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原名有符，字符善，晚年自号雪髯，取须自如雪之义，与朋辈往来函件，“往往自署一个髯字”。l860年9月20日出生于湖南新化县福田村(今隆回县鸭田乡南塘村)。谭氏先人“痛种族之沦亡”，“奋迹戎行者，几乎代有其人”。因而使他从小受到传统民族主义思想的熏陶。他的父亲谭忠宅以种田为生，靠祖遗的少许田产力耕自食，勉强可以糊口。谭人凤兄弟6人，他排行第六。其父英年早逝。加以他从小患过哮喘病，身体一直很虚弱。但他天资聪颖，悟性很高，在兄长的帮助下，得以人私塾就读。他勤奋好学，“稍长能文”。喜读《船山遗书》，受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很深。

谭人风的故乡福田村，是一个离县城较远的山区，人们长期过着“石与居、鹿与游”的“深山之野人”生括。这里交通阻滞，文化落后，少年时代的谭人风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在母亲和兄长的督促下，他仍然没有放弃科举考试。但清末社会的科举考场，黑幕重重，他应考极不顺利。他不仅没有考中秀才，反而受到考官的凌辱，其内心的愤懑是不言而喻的。他带着失败的痛楚终于告别了科场。平时，他又因爱打抱不平，经常为众人排难解纷，“以事赴讼．为吏所侮，发愤欲摧折之”。从而产生反清革命思想。

1896年。谭人凤在家乡创办福田小学堂，聘邹价人为教习，相与讨论时事，“思想因之一变”。维新运动的迅猛发展激发了谭人凤的爱国热忱，他千方百计地购阅《时务报》和《清议报》，受益匪浅。这一时期，他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把主要精力用于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

1903年至l904年，谭人凤又在新化县城文场内办了一所新式的群治小学堂。但是，这段时期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一批有识之士奋袂而起，逐渐从保皇营垒里分离出来。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此期问，留日学生运动蔚然成风，新化留日学生暑假归国向他讲述外界革命形势和孙、黄在日本的革命活动，使他深受鼓舞，其“革命之思潮，遂蓬勃而不可复遏矣”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谭人凤感到自己过去奉行的教育救国“其道迂远，未能济急”；而发动会党、策动武装反清起义，其效立见，遂决定“改与会党耆帅游”。于是加入了会党，拟发动会党徒众参加反清起义。他首先在自己的家乡开山立堂，取名卧龙山，自做山主．并多次去新化县属的大同镇时荣桥(今属新邵县)一带，与那里的会党首领周叔川联络。大同镇原是周叔川从事革命活动的据点，本有“大同团”的组织，其势颇盛，于是．谭人凤便和周叔川俩人经常在时荣桥附近的一字山聚会。密议反清大计。谭家距时荣桥约有100余里，山岭阻隔，交通不便，但每逢一字山聚义．谭必事先徒步赶到主持。俟新化会党组织略有头绪，谭人凤便到宝庆府(今邵阳市)分设山堂，广集会众，在他的积极策动下，湘西南哥老会势力迅速发展。

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成立。是年夏，新化留日学生戴石屏自日本归，寓居于谭人凤在县城办的群治小学堂内，将黄兴等人组织团体并拟在长沙起义的消息密告于谭，询问“可与共事者”，谭答称：会党中人奉集勋、罗铴藩、曾立三、曾乾伯等在资江、速成两校任教习，可与取得联系：并与戴议定，拟在隆回、宝庆一带策动举事以响应长沙起义。嗣后，宝庆李洞天、肖立诚、武冈唐镜三相继至，并称宝庆教习李燮和对革命事业极热心。谭人凤遂约定肖立诚、李洞天任宝庆主任，唐镜三任武冈主任，李燮和任安化主任，周叔川任新化主任，刘纲领任隆回主任，通讯机关暂设于谭人凤所办的群治小学堂内，“兼印就章程、党证及浅鼎讲义，遣会目谭恒山携章程等物赴辰、沅一带”，与那里的哥老会众“通声气”。10月24日，长沙起义事泄流产，清史正派兵丁捉拿黄兴等人，长沙城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但谭人风和周叔川并没有因此停止其活动，而是继续进行联络。且令戴、曾、奉、罗等续任资江教习，约提半薪为交际费用。谭则与周叔川专事奔走联络，接纳和发展会徒。事毕，遂将群治小学堂解散。

1905年2月13日．谭人凤偕周叔川出隆回赴辰、沅，下常德．沿途接洽极为顺利，会党“皆乐听命”，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他和周叔川联络的会党势力很快“弥漫于全省”，甚至于扩展到洞庭湖区及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会党无不知有“谭胡子”其人。清廷闻讯追捕，周叔川遂将新化主任交谢映山担任，只身避居日本；谭人凤则潜返故里隐居。其时，隆回丰任刘纲领遣人来邀谭主持起义大计．谭再度人隆回，会党已达数百人，皆“身体健壮，奕奕有神”。谭正拟在隆回揭竿起事，忽接蔡松坡、曾叔式从广西发来的电报，邀谭赴桂，谭正想借助广西新军的力量参与起义，因以隆回、辰、沅各处会众委托谢介僧、毕春深两会目主持，特聘谢、毕为村内小学教习，兼顾机关事宜。谭本人则于是年7月初带罗儒烈、彭笏卿、邹元和三学生前往广西。适值蔡松坡为广西随营学堂总办，“湘士子争往赴焉”，且与谭为莫逆交的曾叔式又是广西警察学堂总办，三人相见恨晚，夜谈心事，“英雄肝胆，披沥相陈”。谭住蔡松坡处，三学生在随营学堂插班读书。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渐有头绪，谭人风决定返归隆回，谭与蔡曾约定：万一隆回起事失败。“势无可为，还当直趋广西求救济”。蔡并赠以手枪20支，遣教员岳森同归。行至半途。路遇唐镜三，告知隆旦起义事泄失败，谭人凤只得孤身入宝庆，返新化，诣资江，商拨款善后。隆回离谭所住的福田村不远，故事败之后余众多来投奔，及来者日众，谣言四起，时有兵弁来村内查访，族兄谭叔吾遣人向谭报警，催促速避。l906年2月8日，谭人凤辗转来到宝庆，会目岳尧奠已集众100余人，在宝庆待命。谭人凤因广西接济无望，宝庆清吏又驻扎重兵，小敢再蹈覆辙．令岳尧萁率众赴洪江、辰、沅一带遣散。

1906年3月，谭人凤处理隆回、宝庆善后事宜完毕，避居长沙，寓草潮门新化中学堂，权任监督。谭原想俟风潮稍息，再返故里，重新策动起义；但自谭出走之后，有兵弁冒充会党中人，与谭侄假意交友，谭侄信以为真，尽举所知以告，并带往近邻卢逢泰家，与寄住在卢家的两名会目见面，兵弁悉知党中秘密。迄次日，清吏突然发兵围捕，将卢家荡为平地，并断送两会目性命，风声日急，谭人风只好嘱家中典卖田产，作东渡日本之计。是年8月，谭接到次子谭二式送来的l00余枚银元，遂于9月由长沙启程，偕谢介僧等人赴东京。途经南京时，他目睹这座古都，“凄凉满目”，发出了“山河大地今谁主，畿辅凌夷正气消”的嗟叹。在上海停留期间，又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凌辱中国人民的悲惨情景。“租界内与租界外恍有天堂地狱之别，感慨良深”。他决心“提起刀和剑"到海外去结纳同志，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而斗争。

谭人风早在家乡办学和联络会党时，就听说过孙中山、黄兴在东京从事革命活动的事迹，内心十分敬佩，这次能到东京与孙、黄晤面，自然是谭人风梦寐以求的事。

是年ll月25日，谭人凤、谢介僧、谭献候、曼孝荃、谭二式等抵达日本东京。12月2日，谭参加《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他被会场上的热烈场面所打动。翌日，便“与克强晤，畅叙至二小时，情颇洽”，并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而得“识香山孙公”。从此，谭人凤便成为孙、黄的亲密战友和同志。

谭人凤加入同盟会的次日，即12月4日，在湘赣交界地区爆发了萍浏醴起义。一周之后，在东京的革命党人才从日本报刊获悉起义消息，黄兴乃派谭人凤、周震鳞、洪春岩、何弼虞、宁调元、胡瑛等“归谋响应”，谭早就“慨时势日蹙，亦亟思有机可乘”，他得到黄兴“允赴战场”的指令，那种“冀凭红黑铁，把九州禹域二重光”的豪情油然而生。可是，当他赶赴目的地时，“事巳消灭．无计可施”，满腔热血，顿化烟云，他带着悲壮凄怆的心情重返东京。

回东京后，谭人凤插入法政速成科第5期训练班，学习革命理论和法律知识，他经过“五夜孤灯一盏，三番四复推寻”的痛苦求索，终于冲破了昔日“抱一部落主义以自雄”的绿林好汉的狭隘眼界，民主革命思想完全趋于成熟。当时，革命派和保皇派在思想上正在开展大论战，在法政班内部也同样分为两派，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谭坚决站在革命派一边，对以康、粱为首的保皇党人和“一切卑鄙近利之法政生”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1907年，一部分同盟会员“照绿林开山立堂办法”，拟结一有实力的团体；谭“以为反文明而复野蛮，尤力持不可”。儿乎与此同时．在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太炎等人与孙中山发生意见分歧．掀起了两次倒孙风潮，虽然在第一次倒孙风潮中，由于误解，谭曾一度卷入；但在第二次倒孙风潮中，他在明白事实真相后，则极力进行调解，并驰函陶成章“劝顾大局”，并与黄兴、刘揆一亲自到陶的寓所做说服工作，又联合致函李燮和，逐条为孙中山辩诬，挫败了陶、章等人的攻讦，维护和捍卫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

孙中山、黄兴在东南沿海发动的武装起义，谭人凤几乎无役不与。镇南关之役发生，孙、黄亲莅前线指挥，谭“遂以小儿官费折抵百金，偕林海生、李植生往”；河之役的消息传来，他又“情不自禁，乃割须改装再往"；直至广州黄花岗之役发生，谭已年过半百，但他仍然要求投人战斗，并向黄兴索枪参加决死队，黄兴平心静气地对他说：“先生年老，后事尚须人办，此是决死队，愿勿往。”潭激动地说：“君等敢死，余独怕死耶?”黄兴乃以两枪与之，由于他不善使用手枪，误触枪机，发一响，黄兴为安全考虑，将枪要回，并遣人将其转移。

东南沿海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引起了同盟会内部的普遍不满。一部分同盟会员要求其决策者改变武装斗争方略。把斗争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来。谭人凤历来是主张在长江流域发难的，早在第一次赴日途中，路经武汉时，他就以深邃的政治眼光，看到了武汉三镇的战略地位；来到南京后，丰富的历史陈迹更勾起了他的联想，他逃亡日本时所走过的这条路线，正是当年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胜利进军的道路，更激发了他“誓洗煤山耻、杀尽羯胡妖”的豪情壮志，初步奠定了他以长江流域为重点、以武昌为突破口的战略思想。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前，谭人凤至统筹部，将自己拟以长江流域作发难地点的想法告诉黄兴、赵声诸人，他说：“南京之事，向谋之矣。若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以有为，愿加以注意，俾收响应之效。”黄、赵即询以办法，谭说：“今居正、孙武二人，日夕为武昌谋，惟缺于资，不能为进行之部署。诚能予金以分给于两湖同志．则机关一立，势力集中，广东一动，彼即响应，中原计日而定也。”黄、赵表示同意。随即以5000元予谭，分发两湖志士。谭乘轮北行，自上海经武昌而至长沙。在长沙路边井一日本酒店召集会议，他说：广州起义在即，“此次汁出万全，拟事后分三路人广西、湖南、江西，然后会师武汉，直捣燕京”。谭自称：“此行共携五千元。以三下元交郑瓒承办苏、浙、皖、赣；I,D4八百元交居觉生办鄂事；往来旅费，共用去五百元云云。”“乃留银七百元"予曾伯兴。谭完成长江流域响应广州起义的联络任务之后旋回广州。但黄花岗起义很快失败，谭人凤又一次来到武汉，其时，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各自独立发展组织，时有龃龉，谭人凤便极力促成二者联合，“劝其和衷共济，相辅而行，卒得按照同盟会章程，重新组织”。两个革命团体的联合，大大加强了革命势力，使谭深受鼓舞，兴奋至极，他满怀信心地说：“长江流域为主要，诸公认为无可为者也，一旦稍事提携，分者终得复合，无可为者，竟大有可为!”

1911年7月31日，谭人凤和宋教仁等在上海正式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着手领导长江流域革命。该会下设庶务、财务、义事、交通和会计等干事。“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谭任交通干事。其宗旨为“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由谭人凤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提出，“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总机关设于上海，各省设立分部。中部同盟会对以长江流域为重点，以武汉为突破口的军事行动方针作了详细的部署，它的成立，对于武昌首义的筹划和实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黄兴对中部同盟会的成立表示支持，他在《复同盟会中部总会书》中说：“得公等规画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并和谭人凤诗一首：“怀锥不遇粤运终，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武昌首义前，根据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大会决议，推居正和杨玉如赴上海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汉主持大计，当时黄兴在香港。谭因病在上海虹口筱崎医院住院，中部同盟会拟派宋教仁前往．但宋教仁在上海接到武昌狱中的胡瑛错误估计形势的密函，说是武昌起义条件尚未成熟，宋对此犹豫不决。谭人凤急不可耐，乃带药饵出院，于l911年10月8只由沪启程，10月14日抵达武昌。lO月22阿，湖南率先响应武昌首义；次日，焦达峰、陈作新正式就任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职。为组织湘军援鄂，谭人凤于10月26日来到长沙。首批援鄂军离长后。谭人凤发现军政府的大权实际操纵在由咨议局改头换面而成立的参议院议长谭延闿的手中，参议院和军政、民政各部，几乎全是立宪派人当权，焦达峰并无实权，无异于立宪派的“笼中鸟”，对此，谭人凤建议焦达峰“采取果断手段”，取消谭延闿把持的参议院，由都督总揽全权。10月30日，由湖南同盟会分会出面，邀集立宪派士绅在原咨议局开会，商议都督府组织法，谭人凤关于取消参议员和民政部的提案获得多数通过，谭延闿被迫辞职。翌日，留日士官生中的反动军官梅馨制造内乱，焦、陈罹难，谭延闿接任都督。谭人凤为追悼焦达峰，他写了一首悲切感人的挽联：“生为革命，死为革命，旬日感沧桑，古之良史今何在?成亦英雄，败亦英雄，垂老嗟麟凤，人皆欲杀我怜才。”长沙发生的变化，使谭人凤悲愤交加，他决心到援鄂前线去杀敌雪恨，临行前，岳州绅士李铸与谭延闿商议，邀谭人凤担任岳州镇守使，谭人凤认为岳州战略地位重要，即允就任。旋赴岳州，发布《讨伐满清布告》，表示要“镇守斯土，代四百兆同胞复仇，倡率义师，为三百年祖宗雪恨”。但谭延闿“迁延十余日，不给枪支”，谭人凤只好辞职，于11月24日赴鄂。

谭人凤回到武昌，汉口早已失陷，汉阳岌岌可危。ll月27日，革命军退守武昌，黄兴乘轮去上海，黎元洪随后出奔葛店，武昌形势危迫。于是，由武昌总稽查处派苏成章、高尚志出面，邀谭人凤为副都督，并以总司令一职委谭兼任。在战事日蹙、处境维艰的困难时刻，他无心为官，既不愿当副都督，也不愿出任总司令，他当时考虑更多的是“事由我辈起，自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他认为现在武昌系防御，将来必须北伐。建议将总司令官名义取消，改为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得很清楚：“各位同志既举兄弟继黄兴之职，但此时武昌情形与汉阳打仗不同。现在武昌系防御，将来必须北伐。人凤之意，将总司令名义取消，应改为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盖防御者。防内奸而御外敌也；招讨者，讨不廷而招之从我也。事切名实．各位同志以(为)如何?”在坐者表示赞同，备文请黎元洪任命。黎元洪回武昌后即委谭为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自此，他“昼出洪山，夜归武昌，防御诸事，渐有头绪”。他还向武昌革命军发布《告诫各部文》，指出保卫武昌的重要性，分析了革命军战胜清军的有利条件．号召全军将士同仇敌忾，誓死保卫武昌。武昌保卫战的胜利，稳定了大局．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方面的南北议和继续进行，谭人凤反对南北议和，认为这是堕入袁氏“术中”、“大错特错”的事，极力主张北伐。他曾以北面招时使的名义在沪组织北伐机关，发表北伐宣言，表示直捣幽燕的决心。清帝退位时，宣称按照“民军所开优礼条件”，“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谭列举理由。通电驳斥，指斥为“貌袭文明，实伏乱源”，要求孙、黄严厉禁止这种“非驴非马”的做法。嗣后，孙中山辞总统职务，黄兴辞去南京留守，谭人凤亦表示反对。后来每当他回忆起往事，仍感到十分惋惜。

1912年5月，袁世凯为借助老革命党人的威望，敷衍场面，任命谭人凤为粤汉铁路督办．谭初“以其为虚位而又乏经验”，“不堪承担”．但在宋教仁的劝说下，考虑到“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以应世变”。于是．谭于6月22日正式就任粤汉铁路督办职。袁世凯为了制造和挑动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旋以黄兴取代谭的职务。于11月2目改任谭为长江巡阅使，翌年3月10日陆军上将衔，赠以勋章，以示笼络，谭均“辞而末受”。

值得一提的是，谭人凤作为哥老会的方首领，始终没有忘记曾为辛亥革命立过汗马功劳的会党群众，他针对当时多数革命党人忘情于会党、视会党徒众为寇仇并加以残酷镇压的现实，愤愤不平，遂于l912年9月2913与陈犹龙、徐宝山等向北京政府的内务部警政司呈文，发起成立杜团改进会，并亲自拟订了《社团改进会发起意见书》和《社团改进会章程草案》，主张对旧有会党作一番改造，使之纳入正轨，为维护社会治安效力。他对会党的作用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会党虽然流品复杂，加以“教育阙如”，作奸犯科者所在多有，然而，他们“多来自田间，质直好义．语其本性，究非甚恶。其所以至此者，特知识缺乏耳”。只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加以“改进”，是完全可以改造好的。至于“改进”的方法，“对于固有之会员，则宜有于涉之方，而导之进化：对于未来之会员，则直有审查之法，而毋使败群”。通过“改进”，“务使流品淆杂之社团，一变为完美稳固之民党”，“用以维社会之秩序，发潜德之幽光”。他希冀把这支清王朝的破坏力量，教育改造为新生政权的建设力量。他的这一想法反映了一部分起自绿林的革命党人的善良愿望和对昔日会党群众的怀念之情。

1913年3月20 日，袁世凯指使凶徒暗杀宋教仁，加紧策划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反动本质彻底暴露，革命党人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反袁斗争。7月7日，谭人凤奉黄兴之命，由沪抵湘，策动谭延闿反袁独立。25日，谭延闿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告独立。但终因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二次革命宣告失败。9月5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谭人凤等人，并把谭列为“湘省之乱"的“首魁”。是年lO月，袁世凯派扬芗铭为湖南专办使兼督军．大肆迫害革命党人。谭人凤无法在国内立足，在邹价人等的催促下，只得被追再度逃亡日本，隐居九州福冈县筑紫群大宰府町，改名林泉逸。

孙、黄亡命日本，因在二次革命和组党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谭人凤顾全大局，在孙、黄之间无所向背，“日奔走于民党之大联合，准备进行倒袁”。他既未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亦未参加由黄兴领衔的欧事研究会，终日“奔走呼号，以谋补救，使党不致分裂”，极力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对此，黄兴十分满意，他去美国后，于1914年9月12日。致函谭人凤等人说：“公等苦心热忱，大谋进行，无任感佩。其办法以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现在所谓革命党，其弊在不能统一。公等著意在此，将来救国目的必可达到。望诸公等持以毅力，不患事之无成也。...

1916年5月30日。谭人凤得知袁世凯早已实行帝制，愤怒至极，致电黄兴，对孙中山5月9日在沪发表的《第二次讨袁宣言》表示“极端赞同”。当时传闻讨袁护国军总司令蔡锷有举荐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之意，谭立即去电阻止。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谭即向黎发出一份密电，“详述帝制余孽张勋、倪嗣冲、王占元、张怀芝、李厚基等之劣迹，坚请政府予以撤换，以清妖孽”

拥袁的帝制丑类刚刚偃旗息鼓，一幕由张勋导演的拥溥仪复辟的丑剧又匆匆上演，谭人凤“闻不胜愤，上气几死”。张勋失败，段祺瑞因利乘便，夺取了北京政府的政权，撕毁《临时约法》，实行军阀独裁统治。为此，孙中山号召护法，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谭人凤到广东等地联络革命党人，向各界人士写信、发电报，号召人们坚持护法战争。

1920年4月24日．谭人凤因终生奔走革命积劳成疾，不幸在上海病逝，终年60岁。谭人凤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有会党和革命党双重身份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以公正质直、襟怀磊落、富于实干精神而闻名遐迩。他一生追随孙中山、黄兴从事反清革命事业，与宋教仁等人一道组织中部同盟会，致力于长江流域起事。从而促成了武昌起义的爆发；阳夏战役失败后，他担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巩固了武昌危城，稳定了大局，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民主革命事业，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