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学术思想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今文经学迅速崛起，公羊学因之复盛。这时期的边疆史地学者，如龚自珍、魏源、姚莹等人，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他们清理、总结传统学术，深入阐发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并与社会现实结合研究，开创了新的学术风气。边疆史地研究的主导精神正是要求学术研究有裨于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可以说，对传统学术的利用和改造是形成他们学术特征的重要来源，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又是他们致力于边疆史地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

对于龚自珍的学术，其挚友魏源曾有精辟的评论:“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书以六书小学为人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厓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精通公羊学，擅长西北史地，反映了龚氏学术的主要特征。这一具有时代特色的学术是他对社会的深刻透视和对历史发展的观察形成的。

第一，龚自珍认为学术与政治密切联系、相互影响。他指出道和学、治，本为一体，说:“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龚自珍对古今学术流变作了分析，指出周代之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周代以后，政治与学术虽然分离。但学术经世精神依存。逮嘉道年间，士大夫严重脱离现实生活，“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以致“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此时，学术与政治完全脱节。龚自珍阐述学术发展史，意在恢复研究学术的经世精神。

第二，龚自珍对汉代的春秋公羊学进行了改造和批判。他评价刘向功过时，指出:“刘向有大功，有大罪，功在《七略》，罪在《五行传》。”批评了刘向《洪范五行传》的谶纬迷信思想，反对用今文经学对人间灾异作穿凿附会解释。龚氏明确表示“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甚至提出“摧烧汉朝文士之谬说”的口号。龚自珍虽然服膺今文经学，但实际上他与汉代董仲舒诸人已相去甚远，既反对“至竟虫鱼了一生”的汉学，又摒弃用灾异附会人事的公羊学说，而是发扬公羊学说关注现实的特点，或直接批判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腐败的吏治，或以之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将公羊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龚自珍颇为推崇学术兼采之风。他在总结了阮元在训诂、校勘、目录、典制、史学、金石、数术、文章、性道、掌故诸方面的成就之后评价说:“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从中可以明显看出龚自珍对汉、宋之学的取舍态度。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进一步发挥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突出“史”之地位和“经世致用”功能。他指出:“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认为《易》、《书》、《春秋》等，都是“卜筮”、“记言”、“记动”之史，从而将今文经学家眼中涂有神秘色彩的诸经，还原为社会历史的记载。在此基础上，龚自珍提出“史以明道”的史学宗旨，他说:“出乎史，人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坚决否定经的神圣性，由尊经走向尊史，再由尊史走向尊道。针对乾隆以来“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绌”的流俗之见，龚自珍力倡“尊史”说，强调史学的重要性。他称:“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龚自珍认为史学乃关系国家治乱盛衰之学。他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还认为史学的作用是“忧天下”、“探世变”。他指出:“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探世变也，圣之至也。”龚自珍要求“史”与“道”互相统一，史学撰述必须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也是他致力于边疆史地学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

魏源与龚自珍两人同为嘉道时期的今文经学健将，对于学术思潮变迁的认识和所处时代的看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龚氏学术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魏源的学术则较为温和。对于传统学术的利用和改造。魏源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阐发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以之作为学术和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为此，魏源撰有《公羊春秋论》(上、下)、《董子春秋发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等著作。针对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答问”中贬低公羊学的议论，《公羊春秋论》给予了有力的辩驳。此外，《公羊春秋论》批评了孔广森混淆公羊家法和其《公羊通义》的自相矛盾之处，强调必须遵从董仲舒、何休有关“《春秋》立百王之法”和三世说的论述。钱大昕为朴学大师，孔广森是治公羊的学者，魏源对两人歪曲今文学家法的驳正，达到了正面树立的目的，即公羊学应该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性和倡导变革的理论体系。魏源还著有《诗古微》、《书古微》今文学专书，试图发掘西汉今文学家的经学深义。他阐述《诗古微》宗旨曰:“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义。补苴其罅漏，张黄其幽渺，以豁《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他称慕董仲舒为“抉经之心，执圣之权，昌天下之道者”。可见，魏源的今文学著作，在于力图恢复自西汉以后已经湮没无闻或晦涩难解的“古代微言大义”，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之要求，并且说明学术及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二，力倡“经世致用”之学，注重研究现实社会问题。魏源曾究心音韵、训诂，撰有《说文拟雅》、《说文转注释例》等著作，其治学路径是由小学而治经，因此他深悉汉学之堂奥。然而他反对沉迷于故纸堆中，对乾嘉以来盛行的烦琐考证学风深为不满。他说:“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苏州惠氏、江氏，常州庄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鈲析，视国初昆山、常熟三顾，及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魏源认为惠栋、段玉裁、二王(王念孙、王引之)、戴震等经学、小学大师的学问于事无补，造成的结果使得学问与政事殊然二途。魏源称考据末流为“浮藻饾饤”，又讥评空谈心性的理学为“空虚之学”。他说“托玄虚之理”的理学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魏源认为建立在“制事”基础上的“经”必须与社会现实相联系，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准则。他说：“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魏源一改俗儒视“道”为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陈腐观念，强调“道”、“用”结合，所谓“道”必须体现于民生日用的实事之中:“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魏源认为治与学为一，治学当施之于政事，致用则应以致富强为矢的。他指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圣人述《易》、制贡赋、作《洪范》，“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对于传统学术，魏源提出:“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制太平，以《禹贡》行河流，以三百五篇当谏书。”“通经致用”思想成为他从事边疆史地研究，撰述史著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三，魏源非常强调历史研究，尤其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今必本乎古……然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又说:“时务莫切于当代，万事莫备于六官……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而当时的一批士大夫却“不讨掌故”，不知当代历史。如嘉庆以后，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国家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在于乾隆年间用兵新疆，耗尽国库积蓄。魏源用实例证明这种观点的错误，并正确地分析国家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河工、海禁、名粮、宗禄”四方面。同样，魏源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他说:“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道光洋艘征抚记》、《圣武记》即是他愤于时事和汲取当代史经验教训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学术成果。

三

姚莹在学术上多尊程朱理学，但并不流于空腐，而是讲求通经致用，敦崇经世之学。姚莹归纳“为学之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与传统学术追求“义理、考据、辞章”不同的是，姚莹强调学术经世，突出“经济”、“多闻”，试图给当时的学术注入一些活力。对于古今学术的发展变化及其传统学术向何处走诸问题，姚莹作了思考和分析。

第一，姚莹通过对比，指出后世学术已失却古代经世之旨。他说:“古之学者不徒读书，日用事物出入周旋之地皆所切究，其读书者将以正其身心、济其伦品而已。身心之正明其体，伦品之济达其用……后世学术分裂，纯杂多门……未有猥俗浅陋如近日科举之学者也。”“苟以新奇浮华为尚，士人读书惟知进取为事，不通大义，不法古人，风气一坏，如江河之决，不可复挽。有志于学者，纵不能塞其流，亦不当更逐其波也。”姚莹认为士人一味追求科举功名是造成学风败坏的原因之一，他意识到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其社会因素，士人纵然不能堵其源流，应该做到的是切不可推波助澜。

第二，姚莹认为乾嘉以来理学不兴是造成学术败坏的又一重要原因。他说:“窃叹海内学术之敝久矣!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颂宋、元、明以来儒者，相与诽笑。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辄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讪宋儒诸公之过哉!”姚莹注意到“风俗人心日坏”是造成社会败坏的重要原因，他明确指出“风俗系乎“人心”、“学术”。即是说，“风俗”、

“人心”、“学术”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作用。他说:“国家立法之始，原以正人心、厚风俗，使学者服孔氏之遗经，鉴往代之正史，旁逮天文、律历、诸子百家之言，皆习而通之，以底于用。”在姚莹看来，作为学术的“六经为人心世道有用之书，而非如周鼎商彝徒以古器争重于天下。其于圣贤垂训之微义，或有瘳乎?”面对世风衰替的现实，姚莹主张:“以礼法为门进，究六经之旨，日讲而月习之，以求去其薄人心、坏风俗者。”应该看到，姚莹企求以中兴理学来谋求学术的出路，非能算是良策，但是他要求改变烦琐考据学风，提倡学术须关心时务，为抵御外夷人侵而读书、治学，则反映了学术发展的趋向，也是他从事边疆史地研究、写出一系列边疆史地著作的思想动力。

综观这一时期有成就的边疆史地研究学者，他们的问学路径、学术倾向虽不尽一致，但大都具有学术兼采、经世致用的治学特色。大致说来，这些学者的学术倾向可分三类:一是力倡今文经学，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二是尊祟程朱理学，诸如姚莹、夏燮等人;三是精于乾嘉考据学，如张穆、何秋涛、俞正燮、徐松等。事实上，无论是今文经学、程朱理学，还是乾嘉考据学，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经世致用的工具。学术上不名一家，是他们的普遍特征;为学须有用于当世，是他们的共同宗旨。这些孜孜于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为使学术的发展适应形势需要，对传统学术作了扬弃，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适合时代精神的学术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