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血祭》、《野焚》和《黑雨》）是唐浩明的历史长篇小说，它第一次全面完整地、力图用全新的眼光来描绘中国近代史上在政治和文化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曾国藩。作者超越正统观念和较狭义的政治评价，站到文化的观点上，力求恢复曾国藩的本来历史面目，纠正以往的漫画成份，强调曾国藩乃是个人与时代错位的悲剧人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被认为是近代儒学的集大成者，被尊为“立功”、“立德”、“立言”的“三立完人”，对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都发生过影响。同时，他又被认为是个双料的刽子手，卖国贼。然而在《曾国藩》这部历史小说中，作者以历史的真实，详尽的事实，展现了曾国藩充满矛盾的悲剧性的一生。本文仅从曾国藩的文化性格，政治生涯，识人用人等几个方面作些析论。
1.曾国藩的文化性格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作为湖南人，他身上映射出楚湘文化的某些特质。“近现代史上，湖南是政治思想较发达的活跃地区之一，它与广东、四川等省分一样，被人们誉为近代中国造就政治家、思想家的摇篮”。除了具体的地理环境不论，湘省积久而成的独特的学术风气，渗透在他的观念和行为之中。这种学术风气最主要的特征是“务实”，受之影响的人物大都是“内圣外王”，或许正是这种务实求简，济世忧国的地域文化传统，不仅使湖南人才辈出，少学究而多实政，而且大都于学于政兼于一身。从王船山到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湘学士风的崇实精神从未间断。而杨昌济、毛泽东师徒二人对曾国藩推崇倍至，杨昌济自己长年研读《曾文正公全集》深受影响，并教导毛泽东以曾国藩为楷模。毛泽东的课堂记有关于曾文正家训“八本”和曾国藩推崇的圣哲圣贤画像32人的记载。毛泽东极端赞誉“文武全臣”的曾国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曾国藩身上延续的湘学崇实精神对毛泽东的影响。
曾国藩是儒家文化的继承者。他出身翰林，官居礼部右侍郎兼吏部左侍郎，有经邦济世的思想，志大才高。他早年跟唐鉴学程朱之学，对历代英雄人物神往，读书时就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梦想功成名就，入阁拜相，名垂青史，激励后世儒生。陈敷说他：“谨慎拘名节是其外表，其实他是一个渴望建非常之业，立非常之功，享非常之名的英雄豪杰式的人物，而不是那种规规然，恂恂然的腐儒庸吏”。曾国藩遍读历代兵书，喜读《孙子兵法》相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他赋诗明志“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诸葛”。正因为他深谙儒学，又深受儒学济世、功名思想的影响，所以形成了他典型的儒家文化心态：自始至终忠君，着重功名，兼济夫下。为了忠君，为了国家，他具有那种“打脱牙齿和血吞”的刚毅性格。在实践事业的过程中，他很自然地就以儒家文化为旗帜号召世人，或以儒家思想为他的行为规范。他的那篇《讨粤匪檄》，就是以卫道的旗帜来争取人心，激起儒生公愤的。儒家文化虽然是他的旗帜，然而也深刻反映了曾国藩作为一个儒生行事的心态。在办教案时，他不主张一味牺牲，所以借杀人，送银两平息了事态，尽管避免了战事，保卫了皇上皇后，自己却因此声名狼藉，以致今人犹不能理解。
曾国藩是儒家文化的传人。说他是个大儒，当然仅仅是指他文化性格的主要方面。其实他还兼容了黄老思想。蒋市街碧云观里的陈敷第二次见到他，授之以《道德经》。这《道德经》貌似出世，其实入世，只不过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法。老子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各王者，以其善下之”。这是当年劝曾国藩出山的陈敷教给曾国藩的竞争之术。陈敷是让他“明用程朱之名分，杂用黄老之柔弱”。此后的曾国藩确实较前期的雷厉风行，有所不同，而是更加谨慎的处世为人。曾国藩曾告诉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离不夯四句话：“言忠行，行笃敬，会防不会剿，先疏后亲”。他不主张借洋人之力，去收复城池，所以他要求季鸿章到上海后，在用洋人的军事力量时要有个原则，即用之守上海可以，但用洋人帮助收复其他城池则不行。他要李鸿章用诚信之心与洋人相处，只用其力保上海，刚开始不宜和他们亲密，以防他们卑视，待我们打出威风后，洋人自然会靠拢我们。这时的曾国藩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黄老的迂回谨慎为其方式，来最终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可谓是“含刚强于柔弱之中”，“含雄奇于淡远之中”。
因此，曾国藩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相渗透的人物，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者互补渗透，形成了他特有的文化心态。
2．曾国藩的政治生涯 由于曾国藩的处世行为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他有建树功名，振兴家族，报效国家的愿望，所以，在他的生命中跳动的是坚韧、刚毅。同时在他运筹帷幄时，又交织着矛盾和痛苦。冯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曾国藩也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前期的儒道互济、政治、仕途顺利，虽有痛苦，却可以勉强心理平衡；一次是后期尤其是办教案名毁津门后的内心深沉的孤独、痛楚和压抑。尽管作者并不隐讳曾国藩虚伪、凶狠，狡诈的一面，但他确实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他残酷镇压“长毛”，杀秀才林明光，对金松龄也不放过。况且金的父亲救过自己的母亲，但他觉得书生带兵，最怕的是缺乏勇气，最可恨的是金松龄答应了罗泽南共同行事，可是他却见败不救，反而撤离战场，所以决定借他的头似正湘军的军法和威严。当得知他有恩自己的母亲时，曾国藩心里犹豫，充满矛盾，且生出敬意来。但是当着全体官勇的面，他不能循私情，为了威信的树立，军纪的整肃，为了湘勇今后的战斗力，他从大局出发，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决定借金的头颅号令三军。之后召见金的弗弟金龟龄挑选二十名团丁，护送灵柩回乡，又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四百银子来代给金松龄的母亲，以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减轻自己的痛苦。平“长毛”之后，朝廷因他是汉人，又有很强大的势力，对他有疑心，加上营中兵士因欠饷闹事。他决定自剪羽翼，使朝廷对他放心，但裁撤湘军又很困难。于是蓄意拿从太平军投降过来的韦俊开刀，以示违命不从的人。曾国藩的这个绝招表面上是不讲信誉和极其残酷的，但是也伴随着身不由己的苦处。正如后来他向康福说的“自己是身不由己的任别人摆布的黑白之子（棋子）”，这个别人不是皇上，不是高级统帅，而是冥冥上苍。曾国藩也曾对李鸿章说：“时势把我们绑到了一起，塞进了一条船中”。我们想，这也许就是人们永远无法任意支配和主观趋动的历史辩证法。曾国藩说自己一生做了许多身不由己的事，还有许多事想做又不能做到，使他痛心。他的墨絰出山也好，北上平捻也好，都不是他主动地选择，不是他选择时势，而是时势在选择他。他就好比是一枚棋子“被人放到这里。或放到那里，自己竟然都做不得主。”尽管如此，这个功名累累，位至正一品的三军统帅，在官场，乃至大清朝中，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响当当的人物。
如果说这时的曾国藩是一个大红大紫的人物的话，那么天津教案则是他悲剧命运的起点。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他的角色发生了转换，使得一向信誉很好的曾国藩跌入了黑暗的深渊。他的身心从此走了下坡路，伴随着他的是郁郁的心病，是精神上、心灵上巨大的痛苦。“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种心灵深处的悔恨所造成的痛苦，要比劳累给人的伤害强过百倍。”曾国藩在接到办案的上谕后，他并不感到意外，作为直隶总督虽然感到此事有千难万难，却也觉得责无旁贷。他明白“此事关系太大了，处理得好不好，都直接牵联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忠臣遇到国家危难之事，即使重病在床，也要力疾受命；当年林文忠公就是这样死在前赴广西的路上，赢得了千古忠贤的美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悲壮的诗句在他的脑子里浮起，他决心向林则徐学习：力疾受命，这是他的初衷，是一腔眷眷韵报国之情，是一个忠君儒者从大局利益出发作出的决定。
曾国藩主观上觉得洋人是可恨的，讨厌他们的教会，他们掠夺中国的财富，还要迷惑中国人的良心，他也很想按清议借此机会将洋人统统赶出去，但是他却要奉皇上太后之命代表中国人低声下气赔不是，还要修复百姓怒火焚烧的教堂，用隆重的礼节去安葬枪杀中国人的凶手，拿几十万的白银去抚恤洋人，还要杀中国百姓的头去平息洋人的忿怨。他知道他的功勋再大，地位再高，他的举动也是违背民怨的，是损国格坠君威的，他会成为千夫所指的汉奸卖国贼而遗臭万年。想到这些，曾国藩痛苦不能自己，只叹自己命苦，不料老来遭此大难。他决定“兵端不能自我而开”，他别无选择，只有委曲求全，办了津案。可是“正当曾国藩庆幸国家和百姓免除了一场深重的灾难的时候，他自己却坠入了人生耻辱的深渊，不仅使他生前痛恨莫及，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不能得到历史的谅解。”也正是从这个时候，他个人的命运以悲剧的形式开始。我们看到了时代给他的重压。曾国藩办教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京师和各大城市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四起；国子监热血青年用刀刮去会馆楹柱上的亲笔联语；湖南会馆他写的匾被砸得粉碎；对曾国藩有至关重要影响的左宗棠也愤愤不平，来信以激烈的态度，尖锐的言辞，指责他办津案的错误，说：“索赔似可通融，索命则不能轻允，惩办地方官员亦非明智之举……”；在湖南设帐讲学，弟子众多，俨然有一代宗师之称的王闿运，也来信责问：“何以表率于臣士，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类似这样的信“犹如一支支利箭一齐向他的心窝射来。”他开始悔恨自己，更恨崇厚事事图悦洋人，将他推到了这国人唾骂的悲惨境地。他有口难辩，千夫所指。眩晕之病复发，左目昏花。从此，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使这位官居一品，封侯拜相的湘军元老身心受到巨大的打击和摧残。这个时候，没有人给他安慰，更没有人理解他。直到他晚年，病入膏肓之际，左宗棠来了一封信。在曾国藩看来，当时左宗棠的话代表着整个誉论界，左宗棠的那种态度就等于在政治上、事业上否定了他。而这一次来信却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委婉地表明了对曾国藩处理津案的肯定。曾国藩看信后顿生感激之情，赞叹：“左季高是个真君子！”“左宗棠的这封信远胜曾夫人的祈祷和名医的诊治，曾国藩仿佛痊愈，精神又重新兴旺起来。”这信给曾国藩心灵上的安慰，的确说明了津案对曾国藩后半生的重压之深。曾国藩在民族生存的紧迫形势敦促下，仓促地选择了委曲求全，却招致了一百多年来历史对他的不谅解，不能不说是个大悲剧，是个人与时代错位的悲剧。如果没有“长毛”造反，没有洋人入侵，他也无须办团练，创湘军，办教案，凭他的地位，他可以做主考官，修史书，以文扬名天下。然而时势造就人，也选择人，处在那样的时代环境里，他确实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曾国藩》一书，恢复了曾国藩的庐山真面目，纠正了以往对曾国藩的某些漫画成份。我们看到他的功名济世是真实的，他的刚毅果敢是真实的，他的虚伪、残酷、狡诈也是真实的，他的矛盾、痛苦、身不由己也是真实的。如此一来，我们才更深更全面地理解了历史，也理解了曾国藩的文化性格，人格矛盾和他与时代错位的悲剧命运。
3．曾国藩的识人用人 他识人用人的原则，那就是德才兼备者好，不可兼得时，宁可用才低点而德好的。还认为人凡中等之才通过鼓励，可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会成为朽庸。对犯了错误的部属也很尊重：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由于他胸襟开阔，用之任之，不疑不猜，所以他的周围总有很多人才。曾国藩一生很注意网落人才，他前期靠的是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后期靠的是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左宗棠、李鸿章等。他之所以建非常之业，和他善用人是分不开的。正如作者所说：“二十年来，之所以成就一番事业，一是对皇上的忠心，二是靠别人的襄勋，倘若没有众多杰出的军事人才的辅佐，他一介文弱书生，凭什么建武功名世？他深知识人用人是一切才能中的最大才能”，所以左宗棠对他的评价是“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且表示“自愧不如”。
曾国藩曾经想以两江作为基地，造成一好风气，推广到全国去，将整个国家治为一个风俗谆厚，人心端正，四海升平，文明昌盛的社会。听说两江总督思贤若渴，爱才如命，一时间，文人武夫纷纷而来到。武夫当面考核或叫将官测试，文人来，不管多忙，一律亲自接见，与之谈心，发现了不少可用之才。
同时，曾国藩还开明大度地接受西方科学技术，重用容闳，傅兰雅等办洋务，强盛中国，并选送儿童出国接受西方教育，“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都是富有开拓性和划时代的创举。
曾国藩在实践他的事业的过程中，能很清醒地识人用人，“他深知天下之大，必须会集各种人才，才能平天下兴国家，因此把发现人才，奖掖人才，重用人才作力自己的分内任务”。他从孟子的“君子有三乐”总结出自己的“三乐”，第一乐就是宏奖人才。对曾国藩的这种识人用人的胸怀和远见卓识，我们不能不感到钦佩。
总之，曾国藩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对他进行评价，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封建士大夫，官僚、政治家、军事家在维护即将灭亡的满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中起了任何人也难以替代的作用。《曾国藩》一书让我们看到，中国封建制度漫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于有曾国藩这样一些台柱式人物在支撑着这摇摇欲坠的封建大厦。所以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曾国藩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人常常是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不了解前因后果的条件下，被历史放置在只有一次性选择机会的难点上”，使人们永远无法任意支配和主观趋动，历史就是这样常常使人变得尴尬。曾国藩的个人与时代错位的悲剧命运，大概也是因为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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