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是晚清的启蒙思想家、进步学者和爱国诗人。他一生写了不少诗歌和散文，大部分都收集在一九七六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源集》。然而，由于《魏源集》出版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对魏源散文的收集很不齐全。下面所述四则文字，就不见于《魏源集》。

这四则文字，都是魏源与友人谈论诗歌问题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魏源的诗歌主张。

“博观约取”

作为晚清的重要诗人，魏源对诗歌有深入的研究和严格的要求，在为友人陈沆的《简学斋手书诗稿》写的“题辞”里，他写道：

“第一、二卷可存者十之一二，第三卷以后可存者十之六七。壬申之七古，乙亥之五古，皆集中擅场也。大抵风神萧洒，天骨开张，有独出冠时之意，而士衡有才多之患，其熟处、滑处、平处、尽处，亦往往坐此。故虽光华烂然，而较以古人沈郁深浑之境，似未免有华实之别。盖华者暂荣而易萎，实者坚朴可久，而又含生机于无穷，此其所以不贵彼而贵此也。然不华安得有实，窃谓此有三要:一曰厚，肆其力于学问性情之际，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所谓万斛泉也。一曰真，凡诗之作，必其情迫于不得巳，景触于无心，而持乃随之，则其机皆天也，非人也。一曰重，重者难也，畜之厚矣，而又不以轻洩之焉。感之真矣，而天机又极以人力。于是而人之知不知，后世之传不传听之耳。弟能言之，而不能为之。虽然，庸讵知所言切之，又皆由于是而无舛否耶！丙子季夏，默深愚弟魏源读毕谨识。”

此“题辞”见于民国三年刊印的《简学斋清夜斋手书手稿》，又见于一九六一年上海图书馆影印的《简学斋诗》卷首。写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当时魏源二十三岁。陈沆，字太初，号秋舫，湖北蕲水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进士，以第一人及第，授职修撰，官至御史。初致力于词章，工诗文，旋治宋儒性理之学。道光六年(1826年)卒，年四十一。著有《诗比兴笺》及《简学斋诗》。陈沆与魏源交久且深，平时写作，几无不请其审定。《简学斋诗稿》凡七次修改，均曾请魏源为之校订。文中提到的“士衡”是西晋文学家陆机的字。

魏源于上述“题辞”中，提出诗人有三要:“厚”，即要求诗人的学识根底要深厚，接触面要广而吸收要精，积累要厚而抒发则要点滴进行，这样才能象万斛之泉，不会枯竭。“真”，即诗人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所谓诗，是诗人见景生情，情又迫于不得已的自然流露。“重”，即指诗人的写作态度要慎重，要积累生活经验，不要草率从事、浮光掠影地反映表面现象。“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概括地反映了诗人的学习与创作的关系，确是经验之谈。

“心虚力勇”

魏源非常重视诗人的道德修养。他认为“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也”(《默觚上•学篇二》)“所居高则所见大，大则反其本矣。”（《海曙楼铭》）所以必须加强道德修养。道德修养的好坏，对诗歌创作将直接产生影响。他在《简学斋诗三跋》中指出：

“秋舫之持，虚心实力无留难焉。故其稿凡三易，每易辄胜。其为卷凡三，而亦每卷必进。然秋舫近诗之进，则不于诗中得之矣。自狂猬不似中行，而乡原者似之，而圣人之去取特异。盖真伪之间相去至微，而不可以道里计也。论特必三百篇，闻者罕不大噱，而不知自从删后更无诗。秋舫更以其虚心实力，严察而朴存之，使无一字非真诚流出，而必三百篇焉，则读者亦皆动其真诚而竟如三百篇矣。丁丑十月魏源读谨跋。”

此“跋”写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时魏源二十四岁。陈沆之孙陈恩浦于此“跋”后有如下附记:“此默深先生第三次跋语，原稿失去，特补于此。”咸丰二年(1852年)刊印的《简学斋诗存》也载此“跋”。“跋”中赞扬陈沆“其改诗如改过，虚心实力无留难焉。”提出了作诗有“真”、“伪”的问题。强调只要“虚心实力，严察而朴存之，使无一字非真诚流出，而必三百篇焉。”于此我们不权可以看到魏源的诗歌主张，而且也可体察出他对友人相期之殷。魏源对友人陈沆诗作的评论与期望，还体现在《简学斋诗四跋》中:

“余阅秋舫诗，此第四次矣。如羊角风转而盒上，如白雪曲唱而愈高。大抵甲戌年是其转关，丙子后乃其进境。其中甘苦曲折，源一一能悉之。学问之道无穷，而性情之故有本。改诗如改过，心虚而力勇。今愿与秋舫盒勉之。己卯孟冬，魏源校毕再识。”

此“跋”写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魏源二十六岁。“跋”载咸丰二年((1852年)刊印的《简学斋诗存》中。“跋”中勉励友人要“心虚”，因为“学问之道无穷，而性情之故有本。”只有“心虚”，才能“力勇”。只有抱着“改诗如改过”的态度，自己的诗作才能“如羊角风转而益上，如白雪曲唱而愈高”。

“诗以言志”

魏源反对模仿抄袭和缺乏独创性，他认为“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默觚下•治篇五》)，深信“诗以言志”,主张写诗要直抒胸臆。他在《致陈松心书》中说：

“松心仁兄亲家左右，秋垣世兄来高邮，奉到手言并大集四本，快读数日，茅塞顿开。子由造就已过子瞻，而五言古诗高古处，直偪汉魏，本朝实在三数人间。已录其所爱者为一册，存之案头，以当晤对。其原集交世兄携还，以防散佚。弟近亦收拾文集，惜道远不能就正。今有所欲言者，窃谓诗集宜分体，不必编年，三百篇其大例也。况山林閒适，非如杜韩苏诸公出处关系史事，何必各体杂陈，徒乱读者之目？且集中精华，全在五古，故选以冠首，诗以言志，取达性情为上，拟古太多，则蹈明七子习气。古人如陶、阮、陈、杜皆抒胸臆。独有千古太白，青田乐府，一时借古题以述时事;东坡和陶，借古韵以寄性情，字字皆自己之诗，与明七子优孟学语有天渊之别。此诗家真伪关，不可滥借！集中拟古、次古韵诸题，美者固多，终恐掩瑜之累，窃望删之。又集中詠怀诗多，山水诗少，离别诗多，关系诗少。蜀山之高，沧海之阔，以至桂林、阳朔奇秀甲天下，一叶扁舟，溯洄其间，何患清妙之气，不勃勃腕下。又如乡俗之淳漓，年荒钱荒之得失，近来楚粤兵事之琐尾，作歌志哀，以备采风，何患律诗不与杜陵媲美，昔人时非天宝、位非拾遣之诮，谓泛论朝政，出位言高，非谓家乡切虑，民风谣俗，亦在所禁！试问国风采自何人耶？近年想有感时之作，无妨附入。尊兄云翁诗，选入《沅湘集》者，将赠弟之作，一《湘潭次白马王彪韵》，一《次谢惠连韵》皆删去。云翁诗甚少，又无专集，望将此二诗附刻于尊集次兄韵之下，剧两全其美矣！廿载至交，千里一纸，不敢以寒暄套语塞责，谨以代晤，唯察而教之，是幸。姻愚弟魏源顿首。”

此书载于陈松心的《撼山草堂遗稿》卷首。书未署写作年月，但丛其中谈及的内容来推敲，约作于咸丰二年(1852年)，魏源五十九岁，当时正在江苏高邮任知州。书中提到:“秋垣世兄来高邮，奉到手言，并大集四本。”故知此书作于魏源在高邮知州任内。书中又提到:“近来楚粤兵事之琐尾”。楚粤兵事，指太平天国起义于广西，已进入湖南境内。“琐尾”，即琐尾流离。《诗经•邶风•旄丘》：“琐兮尾兮，流离之子。”《传》：“琐尾，少好之貌;流离，鸟也。少好长丑，始而愉乐，终以微弱。”后喻处境由顺利转为艰难。洪秀全等于广西起义后，至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攻克全州，进军湖南，发布讨伐清朝的檄文。七月，太平军攻克郴州。估计魏源此书写于咸丰二年五、六月间。“松心”是陈起书的号。据李柏荣《魏默深师友记》载:“起书，字通甫，号松心，郴州人，贡生，侯选训导，殉难，有《撼山草堂遗稿》若干卷。诗话云：松心少负远略，从兄吏部郎起诗学为诗文辞，讲经世学，与桂东李克钿希濂、桂阳何庆元积之、邵阳魏默深相友善。道光十三年，逆瑶赵金龙作乱，条上御瑶策，郴得无事。后粤匪起，预作《南言》十三篇，又条画守郴事宜，皆如所料。所言既不能用，乃团练乡人，保卫闾里，后死东乡土匪之难。”由此可见陈起书与魏源的友谊，以及陈起书的诗作、思想和立场。秋垣，未知何人，待查。“子由造就已过子瞻”，喻陈起书的诗歌成就已超过其兄陈起诗。子由，即苏辙;子瞻，即苏轼。“杜韩苏诸公”，指杜甫、韩愈、苏轼。“明七子”，指明代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他们主张拟古，相互标榜，声势很盛，以致摹拟成风，产生不良影响。“陶、阮、陈、杜”，指陶潜、阮籍、陈子昂、杜甫。“太白”指李白。“青田乐府”，指刘基的乐府诗。“东坡和陶”，即苏轼的《和陶诗》。“杜陵”，指杜甫。“天宝”，唐玄宗的年号，喻乱世。“拾遗”，唐代谏官名，掌供奉讽谏。“云翁”，指陈起书之兄陈起诗。陈起诗(1795—1841)，号筠心，道光九年(1829年)成进士，授吏都主事，诗名远播，汤鹏、黄爵滋、何绍基、魏源都深相推服。魏源有时将“筠心”写作“云心”(如《送李希廉陈云心何积之归郴州》)，当是同音通假。

此书较集中地反映了魏源的诗歌主张:(一)诗集应该分体载，不必编年，特别是有关山林闲适之诗，至于“出处关系史事”的“杜韩苏诸公”的诗，当另作别论。(二)“诗以言志，取达性情为上”。反对明代前后七子那种“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食古不化的复古倾向，主张写诗可以“借古题以述时事”，“借古韵以寄性情”，但必须“字字皆自己之诗”。这种崇尚自然流露，反对抄袭模仿前人的诗歌主张，在诗里也可找到印证。如《家塾示儿耆》之五:“鹦鹉巧学舌，能言与人类;春虫食柳叶，偶一成文字。劳哉刻楮工，费力难程艺；纵日万楮成，一一无生气。造物倘斯劳，何以形品汇。昨夜园中雷，莫测真宰意。起视万花开，一花一天地。”赞美大自然的百花齐放，百态千姿，鄙弃过分的人工雕琢。

由于魏源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冲出封建传统文学观念的樊篱，他认为:“诗乐之作，所以宣上德而达下情，导其郁懑，作其忠孝，恒与政治相表里，故播之乡党邦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叙》)。仍然把文学看作是封建政权“宣上德而达下情”的工具。所以他在该书中希望友人将“近来楚粤兵事之琐尾，作歌志哀，以备采风”。这也表现出他的诗歌主张的地主阶级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