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与浙江有着不解之缘。他1857年因好友何绍基的弟弟何绍箕在杭州为官的关系，避太平军兵难而居杭州，逝于西湖边上的僧舍，葬西湖南屏山方家峪。鸦片战争中，魏源勇赴国难，参与筹划第二次定海保卫战，在鸦片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魏源参与筹划定海保卫战确有其事，但具体在什么时间，历来没有搞清楚。魏源儿子魏耆作《邵阳魏府君事略》，其中讲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夷犯海疆，江、浙震动。钦差大臣长白裕公谦，督浙江防剿，延至幕府。数月辞归。”(《魏源集》附录)裕谦于1841年10月11日自杀身死，此记魏源1842年入裕谦幕，显然错误。“数月辞归”之语，也与魏源自己讲的“到此便筹归”(《魏源集》第781页)的情况不合。其他有关魏源传记材料，有的将魏源到定海的时间系于1841年春，有的记为1841年3月，有的则泛记为1841年。至于魏源到裕谦军幕的缘由，学术界都认为魏源是受林则徐推荐而入裕谦幕。我认为魏源入裕谦幕参与筹划定海保卫战的时间为1841年8月，机缘还是受林则徐推荐。理由是:

第一，魏源不可能于1841年春或本年三月之前参与定海防务之事。这是因为在鸦片战争中，定海曾经两次失守。第一次失守于1840年7月。英军攻占定海自动退出后，才有筹划定海第二次保卫战之事。当时主持浙东战事的钦差大臣是伊里布。1841年2月23日英军退出定海后，伊里布马上派总兵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带兵三千，进驻定海，2月24日登岸。2月25日，道光帝追究伊里布不敢进攻定海的责任，将其交部严议，改派裕谦为钦差大臣，主持浙东防务。裕谦2月27日从上海赴镇海军营接钦差大臣印，此时他的行政职务还是江苏巡抚。(《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4第837页)

裕谦到镇海后，维持了伊里布派三总兵进驻定海的原议，且加派浙江臬司周开祺、江苏侯补知府黄冕、宁波知府邓廷彩，星夜渡海，会同郑国鸿、定海知县舒恭受等一起布置防务。(同上书第638页)此后，裕谦于农历三月初六日由招宝山渡海，抵定海视察(同上书卷26第943页)，三月十五日回镇海(同上书卷27第962页)，此时定海防御工事中的“土城、炮城将次完工”(同上)。

裕谦1839年升为江苏巡抚。魏源自1825年起，一直在贺长龄、陶澍幕中作幕僚，1839年6月两江总督陶澍逝世，继任陈銮也于该年12月逝世，接着伊里布任两江总督。裕谦和伊里布都是旗人，魏源与他们都无深文。尤其是刚任江苏巡抚的裕谦，与魏源有一面之交是可能的，但要裕谦达到倚魏源为谋主的程度，非有人介绍推荐不可。并且这个介绍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得到裕谦的高度信任;另一个条件是对魏源有充分的了解。有人认为黄冕有可能介绍魏源入裕谦军幕，其实黄冕并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黄冕是长沙人，钻研炮学，与魏源是老朋友。但黄冕当时只是江苏的一个候补知府，由伊里布于1841年1月9日从江苏带到浙江(同上书卷19第684页)，参与定海防务。伊里布革职后，转入裕谦幕中，但在伊里布手下和裕谦手下，都没有实际发言权。并且此时魏源在扬州，黄冕在镇海，二人并未谋面，故黄冕不可能推荐魏源，魏源在1841年三月时也无机会参与裕谦军幕。

第二，魏源进入裕谦军幕，必在林则徐与魏源于镇江见面以后。这又有几方面的理由。其一，林则徐在广州被革职后，于1841年5月3日离开广州。在此之前，他一直处于繁忙的军务政务之中，既要对付英军，又要对付来自朝廷的投降派的压力，内外交困，根本不可能与远在扬州的魏源联系，并把他推荐给裕谦。其二，林则徐在镇海军营与裕谦只见了一面，同裕谦见面之前，林则徐也不可能推荐魏源。早在1841年2月7日，道光帝就接到颜伯焘、刘韵珂保荐林则徐到浙东战场效力的上奏(同上书卷21第754页)，道光帝表示同意;4月16日，道光帝着两广总督通知林则徐，以四品顶戴赴浙江军营效力(同上书卷26第940页);5月1日，林则徐收到这项命令，5月3日即离开广州(同上书卷28第1023页)，6月7日，林则徐来到浙江萧山义桥坎，方知裕谦已于半个多月前由镇海回江苏接两江总督新任，没有在镇海，而浙江巡抚刘韵珂已由杭州驻节镇海，于是林则徐直接到镇海军营，于6月10日到达宁波(杨国桢:《林则徐传》第333页)，7月13日，裕谦从江苏赶回镇海，和林则徐痛叙衷肠，准备倚林则徐为谋主，搞好浙东防务;当天下午，又接到道光帝将林则徐从重流放伊犁的命令，7月14日，林则徐忍痛离开镇海，经宁波回杭州(同上书第345页)。此时即使林则徐向裕谦推荐了魏源，而魏源成行，也要在林魏于江苏镇江见面之后。其三，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即魏源进入裕谦幕，不是由于林则徐推荐，而是直接由伊里布的两江总督幕转入裕谦两江总督幕?仅仅从时间和情理来分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伊里布任两江总督期间，有两件事似乎可以说明魏源仍在两江总督幕中。一件事是1840年春，魏源奉檄督濬徒阳河。此时魏源并未担任地方行政职务，前任两江总督陈銮刚逝不久，命魏源督促修河的命令可能是陈銮在世时定的，也可能是伊里布发布的。如果是伊里布发出的，说明魏源在陈銮死后，又转入了伊里布的两江总督幕；第二件事是1840年秋天，英国军官安突德在定海测绘地图时，被中国老百姓活捉，送往伊里布的宁波军营。魏源受邀从扬州赶往宁波军营，参与审讯安突德，并据供写成《英吉利小记》。不过这件事也不能完全证明魏源一定在伊里布幕中，因为魏源到宁波，是因友人(可能是黄冕)在扬州邀请而去的。我断定魏源到裕谦幕中是在林、魏见面之后，主要根据就是魏源的诗。

在《魏源集》中，有两组诗，分别纪林、魏见面和魏源自定海归扬州之事。《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二首云: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时林公属撰《海国图志》)

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萍。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

另有《自定海归扬州舟中》四首，其中三首云:“到此便筹归，应知与愿违。狼烟横岛峤，鬼火接旌旗。猾虏云翻覆，骄兵气指挥。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

春在浮烟外，帆穿绿树还。草光争赴水，浪影欲浮山。近海烽方儆，严城夜未关。旅人非许国，忧患到鸥鹇。

尊酒有时有，春风无日无。地怜群盗接，人似六朝余。青眼无悬榻，苍穹遣著书。谁言牙旷绝，琴声出游鱼。

对此这两组诗，林、魏见面与魏源从定海回扬州两件事孰前孰后就十分清楚。在镇江见面时，林则徐将自己收集翻译的《四洲志》材料全部交给魏源，请他续著完成，这就是以后的《海国图志》。《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中魏源自注的“时林公属撰《海国图志》”，就是指的此事，诗中“商略到鸥凫，也是指有关海防之事。《自定海归扬州舟中》“青眼无悬榻，苍穹遣著书”的著书，也是指《海国图志》。这不仅因为诗中另有“忧患到鸥鹇”之句，更重要的是，林则徐不可能在镇海军营见到魏源。如果在镇海军营中林魏见了面，林则徐请魏源续撰《四洲志》的事就不会发生在江苏镇江，而会发生在浙江镇海了。事实上，先有林、魏在镇江的见面，然后才有魏源的定海之行。林、魏在镇江见面也不是巧合，而是魏源主动从扬州家中赶到镇江迎接林则徐。林则徐7月14日离开镇海后，沿甬江经宁波，再沿姚江经余姚、上虞北上，抵达杭州，与家眷会合，待伏尽热退后沿运河北上，经过苏州。到达镇江时，当是公历8月上旬了。所以，魏源受林则徐推荐，进入裕谦军幕，参与筹划定海保卫战的具体时间应是1841年8月。

2 魏源在定海提出了两条防务措施。第一条就是暂时弃守定海，专守镇海海岸。他认为:“定海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魏源集》第190页)，应该集中精兵，防守镇海甬江口，扼住招宝山、金鸡山，不准英军内窜。第二条措施就是即使取下策防守定海，也要重建工事，坚筑内城，勿包外埠，以城卫兵，赖兵守城，认为当时“筑定海外城，葛云飞欲包濒海市埠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的守城方案是错误的(同上书第190页)。因为“守舟山已为下策，况所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乎?天下无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贼左右翻山入，即在城内矣。备多则力分，山峻则师劳，请但环内城为新郭，勿包外埠，勿倚外山，度城足卫兵，兵足守城，庶犹得下策”(同上第191页)。可是这两条建议都“挠于群咻，议遂不行。至若捐舟山，专守海岸之策，更无暇筹及也”(同上第191页)。

魏源的建议对不对呢?从军事学的观点看，这两条建议都是正确的。关于弃守定海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有战略意义的决策。首先，攻守服从战略的需要，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守，完全看战略需要而定。当时的定海，自第一次失守以后，几乎成为空城。“自被陷以后，城垣炮台，及近城十数里之内，人民庐舍，无不残毁，几乎鸡犬无遗。”(《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4第849页)“英夷占据定城，各岙居民，纷纷逃避宁波府城者，已万余人”(同上书卷18第638页)。魏源的战略战术思想是避敌之长，扬己之长。他认为当时英军的长处在船坚炮利，驰骋大洋，中国以木船为主的水师不能与之抗衡。因为“吾之所御贼者，不过二端:一曰炮击，一曰火攻”。以炮击论，敌舰高大坚厚，远在深洋，岸炮很难击中，即使击中，也不过击伤，很难击翻轰毁；以火攻论，敌舰远在大洋，又有远镜了望，根本无法近其纵火。魏源的办法是将敌舰引入内河，两岸排列火炮，岸炮齐发，四面围攻。如果敌人弃舟登陆，则“预掘暗沟以截其前，层伏地雷以夺其魄”。所以，“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即“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海国图志》筹海篇)浙东沿海南北延袤二千余里，“口岸甚多，而惟宁波府属之镇海口最关紧要。缘此口水深且远，紧接内河，由宁波府城直抵绍兴府属之肖山，西渡钱江，即属省城(杭州)。其间五百余里，一带平衍，毫无关隘，全仗镇海口门之招宝、金鸡两山，对峙钤锁，直同天险。”(《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第396页)如果把重兵布防镇海，扼住招宝山、金鸡山炮台，保证镇海不溃败，则英军即使占领了定海，在浙东也无作为。相反，“定海孤悬海外，并无咽喉险要可以控扼”(同上书卷18第635页)，如果集重兵于定海，镇海空虚，一旦英军环攻定海，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之下，定海是绝对守不住的。定海一失，敌军乘虚取镇海，可沿甬江直下宁波，再攻萧山，渡钱塘江逼杭州，据运河水道，威胁上海，北取苏州、镇江，南京必然无保。因此，浙东战场的重点在镇海和宁波，而不是在定海，这是非常明显的。魏源一再明确指出:应该暂“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佯退镇海招宝山以诱入之，而后于甬江下游狭港塞其去路，乘风火攻者上策；专守镇海不使入者次之，分守定海者为下”(《筹海篇》)。可是，魏源的这个正确的战略方案，并没有被采纳。当时的指挥者们，上自道光皇帝，中至钦差大臣裕谦，下至三镇武将，没有一个人能洞悉其中奥秘。道光帝只知道一点，不能丢失一寸土地，不能损伤了天朝大国的威风，至于在实际上怎样才能不丢土地，不失威风，他一无所知。伊里布不敢去夺定海，道光帝一怒将其革职查办。裕谦虽然也知道:“定海从后援，全恃镇海为之控制，而镇海一县，雄踞海滨，南援象山、石浦，北应慈谿、余姚，为宁波府之门户，而宁波府又为浙东之门户，镇海之固守，则外可扼定海之吭，内可保障浙东之全境。”(《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5第912页)但是，作为一个战区的司令官，裕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只知道盲目服从道光帝的命令，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战略战术决策的气魄。魏源批评裕谦“有攘寇之志，而无攘寇之才，同于张浚”(《魏源集》第192页)，这是有见地的。裕谦看到道光帝要死守定海，也只好随声附和:英夷“势必窜回定海，早蒙圣明指示，是定海之设守，为目前之要务”(《筹办夷务始末》卷24第862页)。除了把伊里布原调的三总兵仍旧放在定海，“并由镇海拔出一二千斤及数百斤炮五十位，火药、铁弹各数万斤”增援定海，还将“寿春、处州、衢州、金华等标营兵二千四百名，又定海标兵六百名”，加上“现在镇海等处之定海标兵丁一千八百余名，一并饬回定海，共计已有兵四千八百名“(同上书卷24第862页)，孤注一掷，死守定海。道光帝看到这个方案，还一迭连声地殊批说“好”(同上)。这样，精兵猛将，优良武器都集中在定海，造成镇海的空虚，从根本上奠定了浙东战场的败局。

当然，弃守定海并不是说定海不重要。定海是舟山群岛的核心，突出于海上，为沿海南北航道之要冲，定海不失，敌军进攻镇海就有后顾之优。问题在于定海与镇海相隔只有23浬(42公里)，“自镇海前往，海道处处可通，近或数十里，远亦不过一百余里，皆系依山傍岛而行，趁潮往来，片帆可达”(同上书卷25第912页)，英军即使占领定海，如果不突破镇海、宁波的话，是没有什么用的。英军两次占领定海，都自动退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集重兵死守一个可守可不守的海岛，在战略上无疑是失策的。据《定海直隶厅志》卷28《大事志》记载:“闺三月，前广督林则徐奉旨以四品卿衔驰驿赴浙，屡言定海孤悬，先朝弃地，重兵良将守此绝岛非策，请移三镇于内地，用固门户，裕谦不从。”这个记载可能是真实的，它也反映了死守定海，确是决策失误。

关于定海城防工事问题，裕谦在3月4日上奏说:”昨据抚臣刘韵珂来函，嘱于定海城外道头一带，先行挑挖濠沟，建筑土城，适与奴才意见相同，业已飞饬印委各员酌量地势，即日兴办。”(同上书卷24第849页)可见筑土城是刘韵珂与裕谦的主张。另据《葛云飞将军年谱》载:“府君(葛云飞)于街头筑土城塞之，……时以东南方太岁与己年命相尅，不可大兴建，遂罢。”时修工事经费不够，“府君请借己三年奉禄修建，亦不准。”可见当时没有人看到城防工事不符战备需要的问题。待魏源8月份到定海提出改建工事时，城已筑成，他的改进意见不用说没人听取，就是有人接受意见，想改也来不及了，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允许重建一套工事。魏源看到这种情况，深知大势已去，自己完全不能起到“谋主”的作用，于是“到此便筹归”，毅然辞职，重返扬州，开始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雄文巨著的写作，用另一种方式从事反侵略斗争。

战争的实践证明了魏源提出的两条建议都是正确的。1841年9月26日，英舰二十九艘围攻定海，27日中午，敌攻竹山门；28日攻晓峰岭，29日登上五奎山；30日攻东港浦；10月1日，敌由五奎山,东港浦、晓峰岭三路进攻内城，下午三点钟左右，内城失守。失守过程也象魏源所预料的那样，因工事环山包海，敌军翻山即入内城，虽然葛云飞等三总兵率兵血战，全部阵亡，终未能挡住敌人。

定海失守，浙东战场精锐损失殆尽。10月10日，敌舰连樯桔乘虚进攻镇海，招宝山炮台守将余步云卷军溃逃，不到一个上午，镇海失陷。裕谦知事不可为，命家人余升将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两淮盐政诸印信送交珠隆阿，由珠隆阿转送浙江巡抚刘韵珂，然后投入泮池自杀。军兵迅速救起后，抢护出城。在路上，裕谦再次吞金，抬至宁波，仅存微息。11日未时(下午1点到3点)，过余姚城四五里地。裕谦气绝身亡。(同上书卷35第1298页)

定海、镇江失守，裕谦自杀，浙东战场全线崩溃。“浙省此时，无一兵可调”(同上)，10月13日，敌军进驻宁波空城。确信传到扬州，魏源也不禁感伤倍至，老泪纵横。他在一首感怀诗中写到:“三面因山一面墉，筑城竟与海塘同。地遥守有鞭长虑，敌越山成腹背攻。倒马关前常色变，钓鱼矶上识形雄。当时聚米画沙容，重向寒涛吊朔风。”(《魏源集》第81 2页)

定海保卫战，由于道光帝战和两议，举棋不定，凭意气与私见用人。裕谦不懂军事，“锐气太盛”，不足以独挡一面，刚勇有余，兵谋不足。明知定海难于固守，却不敢逆道光帝的意旨，仍然集重兵困守定海。明知余步云心怀异志，有怯敌溃逃迹象，却还要把他放在镇海最重要的招宝山炮台。结果战线溃败，裕谦自己也只好以死相报，作无谓的牺牲。在鸦片战争中，第二次防守定海的官兵是英勇奋战的，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总兵及其部下，几乎全部战死，表现了中国官兵反侵略的英雄气概，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战略战术指挥，最后也只能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