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18日，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在曾国藩的故乡——湖南省双峰县（原湘乡县）县城召开。全国包括台湾在内有17个省市及韩国的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出席了这次盛会。报交大会的论文150余篇，几经筛选，有50篇论文在会上宣读、交流。其中有10余篇对曾国藩的文学思想和作品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有的论述颇为深刻，某些则是填补空白，这有力地促进了“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大会主题的开拓、深化。
曾国藩文学的研究，虽时不乏人，但其间多空乏的褒抑之词。这次研讨会，论者立足于曾国藩的文学理论及其文学实践，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客观而实际的研究，突出了文学性。
对曾国藩文论的研究，集中于文论、诗论及审美观三个方面。关于古文理论，娄底师专青年教师胡志泽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学科体系，且从全部中国古代文论的历时态与晚清文学思潮的共时态中，探寻到其文论的总纲——文道一统、时体达用；分目——兼收并蓄、博大圆通；本质——审时度势，通权达变，完成了曾国藩古文理论的逻辑体系建构。山东大学郭延礼教授认为曾国藩根据时代要求和文学自身的规律而构筑的古文理论，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其要点有五：一、以“经济”药桐城派之空疏；二、反对“崇道贬文”，重视文学的艺术性；三、提倡“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四、主张“行气为文章第一义”淡化桐城“义法”说；五、语言上标举“骈散相间”和“珠圆玉润”。概括精当。对曾国藩古文理论与桐城派的关系和在桐城文论中的地位，论者略有分歧：湘潭大学羊春秋教授认为：“曾氏及其所创立的‘湘乡文派’，是祖述姚氏及其所创立的‘桐城文派’的。郭延礼则更多地从“进步和开拓”着眼，认为，曾国藩“继承了桐城前辈文论中的精华，”“又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使古文理论“更具系统性和理论色彩。”关于诗歌理论，湖南省文史馆伏家芬先生首次论述了曾国藩的“机神”说，认为其要点有三：一是强调天机；二是强调人工；三是强调“其义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提出钱仲联、王渔洋的“神韵”及张广雅的“神味”均不及曾国藩“机神”的论断。龙建春从诗论体系本身出发，以古今中外诗论史上的相关论述为参照，指出：曾国藩诗论主要包括“言情韵”——诗歌本质论、具“识”养“气”——诗歌作家论、“工律”“机神”——诗歌创作论、识“貌”取“神”——诗歌鉴赏论四主干，这个独特的诗论体系虽有某些不足，但能扣住现代诗论本质等核心，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互补价值，因而在中国诗论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湘潭大学李家骧教授就曾国藩《读书录》论其文气论，认为：曾氏衡诗品文首重文气，其论文气是将诗文置于建功立业此一项下而论的，是明心见性之论。它涉及作家修养论和艺术创作论，阐述了如何使文气旺盛脱俗的问题，对历来文气说有所推进。与上述诸家不同的是，湘潭大学中文系讲师孟泽。他认为曾国藩的诗文理论和创作有难以摆脱的困境：“道与文不能不离而为二”和“道与文兼至交尽”的矛盾，使曾国藩对诗文的态度“暧昧”，其诗文理论与诗文创作往往脱节。造成这种困境的文学基因和哲学底蕴是：曾氏对视为生命本源的“气”，不仅有着至高无上的本体论含义与形而上指称，同时可以延伸到完全不具形而上意义的工具性层次，本体论与方法论同构一体。曾氏文论对“气”的强调，有时甚至凌驾于包括“经济”在内的“义理”之上。一元的生命观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一元的制度伦理与精神企划，“道文兼尽”的妙境有关乎此，曾氏躬逢末世在道学与文学之间所遭遇的困境也有关乎此。关于审美观，羊春秋首次精辟地归纳曾氏审美观为三大要点：一是以“雄奇”为第一要义；二是“珠圆玉润”；三是入情入理，感人肺腑。而“珠圆玉润”尤为重要。它包含情韵隽永、声调铿锵、形象鲜明、语言藻丽、起结得法这五个审美标准。这些“虽有词章家的共识，但曾氏在学习的体验和创作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审美标准，则是不可企及的。”对曾氏审美观在文艺和美学史上的地位，评价颇高。孟泽对曾氏的审美观有褒有贬：在乾嘉以后委靡、涣散、迟暮的文化气氛中，曾国藩拈出“倔强不驯”、“峥嵘”、“傲兀”、“如火如荼”、“喷薄”、“吞吐”、“古茂”、“雄奇”、“敦厚”等一系列美学概念，不乏精彩别致处，但本质上并未超出中国古典美学的大致轮廓，而只是以“中兴”的热情与器识，重新调整、强化，具体了一些传统的范畴与主张。湘潭大学副教授徐炼首次深刻地揭示了曾国藩审美意识的底面：曾国藩关于以文见道、气能挟理等说，体现出他对孔子智慧的窥测与体认；他对文学审美功能的注重，体现出他对道、理、心性、人格皆有臻于审美境界，见于审美表现的肯定和自信；他在审美意识中对阳刚、阴柔风格的兼受融通，暗藏着一般中国文人心理结构中的两极互利，对文章雄奇风格的热衷，是其人格中社会功利冲动的审美表现。
曾国藩的文学实践，主要有古文创作、诗歌创作和钞纂三种活动。对诗歌的探讨，伏家芬在陈衍等的基础上分析概括出曾国藩诗歌的三个特点：学人之诗；强调情与理的统一；强调“文章与世变相因”、“文章与国运相关”。辽宁师范大学文自成教授第一次专文全面研究曾国藩的诗作，填补了一项空白。文章从曾氏创作、钞纂的实践分析入手，认为曾氏“一生中确实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曾氏诗的内容有国事、家事、个人事，跨越时空很长很广，内蕴丰厚；曾氏诗大体分为“言志”、“愤怨”、“缘情”三大类；曾氏诗各体兼备，尤长于古体。总体来看，曾氏诗“声调铿锵，抑扬顿挫，意境悠远，韵味无穷。”但“有些地方语言艰涩，不少诗中用了僻典、生字，令人难以顺读”。尤为可贵的是，文自成教授提出了研究曾国藩诗的方法论原则：“不应单纯地从文学现象与艺术价值取向去研究，而应结合这位历史人物的文化轨迹来审视。”江伯怡先生初次全文探讨曾国藩的对联，认为曾氏对联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二：一是以声调为本，二是以少胜多；曾国藩“把对联作为团结、教育和自勉的手段”，体现了曾国藩的对联功用观；最后江文指出：曾国藩“以文为联，是联坛的一次革命。”内蒙师大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邱瑞中《〈古文四象〉略说》除了简介曾氏这篇罕见的钞纂集外，还作了比较研究，认为此集“较《经史百家杂钞》更为具体，周密，其欣赏价值、指导意义更驾而上之了。对于曾国藩诗文的成就，孟泽认为：曾国藩虽对诗文“不遗余力地揣摩倡导”，却“没有在晚清模范出堪称不朽的诗文，至少，没有既吻合曾氏有关的定义、规则、同时不朽的诗文来。”这种异于众调的反弹，值得思考。
综观这次研讨会的文学研究，上述成绩、收获，确实令人欣喜。但也有一些不足：重文论而轻诗论，重文学理论而轻文学实践，对曾国藩古文的研究，对《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的评估，对湘乡派、宋诗运动的探讨，尚付阙如，等等，极盼有志者去开拓，去耕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