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小说家唐浩明以“人”的观点再现曾国藩，用文化衣钵剖析曾国藩十分丰蕴、有着巨大可垦性的一生。以儒家思想为端点，将曾国藩置于“为酬君恩”、“为兴家族”、“徐图自强”的三维坐标中，通过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的撞击，对曾国藩进行了一次全新的认识和评价。此外，本文还就唐浩明小说采撷众多的分切小镜头，在复杂矛盾冲突中突出文化与人的制约关系，以及细节刻画、个性渲染等艺术表现手法作了评析。
题引：把历史从当代思想的对立物变成当代思想的有机构成，历史不是自我批判的对象，而是自我成长的过程。”
——摘自兰爱国《“历史情结”：后殖民话语的“传统”悖论》
曾国藩作为一名政治家，众人对此颇多争议，但历史毕竟已有了严肃而公正的评价。而他作为一个颇有深度的历史学者，在一个多世纪后的我们看来，其身上蕴藏着丰富且有巨大可垦性的内容。历史学家唐浩明正是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在熟稔了清末历史的全部脉络后，迅疾地用文学的锋芒突破一个个既定却不免过于单纯的层面，向更纵深处探索，从而为我们成功地再现厂历史与文化的曾国藩——作为“这一个”的曾国藩。这是唐浩明的创举，也是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一个崭新里程。
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是一个极其复杂、凝集着众多矛盾冲突的人物，要剖析他和他所历经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也就是要把握这部小说的“心脏”，又不蹈人对已盖棺定论的人、事的重复，那就必须重新寻找贯穿这个人物一生的线索。这个过程是审视历史的过程，是绕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横向排列的固定视线，对它们进行纵向切人的过程。通览《曾国藩》，我们感觉到这条线索是确实存在的。与其说曾国藩是当时各种矛盾的焦点人物，勿宁说是各种文化之间和文化自身矛盾冲突的典型。站在当今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人有必要用文化的犀利眼光，去透视历史的深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朝代更迭，风云人物毕竟是短暫的，唯有深层的文化精髓一代一代地沉淀下来，越积越厚，形成了一个民族独有的精神和民族遗传基因的密码。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所有本土文化中最强大、最坚固的主动脉。从孔孟到程朱，它随着封建制度的兴衰起落而逐渐完备且权力化、制度化，它具有的现实意义就是宣扬封建秩序的合理性和遵循封建秩序的必要性。因此到了清朝，以儒学为外体、理学为内核的儒家文化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满族虽然是以新血统的侵入取得政权，但并未给当时的中国带来转机，它毫无选择地被庞大的儒家文化迅速吸收并同化。
儒学到清末，已逐渐形成一套完备的精神哲学，成为代表中国传统思想的一面旗帜。它对中华民族控制的结果就是使其长期处于封闭式的发展状态，就连从十六世纪开始的东西文化的微弱接触也被康熙帝下令禁止，原因是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敬天、祭祖、尊孔。1757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从此与世隔绝，加之前清厉行文字狱，结果又窒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本土上的这面旗帜依旧傲然独步华夏，雄视九州。可以说，无论是哪个阶级，哪个民族，一旦取得政权，就迅速拱手接过这面旗帜，使封建文化的香火代代相沿，生生不息。
正是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本，曾国藩由湘乡荷叶塘的一个普通农家子弟起家直到朝廷重臣。当他知晓道光帝看重德性修养，对义理之学偏爱而盛赞当时理学名士时，便更自觉地加强了对理学的捍卫与宣扬，很显然，投皇上之所好，以求博得重用，其功利性极强。可以说，儒学名教是他的护身符和得力王牌，是他安身立命的理论核心。
曾国藩在湘军对太平军作战前夕，发布《讨粤匪檄》，特别针对其“反儒毁佛”的行为，利用封建文人和相当一部分群众对孔丘、孟轲、关羽、岳飞等人及神佛、祖先的崇拜，大肆攻击太平天国，号召“读书识字者”、“血性男子”、“抱道君子”起来捍卫孔孟之道，维护封建伦常及清朝统治，这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极强的鼓动作用。《讨粤匪檄》是一张王牌，一面旗帜，表明这场战争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交锋，而且也是一场文化的激战。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不管怎样还是以失败告终，我们有必要循着阶级论的观点从思想文化方面继续深入探寻它失败的原因。
历史上的秦末起义、黄巾起义、元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等诸多农民运动都是以迷信、宗教为号召手段，不过是为了“师出有名”，再一次附和“名正言顺”的说法；况且他们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些迷信和宗教，实质上还是滋生在儒教这一强大根系间的“微生物”而已。太平天国运动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举着反抗封建统治的旗帜，反映了农民强烈要求温饱和平等的迫切愿望，但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则是它的理论武器。洪秀全借鉴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又结合中国古代大同理想，创立厂一种针对孔孟之学有革命意义的宗教“拜上帝教”。从这一点说，洪秀全完全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他领导的革命运动在理论上第一次以精神独立的姿态屹立在儒学的对立面，而且以坚决的革命手段对其进行毫不留情的摧毁。太平天国独尊上帝，排斥包括儒、佛、道在内的各种偶像，他们一路进军，焚孔庙，毁圣像，大力搜、焚四书五经，沉重打击了孔孟之道的权威，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文化根基。所以我们回顾历史时不应忘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首难之功。
当然，已根扎中华数千年的儒家文化，不是简单粗暴的破坏所能消灭的。对太平军的这种做法，当时大多数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和一般百姓，很容易引起恐惧和反感。因此，作为精神武器，它比之儒教显得过于单薄脆弱。“拜上帝教”在定都天京之后随着农民阶级弱点的逐渐暴露而发生可悲的质变，这在洪秀全的《幼学诗》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特别是充满封建糟粕的《天父诗》对妇女定出“十该打”的规矩，以及日益烦琐森严的等级区別，最终导致他们争权夺利内部分化而走向失败。可叹太乎天国的领袖们骨子里渗透着他们根本不可能摆脱的封建思想文化毒菌。这样，“拜上帝教”在它的创立者中诞生，又在它的信奉者中灭亡。它如一颗流星为黑暗的夜空留下一道美丽的银弧，旋而被吞没。
至此，可以说太平天国的失败不仅是曾国藩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胜利，而且也是儒家文化对西方思想的一次胜利。
在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时，唐浩明用众多小镜头的方式充分展示了曾国藩作为“这一个”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统观作品，我们看到主人公出山前后、定国治军、结友御敌、持家教子、整理文化的一系列行为与理论中无不浸透着儒学的精义。在1853年墨垤出山时，曾国藩以“为酬君恩为兴家族”为宗旨，但是当国家这个“大我”与家族这个“小我”发生利害冲突时，我们便可以通过曾国藩这个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人物，探寻到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在重大问题的裁决中，曾国藩的灵魂深处始终交织着“圣贤”与“禽兽”的搏战，他仁义而又残忍，坦诚而又虚伪，刚烈而又怯懦，忠贞而又自私，既是神圣而崇高的“中兴之臣”，功勋卓著；又是狡诈而卑鄙的政客，囿于忠于一家一姓之小节，遗忘了拯救国家百姓之大义。唐浩明在一系列激烈而复杂的矛盾冲突中，牢牢把握住历史、文化与人性的制约关系，写出了一个绝不能用单纯的歌颂或片面的批判来审视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不仅反映出孔孟学说以及正统观念的内在矛盾性，更表现了曾国藩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这种传统文化内部的矛盾冲突加剧了人物性格的悲剧性。在刻画曾国藩这个形象方面，唐浩明的多镜头展示法确实是成功的，象作品中曾国藩有若干次烧掉自己写的东西的细节，一次次渲染和丰富着他的谨小慎微的个性，这种方法，描写细腻，表述透彻，而且使凝聚起来的人物形象有着很强的质感。
唐浩明将曾国藩置于一个三维坐标中，一是“为酬君恩”，二是“为兴家族”，三是“徐图自强”。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着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十分痛心地看到了无可奈何地承认大清的末日已经来临，且无可挽回，“汉唐强国大邦的形象已在世界各国面前荡然无存了。之所以弄到这般地步，就是因为国势颓弱。”但在这清醒的痛苦面前，曾国藩没有选择激流勇退，功遂身退，解甲归田的道路，同时他所接受的儒学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也迫使他拾起历史的重负，在大厦将倾之时，他勇敢地直面这一切，不惜名毁津门。“中国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做到不受屈辱，平等相处，不只是靠道理的充足，关键在于国力的强盛。要徐图自强！”虽然历史无视他“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的悲凉呐喊而将他无情地钉上卖国贼的耻辱柱，但作为当今文化人，我们似乎还不能因此而轻易附和。“曲全邻好”是清政府的政策和目的，对曾国藩而言则是一个手段，因为他认识到“与洋人相争，不在一时一事的输赢，而在于长远的胜负。中国目前不如洋人，一旦开仗，只有失败。要靠‘打掉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发愤，徐图自强。”同是“曲全邻好”政策，曾国藩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重臣执行了它，但并不是终极目标，更不是为了苟且自安，他虽然没有留下林则徐那样的美名，但他们同样坚守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驱之”的原则，体现出了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安危为念、抛弃一己之私的博大胸襟，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士”文化中最优秀最潇洒的风骨和品质。
曾国藩终于苦涩地承认本土文化的贫弱。无论是作为统治者手中的权力、武器，还是作为奴化人民的道德教化工具，孔孟之儒学，程朱之理教都再无力为封建的国家肌体泵血。全封闭的循环系统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已走到历史的死胡同，迫使一部分官僚生发革新意识，一改“深闭固拒”的态度，倡导并发起了以强国富民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与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相比，他们是当时中国的新人，他们和近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出现一样，表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已经不可阻止地开始分化了。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并没有意识到这场历时三十多年的运动孕育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种子，他仍以捍卫名教为本，后半生致力于洋务运动“徐图自强”。在客观上，曾国藩作为封建文化的一支孽生力量，就象石达开拥兵出走一样，他领导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分解了封建正统而没落的文化阵营，从而完成了一次文化上的自我超越和再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补天派（抑或是早期改良派）的这种超越与再生，正是封建文化在历史的转型期、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光照耀下的抗争甚至扭曲，是更强烈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到来之前的炫目的历史之光的折射！
即便是如此，曾国藩仍没有也不可能自发地去拷问、反叛自己忠于的文化，而是竭力地扩大了这种文化的循环系统。他在对外派驻留学生问题上主张“十四到十七岁之间”，“既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又把华夏学问精华基本掌握了，是一个定了型的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在异域呆多久，他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大清臣民。”从这些语句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以国家以民族为念的政治家的耿耿情怀，一个虽不能超越历史却直面了历史的知识分子的深沉的思索和哀叹。
曾国藩常说的一句话是成事者“半由人力，半由天意”。这天意是什么呢？应该说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曾国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着对历史规律的不明确但颇敏锐的直觉顺应了天意，这一顺应终于使他未能完全成为那个王朝的殉道者，而成了徘徊在两个历史时代夹缝之间的一个不容易界定的模糊人。
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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