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许多思想先驱者生前或死后往往难以避免孤独的命运一样，活跃在嘉庆、道光年间的魏源，不仅晚年孤寂而逝，而且身后还被冷落了几十年。同治中兴，清帝国回光返照期间，尽管有志改革的洋务派也在呼唤魏源的改革精神，但这毕竟不可能引起当政者的注意。只有到了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前夜，魏源的著作、思想和精神才真正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体现其价值。因此，本文对魏源研究的百年回眸，也就从19世纪末戊戌变法这个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开始。这一百来年的时间，大致可分为四个时间段，即: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那个世纪之交的10多年、民国时期的38年，新中国建立后至“文革”的28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26年。下面拟按这四个时间段，对魏源研究的发展状况及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 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时期

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中的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由长期以来对魏源的推崇，开始进人对魏源著作、思想的重视和研究，其显著特点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为变法和革命的需要，各地大量翻印出版魏源的著作;二是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开始了对魏源著作的补正和对魏源著作、思想的讨论。

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间除新出版了《魏默深文集》(即《古微堂集》，上海国学扶轮社印本)、《老子本义》和《元史新编》等魏源著作外，还为活跃的书肆翻印重版了《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和《诗古微》、《书古微》等40余次。其中《皇朝经世文编》计有盛氏思补楼重校本、上海点石斋石印本、上海广百宋斋铅印本、积山书局石印本、扫叶山房重校本等10余种;《圣武记》有成都志古堂刊本、上海书局石印本、湖南书局刊本等11种，而且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四个年份均一年内出现了两个版本。这说明当时的救亡图存运动，实际上也是出版物“顿呈活跃之观”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段时期国内对魏源及其著作的补正和讨论相当热烈，涌现出冯桂芬、王韬、李慈铭、张之洞、刘禺生、谭嗣同、薛福成、刘师培、周寿昌、皮锡瑞、王先谦、章太炎、叶德辉、王国维、梁启超等诸大家，其中尤以梁启超对魏源及其著作的讨论较为全面。梁启超从分析维新人物所分布的地区立论，认为“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而魏源与龚自珍同为“常州派今文学之驻将”，“又善治史，著《圣武记》及《新元史》;又好谈时务，著《海国图志》，述域外地理及海防政策”，故“清季思想界，默深荜路褴缕之功高也”。梁启超认为“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之创译四报，实为变法之萌芽”。梁氏所论魏源著作涉及《圣武记》、《海国图志》、《诗古微》、《元史新编》等多种，散见于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论著中。

在以上众多学者的论述中，就魏著而言，则以论《海国图志》者居多。因为《海国图志》一书出版后，在日本受到极大的尊崇并产生了非凡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祖国却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冯桂芬、王韬、郭嵩焘、薛福成等又一代开明知识分子崛起，维新思潮与洋务运动才从思想与实践两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魏源创始的“师夷长技”之统绪。论及《海国图志》的著作，计有王韬《韬园尺牍》《韬园文录外编》《扶桑游记》、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冯桂芬《显志堂稿》《校邠庐抗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张之洞《劝学篇•外篇》等。又如光绪二十三年《湘学报•舆地》第四十册所载周传二论、《时学报》第十一期郑沅《拟<海国图志>后叙》，以及《沉湘通艺录》卷五所载舒润、田梓材各一篇《读魏默深先生<海国图志>》和姚炳奎《魏氏<海国图志>近日应改应增条例》等。《海国图志》影响之深远，正如梁启超所说:“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梁氏和日本学者井上清等，更以为明治维新的迅速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善用魏源的“不龟手之药”。

这一时期台湾学者中论及魏源的文章，当以洪襦作于甲午年(1894年)的《跋魏子默深书后》较有代表性。他慨叹魏源具有“雄略”，本“可以有为，无所表现”，认为“以彼其才、其志，使得阅历兵间，实练其识，……其造就固未可知，吾决其不在骆文忠秉章、胡文忠林翼之下也。”这种借魏源可能达到之成就的想象，以表达自己对国事之忧心，叹人才之难得，或许代表了清代改革派学者评价魏源的共同心声。

另外，这段时期的论者中，由于各自对维新与革命的政治态度不同，对魏源及其著作的看法也出现了明显的正反两方面。其中从正面肯定、赞许者居多，而从反面贬责者亦不乏其人，如刘师培、章太炎、叶德辉等，尤以叶德辉之言词激烈，几近咒骂。如他在《郎园论学书札》中说:“默深病狂，由于丧心，其病发于本原，确有至理。鄙人非论因果报应，不过欲人引为丧心之戒而已。”且说他“晚病风魔，……晚节末路，人羞称之”，显由学术之争发展到人身攻击，并讥讽到魏源晚年因对太平军态度“暖昧”而遭革职处分之“羞”。

二  民国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8年间，学界对魏源及其著作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其显著的特点有二:一是为魏源撰写的传记明显增多，且篇幅越来越长;二是对魏源生平轶事、师友及其著作、思想的研究著作不断出现。

魏源逝世后，不仅诸家笔记、文集对魏源的言行和著作时有回忆、评介或论述，且有数种志书已为魏源撰写传记。如同治年间的官修《扬州府志》、《续纂扬州府志》和李元度撰著的《国朝先正事略》，光绪初、中叶的《兴化县志》、《邵阳县志》、《再续高邮州志》、《湖南通志》和顾云在《钵山文录》中的《邵阳魏先生传》等。但这些传记大多文字简略，篇幅不长，对魏源生平事迹和著作等未能全面介绍。民国以后，魏源传记不仅篇数增多，且内容逐渐丰富。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现的魏源传记将近15种，如:1920年《地学》杂志发表叶瀚《清代地理学家魏默深先生传》，大概是传记中最早称魏源为“家”的一种;1925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的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则首次将魏源列入朴学大师之中的“作史学家”。1928年出版的则有《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学者像传》和重印本《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等4种，又有1932年出版的《碑传集补》,1937年蔡冠洛编《清代七百名人传》、1939年第三次修订的《邵阳魏氏族谱》、1943年《兴化县续志》和1948年上海书店出版的杨荫深编《中国艺术家列传》等。这些著作中的魏源传，《碑传集补》中姚永朴所撰《魏默深先生传》已达1500字，因为“永朴大父与先生颇笃，丙辰春适得先生子耆所为《行述》于京师”，所以可据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爱论次之”，传记内容较前大为丰富。

这一时期，对魏源生平事迹与著作思想研究用力最著且成果突出者，当首推邵阳学者李柏荣先生。他对魏源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一是就魏源“同时巨公、长者、魁儒、畸士之遗文琐记与先生有连者”，辑为《魏默深师友记》一书，于1936年初稿印行，1937年续补，共记魏源师友233人，成为研究魏源生平交往及其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二是搜罗故实，撰成《日涛杂著》一书，从不同侧面反映魏源轶事，亦于民国年间印行。次则有无锡钱基博撰《近百年湖南学风》，论及魏源著作与思想已近5000字。认为“前此治经而张今文者，则《春秋》而已，而源乃推而大之以及《诗》、《书》，遍于群经”;并综述《默觚》、《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大著，以论魏源“博综子史，高谈王霸，宏我汉声，通经致用”。随后又有李肖聃著《湘学略》，专辟《邵阳学略第十•魏默深先生源》一章，论及魏源著作多种，分别从经学、史学、外事、经济、佛学等多方面说明魏氏开风气之先和有功于学术者，且认为“左文襄宗棠谓龚魏齐名，龚之实用远不及魏，斯笃论矣”。

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在文集或专著中论及魏源生平与思想的还有以下十数种:臧励和《中国人名大辞典》(1921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26年)，萧一山《清代通史》(1927年)，李思纯《元史学》(1931年)，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1932年)，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辞典》(1934年)，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1934年)，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1935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1939年)，金兆丰《中国通史》(1941年)，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1947年)，萧一山《清代史》(1947年)等。

此外，民国时期学者对魏源著作的研讨中，于《元史新编》之研究更为引人注目，如梁启超、郑鹤声、胡玉缙、李抱一诸家都有深切之评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但舍事迹内容而论著作体例，吾于魏著不能不深服，彼一变旧史‘一人一传’之形式，而传以类从。但观其篇目，即可见其组织之独具别裁，”郑鹤声在1924年《史地学报》第三卷《清儒对于元史学之研究》一文中长篇论说魏著，认为“至魏源默深<元史新编>出，而元史之面目为之一新。……可谓自道咸以前，清儒整理元史得成完本第一部巨著，足以总括各家”。

三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

有人认为，单就魏源思想的研究而言，真正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可能应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算起。但这一时期28年的魏源研究，却如时局之变化一样波澜起伏，耐人寻味，故本文拟从时间上分为前18年和“文革”10年两个时段叙说。

前18年报刊发表的魏源研究论文及专著，虽然在数量上还非常有限(总计不过30篇种)，但其中颇有些开创性的重要作品。首先，1950年12月《燕京学报》发表的齐思和著《魏源与晚清学风》一文，可说是对魏源著作、事功、思想进行专题系统研究且较全面论述的开山力作，标志着魏源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齐氏从综论“有清三百年间，学术风气凡三变”开始，认为魏源是与顾炎武、戴东原一样“集前修之大成，继往而开来，守先而待后，系乎百余年学术之升沉”的代表人物，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的启蒙大师。文中对魏源的经世思想与实政贡献、边疆域外史地、掌故之学、今文经学及其讲学交游等，都作了相当精要且有深度的介绍，且在论述其生平时作了大事年表，这些都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随后，冯友兰于1953年在《历史教学》发表《魏源的思想》，又于1957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魏源——十九世纪的中国先进思想家》一文，奠定了魏源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师道刚、姚薇元分别在1959年9月3日的《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发表对《道光洋艘征抚记》作者问题的讨论，师道刚又在《历史研究》1960年第4期进一步发文商榷，使20世纪50年代的魏源研究再添新潮。

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美国汉学界加强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的研究，使论及魏源的著作陡增，如费正清在其《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一书中，不仅选译了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赞扬魏源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历史学者和经济地理学者，而且认为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可与17世纪的顾炎武和18世纪的戴震相比拟。这实际上也是齐思和论之继响。

50年代出版的论文集和专著中论述魏源的也不少，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石峻、任继愈《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陆侃如《中国文学史简编》，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林增平《中国近代史》，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等。20世纪60年代的魏源研究，除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一书的第四册中论述魏源以外，还开创了不少新的专题，如陈丹晨《试谈魏源的诗》(1960年4月24日《光明日报》)、吴泽《魏源的变易思想与历史进化观点》(《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南湖《魏源论人才与国运》(1960年11月5日《中央日报》)、易梦虹《魏源的经济思想》(196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以及吴泽、黄丽镛、钱实甫、王启初、王家俭、左舜生等关于魏源和《海国图志》的研究等。其中尤以台湾青年学者王家俭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王家俭于1963年完成了他以《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为题的硕士论文，其后四年又撰著并出版《魏源年谱》，还于1966年4月在大陆杂志第32卷第8期发表《<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影响》一文。其《魏源年谱》更用力勤劬，引证甚详，为后来的魏源年谱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文革”10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魏源研究曾一度陷于停顿。70年代初开展的魏源阶级属性的研究，则将魏源研究引入了歧途。1974年“四人帮”疯狂肆虐的时候，曾在以“红头文件”下达的24人名单中.把章太炎列为殿军，魏源倒数第二，通通编入“法家”的队伍，更是将学术研究变成了为其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舆论工具。这一时期出版的魏源著作有中华书局1976年3月版《魏源集》，在国内报刊发表的魏源研究论文有近30篇，内容涉及魏源思想的“阶级基础”、“阶级属性”以及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反侵略军事思想、革新思想等。但由于那些文章大多是服务于所谓“儒法斗争”的应景之作，谈不上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因此，从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来说，这10年的魏源研究毕竟是畸形的，不正常的。

四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祖国大地万物复苏，给学术研究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使魏源研究悄然兴起并成波浪式不断推进。从深度与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回顾新时期以来20多年的魏源研究，涉及面很广，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分述。

1.伴随改革开放而兴起的研究之风，使魏源研究逐步深入并取得空前的显著成果。

据台湾学者杨晋龙与邵阳熊焰提供的论文论著索引统计，自1978年至2003年底出版的关于魏源的年谱、传记和研究专著共有38种(其中大陆30种，台港5种，外国3种)，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7篇(其中直接的专题论文13篇，涉及的论文14篇)，期刊论文406篇(其中大陆345篇，台港31篇，日本30篇)，论文集或专著中的论文或篇章191篇，报纸文章37篇，网站中的文章4篇，可谓成果斐然。

1979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瑚《魏源诗文系年》和香港出版的陈耀南《魏源研究》，开始了新时期对魏源学术性研究的新起点。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魏源诗文选注》,1983年岳麓书社出版的《魏源师友记》和中华书局修订再版的《魏源集》以及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圣武记》等，更为学界的魏源研究提供了资料的方便。随后，黄丽镛的《魏源年谱》、李汉武《魏源传》、高虹的《放眼世界:魏源与<海国图志>》、陈祖武《衰世风雷:龚自珍与魏源》、李少军《迎来近代剧变的经世学人:魏源与冯桂芬》以及台湾学者翁瑞廷的《魏源的政治思想》、方淑妃《魏源史学研究》、贺广如《魏源思想探究——以传统经典的诠说为讨论中心》等专著，都是80年代以来魏源研究的重要成果。2002年结集出版的李瑚先生《魏源研究》，则是21世纪初魏源研究的最新专著。它以近70万字的篇幅汇集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魏源传记、事迹系年、诗文系年及专题论文12篇，涉及魏源生平、著述、诗文和思想理论等诸多方面，“是目前有关魏源的著作中内容最为丰富、研究最为周密的宏编”，“堪称魏源研究的权威专著”。

就期刊论文而言，1980年前后对魏源生平事迹和著作的考证取得的成果相当显著，如谢正光、李瑚、王俊义、黄丽镛、杨国桢等人先后考察了宣南诗社的由来、成员、成立时间，乃至数次聚会的情形，证明了魏源虽与诗社成员熟识并参加过活动，但却未曾入会。又如黄丽镛、许冠三对于《老子本义》成书年代问题在《中华文史论丛》的辩沦，以及黄丽镛、李瑚对于太平天国与魏源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还有李瑚、王启初、樊克政陆续讨论的魏源佚诗、信札与卒年等问题，所取得的成果都非常可喜。

新时期以来对魏源思想的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其特点是实事求是、涵盖面广，富于时代特色。内容涉及到了魏源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以及经学、史学、文学、教育、人才、伦理、外交、旅游等诸方面。1987年出版的杨慎之、黄丽镛编《魏源思想研究》，选辑论文22篇，算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魏源思想研究的一个初步总结(其中16篇为新时期作品);1995年出版的刘泱泱、郭汉民等编《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选辑论文64篇，虽是1994年邵阳纪念魏源诞辰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应征论文选辑，也可视作新时期魏源研究成果的部分结集。学者论文中对魏源及其思想研究发表总论的有李侃《论魏源》和李瑚《论魏源》《再论魏源》三篇。具体讨论魏源哲学思想的，则许冠三《龚魏之历史哲学与变法思想》、陈少明《魏源哲学思想剖析》、汤志钧《魏源的变易思想和<诗><书>古微》、刘广京《魏源之哲学与经世思想》等文，都是较有深度的作品。论及魏源的经学成就，台湾学者钱穆于1980年发表《读古微堂集》一文，继承并扩展了梁启超称魏源为“今文学之健者”的说法，认为清代今文学之壁垒渐立，始自魏源，且其学兼采汉宋，杰出于当时。其他论者，如冯友兰、杨向奎、陈耀南、汤志钧、李汉武等人对魏源经学的说法亦大致相同。贺广如则选择《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三部书来架构魏源思想的主轴，认为透过魏源对这三部经典的诠解，可见其本人早中晚三期的思想，实可以经世之志加以贯串。魏源人才思想的研究，是80年代才兴起的一个新领域，杨慎之、黄丽镛的《魏源论人材》和张立荣《魏源人才思想管窥》等文可谓于此别开生面。在专论魏源著作与思想的方面，则以袁英光《魏源与<圣武记>》、吴泽、黄丽镛合著《魏源<海国图志>研究》、萧致治《评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对中日的影响》以及童浩《魏源与<元史新编>》、刘寅生《论“钦定<明史>”的“一统”和魏源对明史学的贡献》等文颇有价值和影响。

魏源思想诸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在新时期各家撰著或主编的学科论著、专科辞典和其他著作中得到提炼和体现，且颇为壮观。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肖楚文、李锦全《中国哲学史》,吴泽《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袁英光、桂遵义《中国近代史学史》，吴雁南编《中国经学史》《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谭其骧《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戴逸《中国近代史通鉴》，张锡勤《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聂振武《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管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财政思想史》，张玉田《中国近代军事史》，陈其泰《中国古代史学人物》(下)，皮高品《中国历代名著名家评介》，以及张岱年《中华思想大辞典》、冯契《哲学大辞典》、李成勋《中外经济学名人大辞典》、丁守和《中华文化辞典》等百余种。

2.纪念魏源的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魏源研究的扩展与深入。

有组织地举办纪念魏源的学术交流活动，始于1985年7月湖南省历史学会在魏源故乡—邵阳市隆回县召开的“魏源学术思想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规模不大，会后由隆回县委宣传部编印了《隆回历史名人魏源》以示纪念。

1987年12月18日至23日，由湖南省社科联、省社科院、《魏源全集》编委会、北师大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南工大社会科学系等单位共同发起并筹办的“纪念魏源逝世130周年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在长沙举行，来自京、沪和全国七省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提交论文40多篇，并就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会后由民哲撰写了该会《学术讨论综述》一文，发表在《求索》1988年第1期上。

1994年9月21日至25日，由中国历史学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南省社科联、湖南省社科院、民进湖南省委和邵阳市委、湖南省历史学会、邵阳市社科联、隆回县政府共同发起，由邵阳市政府、政协联合主办的“纪念魏源诞辰2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邵阳市举行。与会者有来自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和国内港、澳、台与17个省市的专家学者100余人。会议收到论文80余篇，围绕“《海国图志》的时代意义及其影响”这一主题，就魏源的历史定位、爱国主义思想、经世致用、改革开放和工商科技思想以及学术、文化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与讨论。会后由郭汉民、田海林撰写了《纪念魏源20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在研讨会论文集《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一书中刊出。

在这次纪念和研讨会期间，湖南省文史研究所主办的《文史拾遗》还在1994年第二期出版了《纪念魏源诞辰200周年》专辑;中国邮政发行了纪念封一套;邵阳市诗词学会和楹联学会还举办了“魏源杯”诗联大赛，收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1585位作者的诗、联作品3597件并结集出版，表现了人们对魏源的深切缅怀。

3.《魏源全集》的整理出版，促进了对魏源著作的全面考察、搜集和研究，并将更长久地影响和促进魏源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早在1982年岳麓书社成立伊始，当时的湖南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就将整理出版《魏源全集》作为书社出版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列入规划，并上报批准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后于1983年5月成立了以林增平为主编，杨慎之、李侃为副主编的《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编委扩大会议。时任编委者除主编、副主编外，尚有李瑚、陈华、陈新宪、何泽瀚、崔文耀、黄丽镛、梁绍辉、彭祖珍等8位。会议根据现存魏源著作刊本、抄本的情况，决定将魏源著作及其编辑的重要著作一并纳入全集分20册出版。1985年4月，《魏源全集》编委会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了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增补了陈乐素、尹旦侯为编委会委员。后因主编林增平、副主编杨慎之分别于1992年、1993年辞世，全集整理工作的日常事务交由湖南师大文史所谭承耕、何慎怡具体负责，根据编委李瑚、陈华等建议，增补谭承耕、何慎怡为编委会委员。

前编委会成员，特别是林增平、杨慎之两先生，为全集的整理出版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1993年以后，虽全集整理出版工作停顿下来，大多数著作的校点工作尚未完成，书稿亦未上交编委会进行审校，但岳麓书社仍于1998年11月将《海国图志》一书作为“湘籍名人要籍”先行推出。然而，作为19世纪中国先进思想家的魏源这样的“世纪人物”，其煌煌大著在20世纪未能以全集问世，毕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湖南出版集团组建后，即与岳麓书社一起筹划重新启动《魏源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并将该项目申报批准为“十五”期间的国家重点图书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图书，拟定在魏源诞辰210周年的2004年整体推出。

魏源一生，著述宏富，此次搜集到的存世著作(含编著、编辑类)刊本或抄本很多，最后确定用作底本的计有刊本14种、抄本6种。它们是:《诗古微》二卷本和二十卷本、《书古微》、《禹贡说》、《古微堂四书》(含《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孝经集传》、《曾子发微》四种抄本)、《老子本义》、《蒙雅》、《圣武记》附抄本《夷艘寇海记》、《海国图志》百卷本、《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古微堂诗集》、《诗比兴笺》、《皇朝经世文编》、《淮北票盐志略》、《净土四经》等20种。此外，据传记资料记载的调查统计，魏源著述失传的佚书尚有如下两类:一是仅存书名者，计有《高子学谱》、《春秋繁露注》、《墨子注》、《说苑注》、《六韬注》、《吴子注》、《易象微》、《大戴礼记微》、《论学文选》等约9种;二是存书名和序或叙而正文失佚者，计有《说文儗雅》、《董子春秋发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明代兵食二政录》、《孙子集注》、《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等6种。

魏源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与魏源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密不可分。这次《魏源全集》的整理出版，不仅是对魏源存世著作的一次全面搜集整理，而且还附录了数十篇魏源传记资料和钱基博、李肖聃、齐思和三位前辈的研究论文以及《魏源大事年表》、《魏源行踪图》及其行踪考释等;卷首还刊有章开沅先生为全集撰写的《序言》。我们相信，《魏源全集》全20册的出版，将对魏源经学、史学、文学、舆地学、兵学、佛学、道学、经济、风俗、方志及魏源相关人物等诸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创造新的条件，促使魏源研究进一步拓展新的领域，迈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