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近代知识界对曾国藩的评价，既受到中国近代社会政潮起伏、文化变迁的深刻影响，又受到传统的乡邦观念和地域人文兴衰的有力牵制。追溯和探讨这一过程，对研究湖南近代文化史、思想史是必要的。
（一）
戊戌维新运动以前，在湖南士人的心目中，曾国藩不啻为相业匡时，武功定乱，举世托安危，只手挽乾坤的英雄豪杰，其功业、道德和文章受到普遍的感佩和追慕，对他的颂扬之盛、崇拜之深、评价之高可谓无以复加。
胡林翼评价曹国藩“忠义冠世”，“有武侯之勋名。”彭五麟推崇他为“经师人师”，“武乡第一流。”李元度视曾国藩为三国时的蒋琬再生，王先谦则把曾国藩的存在比拟为北斗巡空。与曾国藩生前构隙的左宗棠在曾氏殁后亦感恩戴德，发出“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的感谓。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对曾国藩及其湘军颇有 议和指责，但还是情不自禁地称赞曾国藩“功业显于天下，文章传于后世，文正之贤所以独隆千古矣。余甚敬之佩之私淑之。余生也晚，惜未亲炙其门为成才之选，深以为概。”其它湖南士子如刘蓉、刘长佑、杨载福、陈士杰、吴敏树，叶德辉、王先谦等也无不对曾国藩极尽讴歌赞誉之能事。
这一时期湖南士人对曾国藩推崇不遗余力，除了共同的阶级立场、伦理情趣这一根本的原因之外，还与湘军崛起后湖南在全国地位的剧变密切相关，湖南古称荆楚蛮地，经济文化落后，清代以前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廖若星辰。在湘军崛起后，却一改往日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的旧貌，翻转成为人文荟萃之区。湖南士人为此踌躇满志，王先谦得意地说：“自粤贼倡乱东南，曾文正用文学起家督师，为中兴勋臣冠。一时左、彭、江、罗诸公，声绩耀寰宇。出其词翰。皆足颉顽著作之林”，“文事之优，斯武略所由美也。而皆出于吾楚，殆亦有不偶然者耶？”尽管咸、同以来，湖南人材勃兴，功业鼎盛非曾国藩一人之功，但他却是公认的开路先锋和总其成者。在中国有一种以乡邻出显贵为荣的世俗风气，湖南士人在评价曾国藩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世俗风气的影响。再者，上述这些人大都是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而起家的，对曾国藩评价越高，也就越能显示自身的身价。
（二）
戊戌维新至辛亥革命是革命民主主义和反满民族主义由酝酿到勃兴再到高涨的时期。在这风雷激荡的历史进程中，湖南涌现出谭嗣同、唐才常、秦力山、樊锥、陈天华、谭人凤、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一大批风云人物。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中国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土壤中诞生出来的，是在科举制度和新式教育此消彼长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并没有多少深入的理解和体验，思想中还保留着并没有多少深入的理解和体验，思想中还保留着较浓厚的封建传统文化的积淀。这种特点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否定曾国藩时，依据的思想武器主要不是民主主义而是种族主义，带有历史的局限性。
谭嗣同、唐才常是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激进派。谭嗣同在《仁学》中痛斥清初清军在嘉定、扬州屠城的罪恶，警醒人们对此“食毛践土”之族，“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唐才常在筹划自立军起义时，在政钢中提出“国有天地，必有兴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口号。其于这种思想，所以他们对曾国藩及其湘军残忍嗜杀，效命异族切齿痛恨，认为曾国藩等中兴名臣“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适为天下笑。
黄兴、陈天华、谭人凤等对曾国藩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厌弃。黄兴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谭人凤的先祖在明末从事抗清活动，“痛种族之沦亡，翼戴桂藩，奔窜蜀、粤，无力回天，赉志以没。”国难家仇，自然使他们对满清重臣曾国藩恨之入骨，陈天华的态度颇具代表性，陈“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欲唾不顾，而面有愧色。”曾国藩死后，备地普建专祠祭祀，其中在南京的与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祭祠建在一起。辛亥光复，黄兴力主拆毁在南京的曾国藩专祠，其理由是“徐中山驱除胡元，功业彪炳”，而曾氏却是“戕同媚异，得罪国民”，因而不足与前贤“相提并论。”
耐人寻味的是，黄兴等湖南辛亥志士在激烈地批判曾国藩时，又不时从内心深处流露出对曾国藩的的某些同情，佩服和依恋之情。黄兴为曾国藩开创的湖南功业之盛举所感染，自豪地说：“我湖南在全国人物最多，故湖南在中国可立于优胜地位，即我湖南立于世界之上，亦可以占优势地位。”秦力山惋惜曾国藩“以英雄之资，而为奴隶之役”希望湖南人把英雄之资用于英雄之业。陈天华否定曾国藩，却又援引湘军的历史激励湖南人挺身当政，为国建功。他在1903年的《敬告湖南人》一文中说：“湘中之起，都三十万，死者半焉，可谓惨矣。然湘中死十五万人，而获无穷之名誉，其余死于发、捻之乱者，无虑数千万，而皆烟销云灭，归于无何有之乡。诸君其欲赴先哲之后尘乎？则其功岂仅曾、左。盖曾、左所杀者同胞，而我所排者外族耳。”在此，陈天华力图超越曾国藩事业本身的性质，从中升华出有裨当世的精神动力，即敢于任事和蛮狠苦斗。
在湖南辛亥志士中，樊锥、蔡锷和宋教仁对曾国藩的评价比较特殊，表现在他们对曾国藩效命异族这一点并不追究，相反，却大力推崇曾国藩立身行事的风格，注重从曾国藩身上吸取成功之道。
樊锥认为曾国藩之所以在事业上成功，即在于一“诚”字，以之为天下倡，率厉群行，转移习俗，终于克成大业。他说：“咸丰之中兴也，以曾文正、胡文忠最为洞开门庭，疏通血气，积真意以动也．布至公以济事，去官场之隔阂，联疆臣为一家。”以此为鉴，今人欲有所作为，首要者在于“破除私天下之猥见”，否则，“求其济事，未之有也。”樊锥的见解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曾、胡等湘军将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便是不断地强化群体意识，尽量减少内部的摩擦与私争，力求使导向目标一致。
蔡锷是梁启超的门生。梁启超对曾国藩推崇备至，尝言不救中国则已，救中国则对曾国藩著作不可不一日三复。梁的这种思想倾向对蔡锷影响极深。1911年夏，为整顿云南新军，蔡锷特意辑录《曾胡治兵语录》，在新军中灌输普及。他在该书《按语》中写道：“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中诤皎者也”，“爰就其治兵言论分类凑辑，附以按语，以代精神讲话，我同胞列校，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言嘉德，皆是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在此蔡锷推崇曾国藩的事业，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上的内在矛盾，但他看到曾、胡的军事思想有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之处，则是正确的。
宋教仁对曾国藩的评价别具一格，他说：“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其宗。其是非无足论，观其风度，无忝于英雄，其民又乐为之致死。”宋教仁推崇曾国藩的“风度”和得民心，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他认为曾国藩的是非“无足论”则不足取。
综览这一时期湖南士人对曾国藩的评价，可以发现其特点是毁誉兼有，参差不齐。否定曾国藩者主要是从种族斗争的立场出发的，其根本的动因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夷夏之辨”的思想绪脉。他们共同的缺陷是没有从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角度对曾国藩进行评价，因而不可能抓住曾国藩为满清王朝卖命的本质。相反，那些不拘泥于满汉元争的湖南士子则一般对曾国藩持肯定态度。对其道德、学识乃至事业都表示赞赏和钦佩。
（三）
辛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时期，湖南士人对曾国藩的评价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把中国变成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但它推翻了满清王朝长达200多年的统治，困扰知识分子的满汉之争已不复存在，这就使得被以往的排满革命家所唾骂不已的曾因藩摆脱了受唾骂的处境，再度在全国知识界尤其在湖南知识界赢得被普遍推崇的地位。再者，由于民国初年社会人心涣散，道德沦丧，国民处于思想上的流浪，漂泊状态，重塑国民的道德心灵成为时代的必然。在这种条件下，素有“经师人师”之称的曾国藩自然受到人们的注目和仰戴。
这一时期，以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奉行中西融通会合的文化观。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力反民族虚无主义，他们在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等糟粕时，主张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和成分。在他们看来，曾国藩是在各个方面有很高造诣的学问大家，也是成功地把学问运用于事业的典范，在其身上有许多值得后人研习和借鉴的地方。
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士人把曾国藩成功的根源归结为善于抓“大本大源”或“宇宙真理”，然后把修养所得用于事业之途。杨昌济尝言：“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乃办事兼传教之人也。”蔡和森对曾国藩进行了多年研究，1918年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所以，蔡和森当时力主教育救国，确认只有通过倡学攻心的途径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毛泽东援引曾国藩例，竭力强调学问对事业的支撑作用，指出：“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子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因此，毛泽东把探讨“大本大源”或“宇宙真理”摆在生活的首要位置，为此刻苦励志，广涉中西伦理。在他看来，曾国藩的成功，与其说是得力于“武器的批判”，勿宁说是得力于“批判的武器”，前者是治标之举，后者才是治本之策。平心而论，毛泽东的这种认识相当深刻，因为曾国藩治军正是把灌输封建礼教思想，培养有“忠义血性”之人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坚信：不去探讨大本大源，则其它一切举措都是徒劳无功，相反，“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尽管毛泽东所探讨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所标举的大本大源具有不同的内涵，但两者的思想逻辑却是一致的。
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对曾国藩道德修养的一些方法租手段如律己自持、力戒虚骄、闻过则改、反躬自省、勤俭刻苦等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刻意学习和仿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为首发起的新民学会，最初便是以改良人心风俗为鹄的，他们所订立的不懒惰、不浪费等生活信条都与曾国藩的作风有内在一致。杨昌济的著作中，对曾国藩道德修养上的推崇可谓比比皆是，如他说：“人民之贪廉与国家之兴衰有绝大之关系，若谓此风遂不可挽，则是中国竟不可为。曾国藩家书有云‘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苦哉此心，令人肃然起敬。”就连曾国藩在一些生活小节上的严谨自律，杨昌济也倾慕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曾国藩以侍郎假归，在其湘乡故宅，不带仆人，一仍其前日寒素书生之旧，豪杰之风度，固非常人之所能及也。”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他对曾国藩道德修养上的推崇自然会对新民学会会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马克思说过：“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曾国藩的道德思想和实践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也确有反映社会发展共同需要的固素。他关于作人教子、修身处世的思想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不能说没有一点正面和积极的影响。杨昌济，毛泽东等对曾国藩道德思想的阶级性缺乏分析是一种缺失，但他们确实吸收和发扬了曾国藩道德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成分，至今仍值得人们重视和借鉴。
曾国藩在治学方面的成就同样受到杨昌济、毛泽东等的高度评价。杨昌济赞赏曾国藩不偏一说，平视百家的治学方法，这在《达化斋日记》中有突出的表现。毛泽东把曾国藩的读书方法称为“演绎法”或“中心统辖法”，即以阅读本根之书为主，然后引向其它。毛泽东非常喜读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尝说：“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之要。”
与前二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湖南士人对曾国藩进行评价时态度较为冷静和务实，其结论也较为公允和客观。它主要在文化的层面上展开，着力揭示曾国藩在文化上的成就。杨昌济等在此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其意义已超出曾国藩评价的范围，在对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这一重要问题上有一定的示范和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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