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本质是人格的塑造，教育的根本职能是开发人的潜能，塑造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人格教育是以发展受教育者的健全人格为目标导向和价值追求的教育，即以个体的先天禀赋为基础，通过陶冶其道德情操，优化其气质性格，培养其强健体魄和健康心理，提高其认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等手段来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人格教育着眼于健全人格的培养，不仅把知识的获得、智力的发展、技能的形成看成人格培养的组成部分，而且把受教育者的非智力因素(如情感、道德、意志、动机等)看成不可或缺的教育内容。曾国藩非常重视人格教育，他常以修养完人人格自许，并为子弟选择圣人的志学，教导子弟人格修养的方法，作为修养内在德性的准则，传授子弟反省迁过、豁达冲融的态度，作为追求外在事务的方圆。曾国藩认为人格教育的最终目标在于培养能拥有内修品性、德术兼备，外练性格、处世圆融的人，使子弟都能自立于当世。本人认为他的人格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修身养性以进道德术业

曾国藩强调修身养性为一切学术事业的基石。他在给诸弟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曾国藩认为增进道德术业可由自我修养做到，因而提出“八德自勉，内外兼备”、“穷究事理，心意诚恳”、“淡泊无求的内在修养”及“敦厚稳重的外在表现”等修身养性的方法。

1.八德自勉，内外兼备。曾国藩提出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作为道德规范，他在给曾纪泽、曾纪鸿书中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泽儿言之，宜转告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在后期，曾国藩把“忠”和“恕”归为“信”，并增加了“孝”，并同为八德之列。一是“勤”，指勤奋习劳。在八德中“勤”居首位，曾国藩谈得也最多，与他重视“躬身力行”的思想有关。曾国藩尝言:“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他曾在日记中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他给诸弟书中曾说:“儿侄辈总须教之读书，凡事当有收拾。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漫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愿吾弟及儿侄等听之省之。”曾国藩要求自己勤奋的心若此，可谓甚为严格，其意旨在使子弟有常规可循，所定的条日能有所诚信，所做的事皆能有所成。二是“俭”，指崇尚节检朴素。“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欲勤检二字，别无做法。”曾国藩主张以俭朴戒奢靡，奢靡戒之即可除欲，欲除方能不沾染世俗的恶习，以保寒士的家风。三是“刚”，指坚毅意志。曾国藩十分推崇刚强、坚毅的性格，“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曾国藩认为即使是修身齐家的事业，也需要有一股坚毅性格做为精神的支柱，所以曾国藩以“打脱牙，和血吞”为其精神的象征，认为凡事不可轻言放弃，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四是“明”，指穷经达理。“明”可以为“处理事物的精明”，亦指“穷究道理的精明”，因耳聪目明才能观察事物的本源，才能理解事物的发展脉络，明辨是非于混沌，进而增加自己的学术涵养和德性修养。五是“孝”，指侍奉双亲。曾国藩对于孝顺父母，及教育子弟“孝道”甚为用心，并提升“孝道”的范围，将个人立身修行，及忠心为国的德性，皆视为“敬爱吾亲”的孝顺表现。因此曾国藩认为孝顺之道，非只对父母侍奉而已，在自己的修养上，应合乎君子的德性。六是“信”，指诚信忠恕。曾国藩坚持此理念，在一生之中知人、识人、用人，使得天下英雄才杰都钦服他的“诚信忠恕”。七是“谦”，指谨言慎行。曾国藩认为人太过“自满自傲”，将招致灾祸，“谦退”则可得到“长久”的益处。犹如古籍《尚书》曰：“满招损，谦受益。”故给人谦虚退让之意，才不会给人一种气焰嚣张、狂妄无理的感觉。八是“浑”，指处世圆融。在事务是非曲直上，不可太过逞强自己，总得留有余地。曾国藩指出“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他希望其子弟能体会领悟八德的真义，修习养心，德性能日有所进。

2.穷究事理，慎独自谦。《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八目为读书人修身进德的纲领。曾国藩特别注重“格物”和“诚意”二个条目，他在给诸弟书中曰:“然则既自名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共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一是格物，曾国藩认为是穷究事理。“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格物”即是对事物深入的观察和理解，以了解物与物的关系，进而领悟物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方能正确使物和惜物。曾国藩将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视为物，需加以“格物”方可知事物之理，而这种穷究事物的根本方法，用于增进德性术业上，便是追求最完美的德性和最高深的学问。二是诚意，曾国藩认为是慎独自谦。曾国藩曾言:“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所以曾国藩认为“诚意”即是“不欺人，不自欺”。而这“诚”原从本身做起，着眼在不为人知的状况下，所作所为应合乎诚意，此即是“慎独”的功夫。曾国藩又在给曾纪泽、曾纪鸿书中说:故《大学》的《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俗，以存天理，则《大学》的所谓“自谦”，《中庸》的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人能知“戒慎恐惧”则不自欺欺人，能“自谦”则待人处事必恭必敬，曾国藩视“慎独”、“自谦”之性为“诚意”的根本。

3.淡泊无求的内在修养。曾国藩曾劝诫子弟应谨守“不忮不求”，作为修身养性之道。“不忮”是指不嫉妒他人，便无怨恨之心，“不求”则是心不贪得，即不会对名利有非分之想。他在给二子家书中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曾国藩认为“名心太切，俗见太重”的人，常因“患得患失”扰乱于心，造成心胸狭隘品性不高，他认为如果能抱持“不忮不求”的心态，便可去除污心，树立高超品格，增进德性修养。

4.敦厚稳重的外在表现。曾国藩认为修身进德，除修养心性品德外，在行为举比上也要有所修养，他在给纪泽书中提出:“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曾国藩要求诸弟子侄举止端庄，认真严肃，心存仁义，言不妄发，所以他在给纪鸿书中曰:“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因“妄”启自于心中妒嫉贪念，不妄发言则少戏言戏动，举比便端庄，此皆是增进德性的基本。曾国藩一生成就非凡，但其中却经历多次生死关头，最后终能以坚忍的意志，广阔的胸怀，开明的智慧，渡过重重难关，建立不朽的事业，此皆得诸曾国藩平日修养有得的成效。如梁启超曾说:“曾国藩终身在拂逆之中，然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

二、立定志向以成丰功伟业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若想成就丰功伟业，就必须先“立定志向”。在教育子弟时，认为子弟应培养“志大人之学”、“学习困知勉行”及“建立积极进取”的态度，才能够坚定自己的志向，完成大事业。

1.志大人之学。所谓“志大人之学”，在于立志学做圣人的事业。曾国藩传承儒家思想，儒家将周公、孔子等人成就的事业视为典范;曾国藩强调学做圣人的志向，就必须“读圣贤书”和“立志专一”。一是在读圣贤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大人之学”藏于典籍之中，若欲一窥圣人如何成就事业，惟有勤于读书。“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然历代以来，占籍累积浩瀚，人所能阅读者，仅沧海之一栗矣!故彰显慎选书籍的重要性。曾国藩为诸弟子侄选择并指定书籍，以自己经验告知子弟读书的正确方向，他在给诸弟书中为诸弟子侄选择三十二位古今圣哲，写其事迹功业，以供后世子孙做为读书述志的楷模。“命纪泽觅此三十二人之遗像，绘之于篆字之后……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手此，再告澄、沅、季三弟，并谕纪泽儿知之。”“曾国藩为子弟选择圣哲之意，在于以圣人德行与术业为榜样，使子弟能见贤思齐，立志学做圣哲的伟业。二是在立志专一方而，曾国藩曾言自己资质“平庸中等”，所言虽为谦辞，但于教育诸弟子侄上，确有一股“吾兄能为之，尔亦可为之”的鼓舞动力。圣人的德术事业遥不可及，若无坚定的志向，不辞辛苦的决心，难有所成。故勉励自己和弟侄，只要尚有一口气，即不改积极追求上进之心。曾国藩认为“志大人之学”的方法在于“专一”，即心志不移。否则，只能识得皮毛而已，非能领悟个中道理。“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如食鸟喙之杀人，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曾国藩认为想成就丰功伟业，即要立志学做圣哲贤人的事业，再加上专心于一书一念一理，使可溯其本源，成就自己，亦能成就他人。

2学习困知勉行的功夫。曾国藩一生成就许多事业，其中遇到的挫折不在少数，他能坚定其志，不改其方向，是其拥有过人的坚忍毅力，此毅力来自于“困知勉行”的作为、“畏天知命”的态度及坚守“志向”的观念。一是在困知勉行的作为上，曾国藩认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便是曾国藩“困知勉行”的最佳写照，亦以此作为教育子弟的准则，期望诸弟也能坚持自己志向。二是在畏天知命的态度上，曾国藩认为应守住“畏天知命”的心性，方能坚守志向，降低怨恨之心。“事事落人后者，不必追悔，不必怨人，此等处总须守定‘畏天知命’四字。”不管处在顺境或是逆境，曾国藩认为只要秉持“畏天知命”的心态，在任何环境中，能把持自己的志向和原则，便可继续以“行”来完成重责大任。三是在坚定志向的观念上，曾国藩曾提出“硬”字诀和“悔”字诀，作为遇到挫折后，坚定志向，再接再厉的动力。他在给国荃书中曰:“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硬字诀而已。朱子尝言: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兄意贞字即硬字诀也。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可挽回一二乎?”“硬”字诀为“存倔强、励其志”，以熬过寒冷的逆境，“悔”字诀是“日日反省检点”，以开创春天般的生机。曾国藩勉其弟在受挫时，务须坚定志向，准备再发的力量，检讨过错以避免重蹈覆辙，而最重要的是绝不可放弃自己。在对诸弟子侄的教育上，鼓励子弟应做到不因失败而馁，不因受挫而怨，求进求成，再熬再奋，坚守志向，永不放弃。

3.建立积极进取的心态。曾国藩认为保持“积极进取”和“追求超越自我”的心态，才能应付人生各种困境，才能收获胜利的果实。其一，在积极进取的心态上，曾国藩青少年时锐意功名，意气风发，尝于诗中述其志向和不气馁的个性。他在《岁暮杂感十首之四》诗中云:“去年此际贼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此时曾国藩两次会考落第，诗中并未反映其因名落孙山而怠惰消沉的心态，反是以更积极进取的心态，追求成功的到来。他在《小池》一诗中更加鼓舞自己士气:“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斓。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曾国藩的成功，建立在自信、自尊和自强的意志之上，其自信和豪迈心态，在诗作的文句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可知曾国藩后来能有所大作为，绝非出自偶然。其二，在超越自我的观念上，曾国藩教育诸弟子侄要拥有自信、自强的意志，保持笃实、百折不挠的精神。他给曾国荃书中说:“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但曾国藩也以为“求强”有时会强过头，而乱了分寸，“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故曾国藩认为“在自修处求强”，即自胜，即超越自我，需反复地检讨自己，不断地向前前进，再不断地检讨修正，才能追求更臻于完善的自我。

《礼记》曰:“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而曾国藩教育诸弟子侄，以“志大人之学”，为其志向的最高准则，并以己身为典范，做到“困知勉行”的功夫，表现“积极进取”的态度，使受教者有模仿的对象，增强学习的效果。由其弟曾国荃的功成名就，和其子曾纪泽的丰功伟业观之，曾国藩是一位成功的“善教者”。

三、反省迁善以求谨慎治事

曾国藩认为“反省改过”最难，贤与不肖当以有无“改过的勇气”来判断。曾国藩每天以日课册记一言一行、一事一物，做为反省切身的准则，以求无愧疚于心，减少自我的过错，使行为举比可趋于谨慎自谦，这就是曾国藩才贤过人之处。曾国藩说:“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谦之功密。”曾国藩以“慎独”做为处世接物的根本及人格修养的根基，并扩其思想以影响弟子的人格。他的主要观点体现在:

1.书写《日记》以省身。曾国藩反省的功夫，是建立在“见贤思齐”上，在京城时，常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梅曾亮、邵懿辰、刘传莹等有才识之人为伍，从中学习到以《日记》反躬自省的方法。他给诸弟书中说:“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曾国藩起而效尤，《日记》成了改过迁善的依据，其《日记》有如此的记载:“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曾国藩认为凡日间过恶，如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以做为反省切身的准则，并且规定自己应立即纠正缺点，否则日后补救将更为困难。他还说:“吾齿长矣，而诗书六艺一无所识，志不立，过不改，欲求无忝所生，难矣!”《日记》中类似痛自刻责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勤求己过、终生不渝的精神是曾国藩的修养功夫，尤其是这种“直指心灵最黑暗缺点”的自我反省和批判，为世人所钦佩。

2见善则迁，有过必改。曾国藩认为“迁善改过”为人最可贵的心性。他在给诸弟书中曰:“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消减病患。”“反省”能更深层地了解自身和事物，所以曾国藩要求诸弟子侄时时自我反省，以求了解事物的真理，除去怨恨之气，如此，平心谦抑的和气便可长蓄心田。曾国藩每日内省自身之过，曾说:“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日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获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曾国藩认为圣人如孔子也学《易》以求知错改过，何况是今日平庸的人?曾国藩喜读《易》经中的哲理，引用其文来为人生箴言，如引“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来约束自我，时时要求自我谨慎谦虚，这就是曾国藩人格特质具有智慧的一面。

3内俯仰无愧，外谨慎谦让。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出:“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优，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觉我已无愧无作，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曾国藩认为时时心怀“愧对之意”，则处处都是和气圆融，俯仰之间心无愧疚，即是纳福工具，进德之方法。在中国文化中，文人常存有特殊的“羞耻感”，而这“羞耻感”来自于内心的歉疚。人有此感就会追求避免“羞耻”的方法，以消除内心的不安。其内在的方法就是“反省检讨”，其外在的表现就是“谨慎谦让”。曾国藩告诫其子安身守福之道，以“慎独则心安”为第一守则，便是要其子女能做好“内俯仰无愧，外谨慎谦让”。

《日记》详列“一日之过”作为修己治事的警语，“反省自我”作为人格修养的方法，“俯仰无愧”作为内省不疚的态度，“谨慎谦让”作为迁善改过的表现，这些都是曾国藩一生的准则，也是他教育子弟反躬自省的守则，以求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人生。

四、豁达冲融以圆人生百态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仕途上虽官至大学士，却也招惹官场上的妒嫉、诽谤和攻击，若不能拥有“豁达冲融的人生观”及“顺其自然的心性”，则早已淹没于洪流之中。曾国藩喜看《庄子》一书，欣赏苏轼、陶潜等人诗文中恬淡冲融的意境。他政事军务扰心之时，以古人诗文舒解其郁闷心胸。在《家书》中，曾国藩总是将人生体悟和读书养性的体悟，条列清楚，作为诸弟子侄修养性情的参考。“养得心胸浩大”及“效法古人心性”是曾国藩特别注重的两条。

1.养得心胸浩大。曾国藩常以心胸“平淡无所求”来教导子弟，并列举朋友的例子，让子弟能知道“牢骚太多”，无法“反躬自省”的坏处。他一再强调，一是要心胸宽广无所求。曾国藩一生在官场奋斗，总会遇到挫折和阻力，至情绪无法控制，心胸郁闷不畅，他曾在《日记》上反省自我说:“近日心绪之恶，襟怀之隘，可鄙可耻，甚矣变化气质之难也。”曾国藩认为心胸狭隘是变化气质的的阻碍，故应保持心胸浩大通畅，“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曾国藩认为要养成浩大的心胸，应以“平淡”二字为端始，“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心”无一物横梗其中，即如清淡的水，反映出人儒雅有道的气质和达观的态度。所以曾国藩认为心胸浩大平淡无求，对人世间的富贵功名看一得淡泊，便不会招致纷争，是人生中受用最大的观念。二是要牢骚不发无所怨。“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曾国藩认为胸生郁闷，怨恨便出，心绪受影响而变得喜怒无常，在与人交际及处理事物上，便不会被人所认同。曾国藩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反省，以远离“怨”的陷阱。“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消减病患。”《礼记》亦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牢骚不发，“反躬自省”则心平气和，可以远怨，“礼乐”自然而出，礼乐既出，怨怼调和，对世事的浮名利禄便视为粪土，豁达冲融的心便自然而然。

2效法古人心性。曾国藩在给纪泽、纪鸿书中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曾国藩深信人的气质可由“读书”改变原来风貌，故《家书》常述及古圣豪杰的胸怀，作为自勉并期望诸弟子侄能仿效之。一是强调志“古人”豁达冲淡心胸。“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有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李白、韩愈、杜牧、苏轼所呈现豁达光明之识，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杜甫所散发恬淡冲融之趣，及邵雍两者兼有的心性，都是曾国藩追求效仿的目标，以此对待世间的人生百态，建立人生哲学最高的准则。所以曾国藩在教导子弟读书时，往往先教其明白诗文的内涵，以接轨诗人心胸，更深入地感受诗文的意境。“纪泽于陶诗之识度不能领会，试取《饮酒》二十首、《拟古》九首、《归田园居》五首、《咏贫士》七首等篇反复读之，若能窥其胸襟之广大，寄托之遥深，则知此公于圣贤豪杰皆已升堂入室。而能寻其用意深处，下次试解说一二首寄来。”曾国藩的《日记》有一段记载: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时值曾国藩打赢战役，功名随之而来，然曾国藩不以获至功名为乐，反而思考人生苦短的问题，完全视功名利禄如粪土，这种胸怀实正如诗人豁达光明、恬淡冲融的心胸无异。二是强调学《庄子》顺其自然的态度。“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曾国藩劝告同处功利场上的曾国荃，应有“舜禹有天下而不在乎”的胸怀，方能在处理事务外，有一种豁达通融的气象。曾国藩豁达冲融的人生观，建立在“远怨”的修养、“礼乐”的规范之上，其中心思想保有诗人“豁达冲淡”之趣和《庄子》“顺其自然”之性。在教育子弟上，曾国藩以修养己身作为典范，引导子弟修养人格心性，期能以“豁达冲融之人生观”处之于世。

曾国藩人格修养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立志以达到内备圣人之德，外具王者之风的完人人格为目标。在曾国藩有生之年，其致力于穷究事物的道理，坚定自我的志向，保持进取的动力，豁达冲融的心态，以成就其盖世功业，峻拔品行，不论在当时或后世，均获得了极为崇高的称誉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