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小说高于历史的重要途径，就是开拓广阔的历史和审美空间，强化审美效果。《曾国藩》的历史时空十分广阔。就地理空间而论，涉及了两湖两广、河南河北、江皖浙闽等除台湾、西藏、内蒙少数边沿省份外的几乎整个中国大陆；就人文空间而论，概括了当时存在于中国的五大矛盾，即太平天国代表的广大农民与清朝政府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矛盾、满民族与汉民族的矛盾、封建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的矛盾、清朝皇室与地方官员的矛盾，涉及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学、艺术、教育、思想，乃至建筑等各个方面；就生活空间而论，上自太后天子下至庶民士子，官、农、兵、商千行百业，从行军打仗到起居饮食、从品茶喝酒琶到赋诗作画，各种文化风俗与生活风情，无所不包；就历史时空而论，以曾国藩的生荣死哀的生命史为线索，囊括了清末60多年的变迁史。全书于情节的大起大落中呈珠连璧合之势，气度恢宏，视界开阔。
作者所开拓的广阔的历史空间，并不只是空间的大幅度移动与转换。也不是在历史空间内只上演政治与军事的活剧，而是投放了许多有意味、有韵致的文化知识与生活风俗、人生经验，使广阔的历史时空带上浓浓的审美韵味。例如，在长江水战前夕插入王冕画墨梅图及自题之诗，透露出高蹈远俗的雅洁，不仅可以一洗胸中世俗之气，而且可以聊解紧锣密鼓的杀伐情节带给读者的阅读紧张。
曾国藩虽以理学名臣誉满朝野，但决不是一个迂腐的理学先生，既深谙历代权臣的用人之术，又有自己一套察人、用事、建军、治政的办法。李鸿章赴任江苏巡抚前夕，请教督抚之法，曾国藩象一个大哲学家一样，告诫学生“督抚之职，一在求人，一在治事”。并将求人治事之道一一剖明。“每一事来，先需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事虽千绪万端，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无疑包含了“一分为二”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朴素的辩证思想。他那“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禁止；大臣以心迹定功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的观大节的用人方略，以及“盛世创业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的立身立功之决窍。连李鸿章这样的第一流历史枭雄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思焉在后”之感。在处世为人方面，曾国藩也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和作法。他的“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人生经验，“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的接人待物、处理上下左右人际关系的诀窍，对于每一个读者，不无启发与借鉴的价值。连青年毛泽东都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塑造曾国藩形象时，唐浩明广泛地描写了曾氏多方面修养、造诣，不仅丰富了形象本身，而且给读者多方面的审美享受和文学以外的人生启发，调动起读者的人生感触、历史感触，对自身、对人生、对社会产生许多联想。这样一来，历史小说不仅是历史的画卷，而巳是融进了读者自身在内的与历史人物可以心灵对话的人生的画卷，人的生活的画卷，甚至也是社会风情和文化风俗的画卷。换言之，历史小说是由入的生活、人生和人生体验，文化风俗和社会风情多方面构成的多色调的、抓住人的心灵实质的历史画卷。这样的历史小说的审美空间广阔无垠。
《曾国藩》一书审美空间的开拓不仅在于物理时空与生活内容的拓展，作者还把矛盾律运用于艺术创作，作艺术辩证法描写主人公人生旅途中的际遇、作为、心态及其相互对立又统于一身的种种情状。经过虚实相生、正反相照、疏密相间等艺术处理，使曾国藩的形象具有更深的内涵与更宽广的外延，让读者在阅读中拥有任思想与想象纵意驰骋的广阔天地。这是通过四种矛盾的对立统一来实现的。
一是理学名臣的儒雅风采与严厉酷毒的刽子手面目的对立统一。在带兵之前，曾国藩主攻儒学，兼及百家，于宋明理学尤有独爱与专政，实为清末一硕儒。他好吟诗作文，以诗文不及梅伯言而自责不已，他改号“涤生”，表明一洗年少时行为不甚检点之非的决心。他以宋明理学来规范自己言行，因而在京都深得人望，37岁便官至二品，道光皇帝将他作新君主的护卫大臣来培养。在兵火遍地，戎马倥偬之中，仍不忘治学，不忘文艺，谈诗论文，分析绘画与书法，时有警语妙言和中的之论。评说当世人物，无不切中要害。曾国藩剿洪杨、围捻军，均以儒家文化和宋明理学开路。他与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等军政朋友书札往来时也多用诗词、联语，一派儒将风采。他治军治政，也以复兴传统文化作先导。曾国藩统帅的湘勇将官，人人都会棋琴书画，军队文化素质之高，历来少有，不但高级将领精通文史，中层军官大多都能吟咏风骚，尤其是幕府人员俊才云集，社会舆论论为在曾国藩的幕府任事胜过点翰林。他还希望学生李鸿章组建的淮军也象湘军一样，当看淮军的文化素质远远不如湘军时，大失所望，对李鸿章十分生气。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儒家风采的理学名臣，当他办团练、剿“土匪”、灭洪杨、围捻军，以军事统帅的身份出现时，则是一副杀戮无忌的狞狰面孔。他告诫下属：“乱世须用重典”，“现在我们已不是书斋里的文人，而是带勇的将官。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忌？又何必以杀人的方式为忌？”在这种刽子手理论指导下，严刑峻法，酷毒无比，抓到的长毛，一律站笼而死，后迫于舆论压力，才改用剜目凌迟。儒雅为读书人固有的风采，酷毒，则是阶级需要对人的异化与扭曲，是封建地主阶级阶级本质的体现。其酷毒与儒雅的结合，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当权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
二是防范型文化心理与进攻型手段的对立统一。曾国藩虽然身居要津，但他并非出身名门，亦非满族贵胄后裔，而是靠自我奋斗由底层鱼跃而上的。他出身微寒的汉族农家，身在官场却忧谗畏讥，时刻处于一种提防、戒备、自保的心理状态。他自幼胆小、怕黑夜、怕打雷，当了湘军统帅，身处各类矛盾中心顾虑反而更多。对于十分有恩于他又笼络他的朝廷显贵肃顺，穆彰阿、恭亲王，皆保持一定的距离，究其内心，还是耽心高层政局变动，自己卷进去成了牺牲品。临死前，他嘱咐国荃：“我死后不希望你复出做官。只望你和澄候一起，守住父母之坟，保住曾氏家族的平安无事就万幸了”。从内心深处说。曾国藩总是怕这怕那，谨小慎微，胆气薄弱，一生处于小心谨慎的防范之中。但他又是一个很好强和拼命向上爬的人物，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内心怯懦的弱点，政治斗争的残酷也不允许他心慈手软。在平日生活交往与公务处理中，处处以进攻者的姿态出现。表现于外的，则是办事果断，魄力宏大。在他办团练与滞留江西的数年中，为了自身的湘军的生存需要，面对社会秩序的混乱，他残酷杀戮，以无辜者的鲜血换取社会的暂时安定。他当着巡抚的面仗责绿营士兵，弹劾满将鲍起豹和江西巡抚等军政要员，甩开江西当地政府官员，自开厘金局，设卡抽税，拦截地方税收为军费开支，以铁腕硬汉的虎虎霸气图存扬威求发展。由于曾国藩从根本上受到防范型文化心理的支配，他最重视也最善于审时度势，没有决胜的把握不轻易出手，在出手之前，总是让自己于理于势立于不败的地位，故他的进攻型手段总是与攻击目的的实现连在一起。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说，内心怯懦的人的自保有两种方式，一是逆来顺受、委屈求全，二是主动出击，以攻击性的行动谋求自身安全，曾国藩的胆气薄弱是先天带来的，他的临事果敢，魄力宏大则是为了适应残酷的政治斗争所锻炼出来的一种气概。其防范型文化心理与进攻型手段的对立统一，反映了人类这一高级动物的一个类型，一种外强中奸的类型，也广泛存在于军政商民各界人士中。
三是坚毅不拨的意志与自我压抑的感情的对立统一。任何一个能作出一番大事来的人，都有某一方面的超常之处。曾国藩超越常人的地方就是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意志。这种毅力和意志，并非先天带来，后天的读书作学问可以部分改变人的气质和性格。曾国藩的坚毅，就是学养所至。慈禧太后有次对身边的大臣说，曾国藩乱极时沉得住气，全是靠的理学功夫。曾国藩特别欣赏湘乡农村流传的一个《挺经》的故事：“挺”——就是坚持，“经”——制胜之道。曾国藩一生多磨难、险阻，但在坚持到最后一丝希望即将破灭时，总是绝处逢生，数万太平军精锐攻打祁门老营便是一例。即使生活小事亦不稍懈，年青时嗜烟如命，中年戎烟之后，再未吸过一支烟。奔父丧以后再领湘军，其处世方略一改过去的处处进击和事事逞强，意志反而更坚韧，不过是以刚柔相济的方式贯彻实施自己的主张罢了。在军政大事上曾国藩几乎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主意，平捻军之策，在于建立运河防线，阻止捻军东进，由他亲自制订与部署的“河防之策”惨遭失败，使之名声大损后，李鸿章接任，曾国藩面授机宜，仍要他坚持河防之策，后果因此而致胜。曾国藩一生办事成功，得力于“坚韧”二字之益殊多。曾国藩虽为湘军统帅，毕竟文人出身。内心的情感极为丰富，只是限于身份与名教，往往把感情压抑在最深处，决不当众表露。当他深夜接到“攻破金陵”活捉了李秀成的捷报时，喜悦与感伤之情一齐涌上心头，冲得他眼前一黑，径直晕了过去，醒来之后，他深为自己的真情表露导致失态而羞耻，他所要仿效的，是晋代谢安巨喜不喜、骤惊不惊的胸襟和气度。为了突出他压抑感情的性格特点，作者还特意虚构了两个情节。一是让六弟国华死而复生，来见阿兄，曾国藩将满腔骨肉之情，藏于心底，狠心将他赶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寺刹当和尚，苟延残生；二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如夫人”春燕，在军中服待他。因春燕的贤德与善解人意，两人结有深情。春燕死时，曾国藩深夜偷偷地到了灵堂，将自己的作诗和平日买给春燕的唯一物品——一把小梳子在灵前焚化，然后连夜回衙，照常办公。这两个情节的虚构，不仅突出了理学名臣曾国藩用理智、名教扼杀感情泯灭自我的性格特点外，而且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扼杀人性的劣根性弱点，透过其意志与情感的对立与消长，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与短长。
四是军事统帅的荣贵威严与乡村农民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的对立统一。在封建统治者营垒中，曾国藩确实是一位有魄力、有才干、有学问的干练之臣，宦海得意，酿造了他的八面威风。毕生治学、半生治军，灭洪杨、剿捻军的经历，大大地丰富了他的文韬武略。平时处世办事，多用理智，少用感情，常崇拜、模仿、学习那种从容镇静、藏大智大勇于胸中而不露声色的名将风度，这更增加了他深不可测的外在威严。犹其那双半眯半开的鹰眼所射出的两道寒光，令敌对者胆战心惊，心怀鬼胎者无所逃遁，所有满汉将宫中的蛮悍猛暴之徒，都慑于他的威严而服贴。攻下安庆，其身价增倍，嘉庆皇帝许多生前喜爱之物，如红丝顶冠，青狐胲袍，西洋精表，玉搬指，东珠念珠，寿山印章等，颁赠给曾国藩作留念，湘鄂皖三省巡抚，完全据曾国藩的推荐提名照准。升为内阁大学士的第一个正月十六日，皇上宴请廷臣，打破清庭惯例，慈禧太后钦命首坐汉族大学士曾国藩率领全体满汉尚书、待郎接受皇帝的敬酒，真是空前绝后的殊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尊荣显贵者，在日常生活中，严守着一整套乡村农民勤俭简朴的生活方式，他始终继承着祖父星冈公传下来的良好习惯，每天清早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他饮食相当简单，穿戴尤为俭朴，身为两江总督，每餐菜肴为一碟豆腐、一碟辣椒、一碟蔬菜、一碗汤，全部衣服总值不足300两银子，折合今天币约3000元。攻下安庆，幕僚为他置办为10个红漆大柜，装书盛文件，他坚决退掉，只作了12口木板箱子，且一直不曾油漆，房内除了一床一棹一几、几条长凳外，空无他物。他不仅自身如此，还以此要求家人。北上征捻前夕，为家中妇女订下功课表，分食事、农事、细活、粗活四类，规定细微而详尽。要求每个女子每月须作“男鞋一双、女鞋一双”，待他回江宁后作总验收。他用勤俭为本的小农思想要求两江官吏，提出“俭以养廉”的口号，虽然没有成效，但事当肯定。勤俭之风，倡于墨子，行于农家，虽常被人讥为小器，但身居高位的富贵者实行之，不失为贤举。封建阶级末世人士视曾为圣人完人，固然是出于阶级偏见的无限抬高，但这种俭朴的生活作风，比起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封建同僚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如果说文韬武路、整肃威严显现一个人的智商才情和后天发展，那么勤俭朴素则包含着一个人的品性风貌，更藏匿着一个人出身经历。两者的结合，将曾国藩的外在风貌与内在器宇、昔日根基与奋斗的辉煌全都笼于笔底，见诸纸上了。儒雅与酷毒，防范与进攻，理智与感情，这些相互对立的概念，各有自己的范畴。它们的统一，双方相得益彰，使曾国藩的形象更富有弹性，性格内涵更为丰富，形象的外延更其广阔，不仅立体化地写活了曾国藩的个人形象，而且让读者感受到曾国藩以外的人生、社会、历史的许许多多和方方面面。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真正的艺术涉及最广阔的领域，能抓住人的心灵实质，只有这样的艺术，才永远是真正的高超的艺术。”《曾国藩》一书基本上达到了这一艺术境界，它以拓宽历史空间与审美空间的方式塑造出血肉丰满的主要人物形象，为历史小说的艺术创造提供了相当新鲜的经验。
《曾国藩》一书审美空间的开拓，不仅得力于性格矛盾的刻划，还得力于精神历程的揭示，即写透了曾国藩头脑中儒家思想的高扬、萎缩和凝结的过程。《曾国藩》不仅多层次、多侧面地写出主人公的外部行动和性格内涵，而且写出了他精神世界的进展过程，从最深处写活了人物和人物所处的那一段历史。曾国藩所处的历史时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精神，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几乎融化在曾国藩血液中，决定其人生道路与奋斗方向。也为经济仕途提供了披荆斩棘的精神动力。
曾国藩出道之初，春风得意，扶播直上。但面对的却是吏治腐败，国势潺弱，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广大农民揭竿而起，太平天国的威势激荡着南方中国的艰难局面。他决心协助君王，整顿吏治，扫荡群寇，发展经济与文化，使国家回复到康、乾时代的鼎盛局面，作一个青史留名的中兴名臣。早在家乡读书时，便立志不虚度浮生，做出一番大事业；进了翰林院后，要求自己文比韩愈，武比李泌，彪炳史册；兼管兵部时，遍读兵书，心中隐然以救世济民者自居，赋诗明志：“树德追孔周，拯时俪诸葛”；回家奔母丧，见太平军危及两湖，势在北上南下，更生拯国难、抒君忧的豪情，决心实现“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的宿愿。由于曾国藩素抱澄清天下之志，认定正可一层鸿抱，才上应天子之命，下承友人之请，不守母丧，墨经出山，弃文从武，办团练，创湘勇，迈出了治国平天下的关键性的一步。上任伊始便纵横捭阖，甩开地方官吏与宿儒耆老，杀秀才林明光，斩无辜民众，杖贵绿营士兵，打击提督鲍起豹，铁腕重锤，四面出击，力图干一番扭转不良风气，陶铸世人的伟业。帅二万湘勇誓师东征前夕，他亲拟讨伐檄文，号召一切文化人起而为朝廷、为自身前途效力：“凡读书识字者，又怎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也”，俨然以孔孟之卫士、所有知识分子代表自居，其威慑敌人，瓦解协从，振作士气、争得人心的“传檄定天下”的气概何等昂扬！曾国藩一心为朝廷，朝廷却处处提防曾国藩。早在咸丰皇帝登基之初，身为侍郎的曾国藩出于满腔忠诚，犯颜直谏咸丰之失，龙须不悦，吓得侍郎惶惶不可终日，对着什么也不懂的儿子纪泽连连感叹，长大了决不要去做官；当踌躇满志，血祭出师时，不迟不早，偏偏来了一道上谕，将曾国藩降二级使用。靖港惨败后，自己虽亲冒矢石。尽忠国事，得到的却是冷落、蔑视，而嫉贤妒能的陶恩培辈，安富尊荣，尸位素餐，却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其愤恨不平，失望痛苦，全部涌上心头，决心一死了事。在军中呕心沥血，忠心可鉴，皇帝还派来一生只会享乐的满族亲贵来监军，此监军为及早回京过安乐日子，还与江西权要密谋，害他身家性命。自己为筹措军费，节衣缩食，劳心劳力，而江西地方官员却上下勾结，不拨军响，还公然贩卖鸦片，牟取暴利。凡此种种，对他的理想、信念均是无情打击，以至他多次写信给儿子们：长大了，一不要作官，二不要带兵。这无疑是对儒家思想的自我扬弃。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再次返回江西战场，进军皖中时，便很快地接纳了谋士的建议：坚持理学的名分，杂用申韩之术和黄老之学。很明确，儒家思想和理学精神经不住现实的无情冲击，在曾国藩的思想上，只剩下一个名分和形式了。
给曾国藩儒家理想以致命打击的是处理“津门教案”一事。遭全国唾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他的身体与精神彻底跨下来。这位当年不避艰险，锐意进取的礼部侍郎虽已身居宰辅，功名震世，却因捻战无功，津案受辱，兼十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恶风险浪，洞悉了权力颊峰的尔虞我诈，精神越来越处于极度的焦灼、不平、怨愤、失望相交替的缠绕中，曾国藩的儒家理想由昂扬走向消沉，由坚实走向动摇，由生机勃勃走向萎缩，逐步崩坏与坍踏，正是这种“比别人更是奴才”的痛苦处境与受打击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曾国藩的悲剧，勿疑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封建末世的文化人格的悲剧。
曾国藩所处的封建社会末世，千孔百疮，每况愈下，任何有心济世者都无力回天，中兴则更不可能。这一点，身居高位的曾国藩十分清楚。由于儒家理想的非凡魅力和由此滋生的“救世主”情怀，使他常常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湖南，在江西，苦苦撑持，于荆刺丛中开辟人生之路，于内外交困中建功立业。剿灭洪杨以后，治理两江，刷新吏治，紧锣密鼓，结果是一无所获，只好离开两江总督之位。平捻，明知湘军难以当此重任，明知失败的结果和威名的损害在等待着他，但朝廷有命，只得勉力而为，到头来事未果，功未就而名却损，灰溜溜地离开平捻统帅的位置。两江总督马新贻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杀，曾国藩明知这是一桩轰动全国的社会新闻，它的背景涉及到朝延内部的最高层人士的政见分岐，其中的迷离，无论如何也不会洞穿。但他仍然不顾老病之躯，接受慈禧太后的调任，一心一意侦破马案，欲拨开疑云见真相，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曾国藩的儒家理想与现实的顽强抗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与优秀精神。曾国藩在身心交疲，心力憔瘁之时，常与人道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的这种“只问耕耘，不问作获”的努力，体现了对现实的不妥协，带有一点文化悲剧的意味。理想与现实相抗争的结果，现实战胜理想，存在战胜精神，曾国藩头脑中的儒家理想日渐萎摩、收缩、枯竭了。
就这样，作者通过勾勒曾国藩的人生历程和心灵发展轨迹，从精神深处写活了人物，而且，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流变的脉胳，看到了湖湘文化的深层优劣。以曾国藩为首所开启的近现代湖湘文化，虽有重经世致用实用性强的优点，一反脱离实际的寻章摘句的陋习和不负责任的清谈误国的坏作风，洗刷了为读书而读书的迂阔，能激发人的责任感，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新风，但湖湘文化的骨子里，仍有着保守、调和、局面不宽的小农经济思想的弱点，这种弱点的不被人注意，或难以觉察而不断地延伸，便通向资本主义或皇权主义，直接影响着后世湖湘思想家、革命家的人生风采和作为。正是从这个最深刻处，作者对曾国藩在政治评判之外的文化评判中，由批判儒家中兴理想的不合时宜，进而批判程朱理学的毁灭人情人性，发展到批评小农经济的气局狭小与保守怀旧的弊病。这种批判，不是打棍子，而是充满审美乐趣的文化评判，这是人所不及，自家独到的真正的入木三分之处。作品也由此增添了浓厚的文化韵味和文化批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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