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气为主”，可谓是古代写作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清代文章家曾国藩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论文十分注意“气”和“行气”。曾氏论气，与文章的情、声、辞、篇、脉及风格等累峦相关。内容十分丰富，它对于我们学习古代的文气理论，探讨文章写作学的发展，都是大有益处的。

　　一、“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家书•谕纪泽》）——论文气之重要

曾氏认为，凡经久流传，脍炙人口的古代文章，比如杜诗、韩文，都是靠气的驾驭。所以他说：“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功夫。”（《日记•癸卯二月》）这里强调“气”是创作的根基，作者要写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的作品，就必须要养气。“养气功夫”表现在两个方面：“内养”重在内心修养，则要“读万卷书”；“外感”重在开阔眼界，则要“行万里路”。所以曾氏毕生主张为学要勤奋读书、锻炼才识，“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观天，皆无识者也。”（《家书•致诸弟》）“井蛙观天”，则不可能成就浩然之气，“若见闻太寡，蕴蓄太浅，譬犹一勺之水，断无转相灌注，润泽丰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日记•已未五月》）“小道自域。”则文章断无圆满玉润之美。由是我们看到，“养气”就是修养才识，涵养性情与精神，它是进行创作的重要根基。“气”如此重要，因此写作之时，若文气不畅，思绪壅滞，不妨弃管休整，以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创作的欲望。曾氏在谈到自己的写作经验时说：“古文一事，平日自觉颇有心得，而握管之时，不克殚精极思，作成总不称意，安得屏去万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适，然后作文一首，以摅胸中奇趣。”（《日记•已未十一月》）写作时要平心静气，气畅神清，这看法与刘勰、姚鼐相近。被誉为桐城派“中兴”盟主的曾氏，他的理论大体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但在论气上却大相异趣。程朱理学不重形象，只重理性，“理”的地位上升，而“气”的地位下降，元代刘将孙说：“文以理为主，以气为铺。”（《谭西村诗文序》）而曾氏则在论文时，多次提到文章以气为主，他说：“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功夫。”（《日记•辛酉十一月》）“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家书•谕纪泽》）我们发现，古人论文无外乎两种：或“以气为主”，或“以意为主”。主气者，尚情志与精神才力，强调文势流动，自然而不受拘束；主意者，重义理思想，要求作品规整、严谨，行文条贯理绪。一般说来，主气者，文学家居多；主意者，学者、道德家颇众。桐城派多数作家虽也是文学家，但因受理学影响过多，而提倡以“义理”为上。作为文学家兼学者的曾氏，学行继程朱之后，但行文论文却介乎韩欧之间，秉承戴名世、刘大槐之学说，认为文章以气为第一义，气、意相辅相成，他说：“温韩文数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气，如列子之御风，不在义理字句间也。”（《日记•癸亥十一月》）他认为文势应该流动朗畅，有如御风而行，千姿百态，而不要禁令太多，拘于义理。又说“乃悟韩文实从扬马得来，而参以孔孟之义理，所以雄视千古。”（《日记•壬子正月》）以浩然之气，辅之以义理，意、气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文章才能既雅正神气，又变化灵动。我们看到，曾氏论文虽把“文气”放在首位，但也不排斥“意”的作用，而强调气与意的统一性。

　　二、“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家训•谕纪泽》）——论气与辞之关系

曾氏对韩愈之文推崇备至，在论及气与辞之关系问题上，他继承并发扬了韩愈“气盛言宜”之说，认为“奇辞大句，须德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日记•辛庆七月》）就是说只有理直气壮，才能滔滔不绝，有话可说写出奇妙得体而灵动飞扬的句子。内气外化，气充词沛，“气”的作用，使语言表达流畅生动。因此，曾氏是极力提倡知言养气的，认为“杜诗韩文，……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甚识当世要务；惟其养气，故无纤薄之响。”（《日记•癸卯二月》）众所周知，韩愈主张“气盛言宜”和他所倡导的“去陈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曾氏此段解释印证了这一点，明白地指出杜诗韩文重“养气”，识时务，因此文章的思想内容和精神感情厚实充沛，而无丝毫脱离内容和真实感情去雕琢文句的形式主义文风。故此，曾氏得出结论：“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家训•谕纪泽》）显然曾氏虽继承韩愈之学说，但又不完全苟同。韩愈认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意即只要底气足，那么句子无论是长是短，声调无论是高是低，都将是全适的、工稳的，因而也是自然的，这显然有一味片面强调“底气”，而忽略技巧存在之偏见。诚然，“气”是根本，然而光有气，不讲究音节、文字，也无法写出美文。因此，曾氏以为雄奇要以气为主，同时也要以辞为辅，他解释道：“然未有文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家训•谕纪泽》）这正是曾氏独到之处。他认为，文气，自有其表达技巧方面的内涵，气与辞只有主次之分，而无矛盾之处，二者同样是相辅相承，统一而不可偏废。无论是“瑰玮飞腾之气”，还是“气吞万里如虎”的逻辑思维，也必须借助具有同样气势的语言才能得以表现，而语言的气势就孕含在字句音调声律之中。所以曾氏感叹：“若以颜谢鲍谢之辞，而运之以子云退之之气，岂不更可贵哉。”（《日记•辛酉十二月》）明确地表示了“气”与“辞”是统一的，为文则二者不可偏废的主张。

　三、“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日记•己未九月》）——论气与情、声之关系

桐城三祖之一刘大■曾论述文气与声律的关系，他说：“音节神气之迹”，这是因为“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曾氏非常赞同刘氏的“因声求气”说，并加以发挥，认为读书要以“外”证“内”，要“求之声气二者之间”，否则“徒糟粕耳。’他在《日记•辛酉十二月》中写道：“温苏诗，朗诵颇久，有声出金石之乐。因思古人文章，所以与天地不敏者，实赖气以昌之，声以永之。”外在之气是来自内在之气的，而内在之气要靠外在之气来显现，显然，文气的外在表现，和声音的节奏、抑扬、高下等很有关系。我们知道，每一个句子的构成长短不一，因此我们从这些句子读出来的声音，也就有高低、强弱、缓急，从中就能够体味作者的精神意气。曾氏把神气和诵读联系起来，为人们学习古代诗文提供了一个方法。曾氏关于“气与声”之说，最精彩的还是下面这段话：“韩文柳州罗庙碑，觉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己，庶渐渐可入佳境。”（《日记•已未九月》）文章不是无情物，没有感情注入的文章，也就没有了生气、活力。感情的激越，造成了气势的磅礴，气势的磅礴，造成了音高的铿锵；反之，音调的铿锵，造成了气势的磅礴，气势的磅礴，造成了感情的激越，“循环互发”，情、气、声共鸣共振，物我两忘，“油然不能自己”，这时才是阅读的最佳境界。这就把文气形成音节、感情二过程具体化，因而也就更容易被人所理解了。曾氏论气与声之关系，本源于刘大■，但其视野更为开阔，他的论述从情、声、辞、气、法的关系方面着眼，使“因声求气”的涵义更为丰富。并且强调其各个环节往复互生，油然而出，不能自己，表明构成文章这些因素的妙处，本是天然而成，这就把“因声求气”与韩愈“气盛言宜”。提倡自然之气的主张联系在一起了。这是曾氏论气的又一贡献。

　　四、“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日记•辛亥七月》）——论气与篇脉之关系

曾氏认为要达到气象雄奇的境界，不仅要从语言文字、音韵音节做起，还必须从谋篇布局做起。他说：“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工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极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日记•己未八月》）实际上就是指一篇文章的主旨要通过文中极少的关键字眼透视出来，明眸送波，醒目摄魂，令读者心悦诚服。所谓立片言而居要，这“片言”虽少而精，功能颇大，能映照全篇要旨，前注后顾，它是全文的聚焦点。若通篇皆为要旨，也就是无重点、无主旨，正所谓“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而“旁面较多”与“正面较少”，正是我们经常运用的“烘云托月”之法。在曾氏看来，行文上的起承转合即章法，与气脉互为表里，共同组成文章的结构，并且，章法受气脉的约束，离开了气脉，章法也就不成其为章法了。故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空、似纾非纾。”（《日记•辛亥七月》）这正是起承转合，一气贯通，条文缕析，脉络一贯。只要有一贯到底的思路，一脉贯通的逻辑，就必然有一缕贯穿的文气。理顺了这个“气脉”，就可以做到胸有成竹，从容驱遣，通体活脱。古人还有“脉忌露”的说法，曾氏亦然，认为“大抵作字及作诗古文，胸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而达之笔墨者，却须遏抑掩蔽，不令过露，乃为深至。”（《日记•辛酉九月》）好的文章，其文理气脉往往可悟而不可觅。层次、段落、过渡、照应、开头、结尾，只是文章的外结构，而真正使文章凝聚起来的内结构，使文章鲜活流动，生机勃勃的，却正是这“一段奇气”。章法外可见，气脉不可见，而气脉确能细束章法和纲目。气脉不令过露，才能有筋脉联属，却又含而不露、似断实连、通体圆转的妙处。合涯之际，也才能“线索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日记•已未八月》）曾氏的“内气”充实但不宜过露。因“内”符“外”，由“脉”束“形”的主张，都是具有丰富创作实践的经验之谈。

　　五、“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日记•庚申三月》）——论气与风格之关系

在中国古代写作理论中，可称得上文章风格专用的概念是始于曹丕，承于陆机、刘勰。他们使用的都是“气”、“体”、“体气”等概念。可见古代气与风格的概念是等同的，气可形成风格，风格是气的体现，实质上“清浊”就是两种大的风格范畴。曾氏继承以“气”论风格之传统，认为“五言古诗有二种最高之境，……一种盛气，喷薄而出，跌荡淋漓，曲折如意，不复知为有韵之文，曹鲍杜韩，往往有之。”（《日记•甲子二月》）我们发现，曾氏在强调刚柔相济的同时，较多谈到行气之雄奇阳刚之美，他曾多次对其子亲授文章“雄奇之道”。在谈到作书之道时，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作书之道，寓沈雄于静穆之中，乃有深味。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孥虎踞之象，锋鋩森森，不可逼视为正宗。”（《日记•辛酉十二月》）又说“因读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悟作书之道，亦须先有惊心动魄之处，乃能渐入正果。……”（《日记•壬戌四月》）虽然中国古典美学史一直强调刚柔相济，但从理论上看，却具有明显的贵柔、崇虚、尚意的倾向。一般说，桐城三祖的文章也以淡雅、简洁，阴柔为其主要美学特点，缺乏雄奇、昂扬之壮美。曾氏强调雄奇阳刚之风，目的在于矫正桐城文的柔弱，其用心，亦在改变我国传统的散文审美志趣。我国古代风格之分类多种多样，有“五格十九体”、“二十四品”、“九品”、“二十五品”等等，曾氏继承桐城派大家姚鼐之学说，以“刚柔”两字论风格，并且对这两大风格类型中各种不同的风格美进行了品评，颇具美学意义。他说：“阳刚之美，四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对此曾氏作了形象具体的解释，如“黄河千曲，其体乃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共作十六字赞之。（《日记•乙丑正月》）据此，曾氏概括了古代作者和作品的风格，他说：“偶思古文诗，最可学者，占八句云：诗之节。书之括，孟之烈，韩之越，马之咽，庄之跌，陶之洁，杜之拙。”（《日记•丙寅正月》）更为可贵的是，曾氏并未限于对“气”之分类及解说上，他还从具体地指导文体创作及总结文体风格着眼，将其所分十一类文体分别归类：“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牍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类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日记•庚申三月》）此概括大体反映了各类文章的创作特点和风格，对我们今天的文章写作及文体分类仍有具体的指导意义。

应该指出的是，曾氏是属于封建社会的，他的许多学术主张，在今天看来也许已显陈旧、粗疏。但历史地看，他的文气理论是有价值的，其中有些是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