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荩，原名克讠咸，字愚溪(亦作禹希、渔溪、愚公)，后字北山，发表文章时署名潇湘渔太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更名荩。1872年出生。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祖籍江苏，祖父廷玢，父允镇，世居江苏吴县洞庭西山。咸丰年问，其父入湖南经商，遂落籍善化。母蔡氏，出身名门。兄克刚(字让溪)，专经史，不尚制艺，名重一时。沈荩自幼得其兄长的帮助。

沈荩7岁时父亲不幸去世。之后，他便随兄克刚学习。沈荩幼时资质很高，又酷爱读书，才气十足。但“狂拓不羁，读书通其大意，不屑为文”。沈荩曾随其兄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在岳麓书院学习期间，沈荩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思想和学识大有长进。此时的沈荩，才气磅礴，识见超群，为文“慷慨激昂，纵横磊落，尤雄于胆略，长于辩论”；“畅达古今兴衰胜败之道，默察清庭(廷)政事文物之非，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痛刺时政，初无顾忌”。而且，沈荩颇不屑于科举功名，“遇有疑难之境，无不有破的的思想”，主张积极地改革救世，知行合一，敢于任事，行动果断。

1895年，沈荩与舒闰祥、吴式钊等人结交，结成“十二神”(时有十二人结成一社，名日”十二神”)，即湘社。同道之人一起交游、谈诗论词，兴致盎然。而沈荩每每发挥其辩论之才，与舒闰祥等人“纵论天下事，常镇日不休”，时人以“豪士”誉之。不久，沈荩入湖北，结识谭嗣同。经嗣同向其时任湖北巡抚的父亲谭继洵推荐，沈荩先后充任“湖北赈捐局委员”、“按察司襄办文案”、“抚辕文巡按”和“候补县丞”等职，居鄂多年，“于鄂中绅官士庶，以及兵勇下流之人，皆能通其声气”。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是全国最负朝气的省份。沈荩深受鼓舞，马上自鄂返湘。其时，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汇聚湖南，沈荩从游其中，“得闻世界学术之变迁”，受资产阶级民主平权学说的影响，认为“专制政体之不宜于今日”，维新变法思想已经形成。沈荩积极参加湖南维新运动，任职湖南保卫局，从事训练民众、清查户口等工作。沈荩曾多次致书叶德辉、孔宪教等顽固劣绅，借询问联络组织保卫局事项情形，及时掌握了他们反对维新的动态。为了避免守旧派的破坏，沈荩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间有所规划”。沈荩思想激进，虽然湖南新政表面不无可观，但在沈荩看来，湖南当局“颟顸而无用”，并提出“新吾湖南，非有一番之破坏不为功也”。而且，沈荩已经意识到要革除弊政，单靠文字鼓吹无济于事，必须有实际的革命行动，并“”实行家”自命。其时，沈荩还向南学会捐赠了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如《营工要览》、《前政须知》、《开地道轰药法》、《克虏伯炮弹图》、《克虏伯炮弹造法》、《行军测绘》、《营城揭要》、《营垒图说》、《临阵伤科捷要》等数十种，用意极为深远。

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维新志士英勇牺牲。沈荩义愤填膺，立志继承他们的事业，并发誓要为谭嗣同等死难者复仇。由于复仇的时机不成熟，沈荩便和唐才常共赴日本，谋划救国大业。在日本，他们广泛联络各种反清力量，密图举义。孙中山、毕永年、康有为、梁启超等革命、改良两派人士，都支持他们的起事。

1899年冬，为发动起义，沈荩自日本返回上海。当时，正值国内政局动荡不宁，清政府内部较为混乱，十分有利于起义的组织发动。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欲废光绪帝，国内外舆论为之哗然。次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反对废立，通电全国，要求光绪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沈荩、唐才常、章炳麟、蔡元培、叶瀚等1231人在通电上签名。同时，(他还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力争，如果清廷不答应，就组织集会和罢市。全国因此迅速掀起了抗议清廷建储的风潮。慈禧太后大怒，谕令查拿经元善，并悬赏万金购缉康、梁。时两广总督李鸿章及其幕僚刘学洵执行谕旨最力，四处捉拿康、梁，还铲平了康有为的祖坟；并查禁保皇党人，大肆迫害维新志士及其亲属，使进步的势力遭受打击。这一切激起了沈荩的极大愤怒。沈荩致书身在美国檀香山的梁启超，商谈刺杀李、刘的计划，梁复函极表赞同，在一封信中谈到“读诚(诫)兄书，为起舞”。后未果行。

1900年春，为集聚爱国正义之士，唐才常和沈荩等人以上海东文译社为秘密机关，发起成立“正气会”，沈荩任事务员，专门负责组织和交通联络事宜，尽心尽力。沈荩此时“所持之主义，乃唯一之破坏主义”，并认为“天下事大可为也”。不久，正气会改名“自立会”。唐才常、沈荩等人领导了“自立会”的活动，广为散发富有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中发展组织，吸收了大量会众；同时，还出版了机关报《同文沪报》，为起事制造舆论。沈荩还积极参与组织“自立军”，积聚起事的武装力量，是自立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人认为：沈荩虽“外貌像一个白面书生，但极有革命精神，在自立军中出力最多”。

20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大局岌岌可危，国事更不堪问。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保种救国为辞”，邀请一批社会名流和维新志士在上海张园开会，成立“中国国会”。唐才常任总干事，沈荩等任干事。自立会亦并人中国国会，并决定在汉口建立中国国会分会，统带以汉口为中心的自立军。沈荩集中一切力量筹备起义，“决意与唐才常呼起风云于汉水”。他与林圭、傅慈祥等人以汉口为中心，加快联络会党，广为发行富有票，并在汉口英租界内李慎德堂建立总机关作为联络之所。沈荩等人还奔走于湘、鄂两省，到处联络兵勇、会党及官、绅、士、庶，最后建成自立军，编为中、前、后、左、右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等，共计兵力20000人，还联络了会党100000余众以为后援，声势颇盛。同时，还制定了《自立军现在之布置及其将来兵事》，统筹起义的各项事宜。沈荩被任命为右军统领，驻湖北新堤(今湖北洪福县城关)，唐才中为右军帮统兼粮台。起义各军联络一气，由唐才常驻汉口全面指挥，定于1900年8月9 日各路同时大举。但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海外汇款不到，军费无从落实，起义被迫一再延期，几经周折，最后定于8月23目发动。但秦力山所领大通前军未得起义展期军报，如期于8月9日发难，但无援而败。清廷开始严密侦查，形势极为不利。此时，沈荩正率军于新堤枕戈以待。唐才常曾特别致书沈荩，通知汉口方面于8月23 日起事的计划，并叮嘱“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尊处生意必宜从速开张，以为策应之师，不然孤军驻鄂，大是危机，其急图之”，并要求“尊处既举，除策应囤间外，能分枝向荆、沙更妙，盖两宫西窜，我不可不预图向西之策也。”对沈荩及其右军寄予厚望。

不久，得知秦力山首先率军起义并失败的消息后，沈荩立即领导起义军在新堤发难，并于8月16日亲率右军各部转战湘鄂交界地区，以扩大起义影响。湖北监利、崇阳，湖南临湘、湘潭、沅州等地，亦纷起响应。一时，除新堤外，湖北蒲圻县之羊楼峒、荆州之沙市以及嘉鱼、麻城、崇阳、监利等地，湖南临湘之滩头，会党接踵而起，“聚众点名，打造刀械，造铷号衣，储备粮食”。据《中外日报》报道说，仅蒲圻境内，即有自立军主力数千人，欲图围攻县城。不久，自立军一度攻入临湘的源潭，焚毁那里的厘金、督销各分卡，杀死司事。张之洞、俞廉三得报，纠集湘鄂两省官军围攻起义军。与此同时，正当唐才常、林圭等人准备率中军发动起义之时，张之洞已经获得情报，并勾结英国公使，于8月21晚包围在汉口租界的起义军总机关，翌日，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二十余人。8月23日凌晨，唐才常等人被杀害于武昌小朝街旁的紫阳湖畔。中军主力未能发动即败，右军亦开始动摇，人心涣散，后与清军接仗，即行溃散。唐才中赴湖南联络，密图大举。但湖南巡抚俞廉三早已得到张之洞密电，遂先发制人，唐才中等人不幸被捕、英勇牺牲。沈荩所部黄南阳、李寿全、曾广文、王昌年等先后被捕遇难，右军最后亦归于失败。后来，沈荩冒险潜回武昌，观察形势，力图有所作为，但武昌风声紧急，沈荩只得暂时匿藏于友人舒闰祥处数日，随后辗转流亡上海。

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革命志士被杀，激起了沈荩对满清王朝的无比愤怒；同时，他对康梁的丑恶嘴脸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与康、梁决裂，沈荩的思想完成了从改良勤王到反清革命的转变。他极力反对康、梁的保皇谬论，倡言反清革命。在上海，沈荩参加了戢元丞创办的“新社”，并参与了《大陆报》的编辑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反清革命宣传活动。后沈荩痛国事之沉沦、至友之死难，只身潜往京津一带，开展实际的反清革命斗争。他认为擒贼先擒王，一旦得手，成功较易，遂决定致力于“中央革命”，以奠定北方革命之基础。

沈荩抵京之时，八国联军已攻破北京，西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清廷正与各国公使议和。沈荩抓住机会，“杖马篓走天津，与联军诸将士往来”，谋借洋人之力消灭清廷顽固派，“假太阿于皙人兮，烹千胡而啖其肉”。据说，满族大员庄王载勋、启秀之流，皆死于沈荩笔下，“其志将除满人，使无遗育，以建设支那政府”。当时著名的革命宣传家章太炎对沈荩此举大为赞赏：“功不卒就，其过勤王什伯，荩之进化，速乎哉!”

沈荩在京津地区活动的公开身份是日本人开办的华文报《天津日日新闻》记者。以此为掩护，沈荩在北京多方运动达官贵胄子弟，广为接纳上层人士，四处侦探清政府的机密。1903年4月，沙俄不但拒绝依照《东三省交收条约》撤兵，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实现其永远霸占满蒙的野心。沈荩运用侦探手段，从王文韶之子处探得密约内容，便马上告知《天津日日新闻》主笔方若，方若立即在报上披露此事，其他各报纷纷转载，日本新闻界还发了号外，国内外舆论为之鼎沸。清政府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率先通电全国进行谴责和抵制，并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清廷大感窘迫，极为恼怒。慈禧太后如坐针毡，命令严厉追究泄密者，巡捕查拿甚急。但沈荩毫不畏惧，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沈荩与清廷重臣那桐、醇亲王载沣等权贵密切往来，以非常之运动手段行非常之革命事业；沈荩还贿赂了内监李莲英，要求李导游宫中，列于慈禧太后之前，以刺杀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后沈荩频频出入宫中，进行秘密活动，为其刺杀计划作准备。其时，知情者皆为之担心，而沈荩若无其事、不以为然。讵料昔日老友吴式钊为邀功请赏，决定告密；吴又恐冒天下之大不韪，便让其内侄倪世仪出面，向内务府司员旗人庆宽报告，说沈荩是维新党，并称中俄密约泄密之事亦是沈荩所为。其时，慈禧太后又收到密陈说帖一件，称沈荩原是庚子自立军起义的首逆沈克诚，其“潜隐京师，必有密谋”，“请设法诱拿”。而且，沈荩在宫中活动、有所谋划之事，慈禧太后亦有所察觉。慈禧太后得此密报，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沈荩。

1903年7月19日，沈荩在东华门外三条胡同寓所被捕，下刑部狱中。刑部初审时，即施以酷刑，但沈荩毫不畏惧，对自己的言行毫不隐讳，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流血党、革命党，以扑灭清政府为主义，并揭露清政府借处理以前的“富有票”案来掩盖镇压国内反对其卖国罪行的无耻行径，他说“我从前是富有票，现在不止于富有票”。初审后并未马上下断语。但当沈荩的供词送给慈禧太后阅看时，她更为恼怒，她已经等不到进一步审讯，便迫不及待地要处死沈荩了。因清廷有夏日不行刑之惯例，且担心公开杀害沈荩会引起国内外的公愤，慈禧太后决定命刑部于狱中杖毙沈荩。沈荩知道清廷肯定会下毒手，但他大义凛然，并写绝命诗一首，其中有云：“菜市故人流血第，五忠六烈共翱翔”。1903年7月31日，清廷午夜出旨。刑部接旨，拟将沈荩“就狱中杖毙，令狱卒以病死报”。狱吏向沈荩宣判时，他面不改色，只说“快些了事”。行刑从8月1日下午4时始，在狱中，沈荩被竹鞭捶打达4小时之久，直至血肉飞溅，场面异常惨烈，“沈君呼痛之声，达于刑署之外，众人所共闻，狱中他犯，闻其鞭扑之声，亦为之战栗。”“此刑罚之惨酷情状，闻者足为震动，虽当时用刑之人亦不免为之动心”，私下里称沈荩为“铁汉”。虽遭遇如此非人折磨，沈荩仍未死。因不堪凌辱，沈荩请速死，表示出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到晚上，狱卒用麻绳绞沈荩之颈，沈荩气绝身亡，惨不忍睹。时人记述沈荩之惨死状甚详，章士钊在《黄帝魂》中写道：“君之死也，备极五刑，先以八人轮殴，至二时许，血肉狼藉，气濒绝矣，乃以帛勒之，既死而复刃其颈。”秦力山在《沈荩凌死》中说：沈荩“死何惨，百鞭不死，肉非尽，以绳役之乃毕命”，认为其惨烈程度犹如商纣王杀比干剖其心。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廷“命杖毙，实暗杀耳”。沈荩死后，行刑之狱“血肉狼藉于地”，有些被关押于此处的“案犯”“不忍睹”，甚至“请以三百金别易一室”；因案被捕入狱的赛金花睹此情景，对沈荩大为叹服，日：“沈公，英雄也”，还“自掬其碎肉，拌以灰土，埋之窗下”，以表敬仰之情。

沈荩之惨死，充分地暴露了清政府之凶狠残暴，国内外舆论为之震惊和愤怒。《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等国外著名报纸俱以大号字刊出评论，指出“按中国法律非贱如宦官，必不处以如此之刑。而清太后竞行之，则其言可为法律矣”，甚至提出“盖清政府可杀维新党之头，维新党更可杀清政府之头。清政府之头杀，中国乃切实举行新政”、“夫维新党头可杀，然维新之功业事迹将留存不朽，世界进步、中国之维新，无论政府杀人若干，必不能阻止也。”国内影响很大的进步刊物《浙江潮》、《国民日日报》等发表多篇专论，声讨清政府的暴行，指斥清政府“以堂堂政府而杀一区区之沈荩，较之戊戌、庚子两大狱此何足云”，认为杖毙沈荩乃清政府“极惨不仁之暴政”，“今日杖杀一沈荩，不过小试其新硎之利器耳。血肉横飞，哀呼宛转于槌杖之下，又满政府待我汉族之办法，而我同胞前途礅之写影也”，并号召全体中国人“秣马厉兵，以与满政府宣战”。

沈荩被杖毙，引起了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广泛关注。时论称“沈荩之死，震动民心。较之俄日开战尤甚”。美国正义之士遍索沈荩遗像，附于《沈荩被杀始末记》文后，登载在美国最著名的报纸上。各国驻京使臣纷纷致信清廷外交部，表示出对此事的异常关注。英国外部大臣蓝斯唐曾于英上议院发表演讲，对清政府此举提出质疑。外国人士受沈荩惨死的刺激，对清政府无情镇压进步势力的政策也极为不满。其时，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党人因“苏报案”下狱，慈禧太后深感沈荩被杀已为外人所不满，因此，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敢对章太炎、邹容等人采取过激的行动，时人指出：“自沈荩死后，其素与中国新党为反对者，虽欲加罪苏报诸人，亦有所顾忌，因而以敛手，沈荩之死实所以救苏报诸人”。

1903年8月23日，上海革命党人和各界爱国志士数百人在愚园召开追悼大会，追悼会上主持人沉痛宣读了章太炎所作的悼词《祭沈荩文》，悼词中对沈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内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并指出“不有死者，谁申民气?不有生者，谁复九世?”激励国人起而反对清政府的暴政。此悼文以《上海公祭沈愚溪国士文》为题，与《公祭沈愚溪先生文》同时被刊载于《国民日日报》，全国舆论更为激昂，人们热血沸腾，纷纷谴责清政府的罪恶行径，对烈士表达了无限的哀思。章士钊还特意撰写了《沈荩》一书，书中详尽记述了沈荩生平及其死难之影响，对沈荩之事功和牺牲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章太炎在上海狱中知悉沈荩被害后，特别赋诗一首《狱中闻沈禹希见杀》，诗云：“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魈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邹容亦和诗一首，诗日：“中原久陆沉，英雄出隐沦。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自瞑负多疚，长歌召国魂。头颅当自抚，谁为墨新坟。”日本的铃本文之助也撰写了《次沈荩纪命诗》，诗中称道沈荩“英气如虹不可当，痛訾执政尽堂堂。买生千古忧时泪，凝作玄珠尚在湘”。“伪朝当国其儒戮，徙有遗章抵万钱。六月阴风凉似水，子规啼破撒母天”。

沈荩的惨死，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反动面目，从而更大地激励了广大革命人民誓死推翻清王朝的决心。后人评述说，“沈烈士虽为民族牺牲，而社会人士思潮之激动，革命风潮风起云涌，卒于辛亥倾覆清庭(廷)，重光汉室，沈烈士及当时死难之诸公之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