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和魏源都是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革新家。长期以来，学术界在对龚魏思想的阶级属性、政治经济主张和学术思想等方面的探讨中，往往只注意了二人的相同之处，而忽视了他们的区别，因而更没有涉及造成这些区别的原因，笔者不揣浅陋，对魏源和龚自珍的思想试作比较研究，找出其异同点及产生这些异同点的原因，或许有助于说明他们的阶级属性和各自的思想特征。

一、从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看其思想异同

鸦片战争前夕，正当西方以迅猛的速度展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时候，中华民族在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的压抑和扼制之下却停滞不前。是正视现实，急图改弦易辙，还是无视实际、固守陈规?便构成了清政府内革新派与顽固派的分野。龚自珍、魏源等爱国士大夫毫不犹豫地站到了革新派的行列。

革新派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的清政府统治下的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那么龚自珍和魏源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有人说，龚白珍对现实黑暗的揭露和批判，“直接触及到了封建制度的本质”。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明良论》、《乙丙之际塾议》、《尊隐》、《古史钩沉论》、《西域置行省议》、《京师乐籍说》、《病梅馆记》等。而这些篇章虽然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诸如吏治腐败、政治黑暗、“独裁太甚”、“士气太浊”等丑恶现象，但是并没有直接玫击封建制度本身，没有看到这些丑恶现象便是封建制度本身造成的，相反，他所抨击的是现实破坏了封建制度的正常秩序。他虽然预感到了清朝统治有如“日之将夕”的“衰世”，而且“乱亦竟不远”，但是他的目的就在于挽救“衰世”，避免“乱”的最终到来。

龚自珍对黑暗现实揭露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吏治和士大夫的风气方面，而其批判亦多着重于伦理道德角度。他说:“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无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巳，外此非所问也。”他谴责那些“无耻无节”的封建士大夫“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使得“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认为这是“国有养士之资，士无报国之日”。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君主过于专断，“摧锄天下之廉耻”。他反对科举考试，痛斥论资排辈、循资提升的陈规陋俗使士大夫“奄然无有生气”。他甚至揭露封建专制统治者在通都大邑设置官妓，是为了腐蚀箝塞“天下之游士”的“苦心奇术”。并讥刺清政府“居廊庙而不讲揖让，不如卧穹庐”。这些言论在当时的漫漫长夜里回荡，惊世骇俗，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如果据此就说他触及了封建制度的本质，就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了。

事实上，龚自珍对于这个社会的批判、攻击尽管激烈而大胆，然而不过是士大夫贡献给封建君主的逆耳忠言，并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围。只要认真考察一下他立论的宗旨和言行的实际内容，就不难看出，他谴责“一夫为纲，万夫为柔”的极端专制君主，是为了劝谏“人主”应该“温而文”、“惕而让”，使臣子不丧失“气节”;他主张皇帝只须“总其大端”，而无须巨细亲躬，是为了避免“臣偷民狎”;他虽然感到了清朝统治巳如“日之将夕”，但向人们宣扬的仍不过是“仁心为干，古义为根，九流无华实”的传统思想;他批判君视臣如犬马、“殿陛之仪，相悬相隔”的“礼”，是为了让君与臣“坐而论道”，君礼臣节，以保长治久安。因此，我们不能把龚自珍的“明耻论”看成是“资产阶级意识的抽象表现”。因为这些言论根本就没有超出封建君臣关系的范畴。

与龚自珍相比较而言，魏源在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清朝政治腐败方面似乎显得不那么激烈而大胆，但在根本上却是一致的。他把政治腐败和经济困窘的原因也归结到统治阶级的主观态度和“治术”的优劣上。他痛责那些顽固守旧的封建官僚和士大夫，不是“寡陋之臣”，便是“腐儒鄙夫”;指斥他们“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习虚文故事为得体。恶肩荷，恶更张，恶综核名实。”“遇大利大害则动色相戒，却步徐视而不肯身预。”他深切感到当时社会比明末更腐败、更危险。

二者稍有不同的是，龚侧重在封建伦理道德方面，魏则侧重于“人材”制度方面。魏源著《治篇》凡十六，而几乎没有一篇不论及“人材”问题。他认为，只要有了“明君贤臣”，有了“人材”，就能富国强兵，统治就会巩固，社会就会安定。在此基础上，他愤怒批判专制统治者不能广开言路、登用贤俊来造成一种能够出现人材的环境。《治篇》亦反映了魏源的政治思想的基调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封建主义的樊篱。因此，那种把魏源看成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表的观点，我认为也是不恰当的。

二、从政治改革主张看其思想异同

揭露和批判往往是变革的先导。龚、魏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这同一思想。龚自珍说:“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魏源亦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而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那么，究竟怎么变革?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措施?二者便表现出明显的区别来。

龚自珍认为，变革便是“仿行古法”，革去弊端，实行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仍不过是“六经”，“治天下之书，莫尚于六经”。他要求废除八股文取上的科举制度，但用来代替它的仍不过是汉代的“讽书射策”。他还主张恢复汉代设封“关内侯”的制度，认为这是万世可以效法的“大善之制”。

与龚自珍有别，魏源认为，被一般封建士大夫奉为神物的“六经”，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奥妙，它不过是古代的历史文献资料，并不完全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他说:“读皇皇者华之诗”，也就是说死抱“六经”不放，并不能“知治天下”。如果简单地仿效抄袭“古法”，就会导致改革的失败。因为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不能“执古以绳今”，“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任何爱国的革新家都是反对外来侵略的。魏源和龚自珍都主张严禁鸦片贸易，维护祖国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龚自珍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坚决支持林则徐去广东禁烟;魏源则更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巨著鸿篇，从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论述反侵略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并提出依靠民众力量的建议。

如果说，鸦片战争前龚、魏在政治改革主张上就存在较明显的差别，那么，鸦片战争这一巨变则使这种差别更为扩大了。换句话说，鸦片战争使魏源的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鸦片战争惨败的严峻现实，推动了魏源思想的发展，集中表现为爱国主义的昂扬和效法西方主张的提出;而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适应，资本主义倾向在他的社会政治变革思想中明显起来。他认为要打败侵略者，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必须富国强兵，改变贫弱的现状，因而决不能再闭关自守，必须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技术，把近代机器工业引入中国。在此思想基础上，他提出了“善师四夷者能制夷”、“师夷长技者以制夷”的主张。不仅如此，随着他对西方认识的进一步加深，便从船炮长技进而注意到西方的先进生产方式和国家制度，并对民主宪政制度表示一定程度的赞赏。这些观念赋予魏源思想以鲜明的时代特色，使他在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了许多同时代的爱国主义者和革新家，而使他的政治思想亦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民主倾向。给十九世纪晚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创立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魏源的这种初步民主倾向，而不是龚自珍的“明良论”。有人认为龚自珍晚年也“从西方之学”，如果他不是早先逝世的话，也可能和魏源一样，逐步加深对西方的了解。至于龚自珍可以达到魏源思想深度的假设能否成立，我未敢妄加臆断。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龚自珍晚年所谓“从西方之学”，并不是向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学习。他所说的“西方”是指印度，他“从西方之学”是指钻研佛教而言的。这从他的晚年著作和有关的年谱中都可得到验证。

三、从经济改革主张看其思想的异同

在经济上，龚、魏思想相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都认识到了当前社会经济的凋弊，都看到了贫富分化的严重但又都不主张消灭“富户”，都要求改革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但各自提出的方案却有明显的区别。

龚自珍的经济改革主张以传统的农本主义为核心，对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官吏敲诈勒索、移民西域等向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而反映龚自珍基本经济思想的论著主要是《平均篇》和《农宗》。有些学者认为《平均篇》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式的平均主义思想”，并说龚自珍“主张自由的商业资本活动”;而《农宗》则表明“他是梦想着近代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并在宗法的废墟之上，企图建筑民粹式的永恒世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平均篇》虽然提出了“百亩之农，可以三十亩之粜治家具，”但他限定“帚、釜、陶、机杼、灯、祭豆、米、葛布、棉布”等物应实行物物交换，“皆不得以兑(收)泉货”。他规定“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目的在于保证“衣食之权重，则泉货之权不重，则重天下之本不浊。”在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业一直充当了维护封建大一统的调节器。它什么时候过于发展，就会破坏封建大一统，就会遭到政府扼制;相反，它什么时候过于不发展，也会影响到这个庞大机器各部件的正常运转。因此，统治阶级总是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里。龚自珍提出的“裁取流通而已”的主张就是要把商业控制在这个范围和限度里，以使它对封建大一统起到调节作用。而且，龚自珍严格限制货币流通量，以保证“天下之本不浊”，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汉以后末富，三代本富;汉以后以财货相倍蓰相十伯相千万，三代以田相十伯千万。”在他看来，当今“大不相齐”的局面就是由于“末重本轻”造成的，因而必须恢复三代之制。他认为:“行此三十年，富民所吝惜，非货焉，贫民所歇羡怨叹，非货焉，桀黠心计者，退而归南亩，而天下复奚扰扰于贫与富之名为?”可见，龚自珍所主张的并不是什么“自由的商业资本活动”，而是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

《农宗》是龚自珍经济思想的进一步体现和具体反映，也是《平均篇》的进一步发挥。《农宗》的含义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它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宗法伦理道德为原则、以农田分配为形式的社会实体，作为开明专制统治的基础。龚自珍认为，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不但要推行于国家政治生活，而且要推行到“农宗”去，并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礼教规范:“父不私子则不慈，子不业父则不孝，余子不尊长子则不悌，长子不瞻余子则不义。”为建立“农宗”，他制订了一个具体方案，并构画了一幅《农宗族谱图》附于其后。这样，以农本主义为核心，以宗族组织为形式，他把租佃关系和宗法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可见，他要求得到的不是“真正的平等”，也不是“无封建的隶属与约束”的“带有商品经营的意味”的“农业资本的经营”。

按龚自珍的看法，“农宗”要受封建官府控制和管理。例如，宗族为“余夫”请求分配土地，要“关大吏”;雇佣异姓佃户，要“关群吏”;收成的丰歉、土地的肥瘦以及宗族人口的多少，要“关群吏”;宗族迁徙，要“关大吏”。他还认为，如果“农宗”主张能够实现，对封建统治就会有很多好处:第一，能“为天子养民”;第二，闲民得“为天下出谷”;第三，可“以什一出租税奉上”;第四，可以“正天下之大分”。十分明显，龚自珍之所以如此重视“农宗”，是因为它可以有利于封建统治，是因为在“农宗”这个社会基础里巳经具备了封建国家所依恃的“仁孝悌义”的宗法等级制度。而不是“梦想着近代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此外，所谓“贵政之农”、“释政之农”、“亢宗之农”和“复宗之农”诸说，其目的在于避免封建官僚大吏恣意兼并土地，从而导致“大不相齐”的紊乱局面，也不是象有人所说的是“初步的民主思想”。

与龚自珍有别，魏源提出了与传统的“重本抑末”或“农本商末”不同的见解。他十分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他看来，重商与重农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把“本富”(农业生产的富)和“末富”(货币形态的富)不分轩轾地同视为财富，本富与末富只是财富形态上的不同，都是国家财富充足的源泉和国家强大的支柱，因而都应当受到保护。“何谓开源之利?食源莫如屯垦，货源莫如采金与更币。”这种理论虽然不象西方重商主义者那样只把货币视为财富，但反映了商业资本追逐货币和贵金属的愿望。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关于“食”的问题，“不过是一个附笔，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不是提到首位的问题。”他意识到，在“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的紧迫情况下，货币问题较之农业生产更为重要:“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

魏源的这种农商并重的观点，并不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才提出来的，在战争前有关漕盐问题的讨论中他曾作过具体的阐述。他早就看出，在社会经济呈现出“官告竭”的状况下，往往“非商不为功”。当然，魏源关于漕盐问题的看法，根本目的在于去漕、盐二政之弊，解决国家财政上的困难;但是，他论证了商业资本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商业资本的利益、反映了商人的愿望。正因为这样，他在精心筹划改革漕运和盐政的方案中，建议“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即依靠商业资本的活动以兴利除弊。他坚决主张采取依靠“商贾”、展佣“商舟”、开拓“商道”的办法，实行漕粮海运，使南漕“不由内地，不经层饱”。与此同时，他主张盐政改行票盐制度，让票商经营食盐运销。他提出的减盐价、除中饱、增商利的意见，实际上是把封建官商的特权转归于自由运商，在一定范围内取代封建垄断性的官盐运销制度。

鸦片战争后，魏源的社会经济变革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稳本急标”和学习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张的提出。如前所述，所谓“缓本急标”就是把发展商品经济放在首要地位。这种观点反映并顺应了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分解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向。他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出发，不仅主张创办近代军用工业，而且主张把机器引入民用生产，允许民办企业和开采矿山。“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毫无疑问，魏源的“缓本急标”说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这是包括龚自珍在内的其他革新派所没有达到的。

四、从哲学思想看其异同

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龚、魏都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在认识论和发展观方面，龚、魏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而这些区别有助于我们说明龚魏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主张上的差异。在认识论上，龚自珍认为“圣人”具有为“凡民”所不可企及的一种神秘的“觉”。只有圣人才了解上天的旨意，“圣人神悟，不恃文献而知千载以上之事，此之谓圣不可知，此之谓先觉”。这种唯心主义的“生而知之”论，正是龚自珍要求以“六经”为“治天下之书”的理论基础。与此相反，魏源明确提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基于此，在社会改革实践中，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原则。龚、魏在认识论上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变革社会现状的途径上是在圣哲经典中寻找“古方”还是通过社会实践探求“新丹”的差异。

在发展观上，龚自珍认为:“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初，终不异初。”又说:“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在他看来，不仅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也按照这样的法则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正因为如此，他的《平均篇》、《农宗》等著作中往往一开始就指出古代社会怎么怎么好，继而叙述它怎样被破坏了，终而论述如何恢复和仿效“古法”。魏源则相反，他认为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都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把“三代以上”和后世相比较，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是愈来愈进步的。而且，历史进化发展的客观趋势不仅不以“圣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相反，“圣王”的个人意志还应服从于历史进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认识到这种历史进化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便民”的，即与“人情所群便”相一致，如果违背“人情所群便”而去倒行逆施，是肯定行不通的。当然，魏源还不可能真正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所说的进化发展也还局限于“势”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龚、魏在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现实方面，其思想同多于异;在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实践活动中，其思想则异大于同，之所以如此，又是与两人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特别是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分不开的。龚自珍没有提出过“初步的民主思想”，更没有“梦想着近代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相反，魏源的思想中却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我们揭示龚、魏思想的异同，是想更为准确地判断他们的历史地位，而丝毫没有无限夸大这种区别的意思。我不同意把龚自珍思想中本来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当作进步的东西来赞颂，我也不认为魏源是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时代条件相联系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土壤里早已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虽有所发展，但还没有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新的阶级力量，还不足以对中国封建社会发生瓦解作用。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鸦片战争时期革新派思想家的局限。因此，我认为，如果说龚自珍是典型意义上的地主阶级革新派，那么，魏源则是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革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