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剧变，尤如石破惊天，使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清醒地看到，如不再革除弊政，中国将会国将不国，他们奔走呼吁，倡导改革，由此形成了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强敌入侵、政治黑暗，使他们在思想上产生了共性，特殊的个人阅历及社会地位的差异，使其思想又各具特色。

抨击时弊，谋求改革，乃林、龚、魏思想共性之一。到19世纪30年代，“康乾盛世，已是过眼烟云，当时社会呈现出三大特点:腐朽性、保守性、进行改革的迫切性。因此，极端的君主专制，腐败的官僚政治，成为林、龚、魏共同挞伐的对象。

清初建立了以满人为中心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乾纲独断，君主专权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龚自珍在考察了古代君臣关系后指出:汉时，三公坐而论道；唐宋盛时，大臣讲官，从容于便殿之下，皇帝不断有踢坐、赐茶之举；“及其季也，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为树立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桑”。对臣子苛察、束缚、惩办，使官员互相牵制、动辄得咎，“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官员为保住乌纱帽，只得唯皇帝命是从。龚自珍把专制主义的清王朝称之为“霸天下之氏”、“霸天下之统”。

君主专制之下，吏治黑暗、贿赂公行。为官者“以推诿为明智，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应文故事为得体，恶肩荷，恶更张，恶综核名实”，而且“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馅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以至朝廷充斥着“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的老朽官僚。地方官吏，“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政以贿成，刑以钱免，可谓清官员的真实写照。这些昏官圆熟老成，模棱两可，使你抓不住错处，“攻之无可攻，刺之无可刺，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已不与其责。”这种半死不活、麻木不仁的状态，正是封建官僚政治穷途末路的征候。魏源认为这是亡天下之大患。

吏治黑暗的产生与清廷对人才的扼杀和不合理的用人制度有关。清初，满族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在实行文化专制，大搞文字狱的同时，继续推行科举取士，以笼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其结果“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诂训声音，爪剖釽析”，“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封建士子为做官吃俸，也只能皓首穷经，按童生、秀才、举人、进士轨道逐级上爬。一旦学业有成。还要按资排辈为官，“凡满洲、汉人之仕官者，大抵由其始官之曰，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也三十年，贤知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对有才能的人，朝廷不重视，相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不合理的用人制度，使人才凋零，造成“左无才相，有无才史，阔无才将，痒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局面。林、龚、魏认为人才是治国的关健，御敌的要害、求实的保障，“夫为国者以人才为重，此扼要之谈也”；“国之有人材，犹山川之有草木”，“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竟之谓贫，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才”，呼吁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在用人方面，他们主张打破封建的“贵以袭贵，残以袭残，的旧例，据人之所长短，量能授职，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并提醒当道:“人才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匮”。

皇帝专制和吏治的腐败，使清廷统治面临着“日之将夕，悲同骤至”的危境。严酷的社会现实，使林、龚、魏产生了变革社会，以迎世变的迫切愿望。龚自珍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魏源认为:“法久弊生，因时制度明，“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从改革吏治、财政、军事，科举到用人制度诸项，都提出了改革意见。如针对腐败的官僚政治，主张要“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痛、去营窟峪。在鸦片战争前，其改革主张集中在清财政中棘手的钱漕、盐政、河工，白银外流方面。鸦片战争时期，在中西比较中，又适时地提出了改革军事的具体措施，增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内容。

抵御外侮，是林、龚、魏思想共性之二。林、龚、魏都是禁烟派，都主张严惩鸦片贩子，积极备战，抵御英国侵略。龚自珍在《东南罢番舶议》中指出:英国侵略者性情狡猎，“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押之则蠧国”要人们警惕之。当获知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时，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文中嘱林到广州宜讲求火器，“多带巧匠”，“修整军器”积极备战，以武力抗英，并指出此战是民族自卫战，“非剿之也”，以此回击投降派的责难，在道义上声援林则徐，且愿随林南下共同禁烟，后因林则徐以“事势有难言者”婉拒而未成行。

林则徐是禁烟派的代表，是坚决的主战者。当清廷内部矛盾重重、临危受命甫下禁烟时，林则徐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在同英商斗争时，他总是有备而来，“并力坚持，总不受其恫吓”。在对外贸易中，林则徐对外商坚持实行严禁鸦片贸易与准许正常通商相结合的政策。宜布“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对守法者“不惟保护安全，且必倍加优待”，“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使其相间相睽”，与清廷“封关禁海”，断绝中外一切贸易的政策，大异其趣。林则徐措置得当，且相信“民心可用”，取得了禁烟史上的胜利，也因此受到人民的崇敬。连外国人也承认林则徐的反侵略措施是“人民情绪忠实的反映”。在革职留粤期间，忍辱负重坚持斗争，有时竞冒着危险，在前线亲自督战，“期于奋袂一呼，不敢临难苟免”。

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在两江总督裕谦幕下，帮助督办浙江防务，亲自参加了浙江抗英战争。耳闻目睹了清廷政治的腐败，英侵略者的疯狂，深受刺激。1844年中进士后辞职回籍，愤而著书。先后写成《圣武记》、《海国图志》以总结经验，激励国人发愤图强，学习西方，抵抗侵胳。对鸦片战争的惨败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之后。魏源得出了一系列有益于后世的结论。其一，决定战争胜败除武器外，军队的战斗力、士兵的素质也至关重要，“以无律无谋之乒，即尽得夷炮夷艘，遂可大洋角逐乎?不知自反，而归咎于船炮之不若，是疾误庸医，不咎方而咎药材之无力也。”其二，练兵应以士兵为主，战争应以守为战，以逸代劳。鸦片战争的教训使魏源看到“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诱贼入内河者，谓兵炮地雷水陆埋伏，如设井以待虎，设晋以待鱼，必能制其死命”。其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调夷之仇国以攻夷”。

此外，林、龚、魏在主张抗英的同时，都提出警惕沙俄对我西北边疆的侵略，后来历史的发展不幸被他们言中。

倡言西学，富国强兵为其思想共性之三。中国近代史的特殊性，使近代爱国主义不仅包括武装反抗民族压迫，而且包括了如何使中华民族由弱而强之一新课题。如何面对先进于我的西方列强，是摆在中国人面前不容回避的间题。林、魏则是最早更新观念，倡言西学，富国强兵的代表人物。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当时清统治者妄自尊大，不屑了解西方。道光皇帝曾问英国“地方周围几许”，“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清朝文武“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也根本不去考究。相反“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苟有议置造船械，师夷之长技者，则曰‘靡费’；……苟有翻译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在抵抗英国侵略斗争中，林则徐意识到“现值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讨夷情，知其虚实，如可以定控制之方”。下令搜集外国书籍报刊，并打破天朝的“禁区”招集通晓英文的翻译入幕，专事翻译，如《四洲志》、《澳门日报》、《华事夷言》等，为“知彼知己”，取得禁烟、抗英斗争胜利奠定了基础。林则徐还敢放下“天朝大吏”的架子，亲自向外国人了解情况。“魏源认为“筹夷事必知夷情”，“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把是否善师外夷看成是对外战争和外交成败的关键。《海国图志》一书从介绍夷情入手，用“师夷”作手段，以“制夷”为目的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论断，并指出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从实践中可见，林、魏“师夷”侧重于武备，这是中国人认识西方的第一步。如果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魏源就是第一个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

西人经商致富、清廷财政衰竭，新旧思想的交替，使林、魏萌发了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思想，并提出了与工商业利益相适应的“藏富于民”的思想。1848年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上奏道光皇帝，允许民间自由开发矿藏，免去或减少政府的插手和限制，“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这样就会“有土有财，贷原恶其弃于地，因利而利，富仍使之藏于民”。魏源也主张商民自行开矿，政府税其什之一二，反对政府插手开采，“何必官为开采，致使得不偿失，财用不足乎?”主张私人办企业，“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这说明在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刺激下，林魏在维护国家利权的同时，有了初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

特定的历史时代，使林、龚、魏思想具有了共同之处，然特殊的个人阅历及社会地位的差异，又使得其思想各具特色。龚自珍(1792-1841)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幼承其外祖父段玉裁声音文字之学，进京后复从刘逢禄治公羊春秋，获交当世名流，才学绝奇，时人称其“文本孙樵杜牧，参之史汉庄列楞华之言，近代霸才也。”但仕途不顺，中举后在中央担负的都是未过七品的“闲职”。然以饱学之士、诗人的气质，好“慷概论天下事”，敢言他人想言而不敢言之言，为当权者不喜。1839年又因倾向禁烟、主战，得罪权贵，被迫辞官回籍，未久抑郁而故。特殊的阅历，铸就了其思想中抨击时弊和呼吁改革最具特色。

林则徐身为当朝督抚一级的地方大员，政治地位较高，这就使得他只能从自身做起，在为政期间进行一些革除积弊，施惠于民的活动，以实践行动显示其思想特色，树起一个“清官”的形象。综观其一生，反侵略是最具闪光色彩的。

魏源幼受父训“力学慎交”的影响，一生致力于经世之用之学的研究，虽未当政为大官，但在为经世派人物贺长龄、陶澎、裕谦、林则徐等人幕中，深谙社会问题，并立志探究，提供给当道者。可以说魏源是研究中国当时实际社会间题的专家，又是对世界大势了解较多的学者。其《海国图志》中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是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之集大成者，对后世乃至近邻日本都产生了影响，从而也成为魏源区别于林、龚思想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