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汪度，字石荃，亦作石泉，湖南长沙县人，生于1871年。其先世隐居乡间，无闻于朝。沈汪度幼承庭训，善于作文，但数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不售。其妹夫周渤入翰林院后，他更为发愤，自勉道：“天上人，亦不过如是而已。大丈夫当效班定远，立功万里，安用毛锥子为？”1901年，他前往云南谋生。1903年，云南巡抚林绍生考选属僚出洋留学，沈汪度以官费资格派往日本。他本是文弱书生，见国势衰微，外患日亟，遂改习陆军，先入振武学校学习，继入士官学校深造，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曾有一湖南同乡因考试时对法国人承修滇越铁路之事借题发挥，冒犯了云贵总督丁振铎，被捕入狱。沈汪度多方奔走，使其得救。此时，该同乡也到了日本。沈汪度对他解衣推食，毫不吝啬，还为其争取到湖南官费补助金。拒俄运动兴起后，留日学界爱国运动迅速高涨，沈汪度准备组织暗杀队狙击铁良，该同乡亦积极参与其事。沈认为条件尚未成熟，极力劝谏他稳重行事。但他不听其言，急于和同志潜返上海，以至因万福华刺王之春一案牵连，被捕入英租界监狱。沈汪度得信，赶往上海，劳神耗款，再次将其营救出来。

沈汪度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云南讲武堂担任教员和监督。该讲武堂创办于1909年，主要为云南新军和巡防营培养中下级军官。总办李根源及教员罗佩金、谢汝翼、唐继尧、蔡锷等都是留日归来的革命志士，他们时常秘密集会，商讨革命策略，决定以讲武堂为据点，培养革命种子，进而控制全省军队。沈汪度身为讲武堂监督，以“尚武主义”为办学方针，暗中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十九镇统制钟麟、三十八协统领曲同丰等反动军官见革命势力日益壮大，甚为不安，将沈汪度等人的革命活动密告于总督李经羲，幸得文案魏家骅及熊范舆等人暗中掩护以及蔡锷的极力疏通，钟麟等人的阴谋才未得逞。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事失败，湘籍志士夏寿华从广州潜赴昆明，以北门街沈汪度寓所为据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四川保路风潮兴起后，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沈汪度也加紧准备。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沈汪度与夏寿华发动讲武堂学生准备响应。在他俩授意下，学生“挟持”讲武堂教员，对他们说：“川中事急，学生等决应之。诸师长不与我者，学生等败，必供为诸师长所主使。”沈汪度首先赞成，并将此事告之于蔡锷。此后，沈汪度先后4次与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献、张子贞、黄毓成、罗佩金、雷飙、谢汝翼、韩凤楼等革命志士召开秘密会议。1911年10月16日晚，沈汪度等6人在萧家巷刘存厚寓所召开会议，分析武昌起义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分头准备起义。10月22日晚，在其寓所召开会议，与会者报告各处联络进展情况，沈汪度则报告讲武堂学生早已联络妥当的情况。10月25日晚，沈汪度等10余人在刘存厚寓所聚会，与会者“歃血为盟，永结同心”，由殷承献在白纸上书写“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16字，将白纸烧成灰，各人啮指沥血，一起调入酒中，分而饮之。10月26日晚，在洪化桥唐继尧寓所再次集会，决定所在部队在10月30日（即重阳节）举义，公推蔡锷为起义总司令，制订了起义计划，沈汪度与讲武堂教官顾品珍、张子贞等负责率领讲武堂、陆军小学堂、测绘学堂及体育学校学生开启省城北门、小东门、小西门、南门，迎接起义军入城。

10月30日晚，蔡锷等按原计划宣布起义。沈汪度领兵攻打军械局，清兵以机关枪负隅顽抗，起义军伤亡甚众。次日中午，沈汪度下令炮轰军械局城墙，终于将其攻破。此后，沈汪度、谢汝翼两人率兵防守军械局，为“重九起义”的胜利提供了充足的军械。总督李经羲落荒而逃，编制钟麟毙命，云南遂告光复。11月1日，成立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军政都督，下辖一院三部；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其中军务部主管军械军需事务，韩建铎为该部总长，沈汪度为次长。韩率师援川后，沈汪度继任军务部长。军务部下辖筹备局、粮饷局、军医局、军械局及制革厂、被服厂、兵工厂。沈汪度不仅负责军务部全局工作，还一度兼任军械局局长及兵工厂厂长职务。

不久，蔡锷派唐继尧、刘存厚率兵北出黔、川，援助湖北民军抗击清军。沈汪度殚精竭虑地为北伐军筹集粮饷和军需，仅1912年3月11日就为前线汇解5万两饷银。军政部总长李根源率部光复滇西大理等地，因积劳成疾，要求辞职。其时，滇西大局初定，人心未安，亟须其维持。沈汪度于1912年5月20日、25日29日及6月5日数次致电李根源，恳切慰留，并指示在滇西事务上“宜提纲挈领，置其小者，略资调慑”，李根源被其说服，留守大理，滇西局势得以稳定。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蔡锷秘密组织讨袁军，准备响应。讵料革命军很快被袁军击败，南方各省纷纷取消独立。袁世凯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南各省，通过梁启超致电蔡锷：或调北京或调湘省，由其任选。蔡锷对恩师的密电深信不疑，且在云南与李鸿祥、谢汝翼等时有矛盾，准备回湘服务桑梓。时任参谋长的沈汪度受其派遣，先回湖南联络妥当。未料蔡锷一辞云南都督职，袁世凯就将其调入北京羁縻起来。唐继藜接任云南都督，沈汪度改任云南第二师师长。

1915年，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帛，大肆收卖地方实力派，派亲信何国华为专使，携带巨款和勋爵前往云南贿买唐继尧及其部将。唐继尧对何国华优礼以待，在都署举行盛大宴会。沈汪度作为师长按例前往作陪。席间，何国华盛赞袁氏功德，妄说中国不可一日无袁世凯，劝唐继尧尽快拥戴袁氏为皇帝。沈闻其言，气愤不已，拍案而起，怒斥其妄，坚决请求唐继尧将其冶罪。何国华非常恐慌，用重金收买奸细，阴谋毒杀沈汪度。1915年8月22日，沈汪度赴蒙自道周沆及云南盐各总办萧堃之宴。席间，忽然上吐下泻，不能言语，几分钟后连人带椅倒在地上，随即气绝身亡。死后全身发黑，遍体浮肿。

蔡锷闻此凶耗，甚为悲痛，他在1915年9月22日致电唐继尧：“石荃骑箕（骑箕即逝世之意），吾侪少一畏友，滇边失一良将。缅怀重九起义诸子，尤深有益孤之感，岂胜痛悼！”年底，蔡锷从北京辗转潜回云南，举兵讨伐袁世凯，并追查沈汪度一案，将何国华逮捕入狱。由于军事倥偬，来不及穷治其罪。等战事稍定，蔡锷即赴日本养病，不久即病逝。唐继尧在袁世凯死后，以南北融和，竟将何国华释放，使之未得到应有惩罚。沈汪度一案遂沉冤莫白。

沈汪度为官清正廉洁，虽充要差多年，却家无宿粮，室无侍妾，死后无以为殓。遗孀文氏及其子沈绍斌受唐继尧2000元赠款才将其遗柩护送回籍。夏寿华缅怀与沈汪度的交往时，如此评价他：1902年初晤于昆明，见其议论间时露英气，与之订交。1903年再晤于东京士官学校，则为一虎背熊腰的彪形伟丈夫，且坚定的革命志气溢于言表。随后三晤于日本名古屋，在军队中见习的沈汪度已是颜黑肤粗、指如鼓椎的莽夫健卒。最后晤于云南时，沈汪度已成了一个雍容严穆、说礼敦诗的儒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