭。撰毕，寄与缪荃孙。

　　《文集》卷十《赠太子少保江西布政使陈公墓志铭》：“公讳湜，字舫仙，姓陈氏。……二十二年四月卒于军，……二十三年五月，善等葬公湘潭上十七都瓦子坪，首申趾寅，泣以请铭。”按，此文收入《续碑传集》卷三十九《监司六》。六月，皮锡瑞从江西返回湖南。先谦为其《今文尚书考证》作序，称其“详密精审”，同时也陈述了自己的异见。先谦序中有云：

　　皮鹿门治《尚书》最精，尝为《大传疏证》、《古文冤词平议》。二书行世矣，近复以《今文尚书考证》视余。其条理今文，详密精审，兼诸大儒之长，而去其蔽。后之治今文者，得是编为前导，可不迷于所往。余读君撰箸，每有针芥之合，惟于论古文义说，反求于心，而未能释然。序君书因并出所见相质，窃附于诤友之义云。（《〈今文尚书考证〉序》）

　　按，先谦的异见主要有二：一是认为古文也有义说，今古文的不同不仅仅在文字上。其言云：“若古文当日不泯，亦非独文字古也。史迁从孔安国问故，明孔氏尝为故矣。迁书载《尧典》诸篇，多古文说，是古文有说也。……桑君长名传古文，其言散见《地志》、《水经》，与今文不同者，皆可决其为古文说。刘歆又从而推演之，……而谓古文尽出歆，或不其然。”二是认为清儒亦未能客观公正地区分今古文。其言云：“自郑君以汉末儒宗，杂糅古今，为《书》学一大变。东晋伪经传出，茫昧千年。本朝硕学朋兴，今古文界域始明，而蔽亦因之：曲阿高密，强仞今文，蔽一；尊尚古文，故抑伏传，蔽二；不信《史记》，摈斥旧闻，蔽三。”先谦的这些看法，皮锡瑞后来有所采纳。如先谦认为古文也有义说，皮氏后来在《经学通论•书经》中也称“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译语各异。”

　　本月，熊希龄为经费事再赴江宁。七月，刘坤一允许从湘省督销局已收未交的盐厘加价款中每年分出七千金作为学堂经费。熊希龄回湘后，即提议制造局中轮船、制造、学堂各认一事专办，并自请专办学堂。八月，陈宝箴出示招考学生。随后，又官绅商定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别担任时务学堂中、西文总教习。

　　熊希龄《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龄又于六月赴金陵面见岘帅，再三辩论，岘帅始允分一半为学堂经费。龄心犹未足，屡电少穆在京托张野秋前辈、冯星槎侍御转电岘帅，照数全提。……轮船、制造、学堂三事，皆王（先谦）、张（祖同）、汤（聘珍）、朱（昌琳）及少穆与龄所创议。每议一事，则人人须到画押，龄以事权之纷而不一，……于是立议各认一事专办，以轮船推归汤、朱，继复推归雨珊，以制造推归王益吾师，而龄独办学堂。”

　　九月，先谦对书院月课进行改革，拟定“经、史、掌故、译、算各学，列为五门，以舆地并归史学。经、史、掌故由院长自行督课，算学别立斋长，译学延请教习。”（《湘学报》第九册《岳麓书院王院长月课改章手谕》）

　　十月二十日（11月14日），应陈宝箴聘，梁启超一行人抵湘。先谦参与接待，甚是热情。

　　《年谱》：“嘉应黄遵宪来为盐法长宝道，与中丞子三立、庶常熊希龄合谋，延有为弟子梁启超为新设学堂总教习。”

　　熊希龄八月十二日致汪康年函云：“湘中学堂中文教习无人，初各绅议只立分教而缓立总教。乃公度到湘，力言总教无逾于梁卓如者。”

　　熊希龄《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查去年初立学堂，延聘梁启超卓如为教习，发端于公度观察，江建霞、邹沅帆及龄与伯严皆赞成之，继则张雨珊、王益吾师亦称美焉。卓如初至之时，宾客盈门，款待优渥。学堂公宴，王益吾师、张雨珊并谓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公祠张宴唱戏，普请各绅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

　　皮锡瑞九月初六日的日记记载：“至王祭酒处赴饮，笏山（易佩绅）、壬秋（王闿运）、采九（刘凤苞）、秬香（严加鬯）诸君在坐。闻中西学堂拈考已发案，山长（王先谦）、公度（黄遵宪）拟请梁卓如，不知肯来否。”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先是嘉应黄公度文遵宪，力荐南海先生于先祖，请聘其主讲时务学堂。先祖以此询之先君，先君对以曾见新会之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许之。因聘新会至长沙。”

　　按，综合以上诸说可知，聘梁启超来湘任中文总教习，实为黄遵宪首倡，并得到官绅一致同意后，熊希龄遂请陈宝箴以官府名义正式聘请。

　　十一月六日（11月29日），时务学堂开学。熊希龄任学堂总理，先谦等人任学堂绅董。先谦随陈宝箴出席学堂开学庆典。

　　《书札》卷一《复吴生学兢》：“学堂、学会，先谦皆曾到场。以学堂系奉旨建立，学会则中丞殷殷注意，随同前往，然皆仅到一次。”

　　《唐才常烈士年谱》：“时务学堂设于长沙东街刘文恪公（权之）旧邸。湖南之有学堂，以此为最早，有当时湖南最高学府之称。时熊希龄回湘，被举为学堂总理，与公（唐才常）及谭嗣同、蒋德钧、陈三立等议订章程，计划详备，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韩文举、叶觉迈为分教习；李维格为英文总教习，王史为分教习。”

　　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18日），新任学政徐仁铸抵湘后，江标交卸启程。先谦有诗《次韵陈右铭中丞送江建霞学使任满回京》。

　　按，江标在学政任内，以舆地、掌故、算学试士，一改陈规旧章。陈宝箴《学政任满循例具奏仁折》：“该学政学术淹贯，知识闳通，去取胥归允当，士林推服，毫无间言，且本忠爱之忱，力求有用之学，湘中士习，渐次改观，于造就人才之方，殊多裨益。”

　　本年，先谦在长沙创办发电厂。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4月8日）《湘报》二十九号刊登谭嗣同《论电灯之益》一文。文中云：“抚部陈公，悯吾湘人，慨然思有以易之。于是命宝善成公司，创造电灯，自于抚署试燃之，数月而善，乃令民间皆得同其利。取费又甚廉贱，由是长沙一城，自学堂、报馆以逮通衢之大商肆，咸入夕炳炳然焉。”

　　本年，黄遵宪撰成《日本国志》。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  五十七岁

　　主讲岳麓书院。开始刊刻《汉书补注》。

　　按，《年谱》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云“自通籍后，钻研班书，日有所述。中间虽时复作辍，心光目力，实专注于此。兹以两年之力，剞劂告成”，可知本年初已开雕。

　　正月，南学会成立。二月初一日（2月21日），南学会首次开讲，王先谦随陈宝箴到场听讲。

　　《唐才常烈士年谱》：“是年，湘省人士创设南学会，假长沙孝廉堂为会所，每月以房虚星昴之日为讲期。夏历二月初一日，为南学会开讲第一期，官绅士民集者三百余人。首推皮鹿门（锡瑞）学长主讲，继由各长官士夫以次讲演，阐明古今学术盛衰之源流，以及近代学术之情况。”

　　熊希龄《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南学会开讲之日，王益吾师又与龄言，谓张雨珊深诋此事，嘱咐以后不必相约。”

　　二月，梁启超离湘。十五日（3月7日），谭嗣同、唐才常等集资在长沙创办《湘报》，由巡抚衙门按月给予津贴。

　　本月，叶德辉作《〈輶轩今语〉评》。此后，他又不断向皮锡瑞发难。

　　按，本年正月，徐仁铸作《輏轩今语》，主张今文经学。叶德辉旋著书加以批驳，其《〈輶轩今语〉评》序云：“先生拜督学湖南之命，时康之弟子梁孝廉启超来主时务学堂，以六经并入西学。先生和之，手颁条诫，分谕各学，又有《輏轩今语》一书，即条诫而引申之，与康、梁相左右。……余于先生，既受场屋之知，谬蒙湖湘伟人之虞，不敢听恶言之入，有负师门，略缀评词，以明盍各之义。”

　　叶德辉《与俞恪士观察书》又云：“今岁正月，得见梁代宛平所作《輶轩今语》，主张康教不遗余力。……学使为风教之官，岂可以之垂训？其尤谬者，以孔子之作《春秋》，比西士之作公法，骎骎乎以通教之意明诏学人，诚不知其出身何途，甘为彼教之奴隶。鄙人虽以师门之故，亦断不能含默无言。”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七月初五日：“群言大局之坏，实由沈诸梁一人。”七月初八日：“罪魁祸首，实为诸梁应先开刀。……诸老朽皆由诸梁牵出，则诸梁为渠魁。”按，沈诸梁为春秋时楚国叶县尹，此暗指叶德辉。

　　三月，欧榘甲、周大烈、唐才常被聘为时务学堂中文分教习，以弥补梁启超离湘后之空缺。此时，长沙传言陈宝箴将整顿时务学堂，将以王先谦代替熊希龄、以叶德辉代替梁启超。

　　按，传言据说出自陈宝箴幕僚欧阳中鹄。唐才常五月初六日致欧阳中鹄函中有云：

　　“外间攻学堂事，三月即有耳闻。或谓中丞已厌卓如，或谓日内使祭酒公代秉三，叶奂彬为总教习，种种伪言，皆云出自中峰。”

　　本月，南学会、湘报馆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包括来自张之洞、欧阳节吾等人的指责。按，南学会每次的讲演都刊登于《湘报》，三月初八日《湘报》第二十号刊登了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文中“改法以同法”、“通教以绵教”、“屈尊以保尊”、“合种以留种”等观点，引起了各方面包括来自维新派内部的指责。陈宝箴让欧阳中鸪向报馆示意“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师伏堂未刊日记》三月二十日：“公度（黄遵宪）未讲，而讲毕谈易鼐事，亦以为骇俗，谓日本有渐进、顿进二党，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报文勿太激烈。彼官府且不免畏首畏尾，况吾辈邪！”

　　湖广总督张之洞三月二十一日致徐仁铸电亦有云：“去岁驺从过鄂时，鄙人力言《湘学报》多有不妥，恐于学术人心有妨，阁下主持风教，务请力杜流弊。……近日由长沙寄来《湘学报》两次，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鄙人愚陋，实所未解，或系阁下未经寓目耶？此间士林见者啧有烦言，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矣。”谭嗣同致汪康年函亦有云：“又湘信言，南皮强令湘学报馆改正素王改制之说，自己认错，而学使不敢不从。（南皮词甚严厉，何其苛疟湘人也！）”

　　本月，长沙发生电灯失火事故，百姓相戒拒用电灯。先谦主办的制造公司陷入经费不敷的困境。

　　按，本年初，先是火柴局经费不继，旋因电灯失火事件和张祖同冻结股金，先谦主办的制造公司出现了经费困难。熊希龄《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说：“今年火柴局以款费不继，欲谋借粮库馀平银六千金，但观察不欲借而以之购昭信股票，王、张乃深衔之。……电灯之初行也，雨珊见有利可图，劝王益吾师不必招股，己愿假万金而以某店钱折予之。及辕门上电灯失火，百姓相戒不点，制造局经费不敷，王益吾师遣人持折前往某店取钱，则掌柜并将钱折扣留，谓张大人已先期戒令不发钱矣。”

　　《书札》卷二《与陈佩蘅》：“雨珊当开办时，意甚踊跃，天成丰、谦益两钱店往来，皆其引荐。天成丰折结在前，谦益往来数万金，并无亏欠。及曾昭吉赴沪，购取电灯、机器而归，雨珊忽潜往谦益止帐，次日赴乡，自此数月不至。”

　　按，三月十八日（4月8日）《湘报》第二十九号刊登谭嗣同《论电灯之益》一文，解释电灯失火原因，力陈电灯之益。由此推知失火事故发生于本月。

　　闰三月，熊希龄、谭嗣同、毕永年等邀请先谦前往南学会演讲，先谦辞拒不往。

　　皮锡瑞本月初六日（4月26日）日记：“熊、谭与毕松甫皆函请祭酒过江讲学，以副诸生之望，祭酒辞以难；此公讲学实不为难，特不耐此劳耳。”

　　本月，维新派受到的压力增加。二十五日（5月15日），曾国藩之孙曾广钧在南学会演讲保种保教，受到冲击。

　　《师伏堂未刊日记》闺三月二十五日：“与松甫（毕永年）言八股题事，相对扼腕。松甫背诵祭酒答书，焕彬欲为刊布，何苦乃尔？……予与廉访（黄遵宪）讲毕，曾某接讲保种、保教，人一闹而大半去。……宣翘云：‘节吾（欧阳中鹄）力阻新政，非但时文一事。’彼入幕由公度、卓如推毂，使为维新内应。彼到省并无异论，乃为维新党所授，复为守旧党所煽，……香帅打长电报，说《湘报》非是，不应说孔子改制，而易鼐尤非所宜。”

　　本月，毕永年致函先谦，指责“作为院长，不住院督课”，“书院斋长，屈祠挟妓”，“拒绝到南学会演讲”。先谦复函，逐一驳回对他的指责，表示对南学会“空谈”的不满，道出了他和维新派的分歧所在。

　　《书札》卷一《复毕永年》云：“天下学术，断不能尽出一途，但令趋向克端，无庸强人就我。省城学会，聚讲多贤。《湘报》刊行，见闻广远，开拓民智，用意甚善。此外道合志同，自立为会，互相切劘，亦不失敬业乐群之义。奚必尽一世之人，相与奔走喘汗，摇唇鼓舌，院设高坐之席，家持警众之铎，然后为一道德而同风俗邪？今国之急务在海军，民之要图在商务，朝士无论矣。草野二三君子，以振兴世道为己任，不思尽心实事，挽救阽危，而相扇以虚名，专意鼓动世俗。即使率土觉悟，太息呼号，而无开济之道。譬犹举家醉卧，蘧然梦醒，束手相顾，以须盗之入室。所谓固圉而保种者，果安在乎？仆掷万金于制造，实见中土工艺不兴，终无自立之日。此心不为牟利，较然甚明。……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入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何如闭户自修，不立名目，不事征逐，尚流我本来面目之为愈邪？吾友天资悟力，超绝等伦。倘不鄙弃仆言，愿勿以牖民觉世为名高，而以力学修身为本务。……空谈小补，诸君子任之足矣，何足以辱吾贤？如其不惬于心，即请各行其是，毋复后言。”

　　按，据此函可知，先谦与南学会此时已经分歧甚大。先谦坚持认为当今“国之急务在海军，民之要图在商务”，不满南学会“不思尽心实事”，“相扇以虚名，专意鼓动世俗”，故而拒绝前往讲演。

　　蔡乐苏、张勇《戊戌变法史述论稿》云：“南学会同时得到巡抚、学政、按察使的支持和参与，仅此一点，其主讲地位必然引人注目，何况南学会之设立隐寓‘议院规模’，……以王先谦之士林地位和在前期新政中的表现，如此重大的省内举措竟把他排除在外，显然不合情理，其怨恨之情可以想见。怨恨之情既生，必不肯再苟就，所以两个月后，虽受到讲学邀请，他就‘辞以难’了。”

　　四月初十日（5月29日），南学会举行最后一次演讲。四月十五日（6月3日），邵阳守旧士绅驱逐南学分会会长樊锥。四月二十日（6月8日），皮锡瑞离开湖南。

　　后人多以为先谦发起或参与了反对南学会等活动。如台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编委会《戊戌变法》称“湖南的守旧绅士，以王先谦、叶德辉、张祖同、孔宪教为首，专门与南学会诸人为敌，连续的用各种方式，对南学会加以攻击。”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称先谦“以书院院长之尊，初未迳诋面劾，而由门下士苏舆为其马前之卒。”

　　按，没有材料能证明先谦攻击过南学会。从先谦《复毕永年》一文来看，他对南学会确实心有不满，但他并未公开反对：一、如果先谦攻击过南学会，那么南学会当不会邀请他前往演讲；二、《复毕永年》中，他对南学会、《湘报》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结尾云“如其不惬于心，即请各行其是，毋复后言”，表明先谦并不打算为难南学会。此外，岳麓生王猷焌此后上书先谦，称南学会对自己“以野人相诟詈”，责怪先谦“为当代巨绅、斯文宗匠，竟始终缄默，不置一词。”门人的指责，也恰好证明先谦并未攻击南学会。此外，先谦《复吴生学兢》函中尚在为自己为何未攻击南学会而辩解。当然，先谦此时已因《复毕永年》一函而被维新派人士目为旧党人物，《师伏堂未刊日记》四月初八日（5月27日）：“大抵不得志于近日官绅者多归叶，又习王、张诸公之议论，故率不能开通。”

　　本月，为经费事，先谦与熊希龄发生龃龉。其后，陈宝箴委任裕蓉坪为公司督办，不再热心制造诸务。

　　按，当先谦得知熊希龄去年窜改致刘坤一禀稿一事后，遂找陈宝箴理论。他对公司股商陈文玮说：“迨先谦查询得实，向右帅理论。右帅总以皆系我事，必扶持到底，不令缺费，函胡排解。先谦为势所压，不便多言。厥后因学堂事，与右帅迭相龃龉。右帅亦不复注意制造，然尚委裕蓉坪接办者，职此之故。惟先谦失所倚恃，遂至无法支持。”（《书札》卷二《与陈佩蘅》）

　　未几，张祖同也要熊希龄将七千金经费分出一半，在宝善成公司另立一工艺学堂，熊希龄断然拒绝。熊希龄《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云：“龄与少穆往返道途之川之资，彼此商办之电费，皆由捐资自备，未尝开销学堂一文钱也。……王、张安坐省垣，不费一钱，而谓经费由彼所筹者，天下有此理乎？”

　　四、五月之交，因传闻时务学堂教习批语札记有造反语，陈宝箴开始调查时务学堂。

　　五月三十日《湘报》刊登《陈宝箴的批复》云：“乃自梁总教去后，中学物论繁兴，本部院始渐有所闻，因委盐道总理其事，藉资整饬。旋复购得坊刻课艺文批，大为骇怪，已而审非学堂所刻。又闻熊庶常曾有毁板之事，复檄总理黄道严行查禁。一月以来，极为学堂一事弹心整顿，并非知而不为。”

　　按，据陈宝箴言，可知其整顿时务学堂的时间，应当在四月底，至迟在五月初。宝箴言词中有为时务学堂开脱之意，实际上是害怕此事累及自身。《师伏堂未刊日记》六月二十二日（8月9日）：“或卓如去后，分教之才不及卓如，批改有未妥处。熊、黄毁板，以为伪作，似未必是伪也。”

　　五月初，叶德辉向先谦出示时务学堂教习批语、札记。

　　《书札》卷一《复吴生学兢》：“学会议论新奇，因其刊入《湘报》，人人共见。始有辞而辟之者，先谦乃得与闻崖略。至学堂之悖谬，半月前，见梁启超批学生刊稿各本，称‘南海先生’，然后知为康有为之弟子，专以无君无父之邪说教人，大为骇怪，同人遂有联名具呈之事。”按，先谦见到学堂札记的时间，若自《公呈》递交之日前推半月，当在五月七日左右。

　　《年谱》云：“叶奂彬吏部以学堂教习评语见示，悖逆语连篇累牍，乃知其志在谋逆。岳麓斋长宾凤阳等复具禀，附批加案，请从严禁遏。余遂邀奂彬诸君具呈中丞，附录斋长禀词，请整顿屏斥，以端教术。”由此可知，先谦是从叶德辉处得见学堂札记。本年《赠叶德辉奂彬》诗序亦云：“每闻其徒党论议，但相与骇怪而已，得吏部言，乃知其别有宗主也。”（《诗存》卷十五）

　　本月十二日（6月30日），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杨宣霖、黄兆枚、朱应湘、吴泽、彭祖尧等八人上书先谦，以维护“名教纲常”、“忠孝节义”为名，攻击时务学堂，要求转呈抚院，对时务学堂从严整顿，辞退梁启超等人，另聘教习。中旬，陈宝箴委任黄遵宪为时务学堂总理官，饬令整顿学堂，并批准韩、叶、欧三教习和熊希龄的辞呈。十八日（7月6日），学堂开始放假。

　　宾凤阳等人《上王益吾院长书》略云：“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砚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吾人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中丞公事繁多，或未检察及此，夫子名流领袖，若再缄默不言，上负君国，下误苍生，问心何以自解？务祈函达中丞，从严整顿，辞退梁启超等，另聘品学兼优者为教习。”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新会主讲时务学堂不久，多患发热病，其所评学生文卷，辞意未甚偏激，不过有开议会等说而已。惟随来助教韩君之评语，颇涉及民族革命之意。诸生家属中有与长沙祭酒先谦相与往还者。葵园先生见之，因得挟以诋訾新政。韩君因是解职。未几，新会亦去长沙。”按，梁启超二月离湘，韩文举五月解职。陈氏此书作于1945年5月病中，殆距戊戌年时已久远，况戊戌时其尚年幼懵懂，故此处回忆有误。

　　本月十六日（7月4日），张之洞、陈宝箴会奏，请将考试分三场，第一、二场考中西经济学，第三场考四书五经义。十八日，光绪帝命将拔贡、朝考复试两场均改试策论。此前，先谦亦作《科举论》（上），亦主张因时而变，以策论代替制艺。

　　《文集》卷一《科举论》（上）：“一统之天下之士，以制艺造之；列国之天下之士，不可以制艺造之。今世论海内则一统，合环球为列国。然而设科校艺，儴仍前政，用时文取士，而罔识变通，殆未抉其弊也。自宋、明以来，制御臣下之道既得，倒持末大之患不生。……果无外惧，百世不易可也。……自日本之役，国威不张，列邦劫持，财力殚竭，岌岌如不终日。我国家属望者，惟在人才，而所以造进之者，犹无异乎束缚其民之为，苟以救时活国为心，不待反复辩难而决，而决其不可矣。……吾为士人议废此者，专欲啬其精神，优其日力，多读有用之书而已。”

　　先谦又作《海军论》、《工商论》与《群论》等文，其中包含他对军事、经济、学校教育等方面的看法，从中可知他的西学思想。

　　《海军论》一文，代表了先谦一贯的军事思想。本文开篇云：“自海军之兴，迄今二十年。功既不成，而议论犹莫能相壹。吾是以叹中国之事，堕坏于浮言者多也。夫立事必有其本，谋虑是矣。虑远，则谋从远；虑短，则谋从短。凡事皆然，何况行军？是故海军之设，志在于战，然后可守。”接下来，先谦所论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提出自己对兴办海军的看法。先谦批评一些人对兴办海军首鼠两端，先是以不欲“与外邦海战”为由反对练海军，“又群以为不急之务而訾笑之，一旦有事，乃责其不能为一战之用。”对此，先谦主张：“吾之为兵，必日日如临敌，故虑密而神定，寇至则借以厉吾军锋，而增益所未到。是以士气不竭，而国威常张。”二是一些人悲观地认为海军乃“外人长技”，中国兴办海军是“师其长，适形其短”。这些人主张“弃濒海地数十里，深沟高垒以待之。”对此，先谦驳斥道：“五方均是人也，习贯自然，岂真彼长而此之短邪？……譬之一家，然闻御盗于户外，不闻招盗入室而斗之也。”三是愤慨战败仍不能唤醒国人对兴办海军的麻木状态。先谦说：“自甲午日本之役，无事者且四年，此真国家闲暇之时，孟子与周公所兢兢致意者也，徒以筹偿国债为事，于所以固吾圉者，不一及焉。乃曰：‘吾自是不与外邦开衅’。而人之环伺吾侧者，则以为彼志在通商耳，它非所图也。嘻嘻，其果无它图也邪？”（《文集》卷一）

　　《工商论》一文，体现了先谦的洋务思想。文略云：“今之工，推泰西诸国，就其中析言之：轮船、铁轨，地球一统之舟车，此万古不废者也。火器相竞而益精，亦军政所取资也。其无益而蠹中国之财者，莫如饮食、器用之属。彼来而我购，在上者不能禁也，于是有南、北洋通商之官。海道四达，衢市阗溢，愿者骇观，侈者竞美。辇去亿万，而官取其毛牦。盖不数十年，中土之财，将尽入于外邦。虽欲不为奴仆牛马，而不可得也。夫吾民非甚愚也，公输、王尔之徒，非绝迹于世也。贫贱无由集巨资，而秀异不愿能鄙事，故非朝廷特辟一进身之途，又得悲天悯人之官长相与扶助奖成之，无望有工善其事之一日也。或曰：‘故圣之所禁，而今导之，无乃不可乎？’曰：‘非常之变，盖非常理所能制驭。虽古圣处今日，其法不能不变也。果工政争胜外人，则彼货自沮，而吾之财不流。行一省则保一省，行天下则保天下。富藏于民，然后上之取不穷，而事毕举，日本其明验也。’”（《文集》卷一）

　　《群论》一文，殆借以表达对时务学堂教学形式的不满。其文略云：“天下之大患日‘群’。夫子言‘君子群而不党’，明非君子群，必有党而为祸烈也。又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明终日为群，弊必至是，而不义之言，其害不可胜穷也。‘然则敬业乐群，非与？’曰：‘以业相群，即以文会友之义，唯敬，故乐，否则殆矣。是故群者，学之蠹也。’……人才者，国家之元气也，养于学而后成。国之为学，贵中正平实，易知易从，足以共由而遍给。庠序之内，务令其气常聚而势常散。措置苟或失宜，忠信者失所凭依，奸诡者据为窟穴，迨至中人以下，为异说所簧鼓。群之害成于学，则人才丧其泰半，虽诛锄及之，而元气从此伤矣。……国朝力惩前弊，列圣以来，以社会与朋党二者为世切戒，故朝野清明，为往古所未有。光绪初，中朝士夫颇有清流品目，朋党萌芽焉。赖天子圣仁，旌别得宜，消释无迹。至于学校诸生，类能谨敕自守，无复胜国嚣、张旧习，迄今而奏牍上陈，竞称社会，若不知有前此禁令也。防之二百余年，而决于一旦，问何以故，曰：‘法外洋也。’”（《文集》卷一）

　　本月二十二日（7月10日），先谦与张祖同、叶德辉、刘凤苞、孔宪教、黄自元、汪楷、蔡枚功、郑祖焕、严家鬯等人，联名向陈宝箴递呈《湘绅公呈》，并附宾凤阳等原函，请将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先谦等人本来准备等梁启超回湘后，再禀请陈宝箴定夺，旋闻梁启超留京差委，遂于是日呈交。

　　《湘绅公呈》略云：“窃为政先定民志，立学首正人心。损益乃百世可知，纲常实千古不易。……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是聚无数聪颖子弟，迫使斫其天性，效彼狂谈，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伏乞大公祖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所惑。”（《书札》卷一《三致陈中丞》）

　　此前，先谦因名列时务学堂绅董，不少人误认为是他在主持时务学堂，故反对学堂时对他亦加以指责。至领衔公呈起，始被蔡枚功等人认为“已有悔心”。先谦表示自己从前对学堂之事本“无所闻知”，自然谈不上“已有悔心”。

　　按，《书札》卷一载有《复吴生学兢》一函，内容有二：一是驳斥重西学必有康梁之学的说法。他认为要学的是“西学”而非“西教”，况康梁自为一教，并非西教。他说：“至谓今日之事，亦趋重西学者，势所必至。及湘人俨分新、旧二党之说，则其中有尚须剖析者，不可不为吾友明之。所谓西学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国往来，朝廷不能不讲译学。西人以工商立国，用其货物，股我脂膏。我不能禁彼物使不来，又不能禁吾民使不购，则必讲求工艺以抵制之，中国机庶可转。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精能。国家以西学导中人，亦是于万难之中，求自全之策。督抚承而行之，未为过也；绅士和之，未为过也。故从前火柴、机器各公司，先谦与闻其事，确系中心之诚，以为应办，至今并无他说。然朝廷之所采者，西学也，非命人从西教也。西教流行，势不能禁。奸顽无赖从之，犹有说也；学士大夫靡然归美，此不可说也。至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西教。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二是对“先谦已有悔心”之说进行辩解：“先谦先谦因雠书事冗，又本性夙耽闲静，不愿多预人事，故从前学堂之事，外人以为先谦主持，群相指责，先谦实无所闻知。及见有悖谬实迹，同人督先谦首列具呈，先谦亦毫无推却。前后心迹，可以考见。来谕云蔡与恂先生批陈亭子课，云先谦已有悔心，此言可怪。……先谦依然先后一人，并无两样面孔、两样心肠，果有何事应改应悔乎？”

　　二十二日，即先谦等人递交《公呈》之日，光绪帝诏命各省大小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堂。二十五日（7月13日），熊希龄也联合黄膺、戴展诚、吴獬、戴德诚等绅，上书陈宝箴，痛陈湘省书院积弊，恳请遵旨力加整顿。二十六日，《湘报》刊登了熊希龄等人禀稿。

　　熊希龄等人《为整顿通省书院与黄膺等上陈宝箴书》中，列出岳麓、城南、求忠书院五大积弊：一“论资格，则非科甲清贵不能当山长。而科甲皆从八股出身，不知经史，奚明时务？”二、“分畛域，则非本地士绅，不能当山长。”三、“山长之不住院，则学生无所问难。院规无所整肃，士习由此败坏。”四、“山长不敦品，前院歌舞，后院礼乐。”五、“山长由私荐。一有书院缺出，则阴求贵要为之先容，甚有暗托同党。”同时提出了七个整顿措施，即定教法、端师范、裁干休、定期限、严监院、速变通。并请“仿江苏另延山长之法，将本年束修全行致送，另筹款项，延请博学主讲。”

　　二十七日（7月15日），熊希龄借离职之机，为学堂事上书陈宝箴，称先谦等人攻击梁启超等人是因为“卓如今春抱病回沪时，未及向各处辞行之恨也”，痛斥“王益吾师、张雨珊久住省垣，广通声气。凡同事者，无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则必设法排去之而后快”，声称“今既仇深莫解矣，请以此函为贵衙门立案之据，此后龄若死于非命，必王益吾师、张雨珊、叶奂彬三人之所为”。

　　《师伏堂未刊日记》六月十八日（8月5日）：“时务学堂教习皆去，因书院有人诋其教法太偏，专讲‘孟子’、‘公羊’者。时务学堂又禀各书院山长不好，须更换。熊秉三在《湘报》痛斥王、张、叶诸人，仇隙更深。”

　　又，二十七日，陈宝箴上奏朝廷，请毁《孔子改制考》书板。此前，宝箴曾将奏稿出示先谦，并与其面谈停止《湘报》。至六月一日（7月19日），陈宝箴停发《湘报》每月二百两的津贴银两，《湘报》改归商办。

　　《书札》卷一《致陈中丞》：“报馆一事，前面谈时，尊意拟即停止。后晤少穆，知系暂停。……窃谓报馆有无，不关轻重。此事无论公私，皆难获利。湘报题尤枯窘，公费弃掷可惜。揣知近日，必有以风气甫开有举莫废之说进者，盛意遂不免回旋。然值熊君决裂之馀，众口不平，转以报馆为多事，官评舆诵，莫不以停止为宜。”

　　《书札》卷一《再致陈中丞》：“赐读《请毁〈孔子改制考〉书版》疏稿，于厘正学术之中，仍寓保全人才之意，甚善！……但恐留此祸本，终成厉阶，有伤知人之明，或为大名之累。”

　　五月三十日（7月18日），《湘报》刊登了陈宝箴的批复，对先谦等人公呈和熊希龄等人上书给予答复，对双方加以调停。

　　陈宝箴批复略云：“一月以来，极为学堂一事弹心整顿，并非知而不为。及本月二十二日，接省城书院诸院长暨绅士数人公呈，并附呈院中诸生公函及钞呈手折，请整顿时务学堂。……后于二十五日，又接该绅公呈，请整顿通省书院。……该绅等于各书院院长具呈指斥学堂之后，甫及三日即有此呈，且昨日戴绅德诚来见，面称近日门户攻击之风甚盛，倘有人以德诚名并列具呈，请置弗论等语。及是日接收此呈，即有戴绅联名，且其弟展诚亦皆列名呈首。因复细加察阅，其中指斥诋诽之词，虽属泛论，若甚有不平之意者然。且于递呈次日，即刊入《湘报》，诚难保非传闻误会，怀挟意见，互相攻讦，有如戴绅德诚所云者。……若或互相倾轧，同室操戈，徒以快一时之意，从此自重之士，于桑梓振作之务，必致不敢预闻。”

　　《年谱》：“中丞批语含胡，但以众绅有门户意见，深自引咎。熊希龄、谭嗣同、毕永年诸人，缘此横日相仇，极意图陷。”

　　六月初七日（7月25日），光绪帝命将张之洞所著《劝学篇》颁发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部，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张之洞幕僚梁鼎芬自湖北致函先谦云：

　　近见湘省公启一首，严正平允，所驳超说，真足以卫学校、扶国家，惜所得尚少，不能遍散。此间刻有许尚书师、文御史奏稿，奉上数本，望以湘刻酬我。……请告张、叶、黄诸公，誓戮力同心，以灭此贼。（《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

　　本月，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师生又签订《湘省学约》，提出正心术、核名实、尊圣教、辟异端、务实学、辨文体、端士习等七条约定。学使徐仁铸查究“倡议主笔之人”，先谦“挺身独任”，表示要维护“名教纲常”。

　　《年谱》：“会书院诸生公议，在学官传集同人，商立议约，厘正学术，语皆醇正，并无触犯。徐学政闻之，即饬学宫究明倡议主笔之人，将加惩办，余挺身独任，徐遂无言。”

　　《书札》卷一《复洪教谕》：“徐宗师以开学宫，立议约，究明倡议主笔之人。伏查此次邀集绅董，出自城南、求忠诸生，次日始至岳麓。斋长来言，知单随到，上注‘书院公启’字样，却无主名之人，亦向例也。弟届期到学官，见《学约》大张书字，陈列案上，其谁为主笔，无从查询。惟见约稿中有‘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等语，未免过甚，援笔删去，大众亦皆允从弟不候同人而去。当日诸公先后到者，耳闻目睹，谅皆同之。至约中所称康有为民权、平等之说，断不可从，此弟深以为然者。……总之，学术非可强同，何况名教纲常之大，岂有稍容假借？弟在讲习一日，必竭一日维持之力，雷霆斧钺，所不敢避。如宗师必查究倡议主笔之人，即坐罪弟一人可也。”

　　七月初六日（8月22日），时务学堂学生控告岳麓书院生宾凤阳等“匿名揭帖”。陈宝箴、徐仁铸饬令传讯，先谦又与陈、徐多次争辩，几成水火。

　　按，《书札》卷一《四致陈中丞》附书院斋长杨宣霖呈词云：“昨初六日，时务学堂学生张伯良等，以生等刊刷揭帖控院。”

　　时务学堂诸生《禀词》中，控告先谦等“假学术为名，觊觎谋占学堂总理及教习各席，挟嫌捏词，具呈抚辕”，宾凤阳等“造为谣谤，蛊惑人心，并将前次原函，添加蜚语，谓‘学堂教习争风，择堂中子弟文秀者，身染花露，肆行鸡奸’，刊刷揭帖，四处张帖分送，冀以泄其私忿。”请求陈宝箴、徐仁铸传讯宾凤阳等人，严加追究。先谦随即上书陈宝箴，辨称时务学堂诸生“徒以前此先谦等为学堂事公具呈词，举宾凤阳等所上先谦书为证，含恨而欲一泄之，今忽以揭帖架词，图入人罪”，又称“四处分送之说，全属子虚。而揭帖之由来，甚为暧昧。以学堂得之、学堂呈之之私物，而诡称岳麓生所为，殊觉远于事理。”最后，先谦表示：“若使宾凤阳等以上书先谦及先谦呈书台端之故，而令宾凤阳等身受讼累，先谦复何颜面以对书院诸生？幸宏解网之仁，收回成命，亦为先谦稍留余地也。先谦孱躯善病，近复加剧。主讲之任，非复能任。谨即告退，希择明师，以完残局。”（《书札》卷一《三致陈中丞》）

　　先谦《与徐学使仁铸》呈中亦有云：“弟忝居讲习，从不袒护生徒，至此事由来，因诸生欲厘正学术，遂至鬼蜮横行，恣意诋斥。弟蓄愤未摅久矣，不敢不引为己任，一雪斯言。阁下主持康教，宗风所扇，使承学之士，望景知归……惟事必行之以渐，似不宜过于迫急，若以威势强人服从，则与西国以兵力胁持行教何异？”（《书札》卷一）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训政，戊戌政变发生。此前，陈宝箴、徐仁铸先后致函先谦，函中语气遽变。

　　《书札》卷一《四致陈中丞》附有陈宝箴致先谦的复函，内有云：“公之不袒书院诸生，弟所深悉；弟之不袒学堂，独不蒙见谅。……前说湘中物望在公，弟亦忝长群僚。公如朝辞岳麓，弟亦夕去湖湘矣。”

　　《书札》卷一《与徐学使仁铸》附八月初四日徐仁铸函云：“前此见三学宫学约，平正切实，并非守旧，心极器之。故曾有查问主笔之举，拟奖而扬之也。”

　　《年谱》：“时务学堂学生呈控宾凤阳等匿名揭帖、诬蔑伊等，就宾等元禀添砌多语，抚、学竟准讯究惩办。余函致中丞辞馆，复书挽留。余虞轩中丞时为藩司，向中丞立言因此影响之语，致王某辞馆，有碍体面。中丞答云：‘岂但辞馆，我要参他。’盖其时适奉中旨：‘官绅阻挠新政，即行正法。’陈语已伏杀机，而余初未悟，复函致抚、学抗论。两人复信，转机委婉，时已八月初旬。康有为事败逃窜，亦自知不保也。”

　　二十一日（10月6日），陈保箴革职。次日，布政使俞廉三补授湖南巡抚。随后，余廉三下令停止一切新政，先谦又上书申述“工艺兴而国可活”的道理，力陈制造公司不能停办。

　　《书札》卷一《致俞中丞》：“今日之商务，非为国计也，销洋货而已。蕃舶市奇，我不能遏；民情喜新，官不能禁。财外流而不还，国日穷而莫悟。骨髓枯尽，肢体坐僵，外人取之如风埽箨，危亡之兆，岂待智者而知哉？及兹不图，虽使关埠罗之于衢逵，铁轨通行于陬澨，祗自朘削，何益毫毛？是故奇技巧工，从前所应屏除，今日断宜倡导。民开其智，而后国藏其富。我之物可达于远，而后彼之货自阻于行也。……故今之要务，在朝以明政刑为亟，在野以讲工艺为先。政刑举而民不偷，工艺兴而国可活。……湖南制造公司，迭经香帅于《请从缓加税疏》、右帅《请仿西法炼钢疏》上达天听。此时维持保护，仰仗我公。倘蒙如请允行，俾得有所借手，不独公款商股，悉荷成全，将来国计民生，非无裨益。”

　　二十四日（10月9日），慈禧太后谕令恢复维新期间被废除的科考制度，先谦又作《科举论》（下），反对恢复科举旧制。

　　《书札》卷一《科举论》（下）：“光绪戊戌夏，奉旨废制艺、试策论。已而康有为逆案事觉，新政复旧，作《科举论》（下）。或曰：‘甚哉，论事之不可喜新也，以朝廷数百年之成法，遵奉之唯恐或失，一旦视若弁髦，乃欲并制艺废之，乱党之设心亦巧矣。子非力攻乱党者乎，何立说之相似也？’予曰：‘是未可以概论也。夫康党立心背畔，议改制度以眩乱天下耳目，其欲变衣冠、更宪法，断不可行者也。自我朝开国以来，官制非不时有损益，彼既裁冗职，复请设散卿，自相违覆，此大谬也。至于制艺，则豪俊有志之士，类不乐为章句所困，而庸庸者因之束书不观，人才消耗，半由于此。又其体实已灭裂，群激而为废之之言。’……曰：‘今科举已复旧矣，子言太切，吾惧子且得罪。’予曰：‘相时宜为张驰者，国家化成之妙也。抒至言以备采择者，臣民献纳之诚也。若子谀媚之词，则非吾所愿闻也。’”

　　本月，苏舆将攻击变法维新的言论，纂辑成《翼教丛编》六卷。

　　《年谱》：“门人苏厚康孝廉为《翼教丛编》若干卷，于康梁造谋、湖南捍乱，备详始末，亦佳书也。”

　　本月，赖承裕调邵阳，先谦作有赠序。

　　《文集》卷七《赠赖子佩大令之任邵阳序》：“八月丁亥，皇太后垂帘训政，巡抚落职，积憾于侯，遂有邵阳之调矣。”按，赖承裕，字子沛，福建侯官人。

　　夏秋间，先谦有函答周榕湖问教幼童读书法。信中云“鼓动其忠君爱国之心，然后与之讲求时务”。

　　《书札》卷一《复周榕湖》：“大凡幼童读书，宜专壹，不宜涉猎。所谓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又其性灵虽启，体质未充，犹应节宣爱护。群经之外，《史》、《汉》、《文选》，不能不读。《通鉴》先熟御批，前史已得梗概，即令贯通国朝掌故，如《圣武记》、《东华录》诸书，列为日课，务令周悉本朝贻谋之善，仁泽之深，为前古所未有，以鼓动其忠君爱国之心，然后与之讲求时务。推广作用，庶可望为通知今古、本末兼赅之士。若根底不固，即令泛览杂家言，处此艰危之时局，群吠纷纭，未有不为横议所摇撼者。”

　　按，周榕湖为周嵩年之子。光绪二十六年《周跻睿慕陔元日赠诗次韵》内“即论家山恐未真”句自注云：“君子榕湖”。（《诗存》卷十五）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  五十八岁

　　主讲岳麓书院。

　　《诗存》卷十五《自岳麓书院过牛头洲回寓园》：“山桃犹照眼，洲柳尽低眉。春满朱张渡，天清屈贾祠。夜步栖亭稳，江城隔岸通。东坡诗镜里，来往一帆风。”

　　正月，与王闿运有往来。

　　《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六日写道：“晴。煊往祭酒家看戏。笏山不至，改请官场及武营，兼请诸爵主及诸名士，门多杂宾，信乎其杂也。惜其位望不足副之。”

　　二月初三日（3月14日），致函缪荃孙，论及康有为。时《汉书补注》正在刊刻，《后汉书集解》亦成初稿。函中有云：

　　尊论康逆造意，勘见至隐，至谓志在开化者，并无附逆之心，实不敢信其必然，此辈引事，出人意表，持此以往，更何事不可为邪？……先谦刻《汉书补注》，今岁可成。……先谦又为《后汉集解》一书，业经写成初稿，尚待辑定。同辈中有为此学者，幸请吾弟敦劝写示，但愿有裨书义，非前人所已言，必为录入。

　　本月，杨颐卒。先谦应其长子彦深之请，作墓志铭。时先谦文集正在编纂中。

　　《文集》卷九《诰授光禄大夫兵部左侍郎杨公神道碑》：“公讳颐，字子异，蓉浦其自号，晚更号蔗农。茂名杨氏。同治乙丑进士。……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于家。”按，本文收入《续碑传集》卷十五。

　　《书札》卷一《复杨世兄彦深》：“前由周桂午同年处递到赐函，……勉答盛意，成神道碑铭一篇，仍寄周桂午同年转呈察收。其中应补叙者，便乞代为增入，仍望从速垂示，以便录登拙集，是为至幸。”

　　六月，与宝善成制造公司工师曾昭吉有过冲突。

　　《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晴。凉。莲弟来云：‘王先谦骂曾昭吉，一万金送去矣’。”

　　《书札》卷二《与陈佩蘅》：“工师曾昭吉，系陈右帅所信任，以为深明制造。然其志惟在多得钱，一经委派，挟上宪以自重，不复受绅士商量。”

　　八月，宝善成制造公司饬停。

　　《与陈佩蘅》：“自陈右帅任内奉文开办之日起，至俞虞帅接任饬停之日止，经营四年，废于一旦。……计开：光绪二十二年冬腊两月，草簿一本；又二十三年正月至二十五年六月，各项总簿四本；……又日用簿（二十二年冬月起，草簿一本；二十五年八月至，油簿六本）共七本，共簿一十七本。”按，据此可知公司停于八月。

　　十二月，日本东亚同文会汉口总办宗方北平来函，欲拜访先谦，并赠《同文会章程》三本，及往日所作《东方时局论序》一篇。先谦复函谢绝来访。

　　《书札》卷一《复日本宗方北平》：“曾为贵国《源流考》一书，根据中国史志，参辑贵邦图籍，颇有斐然之观。惟明治以来，搜讨不悉，迟未付梓。阁下东邦巨擘，博及群书，尚乞将来有以惠我。高轩之过，万不敢当。疾疢在身，尤恐以失仪获咎。愿托神交，附于海外文字契好之末，何如？”

　　按，《书札》此函后附有宗方北平来书，落款时间“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先谦复函中云“先谦自督学江南，身婴末疾。乞休旋里，已四十年。忽忽六旬，精力衰耗。”此处“四十年”当衍一“四”字。

　　又按，去年（1898年）成立的日本东亚同文会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组织，它具有进行谋略谍报活动的职能。”

　　本年十月，江标卒。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六卷：“（江标）遽以十月十九日（1899年11月21日）卒于里第。”

　　本年，与叶德辉、朱莼卿、敬安等有往。

　　《诗存》卷十五有《次韵叶奂彬二首》、《次韵送朱益浚纯卿太守赴沅州》《寄禅诗云“出世尚为人所忌浮名终与道相妨”，感而奉和，再次前韵》等。

　　《郋园学行记》：“有《昆仑百咏》律诗二百首，则已亥年与朱莼卿中丞益浚、王阁学师、易实甫观察顺鼎观剧唱和之作。”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  五十九岁

　　主讲岳麓书院。

　　二月，《汉书补注》百卷刻成，先谦自为序。

　　先谦序中论述了自颜注以下几十家《汉书》刊、注本，及其优劣得失，交代了自己补注班书的起因和过程。

　　《文集》卷六《〈汉书补注〉序》：“自颜监注行而班书义显，卓然号为功臣。然未发明者固多，而句读讹误，解释路驳之处，亦迭见焉。良由是书意蕴宏深，通贯匪易。……宋明以来，校正板本之功为多。国朝右文兴学，精刊诸史，海内耆古之士，承流响风，研穷班义，考正注文，著述美富，旷隆往代。但以散见诸书，学者罕能通习。先谦自通籍以来，即究心班书，博求其义，荟最编摩，积有年岁，都为一集，命曰《汉书补注》。”

　　按，唐代颜师古注《汉书》，于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五种注本外，增荀悦《汉纪》、崔浩《汉纪音义》、郭璞注《司马相如》等家注解，计二十三种。然而，对萧该《汉书音义》、包恺《汉书音》、姚察《汉书训纂》等隋人注解，师古一概屏斥不录。颜注《汉书》，有宋仁宗景佑二年余靖、王洙校本，即景佑刊误本；稍后，有宋祁合十六家校本；至宁宗庆元中，建安刘之问又取宋祁校本，用十四家本参校，又采入萧该《音义》、司马贞《索引》、孙巨源《经纶集》、《学官考异》、章衡《编年通载》、杨侃《两汉博闻》、《汉书刊误》、《楚汉春秋》，史义宗本《西京杂记》、朱子文辨正、孔仲武笔记、三刘刊误、纪年通谱，刊之为建安本；明代，南监本即用建安本，但于注本刊落甚多。汲古阁本用建安本，注本完足而去其序例，又于《艺文志》、张良、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贾谊传后附张佖校语六条，而三刘刊误及景佑本皆未采。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汉书》，用监本。清人讲求板本之学，研治《汉书》者，多用明南监本。此外，还有王念孙父子校景佑本、钱大昕校闽本（明周统勋、乔柯等刊）、朱一新校汪本（明汪文盛刊）、叶德辉校德藩本（明德王刊）、王先谦校干道本（宋干道本）及北监本等等。

　　先谦《汉书补注》（下简称《补注》）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作了以下工作：一、版本和文字的校勘。《补注》以明代汲古阁本为底本，参校众本。先谦《序例》云：“以汲古阁本为主，侣说并入注文，尊用官本校定，详载文字异同，备录诸人考证，颜氏序例、宋刘校语，粲然具列。汲古阁本文字无定，《补注》悉仍其旧，或有讹脱乖误之处，依前式加以注正。”

　　二，前人对班《志》的注释不多，《补注》补充了这些方面的罅漏。《汉书》“地理”一志，疑难颇多；“天文”、“律历”二志，师古无注，先谦《补注》在这些方面搜采尤为致力。《序例》云：“其不见《地志》者，皆因免侯并省。亦有侯表相符而《地志》不言侯国，则班氏失书也。其有先国而后县，或一国而前后两封，取覆《表》、《志》，原委成在，疑讼已久，特为揭明。”（《年谱》）《补注•律历志》又云：“元魏郦道元《水经注》一书，于汉世水道曲折具存，实为疏班《志》而作，前人引用不得要领，兹编于郦注诸水，颠末悉备。同郡之水，则云‘自某县来，下入某县’；隔郡之水，则云‘自某郡某县来，下入某郡某县’。脉络毕贯，胪载无遗。更取历代水地诸书，订正讹谬，读者因郦证班，即汉考古，然后递推诸史，上下数千年地理可以了然胸中。……律历、天文颜氏无注，国朝钱，李诸儒洞贯刘术更迭，推衍三统，以明天文，图籍纷呈，管窥数岁，补苴阙漏，藉竟余功。”

　　三、对礼制、政治制度等也进行补注与考证，疏解了不少疑问。如《补注》引吴仁杰对明堂的考证，解决了郑玄、杨倞等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又如大搜客制度的起源，《补注》采用了周寿昌引《淮南子•天文高注》二冬时大搜客的看法，证明战国时期列国分立的制度仍在，各国人民出入关要用传，居住他国称客，还要大搜逐客。

　　四、《补注》还纠正了《汉书》在流传中产生的一些错误。如《地理志下》“本秦京师为内史”，《补注》：“先谦曰：汉之京兆，冯翊扶风是也。又，宏农郡亦有内史东界扩之。全祖望云：‘内史三十六郡内，尊京师也。《续志》、《晋志》皆误以为三十六郡之一。’案，《史记》裴驷注、王应麟《地理通释》、胡三省《通鉴注》误同。”又如《礼乐志》“今叔孙通所撰礼义与律令同藏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补注》：“刘攽曰：‘法家’当属上句。先谦曰：刘说非也，《艺文志》：‘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理官者，掌刑法之官；法家者，习刑法之家也。官书无藏于私家之理，特礼仪以藏在理官，而法家又无讲习之者，故不传耳。”又如“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补注》引王念孙曰：“《汉纪》‘赵’做‘楚’，是也。”先谦曰：“王据误本《汉纪》改赵为楚，失之。”

　　《补注》对前人考证及有关资料搜采全面丰富，而又择取谨慎，成为学习研究西汉史的必备之书。当然，问题也存在不少，故前人对其评价多功过参半。兹录数则如下：

　　杨树达《〈汉书窥管〉自序》：“清代朴学云兴，鸿生巨儒多肆力此书，及其末造，同邑先辈王葵园先生从事采辑，为之补注，奥义益明，《地理》一志尤为卓绝。自是读《汉书》者人手一编，非无故也。……《补注》篇帙虽富，遗义尚多。”按，杨树达还撰有《汉书补注补正》一书，纠错甚多。

　　陈直《汉书新证》：“清代治朴学者，兼治《汉书》，王先谦先生，采集为《汉书补注》。王先生优点，自己创见并不多，排比校雠之役，且多假手于他人。但以本书引证本书，予初学以极大便利。王先生之缺点，是各家之精华，如钱大昭、周寿昌诸人，采摭均有未备。且剪裁截合，往往与作者本义相违背。”

　　此外，《补注》讹缪也不少。如：

　　一、注释和考证谬误。如汉光禄大夫，本无印绶，可是先谦误引《通志》资料，说是印，反疑《百官表》中所载不正确。《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有“博阳节侯周聚”语，“博阳”系“傅阳”之误。先谦承袭这一错误，把周聚说成博阳侯。又如《谷永传》：“阖门高枕为智者首，愿君侯与博览者参之，小子为君侯安此。”《补注》引周寿昌曰：“书中称小子始此。”然“小子”作为自称，先秦有之，《尚书•汤誓》：“非台小子，敢行称乱。”《诗经》、《论语》等皆有此称。

　　二、前后不能互证。如《吴王濞传》先谦案：“高帝、文帝时有吴郡，景帝后合并之。”而《补注》于秦郡、高帝所置郡中却都没有提到吴郡。”

　　三、未达文理而误。如《史记•陈涉世家》：“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苻离人葛婴将兵循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洪诚先生云：“铚、酂、苦、柘、谯于方位上皆在蕲以西，陈涉实与葛婴兵分两路，攻铚、酂的仍是陈涉。《补注》地理志注上之二沛郡赞下谓攻铚、酂五县者为葛婴，未达文理而误。”（洪诚《训诂学》第二章）

　　四、错字。如《律历志》内“上元甲寅岁”，“寅”误为“历”；“距义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千祀”误作“干祀”，等等。

　　六月，为王爵棠所建珠晖塔作记。

　　《文集》卷十三《珠晖塔记》：“珠晖塔者，今安徽巡抚衡州王爵棠中丞所建。……落成于光绪丁酉。……庚子夏六月记。”

　　七月初三日（7月28日），礼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因反对围攻使馆和排外宣战，被杀于京师菜市口。先谦闻讯，有诗《闻徐小云尚书、许竹篔侍郎、袁磢秋太常之死感赋》。

　　《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纪》：“（五月）癸卯，命许景澄，那桐往告各国公使速出京。自庚申至于是日，皇太后连召王大臣等人见谘，众论载漪，持战议甚坚。载勋、载濂、载润、徐桐、崇绮、启秀、溥良、徐承煜等更相附和，荣禄依违其间，独许景澄、袁昶言匪宜剿，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辞殊切直。……（七月）壬寅，杀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

　　《清史稿》卷四七三《许景澄传》：“许景澄，字竹筼，嘉兴人。同治七年进士。……十年出使法、德、意、荷、奥五国大臣，兼摄比国使务。”

　　本月二十一日（8月15日），慈禧太后携光绪帝离京西逃，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先谦作《闻銮舆西幸》诗。

　　按，光绪三十年甲辰先谦《李幼梅寄示其祖文恭公星沅及其父编修公杭馆课诗赋卷，为题此诗》有云：“忆岁庚子天降灾，联军横海窥燕台。翰林之署庶常馆，栋宇俄顷成烟埃。文渊早陪校理列，四库图籍安在哉？衣冠文物亦异昔，故家遗泽吁可哀！”（《诗存》卷十六）

　　闰八月二十八日（10日21日），承继祖坤为子。时先谦病甚。

　　《年谱》：“闰八月二十八日，承继再从弟先泰之次子祖坤为子。……各国联军于八月自天津进犯都城。乘舆西幸长安，东南人心皇然，湘省尤甚。家人固请乡居，余方病甚，笑曰：‘移乡固稍安静，脱余有不测，祭奠无人，尚成何景象乎？’于是承继之议定。”

　　按，时先谦亦曾准备乡居，并将藏书全检入箱。（见本谱明年四月与缪荃孙函。）本月，门人湘乡陈毅、平江苏舆刻《虚受堂文集》十五卷成，二人各为一序。陈序称先谦所为“各体古文，一以姚氏宗旨为归，而进求合乎先儒义理之学。”苏序称先谦文章“根氐往籍，抽析新理”。

　　陈毅序略云：“昔姚惜抱以理学名儒，类纂《古文辞》，主张后进，海内翕然奉为圭臬。粤寇之乱，厥学■微。吾师长沙祭酒，怒焉而忧，以学术之盛衰，引为有心世道君子之责，于是裒采乾、嘉、道、咸诸名人集，按类编次，续姚之书，而所自为各体古文，一以姚氏宗旨为归，而进求合乎先儒义理之学。先生固不欲以文名，而文必如先生，乃可谓独精者。先生之言曰：‘乾嘉巨儒，立汉学之名，诋宋儒言义理为不足述。独惜抱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一阙。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故其为文，原流兼赅，粹然一出于醇雅。’夫先生于经、史、诸子、国朝掌故，皆尝钩稽参订，著有成书。固非不能以考据名世，而必若世之德离倩霜、袭取宋学为高者，然而其扬榷惜抱立言如此，则先生之自任斯文，实重且远，而所以探讨义理、发之于古文辞者，皆吾党小子所得而略言之矣。……近世已来，士夫多厌薄中庸，务摭取荒徼异言，著为文说，謑诟我政制经典，而谬能救之敝，其祸较战国横议为列。先生独能主持正学，放距邪诐，俾其说不至深中乎风教。先生之引学术盛衰为有心世道之责者，毋乃在乎是？……毅受学先生有年，知先生之学，惟毅独深。每先生一文出，辄得先读。读辄录之，积有年岁，遂成巨帙。乱离既肇，人事日繁，深恐师说之存于毅者，或及身而散失，因与平江苏厚康孝廉各出所录若干篇，仍谨依先生《续古文辞类纂》之例次第之，都十五卷，梓而刊行。”（《年谱》）

　　按，徐世昌《晚晴移诗汇》卷一百八十二：“陈毅，字诒重，号郇庐，湘乡人，光绪甲辰进士，历官邮传部参议。有《郇庐诗文集》。”

　　苏舆序云：“吾师葵园祭酒，曩曾庚续桐城，纂次各家，固亦循唐、宋之轨辙，而其为文醇懿盘郁，独追古初，奄有众家之长。遏而积之，挹秦汉之精，而不掩其疏达之气，可谓极天下之智勇、祛文家之偏畸者。盖先生上自周、秦、两汉之书，下逮近代掌故之录，罔不纂述成书。既世之所推考据家，复以馀事发为文章，根氐往籍，抽析新理，灿成统纪，各还分职。敛焉而弥闳宏，挹之而愈不尽。又其卫道爱国之诚，缱绻方寸，时见于意言之表，真有合于昌黎所云者。若其考核详密，源流毕赅，遣字积语，较量铢黍，视姚氏以下，殆或过之已。”（《年谱》）郑振铎《晚清文选》收晚清一百二十七人，共四百八十篇文章，其中王先谦文章最多，达二十八篇。序言说：“这一册里有许多文章，对于我们这一个时代，还是对症之药，并非泛泛的搜集名篇佳文的一部‘文选’而已。”

　　又按，今《虚受堂文集》增《鲍太夫人年谱》及李慈铭、郭嵩焘等人所作墓志铭文为一卷，共十六卷。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二十一《虚受堂文集十六卷》云：“是集为其门人陈毅、苏舆所编次。卷十六为先谦所撰其母鲍太夫人年谱，及诸家传志诔赞之文。专记母德，究以别行为宜，不当入集也。”

　　九月，书局刻医学书《丹溪全书》成，先谦作序。

　　《文集》卷六《〈丹溪全书〉序》：“金元之际，河间、絜古、戴人、丹溪诸家，于是医学美备，而丹溪号为集大成。……余遭家艰屯，亲属夭亡，多为药误，痛医术之不明于世。同邑陈鉴舟孝廉夙精斯道，尤服膺丹溪之书，相与商榷，亟用书局公钱刊行，而孝廉力任雠校之事。”

　　十月，农工商务局纂《约章分类辑要》书成，先谦作序。

　　《文集》卷六《〈约章分类辑要〉序》：“湖南之有洋务，后于诸行省。光绪戊戌，山阴俞公来抚是邦，始开农工商务局。适奉旨饬纂《约章》，颁行遵守，命蔡伯浩观察董其事。……既成，嘱先谦序其首。”

　　十二月，《律赋类纂》十四卷刻成。是编为先谦与苏舆商辑刊刻，书成，属苏舆作序。

　　苏序略云：“吾师葵园祭酒尝诏舆云：‘赋虽小道，自非学识登闳、义法晓畅，为之未易以工。趣俗者域肤近，骛材者骋博艳，涂轨多歧，风会斯靡。时至今日，词翰非急。顾念功令所著，垂二百年。魁儒硕士，作者代兴，非有编辑，其曷取资？’爰出旧藏暨试士所得，命舆裒录尤雅，详加鉴别。分类凡七：曰体物，曰述古，曰征文，曰明道，曰论治，曰献颂，曰拟古。都如干篇，命日《类纂》。又以名家法式，率本先民。稍录古赋，用殿全编。俾来者因类以讨义，循流而溯源。”（《年谱》）

　　本年，为杨恩寿诗集作序。

　　《文集》卷三《坦园诗存序》：“杨君蓬海……近都其集，始道光丁未至光绪己亥，为卷十四，属余序。”

　　本年，瞿鸿禨曾邀先谦再出为官，先谦辞拒。

　　《郋园学行记》：“庚子瞿公赴行在，先有入军机之信，因与王阁学语曰：‘公不出山，则劝叶某出山。……’阁学亟止之曰：‘此非知叶某者，叶某是吾之行秘书，吾所著书，非经叶某参校不敢自信。叶去则吾书不成矣。公勿多事，断我右臂。’相与一笑而散。”

　　本年，缪荃孙自编《艺风堂文集》七卷、《外编》一卷成。

　　本年六月二十六日（7月22日），陈宝箴卒。

　　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散原精舍文集》卷五）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  六十岁

　　主讲岳麓书院。

　　正月初三日（2月21日），清廷谕令惩治庚子之役“肇祸”诸臣，令载勋、英年、赵舒翘自尽，毓贤、启秀、徐承煜正法。先谦闻讯，唏嘘不已，作《恭读谕旨，庄亲王及英、赵赐自尽，启、徐、毓正法，赋此》、《次韵汤聘珍柚庵感怀》等诗。

　　《诗存》卷十五《恭读谕旨，庄亲王及英、赵赐自尽，启、徐、毓正法，赋此》诗云：“谁遣燕郊走百魔？不应国事尽依阿。竖牛专柄危将至，侯马全身幸已多。终竟晁生须死谢，空闻延广诩横模。冤魂碧血无人惜，其奈皇舆板荡何！”

　　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致函缪荃孙，索其骈文。九月，江鄂书局在江宁开局（后改名江楚书局），缪荃孙为总纂。先谦函略云：

　　谦近刻《日本源流考》、《骈文类纂》二书，《类纂》一用姬传先生《古文辞》例，稍有变通，采摭颇广，本前八年所创稿，今更定卒成之。吾弟骈文，务寄数十篇惠我，书成必速，切盼来函。蓉生没后，其遗著经伊令弟苗生寄我，谦去秋拟乡居，藏书全检入箱，蓉生遗编他处难觅，亦乞选寄数篇。爽秋、竹筼之文，能否代致。”

　　《艺风老人日记》六月十四日：“接长沙师书，索骈文。”

　　约本月，作龙起涛墓志铭。

　　《文集》卷十《诰授朝议大夫湖南常宁县知县龙君墓志铭》：“君讳起涛，字仿山，禹门其自号，永新龙氏。……庚子七月初七日，卒于湖南省城，距其生道光十二年壬辰十月初三日，年六十九。越岁辛丑四月二日，权厝善化东乡养廉山。”

　　六月，重刊《景教碑文纪事考正》将成，于夏至日作有后序。序中论述了对宗教起源的看法，认为“敬天之理，古今所同”，“求其行万世而无弊者，唯我孔子之教也夫”。

　　《文集》卷六《重刊〈景教碑文纪事考正〉后序》：“周地之民，瞋瞋而行，倨倨而卧，无异牛马也。见夫苍苍者高无与并，则神之；明明者疾莫能追，则神之；烈烈者热不可执，则神之。以致鬼怪之毒害、物类之侵逼，莫不相与神之。术智者出焉，因其人之敬畏，导以崇奉之礼、祷祀之辞，而教始萌芽。思夫天地如此其辽远也，盖有造分天地者；人类如此其蕃滋也，盖有主持人类者。于是为教者之论说纷、邪正杂矣。……谟罕默德摩尼之藉教以行其私也，杨氏详之矣。余尝旁考中国传记，亦颇有与西书合者。……窃试论之：敬天之理，古今所同。福善祸淫之训，上帝有赫之歌，《诗》《书》略陈之，以垂世戒。虽以子贡之智，不闻孔子言天道，夫子言‘敬鬼神矣’，然答季路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夫子作《赞》，惟返而求之于人事，岂不以垂教之旨当如是耶？……佛之为教，清虚浩旷，可为养性清心之助。然印度教戒杀蛇虎为殃，则道固有时而穷矣。求其行万世而无弊者，唯我孔子之教也夫。光绪辛丑长至。”

　　七月初一日（8月14日），六十寿诞。

　　按，余廉三、李桢、叶德辉等人所作寿序，收入《年谱》宣统三年。

　　本月，辑《骈文类纂》四十四卷成。是编仿姚鼐《古文辞类纂》体例，分为论说、序跋、表奏、书启、赠序、诏令、檄移、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哀吊、杂文、词赋等十五类，近一千五百篇。先谦自为序例，谈及编纂是书的起因和过程。

　　《文集》卷十五《〈骈文类纂〉序》：“姚氏《古文类纂》兼收词赋，梅氏《古文词略》旁录诗歌，以为用意则深，论法为舛。骈文之选，莫善于王闻修《法海》、李申耆《文钞》，倾沥液于群言，合炉冶于千载。顾王则题目太繁，李则限断未谨，所居之代，抑又阙如，不足综古今之蕃变，究人文之终始。美犹有憾，斯之谓与？屏居多暇，旧籍盈几，辄复甄录尤异，剖析条流，推宾谷《正宗》之恉，更溯其源。取姬传《类纂》之名，稍广其例。座中百琲，尽是明珠；机间九张，无非文锦。使异代之上，晤言若亲，寰海而遥，光气不隔。藻翰飞腾，屈宋之芳无歇；商量邃密，叶德辉、张祖同之力为多。凡类十五，卷四十有六。间亦区其义例，第其时代，为上、中、下编云。”

　　序中又指出前人骈文中的弊病，认为“词气之兼资，乃骈俪之总辖”，提出了“参义法于古文，洗俳优之俗调。选词之妙，酌秾纤而折中；行气之工，提枢机而内转”的主张。其言略云：

　　文章之理，本无殊致，奇偶之生，出于自然。丽辞所肇，通变所宜，彦和辨之究矣。引其端绪，尚可略言。古今文词，递相祖述。胎化因重，具有精理。……案，造句但可偶摹，无滞迹象；采语缘于兴到，纯任天机。意之为用，其出不穷，贵在于古为新，因规入巧。……至于隶事之方，则亦有说。夫人相续而代异，故文递变而日新。取载籍之纷罗，供儒生之采猎。……意乖事舛，往往而是。……若简文《马宝颂》云“尧舜不足宪章”，孝穆《代贞阳侯书》云“汤武方于儿戏”，此属词失当也。其《与王太尉书》云“霜戈雪戟，无非武库之兵；专耀齐威，非夸王众”，而子安《滕王阁序》云“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以电易雪，指齐为王，此绎文不审也。“■弧箕服，实丧周邦”，（按，《国语•郑语》：“■弧箕服，实亡周国。”）二龙降庭，何预夏事？而骆宾王《代徐敬业檄》云“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此使典差谬也。……此随笔增窜也。亦或格律太和，翻失古节。琢句凡近，便成律赋。凡此诸弊，大伤文格。鄙生沿习，未知所底。……至词气之兼资，乃骈俪之总辖。汉魏之间，其词古茂，其气浑灏。纵笔驱染，文无滞机。六朝以还，词气丰厚。羡文衍溢，时病烦芜。宋元以降，词瘠气清。成语联翩，只形剽滑。明初刘、宋，略仿小文。自时厥后，道益榛芜。虽七子大家，阙为斯式。华亭崛起晚末，抗志追摹。词采既富，气体特高。《明史》称工，非溢美矣。昭代右文，材贤踵武。格律研而逾密，风会启而弥新。参义法于古文，洗俳优之俗调。选词之妙，酌秾纤而折中；行气之工，提枢机而内转。故能洗洋自适，清新不穷。俪体如斯，可云绝境。（《骈文类纂序》）

　　八月十六日（9月28日），清廷批准户部所拟筹款支付庚子事件赔款办法，湖南岁摊七十万两。先谦与众绅会商，提出以盐税加价征收赔款之法。

　　《年谱》：“时东、西洋诸国，胁和退兵，赔偿兵费，派之各省。湖南岁定七十万两，官府议举行房、亩各捐。余恐扰民，言于蔡伯浩观察乃煌，会商众绅，创为计口收捐之议，仍取之盐价，每斤加收四文，岁得巨金，偿款以足而民无扰累，蔡之力也。”

　　《书札》卷二《与蔡伯浩观察》：“前谒领大教，备悉中丞以湘省分仞偿款，为数至巨，无可筹措，官场请办亩捐诸事，拟即允行。惟阁下以扰累地方为忧，坚不与议。中丞亦遂幡然，属与诸绅筹商良策。先谦仰体阁下爱养湘民德意，敢不竭诚赞画？昨与同人商榷再四，他事筹款，无不扰民之政，独取之盐务，较为不著迹象，可得多金。”

　　旋又函呈按察使蔡伯浩、湘抚余廉三等，请求以提交赔偿之余款开办工艺学堂。本月初二日（9月14日），清廷诏命各省城书院均改设大学堂，先谦认为“建立学堂，苟不得其统宗，鲜不为所瞀惑”，“今日中国急宜举行，惟在工艺之学”，故有此举。

　　《书札》卷二《再与蔡观察》云：“方今工艺不兴，则海外漏卮不塞，华民生机将绝。”《三与蔡观察》又云：“工艺不兴，则民困难纾。而民财日竭，局外代筹，焦思无术。”《与但方伯》亦云：“今日中国急宜举行，惟在工艺之学。”

　　得到余廉三批准后，先谦又上书陈述兴办工艺学堂的紧迫性及具体措施。他把工艺学堂应学的内容区分为格致、图画、化炼、制作、工程、测量、种植、开采、书式、机器制造等十大门类，并提出筹经费、建学堂、择教习、招学徒、设管领、附建制造所、区分学目、游历外国、设劝工场、奖励学生、奖励捐输等措施。

　　《书札》卷二《与俞中丞》：“窃某等前请将口捐款内，酌提一二成为兴工经费。……今合众公议，欲振兴工艺，莫急于先设工艺学堂。良以强邻环伺，时变孔殷。泰西各国，恃其船坚炮利，以相欺凌。尤恃其声、光、化、电之学，以相夸耀。然究其所学，皆工艺之学也。盖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之学，期明道而习为空谈；西人之学，尚制器而事归实用。是故浮慕西法，建立学堂，苟不得其统宗，鲜不为所瞀惑。正其名曰工艺，而学堂之命脉精神出矣。……近叠奉谕旨，振兴学校。各省直若不先将中西学界划清，虽延请教习，谆谆训诲，入学肆业者，忽而经史辞章，忽而洋文西语，不特程课纷繁，茫无头绪，而其间聪颖之士，终心涉两歧，无所专注。……今特将西学划开，请专设工艺学堂，以宏教育。谨拟《章程》十二条。”

　　本月，刻《文昌功过格》。

　　《文集》卷六《〈文昌功过格〉序》：“光绪辛丑秋八月朔，余夜梦吾母鲍太夫人召语之云：‘吾儿宜虔速刊印《文昌功过格》三千卷，为善本便读，将来必得佳儿，永受多福。’寤以告余妻李夫人，其梦亦用，相与惊叹。因遍觅坊肆，得乡人刘邦达袖珍本，较诸刻为精，依式板行，而去其案证诸事及所附先正格言。”

　　九月，重刊《景教碑文纪事考正》一卷成。此书是对明代崇祯年间出土的《景教碑文》的笺释考证。先谦自为序文，介绍了《考正》一书的大致内容。

　　《文集》卷六《重刊〈景教碑文纪事考正〉序》：“《景教碑文纪事考正》，广东番禺杨荣鋕襄甫撰。自称景门后学，书凡三卷，刊于光绪二十一年。卷端列影照碑文一；弟第一卷载翻译景教流行中国碑文，次金石家考论，次大秦考，次景教及诸教考原；二、三卷则取今之通行耶稣本经以证释碑文。……杨氏宣扬景教，笺释碑文。第一卷于西国文字之迁贸、舆图之分合、教宗之同异，剖析详明，为言职方者不可少之书，爰重刊以贻博览君子。二、三卷则专释彼教，今无取焉。”

　　《诗存》卷十七《和止公阅〈景教碑纪事考正〉有感之作》附有光绪三十三年瞿鸿禨《阅〈景教碑纪事考正〉有感》一诗，内有云：“葵园著书有真乐，才力纵横气磅礴。网罗百家融众典，苞孕九流吞七略。文雄纂组高等身，圅富琳琅庋盈阁。就中新刊景教编，乃出番禺杨氏作。公为制序论源流，使我读之意寥廓。”

　　本月，《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成。是编记载自日本建国至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的历史，取材中国和日本史籍，用编年体编纂。先谦自序云：

　　先谦录日本开国以来，迄于明治二十六年癸巳，采历代史传暨杂家记载，参证日本群籍，稽合中东年表，为《源流考》二十二卷。（《文集》卷六《〈日本源流考〉序》）

　　序中还探讨了日本强盛的原因，评论其改革得失。认为日本强盛的原因在于师法欧美，对外通过战争取利于中国，对内则力课农桑、广兴工艺。又认为日本始终保持了“世王”制度，所以当遭受外国侵略时，国人便“借口攘斥西人，责以归政。”如果“或复旧制，或倡民权”，势必导致“国是丛脞”。最后，先谦提出对中国改革的建议，认为中国变法图强，只需广开地利，发展农工商业就可以了。序言略云：

　　余尝考其变法之始，倍难于他邦：大将军擅权，国王守府，君民睽隔，一也；封建日久，诸国纷纭，不相统壹，二也；游侠成风，政令拂众，辄被狙刺，三也。乃自西国扰乱而将军乞退，议改郡县而梗命即败，群谤蜂起而执政不挠，遂以经纬区寓，焕然启维新之局。……夫举一国之政而惟外邦之从，匪易事也，而日本行之如转圜流水。此其故亦有二：一则地悬海中，事简民朴。其先规制，取则李唐。安德而后，权移霸幕，王朝无政焉。德川氏偃武三百年，人士涵濡宋学，晓然于尊王之义，日思踣幕府而定一尊，乘德川积弱之势，借口攘斥西人，责以归政。耸动群蕃，纳上户土，亿兆一心，拱戴王室。于是英杰在位，审时制宜，朝廷规模，悉由创立，倾一国之人，乘方新之气，日皇皇焉惟国制之图，其前无所因，故后并不得谓之变。非我中国，每事拘牵旧章、沮隔群议者比也；一则初效西人，不得要领，衣服饮食、器用宫室，刻意规摹，虚靡无算，人民重困、异议纷起。或复旧制，或倡民权，官与官龃龉，则退归而谋乱；民与官不协，则刺杀以泄忿。国是丛脞，亦曰殆哉！而我中国，塞聪蔽明，百务苟且。台湾生番之偿金，隐中其机权；甲午北洋之利，益张其威力。故彼国之士气咸申，而更新之机势大顺矣。考其内政所施，惟力课农桑，广兴工艺，为得利之实。而以官金资助商会，知保商即以裕国，从而维持附益之，斯得西法之精者也。中国之海军不必论矣，铁路楮币，富强则相须，贫弱祗自敝。至于学校分门、官僚分职，非所以治数千年文教之邦也。居今而言变法，不必事事慕效，惟务开广地利，勿俾他人。我先兼审外商所以歆动吾民，而攫取其财何者最甚，亟劝导斯人，率作兴事行是二者，必以放勋之劳来辅翼为心，匪特不争其利，亦并不与其事，鼓天下之智力，以求保我君民共有之元气。国家灵长之祚，或在兹乎！日本得志之后，所刊《维新史》、《法规大全》诸书，扬诩过情，观之徒乱人意，不可概执为兴邦之要道也。（《日本源流考序》）

　　桂遵义、袁英光《中国近代史学史》：“《日本源流考》一书，完全是为了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变法而写的。为达到反对维新变法的目的，他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否认日本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变法的性质。……不仅贯穿着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封建正统主义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而且在史料上也是东拼西凑而成，在史料上亦无多大参考价值。”

　　秋冬间，作陈昌绅墓表。

　　《文集》卷十二《翰林院编修陈君墓表》：“光绪辛丑秋，吴自修编修走书告余曰：陈杏孙死矣。……己亥冬入都，庚子夏病，乞假将返，而寇乱作，犯暑跋涉，六月二十四日没于沂水县双堠镇，年甫四十二。”

　　十一月，致函缪荃孙，谈辑《骈文类纂》事，并寄呈《诗三家义集疏》。函略云：

　　承赐寄各稿领到，大著骈文敬登十一篇、朱蓉生二篇、柚岑一篇（《庄宜人诔》）。此番《类纂》之辑，自屈、宋迄国朝，体制似较姚辑为宏阔。辞赋选入散文，本觉此中界画未为允叶也。袁、许二公遭此不幸，中心惨怛者累日，亦各登一篇，聊尽后死之谊。其身后遗文，谅有为之搜辑者，先谦存所及见而已。书约来春可成，再行寄上，原稿先缴察收。先谦经医为针一百八十穴，旧病十愈其八。去后均再来补针，或望馀年清健，专力未竟之业。旧为《诗三家义疏》，至《卫风•硕人》，年来搁置，虑遗失，刻之，以一份呈求教正。……冬至前一日。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  六十一岁

　　主讲岳麓书院。

　　正月，作李概墓表。

　　《文集》卷十二《李征君墓表》：“仲云先生既没二十年，其子祥霖奉母丁夫人之命，捧家传再拜，……先生讳概，仲云其字，自号庸斋。湘阴李氏，世居会城。……卒于光绪七年辛巳七月二十六日。”按，此文落款时间为“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春正月”。

　　本月十七日（2月24日），清廷诏命各省认真兴办农工商各务，并先行分设农务工艺学堂。在余廉三支持下，先谦和前山东藩司汤聘珍开办了农务工艺学堂。万伯任询问学堂章程，先谦答云“西学无论巨细，止当以工艺统之。”

　　《书札》卷二《复万伯任》：“窃谓中国人士，慑西国之富强，而归求之学校，可谓知本务矣，然其中要有区别。西国强，源于富，富源于商，商源于工，工源于学。故西学无论巨细，止当以工艺统之，特设工艺学堂。以专科专官，登进尤异，然后人知趋向，风气大开，工精器良，拓利源而塞漏卮。莫要如此，于中国学校制科无涉，于中国名教纲常更无涉也。康、梁诸逆，既借西学为摇惑人心之具；无识之流，知西之有学，而不能辨其为何学。盈廷交口，请立学堂，直以为西学当兴，中学可废。诏旨一下，疆吏从风行者，不必知；知者又不敢言。如此，虽学堂遍天下，谓之无学可也。……先谦去岁，即与同志诸君子议立工艺学堂，而费无所出。……因商就淮盐划办口捐，更请以其馀创立工艺学堂。蒙中丞批允试办。刻下奉旨，与农务学堂并举，殆无中辍之理。惟费止万金，成效恐难速睹，自非扩充经费不可。”

　　八月，门人苏舆刊《虚受堂诗集》十五卷成，起辛酉迄壬寅。

　　苏舆序云：“吾师精揅古学，箸述登闳。自其少作诗，苍凉沉郁。中年宦游以来，乃更神明变化，奄有众美，而于身世之感，君国之大，学问之所系，伦纪之所关，指事切情，展卷如亲如先生者，固不仅以诗名。即其成就卓如，足以遐挹曩贤，侥式颓俗，视彼专家，抑何多让！舆尝就学先生，所居葵园，盛夏凉夕，风来袭人，荷香入怀，神智旷朗。先生煮茗论文，间疏示古今诗人怕趣为乐，于少陵、东坡诸作，尤能闇诵无遗，即先生所得可知矣。”（《年谱》）

　　叶德辉癸亥（1924年）二月后序云：“余不喜言诗，而每闻先生论诗大旨，不主性灵，亦不主典实，欲以杜、苏、陆三家融冶一炉，而自成一子。于三家集中诗，十九可以背诵，无一句遗忘，则知其所得深矣。同时与湘绮先生并称二王，然湘绮摹僚六朝，耳目手足皆非己物，先生颇讽之。余亦附和先生，不韪湘绮也。……先生诗，削肤存液，刻核新深。得杜之神，运苏之气，含陆之味，置之国朝集中，挺然拔秀，未有与之相似者也。”

　　《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六十三：“葵园精研古学，著述闳深。早岁作诗，苍凉沉郁，雅近少陵。晚学东坡，益见变化。余在京师，无一日之雅，而心钦其人。”

　　按，今《虚受堂诗存》十七卷，补光绪二十九年癸卯至宣统元年己酉两卷。民国十年，子湘阁又将先谦辛亥前后诗作补入。

　　十月，作《〈舆颂录存〉序》。序略云：

　　治民之道，其用异宜，其端仁义而已矣。……惟孟子之书析仁义至精，然后知儒者宰世，知以义辅仁，而使不为仁病，顾明其道者亦鲜矣。施君稚桐服官楚南，亟与余善。宰泸溪、安化、江华、道州，所至有能声。既返长沙，裒友朋赠遗、士民歌颂之作为一集，颜日《舆颂存录》，以视余。（《文集》卷六）

　　本年，先谦将湖南留日学生颜可铸自日本来信呈交余廉三，称“戊戌死党盘踞其中，诬诋朝廷，无所不至”，希冀“鉴察彼中情事”。

　　《书札》卷二《致俞中丞》：“前送东洋游学颜生可铸寄回一函，备述其中情形，颇萌思归。旋致苏生舆一函，重申前说。……兹将二函，上呈钧览，亦可借以鉴察彼中情事。向来日本学术，视中国为转移，特俗尚既殊，教法亦别。近因精研西学，一改旧观。其切实有用者，可取为师资。至于游谈剿说，中国本所优为，不待求之远域。其艳称东学者，皆别有肺肠之人也。重以戊戌死党盘踞其中，诬诋朝廷，无所不至。”

　　本年，刻《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成。（《年谱》）

　　按，《文集》卷六《〈日本源流考〉序》落款时间为“光绪二十七年”。疑序文作于上年，书刻成于本年。

　　本年，应郭振镛请，为其父郭庆藩作墓志铭。

　　《文集》卷十《二品顶戴江苏候补道郭君墓志铭》：“以毁卒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卒年某月葬，……振镛泣请铭，……越岁壬寅，乃序而归之。”按，此文收入缪荃孙《续碑传集》卷十七。

　　本年一月二十七日（3月6日），吴大瀓卒。吴精于金石学和古文字学，著有《说文古籀补》、《愙斋集古录》等。九月初五日（10月6日），刘坤一卒于两江总督任上。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  六十二岁

　　主讲岳麓书院。

　　二月，湖南各府、州、县设中小学堂，省会长沙成立高等学堂。又因中、小学乏人教授，别设师范馆。先谦受聘兼任师范馆馆长，旋致书学务处提调朱益浚，反对学习日本教科书中的政治、伦理、教育等社会科学。

　　《诗存》卷十六《次韵朱纯卿》自注云：“时新设师范馆，予为馆长。朱任学务处提调，索其章程观之。”

　　《书札》卷二《致朱纯卿太守》：“近来日本勃兴，廷臣疆吏，竟派人游学东洋，并广布尔日本书籍，兴教育才，至为殷切。惟择术宜慎，流弊宜防，寄论书籍一门。亟应大加裁酌，勿使贻误后学，流为乱阶，庶有百益而无一损。”

　　先谦在致朱氏函中列举了一些日本教科书的内容，如《教育学总论》：“教育者，即教人得为自主之人之学是也。”《统合教授法》：“小儿受学课堂，亦当出以愉快，俾为学问于游戏”，“儿童行为有粗暴刚愎者，苟无恶意，当优容之”，等等。对这些注重培养人独立自由思考意识、主张寓教于乐和培养儿童勇敢精神的内容，先谦批评道：“以上诸说，以自由为宗旨，以作乱为游戏。评论嘲笑，皆勿顾畏；粗暴刚愎，当予优容。以此教中国儿童，可乎？”先谦还声称《修身科教育法》“通章不及修身，实际非中国所谓修身也”，《伦理书》“非中国所谓伦理也”。并警告说：“自由之说，作乱之风，深入人心，弥久未已。……至学校之内，自中丞前岁严办后，已不复如前狂吠。一闻变法诏下，无识者以为仍用康梁所言，乱党遂乘机鼓煽。无良之辈，诋斥官阙。已禁之书，充满市肆。若以日本教法导之，为儿童者习闻此等议论，即伏无数乱机。父兄不能束其子弟，官长亦安能有其民人哉？”

　　三月，作《〈师范馆讲义〉序》，意在使学堂“有讲习之益，无社会之弊”。序文略云：

　　湖南大吏遵旨立学堂，以先谦充师范馆长。其分门教习者，日升堂宣讲，彬彬盛美焉。盖聚徒既众，非讲无以遍喻，而去私门就公塾，有讲习之益，无社会之弊。湖南自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悖乱亡本，学子大被毒害。故学堂之立，闻者滋疑。先谦因取每日讲义，第其门类，刊为《学报》，以明准的、靖浮议。流传广远，于诸府、州、县学务，或有裨助，爰弁言简端。取大易讲友之义，以晓诸生，并举圣天子劝学盛心，推明今昔异宜之故。益愿诸生鉴前毖后，共维持于不敝云。（《文集》卷六）

　　十五日（4月12日），俞廉三离湘抚任，先谦有诗相赠。俞于去年改授山西巡抚。

　　本年《赠别虞轩中臣》诗序云：“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春三月，廙轩侍郎解官还山阴。……先谦乞休，家居十数年矣，素性敛退，与世不竟。至官府之事，一无干预。独地方利害，闻见所及，必以上达，以为于分应尔也。忆戊戌岁变法诏下，康有为居中用事，令阻挠新政者置重典。康弟子梁启超为大吏延聘主讲时务学堂，人心大为煽乱。先谦鸠同志上书巡抚，条举实迹，请严饬禁。巡抚用是积嫌，蓄意罗织。公时任藩司，颇以正言相匡直。去岁有劾武员者，牵连及先谦，公奏白其诬。若斯之类，公与先谦非有所私。然窃谓非公之本源清正，识鉴深沉，察之久而信之确，殆不能如是之昭析无疑也！”（《诗存》卷十六）

　　新抚赵尔巽到任后，先谦因学堂事与其发生龃龉。至冬，先谦不复至馆。

　　《年谱》：“新抚赵尔巽至，锐意兴举学堂，而于士子多所宽假。湖南自梁启超主讲后，人心不靖，至是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赵弗顾也。余与之议，不叶。屡辞不听，革退劣生四名，赵送入高等学堂，余知其意，时已冬令，遂不复至馆，坐视地方风气败坏，无术挽救，徒呼负负耳。”

　　光绪三十年先谦与缪荃孙函有云：“若敝省风气，实为各省所无，学生动辄具禀监督、教习，任情诬控，而官长为之调停其间，监督、教习多顾体面，撤亦辞，不撤亦辞。或将学生开去数人，则有民立学堂收之。省城诸堂联为一气，动以全散为胁制之计。官长爱惜声名，惧其登报，率皆优容敷衍，循是不改，唐才常之祸必且再见。”

　　按，《湖南第一师范校史》：“湖南巡抚余廉三于1903年2月立湖南师范馆，……馆长即‘保圣卫道’的王先谦。虽说师范馆设置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十五、六门课程，但仍坚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仅读经一科就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一，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由于进步学生的不满和新派士绅的反对，师范馆不久即停办了，王先谦也不得不辞职。”

　　先谦又为学堂事与肃政按察使张鹤龄发生摩擦。鹤龄字长孺，号小圃，一作筱圃，江苏阳湖人。

　　《书札》卷二《三与张廉访》：“学堂之事，先谦知公煞费经营。而周旋世故之处，亦不敢为公讳。”

　　《书札》卷二《致张冶秋尚书》：“鹤龄昔出先谦门下，相待意亦颇厚。以其不容于公论，不得不与之绝交。……犹忆晤谈，偶及学务，仅告以胡元倓、俞诰庆不可任用。鹤龄谩词相答，先谦遂不复言。……先谦当湘中设师范馆时，俞廙轩强以总理相属。及赵次山到任，论事不合，因即辞退。此后并未一向官场言及学务，官场亦实无以学务咨商先谦者。而群小惟恐先谦干预，横被以把持学务之名，使不敢不引嫌缄口。”

　　六月，作《枫山致悫飨堂记》。（《文集》卷十三）

　　十九日（8月11日），致函缪荃孙，对江南学堂聘用日本教习表示异议，并请代索李慈铭诗文集，亦提及自己病情，等等。函略云：

　　筱珊仁弟大人阁下：月初奉到环云，并大集、《藏书记》各一部，拜领欣慰。……昨阅报，知江南学堂已延聘总教习一席，何时开馆？惟用东人教习一层，颇有干系。又近日出洋学生，流弊甚多，居上位者并无所闻。见钞寄湘生二函，又先谦致朱一函，幸赐览察。先谦因痔疾增剧，延医上药，排日困卧，大约口月末可以脱然无累矣。前拟为李莼客兄刻诗文集，闻在沈子培（沈曾植）处。托瞿子玖（瞿鸿禨）尚书索之，旋闻为盛公奏调，阁下倘能致书子培兄代索否？

　　十二月初三日（1月19日），二嫂杨宜人没。

　　《年谱》：“嫂与吾妻不叶，自母柩南归，嫂即别居，祈请不听，不复强之。四月中，为嫂及伯母郭太恭人、长嫂吴宜人、弟媳张恭人建一门四节坊于南城外官道旁，奉嫂亲临瞻视，以慰其守节四十七年之苦志，不料遽尔长逝，卜吉于南门外大冲尾山，形势甚佳，张雨珊观察所定。”

　　本年，与彭政枢有交往。

　　《诗存》卷十六有《次韵彭政枢菽原》。内有“诗材群拚雅大小，书说细论今古文”句，自注云：“君精研今古文《尚书》，有撰述。”

　　本年一月十二日（2月9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卒。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  六十三岁

　　正月十五日（2月30日），葬二嫂杨氏于长沙城南外大冲尾山。

　　二月，为庄心庵《边疆行役图》及其重刊《南华九老会唱和诗谱》作序。

　　《文集》卷十五《〈边疆行役图〉记》：“吾友庄心庵观察分巡偏沅，道出靖州途次即景所作也。……光绪甲辰仲春记。”

　　《文集》卷六《重刊〈南华九老会唱和诗谱〉序》：“南华九老会者，武进庄劲庵先生与其致仕归里之宗人为酬唱雅集，其孙宇逵达甫征君辑所为诗并附谱传以行者也。……巢云先生者，劲庵亲兄也。其元孙卫生先生以翰林起家，从胡文忠公林翼绥定楚北，官布政使，勋望为世推重。布政之子心安观察，……适干役楚北，获睹《诗册》钞册，亟重刊之。而属先谦为序。”

　　三月二十四日（5月9日），致函缪荃孙，称《尚书孔传参正》刻成，《外国通鉴》“创稿及半”。函中有云：

　　先谦年来杂病甚多，精神尚能勉强支柱，春间刻成《尚书孔传参正》，敬呈大教，此种不急之务，为时贤所羞称，只以半生心力，不忍弃掷。近复作《西国通鉴纲目》，创稿及半，若得成书，或可自解于新学耳。

　　本月，作《尚书孔传参正序》。

　　按，《尚书》分今古文最先，而《尚书》之今古文最纠纷难解。世传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为东晋梅赜所献。宋吴棫、朱熹始疑孔安国书为伪，元吴澄、明梅鷟继之。到了清朝，经阎若璩等人考证，《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遂成定论。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是以前此众多学者研究《尚书》的成果为基础，加以综合比勘和详细考辨而成。先谦在序中表达了对《书》学衰亡的感慨，并谈及《尚书孔传参正》的编撰目的。其序言中有云：

　　自伏先生脱秦烬发壁藏，以延三代圣经一线之脉，厥功甚巨。欧阳、张生传习本经，《志》记明白，而治古文《尚书》学者诬之曰口授，鄙之曰俗儒，不恤虚诞竟胜，过甚其辞。文人相轻，岂有量乎？古文之阨娄矣，阻于巫蛊，厌于博士，亡于永嘉，乱于梅姚，且若显若晦于数百年间。……国朝诸儒抉伪扶经，既美且备。惜其散而无纪，寻绎为难。学者束发受《尚书》，垂老而不明真伪古今之辨，岂不哀哉！先谦从事斯经，自《史》、《汉》、《论衡》、《白虎通》诸书，迄于《熹平石经》，可以挥发三家经文者，采获略备，兼辑马、郑传注，旁征诸家义训，其有未达，间下己意。今古文说炳焉著明。（《〈尚书孔传参正〉序》）

　　先谦在《例略》中就学界的一些异议和疑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认为伏生所传本与欧阳、大小夏侯本不同。《汉书•艺文志•尚书》下云：“经二十九卷。”班固自注云：“大、小夏侯二家。”颜师古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先谦云：“《史记•周本纪》：‘作《顾命》，作《康诰》’，明为二篇。则二十九篇已足，并无《太誓》在内。”所以先谦断定伪孔序云“伏生《康王之诰》合于《顾命》”，是误以欧阳、夏侯本为伏生本。

　　先谦认为，大、小夏侯章句二十九卷与伏生二十九篇相比，增《太誓》，合《顾命》和《康王之诰》为一篇。《艺文志》班固自注云“欧阳经三十二卷”，“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先谦云：“《释文》云‘欧阳、大小夏侯同为《顾命》’，此其明证也。既以《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则二十八矣。仍为二十九者，王充、房宏皆云后得《太誓》，二十九篇始定。是后汉人见欧阳、夏侯本皆有《太誓》，合为二十九篇之明证也；云‘欧阳章句三十一卷’者，分《盘庚》为三篇故也；云‘欧阳经三十二卷’者，并经三十一卷、序一卷数之；经三十二卷而章句三十一卷者，西汉人不为序作解诂也。”先谦又云：“《书疏》引马融《书传序》云‘《太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陋。’此孔壁不见《太誓》之明证也。使民间得之，孔壁又与之符合，马岂能为此言乎？然龚自珍以为今、古文皆无《太誓》，则又非也。谓今文无《太誓》，何以处王充、房宏之说？彼二人皆亲见今文有《太誓》者也，明伏生与夏侯、欧阳二本之不同，则诸说无所阂碍矣。”

　　二、对今古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今文固无定之称，因时代而异。秦汉今文，是谓隶书。《隋书•经籍志》今字《尚书》十四卷，卫包所改亦号今文，则今之楷字是已。周代以仓颉所作为古文，籀书为今文。秦初则李斯小篆为今文，其改用隶书在始皇焚书之际。伏生当汉文时年九十余，上溯为秦博士，齿方壮强，所习《尚书》应从篆体，未必尚是古文原本。乱定之后，发壁藏以教齐鲁，亦早易作今文，非欧阳、夏侯始以今文读之也。……两汉博士治欧阳、夏侯《尚书》，载在令甲。平帝诏立古文，莽灭遂废。后汉古文虽盛，不立学官。诏册章奏，皆用博士所习。蔡邕《石经》，亦据学官本。至应劭、徐干之论箸，介于汉魏之间，则颇有出矣。《纬书》汉人所作，汉碑通用今文，皆与《书》义相证。发明其时代断限，而后可以言今古文之别也。”

　　三、对古文是否有义说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皮锡瑞认为“孔安国无受诏作《传》事。”先谦云：“史迁从孔安国问故，明孔氏尝为故矣。迁书载《尧典》诸篇，多古文说，是古文有说矣。”又如，孙星衍认为马迁全用古文说，先谦云：“《汉书•儒林传》云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然则《尧典》诸篇以外，皆今文说。可知孙星衍以迁为用古文误也。”

　　先谦是书虽意在采辑今文说，但实际上兼采今古，各取其长。皮锡瑞称“《尚书孔传参正》兼疏今古文，详明精确，最为善本。”先谦《例略》亦自云：

　　向疑贾、马、许、郑皆大儒，何必舍今从古？及观石经汉碑文字多讹，乃知今文因当时通行，不免讹俗。诸君好古，故鄙弃今学也。但今文有讹俗，不妨以古文参考。古文无说解，仍兼采三家所长，庶为尽善。乃诸君诋諆今文，别张帜志，学官未立，微显不常，王肃辈得乘其隙，伪造孔安国传，后人误信之，而东汉古文与西汉今文同归于尽。……伪孔之辨定于国朝，天子考文之功美矣盛矣。诸儒力辟伪经，推见至隐。撷其精粹，各载本篇。自《熹平石经》亡后，今文遂无完本，二十九篇反藉伪传而存。古书、遗碣可以参正文字同异，马、郑传注亡佚，宋以来颇有辑本，所当全采以畅经旨，众家疏解冶为一炉。时有管窥，弗忍割弃。江翰《尚书孔传参正》提要云：“先谦此书亦以功令所布，故仍用其经传元文，辅助考证，无分今古文，自《史》、《汉》、《白虎通》、《论衡》诸书，迄于《熹平石经》，可以发挥伏生、欧阳、张生三家经文者，采获略备。兼辑马郑传注，旁征诸家义训，其有未达，间下己意，今古文说炳焉著明。其友皮锡瑞著书《经学通论》，称是书‘详明精确，最为善本’，洵非阿好。惟说《禹贡》‘三江’犹沿近时风气，遵阮元《三江图考》，博引繁征，未免费辞。皮氏尝谓‘论《禹贡》当据经文解之，据古义解之，不得从后起之说’。夫以浙江当南江，经文耶？汉人古义耶？后起之说耶？斯抑王氏千虑之一失欤！”

　　春，因美国合兴公司违背粤汉铁路合约，先谦与张祖同、梁焕奎等人发起废约运动，上书督抚，请求收回合约，自办铁路。

　　按，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二十六年，又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续约》，美国自此攫取了粤汉铁路修筑权。但合兴公司不仅拖延工程，且于三十年将路款底股转让给比利时，从而激怒湘、粤、鄂三省人民。湘绅首先掀起废约自办运动，湖南率先成立铁路公司。

　　《年谱》：“时盛侍郎宣怀督办诸省铁路，率借洋债兴筑粤汉铁路，由美国合兴公司承办。展延数年，私将股分售于比国，比实法伥，又借款浮滥，中国亏耗太巨。湘潭梁璧垣大令焕奎亟言于余，余遂商之张君雨珊，同具呈稿，与诸绅上之督抚，力请废约，张香涛制府深以为然。”

　　《书札》卷二《与张雨珊》：“此事自吾两人与梁君璧垣发端。”

　　四月，陆元鼎以漕督署湖南巡抚。先谦复与冯锡仁等人上书督抚，力陈借洋债修铁路之害。

　　《年谱》：“及陆春江中丞元鼎莅任，余又与冯莘垞给谏锡仁致函极论。明年，有朝旨责成制军办理此事，筹画经年，始得废去粤汉铁路旧约，归我自办。从此，各省皆知借洋债办路之害，竞请筹款自办，盖中国一大转机也。”

　　《书札》卷二《同冯莘垞给谏与陆中丞》：“赐谕敬悉，遵即转致芝生侍郎及诸君同阕，容公商速复。张筱浦观察，于洋务尚为熟练。铁路之事，伊到沪必得确情，一应办理机宜，谅臻妥协。当初铁路废约之议，湘人专求避害，并未有图利之见。香帅亦极意主持，谓必争至废约为止。既而改拟办法，属湘绅筹购股票，意在出以和平。湘绅虽暂允遵行，然小票滞销，而股价顿涨，已滋疑窦，即底股之与路股，亦必按约通筹。利害攸关，尚待认真考究也。……论者谓粤汉铁路为洋债之速，岂虚言哉！……此债不还，路即归美。……若夫派兵护路，因路占矿，路之所到，即权力之所到。”

　　六月，先谦又与龙湛霖等致电张之洞，请以米捐赎买铁路底股。

　　六月二十五日张之洞《札北藩司拨赈粜米捐收买粤汉铁路公司股票》云：“照得两湖赈粜米捐，原备荒年赈粜及地方要务之需。迭据湖南在籍绅士龙侍郎湛霖、王祭酒先谦等电称：‘湘省抽收米捐，原为赈粜而设。第目前需款甚急，傥移赈粜之款办地方要需，商民亦乐从。如该款内拨归鄂省一半，经宫保振兴商务，为地方谋久远之利，万民感戴，咸乐输捐。惟湘省一半收款，绅等见本年四月以前之项，业由外销用罄。今以铁路购股急需，迭次呈请护院，将五月以后收款拨借应急，呼吁环求，漠然不应。竭民力以供官场不急之用，而地方防患固圉要事，竟不能借支分厘，绅民均为失望，甚不愿以商民贩运微资供湘省外销杂支。拟请嗣后赈粜米捐，除鄂省应占一半，仍照旧遵抽外，其湘省一半，请即停止，以苏民困’等语。……前据湘绅公呈，请拨赈粜米捐六十万两以备购股之用，经本部堂电商，南护院允拨三十万两，湘绅犹以未能如数照拨，啧有烦言，议请将湘省一半米捐停止抽收。鄂省若不早为拨定，设被湘省牵制，坐失巨款，并铁路之权利亦将无从挽救，甚非以公济公之善策。”

　　九月二十九日（11月6日），吴庆坻以病免湖南提学使。先谦有诗《送吴自修学使庆坻归杭州》。吴于去年三月任提学使。

　　本年，与李辅耀、朱益浚、敬安等人有往。

　　《诗存》卷十六有《寄禅上人归长沙谈近事，护法甚力，今仍赴宁波，以诗送之》、《李幼梅寄示其祖文恭公星沅及其父编修公杭馆课诗赋卷，为题此诗》、《酬朱纯卿》等。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  六十四岁

　　春，陆元鼎离湘，先谦有《送陆春江中丞移抚苏州》诗。陆于上年十一月改任江苏巡抚。新任湘抚端方（字午桥，号匀斋，姓讬和洛氏，满洲正白旗人。）至，时湖南省图书馆在长沙成立，遂聘先谦为图书馆总理。先谦始着手编辑《外国通鉴》和《五洲地理志略》。

　　《年谱》：“陆公莅任甫半岁，调任江苏。人甚清正，惜去恶之力不猛，代者为满洲端方。公亟与余善，时仿日本例开设图书馆于会垣，请余总理馆事，余谢不敏，允为编纂新学书数部以塞其意，于是有编辑《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图志略》二书之举。造端宏大，年力已颓，未卜果能峻事否也。”

　　按，先谦实早已着手编纂《外国通鉴》，去年四月与缪荃孙函云已“创稿及半”。春、夏之交，因英商贝纳赐在长沙开行贸易，先谦与孔静皆等禀告端方，请求驱赶，以维护地方权利。湖南商务局召集官绅会议，时肃政廉访使张鹤龄主张华洋杂居，指责先谦“干预”、“把持”。

　　《年谱》三十二年：“去岁，有英国流氓贝纳赐在省城太平街开设豫亨泰洋行，众议请官谕迁出城。道员张鹤龄倡为华洋杂居之说，言于抚部，云不妨照日本办法，令贝纳赐在省开行。必不可，则与领事订约年限，以待外国正商之至。余力言抚部，以中国无治外法权，外人杂居，后患无穷。省城重要，非他处口岸可比。一省允行，各省援以为例。订约年限，万不可行。与鹤龄往复论难至七、八次。”

　　按，《书札》卷二收有先谦与张鹤龄往来信函八封。先谦《与张筱浦廉访》云：“预约入城年限，乃关系地方永远权利。一经画诺，便成铁案。将来物议，当有所归。先谦叨爱素厚，实不愿公与午帅之为此也。杂处一说，官民皆有不便，湘人无愿意者。……幸勿以它处所无之事，倡自吾湘。”鹤龄因此指责先谦干预公事，先谦再次致函云：“前商务局官绅集议，先谦系由传召而来，非干预也。众议佥同，属先谦偕静翁呈之抚部，非把持也。杂居年限，实系商民不愿，官场告领事以众人不愿，是也。若责之一人，得毋于事情不合。”（《再与张廉访》）

　　六月十二日（7月14日），端方奉诏进京，庞鸿书出任湘抚。先谦等又呈请购买贝纳赐货物，令其迁移出城。但贝纳赐复运货入城，鹤龄主张用“阳许阴拒”之法，亦遭先谦反对。二人终至反目绝交。

　　《年谱》三十二年：“新抚庞劬庵中丞鸿书卒以众绅之请，给费于贝纳赐，令其迁移出城。已而英公使复向外部要索，部推湘抚，复令众绅集议。湘潭袁海观京尹树勋抗言力阻，复倩江南督幕汪君代拟《公呈》达之。抚部据情转致各领事，并由绅士电告外部。嗣后不闻外人更有要请矣。”

　　按，张鹤龄与英领事磋商，补偿贝纳赐货价，令其不再运货入城。达成协议后，贝纳赐翻案，复运货入城，遇厘局阻拦，贝即弃货而遁，侯厘局收存后，再前往讹索。鹤龄遂主张用“阳许阴拒”之法，即准其运货入城，但禁止地方百姓购买其货物。先谦再次致函鹤龄云：“无论地方人众，无禁阻买卖之实在办法，即使真能禁阻，已在豫亨泰洋行开张之后。地方官任令运货入城，先自驰禁阻之权力。贝纳赐果吃亏而去，他洋商即援例而来，则杂居之局定矣。”（《四与张廉访》）先谦复就贝纳赐一事与鹤龄有函来往，辩难多次。最后，鹤龄风闻先谦向庞鸿书告状，谓“龄唆使领事与绅为难”、“铁路借用英款，系龄运动督帅为之，以媚英人”、“龄运动学生，使反对督帅”。二人隔膜愈深，遂至绝交。（《八与张廉访》）

　　七月初三日（8月3日），致函缪荃孙，商谈刊校荃孙所著书目事宜，并欲借书撰《五洲地理志略》。先谦函云：

　　大撰金石文字目乃不朽之盛业，陶斋尚书有代刻之意，先谦即许为经理工务。尚书欣然交给，每刊一卷，即送衙斋，尚书属李文石观察任校勘之役。观察事忙，恐未必专心为此，先谦苦不能代校，于尚书濒行时，告以此后径寄尊处覆勘，尚书深以为然，留四百金为刻印费，约计刻资三百馀千，印费宽绰，流传远矣。兹寄上原本刻本十八卷，乞察收覆勘后，留原本而寄刻本，再加改刻，即成书矣，能速寄为盼。……先谦近撰《五洲地理志略》，欲荟萃诸书，以史志法为之。搜书不多，尊处有好译本外地志否？

　　约秋、冬间，先谦致信张祖同，劝其赴鄂商办铁路事宜。

　　按，自去年湖南铁路公司成立后，因资金有限，经理屡易，湖南商会遂呈请商办。然清廷只允许官督商办，引起鄂、湘、粤三省绅商反对。至本年六月初三日（7月5日），张之洞奉命督办粤汉铁路。七月二十九日（8约29日），张之洞、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合兴公司签约，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之洞拟于武昌召开三省绅商代表会议，筹划自办粤汉铁路，众湘绅抵制不与。先谦致函张祖同，劝诫勿因“不愿官办之故，而致官绅意见参差，事体瓦解。”十一月，会议在武昌召开。

　　《书札》卷二《与张雨珊》：“至于事归官办，以费不核实为虑，诚哉是言！然吾辈但求废约，自办之有成，其它在所不顾。此事自吾两人与梁君璧垣发端，大家用尽许多心力，方能到此地步。以事理论之，官主废约，责成绅民自办，固是众愿所同。若因不愿官办之故，而致官绅意见参差，事体瓦解，是垂成而忽自败之。将来咎有所归，或来他省责备，吾湘人尚从何处立足耶？芗帅请湘绅赴鄂，亦是殷勤下问之意。兄为家累，不能强行。至蒋、席诸君不去，殊属未妥。席沅翁尚在仕途，尤为不合。……湘省财力艰难，止能岁筹百万。即见芗帅，亦可直达。此外尚有何事避而不往，致于部民之分际有所欠缺耶？”

　　本年，杨守敬《水经注要删正续》成，是书“卷页悉依长沙王氏刊本，以便校勘”。先谦获览后曾作有—序，内云“水地之学。莫要于考古，而非亲历不为功”，并叹服西方考证地学之精深。

　　《文集》卷六《〈水经注要删正续编〉序》：“余夙嗜《水经注》一书，舟车不舍垂三十年。……宜都杨君惺吾同年，好古积学之士也。尝为《水经注要删正续》一书，余数年前再三请而读之，获以新刊本见示。叹其考证精密，为读《水经》者不可考之书。……而余以鹜广贻讥，近复流离奔走，所志未必有成，年力亦衰且惫矣。夫水地之学，莫要于考古，而非亲历不为功。余典试滇中，值三峡水涨，迂道施南，见思施县上游川水，穿大岩，奔腾而过，不通舟楫，而觉胡氏《锥指》禹凿江之说误。少登金山，山在江心，老复过之，山傍南岸，而觉《通鉴》金兀术入庙跳免之非诬。览李阳河拦江矶之形势，而悟班《志》分江水所由名。参证《长江图说》，见江中洲渚连绵，而悟古南江截然自为一水，以达泾县，约略尚存遗迹。”

　　陈衍《杨守敬传》：“杨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县人。同治壬戍举于乡，选黄州府学教授，官舍与东坡雪堂邻，自号邻苏。”

　　本年，与金蓉镜有诗唱和。蓉镜为金德瑛之后，时方知郴州。

　　见《诗存》卷十六《和金桧门先生德瑛〈观剧绝句三十首〉》、《再题金桧门先生〈观剧诗〉后》。《题金甸丞直刺蓉镜〈夜纺课孙图〉》自注云：“甸丞追为此图索题，时方知郴州事。”

　　按，金德瑛，字汝白，号桧门，仁和人。乾隆元年状元，官至左都御史。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金甸丞蓉镜，桧门总宪之裔，迁居禾城，遂为秀水人。”王蘧常《续许氏嘉兴府经籍志》：“蓉镜，秀水人，字香严，号闇伯，光绪己丑进士，工部主事，军机处行走，湖南永顺府知府。……有《潜庐诗集》四卷已刻，《滮湖遗老集》四卷，辛亥后作，四百余首。”朱孝臧祖谋序云：“吾友香严翁远有师承，多所餐挹，五十称诗湖湘，与壬秋、益吾两先生游。”

　　本年，与余廉三、苏舆有诗来往。

　　见《诗存》卷十六《廙轩中丞寄示吴仲远〈嵩洛访碑廿四图〉临本，公子启元摹诸家题跋，为题此诗》、《题苏舆厚庵太史〈鲤庭献寿图〉》等。

　　本年，作李兴锐神道碑。成后寄缪荃孙。

　　《文集》卷九《署钦差大臣办理南洋通商事务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江苏巡抚兼提督衔李勤恪公神道碑》：“公讳兴锐，字勉林，浏阳李氏。……以光绪三十年甲辰八月二十日卒于官，……寻赐祭葬，予谥勤恪。明年六月，葬县东桐杭木鱼山。……侄昌洵从余学，述公事特详，泣以铭请。”按，本文收入《续碑传集》卷三十二。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  六十五岁

　　正月，与王闿运等有往。

　　《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日：“王益吾请陪王爵帅（王之春），夜演灯戏。久无此升平景象，人以为侈，吾喜其存古也。”

　　三至四月，张之洞奏派先谦总理铁路。先谦婉拒，之洞遂奏以袁树勋为公司总经理，余肇康、张祖同为协理，先谦为名誉总理。

　　《年谱》：“自粤汉铁路废约议起，张雨珊创设筹款购地公司，言之督抚，以雨珊及席沅生观察汇湘为总办，主持局事；而余与龙芝生侍郎为总理。余以其虚名也，听之。既而京外有公举总理数人任事之议，余电达张治秋尚书百熙力辞，并托人面恳张制军，勿以余名入告。制军初次电奏，派余与袁京尹、前江西臬司余尧衢肇康三人总理湖南铁路局事。电云‘王先谦品学兼优，资望老成，主持正论，不徇流俗。与争索路权一切，深得赞助之力’等语。余复手书恳辞，嗣制军遵旨查奏湖南商务情形，并举余及袁、余总理，张、席协理。折云：‘王先谦倡议争路，学望均优。而商务未经研究，现该祭酒亦逊谢不遑。拟议王先谦为名誉总理，但资其议论稽察之益，不责以用人理财之劳’。奉旨：‘著照所请’。余感激万分，从此可优游局外，一志读书，实馀生幸事。”

　　其间，因听闻邮传部尚书张百熙欲奏派自己总理铁路，先谦亦致函力辞。函中又对让粤人承修湘省境内永兴至乐昌段铁路表示不满。

　　《书札》卷二《与张孝达制府》：“湘局办事，责在张、席二道。侍与芝生侍郎，谬充总理，如聋人两耳，取饰外观。若易虚名而为实任，自揣才力，非所能胜。前余廉访赴鄂，即托其代陈。湘省京员，推举及侍，亦电张尚书婉谢。昨曾道广熔来湘，云钧意将以侍与袁京兆一同奏派，闻命皇悚，一再推辞，据称必为上达。……余廉访解任回籍，其人宗旨正大，处事精能，本系官保拟派遥领铁路之员。目前时地相值，正可派充总理。……今修路之款，令各省自筹。湘省财力艰难，迥非粤比。欲筑路，全恃招股；欲纠股，必先有利；欲得利，首贵择地兴修。……查湘粤路线，惟永兴至乐昌陆地三百馀里，致力稍多，获利最厚，乃令粤人承修，而自筑长岳以下，与轮船相比，乃无利可图之铁路，……何怪人心不服？”

　　不久，湘省官、绅、商为铁路事意见分歧，势成水火。

　　六月初六日余敏斋（肇康）致函瞿鸿禨：“至于湘中铁路，论说纷歧，政出多门，渐成水火。王、张、叶既互相反对，商会又旗帜别开，（不相过问，尤与祭酒水火。）虽于下走均推举同符，而欲联络多口以成一心，自揣无此智术。”

　　五月，携毛氏移寓凉塘。八月，始回城。

　　《年谱》：“会城居久，酬应纷杂，葺东乡凉塘庄屋。五月移寓，毛氏从焉。八月，李夫人六十诞辰，复入城。九月后，浏阳匪警，东乡孔道故，未再往。然数月僻处，朝夕编摩，所得为已多矣。”

　　按，先谦移居东乡，殆与为铁路事与众绅商发生龃龉有关。

　　七月，李详有书信来。

　　本年有诗《〈慈竹居图〉，为李详审言题》。末自注云：“余七月初度，祭先太夫人墓，而审言书至。”诗序云：“审言父升华早逝，母赵氏抚审言兄弟，备极艰劬，年八十矣。审言绩学不遇，偶读子美《假山诗》，有感于怀，因为《慈竹居图》，……寄远乞题，余不忍拂其孝思，为作一首。”

　　尹炎武《朱李二先生传》：“李先生讳详，字慎言，一字审言，扬州兴化人。光绪乙酉，瑞安黄体芳督学江苏，录先生第一名入学。继受知于学使长沙王先谦，复以第一名补廪膳生。”

　　十月十四日（11月29日），致函缪荃孙。缪氏本年在江宁创办江南图书馆。先谦函中谈及纂辑《五洲地理志略》将毕，其言有云：

　　陶斋尚书到任，枭匪定闻风敛迹，有无新政，为国家培补元气，殊深想望。先谦近况如常，时复避居乡间，纂辑《五洲地理》，扫除支蔓文义，来岁或可发刊。本年，先谦有函致张百熙，为张鹤龄云自己“把持学务”辩解。张鹤龄已于去年调任奉天提学使。先谦与张百熙函略云：

　　性田舍人返湘，具述阁下出示张鹤龄致李希田书，阁下因此函商湘抚，委办学务，后来始知其不能整顿等语，属令向先谦详达。闻命之下，窃用惊疑。鹤龄办理学务，引用憸邪，败坏风气，湘中尽人能言之。阁下独若有不释然于先谦者，此殆左右之人，言先谦以鹤龄不贤，归咎阁下，过甚其词，以荧惑清听。……鹤龄昔出先谦门下，相待意亦颇厚，以其不容于公论，不得不与之绝交。其先书札争持，致生嫌隙，乃在贝勒赐一事，不与学务相涉。……先谦当湘中设师范馆时，俞廙轩强以总理相属。及赵次山到任，论事不合，因即辞退。此后并未一向官场言及学务，官场亦实无以学务咨商先谦者。而群小惟恐先谦干预，横被以把持学务之名，使不敢不引嫌缄口。陆春江到任，鹤龄每见，必言春帅欲令先谦入学务处。伊复再四相劝，且云即将具奏，先谦正色拒之乃已。然春帅相见，从未提及，其虚实不可究知。今闻阁下出示鹤龄致李书，有春帅与先谦至契，将来必仍使先谦参与学务之语，悬似揣摩，专为自争权力起见，与面告先谦者，情事全不符合。即此一端，其居心诈伪，难逃洞鉴。（《书札》卷二《致张治秋尚书》）

　　本年，又曾与黄性田谈论自己的西学主张，认为“修身伦理，乃中国人所强”，“必于制造求精，然后可资抵制”，反对“崇奉外人，不啻扬之升天；而鄙夷外人者，必欲抑之入地”的两种极端倾向。

　　《书札》卷二《复黄性田舍人》：“弟意中外之学，当逐节推究言之。外人以工艺致富强，制造日新，能夺吾民之耳目，而吸其膏血。我不能强禁吾民不购外来之物，则必于制造求精，然后可资抵制。中国风气未开，才能未显，故外人声、光、化、电之学，皆宜加意讲求。此非朝廷设专官，行省立专学，难期实效。所谓当师法外洋者，决在于此。不可一切抹杀，坐视沦亡，而不求挽救也。就外人科学析言之，修身伦理，乃中国人所强，……夫工艺之学，形而下者，与中学之形而上者，古今殊途，本非治世之要务。然而处交通之世局，挽既倒之狂澜，欲不从事于此，其势不能。鄙人常谓奇技淫巧，圣世所禁，故奇肱氏献飞车，周公毁之。假令成周之世，奇肱逼处，飞车流行，则周公不惟不毁之，且仿为之，以时政异宜故也。今崇奉外人，不啻扬之升天；而鄙夷外人者，必欲抑之入地。于外人无毫发之损，似皆未为适中之论。”

　　本年，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入京，奏请起用先谦等人。

　　《年谱》：“余门人梁节庵鼎芬陈臬鄂中，入都陛见，疏请旌奖已故直臣，存问家属。复片奏请起用陈阁学保琛、吴御史兆泰，而以余名褒然首列。奏云：“王先谦覃恩经术，忠爱敢言。自江苏学政任满后，乞病回湘，表彰学术，著书满家，士林奉为楷模。于近日浮薄邪谬之习，最所痛斥，实为一代大师。”

　　本年七月，岑春蓂由贵州巡抚改任湖南巡抚。吴庆坻本年再任湖南提学使。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  六十六岁

　　年初，为儿子祖坤报捐主事，改名兴祖。

　　四月，头眩之疾复发，倾跌一次。

　　《年谱》：“余头眩之疾已愈数年。四月中复发，倾跌一次，幸未中风痰，……从此闭关谢客，不敢出门庭一步矣。”

　　二十五日（6月5日），叶德辉与缪荃孙函，内有云“葵园老人终是古文家，可言文章著述，而不可言考订校勘”。

　　五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湘抚岑春蓂会咨学部，奏请派充先谦为湖南学务公所议长。先谦辞谢不获，旋缴还月支议长夫马银二百两，吴庆坻允为另款存储，留备学务实用。先谦因此具呈督抚，请于长沙设立贫民简易小学堂十数处，以为众倡。又致函吴庆坻，恳请由公所派人经理，于明春开办。

　　《书札》卷二《与吴自修学使》：“前奉阁下及张、岑二公派充学务议长，固辞不获，当以决不接受夫马银两，奉达台端。昨由公所备送月支二百金，随即缴上，仰荷鉴谅愚忱，许以另款存储，预备学务，实用义心古抱，钦佩奚如！至办理小，学堂一节，偶与冯莘坨给谏谈及。莘垞随以上达，亦荷台端嘉允，以谓可行。兹拟具呈督抚，并赍上章程清折，谨先录呈大教。是否可用，望裁定碱示。至开办之初，先就省城酌分地段，择要设堂，俾儿童往来，不虞悬隔。……先谦衰疾之躯，万难周妥，且以缴回学务公所之款，复由先谦管理支用，为辞为受，亦觉两不分明。再四思维，敢以私请。此事将来既在公所发款，仍即祈由公所派人。如刘君佐楫、曹君典球，皆笃实老成，深谙学务，但乞台端任使，必能诸事合宜。”按，（《年谱》云“是岁，捐银壹仟肆佰两”，可知先谦任学务议长自六月始。

　　按，先谦设想通过办理贫民简易小学，使“父兄失教、子弟荒嬉者”皆可入学，“照章五年毕业，即已知书习算，文义初通。”先谦呈稿云：

　　窃维中国大患，首在游民太多。……以中土幅员之广大，二十一行省之人民，其勤悫者，亦知努力营生，各谋本务。而父兄失教、子弟荒嬉者，殆不可以数计。盖自其童稚时，既已全无执业，长为游手，壮即匪徒，言之可为太息！尝见署寺之前，郊原之地、儿童游戏，五十成群，抛堵意钱，叫嚣隳突。他年人格，不问可知。西国强迫教育，正为此辈而言也。蚩蚩之氓，久成习惯，蜉蝣生死，何足深责？揆厥由来，不能无望于地方官绅之肩任矣。朝廷锐意兴学，各省官立、民办学堂，不一而足，而贫民小学弗及焉。虽有初等小学堂章程，顾以经费难筹，奉行卒鲜。务其大而遗其小，似犹未尽国民要义也。今拟请设立简易初等小学堂，用少数之经费，施切实之教法，先就省城试办，为之楷模。然后推及各属，使乡村僻壤，易于仿行。凡及岁儿童，皆令便宜就学。照章五年毕业，即已知书习算，文义初通。其上者，递升高等小学，次亦可安分谋生，不至游荡无归，流于比匪。如蒙允准，职当联合同志，办理小学堂十数处，以为之倡。遵照《钦定小学章程》，总期费少效多，大众闻风兴起，以渐达西国所称“无人不读书识字”之目的。（《书札》卷二《与吴自修学使》）

　　先谦又致函瞿方梅教谕，强调小学教育应当“养成全国儿童生活必须之智识技能”，又主张大力发展高等实业学堂。

　　《书札》卷二《与瞿羹若教谕》：“前日在冯莘坨处晤教，……学堂章程，取法日本。日本教旨，出于西洋。宜中国学堂无不合矣。然考章程则是，而办法皆非，何也？中国之初等小学，即日本寻常小学。彼国四年为期，尽人必入，所谓强迫教育，养成全国儿童生活必须之智识技能也。四年之后，彼国多入实业学校，次则师范学校，其入中学者甚少。入中学者，五年之后，多入高等实业，次则高等师范，其入高等学堂者更少。可知其入学宗旨，注重初基，令皆读书识字，以为年长营生之地，其意正如中国义塾。使无父师者，得以与被教泽。既不能上进，将来去学他术，亦免毕世心盲耳。特外国学堂多，而教法周详；中国义塾少，而教法疏略。果师外洋之意以惠中国，扩充义塾，整齐教法，即为益于穷民者甚大而溥。今中国初等小学，固未臻美善，而中学、高等学同时并举。多不入小学而径考入中学、高学者，其人之学业，又未必较入小学者为优。办理之次序既纷，程度之低昂无别，岂可以风示天下乎？外邦学生，以谋生为亟，不专借此为入仕之阶梯。中国学堂，以求名为亟，率天下人士，趋于学堂之一途，以求所谓出身者，故公家有经费不给之忧，人士多外望失学之惧。本意既乖，而求办理之无滞碍，不可得也。”

　　本月，宋梓侪寄来诗集，请先谦作序。

　　《文集》卷六《〈宋梓侪诗集〉序》：“《赋梅书屋诗》六集，吾友宋梓侪太守作也。……夫学无中西，不能外理而言学；政无新旧，不能舍民而论政。……梓侪昔在都，以诗相赠和。既之官，数寄余诗，邮书索序。”

　　六月十四日（7月23日），张之洞奏准于湖北省城创立存古学堂。聘请先谦为名誉总教，先谦辞谢。

　　《年谱》：“六月，张中堂来电云：‘鄂省奏设存古学堂，奉稿想已入览，即日开学，以延访名师为第一义。台端纯正博通，当今山斗，惟蒲轮未必乐于远游。拟奉请为名誉总教，每年春秋佳日，随意来鄂一次，与诸生讲论数日。’即日电复云：‘钧命何敢有违，惟先谦今夏因头眩倾跌，自四月至今，未尝出门，蒲柳先零，徒增愧叹。加以妻老妾病，儿子稚弱，不能一日离家。瞻望高云，但有感谢。伏祈矜宥为幸。’”

　　九月十三日（10月19日），清廷命各省督抚在省会速设谘议局，由各省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为该局议员。岑春蓂请先谦为筹办处会办。

　　《年谱》光绪三十四年：“去岁，特允廷臣之请，仿照外洋办理立宪，期以十年成，立令各省设谘议局为自治基础，先立筹办处于会城。抚院请余及赵御史启霖、谭编修延闿、汤观察鲁瑶为会办。固辞不获，因复函云：‘钧函并公牍领到，谘议重要，惧弗克任，辱荷諈诿，何敢不遵？先谦旧疾积久不平，奔走职务，恐非所堪。如蒙鉴谅，许得挂名籍末，以时纳效，或冀一二微中，以答川岳之施。公费所不敢领，谨先陈明，犹忝窃议长意也。又《地志》、《西鉴》久负诺责，假年之想，诚结于中，切欲壹精凝神，以毕斯愿。’”

　　秋，刊刻《虚受堂书札》二卷。

　　按，《虚受堂书札》落款为“光绪丁未秋刊”。

　　本年，与王闿运、瞿鸿禨、余肇康、笠云等有往。

　　《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出访心田、谭会元、王祭酒、唐蓬洲。王防中风，不肯能出矣，而贪居议长，不以让余，令人怏怏。”

　　又见《诗存》卷十六《次韵题彭菽原〈瓯越吟草〉，送其入都》、《次韵瞿止庵相国落齿》、《和止公阅〈景教碑纪事考正〉有感之作》、《次韵余肇康尧衢》、《九日集葵园，次荛衢韵》、《次韵止庵九日登天心阁》、《次韵笠云上人》等。

　　本年二月十七日（3月30日），张百熙卒。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  六十七岁

　　三月，礼部奏纂《礼书》，聘先谦为礼学馆顾问。

　　《年谱》：“礼部因奏开礼学馆，纂修《礼书》，延聘各省顾问官绅，采访学识闳通、达于治体之人，以资赞助，余亦与焉。奉旨允准，三月内，礼部照会来湘。余以年力衰颓不能胜任，函致张少伯亨嘉辞之。”

　　五月，湖广总督陈夔龙、湘抚岑春蓂将先谦《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进呈朝廷，奏请赏给内阁学士及三品卿衔。六月初三日（7月1日），诏令赏给内阁学士衔。

　　南书房覆奏云：“五月二十八发下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所著书四种，臣等公同阅看：一曰《尚书孔传》三十六卷。……博采两汉经师微言大义、历朝诸儒考证训释，以引申孔传之旧谊，而于梅赜增益之二十五篇，一一注明。凡古文今义之散见故籍者，尤能得其墒证，犁然悉当，洵为体大思精之作，可补《正义》之未逮；一曰《汉书补注》一百卷，以唐颜师古旧注未尽赅洽，因取唐、宋以来之说，辑为新注。旁征博考，钩鈲详明，较之惠栋《后汉书补注》，其用力之勤，可与相埒。一曰《荀子集解》二十卷，以唐杨惊注为主，参以王念孙、郝懿行诸人之说，折衷己意，于荀书精义，多所发明。一曰《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于彼国治乱得失、政事学术，皆能窥见本原，而以编年之体，旁搜官私记录，用能择精语详。综观王先谦所著各书，洵属学有家法，精博渊通，淹贯古今，周知中外。”（《年谱》）

　　八月初一日（8月27日），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上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及逐年筹备事宜，诏颁行京外官署，依限举办。先谦函呈岑春蓂，反对宪法、自治等举。

　　《书札》卷二《复岑中丞》：“前奉惠书，并赐阅宪政编查馆章程各折件。谕令如有管见，务以上闻。……窃谓政不一端，安民而已。未有民本安，而行一政使其不安者。今日中国之病，不在民之不安，亦明矣。必吐弃一切政令，事事效法西人，以为如是则自强。恐强之效不章，而安之象已失。……今以中国自私之心，而行西人自治之政，其不能相合决矣。日本以专制之国，改为立宪，乙未和俄之事，交哄于中衢。丙午铁路之议，忿争于广座。此外风潮，靡岁蔑有。……本朝德泽之深，浃民肌髓。政举法行，在下者日用帖然，而各有以自达。所宜亟谋者，利民之实政耳。近岁师法西人，不得要领，民生以大困矣。又欲淆乱其耳目，扰惑其心志，而有宪法自治之举，诚非预筹补救之策。”

　　本年，先谦捐学务议长银贰千肆百两、咨议局筹办处会办夫马银壹仟叁百伍拾两，均入学务公所。

　　本年，与聂缉椝、瞿鸿禨、余肇康、黄自元、瞿羹若、敬安、龚省吾等人有往。

　　见《诗存》卷十七《邀仲芳中丞及止庵、荛衢、敬舆小集，次去岁止庵来诗韵》、《瞿方梅羹若教授见示次韵诗，……倒次元韵和之》、《题寄禅吴中游草》、《题龚省吾〈静园八境图〉》等。

　　本年二月初四日（3约6日），皮锡瑞卒。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  六十八岁

　　正月，金蓉镜出任永顺知府，先谦有诗《次韵送金甸丞之任永顺》。三月，先谦致函金蓉镜，讨论“一”生二之义。内又提及写刻《高僧集传》。其函略云：

　　谕及在省时面论“一”生二之义，先谦前因《说文》“一”字说解下云：“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段、桂诸家，泛引古书，未能考实。先谦窃谓“惟初太始”，太始即太极，太极浑圆，不能立训，乃变而为一，所谓“道立于一”也。又横分为二，则在上之一为天，伏羲一画开天，即是此义。……再由一变｜■■■■■等字，形体大备，孳乳弥多，即所谓“化生万物”。以此《说文》证《说文》，专就字画言也。而言义理者，实亦不能外此。《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此意也。若推之《大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则不合。执事比云《大易》，系以八方言之。八方义见说卦，以《易》解《易》，豁然贯通。……若就字画推求其次序，《说文》“十”字说解云：“一为东西，｜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据此，先有一，更有十，而后东西南北之四方续为名，八方更在其后。综而论之，前圣制字，自太极变化而出，乃创造之精心；后圣正位，由方隅推测而成，是后起之定象。……来谕以不得合并为恨。窃谓二义原不能合并，然已直指最初，推求切实，固不必索潜室勉斋之定论，亦无庸参流行对待之空谈也。……奂彬《五灯会元》刊成，先谦之《高僧集传》亦以写刻。（《书札》卷二《复金甸丞太守》）

　　二月，门人马与龙《经地异同通辨》二卷成，送先谦阅。先谦七月复函，嘱其校《后汉书•郡国志》，内有云“近来忧病丛集，弥少观书之日。臂痛手强，写不成字。”

　　马与龙二月来函云：“与龙讽诵群经，窥观舆地。今古沿革，众说丝棼，遇有参差，经旨用晦。欲求通贯，戛乎其难。不揣谫陋，纂辑前言，参合经文，辩其同异，才成二卷。”

　　先谦七月复函略云：“地理之学，最为难治。尊意似欲统括群言，折衷一是，用意甚善。所虑汛采诸书，学无归宿，虽集高数尺，宜人不问也（所谓札记之学，每得一条，必前人所知未到，然后人知宝贵。王之《困学》、顾之《日知》，此类是也。必博极群书，方能为之，谈何容易。若杂抄地理之书，人即置而不观）。阅大箸，叙述有法，词义斐然，自是箸作之才。但独树一帜，不易为功。不若依傍古人，成治专经专史及专子集，皆有先难后获之效。治经须明古今之分，熟精《说文》，方有依据。地理创始班固，郦元为其辅臣，必洞明原委，递推后志，自然条理不紊，否则众说纷歧，鲜不为其所惑。人左亦左，人右亦右，安望有超世之识乎？执事果有意读书，应先不为家累所动，不为俗学所纷，然后可以从事。若衣食迫之，新名词诱之，五内萦回，不能自固，浅尝要誉，则不可也。”

　　宣统二年二月初十日先谦与缪荃孙函有云：“范书昔曾为《集解》，以《郡国志》未及究心，不敢轻举。去岁得一友日马与龙，地学甚精，相助为理，即可蒇事付刊，便欲整理全书，出以问世。”

　　六月，《五洲地理志略》三十六卷成，自为序文。

　　《文集》卷六《〈五洲地理志略〉序》：“道、成之际，列口通商，而五洲之情形可见矣。五洲惟欧强，欧惟英，法著。英之国力雄，虽法不逮，而访求土地不避艰险则同。盖风气刚劲，其素习然也。制作之工，日新月异，既能竭耳目心思之用，文字经史，复日知其所无，其殆不终囿于欧乎！以耶稣为国教，耶稣故善医，行教所至，广开病院，以宏利济。非洲之几内亚用人祀神，达荷美以人从死，英、法劝禁，敝俗渐革，尤其仁心之及远者。辑斯编毕，因备著之。”

　　门人曹典球《王葵园先生百零四岁生日纪念记》：“典球在晚清时，曾以师事先生，而先生视为小友。相与研究外国地理，著《五洲地理志》，多取材于拙著诸书。”

　　李肖聃《记葵园先生遗事》：“先生在戊戌时，最诋斥梁启超。及启超返国，为司法总长，一日秘书湘人某，言‘吾与葵园不合，以论学耳。至其行谊，固心服之，子为我作书敬问起居。’而先生语其门人王达，亦言‘梁某亡命十余年，观其近作，颇为长进，故吾为《五洲地理志》，仍采其《新大陆游记》，但隐其名耳。’”

　　本月，瞿鸿禨六十寿辰，先谦作寿序。九月，有诗赠瞿氏。

　　按，见《文集》卷七《瞿止庵相国六十寿序》。本年又有《重阳日止公超览楼落成宴集》、《止公垂示登超览楼诗，次韵》等诗。

　　七月，《庄子集解》将成，自为序。序中认为，庄子生逢乱世，救世不能，乃愤世嫉俗，故其书中多诞语。如果后世浮慕成俗，则咎不在书而在读书之人。

　　《文集》卷六《〈庄子集解〉序》：“夫古之作者，岂必依林草、群鸟鱼哉！余观庄生自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内交于监河：系覆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况馀子乎？吾以是知庄生非果能回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说曰：‘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又曰：‘周将处乎材不材之间。’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见。……其志已伤，其词过激，设易天下为有道，生殆将不出于此。后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读生书者之咎，咎岂在书哉？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二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噫，是则吾师也夫！旧注备矣，辄芟取众长，间下己意，辑为八卷，命之曰《集解》。”

　　八月，刻《庄子集解》竣。

　　《庄子集解》引用《尔雅》郭注、郭象《庄子注》、《列子》张湛注、陆德明《庄子释文》、成玄英《庄子疏》、《文选》李善注、《玉篇》、玄应《音义》、郭庆藩《庄子集释》，及司马彪、宣颖、向秀、简文、崔譔、支遁、李颐、方以智、王念孙、卢文弨、俞樾、李桢等人校注成果，荟萃了前人尤其是清代各家对《庄子》的校勘和古字古义的诠释。钱穆论云：“王先生有《庄子集解》，模仿孙书。此刻则主简要，盖王氏亦袭桐城义法，已悟治庄不能墨守乾嘉矩矱矣。此书仍乏深趣，然便初学，读之易于入门。”胡怀琛赞云：“古今注庄子者甚多，大抵偏于名理。其释名物训诂者，以近人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为最著，而《集解》尤简当，亦尤有名。”

　　不过，《庄子集解》也有许多地方缺略甚至错误。如《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唯虫能虫，唯虫能天。”成玄英疏云：“鸟飞兽走，能虫也；蛛网蜣丸，能天也，皆禀之造物，岂仿效之所能致！”先谦案：“言虫之能亦不齐。”按，庄周这番话，本是称赞无智识之虫能全其天性，而别于人之强欲有为。成疏以“鸟飞兽走”为“能虫”，以“蛛网蜣丸”为“能天”，互文见义，深得庄周本意。先谦以为虫之能有不齐，实为误解成疏，甚非。

　　梁启超云：“王益吾亦有《庄子集解》，比诸所解《荀子集解》相去霄壤了。”胡怀琛《庄子集解补正》一卷，补正六十七条。如《逍遥游》篇云“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先谦云：“‘乘云气’三句又见《齐物论》篇。”胡怀琛按：“《齐物论》无此三句。”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七卷，纠正亦不少。如《逍遥游第一》：“北冥有鱼。”《荀子集解》：“《释文》：‘本一作溟，北海也’。”刘武《补正》云：“《释文》：‘北冥，本一作溟。觅经反。北海也。’……王氏误解《释文》，以冥为北海，大非。如其说，是北冥为北北海也。”

　　夏秋间，因湖北水灾饥民入湘，先谦与友人苏渊泉、李瑞霖集款设局，赈济灾民。

　　《年谱》：“又捐银五百两入泽善堂集款施贫民棺木，三百两入求仁堂集款敛埋修造铁路所发古冢枯骨。鄂省水灾，饥民来湘，络绎不绝，余友平江苏海渊泉、桃源李光忠瑞霖设求仁堂医药局拯之。岁暮，麕集河干者五千数百人，余与同人复合谋鸠赀遣送归里，办理核实，渊泉之力为多，灾民无不感颂，亦快事也。”

　　冬，刻《葵园自定年谱》成。

　　按，《葵园自定年谱》分三卷，上卷至光绪十年（1884年），中卷自光绪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下卷自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六年（1917年）先谦卒。该谱被梁启超称为“清人自谱之可称者”。

　　冬，先谦囚认为学堂不兴，作《学堂篇》一诗，冀动当局之听。又作《学堂论》一文，力倡讲求工艺之学，并呈请采用日本“模范”办法提高兴办学堂的效率。

　　《学堂篇》诗云：“普通设科学，筑堂遍九垓。闻诸西园寺，斯理良未该。彼国初尚之，后悟法令乖。改途趋实业，游远选奇壤。朝从西人学，暮译讲义来。不令私所有，亦以觇其才。邦内豫列校，排日士子偕。三年或五载，传习通国皆。规矩自生巧，制造由兹恢。声光夺天工，路矿取地财。生货可使熟，朽质可使材。纷然智网张，收此利柄回。足民有大道，胡不思追陪？……土壤匪云补，丹心肯为灰？谁作采风官，持之献尧阶？”（《诗存》已酉）

　　按，先谦《学堂论》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论述西学与中学有别，表示了对中学衰绝的担忧：“学堂者，西国教授工艺之地，与中国为中学之书院，名相似，实不相涉也。其师徒传习，无中学也。乃今混而一之，谓学堂即书院，讲工艺之人，必为中学之人，此吾所大或不解者也。……近日章程愈变，小学堂不读经。诸学堂读经年限，非廿馀岁不能毕。群经义理之钥不开，灵明之府皆锢，而欲中学不绝，其道末由。”故先谦认为只有“辍讲于堂，返士于家。策论，旧改者也，姑仍之；学使，见设者也，更试之，则中学存矣。”（《文集》卷一）

　　《学堂论》下篇引用本年五月《东方杂志》所载中国外贸逆差的数据，质疑“中国兴办学堂工场已十数年，而财用外溢者愈多，所谓抵回挽制者安在？”究其原因，先谦认为在于“有资送，而无督课，犹无学生也。”因此，他主张采用日本兴办学堂“舍普通而就模范”的办法。其言云：“舍普通而就模范，精选人材，赴西国学堂亲承讲授，每科或四三人，虑弗相劝以往也，厚给其身家；惧始勤而终殆也，申严其黜罚；恶其见异而迁也，人占一科，不得中道更变；防其据为独得之秘也，每夕各述所听之讲于册，交邮政员按日寄本国，毋间断。下令国中诸府县豫设学堂，以待寄到即讲。越三五年，行者毕业归国，居者已通五六十万人。互相讨论，则规矩可以生巧；自为结约，则交易可以得朋。学堂开，国家无丝毫之累；学堂成，国家享久远之益。”

　　先谦又与前编修王龙文论学堂教育。王龙文，字泽寰。平江人。

　　《文集》卷十四《答王泽寰书》：“今学堂之不进于古者，非学人皆束书不观也。日上堂听讲各科学，庚续迭进，用志固已纷矣。及入自习室而群居，其神不能宁静，盖求专精涵泳之间而不可得，乌睹如昔人所云‘居安而资深’者乎？其普通之科学，未能躐其藩篱，遑论堂奥，仍归于无所通而已矣。吾见困天下人材于学堂之中，而使之终于无成也必矣。……今扰事将以经、史、伦理、古文之学为诸生者，济济二百数十人，必多怀城而踊望者，此可决知也。教员中如成君克襄、郭君焯莹、李君馥、谭君绍衮，皆有时誉。”

　　本年，先谦捐议长夫马银二千六百两、自治筹办处（咨议局改）会办夫马银一千三百两入学务公所。（《年谱》）

　　本年，见日本领事村山节南，睹俞樾遗书。

　　《诗存》庚戌《俞曲园遗墨，为日本领事村山正隆节南君题》序云：“岁己酉，与余相见于湘中，出先生手书多纸及小像一见视，人琴之感，与日俱深。”

　　本年，作朱开华墓志铭。

　　《文集》卷十《诰赠奉政大夫朱君墓志铭》：“君讳开华，胜泉其字，朱氏。先世籍江西，元国子监祭酒日忠山者，徙平江之西乡。……君殁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八月三日，距生于咸丰四年甲寅十月八日，春秋五十有四。葬邑西乡将军山。……宣统元年，覃恩赠君奉政大夫。”

　　本年，作王文韶墓志铭。

　　《文集》卷十《赠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王文勤公墓志铭》：“公讳文韶，字夔石，耕娱其自号，晚更号退圃，仁和王氏。……（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卒，距其生道光庚寅年十月，年六十九。…以宣统元年月日，葬钱塘西溪留下小和山麓之上步岭。…（孙）钰孙泣请铭。”

　　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  六十九岁

　　正月十三日（2月22日），承继族弟先博之子祖陶为子。

　　《葵园公年谱节抄》：“复继从弟先博子祖陶为子，字日石庵。”

　　本月，上书岑春蓂，请求禁运谷米出湘。

　　《年谱》：“查湘省连岁歉收，兼之去年运鄂穀米太多，民间盖藏告竭。先谦等早经虑及，去冬集议清查公私仓觳及商栈存积，按之省城户口日食之数，短绌甚巨。是以本年正月内，公呈前抚岑春蓂，恳请禁运。后岑春蓂出示禁运，华、洋一律扣足三礼拜，至二月二十八日为止。其间商贩争运，殆数难计。先谦等因肃公函，沥陈实在荒象，迫恳筹款采买，以济急需。……则已至二月杪，平粜采买，俱未允准。”

　　二月，岑春蓂嘱先谦将上年《学堂论》中兴办学堂、讲求工艺之“模范”办法写成公牍，代为奏报学部。

　　《年谱》：“余以学堂不讲工艺，与朝廷当日力图富强之憎不符。且公款有限，学堂不能容多人。又入堂读书，须岁缴食费数十洋元，寒士亦力有不逮，以致官墙外望者，实繁有徒。人材消乏，隐忧甚大。因以昔闻日本西园寺侯爵之言，作《学堂篇》一首，冀传播日广，或彻当道之听。岑中丞见而韪之，告以改用公牍，当为代奏。于去腊遵递呈词，中丞二月入告。三月奉旨：学部知道。未必有裨也。”先谦呈词略云：“窃维治国如治病，必确审其症结所在，从而施以针灸，投以方剂，然后可愈疾而回生。中国之在今日，可谓百度维新，然力图富强，转趋贫弱，司农仰屋而长嗟，百姓疾首而相告。成以为数年之后，财力难支。……光绪年间，日本前总理大臣侯爵西园寺公望，解职后来湖南游历，署臬司张鹤龄延观学堂，问以办法何如。……详其办法，分门派学，无许半途改习；逐日译寄，不令一得自私。能使数年之间，全国通晓艺术。用意周而收效捷，无过于此。……从前游学西国、分习各门者，所在有之，不过通知规矩而已。然回国之后，奇货自居，公家莫能资其力，天下不获蒙其教。其人造诣浅深，既已无从质证，更安望推演新术、裨益国家？是今日而欲挽回利权，此事允为当务之急。”（《书札》卷二《致岑中丞》）

　　本月，手指痛至不能作字，仍坚持刊刻《五洲地理志略》。二十三日（4月2日）致缪荃孙函中有云：

　　先谦伏居如故，衰朽日增。惟借重古籍以自消遣，手指痛剧，时形战掣，本不工书，不复能多作字矣。《庄子》刻成，敬呈校正。……《五洲地志》撰成，见刊铜板图，尚有数月可竣，提学索归公所。此后接撰《外国通鉴》，时作假年之想，倘得成书，亦借以报陶斋制府之諈诿耳。

　　本月，重修族谱成，作《〈宣统三修谱〉序》。序略云：

　　吾族谱之修，成于道光癸未，续于光绪辛巳，今又垂三十年，族议再续，久而峻事。方续修时，吾族弟先慎得子祖邰，因字曰谱生。今祖邰游学日本，奉天总督徐公器其能，为补科员，旋调邮传部以主事用矣。……方今世局日新，学术愈歧。人材秀异者，好奇鹜广，有反易天常之心。其朴愿者，困于时艰，或且舍耰锄而太患。吾族人沐浴圣泽，长育翼成二百年于兹土，惟当思国恩等天地，尊祖训若鼎彝，勿因杂学而弃《诗》《书》，勿竞时趋而蔑礼法。（《文集》卷五）

　　三月初四日（4月13日），长沙发生饥民“抢米”风潮，黄自元等绅致电署湖广总督瑞澈，请求撤换岑春蓂，而窃先谦名首列。十六日，又发生焚烧抚署事件。清廷责令瑞瀓查奏。四月，岑春蓂及布政使庄赓良罢免，先谦亦获降五级处分。

　　左舜生《万竹楼随笔》：“宣统二年三月，长沙发生米荒，饥民聚众閧围抚署，实为三月初五；巡警道赖承裕（字子佩），于初四日即已被殴，……十六日抚署卫兵开枪，击毙多人，致激众愤，痞棍乘机放火焚署，并有焚毁学校及抢劫教堂等事，以至全城罢市。时任湘抚者为西林岑春蓂，事前措置失当，临事更过度张皇。当事急时，乃以印交藩司庄赓良，由庄率同绅士数人，步行劝谕开市，并格杀数人，事乃平患。先是初五日饥民包围抚署时，湘省在籍绅士七人，曾电鄂督瑞澈，请代奏撤换岑抚，另易妥员，该电系由若辈假借葵园名义，领衔发出。事后清廷命瑞澈查奏，瑞乃归罪诸绅，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均因此得罪，葵园亦不免矣。”

　　马与龙《纪葵园师居家敚职始末》云：“省民既屡捣碓坊，岑命赖道子佩查办。赖候补在湘，图辰州知府缺。岑至，即以署巡道。赖感岑，为之奋勇，在南门外鳌山庙严词威胁饥民。民忿，群起缚赖，将丛殿之。赖之从丁数人，脱去衣服，混入饥民中，大声詈赖，谓应送入抚院治罪。众以为然，从丁等即拖赖入城，众随之。过臬署时，有从丁杂入丛人中，挟赖潜窜臬署。众未觉，仍纷纷向抚署狂奔，至则失赖所在。谓以匿抚署，于是有焚署斫桅之事。当是时，省绅群集席少保祠会议，欲急电湖北总督，略称岑抚威逼饥民，恐酿巨祸，请速调换等情，由候补道王莘田起稿。其领衔，应推资望之最老者，时无过于师，而师未到会。众拟待之，黄自元太史谓例当如此，复何迟疑？电遂发。葵园自返里后，专事著述，于公事不愿干预。是日，方款留张鸿年在家。张，皖人，系孝廉，儒雅好学。师嘉其志，延纳之，谈饮竟日。张去后，师方补其每日著书之功课，虽闻外问有焚抚署事，未之问也。翌日，有人持片纸录电稿寄投。师阅之，见己名领衔，大惊，谓岂有此种办法？遂急电湖北督署，言不知情。然前日省电到鄂，督抚瑞莘儒已据以电奏矣。及接师电，覆转诮其反复推诿。”

　　《书札》卷二《复胡退庐侍御书》：“是日有黄自元、谭延闿、刘国泰、龙璋，齐集鄂绅王铭忠宅，致电鄂督，痛诋岑抚，而窃弟名首。弟在家会客竟日，伊等并不知会。盖因岑新为弟进书，知会，则恐弟不允也。弟知后，即赶电鄂督，告以实不与闻，请加察核。而鄂督并不考查，遽加参劾。”

　　按，先谦致电瑞澈辨白，瑞置之不理。及瑞澈奉命查奏此事，所派二员又为与先谦有仇隙之候补道任筱堂门生。瑞瀓乃据二员回奏上报，奏云“先办义粜，闻该绅王先谦首先梗议，事遂迁延”，“公电请易抚臣，亦系该绅领衔，殊属不识大体。闻该绅在籍，平日包揽词讼，好利忘义，声名狼藉，道路皆知”等语，遂至辩诬不能。

　　《纪葵园师居家敚职始末》云：“清廷命瑞督澈查，瑞委两员来湘。此两员者，皆任小棠弟子也。事有不期然而然者。先岁，任被参革，颇有人称系师之力。实则师与任未尝谋面，毫无恩仇可言。此事真相，外问鲜知者，即师亦自茫然，至末年而后得知之。师有族子某，为师所栽培成立，从学最久，常效师书法，破能乱真。任被参之先数月，有刘铸者，师之弟子也。由师家至京，晤某达官，亦师弟子。觌面时，某问师有何言，刘答无所言。少顷，某又以问，刘仍答无所言。后数日，刘又晤某，某复如前问。刘疑焉，因问有何事涉师者。某乃言：‘湘省任道应参，师有此意耳’。刘谓‘我在伊处住数日，倘有此意，知我来京，必以语我。绝无此也。’某言：‘我非妄谈。’因出师亲笔函示刘。函中嘱其示意某御史。刘问事已行否？曰：‘已办。’刘谛视函，谓某曰：‘此似葵园囊年笔迹，近则颇异。’某言：‘此函乃叶吏部奂彬日前来京带交者，子何疑焉？’然刘之行箧中带有师所书数纸，亟返寓，取以示某。某细校之，则前函果伪也，乃相秘不复道。而任探访消息，祗知为师，遂衔恨次骨。湘案发后，瑞督所委两员到长沙，住稍久，无可查，偕至任宅商议，遂返鄂复命。瑞督即据两员呈覆以奏，其稿即任所拟者。旨下，前电出各诸绅皆革职，师以职较大，犹得留翰林，余皆为民。而黄太史独免。黄与任素至契，殆奏稿内摘去其电名矣。”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过参议、祭酒，均谈乱事，官绅龃龉，亦不知所由，总归数定而已。”又四月二十四日：“京报到，庄藩开缺，王、孔、叶、杨革降，皆不用吾言至此。”

　　处分下达后，众多湘籍官吏代为开脱，皆不获。

　　先谦《复胡退庐侍御书》：“苏厚康诸君为弟具呈洗诬，竭尽心力。”

　　《清史稿》卷四八九《儒林传•王先谦》：“同乡京官胡祖荫等以冤抑呈递都察院，亦不报。

　　《近代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四月二十五日，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等电请军机处代奏，为湖南获罪官员开脱。命传旨严饬咨议局不得干预不应与闻之事。”

　　五月，与苏渊泉、李瑞霖合办赈荒局，救济贫民。

　　《年谱》：“又与苏渊泉、李瑞霖二君合办求无愧堂赈荒局，余捐钱一千串为倡，共收钱二万一千馀串，专赈无告贫民不能举火者，以辅官绅平粜局之不及。自五月开办，至七月蒇事，皆籍重苏、李诸君经营之力云。”

　　九月，《五洲地理志略爿寸图》一册刊成，自序编是书始末。序云：

　　臣生五洲大通之世，年力衰谢，不能周历山川，开拓胸臆，滋用为愧。泛览诸志，叙述歧分，译意互殊，难可推究。爰综厥纲领，汇为一编。欲以祛纽弄之迷惑，资方隅之考求。于所不知，义从盖阙。后之君子，幸勿执其方闻，笑余穴见也。（《年谱》）

　　按，先谦此书，广泛采辑中外地理图志近百种，且图文参照，便于对照考覆。《例略》云：“兹编远根《汉志》，上溯《禹贡》主名；近因《明史》，兼包元世路制。省纲先后，依《光绪会典》；道里远近及附郭书法，依钦定《明史》；地理沿革，依《一统志》，新改郡县，亦皆参列。迩来铁道、电线，敷设未周；矿产殷阗，采掘尚视为末务。海岸曲折，军港半领于外人。为国者所宜长虑矣！其以见他志者，因仍编载，弗敢阙焉。外国地理考证之书，日出不穷，已搜采者，坿为论说。……向来说地诸家，图志不能兼备，学者病焉。今于《志》后坿《图》一卷，以便考覆。”（《年谱》）

　　又作《〈坿图目录〉序》。序云：

　　左《图》右《志》，用便对勘。向来中国地学，东南较西北为详，故此图不具列各省，惟绘新疆、内外蒙古、青海、西藏，以备稽览。……中亚西亚、瑞西二图，兼采周、孙所绘刊；英吉利、日本二图，则用曹、刘所增订；朝鲜详图，系日本水野梅晓持以相饷，冀集众善，以成巨观。经营四载，端绪甫竟。商榷图志，善化王达冕南、同邑曹典球子谷，实始终之。……校勘此图，则同邑黄传■石逸一人之力。（《年谱》）

　　按，《坿图》纠正了《大清一统图》、《亚洲图》中不少错误。当然，此编亦有诸多不足。先谦《例略》自云：“惟《志略》蹖驳罅漏，虑所不免。区区之意，但求有益于人，不必掩护己失，以学乃天下公理，全赖众共考核，庶免疑误后人也。”又如，书中将渤海划为太平洋支海，东海、黄海、南海列入太平洋随地异名之海，分类不够精审。

　　本月，辞去地方自治筹办处会办。将会办夫马银八百两及学务议长夫马银二千四百两捐入学务公所。

　　十二月，为王龙文《平养堂文编》作序。（《文集》卷六）

　　按，疑是书亦为先谦所刻。李肖聃《题葵园所著书后》：“次则刻行师友著述。如序刻吴南屏《袢湖文录》、郭侍郎《养知书屋集》、王编修龙文《平养堂文编》，及梓行李禹臣、毛国翰、欧阳硐东诸家诗草是也。”

　　本年，与敬安、村山节南、余肇康、龚省吾、黄兆枚有诗往来。

　　《诗存》有诗《俞曲园遗墨，为日本领事村山正隆节南君题》、《寄禅重九见怀诗云谤与名俱远，官随病早休。余感其意，奉和一首》、《与尧衢谈往岁两次罢官之事，不胜感叹，作长句赠之》、《龚省吾自湖北寄诗，次韵》、《黄兆枚宇逵吏部自都中寄赠长句，次韵》、《题黄宇逵诗集》。

　　本年，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八十六卷、《艺风堂文续集》八卷成。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  七十岁

　　正月，为儿子兴祖完婚。

　　《年谱》：“正月十六日，为儿子兴祖完婚，老友李佐周桢女也。佐周殁已十年，遗子女各一，子祖楙，能读书，甚为可喜。”

　　四月二十五日（5月23日），吴庆坻因病免学使。旋返杭州，行前曾来辞别。

　　吴庆坻《王葵园先生墓志铭》：“辛亥春，庆坻别先生长沙，先生授以自订年谱，曰：‘他日铭吾墓者，子也。’其后得先生书，申言之。”

　　六月，为江翰作《白亭记》。文云：

　　我友长汀江公受任河北道之次年暮春，巡河察石于巩，以公暇游洛阳，登崇高，览伊阙，拜白文公墓于香山寺左。其地前临伊水，斜对龙门，形势绝胜，风景尤美。江公谋亭于其前，而属余志之。（《文集》卷十三）

　　本月二十日（7月15日），因手指麻木不能作书，买舟往江苏就医。

　　《年谱》：“余右手二指麻木，不能作书，闻江苏有针医尤姓，于六月二十日买舟前往就医，竟无寸效。而右颧发际忽生一疮，洪大肿痛，症极危险，延刘姓医治，越日即溃，遂邀刘同归。又匝月，始愈。”

　　《湘绮楼日记》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晴。风。颇寒。尧衢专使送礼并饷百金。召见来使，询其踪迹，不告。云王祭酒亦至上海，未被劫也。”

　　按，王闿运所闻，当是先谦此次往江苏寻医之行。

　　七月初一日（8月24日），七十寿辰，坚辞馈遗，以文诗为寿。

　　《年谱》收有瞿鸿禨、杨文鼎、吴庆坻、李宝淦、缪荃孙、王龙文、司马元达、黄兆枚、苏舆等人祝寿诗文。按，先谦六月二十日前往江苏，七十寿诞时当未能返湘。

　　八月，去年遭贬湘绅，除先谦外，余皆开复。余诚格抚湘，又言将奏请开复，旋因辛亥武昌起义而罢。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宣统三年八月二十日：“闻一梧已蒙瑞督开复。余参议亦蒙王心田开复。”

　　《纪葵园师居家敚职始末》：“此案定后，京内外士大夫，皆知师之冤，尤以柯先生绍忞深为愤慨。柯为师弟子，瑞督则柯弟子。瑞每候柯，柯必大声言：‘太老师为何被革？’瑞久而亦知师之枉，又无以对柯。适杨文鼎新任湖南巡抚，过鄂谒瑞，瑞设席邀杨及柯。三人同坐，瑞提起师前事，请柯将情实详以语杨，嘱杨为奏请起复。杨到湘莅任，往候师，而师被参后，杜门谢客。各友朋处，鲜通只字，专务其著书功课。杨抚到门时，照常挡驾，命门丁持名片往谢而已。杨原非科甲出身，疑师轻己，恨甚。适省绅有知此情者，以语师，欲为转旋。师曰：‘吾以被议之人，自应闭门谢客，乃当迎送招摇耶？官，吾所不要也。’杨遂将前案诸绅悉奏起复，独遗师一人。”按，柯劭忞，字凤荪，号蓼园。山东胶州人，祖籍浙江台州。光绪十二年进士。著有《新元史》、《文献通考校注》、《尔雅补注》、《文选补注》等。

　　《书札》卷二《复胡退庐侍御书》：“后余寿平来为湘抚，初次见面，即告弟云：‘督帅一概尽知’，并以入告自任。不数日，鄂省信紧；又数日，弟遁迹平江；又二日，而湘省失守，大局不复忍言。此事遂作罢论矣！”

　　十九日（10月10日），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爆发。二十八日，先谦赴平江县城。旋转徙于烟舟、十八曲、甑家山等地。十一月，返烟舟。

　　《年谱》：“八月，闻湖北新军据鄂省，湖南人心摇动，讹言日起，纷纷徒避。二十八日，余亦启行赴平江。三十日抵县，寓岩上酆宅，对门即驻防之新军也。九月初二日，闻初一会垣不守，新军皆有离心，管带陈浚投水死。时知县先遁，城中无主，群谋劫夺。予赴北乡烟舟，寓乡绅苏凤梧纬卿家一日，旋移十八曲陈家，又移三墩甑家山。苏家苏海渊泉，自省回里厚庵部郎之尊翁也，招余归度岁。十一月十九日，返烟舟。”

　　按，至平江后，有《重阳山中》、《和节南七绝一首》、《题十八曲楼》、《题甑家山楼》、《山中杂述十二首》、《烟舟旧友邀余返香炉山，寄诗四首，次韵复之》、《再答》等诗可见其行踪。

　　至平江后，曾生计困难。又两足溃烂，卧床半年。

　　《诗存》辛亥《重阳山中》自注云：“余到平邑，适寓新军对门。不二日而兵变，统将陈浚投水死之，军士自推蔡姓管带。其人自长沙来，多识余者，相聚谋劫夺。余星夜赴乡，其主人皆不在家，数日三移居。”自注又云：“米告罄，问邻家乞得半升。”

　　民国二年四月十二日先谦与缪荃孙函云：“仆自到平江，两足溃烂，展转床缛者半年，至今馀毒未尽，尚赖步履，而稳健大逊已。”

　　十一月，寓平江甑家山时，作《〈诗义标准〉序》。

　　《年谱》：“为父载之公刊《诗义标准》未峻，遽有平江之行，转徙流离，此事未废，成书一百十四卷。寓甑家山时曾作一序。”

　　《〈诗义标准〉序》云：“《诗义标准》者，先大夫昔所创定，櫽括生平言诗之旨，先谦曾刊录大义于《通志》中。睠怀先绪，谨推本未尽之意，重取斯编，复加扩充。绵历岁月，克有成书。剞劂告竟，敬具端委、寒夜清灯，素发垂领，犹恍惚趋庭退学时也。两兄有《杜苏诗评》二卷，录附诗末。”（《年谱》）

　　按，载之公（《诗义标准》旧卷六十，门十三。先谦广为君臣、父子、夫妇、亲族、姻戚、朋友、人事、军旅、方外、咏物、咏古、古歌行、杂拟、杂体等十五门，一百一十四卷，收诗一万三千零四十六首。

　　本年在长沙时，与胡思敬、金蓉镜等人有往。

　　见《诗存》本年《读胡侍御思敬出都别友诗，遥有是和，次韵》、《送永顺府金甸丞太守辞官回籍》、《友人询近状，赋此答之》、《读〈樊英传〉》、《寿余封翁》、《寄赠金甸丞》、《感事》、《次韵钱葆青仲宣见赠》等。

　　在平江，识王第松。为其作谱序。

　　《文集》卷六《平江〈王氏谱〉序》：“岁在辛亥，余至平江，识王君第松，年七十矣。视、听、行步，不殊五六十许人。”

　　本年，作《日本〈青山文钞〉序》。序文略云：

　　宣统辛亥，日本竹添井井君介其门人松崎柔甫录示所为文数首，而盐谷士健亦以其尊人青山君文抄至，乞余弁言。……今吾国之人，吐弃经书，仇视君国。出东洋游学，不数年归，以其慝志诐词，傅合新得，腾播口说，反易天明。祸中土而诬邻邦，抑何至于此极乎！（《文集》卷六）

　　十二月二十一日（1912年2月8日），吴庆坻来函，问及刻书事宜。

　　吴氏来函略云：“《新旧唐书注》，度将告成；《范书补注》，曾否刊行？《三家诗》印本已讬工否？倘蒙遇便，以前刊二种先行赐寄，俾获岫绎，实所忻幸。三家诗叙文，迄未著笔，皇悚万状。”

　　本年，叶德辉撰《书林清话》成。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  七十一岁

　　仍寄寓烟舟苏家。继续从事《后汉书集解》、《诗三家义集疏》等。

　　《年谱》：“寓烟舟苏家。”

　　《清史稿》卷四八九《儒林传•王先谦》：“民国肇造，改名遯。”按，《年谱》自本年以下，仅以干支纪年，与友朋书函皆自称“遯”。《易•遯》：“遯：亨，小利贞”。王祖陶《重修葵园记》：“盖先公南归，筮《易》遇遯”。

　　本年，敬安卒。

　　《清代人物传稿》：“1912年春，各地佛教徒代表集于上海，倡组中华佛教总会。敬安赴南京亲谒临时总统孙中山先生，当蒙许诺。是会成立于上海留云寺，公推敬安为会长。……时各地常有夺寺毁佛等事件发生，敬安遂于10月北上，11月1日抵北京，寓法源寺。第九天，偕弟子道阶前往内务部会见礼俗司司长杜关，根据《临时约法》，要求政府下令各地禁止侵夺寺产，但反被侮辱。他愤怒退出，当晚于法源寺右胁而卧入灭。年六十二。”

　　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  七十二岁

　　移寓平江县城。三月前后，曾回长沙二十日。

　　先谦四月十二日与缪荃孙函中有云：“迁居平城，到省廿日，旧庐无恙，未敢定居。此间亦不能避嚣，幕燕营巢，尚不知何所也。”

　　四月十二日（5月17日），致函缪荃孙，谈及刊刻《后汉书集解》、《诗三家义集疏》、《五洲地理志》、《外国通鉴》等。其函略云：

　　两年以来，将《后汉集解》纂成，《三家诗》稿，《风》诗已毕，《雅》、《颂》久阁，拟庚续成之。陶斋在湘，属为《五洲地图志》及《外国通鉴》二书，讨论年馀，始有端绪。《图志》刻成，以印费未集，致未出书。《通鉴》则宏纲已举，约二年可成。

　　五月，为刘承干先父母作墓志铭。

　　《文集》卷十《诰赠光禄大夫刘君墓志铭》：“乌程刘子承干泣而言曰：‘吾年四岁，吾父殁。奉王父命，为吾父后。……’余感其意，为叙而铭焉。”

　　《文集》卷十一《刘母邱太夫人墓志铭》：“太夫人姓邱氏，世为浙江乌程县南浔镇人。适同镇刘氏，工部郎中讳安澜之妻，四品卿衔奏奖郎中承干之母也。……太夫人殁于光绪己酉十一月二十四日，……以辛亥十二月十六日葬本邑。”

　　按，先谦本年致缪荃孙函中有云：“刘君翰怡以其嗣父母铭墓之文相属，重以吾弟及止修諈诿，敢不勉竭心思。”此函落款未写时间，然前一封为四月，后一封为六月，故此信约作于五月。

　　六月，长沙倡言独立，风声甚紧，先谦又移寓西乡距城五里之黄甲山。自是，常往来城乡。

　　夏，刊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不久，与苏舆发生龃龉。

　　《虚受堂文集》卷六《〈春秋繁露义证〉序》：“岁癸丑，厚庵大病新愈，将赴会垣，余赠以诗，有‘温故知新是我师’及‘天为斯文留绝学’之句，并以公钱刊行其《繁露义证》。嗣复以《例言》及《董生年表》来。十月，返其烟舟故居。忽与余有违言，音问遂绝。”

　　冬，《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将成，自为序例。

　　《年谱》：“早岁为《诗三家义集疏》，至《卫风•硕人》而辍业。自至平江，庚续为之，渐有告成之望。遂自为序例。”

　　按，《诗三家义集疏》初名《三家诗义通绎》。先谦研治三家诗，始于江苏学政任上，并曾钞《卫风》数篇请缪荃孙指正。然仅至《卫风•硕人》而中辍。晚年庚续成稿后，又曾二度修订。

　　先谦在序文中谈到了毛诗由少人尊信到后来凌替三家诗、直至三家诗衰亡的原因，叙述了编纂是书的原因。《序》略云：

　　经学昌于汉，亦晦于汉。自伏壁《书》残，其后伪孔从而乱之。《诗》则鲁、齐、汉三家立学官，独毛以古文鸣，献王以其为河间博士也，颇左右之。……东汉之季，古文大兴，康成兼通今古，为毛作笺，遂以翼毛而凌三家。盖毛之训诂，非无可取，而当大同之世，敢立异说，疑误后来，自谓子夏所传，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据为独得之奇，故终汉世少尊信者。魏晋以降，郑学盛行，读郑《笺》者必通毛《传》。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继则以宗郑者昵毛，终且以从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有宋才谓之士，以《诗》义之多未安也，成出己见，以求通于《传》、《笺》之外，而好古者复就三家遗文异义为之考辑。近二百数十年来，儒硕踵事搜求，有斐然之观，顾散而无纪，学者病焉。余研核全经，参汇众说，于三家旧义采而辑之，窃附己意，为之通贯。近世治《传》、《笺》之学者，亦加择取，期于破除墨守，畅通经旨。毛、郑二注，仍列经下，俾读者无所觖望焉。

　　按，齐、鲁、韩三家诗属今文经学，汉时立于学官，盛极一时。东汉后期，马融和郑众推重古文经学，《毛诗》始受重视。嗣后，马融门人郑玄又兼采三家诗说，为《毛诗》作笺释，遂使《毛诗》渐而后来居上。其后，《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毛诗》遂成为《诗经》流传的唯一正统学派。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和对《毛诗》的质疑，疑古派学者开始重视三家诗的重要性。南宋来年，王应麟辑集三家诗遗说，汇为《诗考》一书，惜疏漏尚多。降及清代，采辑三家诗的复有余萧客、范家相、阮元、卢文诏、丁晏、王謩、冯登府、徐激、马国翰等人。道光年间，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和魏源《诗古微》又相继问世。至此，对三家诗的搜采与考订工作，已经相当完备。不过，这些成就虽“有斐然之观”，却“散而无纪”，不便学者稽考。先谦深感于此，遂有《诗三家义集疏》之作。

　　先谦《集疏》汇集汉、宋、清代学者三家诗研究成果，于三家《诗》散佚之处，无论经史诸子，莫不征收搜集，采摭无遗。同时还吸收了自宋至清众多学者研《诗》心得，尤其是乾嘉以来学者文字音韵、名物地理的考证成果。先谦的主要做法和成就如下：

　　一、在分卷和篇第上，尽可能还原三家诗旧貌。《集疏》合《邶风》、《墉风》、《卫风》为一卷，试图恢复三家《诗》二十八卷的旧观。《例略》云：“《毛传》巨谬，在伪造周、召二《南》新说，羼入《大序》之中，及分邶、墉、卫为三国。二南疆域，三家具存其义，若如毛说，是十五《国风》不全也。孔子云：‘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推详圣意，盖因周立国最久，至孔子时已六七百年，二南规制既远，史册无征，惟据诗篇，尚存崖略，故有‘不为墙面’之叹。秦汉之际，经亦几亡，《毛传》乘隙奋笔，无敢以为非者，古文勃兴，永为宗主。幸三家遗说犹在，不可谓非圣经一线之延也。”此外，《南陔》、《自华》、《华黍》，有其义而亡其辞，《毛诗》列于《鱼丽》之后；《由庚》、《崇丘》，《由仪》三篇，亦有其义而亡其辞，《毛诗》列于《南山有台》之后。历来学者对此颇有异见，先谦也谈到了自己对六篇笙诗的看法。《例略》云：“《南陔》以下六诗之亡逸，不知何时，要决不在三百五篇之内，仅有《仪礼》古学，尚存‘笙诗’之名，此即当时诗废而声未废，故止能笙而不能歌也。毛欲藉此以标异于今文之学，《序》又成于其手，撰为诗义，羼入三百五篇之中，然尚不敢大破篱藩，竟改什数，此其心迹之可窥见者也。自郑君信之，遂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矣。”

　　二、在编排体例上，《集疏》于经文之下首列注文，将采自秦汉以下各类典籍中有关三家《诗》的佚文遗说，条分缕析，以次胪陈。次列疏文，先列毛《传》、郑《笺》，又征引自宋至清数十家《诗经》学者的论说，兼综并蓄，精密排比，并参以己意，详为疏解。这样的“体例安排，主次分明，设计周到，确实便于稽考查索。”

　　三、《集疏》不囿门户家法，于三家《诗》义的说解，广泛吸收自宋迄清代几代学者的治学心得。在文字声韵、名物地理的考证方面，先谦对戴震、惠栋、钱大昕、郝懿行、段玉裁、王念孙父子等学者的精见卓识，善为融会，征引颇多。即使对专治《毛诗》或今、古文兼通的学者，如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等作，亦折衷异同，多所称述，不仅充实了《集疏》的内容，而且提升了其学术价值。

　　四、《集疏》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如《周南•关雎第一》，孔颖达云：“《说文》：‘第，次也。字从竹、弟。’称‘第一’者，言其次第当一，所以分别先后也。”先谦案：“《说文》：‘弟，韦束之次弟也。’不从‘竹’。《五经文字》：‘弟，从韦省，象围币次弟之形、’孔误，今正。”又如《召南•江有汜》注：“齐说曰：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伯仲爰归。”先谦按：“‘伯仲’，陈乔枞本作‘仲氏’，非也。《遯之巽》‘爰’误‘受’，《明夷之噬嗑》不误。”

　　《集疏》的问世，为后人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三家《诗》读本，因此备受称道。时人曾称其“于千载后网罗残缺，折衷异同，使西汉遗经，还为完籍。重以义据精确，家法牦然，其功视孔氏《正义》殆不多让。”《辞海》文学分册称其“辑集西汉时齐、鲁、韩三家今文《诗》说，兼取后人疏解，并加考核说明，使久已失传的今文诗学比较可以稽考。”王立群、张进德称《集疏》“是清代今文《诗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以体例严谨、周详，利用前人成果丰富，搜辑完备而著称。”成为“清代三大治《诗》之作”，“代表了清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

　　当然，《诗三家义集疏》也存在不足。

　　首先，《集疏》“有偏袒三家诗的总体倾向”，而且“过于注意三家诗与毛诗的差异与对立，过于强调齐、鲁、韩三家诗的同一性，因而忽略了三家诗内部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忽略了齐、鲁、韩三家各自流传过程中的不同见解。”如，先谦认为三家诗一致确认《关雎》为刺诗，而据张启成考证，齐诗和部分韩诗派学者认为《关雎》为颂美后妃之德，与《毛诗序》相同。

　　其次，《集疏》也有一些文字错误。如《商颂•那》先谦注：“鲁说曰：宋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汤、契、高宗所以兴，作《商颂》。”按，陈乔枞《韩诗遗说考》“高宗”后有一“殷”字，魏源《诗古微•商颂答问》亦有“殷”字。又如扬雄，《集疏》或作“扬”，或作“杨”，亦失审慎。

　　此外，《集疏》在释义上亦择取欠精。如《卫风•终风》“终风且暴”，王先谦繁引数百字证明“终风”为“终日风”，对高邮王氏“既风且暴”之解却不置一词。

　　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  七十三岁

　　二月，为王第松作《平江〈王氏谱〉序》。序文略云：

　　第松又言其族人多老寿，适届修谱，乞余为序。……今世运不常，宗社有黍离之恸，而渐染于新学者，几视纲常名教为可有可无。独王氏鸠集其宗人，以修举废坠为急务。……甲寅春仲。（《文集》卷六）

　　三月十六日（4月11日），妾毛氏生子祖恩。四月，还凉塘。春间患右手战掣，七月又患足疾。

　　《年谱》：“四月二十三日，余病渐愈，挈宋毛二妾、两子返省，移东乡凉塘旧庄。余妻仍居省城。余衰年少事，无所营求，惟把书度日而已。”

　　《书札》卷二《复胡退庐侍御书》：“弟自癸丑三月自平返省，即在省之东乡四十里凉塘旧庄居住。春间即患右手战掣，至今逾甚，不能作书。向患足疾，七月杪，右足臂脓溃，月余始愈。从此右足少力，需人而行。萧瑟乡居，惟以寻绎旧书为事，毫无善状可慰远怀也。”按，先谦本年返凉塘，疑此信中“癸丑”为“甲寅”误。《春秋繁露义证序》亦云“癸丑，厚庵将赴会垣，余赠以诗”，可知上年先谦在平江。

　　闰五月，为苏舆遗著《春秋繁露义证》作序。苏舆卒于本年四月十四日（5月8日）。

　　《文集》卷六《〈春秋繁露义证〉序》：“以甲寅四月十四日故，其妻托杨芷园兄弟将《义证》稿来，又增一序文，并言其展转床蓐，自悔前书错谬，闻余得子，思为诗以贺未就。余为凄然。……甲寅闰月。”

　　九月，致函缪荃孙，有云“形影非旧，精神大衰，二便不时，手眼皆病，惟古习未忘，把卷度日”。并托缪代为觅购阮元《云南通志》。函略云：

　　到京后，遯尚有一事奉托。阮文达以滇督内召，晚年荣遇极矣。其学问，滇人不甚尊尚，所撰《云南通志》刻以成书，公自名曰《通志稿》，实宝书也。遯典滇试时，强携以行。山川一门，缺云南府下，竟不可得。……遯尝欲摘其山川，仿《水经注》体刊为一书，以云南府下未睹其全，迟至今日。吾弟游厂肆时，幸留意此书，或此书不得，而有补此方水道者，求为代购。

　　秋，《诗三家义集疏》在校刻中，《后汉书集解》在辑校中。

　　黄山《后汉书集解埘校补跋》：“甲寅秋，山从先生凉塘技刊《三家诗义集疏》，是书尚余《列传》数卷。”

　　十月十三日（11月29日），致函缪荃孙，内有云“逐近日亦常不适，把卷穷乡，幸无旁忧。前为《诗三家义集疏》，勉力成书，辄付剞劂，欲侍奉寄求教，而永匠积迟，未能同上。”

　　民国四年乙卯（1915年）  七十四岁

　　寓凉塘。

　　正月十九日（3日7日）致函瞿鸿禨，并寄呈《诗三家义集疏》。

　　瞿鸿禨二月十八日（4日5日）复函有云：“奉正月十九日还教，始知去腊尚有来札。及惠寄之《三家诗义疏》未到，旋于次日接舍间守仆来信，将尊函先从邮局递到。书二部则存轮船，候轮船达省时再行带来，故至今尚未得读大着。……厚庵妇随其母家在沪暂寓，终当还湘。常闻其定欲亲谒师门，求为厚庵志墓之文也。”

　　七月二十日（8月30日），致函缪荃孙，谈及《新旧唐书合注》体例。函云：

　　承询《新旧唐书合注》体例，遯此书先将二唐每纪、传、志事实排比分割，注明有无，及见前见后，再随手加注，从事于此已二十馀年。生平读书，苦不能专，颇乏精诣之力。志中历书，曾以请教李仁叔先生，先生为校订历书多条。又以自著《麟德术解》相饷，是一快之事。（各志皆未致力，从前注史先从地理下手，唐书则并地理皆未动工。）此书繁重，难筹刻资，兹计可开工，中情益为踊跃。吾弟肯相助撰述，遯何乐如之。今先以前刊成《安史列传》呈电，（仍乞发还。）可知全书体例。至新书艺文志与旧书经籍志合刊，仍分经、史、子，集。志中之书，唐有者，以后世藏书家存没注之。在唐前者，或取财隋志章注，（舍下此书亦无，自到平江，带书前往，遗失不少，舍间收藏，亦不可靠，唯有一叹。）或别处匠心，此则非遯之所能仰测高深者矣。

　　八月初一日（9月9日），《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将成，自为序文，叙述了集解《后汉书》的起始本末。序云：

　　范蔚宗氏《后汉书》，拔起众家之后，独存至今。其褒尚学术，表章节义，既不蹈前人所讥班马之失；至于比类精审，属词丽密，极才人之能事，虽文体不免随时，而学识几于迈古矣。司马彪《续志》经刘氏补注，自今观之，其礼仪、祭祀，分部不明。光武即位，祝文已载帝纪，而文内窜入诛赤眉、青犊后事；祭祀庙宗，误以元、成、哀、平四帝三世代四亲庙，与范《书》纪传不合，乃其巨失。昔人言“八志因范书幸存”，盖微词也。唐章怀注成于众手，皆以为美犹有憾。国朝惠栋全书补注刊见于《粤海堂丛书》中，无人为之合并。余服赝此书有年，于遗文奥义覆加推阐。惠氏外广征古说，请益同人，所得倍伙，爰取而刊行之。”

　　先谦是书，以合并章怀注和惠栋补注为主，同时还汇集了历代其它学者的考证成果。

　　一、《后汉书集解》（下简称《集解》）汇集了惠氏外其它清入考证成果。先谦《述略》有云：“官本考证最为精审，《集解》全录。其官本文字，有与汲古本异者，亦详记之。近儒致力于《后汉书》，莫勤于惠栋，所著《后汉书补注》，既已备载。而侯康之《后汉书补注续》、沈铭彝之《后汉书注又补》，均主羽翼惠氏，有可采者，亦应不遗。他如陈景云《两汉书举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三史拾遗》、《廿二史考异》、钱大昭《两汉书辨疑》、赵翼《廿二史劄记》、洪亮吉《四史发伏》、沈钦韩《两汉书疏证》、周寿昌《两汉书注补正》，于《后汉书》博引旁征，所见有同有异，但经采取，各著其名。间或涉意未安，窃附己说。及出友朋商定者，并加识别，以存其真。……又昭于《天文志》第三卷、《五行志》第四卷，皆全卷无注，亦必亡佚，……近儒有追论及之者，皆入《集解》。”

　　二、《集解》还采辑了宋元学者的刊误成果。《述略》云：“嘉佑七年，仁宗……又诏刘攽等分手校正，故《两汉刊误》世传三刘同作。而《东汉刊误》，史乃专属之放。高宗南迁，至绍兴末重刊，监本盖始以攽说附入注文之后。今原书久佚，反赖监本存之。官本已照转刊，而汲古本原未有此。《集解》以汲古本为主，故并攽说于解中。孝宗淳熙间，吴仁杰又撰《两汉刊误补遗》，今存十卷，虽与《宋志》卷数适合，而言《后汉书》者，仅得两卷，解中仍从采掇。元胡三省注《通鉴》，于章怀注时有引申，所取亦多，通标曰《通鉴胡注》。”

　　三、《集解》补充了很多史实。如《集解•光武纪上》建武四年末惠栋引《东观记》云：“自莽末天下旱蝗连年，百谷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饥馑，黄金一石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谷旅生，麻菽尤盛，或生瓜采果实，野蚕成茧被山，民收其絮，采获谷果，以为蓄积，是岁野谷生者稀少，而南亩亦益辟矣。”显示了光武初从大乱至生产逐步恢复的转变情况。《集解》对《后汉书》中某些制度的注释，也便于认识历史演变。如《戴封传》云“遭伯父丧去官”，《集解》录沈钦韩引《通典》说：“安帝初长吏多避事去官，乃令非父母丧，不得去职。由是期功之丧，无有解官者矣。”有助于了解东汉人期功之丧弃官持服风气。又如《范冉传》引惠栋说：“汉有谒者景君墓表，在安帝时，此墓表之始。”

　　四、在板本上，《集解》以明毛晋汲古阁本为底本，以其它板本参正。如《孝献纪》建安十一年，“济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邯陵、济阴、平原八国皆除。”《集解》云：“官本‘济北’作‘齐’。钱大昕曰：考诸王传：齐王承、济北之政等八王皆于建安十一年国除，汲古阁本有‘济北’而无‘齐’，闽本有‘齐’而无‘济北’，两本俱有‘济阴’，皆误。今案，‘济北’闽本。官本作‘齐’，则监本之作‘齐’可知。《通鉴》据北宋监本，与今官本同。侯康据《通鉴》胡三省注，‘济阴’，范书原文是‘济北’。”

　　当然，《集解》讹误之处甚多，写刻尤其“纰缪百出”。如范氏《狱中书》：“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集解》“瞻”误作“赡”，“合”误作“含”。

　　《集解》未成而先谦卒，门人黄山又重新总校。黄山完成三十卷后，又得到柳从辰的协助，对许多问题反复推敲。

　　黄山《〈后汉书集解〉坿挍补跋》：“葵园先生刊所箸《后汉书集解》及《续志集解》共百二十卷，未毕两卷，卒所居凉塘老屋。其前已就印出者属某君总挍。既卒，访之，并书无存矣。先生副室宋大家奉遗命经理未完书，乃重印，属山总按。溯甲寅秋，山从先生凉塘校刊《三家诗义集疏》，是书尚余《列传》数卷。未定稿八《志》，马君与龙任《郡国》，李君祖楸任《百官》，闻皆写定，而《礼仪》、《祭祀》、《舆服》未备，并命辑补。尝为说撰箸大旨，究未睹全书也。及从事总挍，始悉原板写刻讹夺，纰缪百出。底稿十亡三四，所采掇诸家书，先生因乱播迁，亦多不在。弁首仅先生一序，篇目犹阙。遂述所闻于先生者，遵《前汉书补注》例，钞补篇目，更聚群籍，比技推考，分别改错，而篇幅固定。《集解》漏刊者，莫由悉补，则别为挍记，系于每卷之后。愚筅所及，间加案语，亦坿着焉。名曰《按补》，不敢乱原书也。毕三十卷，属有杭州之行，大家复延柳君从辰庚续挍勘，并厘剔得失，疏其异同，寄杭州俾山覆勘，汇入挍记。山更与柳君往复函商，然后决定。大家补刊先生诗文集，本设书局葵园中，爰自督促手民，且改且补，又三涉寒署，而后观成。盖先生晚岁所箸诸书，兼营并进，日力全耗于编纂此书，虽付刊未及自校，将埃某君总校毕再自厘正，而已不逮也。时更多故，先生高第弟子苓落已甚，在远者复不相闻，山尝乞助于同门左君震，黄君逢元、王君正枢、刘君鬻比来杭，而左君旋殂，抑无由再从诸君请益，惟柳君终共是役，搜讨之功为独多焉。”

　　先谦在《集解》中对小题、子目亦有论述，颇见其目录学思想。其言云：

　　范书叙例既亡，编次大指莫能尽识，然十纪、八十列传各小题皆范所自定。就其分卷分篇观之，莫不各有微意。至卷首目录，乃传是书者所加，唐以前盖固有之。列小题于前，次子目于后，原以小题过简，非子目不明也。转写者或见子目已详，反觉小题为赘，任意芟去。亦尚有芟未尽者，如汲古本犹存光武十王一小题是矣。顾小题，主目；子目，乃目之注也。去小题，则纪传分合之用意不可复识，此其失也。

　　九月十一日（10月19日），致函缪荃孙，谈及摆印《唐书》及《元史》事宜。函略云：

　　遯前办《唐书》列传，因新旧二书卷帙繁富，写刻为难，易为摆印。（止写不刻。）又涉猎《元史》，通校何秋涛所校《圣武录》、李文田注《元秘史》、洪钧《元史译文补正》三书，于是摘录《元史》，以三书低格附录为注。《元史》及三书，俱为之神明焕然，不忍舍弃。又以其较少于《唐书》，遂欲先从写摆。

　　十一月，《元史拾补》十卷成，自为序。

　　《〈元史拾补〉序》略云：“《元史》疏漏讹舛，海内学者所共知而同病也。其足资参证者，惟《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元史译文证补》三书。《亲征录》有光泽何秋涛愿船校本，《秘史》有顺德李文田仲约注本，皆冥心孤索，使旧编神明焕然，大有助于考订。《译文证补》则吴县洪钧文卿于光绪中出使西国，得波斯拉施特所修之《蒙古史》、西域志费尼及瓦萨甫与阿黎之书、欧罗巴多桑之书、俄罗斯贝勒津之书，冶为一炉，大补阙佚。译文精审，而西北地附录《释地》及《西域古地考》，俾用尤宏。余究心《元史》，辄以此三书相次辑为《元史拾补》十卷。中如太祖初基十三翼之战，诸书误叙在前，宜从《秘史》列后，非通校不明。泰亦赤兀困辱太祖不仅一次，今所或止此，知有夺文；塞外三宗，足为《元史•本纪》补异。《术赤后王列传》则太祖亲支，蒙古藩部尤当致详。货勒自弥、报达、木刺夷、康里等传，既征开国武功，远极无外，而回部究竟，亦藉以考见崖略。”

　　十二月十二日（1916年1月6日），致信缪荃孙，谈及刊刻《诗三家义集疏》、《后汉书集解》、《外国通鉴》。信中云：

　　遯伏处穷乡，不交一客，自揣身心尚无大病，惟觉目昏手颤，不能成书，两足重赘，行步需人，终日坚坐阅书，不以为苦。刻下经营未就者，《三家诗》、《范史》、《外国通鉴》三书。《三家诗》明岁可成，先呈教正。（已改订两次。）惜彼此隔越，不能随时请益也。”

　　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  七十五岁

　　寓凉塘。

　　五月初五日（6月5日），与缪荃孙函谈及宣统二年谪官事及《新旧唐书合注》事宜。信中又云“手战略可，而强更甚”。函云：

　　遯自平江归来，匿迹凉塘，两年之内不到省门，即到亦不见一客。幸免意外。回念庚戌谪官，以常相见之黄堇腴（黄自元）一忌生心，窃名而可以首列，在家而不来告知，遯问其何以电督，曰为大局起见。遯曰：‘奸民焚署，巡抚本站不住，君以我首列，惟送我而已，安所谓大局乎？’黄惟俯首无词而已，至今思之犹有余恨。然罢归之后，不问前程，被人暗算，只如蚊虻之过。窃望吾弟，于拂意之事，淡然处之，免至老怀有所郁积也。……新、旧《志》得来谕指点，心神为之顿开。吾弟于此事，功力素深，今大笔加注，使后来从事艺文者，得所依据，开益来学不少，并令拙刻借以增重，感幸何极。

　　十二月，《外国通鉴》三十三卷成，自为序。

　　《〈外国通鉴〉序》略云：“自来以中土志外域之全者，惟《山海经》。顾其书多载怪奇，又为后人增益倒乱。上古之世无大国，水船山樟中，见闻荒忽。余疑《经》之所谓国者，当亦约略其区，未能包举其地，此固载笔者所无可如何也。自五洲大通，天地之形豁然呈露。轮车商舶，踰月而达乎四方。丹穴空桐，太平、犬蒙之人，游敖而聚于一室。山犹是山也，海犹是海也，而国之为国，更仆难数。试执经以证其源流，上古可考者，鲁巨、燕、瓯、闽南北、倭、朝鲜、貊外，大荒海外乃更无可寻求。其名有见于中古者焉，有起于近古者焉。荒僻之岛，不遗细微；淳兴之邦，备详始末。当此图书大集之时，不为之存其压略，亦考古者缺憾事矣。于是辑而录之，成三十三卷。”（《年谱》）

　　按，《癸园遗稿》亦收此序，后有“丙辰嘉平月”五字，故知作于本月。

　　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  七十六岁

　　寓凉塘。

　　二月初七日（2月28日），叶德辉致函缪荃孙，内有云“葵园老人刻书必附以己注（老人毕竟是桐城派），注又未必高，甚或以其族人王先慎、门下苏厚康之注参入，其人均不知注古书之法，纯乎俞曲园之应课材料。辉屡与争之，不信也。故辉所刻所注，皆不曾有二王先生序。二王老前辈亦甚知己，而终不能强合其学派也。”

　　九月，《新旧唐书合注》二百五十卷成，自序。

　　《陈君进呈稿》云：“《新旧唐书合注》二百五十卷。”

　　《〈新旧唐书合注〉序》略云：“自欧、宋《新唐书》出，而谓《旧书》不可废者纷然，于是二书并行。归安沈氏，遂有合钞之作。论者多美其勤力，而病其杂揉，此予合注所以不可已也。宋景文氏为传，好以古语易新词，而未悟文之古不专在此。（它作盖多类是。）东坡诗云：‘渊源皆有考，奇险或难寻。’其意有不足也。欧公《志》、《表》，皆极意之作，其于《帝纪》，多所增删。学人訾议：删则斥为仿班，增则又谓有心立异。文之为道，谐众实难，未可家喻而户晓矣。予于二书，反复积年，颇有考订，旁罗旧注，广诹同志，条分新、旧，合为一书。有无前后，一览可悉，本文具存，略不更易。

　　叶德辉《葵园四种•跋》云：“询公遗著，知《后汉书集解》已脱稿付梓，而《新旧唐书合注》在上海缪艺风先生处。见《经籍》、《艺文》两志底本，托先生校补。不久先生亦物故，后遂无从问讯矣。”

　　十一月二十四日（1918年1月6日），《新修晋书》成，自为序。

　　《〈新修晋书〉序》略云：“书有改作而不为后人称美者，宋人之于《唐书》是也。史言唐房玄龄承诏修《晋书》，奏取许敬宗、令狐德棻等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书为今不可得见，然史称唐修者好采诡谬碎事，广异闻又评论，竞为绮艳，为当时学者所讥，盖无待后人论定矣。抑不但此也，王祥王导，晋代弁冕，而沟画西东，似不相关涉。嵇康殁魏世，而《晋书》立传与阮籍为徒。八王事实悬异，必当区分，溷为一卷，有乖史体。陶士行明识勇退，无可瑕疵，而天门折翼之谣，犹存本传。刘琨厕贾谧二十四友，总其生平，要非为巨失，而过加贬抑，昧隐恶扬善之义。其荦荦大者如此。余治此书有年，于文义待商者，悉心为之条理，手钞成帙，命曰《新修晋书》，未敢以示人也。”

　　二十六日（1月8日），病逝。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0日），葬凉塘庄。

　　王祖陶《癸园公年谱节钞》：“寓凉塘。为《新旧唐书合注》成。十一月二十六日巳时考终。十二月二十九日，安葬凉塘庄附宅之原。”

　　先谦卒时，尚有《管子集解》未刊。

　　魏节山《葵园著述目录考》：“《管子集解》二十二卷待刊（杨树达遇夫先生为之序）。”

　　郭沫若与杨树达书信第十二通云：“昨晚翻阅，得读《王葵园先生管子集解序》一文，谓为‘未刻稿’，不知此书俟后已刊行否？如尚未刊行，科学院可以考虑印出。郭沫若（一九五四年）三，一二。”又云：“《管子集解》一书，无论已否刊行，亟愿一读，拜恳斡旋。”第十五通又云：“八月三日赴北戴河，昨日始返京，得读八月四日手札，并得王葵园《管子集解》，甚为快幸。《管子集校》一书系许维通、闻一多遗业，余为之校补，较原稿增多一倍，现正校对中，今年或可望出版。王书来，恐又将有所增益矣。

　　《王先谦学术年谱》勘误

　　1、第6页25行，“信”字衍。

　　2、第14页第9行未显示处为“■”字。

　　3、第21页14行，“贴”为“帖”误。

　　4、第23页第7行“《诗存》卷十五”和第9行“《诗存》卷一”位置互换。

　　5、第24页第2行，“时”为“诗”误。

　　6、第25页第1行，“《李征君墓》”之“墓”后脱一“碣”字。

　　7、第30页第4行，“着”为“者”误。

　　8、第36页第23行，“升”为“伸”误。

　　9、第38页第29行，“戴”为“待”误。

　　10、第39页第14行，“索解”应在“冥昧”前。

　　11、第41页第9行，“以”为“已”误。

　　12、第48页第3行，“礼吾生岁”应为“礼吾生之岁”。

　　13、第50页第14、15行，“李钟铭”之“钟”应作“锺”。

　　14、第51页30行，“干”为“乾”误。

　　15、第52页第5行，“自由”应作“自有”。

　　16、第56页第16行，“干断”为“乾断”误。

　　17、第60页第15行，“安贴”当作“安帖”。

　　18、第75页第30页，“公讳郭嵩焘”衍一“郭”字。

　　19、第81页第7行，“籍”为“笈”误；第14行，“严”为“言”误；第27行“一诗”衍。

　　20、第87页第11行，“后人”为“学人”误；第16行，“以葬”应为“从葬”。

　　21、第89页第9行，“语”为“馀”误。

　　22、第93页第25页，“甫”为“圃”误。

　　23、第107页第28行，“高明以”衍“以”字。

　　24、第112页第21、22行“干州”应作“乾州”。

　　25、第114页第27行，“公”为“弓”误。

　　26、第115页第11行，“财”为“材”误。

　　27、第117页第18行，“阴”为“隐”误；第29行，“事物”应作“事务”。

　　28、第122页第22行，“着”为“著”误。

　　29、第125页第1行，“伙”应为“夥”。

　　30、第128页第27、28行，“辨”皆应作“辫”。

　　31、第144页第l行“慈禧太”后脱“后”字；第10行“立言”应作“力言”。

　　32、第146页第27行，“参辑”应作“参稽”。

　　33、第147页第18行，“意蕴”应作“义蕴”。

　　34、第148页第7行，“干道”应作“乾道”。

　　35、第151页第30行，“宏”字衍。

　　36、第160页第23行，“尔”字衍，“寄”应为“即”。

　　37、第169页第16行，“考”应作“少”。

　　38、第185页第26行未显示处为“■”字。

　　39、第195页第2行，“着”应作“著”；第25行，“伙”当作“夥”。

　　40、第197页第16行，“着”应作“著”。

　　41、第203页第30行，“《北方论从》”的“从”应作“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