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面对当时国家财用匾乏、兵战迭起、社会不靖的时局，利用其在内阁中书任内观书的方便，搜辑清朝前期有关争战的丰功伟业事迹，成《圣武记》一书，以激励当局重用人才，解决国家内部的困境；其后在面对英国帝国主义侵略而清朝一再战败，林则徐战胜却被发配到伊犁的事实之后，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受林则徐之托，开始编著以“知彼”为始，而以“胜彼”为理想目标的《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叙》中他非常明确的说明著作此书的宗旨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亦即学习或借用侵略者的方法与策略以对付侵略者，以协助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外在困境。

魏源此种“师夷”而向“夷人’.取经的主张，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思考行为，这对绝大多数一向以“天国”自居、习闻孟子所谓“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因而轻藐“夷狄”的清朝传统士大夫而言，可以想见“师夷”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是如何的难以接受;面对当时人的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剧烈冲击，如果不是潜意识中早已不自觉的以西洋文化为标竿，被西洋文化“殖民”而不自知，以致缺乏本我文化自尊与自信的“东方主义者”，而能比较客观地站在当时中国人的立场，以及他们并无法预知世界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还有其它可能性存在的“顺向发展式”的“了解历史”的研究角度来论，则也许就不至于出现那类过度推崇魏源等一类“向西方学习”者，而反过来对那些不赞成者激烈批评。例如萧功秦因为倭仁于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公元1867年3月20日)上奏，反对在教习英、俄等外文的“同文馆”内，再增设“天文算学馆”，并礼聘“洋教师”来教导西方科技知识的提议，理由是不必因为“求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这当然是站在中国传统“师生”一伦的文化本位保守立场的一种正常性反应。萧氏却以此而大作文章，竟然用“表现在对西方列国及西方人的盲目虚憍态度上”之言加以攻击，这类“先验”的站在“现代西方”立场的批评方式，萧氏并不是唯一的一位。萧氏的谴责语气也还不算激烈，用较之萧氏更加激烈的言词，抨击那些反对向西方学习者的意见，充斥在多数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或历史的文章中，可见现代研究者在评论那些反对“向西方学习”者时的偏颇态度。

魏源的今文经学与那些备受现代人推崇的“经世”观点、海防等“洋务”主张，其中不少主张确实产生过实际的效用，但必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比较客观的学术角度而言，如章太炎等一类。站在反满的大汉族沙文主义立场对魏源所作的“夸诞好言经世”、“妖以诬民。夸以媚虏”等等无谓的批评以及多少带有门户之见的江浙学者刘师培一类所谓“权门显宦，请渴繁兴，才情通侈，以高论骇俗”、“谨身倡优之列”、“饰巧智以逐浮利”等单方面批评魏源人格的意见。自然不必过度当真。但前述倭仁“拒绝向西方学习”的反应，当该代表生存在当代大多数士人的意见。略从常识性上加以理解，就可以断定当时同情魏源“向西方学习”主张者。绝对不会占多数。萧功秦、袁伟时等的激烈批判语句，代表民国以来，那类热爱中国而以追求中国富强为唯一要求的“民族主义式”学者的焦虑情绪。拥有此类情绪的学者，在此种“不平”心理引导下，比较容易以“后见之明”的“先知者”姿态，抱持高于古人一等的“优越”心理.愤怒地指责当时绝大多数站在“中国本位”发言的古人，严厉垢责他们昧于“世界”大势，不能马上放弃中国的一切，提早向西方学习的冥顽愚昧，所以这些”顽固份子”必须为“陷害”中国而“导致”中国积弱负责。这类激烈“爱国者”以谴责性语句的方式，发泄其“恨铁不成钢”的怨气，自有其合理性。但这种完全不为对方的立场与当时的先天限制着想，一味地站在“后见之明”立场上所进行的谴责、椰愉、讽刺的研究方式，除了发泄作者以及其同道者的不满情绪外，就学术研究而言，恐怕并不太容易表现出什么重要的意义与贡献。因为“死人”是永远的“沉默者”，这些过时的“顽固份子”当然无法像现代人一样的“聪明”，明确地“看到”或“了解”后代历史演变的实际状况。当然也无法提出后代“不肖子孙”比他们更没志气的事实来为自己的坚持做有效的辩解。从这个角度来看，则现代如萧功秦、袁伟时等一类的学者，那种缺乏尊重对方“抗辩”权益的谴责揶揄方式，岂非只是一种“虚假命题”、一种特定“意识型态”的宣传、一种将对方“建构”为“腐败”的学术霸权的策略应用而已，然则其研究成果，岂非仅对那些早就抱有强烈相同“前理解，的人，有加强其信仰的作用外，在客观求实的学术价值与学术贡献上。恐怕还有某些值得再加商榷之处!

实则如果愿意尽量抛弃从现代已有的实际表现，而“逆向反推”溯源的单线思考与研究方式，愿意尽可能地从当代的情况，“顺向发展”的多元思考加以考察，则当时士大夫对时局的反应:无论是对世界局势几乎毫无所知，因而自以为持守中国的传统本位文化，即能对抗外来侵略的“顽固保守派”;或因比较了解世界趋势，看出西洋侵略者的科技优势，因而自觉地主张向西方学习，以便能更有效的对抗外来威胁的所谓“进步开明派”，两者在“富国强兵”以抵抗侵略者的最终目标上并无不同，只是主张达成目标的途径有别而己:一个主张“向内寻求”的本土文化之开发：一个主张“向外寻求”的异国文化之引介。如果重就当时实际的历史时空来看，其实也很难马上就可以“铁口直断”确定哪一种主张，占有绝对正确而有效的优势。从学术多元的角度而言。这种相同时代针对相同议题提出不同观点的互相争胜，可说是一种相当正常且必要的论争，现代人因为时过境迁而握有在时空上“后进的利益”的优势，因而很容易从现在已经既成的历史事实加以“逆推”，并且几乎无法避免“单线”思考的限制，然后理所当然的“认定”或“规定”历史的发展，仅可以有现存的这种唯一的发展模式，几乎忘记就魏源所处的时代来说，历史的发展可是具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呢!魏源的“师夷”主张，即使是最好的主张，也不过是其中比较符合现代人需要的一种“主张”而已!即使没有经过什么繁复的论证，中国传统士大夫关心社会国家安危的潜在心理，应该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因而与魏源同处在那种被“外夷羞辱”情境中的士大夫，绝不可能无动于衷，也绝非魏源一人“天纵英才”的注重“经世”，其它士大夫都昏聩无知。实际上，“经世”的要求，应该是当时关心国家安危的士大夫们的集体共识，“如何经世”的问题，也就是前述“向内寻求”或“向外寻求”的不同主张，恐怕才是争执的焦点，这个不同立场的争辩，一直要延续到“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定格”，也就是“向西方学习”最终成为“经世救国”的主轴，现代人生活在“向外寻求”主轴早己确定的时代，研究相关问题之际，不免会受到此一主轴的影响，稍一不小心，马上就会陷人单一正确化的唯一立场内，于是除了“向西方学习”之外的其它可能性，就完全被消解掉了。现代学者由于受到此种“研究视野”的限制，于是基于刻意或无意的疏忽，当在进行学术发展的历史溯源工作时，就很可能在不知不觉间，把那些不符合我们这些“聪明睿智的”现代人所认定的学术发展规律的学者的主张，当成“走向现代”过程中挡路的“大石头”，于是过度地谴责与揶揄或讽刺也就难免了；相对地也会有意或无意间，不仅会过度地夸大那些符合我们现代人“规定”的学术发展规律学者的主张，甚至还会把这类学者某些在当代具有共识的“普遍”主张，当成其所推崇者个人特殊的“独见”，因而不当地夸大其在当时所具的“绝对”重要性与对后世重大而唯一的影响性。美国芝加哥大学的Susan Mann Jonese和Philip A. Kuhn两人在1978年所说的“魏源是19世纪各主要思想潮流之集大成者;他不但是经世思想家、今文学家，他也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当时社会所遭遇种种变迁”的意见，即是一显例。恐怕这类相近的称美赞佩的论述当中，有不少只是我们现代人的“想象建构”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现实呢!比如朱维铮就有不同的意见，朱先生认为是“林则徐的悲惨遭遇造就了魏源的先驱名声”，并以为“湖南小城三家村塾师出身的魏源，犹如法国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描写的于连，怀着羡僧交织的情结，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并以极端实用的眼光看待一切学问，可以毫不困难地改变见解。他对西洋情形原无研究，但在鸦片战争败局已定后，仅用一百天便拿出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从此以‘夷务’专家现身。…单看这部书的效应，主要也不在于向人们提供了域外世界的新知，而在于其中发表的‘筹海三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三策都不新鲜，相反每策在前都曾有人提出。…魏源实际是在迎合满清君主的虚憍心态，助长天朝至上论的幻觉。…使人们以为它可能真是‘制夷’的良策。从这一点来说，《海国图志》刊行后引起了把手段当作目的之效应，也就是人们越来越不讳言有必要‘师夷长技’，是理所当然的。”实则所谓“集大成”也可能是“剽窃”了当代许多人的创见而成，更可能是许多人相互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风气”，而非某个人的一己之“独见”。另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当然也就会导向非“师夷”不可的方向思考，中国的近代历史岂不就是如此发展的吗?因此“向西方学习”的“师夷”主张，成为现代多数学者所认定的必然而唯一的历史走向!然则根据前述的论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否也可以追问:是魏源等一类主张“向西方学习”者具有“先识”?还是这批人“误导”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呢?若能了解此种“先验预设”的不足与问题，则对学术界有关魏源研究的评价是非，或许比较不会过度“跟随”前贤、比较可能保持一些清醒与求实的眼光及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