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钺，字幼蟾，亦这佑禅，1869年4月22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西冲山（今属西冲山乡方塘村）。其父黄万鹏早年随左宗棠西征，以功升任新疆提督，“钺承父荫，袭二等男爵。”由此，他得以投身军营，留驻西北边陲。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翌年4月17日，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黄钺深受刺激，思想为之一变。他认为，“非革新专制，推倒满清腐败政府，不足以图存；又非先踞形胜之地，握重要之柄，不克有所藉手。因鄂督张之洞稍负时名，而武昌居长江中游，最擅形胜，”故一度寄希望于湖广总督张之洞。1898年，他曾向张之洞上书，介绍日本是明治维新之后国力蒸蒸日上的新变化，建议仿效日本，发愤自强。旋又偕戚友王家宾、李彭年、贺寿霖等赴湖北，游说张之洞。“三见而张无他辞”，湖北巡抚谭继洵“欲留钺幕下，自念计划不行，乃只身赴粤。未见而改变事起，维新之士窜杀殆尽，更蹉跎无济，无去之粤。”

1900年8月4日，八国联军集结兵力20000人，自天津沿运河两岸分两路进犯北京。是时，黄钺所部被借调至北京镇守，黄任职于“虎军”营务处，随“虎军”司令罗新傅在齐化门（今朝阳门）、东直门一线，依托城墙进行抵抗，苦战一日，杀敌数百人，终因寡不敌众，“四面受敌”，黄“伏于深沟得免”；被迫撤退至清江浦休整。此后，防守北京城内各处清军纷纷溃败。8月14日，北京失陷。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伏尸遍野，惨不忍睹。时值夏日，疫疠盛行，黄钺大病，由于救治及时，幸免一死。病愈后，接黄申浦、洪本楠从汉口来信，相约响应唐才常等人发动的自立军起事，正筹划间，旋闻自立军起事失败，唐才常等20余人殉难，黄钺遣散所部，潜赴南京。他在宁先后结识湘籍志士张通典、禹之谟、陈贞瑞等人，其后数年间，尝往来于上海、武汉等地，密与同志黄易、李世昌、贺永龄、成邦杰、葛连城、吴超徵、童俊、洪本楠、张通汉等先后在上海成立“环球中国学生执行所”、“广州书局”，在武汉创办“益中书局”、“武库书局”、“大家来栈”等秘密机关，用以接纳革命党人。

1902年，吴敬恒、钮永建游学日本，因驻日公使蔡钧不允许保送江苏、浙江、江西等省9名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吴、钮出而力争，与蔡发生冲突，吴、钮被定以“妨害治安”罪名，驱逐出境。迨吴、钮抵沪，蔡密电上海道袁树勋，意欲将二人拘捕加害，以泄私忿，其呈为黄钺侦悉，力托袁树勋挚友刘笃烈说项，“袁始不为蔡嗾”，吴、钮幸免于难。

1903年夏，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有联系的《苏报》馆主陈范畴章士钊为主笔，章大胆改革《苏报》，鼓吹革命，发表推荐邹容《革命军》的文章，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在《苏报》连载。接着，《苏报》案发生。6月底，章炳麟、邹容等被捕入狱，7月7日，《苏报》被封。清政府欲置章、邹于死地；黄钺积极奔走呼号，多方斡旋，说服华英报馆经理英人麦士尼为能，托其保护，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邹容虽瘐死狱中，章炳麟被监禁3年，然龙积之等人均得以脱险。

华兴会领导的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刘揆一来到上海，于1904年11月7日在上海新马路余庆里召开大会，拟发动鄂、宁起义。但由于受皖人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黄兴、张继、苏鹏等13人被捕入狱。黄钺复“叩麦士尼为能之门谋救，麦力任之，潜商驻沪领事”；嗣又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黄兴等人均被保释。

1905年春，黄易偕部分“新化会”成员来湘发展组织，以办矿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此事“为矿局提调裕庆、蒋少牧诇悉黄为革命家，言于巡抚端方捕之。时钺在籍与之往来颇密，捕者于黄笥搜出洪本楠、成邦杰与钺私函，词涉含浑，端大疑，钺几得祸。”不得已，黄钺潜赴上海。1906年夏，仇亮、龚炼百奉孙中山命，以章炳麟监禁期将满，至沪营救章出狱，“仍由钺托麦图之，如期即出。”此后，他往来于上海、长沙、宁乡之间，暗中从事组织和联络。在湘期间，他与禹之谟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黄钺曾在长沙禹之谟创办的湘利黔织布厂任过职，嗣又回宁乡开办过织布厂。禹之谟被害后，黄钺赠以挽联：“讨虏竟无功，义举也随黄鹤去；知心能几，论交犹忆白门秋。”

1910年夏，黄钺至长沙，主持秘密联络机关“定忠栈”。“袁士铎、袁天锡、杨世杰、洪本楠等原主该栈，结秘密社，与杨任、成邦杰、吴超等相往来。栈主熊桂荣深沉有智谋，后焦达峰、阎鸿翥、曾杰、涂鹤龄、刘承烈等，至省运动革命，与袁等合，仍以该栈为秘密机关。”先后发展党员数十人。“定忠栈”成为集结湖南革命党人的重要据点。

革命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得多，特别是东南各省和长江中下游一带，民主共和思想广泛传播，革命潮流风起云涌；独西北边陲，由于山川阻塞，民气消沉，封建顽固势力气焰嚣张，一仍其旧。革命党人面对此种情势，虑及“一旦民军骤兴，独西陲去传播革命火种，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由于黄钺在西北留驻过一段时期，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江与当时陕甘总督长庚有世交旧谊（钺父黄万鹏与长庚同寅，且同在西北为官），他便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去西北开辟根据地。

1910年11月23日，黄钺偕同黎瑞芬自长沙出发，“冲寒前进”，风尘仆仆，日夜兼程，于是年底到达甘肃兰州，他以“二等男爵”和故人之子的双重身份晋谒长庚，并取得其信任。1911年夏，长庚即委任他为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负责督练新军。黄钺借助这个合法的职务，暗中开展革命活动。他一方面联络在兰州的同志周昆、黎兆枚、卢士琪等人在新军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学界倡导新学，以开风气；另一方面，又与川籍志士顺爻等人秘密组织“大同会”，在会党徒众中发展革命力量。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首义。22日，陕西宣告独立。陕西巡抚升允不甘心失败，电商陕甘总督长庚兴师攻陕，“幸长督（指长庚——引者）以饷、械两绌，攻守尚犹豫无所择”，“黄钺得以虚与委蛇其间”。他晋谒长庚，痛陈利害，劝阻出兵。“谓方今天下起兵应武汉，秦蜀杀机已大动。甘省僻远，仰人鼻息，若秦人塞我陇口。据长武以梗东道，由汉中出祁山以截南疆，再以偏师由延缓北扼宁夏，又取道凤翔南扰秦州，不及半年，孤城坐坐困”。“地方将糜烂不堪。以事势论，固当以守为战，保境息民，坐待大局之定。长督颇以为然，按兵不动。”而署甘法司彭英甲联合藩司刘谷孙、巡警道赵惟熙、劝业道张炳华怂恿长庚从升允计，举兵攻陕，“朝夕媒孽”，“且以危词恫吓长督”；“适升允由陕逃至平凉，迭电清政府请勤王”；长庚出于反动本性，很快改变了按兵不动的态度，转而调兵遣将，部署攻陕，“令募精锐十四营旗东出平凉为中路（又称西军），兼规宁夏。”命彭英甲署陕藩并总理东路营务，又命“陕提张行志所部壮凯军中三营驻州城北”，回族悍将崔正午“扼城南”。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彭英甲兴奋至极，“跃然谓其僚属曰：‘革命党何能为？谋起事者愈多，乃我辈升官发财之日大至’。”其昏谬顽劣，于此可见一斑。

黄钺借长庚扩军备战之机，要求募兵驻扎陇南。阳为堵截陕西义军，阴则以备夹击升允。长庚允准黄钺扩充新军10营，名曰“骁锐军”。老奸巨猾的彭英甲觉察黄钺的意图，多次向长庚进谗言，谓黄为革命党，不宜握重兵久居省城，长庚将信将疑，但又不便收回成命，仅令黄招兵1营，拨崔正午5营归黄统帅，命赴秦州（今属天水）布防。彭英甲、赵惟熙暗中指使崔正午对黄钺进行防范。黄钺一面遣人与西安张凤翙及成都尹昌衡联络，请示增援；另一方面，又由他的营长张晚松出面联系当地进步青年董戒、肖润生、张衍荪、汪剑平、张锦堂、马鼎五、朱仲穆等人发动群众，拟在秦州准备起义。

1912年3月10日晚，黄钺传谕各哨官长分布地点：前哨谢汉秋、汤砺山率80人至筹防局，帮带瞿炳樊率60人至州署，黄际丰、胡芳亭副之；右哨杨展鹏率40人至义仓守军械火药库；前副哨张祖联率30人守西门西关；右副哨戴芳泰率30人守东门东关，兼护天主堂；左副哨刘德馨率20人守南门；左哨严少春、后哨王章金共率80人守泰山庙营盘，并护北门福音堂；后副哨谭祝萱及巡查秦志芳率60人至济南署；黄钺自领亲兵及差弁余振东、成起风、严镇寰、张佐胜等径赴道署，黎瑞芳、潘炳炎、甘霈霖从之。并组成敢死队，杜汉三任队长。部署既定，相约翌日起义。

3月11日晨6时，黄钺在秦州宣布起义。黄钺所部士兵联合城防军2000余人入城，以秧歌社火队为掩护，兵分三路进军。一路入游击衙门，游击玉润（满人）不听劝谕，开枪顽抗，被击毙；一路入贡院，院内驻扎新成立的地方团练，有开花炮3门、单响毛瑟枪200余支，当即被缴械；一路入州衙，知州张庭武被俘。黄钺率部直入道署，约恐（陇西）、秦（天水）、阶（武都）道尹向燊起义，向表示同意。于是，向燊以次文武僚属如守备梁国栋、千总韩孝忠、州吏杜元模、城防军队长杜杰等亦踵相毕集，绅商至者100余人。黄钺登台演讲，“宣布约章，并所以反正理由，乃存甘肃联邦之资格，出陕黎于水火，非有自私自利之念介乎其间。”城内秩序井然，闻者无不欢欣鼓舞。旋即在道府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公推黄钺为正都督，向燊为副都督，卢士琪为顾问官。发布《甘肃临时军政府檄文》。檄文曰：“照得停战之条，我民军早经恪守，共和之局，满政府已有宣言。乃顽虏升允、彭英甲等，藐信条于弗顾，匿诏令而不宣，瓷其凶焰，以与我陕西民军相持不下，压迫我舆论，阻挠我民政，牺牲我膏血，惨戮我行旅。既自肆其虎狼之毒，犹复纵夫鹰犬之威。崔正午残杀于凤翔，马麒屠掠于宁夏，陈正魁到处骚挠，马国仁恣意贪残，闻者酸心。彼置不问，而徒卸罪我同胞，妄杀无辜，以涂天下之耳目，人神所同嫉，天地所不容。本都督悯人民之疾苦，痛大局之颠危，乃联络秦、蜀起义，秦州已于本日宣布独立，脱水火斯民之厄，竟共和一篑之功，义旗所指，秋毫无犯。凡我汉、回、蒙、满、士、农、工、商人等，务各安本业，无相惊扰。”《檄文》发布后，复在道衙门前举行升旗仪式，据闻“悬旗之际，妇孺奔走，环观为乐，防御之勇，站立城市，商人奉杯致敬。”军民无不额手称庆，情景至为感人。

为加强领导，在都督府之下，另设立两部、一处、六司。两部即总司令部和镇司令部，由黄钺兼任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刘文厚任镇司令部正招讨使；一处即总务处，由张世英任总务长，合铸任副总务长；六司即军政司、财政司、民政司、教育司、司法司、交通司，每司各设正、副司长各一名，厅长一名；军政司司长李宗纲、副司长黎兆枚，财政司司长黄嗣、副司长肖润生民政司司长董浩民，、副司长贾缵绪，教育司司长陈贞瑞，司法司司长周昆，交通司司长寇献琛。

黄钺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已成为庚所觉察，他即派马福祥保荐的马忠孝为统带，组成“讨逆军”，向秦州进发，3月12日下午4时，马忠孝所率一个营的兵力到达距秦州城仅1里的王家磨，直逼城下。“同人恐其猖獗，拟驱逐之。经钺阻止，商令秦绅张世英、回绅弛往，劝其退屯距城5里之古天水郡，因得相安无事。”

为巩固政权，黄钺为首组织人员起草，并制定、颁发了一系列甘肃临时军政府文件，其中包括《甘肃临时军政府约法》、《甘肃临时军政府行事章程》、《反正后之各种实行政策》等等。《甘肃临时军政府约法》分总纲、执事员条约、地方自治条约、军队条约和附则等5章共35条。总纲规定：“军政府以维持共和、救济人民为宗旨”。执事员条约强调“须严守秘密主义”，“如有泄露，即照泄露机密章程罚办。”其中军队条约特别规定，军人“不得误伤良民”，“不得侵害人民财产”，“不得强买勒卖”，“不得擅占民居”，“外人生命财产须一律保护”等等。此外，对占领地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亦作了相应的规定，凡占领地人民“有言论及上书自由权”，“有诉讼于地方官之权力”，“非犯纪律，不受押查、逮捕、监禁”；“成年者有服兵役之义务”，“有完纳租税之义务”，“有服从法律、命令之义务”等等。《甘肃临时军政府行事章程》共18条，对临时军政府的行政编制、人员设置、各司长、科长的管理范围及其责任均作了详细的规定，该章程强调，“各司如有重要事务不能解决者，均得集会临时议决”；“各司如有相关事项，须和衷商办，毋得推诿”；“各科科员须承司长之命令，办理所管事务”，“不得擅离职守，致误要公。”《反正后之各种实行政策》分军政类、财政类、民政类、教育类、司法类五类，对各类人员所应实施的政策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成为指导临时军政府的工作人员的行动纲领。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甘肃临时军政府还成立了区、社、村、甲等民主政治建制。黄钺在秦州独立仅三个月的时间里，就进行了重大改革，颁布了上述除旧布新的措施，这表明，甘肃临时军政府是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它的成立，学生地打击了封建顽固势力，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传播了民主革命的火种。

正因为秦州起义后所建立的甘肃临时军政府是新生的民主革命政权，所以必然会引起袁世凯和甘肃地区以赵惟熙、马福祥、张林焱等为代表的封建地方顽固势力的极端仇视，他们对黄钺为首的革命党人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不顾黄钺已先在秦州建立革命政权的事实，委任赵惟熙为甘肃都督。于是，赵惟熙代表全省官吏、咨议局议长张林焱代表全省绅民，致电袁世凯，亦承认共和。19日诡称起义，在兰州宣布成立甘肃军政府。长庚见大势已去，将陕甘总督关防和旗帜移交赵惟熙，束装携眷，由黄河顺流而下，经绥远回到北京。24日，赵惟熙在兰州正式就任甘肃军政府都督。赵惟恐黄钺为“逆党”，污蔑黄钺等革命党人领导的秦州起义是“争权夺利，破坏共和”；另一方面，则调兵遣将，对甘肃临时军政府进行武力镇压，以“大兵压境”，“炮弹相见”。经过周密的部署，“调崔正午五营旗驻清水县，刘文绣一旗驻剡门镇，罗平安两营、李宗纲一旗驻高桥甘泉寺一带，马宗孝一营驻王家磨，”并令张行志率部前来与黄钺“对垒”。但黄钺一往无前，无所畏惧，“卒之张不来，刘、李两旗溃回省城，崔时防陇州，陕军掩袭，自救不暇，罗缔好于我，始终未离徽、凤、赵黔驴之计遂穷。

赵惟熙与袁世凯早有勾结，他利用兰州通电较秦州通电方便得多的有利条件，与袁世凯频频通电，共商对付甘肃临时军政府的对策。袁世凯以赵惟熙的无耻谎言为“定案”，“据一面之词，以定是非”，胡说赵惟熙承认共和在黄钺之前，对秦州独立“不胜骇怪之至”，多次通电指责黄钺“盘踞秦州，不明大义”；“擅拥甲兵，自称独立”；“有害公安，动摇国体”，“以属无理取闹”；“甘心破坏”，；胁令黄钺“取消独立”，声称如有违反“叠寄命令”，“本大总统以保持全国治安为重，当以公敌待之”；“倘其执迷前进，即行堵击”。

黄钺对袁世凯、赵惟熙的种种阴谋诡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袁的无耻谰言进行了痛斥。指出袁氏屡次来电，均与“事实不符”。他历数袁世凯十大罪状：“秦州宣告独立，即为罢兵，是钺之反正，以救全多数生灵”；而反被袁污为“动摇国体”，“有颠倒黑白之心”，此其一。赵之承认“共和”在后，“但有空文”；钺之反正在先，“立收实效”，袁“兢兢为之剖释”，“谓赵先有宣布共和之实”，此实为赵氏“作私人之护符”，此其二。秦州“反正以来，四民安业，欢声载道，实迹终可表见，虚词不能自谀”；袁竟“目为甘心破坏”，实“长武断罗织之风”，此其三。“各省不自建政府，不能创全国共和之业，秦州不自建政府，不足以甘肃共和之功”；袁反而“斤斤指斥”，“有伤全国之和”，此其四。“赵执甘政，又惟知引用私人，不能延揽群才，相与缔造，于是旅甘济济之士，全省杰出之才，皆先后来秦相助，为理各部之设”，“故用人虽多，并无冗滥”；袁“必斥为不应”，是“为阻塞豪俊之气”，此其五。秦军本系旧日甘军，兰垣库空如洗，欠饷已多，钺既不能听其哗溃以害闾阎，自不能不就地筹款，以安军心，是诚保民之政策，何谓无艺之诛求？况此项条约并未实行，因员司概不支薪水，军饷暂济以仓粮也，平日约束军队，纪律尚能严明，所以秦州草木，始终皆无惊扰；袁“谓为无端横恣”，“违众而发不情之令”，此其六。和平解决甘肃问题，“为钺之素心”；袁“屡次来电，并无持平之词，此次赐批，尤用严峻之语，以极不和平相施，而强人以和平相应，凌厉之气，亦何其盛”？“纯以横逆待人”，此其七。袁借秦事而发愤激之谈，欲惩秦州以为立威之渐，则秦州虽蕞尔弹刃屈于公理，不能屈于强权，“无理取闹之言，钺期期不能奉命”；袁之种种“命令”皆“为淆乱民国是非”，此其八。袁“谓秦州一切事宜，须听赵督命令办理，查赵在兰州所施行，纯系从前帝政；钺在秦州所施行，一律改用民政，赵人民国而用帝政，已犯民国之不韪”；袁“又强令已行之民政，赵入民国而用帝政，未知此意何居？袁之倒行逆施”是“凭借权势，遂帝制自为”引其九。袁“以一味偏徇之意，漫然相凌，故辙相循，口舌难辩；惟钺在秦州，幸为士民所欢迎，不幸为袁大总统所深恶，所谓好恶从民，何言论与事实不符耶？”可见袁“专与舆论相违”，此其十。最后，黄钺警告袁世凯说：“大总统注目所在，何视天下之人格尽如此其卑下”！“民国大总统而有此嫌疑之迹，窃为民国危矣！

袁世凯恼羞成怒，不顾事实，混淆是非，多次责令黄钺取消独立。后经黄兴、尹昌衡等人纷纷通电袁世凯为黄钺辩白，秦州人汪剑平、周尚志专程赴京上书，才将袁世凯、赵惟熙强加给黄钺的不实之词推倒。为避免战火蔓延、生灵涂炭，以黄钺为首的革命党人通过商议决定，以承认共和为前提，与赵惟熙进行谈判。1912年6月7日，甘肃临时军政府（秦州）与甘肃军政府（兰州）订立《和平解决条约》14款，其中第5款规定：“秦州军府须与兰州政府名义合并，由黄都督在兰州宣布起义宗旨并辞职之理由：”第2款规定：“兰州政府所颁发有碍名誉之文告，即兴须电致中央政府为之更正，对于各州县亦应备文更正。”此后，黄钺取消了都督名号，解散了临时军政府。甘肃临时军政府解散后，袁世凯又假惺惺地向黄钺发出电邀：“该道深明大义，殊堪嘉许。赵都督力保该道才堪大用，俟部署事竣，望速来京，以备录用。”黄钺至此为觉真相大白，决计去职。他素恶袁氏，于同年6月21日应湖南都督谭延闿之邀，“策马南旋”，当时秦州妇孺，“环跪道旁，涕泣相向”，皆依依不舍。其在秦州之功，诚如时人所评论的，“黄公反正后，举根深蒂固积久不拔之弊，一朝而顿除之。如钱粮之浮收、词讼之讹索、土产之统捐、行户之杂苛，或减或免，化私为公。选举贤绅，分科办事，酌留书差，筹给工食，被固之氓，始获苏息”。“黄公驭军严整，秋毫无犯，蔬食孤宿，淡如老衲，躬校簿书，流汗终日，父老多诧，为自来军界所未有。”这种评价是颇中肯綮的。黄钺南旋后被授予陆军上将衔，并委为大总统政治参议官、大总统军事顾问官。

1916年初，黄钺因反对洪宪帝制被袁世凯通缉。1918年出任湘鄂豫招讨使，率部讨伐北洋军阀张敬尧。1924年出任鄂北司令，与钮永建、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合，讨伐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1926年，参加北伐、任鄂豫边防司令。翌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钺任行政院参议。后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合，乃去职还乡隐居。

1935年，李品珍（1938年任中共宁乡县委书记）与湖南大学进步学生黄鼎春在宁乡县创办《沩风》刊物，宣传革命真理，黄钺热情赞助，并受聘为“沩风社”董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黄钺、刘人瑞、周震鳞在长沙经过多次协商，联络中共地下党，在宁乡筹组了“湖南抗日义勇军游击部队”，由黄钺任总司令，洪本楠任副司令，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组织了一支拥有数千人的抗日武装力量，总部设在长沙天鹅堂。

1938年11月12日晚，国民党湖南省政当局“畏日如虎”，实施所谓“焦土政策”，竟将长沙古城付之一炬，哀号遍野，惨不忍睹，烧毁房屋50000余栋，被烧死的市民多达20000余人，财产损失，无法统计。黄钺遥望火光，彻夜不眠，触景生情，曾吟诗一首，以表达他的悲愤心情：“一炬成灾灾可哀，鲁灵宫殿独崔嵬；昊天有意留残惜，权作王以避债台。”

1939年，黄钺被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拘押，后经周震鳞、贺耀祖等人向薛岳严词抗议，责其不应迫害革命元勋，摧残抗战事业，薛岳被迫将黄钺等人释放。

1943年，正当中国大地将要出现胜利曙光之际，黄钺倍爱鼓舞，他欣然展纸濡墨作对联一幅赠予汤匊中联云：“天留余地开新运，人以无私致大同。”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黄钺一生奔走革命，终因积劳成疾，于1943年11月病逝宁乡县，葬老家后山。当时，国民政府拨专款修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