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在十九世纪的满族贵族统治着的清末社会，长在内忧外患纷陈迭至的多事之秋，活跃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面临着“千古变局”的政治舞台上，权绾四省，位列三公，伴君数十年居然无恙，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功成”之后反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在“功高震主”、“鸟尽弓藏”的功臣末路上避免了覆灭的厄运：他身死之后，清政府又褒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并美其谥号曰“文正”。综观曾国藩的仕宦一生，确有其过人之处。这一过人之处，集中地体现于他的“老于世故”。
（一）权谋
曾同藩的官场阅历达数十年，平生曾不遗余力地施用过“权谲之谋”。不过，曾国藩施用的“权谋”更有特色。
待下宜“诚” 他说过：吾辈所应畏慎者有三，第一则以方寸为师，“其次则左右近习之人，如巡捕、戈仟、幕府文案及部下营哨官之属”，又其次乃畏清议。他又说：吾辈若专尚强劲，不少敛抑，“则委员仆从等不闹大祸不止”。既然下属与左右近习之人的态度对自己不干咎戾，永葆富贵之重要若此，因此曾国藩就立下“待下以诚”来龟勉自己、鞭策他人、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微妙关系的。不仅他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勉励兄弟子侄及其同僚袍泽待人“亦宜知之”。曾国荃的“权谋”比乃兄差多了，曾国藩深恐出大乱子，又规戒其弟应“待下以诚”，特别对待绅士更应“爱之以其道”。接着又指出自家兄弟在绅士问题上背道而驰的危险性：“初出办事，而遂扬绅士之短”，“是大失用绅士之道也”。
曾国藩懂得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人一力，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必须“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但人才是要靠掌握权柄居上位之人去培养和扶植。他曾对其子说：“余所见将才者极少，但有志气，即可予以美名而奖成之。”曾国藩很重视人的德行操守，并把它摆在首要位置。在他看来，当今天下大乱、人欲横流之时，要有操守。但是对于有才而无操守的人也应当正确对待，更不能随便得罪。他告诉自家兄弟，对于“有才而无德者，亦当不没其长”，可“稍远其人”，但得罪不得。
家和福自生 在曾国藩看来，只有家和，他本人在外从军从政才无后顾之忧；只有家和，才能在人前、在下属而前说得起话来；只有“家和福自生”。然而，他的一家前期几代同堂，人口众，矛盾多，要“家和”还真不容易：弟兄们在家“不听教训”、“不甚发奋”者有之；兄“教弟千万言，而弟不听”者有之；弟写信责备其兄‘待人不恕”，使其兄“读之不觉汗下’者有之。
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做工作。曾国藩不止一次地向胞弟、向子侄阐明了“家和”的极端重要性。他在家信中写道：“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而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又写道：“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从自己做起。曾国藩不时征求弟辈们的意见，以匡正己之不逮。他说：“余蒙祖父馀泽，频叨非分之荣。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惧修省，实无德足以当之。”怎么办才好呢？“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他还说：“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因此，彼此应“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希图以至诚赤子之心以感动弟辈。
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曾国藩鉴于古往今来的官宦人家，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一家而刻薄于亲族戚党”，从而引起亲族怨恨，兄弟内讧，闹得不可开交。因此，他曾经立誓以向弟辈们表白：决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决不搞“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伙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防止别人妒嫉挑拨。曾国藩再三提醒大家，要防止别人妒嫉我们兄弟，希图在我们兄弟和睦中间打开个缺口。他说：“人之忌我者，惟愿弟做错事，惟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愿兄做错事，惟愿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
善于应酬 第一，以接待客人而论，他的经验是“杜门谢客”。在一封家信里曾国藩写道：我们家乡的书吏往往欺人肥己，党邪疾正，是惹不得的，也惹不起的，“设有公正之乡绅（当然，曾国藩是将自己家里的人列入“公正乡绅”之列的），取彼所鱼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锄抑之”，他们必然会大发雷霆，“并且造作谣言，加我以不美之名，进谗于官，代我构不解之怨，而官亦阴庇彼辈”，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因此，不如“一切谢绝”、“杜门谢客”，庶几少添是非、少惹麻烦。第二，以管公事而论，他的经验是“不宜与闻”。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是一个武断乡曲的小土棍。父亲曾麟书是个忠于封建礼教的教书先生，比起他的祖父来“守本分”得多。但曾麟书随着儿子的官运亨通，曾家权势增大，也慢慢习惯地变得喜欢跑在人前指划着，经常往来省城、县城走走，曾经为蒋市街曾家说过坟山事，又为长寿庵和尚论过命案事。深有权谋的曾国藩，认为“此虽积德之举，然亦是干预公事”。他在一封给叔父母的信中写道：凡乡绅干预公事，地方官没有不怀恨的。因此，“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现在的地方官外面应酬，心实鄙薄，“设或敢于侮慢，则侄靦然为官而不能免亲之受辱，其负疚当何如耶？以后无论何事，望劝父亲总不到县，总不管事”。总之，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以后又不断地出现过叮咛告诫：“诸弟在家，吾意以不干预县府公事为妥，望细心察之”；“家中一切，有关系衙门者，以不与闻为妙”；兄弟此后若到陡沙、湘乡、衡州等处，“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第三，以与本县父母官的关系而论，他的经验是“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曾国藩曾嘱咐在家的国潢兄弟：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诋其非”；其关系“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如县官有庆吊，“吾家必到”；县官有公事须绅士相助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至于县官前后任之交代，上司衙门之请托，“则吾家丝毫不可与闻”。第四，以盛衰得失而论，他的经验是“于极盛时作衰时设想”。曾国藩针对时局，意味深长地对兄弟们说过：“此时家门极盛，处处皆行得通。一旦失势，炎凉之态处处使人难堪。故不如预为之地，不见不闻之为愈也。”又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还说：今天吾家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恃之道”，因之，“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第五，以借银与人而论，他的经验是“有紧有松，有发有收”。曾国藩为人精细，考虑问题十分缜密。他曾禀告过叔父：侄在京借银与人颇多，若侄不写信告家中者，则家中不必收取，因为“在外与居乡不同，居乡间紧守银钱，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紧有松，有发有收”，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大门无出，耳门无入”。第六，以受人人情而论，他的经验是“不可轻取人财”。曾国藩回顾原来在京，屡次扰人，“心殊不安”。其原因是：“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倘若他找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这有好处，“将来若作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第七，以远亲近邻而论，他的经验是“不可轻慢近邻”。凭着数十年的经验阅历，曾国藩既看重远亲，又特别重视近邻。他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中开导说：李申夫之母尝有一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此语甚为有理，“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特别是我家初移富圫，更不可轻慢近邻”，平日“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第八，以办盗贼而论，他的经验是“不要使人恨我之太恶”。曾国潢在家乡参与办贼，其兄曾国藩嫌他不懂“权谋”，于是通过书信授予机宜。信中写道：我们参与办贼，必须使我们的亲房人等知我家此举“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办贼溉毕“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之意”。这里的奧妙和诀窍，“诸弟人人当留心也”。第九，以做人而论，他的经验是“学为和平，学为糊涂”。曾国藩刚跻入仕途，“自愧自恨”之处就很多。于是他感慨万千地向兄弟们传授经验说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白黑不分。诸弟年青气盛，必欲一一强为区别，“则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将呕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
恐惧修省 曾国藩身在官场数十年，“常存临深履薄之念”。所以他地位越高，越觉得“可悚可畏”；官愈做得大，愈感到“诚惶诚恐”。怕什么呢？第一、唯恐“累世积德自他一人而堕”。他给四位兄弟的信中就流露出这么一种情绪：余蒙祖父馀泽，频叨非常之荣，“日夜恐惧修省”。给国荃的信中又写道：人生适意之时不可多得。兄“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惶恐已极。第二，唯恐“得意之时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曾国藩曾经回顾着走过的历程说：吾家自道光年即处顺境，“历三十馀年均极平安”。可是自咸丰年来，“每遇得意之时，即有失意之事相随而至”。他还叮嘱过欧阳夫人：“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第三，唯恐“极盛之时，遭遇蹉跌”。越是到了极盛之际，曾国藩就越是担惊受怕。他曾劝导曾国荃要格外留心：“极盛之际，每虞蹉跌，弟当格外小心”；“极盛之际，办事宜加倍小心”。第四，唯恐“大祸临头”。曾国藩十心担心乱世大祸临头，除了自己小心翼翼外，还启发全家人刻刻谨慎。他告诉澄弟：“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祸咎之来，本难逆料，“然惟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他告诉沅弟：“盖世局日变，物论日淆，吾兄弟高爵显官，为天下第一指目之家。”目标太大，你的告病奏疏宜加意检点，“不求获福，但求免祸”。第五，唯恐“难以保全善终”。曾国藩在诸事棘手、心情焦灼之际，甚至想到过死了痛快。他曾说他想“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公寝，万事不视”，一死了之，也许要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在目前还没有最后闭着眼睛之前，“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
功不必自己出 曾国荃“雄心勃勃”，企图凭他一人之军力攻下金陵，功归曾家，誉归一人。曾国藩想的同曾国荃想的既一样又不一样。曾国藩认为，能功归一家一人当然很好，但那么作会引起更多的麻烦：一方面旷日持久，军饷接济困难；另一方面，曾国荃已染病在身，支撑不住；同时更要紧的会引起各方面的妒忌，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他对其弟反复敦劝“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他说：为今之计，但求了毕此役，“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他又说：对功名富贵要看得淡一些，“盖独享大福为折福之道，则与人分名即受福之道”，“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
（二）忍耐
曾国藩的官场阅历达数十年，自称为“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他把自己一生中事事取得成功的原因归之于“一味忍耐”，把自己在做人的规范上概括为“遇事忍耐”。
坚忍“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 曾国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后，非常相信“坚忍”在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说：我在外没有学到其他本领，“惟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于忍气二字加倍用功”。在曾国藩看来，“坚忍”二字用到军事上卓见成效。他不无感慨地提出：“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关键是要“坚忍”，“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坚忍以“维护三纲五常” 曾国藩的长女婿袁秉桢，三女婿罗兆升，均性情乖戾，曾国藩都深以为忧。他给儿子纪泽写信，叮嘱纪泽“诰戒大妹三妹忍耐顺受”，三妹年青，尤其要“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要“淳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因为三纲之道，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所以“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坚忍以“咬定牙根徐图自强” 同治五年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荃因郭子美军之败、三县之失忧心如焚，并责怪自己运气不好，写信给自己的长兄曾国藩。曾国藩以自己的经历启发其弟徐图自强。他说“余庚戍、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有些挫失，便来信每怪运气不好，这不似好汉声口。正确的态度是一个字也不说，暗暗地“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坚忍是“中庸之道在做人的规范上具体运用和体现” 曾国藩生平的处世哲学，是以“中庸之道”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在他看来，“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这一“刚柔互用”的中庸之道用到做人的规范上，便是强调“一味忍耐”、“遇事忍耐”的态度。这是曾国藩的聪明过人之处。自从他多次受了挫折、遭人讥笑之后，变得非常冷静起来，后来“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他之所以在吃堑受挫之后，反求诸己，俯畏人言，仰畏天命，存悚惧之心，立坚忍之志，意“在大堑之后有大伸之日。”
（三）韬晦
曾国藩虽然在仕途上的发展颇为一帆风顺，但是，在他的三十余年仕宦生涯中，甜酸苦辣都尝过，特别是他的晚年，尤其是攻陷天京以后，“疑谤渐生，事多掣肘”，受人白眼，招人妒忌，遭人抨击，惹人讥讽，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曾氏兄弟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已接近于政治上的危机点。这正是封建社会的所谓功臣末路，但曾国藩的过人之处正在于胸藏“韬晦”。
锋芒顿减 谨小慎微 起初，曾国藩这个生长僻远山村、出身中小地主家庭的读书士子，由于科举考试顺利，官位升迁迅速，很快跻进了大官僚大地主的行列，从而对清政府充满着效忠之念和感激之情。他年青气盛，怀着“受恩深重不得不报”的“书生血诚”精神，怀着“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的鲠忠态度，仿效古代的诤诤谏臣，认为为人臣者不可“有所畏而不敢言”、“不务本而徒言其末”，定要“慰天下豪杰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积极上书立言，请求革除弊政，指斥新上台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刚愎自是、饰非拒谏，骄傲自满、言行不一。这样的奏摺送上朝廷，几乎招来杀身灭族之罪。这对曾国藩的打击很大，刺激甚深，使他立即转过弯来，变得锋芒顿减，变得谨小慎微。而且主动地在皇帝面前虔情忏悔反省，说自己学前人“徒学其狂”，师古人“但师其戆”。至于自己出于“呼天不应，报国无门”而产生的愤懑、焦虑、慨叹和苦恼之情，就只好默默地咽到肚内和深深地印在心坎上。
法条走满 归岸引退 曾国藩在未入仕之前，热中于科举功名；在跻入仕途之后，又深感到仕途险恶，时时作“归岸”之计。第一，尽拣波平浪静处安身。曾国藩认为自己向来虽处顺境，但“寸心每多沉浮郁抑，在军中尤甚”。在曾国荃攻破天京后，曾国藩在家信中先恭维他两句，即“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接着劝导他“总宜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这是因为“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第二，及早抽身以免咎戾。在曾国藩看来，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于外”；所以自己时时畏惧宦途风途，“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第三，法条走满，作归岸引退之计。曾国藩自以为学识浅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归岸之计”。俗话有法条走满之说，他认为如果有之，则自己早已走满，今“停摆正其时矣”。
推让少许 减去几成 进围天京以来，曾国藩就敏锐地意识到和预测到曾氏兄弟与清政府的关系可能发生急刷的变化，因而更加自我克制，着手进行将来如何收场的问题。第一，谨防家门颠蹶。曾国荃非常骄傲，非常自信，且心情抑郁，言语不逊，毫不懂得稍加克制。所以曾国藩反复开导他：“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现在只有“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家门太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之念，或可自保。否则颠蹶之速，有非意计所能及者”。第二，告病缩手以释群疑。形势已发展到了非常紧张的时期。曾国藩告诫国荃：“余昨具疏告病，一则以任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一则金陵幸克，兄弟皆当引退，即以此为张本也。”又告诫国潢：吾与沅弟久苦兵间，现在群议众谤，常有畏祸之心，“弟切不宜轻易出头露面，省城则以足迹不到为是”。第三，去恼怒以全其生。曾国藩十分清楚自己的弟弟曾国荃性情暴躁，易于激动，肝病常发，因而常常劝慰他：“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乃可渐渐减轻。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第四，推让少许，减去几成，以保全末路。曾国藩在极紧要关头，一方面告诉别人：“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另一方面又启迪兄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化险为夷 度过难关 在天京未陷之前，清廷已感到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兄弟是最大的威胁；在天京既陷之后，清廷更极力压抑曾国荃，对曾氏兄弟步步进逼。1864年六月天京陷落，曾氏兄弟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出现的政治危机已成现实，早已深入考虑并胸有成竹的曾国藩，果断地采取“退让”办法，走“自敛”的道路，以保持晚节，以保全末路。第一，裁撤湘勇，以解除清政府的一块心病。在当时，曾国藩指挥的湘军人数虽多，但清政府最感疑惧的还是湘军嫡系、曾国荃统带的五万之众，曾国藩忍痛裁撤。从而交出了部分兵权。第二，停解厘金，削减了部分利权。原来为数众多的湘军饷源，主要依靠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随着后来湘军人数的逐步增多，又增辟了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兵多饷源也多，就自然而然地使清政府产生疑惧，感到它是一种严重的潜在威胁。天京陷落后，湘军裁撤了，饷源也得跟着剥减。于是曾国藩首先奏请停解全部粤厘，接着又奏请停收江西半厘（按：另一半原归沈葆桢），后来又奏请停解湖南东征局厘金。从而又削减了部分利权。第三，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以消除清政府的疑惧心理。曾国荃其人“中庸之道”少了点，“忠君思想”淡了些，急功好利，臭名远扬，锋芒太露，骄横跋扈，因而清廷对他极不放心。同治二年五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但因在雨花台办理军务，并未去杭州赴任；天京攻陷后，清廷对他的疑惧之心有增无已，欲令其速离军营而又不令其赴浙江巡抚之任。观察敏锐而又比较懂味知趣的曾国藩，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奏请将曾国荃开缺浙江巡抚，回乡调养。这样一则可以缓和政敌的攻击，避开舆论的锋芒；再则可以消除清政府的疑虑，主动帮助清政府去掉这块心病；三则“屈”是为了“伸”，暂时的退避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就这样，曾国藩在“功成”之后，在新的形势逼迫下，适当地自削兵权，自裁利权，自己主动陈请其弟曾国荃开缺回籍，完成政治上的退却，化险为夷，渡过难关，缓和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总之，曾国藩老于世故，平时施行“权谲之谋”，“遇事忍耐”；关键时刻又实行“韬晦之计”，恰到好处地完成政治上的退却，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不仅避免了覆灭的命运，而且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曾国藩较之历史上封建文人士大夫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应酬，嗅觉灵敏；刚柔并用，恐惧修省；处事果断，审事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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