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圭，又名林锡琏、林杰，字述唐、述康，号悟广，又号悟庵，别称哀洲游子、西河圭界等。1875年生，湖南省湘阴县人。他的父亲林松桂，原籍福建莆田，因家贫无以为生，遂投奔湖南湘阴表亲家。后来，在湘阴樟树镇上摆设小摊谋生，经营干果和日杂用品。由于他苦心经营，童叟无欺，生意逐渐兴隆，“久而久之，就发了财。后在镇上扩大营业，陆续经营南食店、药店和金银首饰店，成为樟树镇一个富商”。林松桂娶孙氏为妻，生三子一女，长子绍敏，号逊伯；次子绍先，号怡生；四女名满姑；林圭排行第三。

林圭从小生活在富裕家庭，父亲和大哥、二哥经营店铺，照顾家里的一切。衣食无忧的他从小就很聪明，阅读兴趣广泛，读过诸子百家，“学术宏然，为文多奇瑰磊落，性尤任侠，具远大志”。他少时便和会党首领有过交往，种族主义思想油然而生，对别人钦羡左宗棠表示强烈不满，慨然叹日：“人无不以左为忠，吾则为黄帝子孙所争者独此一刻，此后将无兴种之日也”，“有此遇合，而不能兴复汉族，非丈夫也”。在读书期间，林圭还广交朋友，范源濂、范锐两兄弟和他是莫逆之交，兄弟二人经常跑到林圭家里彻夜长谈。

1898年春，林圭考入湖南时务学堂读书，聆听过欧榘甲、唐才常、谭嗣同等人的教诲。他完全接受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崇拜康氏有如星日”；他还研习了谭嗣同的《仁学》。在时务学堂时，林圭曾经撰文写道：“况夫世变日亟，外侮交迫，国家需才孔殷，欲其速效。而我辈所读之书繁，所学之学夥，经史以正其本”。谭嗣同给这篇文章的评语是“侃侃而谈，深中时弊”；黄遵宪也认为文章的“后幅抉出命题之意，尤为具眼”。为此，谭嗣同还赞许他是“造世英雄”。

此时，林圭对清政府的对内政策进行了批评，并阐述了自己的治国方略。他认为，要想治理国家，必须要建学堂、设报馆、开议院、广制造、专医学、修铁道、造轮船、兴商政。如果不尽心改良，清政府必将灭亡。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深深表达了这种忧虑：“风闻各国瓜分中国，仅存山、陕二省，以为今上终享天年之地；湖南地处偏僻，人尽强悍，各国公治之”，“兹言传播，人心惶惶。倾念身世，将何处从?黄种厄运，诚足悲叹”!他还作诗以言志：

开创新规礼孔周，渔人亦号黉门士，

洞庭故土起南洲，何以南人不辞苦，

如何董事尽猕猴。试问南人羞不羞?

地界华安尽垅邱。忍抛祖宗此淹留。

同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人被害于北京菜市，林圭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大哭道：“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承其后矣!”时务学堂解散后，林圭来到上海。在上海，他的见闻更加广泛，开始对改良思想进行反思，自己解嘲从前崇拜康有为是“井蛙夏虫”，政治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并以实行家自任。他和好友毕永年等筹划举事，但因顽固势力破坏而流产。当时的湖南新旧斗争相当激烈，林圭的激烈言行经常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林圭本想到日本留学，又苦于经费问题无法解决，非常苦闷，曾叹息说：“吾宁为奴适文明之国以就学，所痛者欲为奴以求学而不可得也”。

1899年7月，梁启超在本创办高等大同学堂，召林圭赴日留学。8月间，林圭到达日本，进入大同学堂学习。林圭锐于感发、长于记忆，不到两个月，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语；他还接触到西方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学说，经常和同学范源濂、蔡钟浩、蔡锷、李发群等讨论革命，并以卢梭、华盛顿自诩。留学界的沈云翔、傅慈祥、吴禄贞等十分支持他们的活动。此时，梁启超等人正在积极酝酿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联合在长江流域举事，林圭积极参与这一活动，并在梁启超起草的致康有为劝退书上签名，成为反对保皇、倾向革命的“康门十三太保”之一。林圭还结交了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一批日本志士。

1899年秋，唐才常计划在长江流域举行武装反清，他和林圭、秦力山、吴禄贞等在东京“共商拟于长江沿岸利用会党举义，借以夺取武汉为基地”。因为林圭在湖南与会党关系颇深，唐才常特地邀约他回国活动。林圭也因日本报纸“唾骂支那人，几牛马之不若”，深受刺激，认为“国家垂亡，尚何学为”?他对梁启超说：“国势至此，而有志之士，方孜孜焉以求学，学成国已烬矣”。于是，他决定和唐才常一道回国。梁启超深佩他的行动，赠给他路费，还特意邀请革命党人孙中山、陈少白以及日本友人为他送行。宴会上，大家开怀畅饮，共同预祝胜利，大有“直捣黄龙府，与诸军痛饮”的慷慨气概。临行前，孙中山向他面授机宜，并告诉他回国后可与汉口的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会员容星桥取得联系，争取容的支持。

林圭、平山周及毕永年在内地活动一个多月，他们“跑遍了长沙、浏阳、湘潭、衡山等地的哥老会山头，宣扬兴中会宗旨与孙中山的主张”，据他们报告，湖南有哥老会“会员约十二万”，“所见哥老会各龙头多沉毅可用”。

同年1O月，林圭与傅慈祥、黎科等志士来到武汉。在武汉，他首创政治学校，招纳海内豪贤，由于他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官方通过各种途径阻挠，学校被迫停办。

不久，唐才常回到上海，准备成立自立会，林圭也从武汉赶赴上海，参与其事。他们以挽救社会为词，在上海张园召开大会，到会的人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叶浩吾、沈荩、张通典等，会议开得十分成功、热烈，最后共同推举林圭为自立会干事。

会后，林圭返回武汉，在汉口设立了机关部，负责联络会党、组织自立军，筹备起义。很快便形成了以上海为政治活动中心，以武汉为军事活动中心的局面。林圭带领志士在武汉分地段开设旅馆，作为秘密联络据点。在汉口有“宾贤公”，此外，还有襄阳的“庆贤公”、沙市的“制贤公”、岳州的“益贤公”、长沙的“招贤公”等等，从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联络网。林圭亲自管理汉口的“宾贤公”旅馆，平常进行营业，私下里却是革命党人的会聚地，哥老会成员经常出入其间。林圭还刊布会章，号称新造自立之国，其条规有“不认满洲为国家”等语，运用这种办法顺利地扩大组织、加强会众的团结和凝聚力。

林圭还通过容星桥和孙中山保持联系，他在1900年1月26日写给容星桥的信中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行动计划。他首先汇报了武汉的进展情况，“兼之群兄无议会团聚之处，其逝更散，而行踪诡秘，又恐为外人窥破，故立此公所”。接着说明了发展会员情况，“至此间之人心，更近团结，来归如市。其中有能办事，独当一面者”。他还谈到了革命党所处形势：“我辈如大舟以行至江中，船(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此我辈实宜竭力苦衷，亦本公司救世危岌之急候也”，并要求容星桥到汉晤商一切。最后，他表示：“宜持大纲节目，舍其小者，取其大者，合众议而定己见”。

为加强军事上的统一，林圭和唐才常把自立军分成前、后、左、中、右等7路，林圭统辖中路。他积极发展组织，重点联络会党和运动清军下级军官、士兵参加自立会。通过散发“富有票”，团结了大批反清志士，凡是入会的，发给票证。“富有票”和平常的钱券差不多，上方有“富有”两字，中间划有单线，下边有“发钱一千”四字，还有红印，写有”立大”字样，“富有票”其实就是会党常用的飘布。在林圭等人的广泛发动下，“不数月长江三四千里之豪杰皆归”，势力以两湖为中心，：河南、山东，南及广东、广西，东至江苏、浙江，西达四川、陕西。军队中被改造者“亦十之四五”，以张之洞所辖驻汉各军中、下级军官和兵勇为主。有时，他们利用清军操练的时候检阅运动成熟的士兵，林圭、吴良魁“走至近前，在操演之官兵，都向我们打手式，暗中示意”。

林圭虽然很年轻，但却非常有才干，他十分机警，办事有条理，“凡所策划，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为此，同志把他比作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称他为“豹子头”。

此时，林圭和唐才常也因政见不同发生过矛盾。林圭思想激进，“有同志来访，则相与纵谈自由平等共和之说，悲满清之暴政，说革命之急潮，其义气甚激昂”。吴良魁就曾经回忆道：他第一次见林圭时，“当时正是夏天，天气极热，慈利田均一、常德蔡树珊、长沙沈克诚、桃源陈桃痴等人都在那里。我一进屋就感到闷热难当，坐在里面好像在蒸笼里一样。我与林圭原不认识，见他身穿一件短衣，身高而瘦，面貌生得清秀，两眼非常有神，说话时目光四射，声音清晰而响亮。屋里坐着那么多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他滔滔不绝的叙述苦心经营自立军的经过，直讲到以后起事，如何夺取武汉，然后檄湘、赣各省，提兵北上直捣幽燕!他本是坐着的，说到最后，直立起身说道‘今日救国，非要进行革命不可，什么排满，什么勤王，我都不管，我们大家一起起来造反!'说时噱慨激昂，声色俱厉。在座诸人无不被他感动。那天中午我就到了那里，辞出时已近黄昏，一直坐了一个下午，没有吃中饭，也不觉得饿。”正是因为这样，他和唐才常争论不休，因为排满与勤王问题的分歧，几至内讧，虽然他不同意唐的意见，但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双方发动起义，还是“起而调和之”。

1900年2月，林圭与李炳寰等应邀赴上海，与唐才常协商起义办法，希冀借助北方义和团运动，“掀起义旗，倾覆清室，扫除弊政”。会后，林圭加紧起义部署。8月，北京已经大乱，他认为机会已经成熟，他一面电催唐才常到汉主持；一面制定湘鄂皖起义计划。又和黎科、李炳寰等人订立自立军会章，包括各军编制、军官任免、募兵计划、新军训练、起义后的文告以及官兵奖惩条规等等。

由于经费无着落，原定于8月9日的起义一再展期，而在大通的自立军前军统领秦力山未能知晓延期的通知，仍然按时起义，因为得不到各军的响应，孤军奋战数日后宣告失败。

大通起义失败后，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自立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各路自立军派代表催发军资，而康、梁的汇款迟迟未到，林圭十分着急，极力劝说各代表耐心等待。但是，由于自立军成分复杂，许多会党首领为着军饷而参加自立军，此时，他们纷纷另有打算。杨鸿钧、李云彪等率先离去，辜洪恩等则另立山头，李和生另发回天票自谋出路，自立军内部已经发生分裂。同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西逃，林圭知道消息后，高兴地说：“虎离山，蛟出潭，易制矣，时哉不可失”，力主迅速起义。唐才常到武汉后，寄希望于张之洞的谋反，但老奸巨猾的张之洞经过审慎权衡，拒绝了唐的要求，并放出风要逮捕所有革命党人。唐才常等见形势紧迫，最后商定：8月23日突袭兵工厂，夺取武器，然后攻占汉阳、汉口，最后攻占武昌，湖南、湖北同时发难。

可是，张之洞事先求取了英国驻汉口领事的同意，派重兵包围了宝顺里和李慎德堂，8月22日，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20多人。张之洞深知他们的厉害，未经详细审问，于23日凌晨将他们杀害在武昌紫阳湖畔，林圭就义时年仅26岁。

民国建立后，林圭牺牲的壮举曾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纷纷上书要求为他立祠。周家树等人在公呈中说他是：“革命实行家之魁杰”，“尤为起义先河，革命巨子”，并拟请“从优给恤，以振其家”。居正、覃振等也呈报中央要求建筑烈士公墓，陈犹龙电请中央政府：对于林圭的事迹，应该加以“阐扬”。为此，蔡锷将军批复说：要“建立专祠，并于原籍人祀忠烈”，“酌于优恤”，“烈士后裔，入各官立或公立学校，一律免费”。为了寻找烈士遗骨，湖南都督谭延闺、湖北民政局着力颇多。在各界同人的努力下，烈士得以入祀，为革命舍命奔走的英雄终于受到了世人的景仰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