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促成船山学成为中华“显学”的关键人物。在曾国藩之前，船山学处在早期传播阶段，船山学的影响也局限在湖南境内，并没有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什么影响。自从曾国藩力倡船山学之后，船山学便走出湘学地域，伴随湘军的崛起而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曾国藩是把船山学作为湘军的一面思想大旗而倡行于天下的。

这涉及到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为什么矢志效忠满清土朝的曾国藩要传播具有强烈反清意识的船山学?

曾国藩刊印和彰明船山之学的真实意图，已在《船山遗书序》昭然若揭。“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土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外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操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白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曾国藩《船山遗书序》)在曾国藩眼中，王船山是孔孟以来能承续圣学命脉的一代巨儒。孔孟开创儒学的目的，在于“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儒学的主旨是和谐，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通过人之内求于仁、外施于礼去实现的。孔孟的这个传统从汉代以后却变得“众流歧出”，导致社会动荡不宁，纲纪混乱。曾国藩也似乎意识到正统文化的衰败是导致人心离析的主要原因，而人心不稳又是促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因素。因此，安邦定国，当务之急便是思想文化上的正本清源。他认为船山之学阐明了孔孟“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的传统，可以“纲维万事”。在这里，曾国藩格外重视船山学对仁礼“道统”的承继和“纲维万事”的功用。这充分说明曾国藩看中的是船山学阐扬“道统”的一面。曾国藩虽说是满清重臣，效忠清廷，但他骨了里却浸透了孔孟的血脉，是以承继“道统”自居的。满清王朝也需要儒学来治理国家，曾国藩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昌盛船山之学。有一点需要指出，曾国藩传播船山之学，尤好《读通鉴论》和《张子正蒙注》。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关于“道统”与“治统”的论述对曾国藩产生了极大影响。船山认为圣人之教的“道统”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传统，是万世不能变易的;但人主之治的“治统”，是因时而异，因人而位的，三代以降，“治统”代有所异，没有永恒的“一姓”之“治统”。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在于有不变的“道统”维系中国。明清易帜，满清入主中原，虽是异族问鼎王权，但还是“治统”的变化而已，并未改变中国固有的“道统”。 曾国藩所要倡行的就是以“道统”维系中国，只不过他不便明说罢了。

对于曾国藩为何倡行船山之学，后人有过诸多评说。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章太炎。章太炎先是以“悔过”解释曾国藩的行为，但自觉难圆其说，后以“攘胡”为义，仍显勉强。“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最后有为国藩解者曰：‘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州者，国藩缓于攘满州者。自湘淮军兴，而驻防之威坠，满州人亦不获执兵柄，虽有塔齐布、多伦阿辈伏匿其间，则固已为汉帅役属矣’。自尔五十年，虏权日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时抗大命，乔然以恒文自居。巡防军衰，而后陆军继之，其卒徒皆汉种也。于是武昌倡义，后四月而清命斩，夫其端实自国藩始。刻土氏遗书者，固以自遂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章太炎《太炎文集续编》)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很难用几句话说明，不过他在传播船山学还是有功于历史的。曾国藩“悔过”当属不确，他效忠清室不说，单刻印《船山遗书》之时，正是他与太平军熬战之际，何言悔过?曾国藩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而有功于清廷的，至于他缘何刻印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船山之学，自有他复杂的心路历程。后人以民族意识为据揣摩曾国藩的矛盾心态，认为曾国藩绥靖义军之后，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同是“汉种”，相煎太急，便以“攘胡为本”的船山之学聊补绥靖之过。这种说法牵强附会。曾国藩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可以说是坚定不移的，他与反抗封建帝制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势不两立的。因此，他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可能有“悔过”之举。有人甚至认为曾国藩与洪秀全在政治上、军事上虽是势不两立的对手，但“攘胡”之志却是同一的，洪秀全是急于排拒满清，曾国藩是缓于排拒满清，虽然曾国藩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他却趁势崛起湘军，为日后汉民族的复兴留下了伏笔。这种说法有些离奇，但并不离谱。作为统治阶级代表的曾国藩与被统治阶级代表的洪秀全阶级之“志”不可能同一，曾矢志扶满清社程之不倾，洪励志推翻满清土朝，在阶级冲突的根本问题上，他们是无法同一的。但民族“大义”上，曾国藩却是以力倡以“道统”来收拾人心的，这是复兴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大事。其实，洞察大势的曾国藩何尝没有认识晚清的“变局”，从阶级利益上讲，他不希望农民起义推翻封建土朝，哪怕是满清土朝;从民族利益上看，他也不希望海外列强蚕食中国，统治中华民族，但是攘外必先安内。曾国藩便是在此历史两难选择中，以安内为先务。但有一点是“治统”在变，“道统”不变。在他的潜意识中，“道统”比“治统”更重要，“治统”是一朝一代的，“道统”是永恒的。“治统”因人而异，可以异族而治，“道统”却一以贯之，是维系中国永恒的文化基石;再说形式上满清是异族统治，但实质上亦是“道统”统治，曾国藩效忠便是这个“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更看重“道统”的永恒，他矢志效命的也是这个“道统”。至于曾国藩刊行船山遗书，看重的并非是“壹意以攘胡为本”的船山学，而是倡导圣学，倡明“道统”、“纲维万事”的船山学。这一点冯友兰先生指出了曾国藩倡行船山学的真正目的，“曾国藩所保卫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宋明道学。他是一个道学家，但不是一个空头道学家。他的析学思想的发展有两个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由信奉程朱发展到信奉土夫之。……王夫之的《正蒙注》以及全部《船山遗书》正是他所要寻找的武器。”(《中国析学史新编》第6册第76页)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孔了开其源头，之后歧流百出，程朱大有发展却空虚义理，唯有王船山是真正光大孔孟人文之道又重在经世致用。所以在曾国藩看来，船山学才是真正的“圣学命脉”。

曾国藩刊印《船山遗书》之“志”，不仅是为了保卫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还在于把船山之学作为湘军的一面思想旗帜。前者是他的历史目标，后者是他的现实任务。要说湘军的崛起，不仅仅是军事的崛起，同时也是政治力量的崛起，文化力量的崛起。湘军之所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不仅仅是他们能征善战，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中国近代史第一支有思想的军队。太平天国虽然在政治上是以推翻满清封建统治为目的，但其思想纲领却是有悖于中国文化传统甚至是落后的，他们以西方宗教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实质上是以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去反对另一种陈旧的意识形态。曾国藩意识到要力克敌手，必须先收拾人心、集合众志。曾国藩正是用船山之学重塑湘军精魂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领导集团，大多出身儒林，服膺船山之学。郭嵩焘是湘军领袖之一，又是中国最早出使英法睁眼看世界的大臣。郭嵩焘推崇船山之学的热忱并不亚于曾国藩，他认为“自有宋镰溪周了倡明道学，程子、朱子继起修明之，于是圣贤修己治人之大法灿然昭著天下，学者知所宗仰。然六七白年来，老师大儒，缕承弗绝，终无有卓然能继五子之业者。吾楚幸得周了开其先，而自南宋至今，两庞之祀，相望于学，独吾楚无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学之士无能讲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显于世，若吾船山先生者，岂非其人哉?”(《郭嵩焘诗文集•船山祠碑记》)郭嵩焘服膺船山之学，认为湖南自宋周子倡明道学以来，数白年间没有承继道学的大儒，唯独船山能“推大”道学，但遗憾的是象船山这样承先启后的大儒却不能从祀文庙，正是湖南学界的一大憾事。“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阁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土夫之者。”(《郭嵩焘奏稿•请以土夫之从祀文庙疏》)郭嵩焘力荐船山从祀文庙，以光大湖湘文化，借此来提高湘学在全国的地位。郭嵩焘的这种想法与曾国藩颇为相通。曾国藩在同治四年(1864)致欧阳兆熊的信中言及宗祀船山之事，“大儒有灵”，“岂伊不思”，他是力促此事。曾国藩在同治五年(1865)十二月致郭嵩焘的书信中，以船山史论为例，认为船山之学“可以提尽后有万年之纲”(《曾国藩书信•致郭高熹一通》)郭嵩焘与曾国藩都景仰船山之学，而俩人尤好船山史学。郭嵩焘说：“自唐世已多论述古事之文，而未有成书。宋儒著录始繁，然大抵沿《通鉴》立论，或专及一代之事。盖春秋以前，《诗》、《书》所载，圣人有不及详，固非后世所能论定也。国朝土船山先生《通鉴论》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粹然一出于正，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郭嵩焘诗文集•黎肇琨读史法论序》)古今兴废，以史为鉴。曾国藩也深感湘学的衰微，重振湖南必须先树船山这面思想大旗。湘军中一些叱咤风云的重要将领象彭玉麟、罗泽南更是在船山之学的直接熏陶下成长为一代儒将的。彭玉麟、罗泽南同是船山乡里，“亲读其书，私淑其人”(彭玉麟《奏清改建船山书院片》);罗泽南祖籍衡阳，早年仿效船山，隐居湘乡罗山，研习船山，潜心道学。彭玉麟、罗泽南以船山之学为纽带，聚集和培养了一批服膺船山之学的湘军骨干力量。早在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之前，船山学已经成为集合湘军的重要精神支柱了。曾国藩坚定和提升了湘军中坚对船山学的认同感，文化的归属与景仰使船山学成为凝聚湘军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或许是曾国藩倡行船山之学的现实意图。清代学者皮锡瑞有过这样的说法：“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如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欧阳元功，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昌诸人，骎骎始盛。”(《伏师堂未刊日记》,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皮的说法不甚全面，宋时周敦颐阐明道学，其学改变文化传统的走向，但从文化发展的整体态势上说，湖南在明之前对全国的影响力不是很大。随着湘军的崛起，湖南人在全国的政治军事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思想文化的影响却相形见细。为了从思想文化上提升湖南的地位，是需要思想文化大师来显名中华的。而在湖南历史上，能纳众说之长、开传统生面的大儒只有船山一人。因此，曾国藩极力倡行船山之学是出于“保卫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船山学作为湘军的思想武器、作为提升湖湘文化的思想大旗的双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