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英，字惠芳，号惠风，1872年生于湖南醴陵丁家坊（今醴陵市城关镇上洲村）。其父张云齐，县庠生，“学通经史，好诗词，善书法。”作为独生女，张汉英一直被视为掌上明珠，从小父亲便亲自为她授课讲学。由于她天资聪慧，加以其父的殷勤督导，张汉英少年时便“好问而强记，稍长，每读即能诵，且能窥其大义。”她读书不仅善于融会贯通，还能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灵活运用；再加上她富于口才，在辩论中常常引经据典，将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一时被称为“才女”。其父也引以为豪，常对人说：“此我家女秀才。”但对她授课却更加严勤。戊戌维新后，各省纷纷开办文、武学堂。张云齐力排非议，毅然送张汉英赴长沙女子中学堂就读。

成年的张汉英嫁给其父同窗好友李青蕃之子李发群。婚后两人不仅“恩爱甚笃”，还“共砚攻读，学业益进。”因她贤淑能干，孝顺公婆，故得到邻里乡亲的一致赞誉。

清末实施“新政”后，将兴学堂、奖游学作为“新政”的一项主要内容，并开始选派大批留学生分赴欧、美、日等国学习。1904年11月，湖南请求日本实践女校接受20名湖南女生，巡抚端方令各县遴选女学生赴日留学，结果张汉英、王昌国以才华出众获选。1905年夏天，张汉英、王昌国、唐群英、吴双、许徽、许馥、许黄萱佑、王国巽、黄国厚、黄辉等11人（其中一人姓名不详）官费留学日本。与她们同行的自费留日生还有：秋瑾、王勋、谭莲生、吴珊、聂某等10余人。其夫李发群亦于1906年自费留日。

为便于留日生补习日语，范源濂与女校校长下田秋子开办了附属师范班，其教员为日本人，上课由范源濂任翻译，章士钊为国文教员，张汉英进师范班学习一年后转入实践女校。在学习期间，她结识了秋瑾、唐群英等女志士，在她们的影响下，张汉英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并与她们成为了亲密战友。其夫李发群在1906年8月2日与她同时加入同盟会。此后，她开始在留日女学生中积极宣传女子救国思想。

1906年底，萍浏醴起义爆发，其夫李发群与李卓林、廖德播奉命回国执行任务。因事机不密，三人在扬州被捕。押至南京审讯后杨卓霖被害，李发群以同谋下狱。得知丈夫在狱中患病不得治疗后，张汉英于1907年孤身来到南京，“探发群于狱中，多方托人营救，皆不力。”情急之下，她“毅然以门生礼晋谒（两江总督）端方，盖汉英留日乃端方巡抚湖南时所选送，故得端方接见。”在起初的交谈中，张汉英只谈留日学习之事，不谈其它。到入席就餐时，“汉英临食悲位，不能举箸，左右皆为掩涕。”端方惊问其故，她回答说“发群蒙冤入狱，病剧有瘐死狱中之危……但发群一旦瘐死，（督帅）则仍无所得，于事无益，汉英愿代入狱，换发群出狱就医，再行着落。”被她的深明大义所感动，端方不得已令狱吏解除李发群的刑具，移狱就医，病愈后仍判监禁10年。并催促张汉英赴日完成学业。

张汉英在日本“”节衣缩食以济发群，并数度往还江海间探看发群，备历艰苦。“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张汉英到南京四处联络友人，为其夫据理申诉，终于使其夫在1910年9月获释。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汉英与从日本回国的唐群英取得联系，她们于1911年10月26日在上海成立了女子后援会，其宗旨为“集合女界同志，募集军资义捐金，以为民军后援。”不久她们便分至“各省筹款接济民军饷糈。”嗣后，当唐群英组织“女子北伐队”时，张汉英作为该队骨干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

中华民国的成立为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环境，而国外妇女参政思潮则给张汉英以深刻的影响，她决定致力于发起中国妇女参政运动。在与唐群英、王昌国等好友商议后她们决定：以王昌国的湖南女国民会为基础，联合沪、宁一带的女王参政同志会、金陵女子同盟会、女子后援会、尚武会等参政团体，组建统一的妇女参政团体“女子参政同盟会”，以推动妇女参政运动的进行。1912年2月20日，她们的建议得到蔡蕙、何香凝等女界名人的响应，各女子社团在南京集会，“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妇女参政运动正式开始。为壮大声势，张汉英等人联络京、沪一带上流社会妇女及妇女团体、学校领导人在2月26日正式以“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的名义，上书参议院，“提出女子参政的要求。”孙中山对此极为重视，“除允拨五千元补助其办理女子法政学校及共和日报外”，还褒勉：“来书具悉。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自共和民国成立，特例全国以一致进行。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至。贵社员等才学优美，并不遽求参政，而谋联合全国女界，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提倡实业，以协助国家进步。愿力宏大，志虑高远，深堪嘉尚。”

为普及女权意识，张汉英等人于3月8日将女子北伐队改组为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在南京设立本部，在其他各省设立支部，该会较重视男女在教育及家庭方面的平等权利，反倒有所淡参政。张汉英等人多次上书，力争将男女平权写入《临时约法》，但遭临时参议院拒绝。3月19日，张汉英、唐群英等十余人，以会客为名进入参议院议场，力争女子参政权，与议长林森争得不欢而散，未获结果。3月21日，张汉英、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蔡蕙等人亲率女界代表60余人带武器直入南京参议院，推倒卫兵，打破玻璃窗，同参议员发生冲突，造成轰动全国的女界大闹参议院事件。随后，她们转赴总统府，在孙中山的斡旋下，参议院方允女子参政同盟会再提一呈，以便考虑。

张汉英激进的女权言论和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非议，署名“空海”的文章以女子知识能力不足、男外女内的传统不可违反、社会秩序的巩固以家庭秩序的稳定为前提等作为理由激烈反对女子参政运动。面对一部分顽固势力的冷嘲热讽，张汉英分别从生理、心理、社会习俗、历史实例、法理人情和时代趋势等方面驳斥了空海的三个论据，并在答复张纫兰（空海的同情者）的公开信中表示：“当此女权颓落积重难返之馀，女室之昌明与否，视乎提倡者毅力如何。据同舟共济之主，以复天职人权之旧，犹懼为积威所劫，艰巨难胜。今乃各聘舌端，互相訾谪，沉沉女界，宁复有光明之一日耶！”并认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一样不可阻挡：“吾国政治革命既导于前，社会革命自踵于后。”断言：“以今日吾国女界之程度，而要求参政之特权，固不敢过为高论，谓吾辈今日之政见，已超出参政资格之上。”

33月25、26日女界代表在北京赴总统府求见唐绍仪总理未果后，张汉英、唐群英等女将于3月30日闯入参议院，坚请修改临时约法，她们言辞激烈，情绪激昂，势将用武。在卫兵戒严的情况下，她们临走时声言：“若不容许，必诉武力。”尽管这次请愿受挫，且舆论界地于女子参政意见不一，但张汉英等女权运动先驱并未气馁。她们在答复英伦女子政治及社会联合会的电文中说：“誓以死力达目的。速改约法条文。不达目的，决不停止。”必须达到女子参政之目的而后止。

在袁世凯政权的统治下，女权运动转入低潮。袁政府教育司长史宝安声称：“女子参政不适合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惟一天职。”同时还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为继续争取女权，张汉英等人决定再赴北京开展斗争。袁世凯闻讯后，首先是公开反对。当得知无效时异常震惊，当即电示国务总理唐绍仪：“只能准其举定代表一、二人来京，不得令其全体北上，以免咱种窒碍”，并致电黄兴“设法阻止”。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党人内部在女子参政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为限帛袁世凯专横独裁，宋教仁提出设想：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组成大党以实行责任内阁制。为实现此目的，他在事先未与女同盟会员商量的情况下，迁就他党要求，删除了国民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主张，甚至连开会也不通知女会员参加。这种大男子主义作风激起了以张汉英、唐群英为代表的女会员极大愤慨，一气之下，引发了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唐群英掌击宋教仁事件。张汉英等人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打破了中国妇女界几千年来沉闷黑暗的局面，不仅是中国妇权发展史上的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而且在整修漫长中国史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它因帝帛的倾覆，民国的建立而产生，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并走向高潮，这与当时西方各国历经二三百年才达到参政高潮的女权运动相比无疑是一种创举，即使当时英国的女子社会政治联合会也称其开“世界女子之新纪元，作全球文明各国之模范。”

为了反击袁世凯，张汉英、唐群英在1912年10月20日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北京本部，并派会员分赴各省联络原同盟会会员，力争在各省、县议会选举中获胜，来削弱袁世凯的统治基础，尽管李发群在讨袁的“二次革命”中不幸被俘，遇害南京，张汉英悲痛万分，但为配合孙中山的反袁斗争，她到上海创办《万国女子参政旬报》，抨击袁世凯的反动政策，结果与唐群英一齐被袁世凯悬赏10000元通缉。

在领导女权运动中她们发现女界同胸自身的素质参差不齐，张汉英与唐群英决定以女子启蒙教育为突破口。她们决定扩大女界先驱秋瑾的影响。经过向湖南督军谭延闿再三请求，终于获准将秋瑾烈士祠在黄氏塅陈湜住宅的七间大屋。1913年4月湘潭王氏奉送秋烈士遗像入祠，张汉英等率群众数千人参加了追悼会。5月，获愁欧阳宝珍、朱王浣清移动秋烈士像时，张、唐等人率众赶住烈士祠，与对方发生争执，因言语不和导致双方动武，直到谭延闿派兵出来调停，将秋烈士祠恢复旧观，将罗陈润贞遗像移置他室；烈士祠正栋房屋作女子法政学校（张、唐所发起）筹备处；祠的两旁房屋给对方办三育学校，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唐群英、张汉英等人认为，要提高女子的能力，必须发展女子教育和实业。1912年9月，张汉英协助唐群英、王昌国等人在北京先后创办了中央女学校、女子工艺厂，筹办“南洋女子政法大学”。由于袁世凯的迫害，她们不得不将工作重心转到湖南。继唐群英12月16日回长沙后不久，张汉英于1913年回湘。为加强组织建设，她们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会员达800多人。由于她们极力要求政府考送一批女学生赴日本留学，1913年春湖南省举行了选派女学生留日的考试，张汉英、唐群英作为监考亲自参加选拔。为了普及女权意识，张、唐二人积极协助丁云龙、丁步兰在长沙创办《女权日报》，并撰文鼓吹男女平等。该报每日出两大张，内容涉及妇女解放的各个方面，这开创了湖南地区妇女办报的先河。6月，张汉英在湖南女界参政大会上发表演讲：“谓女子要求参政，系天赋人权，不可放弃”，并号召女界慷慨解囊，资助中国女界代表去参加在西班牙召开的的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大会。

“二次革命”的失败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迫害进一步加深。张汉英、唐群英决定各回故乡，发展当地的女子教育事业。

1914年张汉英回到醴陵后，发现当地风气未开，“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意识仍然极其浓厚，她便多方奔走游说，扩大宣传，并自筹经费，借西山史家老屋为校址（继迁至醴陵县城南华宫，后迁至先农坛），首创醴陵女子学堂，自任校长兼教员，因其教育有方，学生成绩斐然；再加上她的耐心劝说，学员由第一期的10余人增至100余人，由一个班发展到四个班。在教学中，她常向学生灌输妇女解放思想，并通过倡导男女平权，抨击包办买卖婚姻，谴责收养童养媳、孀妇不再嫁等恶习，鼓励她们挣脱封建枷锁。

张汉英的言行引起了当地腐儒、豪绅的恐慌，他们不仅视之为异端邪说，离经叛道，而且要求取缔女子学堂，以维圣教，并毁谤汉英“不安孀居”、“不守妇道”，极尽诬蔑辱骂之能事。面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阻力，张汉英毫不退缩，她一面更加勤奋工作，一面严格要求学生。她的事业得到了挚友唐群英的极大理解与支持。1915年得知她生病后，唐群英亲赴醴陵看望。在唐群英3个月的悉心照料与精神鼓励下，身体虚弱的张汉英开始好转，不断当好友离开不到半个月后，她却因操劳过度而旧病复发，咯血而亡，终年44岁。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张汉英与秋瑾、唐群英、王昌国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其中与唐群英相交最深。从在日本留学、创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到从事湖南女子教育事业，二人志同道合，互相支持。得知张汉英辞世的消息后，唐群英悲痛不已，含泪写了一篇《祭张惠风文》，对她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文中写道：“既孤我德，女界销铄，潜灵不反，余晖闲烁。吊君德行，周规折矩，虚比洪钟，若谷静幽。吊君文学，浩瀚渊深，沟通今古，气蕴风云。吊君言语，为世之范，于侪辈中，亭亭孤干。匪相不栖，匪竹不食，既调琴瑟，笃其伉俪。欧风东渐，诟病专制。君与民争，洪流萃域。君亦崛起，不虑其败。”并广收其生平事略告之。南社湖南分社傅熊湘作传刊《南社丛刻》以“光丹素”。

张汉英善长诗文，夫妇曾双双加入南社，其诗文多散佚，《南社要》存其《日本纪胜》绝句四首。包括《咏陇川》、《咏厩头》、《咏夫妇岩》等。《醴陵文史》第八辑收录了她的诗《过小姑山》和《哀江南八首》。在诗中她写道：“阴霾叠叠障清晖，忍使英雄赋式微。民气不随王气长，血花空遂雨花飞。我疆我土嗟何益，平等平权顾己违。遍野哀鸿谁竟恤，当途豺虎自丰肥。”表达了她要求扫除封建陋习，实现男女平权的愿望和要求。张汉英不愧为中国近代女权运动杰出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