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杰，字伯兴，生于1886年，湖南新化（今冷水江市禾青镇）人。他自幼聪慧过人，在新化县遵路乡球溪读私塾时，随父学习代数、几何、三角学。数月后，其数学水平竟超过了父亲。1897年，他父亲因患精神错乱症出走，曾杰独自到衡山去寻找父亲。某学校校长得知他在数学上颇有造诣，留他任教。当时他才11岁，因个子够不着讲台，学校还专门为他准备了板凳。讲了几个月后，学校置办衣服行装，送其回家。由于他颇具数学天赋，得以入读长沙岳麓高等学堂，为该校高材生，他早年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数学专著。

1904年2月15日，黄兴、刘揆一、陈天华、杨毓麟、吴禄贞等100余人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的西园住宅正式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曾杰也参与此会。华兴会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决定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革命方针，发动武装起义。曾杰按华兴会的安排，积极在宝庆、新化等地联络会党，与周叔川、谭人凤、李燮和等密谋响应长沙起义。后因走漏风声，长沙起义失败，黄兴等革命党人流亡日本。曾杰也前往日本留学。他与同乡陈天华甚为友善，两人于1905年7月参加中国同盟会。同年12月8日，陈天华为激励留日学生坚决抵制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规则”，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尽。曾杰为此悲伤不已，曾一度神经失常。不久，他返回湖南，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曾作诗明志：“身着袈裟手念珠，妾身生与世人殊。爹娘强说空门苦，叫扫蛾眉嫁贾胡。”但他善于韬光养晦，先后执教于长沙游学预备科铁路学校以及浏阳、宁乡、湘乡、广益、邵阳驻省中学堂。“每遇有志青年，辄灌输以革命思想，并广为收纳，于是同志日众，乃在长沙创百炼公司，为全湘革命领导机关。”

保路运动兴起后，余肇康联合湖南绅商组建了湘路公司，招集商股准备自筑粤汉铁路，并请龙璋在长沙吉祥巷设立湖南高等铁路学堂，培养筑路人才。龙璋聘请曾杰、文斐、洪荣圻、龙养源、吴超澂、彭延炽等同盟会会员为学堂教员。曾杰联络同志，以学堂为据点成立了同盟会湘省分会。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湖南革命力量一度受挫。1911年初，黄兴、赵声等在香港设立统筹部，准备集合全党精英发动广州起义，然后分兵北上，直捣幽燕，颠覆清廷。香港统筹部及东京同盟会本部派遣谭人凤、刘承烈、谢介僧、萧翼鲲回湖南运动响应。谢介僧、刘承烈等率先回到长沙，他们在高等铁路学堂会见了曾杰，告以广州起义之事，要求他组织湘中志士准备响应，他们还带来了制造炸弹的器具和炸药。曾杰欣然应允，在长沙北正街租赁一屋，设立秘密机关。3月初，谭人凤自香港经上海、武汉抵达长沙，他要求曾杰召集全体党人召开动员大会。曾杰以为这样大张声势容易暴露目标，谭人凤不以为然，坚持召集20余人在路边井某日本人办的酒店开会，结果与会者以经费困难不肯就任。谭人凤十分着急，再次面晤曾杰，请求他担当重任：“会中无人负责，奈何?今苏、浙、皖、赣、鄂省皆负责有人，若湘省无人主持，则贻羞于人者其事犹小，贻误于同盟者其罪甚大”，并将随身所剩七百银元交给曾杰作革命活动经费。曾杰无法推却，只得担起重任。此后，谭人凤、曾杰多次召集革命党人秘密聚会于龙璋西园邸宅、戥子桥刘文锦居所、路边井日人旅湘俱乐部以及紫荆街福寿楼等处，与会的军界代表主要是刘文锦和陈作新，学界代表主要是曾杰、文斐、周岐等人。经多次商议，他们决定：为了迅速准备响应广州起义，在晏家塘设立总机关，推“彭庄仲负责机关责任，辅之以曾伯兴及周岐”。其余党人各领任务：焦达峰、杨任、谢介僧等联络会党，刘文锦、吴任、唐镕等运动新军，文斐刺探官府情报，龙铁元等筹集经费，文经纬联络绅商团体，刘承烈则潜回益阳赶制炸弹。布置妥当后，谭人凤返回香港，向统筹部报告湖南准备情况。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失败。消息传到湖南，长沙革命党人非常沮丧，纷纷聚集于曾杰住宅，听取他的意见。曾杰鼓励大家继续革命，并提出“不动、不止”的应变措施：“因为我们是做援师的，主动的广州革命军既已失败，所以不动；因为我们是自己要革命的，所以不止。斢过一方面来说：我们不做到力能主动的时候，是不发动的；不做到发动成功的时候，是不停止的”。为此，他充分发挥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力，利用高等铁路学堂监督龙璋和广益学堂监督黎溎荪都支持学生进步运动的有利条件，指导学生在开展斗争时必须首先向商界宣传抗税，等商界举行抗税罢市后，再举行罢课，斗争才会收到较好效果。与此同时，他还加紧向军界宣传，并准备在适当时候实施暗杀计划，“携手枪炸弹，俟铁路大臣到湘时，为搏浪之一击，以伸民气。”

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曾杰与龙璋、文斐、粟戡时、陈润霖、伍任钧等湖南土绅发起组织了铁路协赞会，假贾太傅祠为会址，以争路为名，召集各界群众万余人在教育会开会，当场宣布清廷26大罪状，号召民众投身反清革命斗争。当时，贾太傅祠有吴作霖创办的体育学堂，有罗杰组织的辛亥俱乐部湖南分部，还有左学谦等人组织的长沙自治公所，因此，在曾杰等革命党人的经营下，贾太傅祠不仅是革命党人重要的活动据点，也是革命党人联络立宪派和各方面进步人士的主要场所。

1911年5月初，刘文锦在天心阁召集新军正、副目开会，不幸被抚院探目告密，刘文锦被勒令销差，长沙一时风声甚紧。曾杰与焦达峰、杨任等湘籍革命党人相继避往武汉，在汉口俄租界赁屋而居。他们与湖北革命党人居正、孙武、刘公等多次晤谈，达成了共识：鉴于南方起义的屡次失败，“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两湖同时举义当然更好。”曾杰、谭二式还提议，“将乘粤汉铁路风潮相继暴动”。当时，湖北共进会与文学社并不团结，曾杰多次面晤文学社社长蒋翊武等，从中说合，促使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开展反清斗争。不久，谭人凤从香港经上海抵达武汉，他因广州失败心灰意冷，决定隐退故园。曾杰和焦达峰、居正等20人对他劝勉多时，毫无效果，谭人凤仍然去意坚决。后来有人大骂黄兴刚愎自用致使广州起义失败，曾杰趁此大发议论：“试问吾党同志更有谁不刚愎自用者?凡属力排众议、孤行己意的都是刚愎自用，都是不足与有为的!吾党同志，如果为一个不刚愎自用的，则天下事尚有可为。”谭人凤受此激励，重新振作起来，答应与曾杰负责联络长江下游各省会党之事。

不久，曾杰和谭人凤沿江而下，联络长江下游各省革命力量。越数日，“停寓九江，遇炮台上兵士曾某等为同邑人，带往参观，得接洽数人，以言饴之，颇激昂慷慨”。到南京后，由于清军戒备森严，侦探密布，谭人凤即先行赴沪，曾杰留下来单独活动。他首先结识了万定球、梁维嵩等人，又经他们引荐，发展第九镇军官与陆军第八中学堂学生李特、韩恢、邱鸿钧、吕超、向传义、任援邑、何克夫、李铸、张宗拭、邱高、余成续等30余人加入同盟会，并在秦淮河租赁花船，填写入会志愿书。三天后，曾杰赶往上海，在三洋泾桥长发栈会见谭人凤。此时，谭人凤又因经费困难萌发退意。在曾杰激励下，谭人凤才再次坚定革命斗志。曾杰向宋教仁、陈其美等上海革命党人报告了两湖及南京地区高涨的革命形势，由粤返沪的革命同志也因此逐渐树立信心，恢复元气。经反复磋商，决定由谭人凤起草宣言，宋教仁起草会章，准备成立酝酿已久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将革命战略重心从南方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州公学正式成立。29名与会代表中有曾杰、谭人凤、宋教仁、李洽、梁鍪、谭毅君、陈道等7人来自湖南。会议议定“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部设于上海”，“总会成立后，筹立各省分会，潜布实力。由谭人凤往鄂同居正、孙武、詹大悲等将共进会、文学社合组湖北分会；曾杰赴湘同焦达峰、杨任、邹永成、谢介僧等组织湖南分会。”此后，长江流域江、浙、皖、赣、鄂、湘、川、陕八省革命势力联成一气，两湖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尤为迅速。由此可见，中部同盟会这个长江革命中枢的建立，谭人凤、宋教仁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士气低落的危难时刻，曾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激励作用。

曾杰回到长沙后，传达了中部同盟会总部的指示，大力发展革命力量，在长沙城内建立了至少14处革命机关。他和龙养源在福源巷文明绣业女校设立同盟会湖南分会总机关，负责指挥全局。此外，曾杰还与文斐等人在鸡公坡租赁民屋，暗中积蓄革命力量。为了准备起义器械，曾杰组织李洽、黄昌濬、阎鸿飞等志士在长沙浏阳门东门捷径李洽住所设立了“南薰社”，设立炸弹工场，专门制造炸弹，谭人凤和阎鸿飞负责采购弹药，黄昌濬负责在藩城堤义记灯铺定制弹壳。同盟会湘省分会经常在紫荆阁开会，议定由成邦杰、刘文锦加紧运动新军，并将天福、定中旅馆定为接洽机关，新军革命党人也经常在天心阁聚会，商议革命进行办法，双方情报由曾杰随时联络，以致“人不相见而联系不断，曾杰出有力焉”。

1911年10月22日，曾杰同焦达峰、陈作新等人率部起义，从小吴门攻入城内。曾杰、阎鸿翥、成邦杰、吴作霖等50多位同志还承担了攻占军械局的艰巨任务，因事先联络妥当，义军很快占领了军械局，并攻入了抚台衙门，巡抚余诚格逃匿，湖南宣告光复，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谭延闿任民政部长，刘仁镜任秘书长，曾杰担任军政部参谋长兼秘书。

谭延闿在立宪派支持下，提议设立临时参议院。他说：“革命告成，我们要建立的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应设议会，一则表示新邦的民主作风，二则可以聚集各方面贤达，集思广益。”焦都督征求大家意见，曾杰和吴孔铎赞成设立临时参议院。文经纬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革命草创之初，应将权力集中于军政府，以调动一切力量对敌作战。但由于大家连日来紧张工作，已疲乏不堪，未认真讨论就通过了成立临时参议院的议案。次日，谭延闿被立宪派推选为临时参议院院长。立宪派为了限制都督权力，提出了制订“都督发令条例”的议案，幸亏阎鸿飞极力抵制，使立宪派阴谋未能得逞。立宪派见“合法”手段达不到夺权目的，便阴谋发动军事政变。刘仁镜侦悉此事后，与焦达峰和曾杰商量对策。由于政见不合，他与曾杰发生了争论。刘主张先发制人，枪毙谭延闿，解散参议院。曾杰则不以为然，强调“我们要王道，不要霸道”，决定派王隆中率师援鄂，都督仍驻守长沙。

1911年10月30日，焦达峰根据革命党人建议，撤消了由立宪派把持的临时参议院和军政部，加强都督府权力，以集中力量支援武汉前线。被迫辞职的谭延闿心怀不满，趁焦达峰将军队调往武汉、长沙城内空虚之机，于10月31日发动武装政变。他指派梅馨等人制造“和丰公司纸币挤兑风潮”，诱使副都督陈作新前往调解，然后将其砍死，并派兵冲入都督府杀害焦达峰。当时曾杰正与焦达峰、阎鸿飞、文经纬等人讨论继续援鄂事宜，猝未及防，也遭叛军逮捕。只因叛军中有熟人营救，曾杰得以化装从都督府后门脱险。

曾杰痛恨民初政治黑暗，于1912年只身赴美国俄亥俄州留学，后又转往柏林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儿童公教问题，获博土学位。1916年，他“从黄克强之请，遄返上海，追随国父，奔走湘、鄂、苏、粤、黔各省，多所建白”。1917年，他任教于北平民国大学，1922年转而任教于上海中国大学。同年，他奉孙中山之命，担任劳军委员，赴湖南郴、永及赣边一带抚绥宜慰。1923年，曾杰担任赣边先遣司令，准备参与北伐。1927年，北伐军攻克武汉，曾杰担任武汉国民政府首席参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又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兼交通部顾问。1929年，他奉命回湘，担任湖南省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委员和省党部组织部长。1931年，他再次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因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投降政策，于1931年冬离职赴沪，创办《义勇周刊》，呼号抗日。1933年11月，曾杰参加十九路军爱国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在福建组织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曾杰被蒋介石囚禁于厦门鼓浪屿，在英国友人的帮助下，蒋迫于舆论压力将其释放。

1933年，曾杰出版《大道建国与实力御侮》一书，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放弃东北领土的卖国行径予以猛烈抨击。他在书中大胆指出：“国民党到了民国十八年，这个训政的党为个人所操纵，实际上实行了军治，乱军，乱党，乱政”；“自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张学良所以采取不抵抗主义，丧师辱国，其所秉承者是一个乱政毁党、以内争召来外侮的军人领袖。”因此，曾杰号召有良知的国民党党员勇敢地站出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抗日必内战。决心抗日，则志在内战者，可以民意扫除之。”他认为只要实行全民族的持久抗日，不出10年，日本必败，理由是：“第一，攻守势殊，敌人劳师远征，我则以逸待劳；第二，我众彼寡，日本常备军不过二十万，而我国现役兵已达三百万；第三，我直彼曲，日本是侵略，我们是抵抗侵略，能得到世界的同情；第四，假令海口被封锁，则利归于我而怨及于日本；第五，我国地大物博，日本则反是。”他认为抗战胜利后，不仅能国内团结一致，修明政治，还能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复东北三省、台湾、澎湖、琉球等失地。他公开申明：“至于作者的本身则久已抱定决心，在南京政府决不抗日的短期间内，恕不能为政府作傀儡”。他不但著书立说，积极宣传抗日主张，而且奔走于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山东、山西等地，筹组抗日义勇自卫队，并极力敦促军政各界团结抗日，共济时艰。

1939年至1940年，张治中将军主政湖南，曾杰担任湖南省政府高等顾问，襄助张治中主持湖南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10月，日寇进犯长沙，国民党军队仓皇南逃。曾杰反对撤退，并计划组织抗日志愿军进行抵抗，留守长沙。1941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长沙市猴子石，终年55岁。国民党政府为掩饰罪责，在1947年宣称曾杰“于民国三十年日寇三次围攻长沙时，以省政府顾问资格在南郊助战，不幸被炸受伤，延至十一月逝世”，并在1949年7月5日，将其追赠为少将。

曾杰生前著述甚丰，公开出版了《国民会议的基础》、《乙戊集》、《洪门事实与民族生存》、《以党建国论》、《人道》、《青年烦闷之经验良方》、《大道建国与实力御侮》、《抗战建国之民族道德》、《抗战建国之人才问题》、《关于地方自治之管见》、《湖南民气之过去、现在与将来》、《请以湖南为民族复兴第二根据地诸书》，大都是阐扬民族主义，提倡抗日救国。曾杰素性恬淡，视富贵功名如敝屣，一生致力于革命，家产捐输殆尽。其妻钟氏，生有一子二女，亦能继承其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