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不管是何人，如果想在学问上有所收获，有所成绩，那么就得讲究方法。曾国藩则为人们作出了榜样。他虽然自幼读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书，作的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学问，并且戎马十数载，留给后人的学术著作并不甚多，但他所创造的治学方法，即使在现在情况下，仍有可资借鉴的意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
一、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曾国藩治学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曾国藩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就看、读、写、作这四个方面的区别与联系作了较为详细而系统的阐述，“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池，开拓士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又说：“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在曾国藩看来，读书须力求理解，看书意在求迅速；理解以后可以专精一门，速度快然后可以广博。这就是说，做学问的人须首先选择几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熟读，理解其内容，然后再去涉猎群书，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拿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治学好像军队里的首长，先掌握着训练有素的若干部队，然后以这些人为主力，参用其他新练之兵才能攻城略池，无往而不胜。同样，曾国藩认为做学问的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内，如果熟读了几本代表性的著作，而又深刻理解了其中的主要内容，这样就可以看书迅速，并且容易理解。
应当指出的是，曾国藩特别强调：“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读，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又说：“温苏诗朗诵颇久，有声出金石之乐。因思古人文章所以与天地不敝者，实赖气以昌之，声以咏之。故读书不能求之声气二者之间，徒糟粕耳”。在曾国藩的心目中，看、读、写、作虽然四者缺一不可，胆首要的更重要的是突出一个“读”字。这个“读”字，不是今天笼统的读书之意，而是指读书时的声调、形态，所以读在四者之中谓之主骨。这种方法，显然是封建士子文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在今天看来，对于一个脚踏实地的学者来说，在初进治学门坎时，似乎值得提倡；即使是在学问上已经有所进展者，也有必要选择有关经典书籍进行有重点的朗读、熟读，并结合看、写（这里措摘抄）、作诸种方法去进行，或许会更有收益。
二、专精一业与专攻一学——曾国藩治学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曾国藩认为，读书做学问，在看、读、写、作这个初步方法的基础之上，还应该做到专精一业，专攻一学，所学才能升华，才能在近期内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成就。否则人生只有短暂数十春秋，要读的书浩如烟海，要研究的问题也各种各样，如不在广博的基础上专精一门，那么到死恐怕也会无所作为：“往者，……书籍之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他认为，在读书做学问的过程中，如果一个人漫无边地乱翻乱看，毫无系统，毫无目标，终究不会有精深的心得体会，终其一生都不会有所专长。应当指出的是，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专，即是要求人们精益求精，不要一知半解，或者滥而杂，并不是要求人们除一书之外，不阅他书，相反他常主张多看书，以避免知识面太窄而影响专深。这就是他具体阐述的，“专”包含了专艺和专心两层意思。“专艺”，就是专一经或专一史，或专攻其他任何一书，均称作为专，但必须研寻义理，考据名物的来龙去脉。亦即“经则专主一经，史则专熟一代”。他认为专字是读书的一个秘诀所在，因此除专艺之外，还要做到专心。即要拿出全部的精神，专花在一种书上。在强调做学问要有一个专字、耐字的同时，曾国藩针对一时记不下来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篇，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他以自己多年读书学习的心得体会，告诫其子弟：“凡求强记者，尚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若全无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安舒，或反能记一二处，亦末可知”。按照教育心理学原理解释，曾国藩这种学习方法就是所谓的理解记忆法。然而，曾氏又指出理解记忆法不能代替整个读书方法。因为，在一本代表性的著作中，存在着不少机械的语句。对于这些语句，是无法一下子用理解记忆法去套用的。那么，如何去对付它呢？这就是不必去若求强记，如求强记，就是有“好名之心”。只要从容涵泳，时时翻阅，持之以恒，就可以在日积月累之中慢慢地记住。与此同时，曾国藩还认为，要做到加深记忆理解的能力，还必须在读书的时候多做笔记，多写心得体会。既可加强记忆，理解书中趣味所在，又可为自己做学问创造先决条件，做些准备工作。他对其子曾纪泽说：“此科名之要道，亦即学问之捷径也”。然而，他不主张取单一方法，而是主张应根据各门不同学科以及各人的爱好和兴趣来进行：“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搞钞之法。若从本原论之，当以《尔雅》为分类之最右者”这种摘抄之法，是一种比较科学实用的方法，尤其是在科举时代，这种方法——分类笔录却是为文章词藻、为夺取科名的必要途径。
三、曾国藩的治学方法对近代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曾国藩的治学方法，首先影响到他的子弟。从120余万字的《曾国藩家书》中，清楚地看到，曾氏对于子弟在治学方法上的教导确实花费了巨大的心血。钱穆指出：“若论近代人论学，能有亲切的指点者，在前清有湘乡曾氏……在其家书家训中，有不少方法指点，虽若卑之无高论，却极亲切。如曾氏说：治学贵有恒，一本书必须从头到尾通体读。此语岂不只是老生常谈，似不成为一种学术专家之指示。其实读书若不能一书从头到心通体读，无论是讲科学方法也好，提倡本位文化也好，总之是空论，非实学”。侯王渝评论说，曾国藩以“涵泳”二字作为读书方法的一种，去教导他的子弟。这种方法的确有他的好处：“涵是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少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为学也是如此。适度不多也不少，如得鱼水之快的乐趣，才能成功”。紧接着，他又指出：“曾家不但儿子明理达人，连女儿媳妇都要做读书人。曾宝荪的祖母（曾纪泽的夫人）在文正公指导之下，研读大部头书”，并在学问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事实的确如钱、侯二氏所言，从曾国藩留下的家书中尤其是从《曾纪泽遗集》中可以看到，由于曾国藩对曾纪泽青少年时期的严格要求和循循诱导，曾纪泽坚持了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的基本治学方法，不论是诗文、奏摺，还是日记、书札，他都继承了其父的遗风。他不仅分门别类做到专精一业，专攻一学，有所收获，而且博与专结合，在各门学问上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他顺应时势的发展潮流，悉心了解学习西方文化，在外交方面显示了他众多的国际公法知识，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曾纪鸿作为曾国藩的另一个儿子，在其父的教导之下，专攻数学、天文，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普家孙子辈，曾孙辈，如曾约农、曾宝荪、曾昭伦等或是著名的文学家、或是著名的教育家、或是著名的科学家。这些都不能说不与曾国藩治学方法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的治学方法，对于清末民初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种影响在他的师友、弟子和幕僚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尤其是他的嫡传弟子李鸿章、薛福成、张裕钊、黎庶昌、吴汝纶等人皆一秉师承。李鸿章受知于曾国藩最早也最深，一生主要从军、从政，在学问上的成就不很突出，正如他自己所说：“鸿章本不文，从军羁官以来，废学益甚”。但他对于曾国藩的治学方法亦有所了解和掌握，曾告诫他的子弟说：“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能，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又说：“凡读书有难翻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吟，今日看几遍，明日看几遍，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己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读书“譬如饮食，但得一肴，适口充肠，正不求多品也”。这显然是对曾国藩“学贵有恒”和“专精一业，专攻一学”观点的复述和弘扬。其他如张、吴、薛、黎四大弟子，“皆亲从受业，守其师说，友教四方”他们通过多年苦读勤思勤作，尤其是讲究治学方法，终于成为清末较有成就的学者。
曾国藩死后，曾氏的治学方法仍被一些人肯定和沿用。如王先谦、叶德辉、谭嗣同、严复、贺涛、章士钊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这种治学方法的影响。民国以来，一般读书人也受过这种治学方法的影响。如曾国藩所提倡的读书要多作札记一类观点，胡适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陈果夫评论曾氏的这种治学方法时说：“读书如能随时做笔记，则进步最快。曾国藩是一位不甚聪明的人，但他一生的好处在有恒、耐心做笔记，所以后来也有相当成就”。
众所周知，做学问虽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尤其在治学目的和内容方面有其阶级性；但不管是做哪种形式的学问，其治学目的、治学方法的问题谁也不能不讲究。各人的研究兴趣、研究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不尽一致，可以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你做学问的目的是什么？是给自己看还是给别人看？大凡一般学者都是愿意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并且希望能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不得不讲方法。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在收集资料、处理数据等方面比封建时代已经要优越得多了，但谁也不能用机器去代替自己的理性思维，最终还得我们辛勤的汗水去浇灌学术成果之花。拿社会科学研究来说，需要动手、动口的机会更多，因而曾国藩所提出的“看读写作”缺一不可的治学方法，还是可以借鉴的。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有限，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在广博的同时去专精；反过来在专精的同时又不断去宽阔视野，更新知识，这样才能避免自己收效甚微或一事无成。只有这样循序往返，学问才能不断长进。因此，曾国藩所说的“专精一业。专攻一学”的治学方法也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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