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代，曾国藩是这个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本文试图就曾国藩晚年对近代西方文化的认识略作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鸦片战争时期的曾国藩，面对英国的侵略，非常痛恨，表现出强烈的仇夷情绪。他在家信中写道：“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府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静如无事时，想不日可殄灭也”。但在列强的侵略面前，曾国藩又显得无可奈何。出于对朝廷的忠诚与服从，他不得不对清政府的投降路线寄予同情：“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失。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这时的曾国藩还未与外国人打交道，所以根本想不到也没有想到要学习侵略自己的“夷”。

早年的曾国藩受其师唐鉴、倭仁等的影响，肆力于程朱理学；但同时他也受到家乡早已兴起的湖南学风的影响，兼顾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授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在与洋人的交往中，目睹了洋人的坚船利炮，发现西方文化有其优越之处。所以他不同于那些盲目虚骄的封建士大夫，开始用一种新眼光审视外来的西方文化。曾国藩晚年对近代西方文化的认识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一、曾国藩的洋务观及洋务活动

在当时以“谈洋务为耻”的顽固守旧空气笼罩下，曾国藩从“天朝上国”夜郎自大的幻梦中逐渐清醒，利用他的经世之学，面对现实，反躬自省。他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封建体制的基础与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到“自强”的目的。他指出：“至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了“天朝上国”之不足，萌发了一种危机意识。这种意识既非那种视中国传统礼乐教化不如西方近代文化的自卑心理，也非那种视西方文化源于中国说，或者西方无礼乐教化可言、唯我中华独有的狂妄虚骄之论。他认识到“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因此他着眼于“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世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他认为只有师法洋人，才能摆脱危机，求得民族自存的权利。曾国藩在“安内攘外”思想的指导下，在他率军攻克安庆之后，于1861年1月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企业，曾国藩因此成为洋务运动的始发韧者。曾国藩兴办洋务的时间虽然前后仅10年，但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的洋务活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延揽科技人才。曾国藩向来以培植、宏奖人才自诩。他曾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一乐”。他将人才问题提出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本阶级的人才作为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在创办、发展军事工业期间，曾国藩十分注意网罗自然科学人才。当时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荟集于曾国藩麾下，“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这些科技人才是曾国藩认识近代西方文明的重要媒介。第二，制器。曾国藩深感中国“器不如人”于是组织科技人才进行仿造。在短短的1年时间内，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出我国第一艘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行江面”亲自命名为“黄鹄”号，意思是中国此后将“一飞冲天”，不必再雌伏在列强的脚底下了。曾国藩因此“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也”。第三，翻译西书。随着制器的发展，曾国藩认识到翻译与介绍西方科技书籍的重要性。他说：“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曰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造之所以然”。于是他组织懂西文的人员，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1867年，在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并聘请美国人傅兰雅、英国人伟烈亚力等为翻译。翻译馆在译出180余种科技书籍的同时，也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翻译人才。第四，选派留学生。为了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西方科学技术，曾国藩采纳了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的建议，向清廷奏请选派幼童出国留学。他在奏折中说：“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在曾国藩等人的推动下，1872年夏清政府第一批官费留学生30人赴美学习。此时曾国藩虽已作古，但定能对此含笑九泉。

曾国藩从事的制器、译书、造就人才等洋务实践，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体现了曾国藩在洋务问题上认识逐步发展的几个阶段。他从仿造机器、轮船，认识到掌握基础理论、科技资料的重要性，于是组织人才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由翻译西书进一步认识到直接了解与学习西方的重要，因而提出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建议。这三个发展阶段反映了曾国藩在洋务活动实践中，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发展过程。

从曾国藩晚年的洋务实践可以看出，曾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了解、吸收的现实主义态度，这是他与当时一些顽固守旧派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当然，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地位，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仅仅侧重于“技艺”、“术数”等技术层次，而对于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则完全排斥。与此同时，他在避害动机下提倡西学，主要是针对外敌的威胁作出的被动反应，不是基于社会内部新因素发展的刺激而作出的主动反应。所以，他对西学的兴趣中，并不包含着追求更高远的社会目标与伦理思想的内在精神要求和丰富的社会内涵。在曾国藩看来，“师夷之长技”的目的仅仅在于“制夷”(且“剿发逆”在先)。如果“夷”已被制，或已无“夷”可制，目的则已达到，“师夷”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曾国藩的洋务观本身缺乏向西方近代文化各个方面纵深伸展的内在动力。这样，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尽管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帷幕，但它仅此而已，无法成功地演完这一幕历史活剧。

二、曾国藩经济思想与外交思想的近代化成份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曾国藩在经济上极力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维护与恢复封建土地所有制。特别是在厘金创设后，由于它成为湘军的经济命脉、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曾国藩因此竭力为办厘辩护。但曾国藩毕竟与一般封建官僚不同，他注意到西方的先进技艺，因此在经济上主张对外通商。而且曾国藩不是把对外通商当作对“化外之人”的恩赐，而是把它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个手段。当然，曾国藩对外通商的观点服从于他的外交思想。他主张在守定和议、不启兵端的前提下，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采取妥协的态度：“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憾、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着眼。”从这一思想出发，曾国藩主张对外商走私、关税等问题放松限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商走私严重，多雇民船装载百货驶人长江下游，不纳厘税，曾国藩对此听之任之。

从曾国藩对外通商的主张来看，如果说曾国藩经济思想中包含有不同于传统的近代化成份，那么它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因此，他的经济思想还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它不可能使中国社会经济实现近代化。

曾国藩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对陌生的西方文化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之相适应，曾国藩对待创造西方文化的洋人，也开始另眼相看。他不再纠缠于与外人交往中的烦琐礼仪，对夷人的仇恨逐渐转变为与之主动接触。在与洋人的交往中，曾国藩不再是一味傲慢对待，但也并非毫无戒备。他曾经在给人的信中写道：“与外国人相交际，尤宜和顺，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更是总结出了一套与洋人“和平共处”的经验：“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久之必可相合相安”。当然，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载体——西方人还只有感性的认识，所以其外交思想在主要方面仍然昧于国际形势和缺乏国际外交知识，而以传统文化中“仁义礼信”那一套运用于外交方面，从而提出了对外妥协退让的基本思想和主张。出于联合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共同对付国内革命人民的目的，曾国藩极力美化外国侵略者，以消释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洋人疑惧、敌对的心理。他认为：“英、法二国素重信义”，“俄罗斯国，……该夷与我向无嫌怨，其请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咪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曾国藩鼓吹对外国侵略者恪守一个“信”字，无非是主张对它们抱定妥协、退让的宗旨不变，守定屈辱的条约不变。这一思想，体现了曾国藩对外交涉的基本立场，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属性。曾国藩不是外交家，但他是当时清朝统治集团的一个重心人物，因此他的思想和主张自然影响到他身边的人乃至他的后辈们，导致了近代中国一幕又一幕的外交悲剧。这是曾国藩外交思想近代化成份中反动的一面。

但是，也应看到，由于曾国藩对西方社会和文化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他在外交上也讲求“自立”、“自强”。他说：“孔子日：‘能治其国，谁敢侮?’我苟整齐严肃，百废修明，渠亦自不致无端欺凌。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有其具。”因此，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事务中也曾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抗争，在某些地方也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权。如曾国藩在与洋人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问题上主张“会防不会剿”，认为与洋人“会防上海则可，会剿它处则不可。”在“阿思本事件”中，曾国蕃力主退回实际已被洋人控制的阿思本舰队，虽然使国家经济上受到损失，但在政治上挫败了英国侵略者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野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所有这些，反映出曾国藩身上仍保持有民族意识。这是他外交思想近代化成份的进步方面，也是应给予肯定的方面。

三、曾国藩教育思想的近代化成份

由于曾国藩的身份和地位，使其置身于西学输入潮流的浪尖上。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狂妄无知，死抱陈法，而是因时变通，具有有识之士的开放意识。在镇压农民革命、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科技、文化教育，有不少地方比中国先进，值得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因此，曾国藩教育思想的近代化成份是非常明显的。

曾国藩文化教育方面近代化成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围绕着他倡导实行的洋务事业，与李鸿章等人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聘请洋人偕同华人设立翻译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供中国人学习参考；二是在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专门化学校，直接培养近代化人才；三是奏派幼童赴欧美留学。其中后二者在近代中国均属首创。

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生的派出并非曾国藩所为，但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派出则主要是曾国藩的功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合奏中说得非常明白：“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方面曾国藩认为中国的教育必须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目的；另一方面，他反思自省，认识到西方文化确有比中国文化优越之处，外国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以及教育内容均具有优良的地方，只有虚心学习，吸取其长，中国的教育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中国才能“自立”、“自强”起来。

当然，由于曾国藩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完全排斥，所以他的留学生教育思想服从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为此，曾国藩在奏派陈兰彬、容闳选拔幼童出洋习艺折中特别指出：出洋幼童“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并定期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议、庶不至于异学。”他力图通过这种中西结合的教学方式，把留学生培养成通晓西洋技艺，又恪守封建纲常、不忘祖宗典制的封建地主阶级人才。这一思想奠定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西学为用”也正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近代化成份，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尽管它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教育真正走上近代化轨道。

此外，曾国藩还积极友助容闳于江南制造总局内附设机械学校，这也是与他主张“西学为用”，开办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事业的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整体上说，曾国藩的教育观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但在西学输入的情况下，他的教育思想已打上时代烙印，带有一定的近代化成份。所以曾国藩的整个教育思想，不管是他的家庭教育观，还是社会教育观和自我教育观，无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印记的双重色彩，当然前者是它的底色。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前提下，曾国藩积极倡导支助举办新式教育，吸取西方有用之学。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新风尚，容闳曾告诫后人：“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从这一点来说，曾国藩可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且带有一点资产阶级教育的色彩。

曾国藩晚年对近代西方文化的认识，是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定产物。作为封建末代王朝的忠实维护者，尽管曾国藩的思想仍就是2000多年来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积淀，但它的上面已折射出近代文明的投影。曾国藩透过封建传统的藩篱，窥视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从而构筑起他庞杂的思想体系，使他在维护封建统治的诸多方面的实践中，都表现出超越一般封建官僚的识见、才具与魄力，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文化的集大成者。曾国藩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写出了一份较新的答卷，所以有人不无过奖地说：曾国藩可谓是中国近代化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