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经研究史上，《鲁》、《齐》、《韩》三家诗的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毛诗》的异同及其兴衰起落的原由，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自郑玄为《毛诗》作《笺》之后，三家诗逐渐衰落以致失传，《毛诗》成为诗经学的主流学派。由魏晋至唐代，孔颖达主编的《毛诗正义》进一步巩固了《毛诗》的权威性。但进入宋代之后，以欧阳修与朱熹为代表的怀疑思潮抬头，对《毛诗序》发动了猛烈而尖锐的批判，动摇了《毛诗》学派在诗经学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三家诗学派的观点在批判《毛诗》学派的思潮中重新开始得到重视。到了清代，三家诗今文经学派研究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其著名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便是魏源(1794—1857)的《诗古微》与王先谦(1842—1917)的《诗三家义集疏》。
魏源著《诗古微》的目的是“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魏源集》第119—120页)按照《辞海》对《诗古微》评述则是“斥《毛传》和《毛诗》的《大序》、《小序》，排斥古文经学，专主《齐》、《鲁》、《韩》三家诗说，是清今文经学派重要著作之一。”总之，《诗古微》扬三家诗之微言而斥《毛诗》之误的总体倾向是确实的，但《辞海》之说失之于笼统，某些分寸的把握也有欠妥之处。
扬三家之微言而斥《毛诗》之失误，略举三例。
一例《毛诗•鱼藻序》：“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也。”
《诗古微•诗序集义》：《鱼藻》、美宣王朝会燕享复盛也。在镐者，东诸侯望幸之词。《白帖•御宴类》：周王有在镐之乐。是《韩诗》，以为王燕诸侯，非刺幽王矣。
袁梅《诗经译注》：《鱼藻》，“这大概是周王燕饮诸侯，诸侯赞美周王的诗。”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毛诗•鱼藻序》：“刺幽王也。……”又说：“三家无异议。”
二例《毛诗•采菽序》：“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徵会之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诗古微•诗序集义》：“《采菽》，王锡诸侯命服之乐。《国语》，秦穆公享公子重用，赋《采菽》，《韦昭》注，孔子曰：于《采菽》，见明王之所以敬诸侯也。汉明帝赐东平王昭曰：颂及《采菽》，以增叹息。”宣王朝会东都诗。
袁梅《诗经译说》：《采菽》，“这可能是周天子对来朝诸侯加以锡命之诗。”
王先谦《集疏》：“《采菽》，……《鲁》家以王赐诸侯命服之诗。”
三例《毛诗•黍苗序》：“刺幽王也。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也。”
《诗古微•诗序集义》：“美召伯述职，劳来诸侯也。《国语》，秦穆公享公子重用赋《黍苗》，《韦昭注》。《左传》范宣子赋《黍苗》，《杜注》亦同。决非刺幽王。与《大雅》申伯入谢，同时所作，皆宣王全盛时诗。
袁梅《诗经译注》：《黍苗》，“此诗反映的是周宣王时召伯经营治理谢邑之事。”
王先谦《集疏》：“《国语》韦注：“《黍苗》，道召伯术职，劳来诸侯也。”《左传》襄十九年杜注：‘《黍苗》，美召伯劳来诸侯。’其义本三家，与《毛序》异。”
以上，通过《小雅》中《鱼藻》、《采菽》、《黍苗》三诗的对照，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几个结论：一、魏源批驳有力，证据充分，且大都被当代诗经研究者所吸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二、为王先谦写《集疏》提供了不少资料，可惜王先谦未能充分吸收，如《集疏》对《鱼藻》一诗的理解，就有所忽略。
魏源虽力斥《毛诗》之误，但他并没有一味否定《毛诗》。
《诗古微•三家通义》说：“夫三家之于《毛》，犹《左氏》、《公羊》之于《谷梁》，或《毛》所未备而三家补之，或小异而大同，或各义不妨两存。”
兹各举一例以证之。魏源曰：“陈风诸诗，《毛》但谓君好游荡，男女亟会歌舞，而《齐》、《鲁》诗则专指巫觋。故匡衡疏云：“陈夫人好巫，而国多淫祀。”班固《地理志》云：”武王封胡公于陈，妻以元女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有太姬歌舞遗风。”
王符“潛夫论”亦引“不绩其麻”之诗。以其休其蠢绩，起学巫觋，鼓舞事神之证。岂非译《毛》未详之事乎?
又云：“《白驹》之诗，《毛》以为刺宣王不能用贤，而《琴操》《御览•乐部》则曰：《白驹》者，失朋友之作也。其友贤，居仕于衰乱之世。君无道，不可匡辅，依违成风，谏不见受，国士咏而思之。则是讽其尸禄不能专位，一为留贤之作，一为招隐之诗。此则当并存而勿臆袒矣。”
《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上》曰：“《羔裘》本美大夫之正直，《女曰鸡鸣》本贤夫妇相儆，《●鸠》本美君子用心之均一，编《诗》者以其乱世不多见，美此即可刺彼，而以为”刺潮”、“刺不说(悦)德”、“刺不一”。《大序》所谓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于风其上，国史掌世系，择劝戒，以授之朦瞍，如毕公忧康王之晏朝而咏”关睢”，周大夫感贤才幽隐而弦”鹿鸣”，召穆公闵周宗不穆而奏《常棣》，虽非诗人言志之本心，适符国史美刺之通例。此则《齐》、《鲁》、《韩》、《毛》各有所得，观其会能以逆其志，未妨不殊途同归者也。”
魏源把“诗经”之诗的作用分成两类，一是“诗人言志之初心”，即指诗歌之本义;另一类指编诗者以此诗作为美刺劝戒的社会导向，因而形成”美此即可刺彼”颇为独特的社会功能。这个见解是正确的，看问题相当辩证而深刻，可以解决很多无谓的争论。
通过以上魏源对齐鲁韩毛四家诗的互补、并存或殊途同归的论述，可证魏源对《毛诗》的评价还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不像王先谦称“毛传巨谬”，而赞誉三家诗遗说为“圣经一线之延也。”(17页)事实上，笔者经过统计：“《诗经》风、雅、颂305篇，《毛诗》与三家诗相同或相近的诗篇佔56%以上，《毛》为“巨谬”、三家为“圣经一线诞”，张扬过甚，有失公正。魏源的态度较为求实，对《毛诗》尚有包容与肯定的一面。所以《辞海》说《诗古微》“排斥古文经学，专主《齐》、《鲁》、《韩》三家诗说”。评述略嫌过分。此是其一。
其二、魏源确认《毛诗序》出于东汉卫宏之手。
关于《毛诗》大、小《序》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有过简要的论述：
《诗序》之说，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者者，郑言《诗谱》也。以为子夏所传诗，即今《毛诗》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受学曼卿作《诗序》者，《后汉书•儒林史》。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者，《隋书•经籍志》也。
在宋代，叶梦得、郑樵、程大昌、朱熹亦确认《毛序》与卫宏有关，明代的何楷、清代的姚际桓、崔述及魏源也力主范晔《后汉书》之说。
《诗古微•毛诗明义》说：”笙诗六篇，《传》云：有其义而亡其词。”而“后汉书始称卫宏‘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成伯屿因以今《序》首语、次语为别。然则今《序》首句与笙诗一例者，毛公师授之义，其下推衍附益者，卫宏所作之序明矣。其失《毛》义十之五六，后人概信而概訾之，遂为经义蔀障，《毛》之赘瘤而不可去。
“笙诗”指《小雅》中有乐而无词者数首如：“《由庚》，万物得其道也。”“《崇丘》，万物得高大也。”均由二语组成，这是早期《毛序》表达的一种模式，另一种《毛序》的表达模式，如《毛诗•采绿序》：“刺怨旷也。幽王之时，多怨旷者也。”魏源认为：“或是今“序”首句之后，或是与笙诗表述一例者之后，均为卫宏推衍附益之辞，卫宏增益之辞并不完全符合早期《毛序》作者的原意，失去原意的均佔“十之五六”。故魏源对卫宏所增益之辞，称之为《续序》、并攻击甚力。
魏源之所以认可卫宏《续序》的存在，是范晔的《后汉书》说得很明白：卫宏的《毛诗序》“至今传于世”，说明范晔是亲眼看到过卫宏所撰的《毛诗序》的，因而这是事实的叙述，不是推测之辞。但卫宏只是《毛诗》学派的承传者，而并非是创始者，所以魏源肯定今《序》的首句，是《毛序》的早期作者的授义，而首句之后，或二语之后的增益之辞，则是卫宏所作的“续序”。这是一种符合情理的推测，从事出有因的角度看，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就这样“一刀切”，证据方面就显得不那么确凿。魏源之所以确认卫宏之撰《续序》，理由是早期的《毛序》作者不可能看到晚出的《史记》，但今本《毛序》中却有若干比附《史记》证据，所以他断言说：《续序》不过因《史记》有《卫》、《郑》、《齐》、《晋》、《秦》、《陈》、《曹》世家，故各择恶谥附会之。至《魏》、《桧》无世家者，则但仍《毛》为刺其君、其大夫，而不能凿以何人矣。
在《诗古微•毛诗明义》中，魏源指出：“《齐风•鸡鸣》首篇为哀公”原因，是哀公为恶谥，且《齐世家》言及“周烹哀公”。观《毛诗•鸡鸣序》：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毛序》首句之后三句为卫宏之《续序》，指名哀公，取自《史记•齐世家》，确属事出有因。又如《卫风•氓》，《毛序》说：“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氓》本属弃妇自怨之诗，而《续序》归之于卫宣公，因《卫世家》言卫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悦)而自取之”，记载甚详。所以魏源说：“《氓》为卫宣公”，”《毛》无明文。”其说亦能言之成理。
至于“《魏》、《桧》无世家者”相反的例证，魏源本于郑樵《诗辩妄》之说：“诸《风》皆有指言当代之某君者，惟《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国《史记》世家、年表、书传不见有所说，故二风无指言者，若《序》是春秋前人作，岂得无所一言”?
以上正、反两方面的论证，证据相当充分、卫宏作《续序》参证《史记》痕迹明显，因果明确故魏源论卫宏作《续序》之说，基本可以成立。当然魏源此说略嫌说得过“死”，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朱熹之说可能更中肯一些。其《朱子语类为八十》说：《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坏了。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俞说俞疏。”毕竟是大家眼力，既肯定了《毛序》必有卫宏参与，又不致于说得过于死板，很符合《毛诗》学派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流程之说，卫宏只是这个流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而不是全部。我们现在看到的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得知《齐》、《鲁》、《韩》三家都有一个开端，发展演变的长期过程，从西汉初期到东汉晚期，逐渐形成了三家各自的特色与体系，《毛诗》学派从开创到东汉晚期自成体系，当然也有一个发展演变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按照朱熹的说法，很可能是“两三手合成一序”，而其中卫宏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魏源的《诗古微》在这方面，他作了认真的而较为深人的探讨，对《毛诗》学派形成的各种因素作了有益的探讨，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其三、《毛诗》与三家诗的差别之一是：《毛诗》学派几乎只是从政治道德的观点来看待《诗经》，而三家诗学派则有时还涉及一些民俗学、历史文化背景的问题。魏源对此有相当深入的认识，故《诗古微•三家通义》说：《溱洧》之诗，《毛》但刺风俗淫乱，《薛君章句》则实之云：“郑俗，三月上已，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祓除不样。故诗人愿与所悦者俱往焉。言三月桃花水下，方盛流洹洹然，众士子女执兰而拔除。芍药、离草。言将离而赠此章也。(《御览》、《释文》、《后汉书注》。)《陈风》诸诗，《毛》但谓君好游荡，男女亟会歌舞。而《齐》、《鲁》诗，则专指巫觋。故匡衡疏云：“陈夫人好巫，而国多淫祀。班固《地理志》云：“武王封胡公于陈，妻以元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有太姬歌舞遗风。”王符《潛夫论》亦引“不绩其麻”之诗，以为休其蚕绩，起学巫觋，鼓舞事神之证。岂非译《毛》未译之事乎?
魏源不仅鲜明地展示了三家诗重视民俗，历史文化的特色，而且能进一步通过《诗经》的具体作品，加以融会贯通。《诗古微•周南答问》云：《三百篇》言“取妻”者，皆以“折薪”起兴，古者嫁娶必以炬为烛。故《南山》之“析薪”、《车●》之“析柞”，《绸缪》之“束薪”，《豳风》之“伐柯”、皆与此“错薪”、“刘楚”同兴。秣马、秣驹，即昏礼迎御轮之礼。
对照《豳风•伐柯》之一章：
伐柯如何?匪斧不得。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与”取妻”相对应，可证在诗经时代、“伐柯”、“析薪”、“析柞”、“刘楚”，都是取妻的象征，原由是：“古者嫁娶必以炬为烛”。与之相应的是古人取妻，男子必须驾马迎亲，故“秣马”、“秣驹”，即以料喂饱牲口，又成为驾马迎亲的代名词。这些取妻、驾马迎亲的习用套语的产生与正确理解是《诗经》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以《周南•汉广》为例说明：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翘翘错薪，言刈其萎。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韩诗》：“《汉广》，说人也。”“说”者，悦也。因喜悦那位“游女”而表示迎娶之愿。清人方玉润不了解《汉广》有关习用套语的特殊含义，而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江干(边)樵唱”，其《诗经原始》说：“此诗即为刈楚，刈萎而作，所谓樵唱是也。近世楚、奥、滇、黔间，樵子入山，多唱山讴，响应林谷，劳者善歌，所以忘劳者。”
按：棌樵自当在山林之间，而不在大江之边，方玉润自称为“江干樵唱”，而下文说：“樵子入山”、“响应林谷”，岂非自相矛盾?又上言“刈楚”、下言“秣鸟”，是否是樵夫意欲喂马而驱马驮柴而归?若“刈楚”为棌樵，则“秣马”便不可理喻。但《诗经鉴赏集》中袁行霈先生的《(周南•汉广)赏析一文却还沿着方玉润的思路说：”此诗是一个樵夫所唱，他热恋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在汉水之滨砍柴的时候，浩渺的水势触动了他的情怀，遂唱出这去绝妙的诗歌。”请问这位樵夫入山之后，当其樵唱“响应林谷”之际，他又怎能在汉水那浩渺的水势中看到他热恋着的游女?当那樵夫正在砍柴的时候，他怎么又无端地想起了用草料来喂马?总之，“刈楚”与“秣马”都是与“说(悦)人”紧密相关的，只能从取妻与驾马迎亲的角度去思考，《汉广》这首诗才能得到合理而确切的理解。习用套语是正确理解《诗经》诗歌的密码，清代学者魏源已经正确无误地解开了相关的密码，而我们今天的赏析者还沿着望文生义的感觉走，这能叫作与时俱进吗?
在现代诗经研究的学者中，我最钦佩的是闻一多先生，特别是对《诗经》爱情的诗歌，他有独特而深入的研究，他尤具善于通过同类诗歌比兴手法的研究，揭示诗歌的内含意蕴。如他对《小弁》等诗的分析便是明证。我有意识地学习闻先生的方法，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闻一多》“《小弁》为弃妇诗”补证》，另一篇是《(小雅•白华》新探》。
《(白华)新探》一文写于1986年，后又选载于《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一书。
《白华》诗有四种说法：一、周人刺幽王废申后说;二、申后刺幽王说;三、思妇诗说;四、失恋诗说。我选择了申后刺幽王说。
论述的重点是：
一章“白华管兮，白茅束兮”四句。
二章“英英白云，露彼菅茅”四句。
三章“彪池北流，浸彼稻田”二句。
四章“樵彼桑薪、印烘于煁”二句。
五章“鼓钟于宫，声闻于外”二句。
六章“有鹜在梁，有鹤在林”二句。
七章“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二句。
八章“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二句。
近来，读魏源《诗古微•中篇之云》，发现他早已有简明而全面的论述，兹录原文如下：
问：“《白华》之诗，比兴错起，于义何居?
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志烦则词不得不烦，志迂则词不得不曲。言之不足，故长言之;一喻之不足，故比类连喻之。申后之于幽王，固已沟水矣。然其词怒而不怨，若终犹有望者。故仰瞻天路，俯察人情，在草愿有菅，比茅束之缠绵;在野愿为茅，承白云之余泽;在田愿为稻，沾北流之微浸;在薪愿为桑，作烹饪之资籍。听钟声以留心，叹有感而必应;睹斯鹙而得饱，惮兹鹤之在林;见鸳鸯而戢翼，悲之子之无恒。于时耿耿不寐，众念徘徊。我固不足爱兮，抑何子之自卑?不见夫履石兮，奚怨俾我之独底?其言有文，其声有哀，幸君之一寝，俗之一改也。王庶几改之，予曰望之。故《小雅》之悱怨，与《离骚》之往复，皆不知情之生文，文之生情也。
题旨的选择，论述的要点完全一致。对此，我有如下几点感受。一、不谋而合，说明自己尚有一定的眼力;二、20世纪80年代听写的论文，仍停留在清代学者的水准上，不能不感惭愧;三、历代诗经研究可借鉴的卓见妙识不少，应加以发掘宣扬。四、闻一多先生是先行者，但更早的先行者就是魏源先生。
其四、魏源《诗古微》的精微之见。
自古以来，历来著名的诗经学者，如司马迁、焦延寿、班固、郑玄、孔颖达、欧阳修、朱熹等总有些不同凡响的见解，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魏源亦然，兹分数点，论述如下：
(一、)《毛诗》认为《周南》、《召南》作于文王之世，固有《左传》季札观乐“始基之矣”的评论，故流传甚广。魏源不同意这种看法，《诗古微》中有三点意见值得重视：
1、《诗古微》247页说：“然《关睢》“在诃之洲”，即非岐周。”这是从地域上判断的，岐，指今陕西岐山县，当时文王所居岐山之地，离黄河尚远。故“在河之洲”的诗句，可证与文王无涉。语虽简短，但论据确凿。
2、《诗古微》416页引西汉焦延寿《易林》云：“玄黄摧颓，行者疲劳。役夫憔悴，逾时不归。”亦以后章指大夫行役之事，明为室家怀人之词，于文王后妃不合也。”
按：焦氏《易林》对《卷耳》的解释，是古人对《卷耳》一诗最早最正确的理解，后经明代学者的确认与宣扬，至现当代基本上已成定论。该诗确实与文王后妃无涉，不能成为文王时所作的证据。魏源选择颇有眼力，论断准确。
《诗古微》427页，魏源说：《麟之趾•序》：《关睢》之应也。《关睢》之化，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诗古微•周南答问》曰：《毛诗•麟趾》“衰世”《序》与三家诗《关睢》“刺”时之《序》同，同一义理。盖卫宏之旁取《鲁》、《韩》者也。
按：魏源能在古文经学的《毛序》中，敏锐地发现“衰世”二字，并以之与三家诗《关睢》的“刺”时之《序》作比较，认为属“同一义理，并进而推证，当为卫宏旁取《鲁》、《韩》诗说而增益之辞。可谓洞察精细，批驳有力。”
(二、)《诗古微•中篇之三》载经济与诗歌之关系。录原文如下：
问：郑、卫皆以弱小介强大之间，一迫于秋，一迫于伯，民岁受兵，而风俗淫佚甲诸国者何?
曰：三何为天下之都会，卫都河内，郑都河南，……河山之会，商旅之所走集也。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盛则声色辏。……古时河北之妹邦、邯郸，河南之溱、洧、曹、濮，其声色薮泽手?……《邶》《鄘》,《卫》诗，亦皆作于河北故墟未经狄乱以前全盛之时期。自东徙渡河后，文公大布革车，元复妹邦流风余韵。郑则汉楚以后阳京索间，久为战场。及隋开汴河以后，舟车皆集大梁，佳丽甲天下，而溱、洧间榛狉旷莽，无复美人香草之风，岂非货贿去而声色随之，地运迁变使然哉?春秋之郑、卫、亦犹后世之吴、越，人物美秀而文、文采风流、照映诸国。
这一段论述非常精彩，郑、卫之音与郑、卫之诗，以音乐动听、情诗众多而著称，形成这种诗乐较为独特的原因，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也有地域风俗等原因，但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兴盛与诗歌音乐偏向于“声色”发展，确有其一定内在的联系。魏源的这种把经济与诗歌风气连结起来的想法，应该说在古代诗经学者中是不多见的，他的这种思想、部分原因是受到《史记•货殖列传》的影响，同时也是他对历代兴亡盛衰历史沧桑中得到的一些启示，应该说他的这种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俱有相当的先进性。我在80年代初期写过一篇“试论<郑风>的情歌”时，就曾自觉地把魏源“商旅集—货财盛—声色辏”这一思想，用之于《郑风》情歌特色的分析，大体还是成功的。这篇论文曾得到《文学评论》编辑部的肯定，并发表于《文字评论》。故魏源的这一思想，我的感受是较为深刻的。
(三、)魏源《诗古微》对郑玄“其诗不能复雅”与所谓以风贬周的驳斥。
在《王风》的问题上，郑玄曾经说过两段议论，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
①《黍离》之《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王成，谓之东周，幽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
②郑玄《毛诗谱》云：“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为王国之变风。”
郑玄以上说法影响很为深远，以致现当代不少著名诗经学者都沿用此说。如程俊英教授《诗经译注》说：“‘王’即王都的简称。平王东迁洛邑，周室衰微，无力驾驭诸侯，其地位等于列国，所以称为‘王风’。”陈子展教授《诗经直解》亦说：“是东周王城诗即称《王风》，以风贬周也。”
而魏源对郑玄之说颇不以为然，其《诗古微》分三点驳斥如下：
①‘平王之罪，不甚于幽、历、幽、厉有《雅》，而平王不得列于《雅》乎?’(260—261页)
②“夫以《王风》为贬王，……则《南》、《豳》各《风》亦可谓贬周乎?是知《风》系于民，虽西周不得列之为《雅》;(雅》作于朝，《颂》作于庙，虽东迁不得降之为《风》。”(262页)
③“谓东周无《雅》”，则《大雅》卫武《抑篇》作于暮年平王之世;《小雅•都人士》，岂非东迁之什?而《苕之华》至《何草不黄》，其词与《王风》一例，曾谓东周士大夫并此而不能为乎?”(160页)
按：《雅》诗与《风》诗，非以时代划分，也不因君王贤明与不肖划分，故郑玄认为自东周平王始“不能复雅”之说无据;故郑玄认为《王风》之称，含有以《风》贬王或以《风》贬周之说亦无据。魏源又举出东周二三十年之后，卫武公所作之《抑》篇仍属《大雅》之事实，批驳东周平王之后“不能复雅”之说，可谓铁证如山。魏源从理论与事实两个方面否定了郑玄臆侧之论，对正确认识诗经研究相关问题是有贡献的。
魏源《诗古微》有关《诗经》研究的真知灼见甚多，限于篇幅，不可能作更多的介绍论述。仅就上述四个方面，聊陈已见，还望识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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