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经世”，就是济世利民、经邦安国、建功立业。经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具体说来，它包括以下三个互相联系的内涵:一是积极入世的价值观，二是政治本位的人生观，三是佐君教民的事业观。但作为一种整体的思维指向、思想品质、思想方法、学术作风和文化现象表现出来，其外延又极其广泛。从共时态看，有政治、军事、经济、史学、学术等经世思想;从历时态看，有统一、分裂、和平和战争时期的经世思想;从空间分布看，有民族、区域和国家的经世思想。因此，透过历史表象，在理性层次上考察中国历史上一切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民族英雄所成就的一切事业的内驱力，几乎都与经世思想牵牵相结，紧密相联。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坎坷曲折的历史古道上，经世思想与历史发展大势同潮共涌，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但是，清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和维护其异族统治，对知识分子的经世思想进行了残酷的摧折.其手段主要有二:一是以文字狱镇压，一是以科举考试拉拢。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被迫走上一条脱离实际、逃避现实的道路，转而埋头古籍的考证与整理，形成了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派。乾嘉学风犹如恢恢法网一般，疏而不漏地禁锢了知识分子的经世思想。“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这一辞锋凌厉的诗句，就是对那个高压时代思想文化界情况的真实写照。

鸦片战争前后，在农民起义火光的惊照下，尤其是在“海警飙忽，军问沓来”的刺激下，魏源异军突起，高扬经学经世、史学经世、学术经世的大旗，并究心现实问题，拉开了经世思想复兴的契机。与此同时，贺长龄、龚自珍、林则徐、黄爵滋、姚莹、徐继畲、包世臣、张穆等一批敏于时事的封建士大夫也将视野从故纸堆转向矛盾丛生、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由是，一股生机勃勃的经世思潮蔚然兴起。魏源的经世思想是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中的一排巨浪，也对经世思想的复兴具有启动之功。其主要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学经世

经学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治国的基本理论。所谓以“《诗》观察民情舆论，以《书》考验世势变化，以《礼》导化民风世俗，以《春秋》断狱决讼”，就是对经学经世的概括和总结。但清朝统治者出于维护其极端专制的需要，却罢黜儒学内部其他各派，独尊程朱理学一家。如康熙皇帝就曾吹捧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联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祍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同时，清朝统治阶级还提倡考据之学。因而，宋学汉学一统经学殿堂，经学完全走进了空谈义理、抱残守缺、逃避现实、与世无补的逆流中。对此，魏源大声疾呼经学经世，力挽狂澜般地扭转了经学研究的去向。

魏源的经学经世思想，突出表现在他的“通经致用”上。怎样学习才能做到“通经”?魏源认为: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学习目的，要“先立其大者”。所谓“大者”，就是关系到“天下之治”的学问。他认为，要“通经”，就要着重学习象《尚书•洪范》那种对国家大政具有指导意义的经书，把它学懂弄通这些经书学不好，那些讳言兵食，只讲义利的书读得再多也无用。其次，在学习方法上，魏源主张学习经学要直观经义，不要借助后世的传注，要直接研究东汉的典章制度，由东汉的典章制度再进一步阐发西汉的微言大义。以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到“通经”。最后，将经学、政事、文章统一起来，救裨现时当世，服务国计民生，才真正达到了“通经致用”的目的。

为此，魏源在经学领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当时，齐鲁魏三家诗为今文经，颇遭冷遇，而毛诗为古文经，则独领殊荣。魏源继承今文经“微言大义”之家法，对齐鲁魏毛之诗一起研究，欲从诗经中探求到三代政风之“深微”。“此所谓深微者也，深微者何?无声之礼乐，志气塞乎天地，此所谓与观群怨可以起之诗，而非徒章句之诗也”。沿此思路，魏源于1829年著成诗经研究一书，名其曰《诗古微》。魏源自释“诗古微”道:“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以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可见魏源治诗，虽亦注重经文与版本，但尤注重主观之体验，寻求思想之内涵。在同一年，魏源又撰成《董子春秋发微》一书。魏源颇憾何休之注《春秋》，未言及董仲舒之《春秋繁露》。而“近日曲阜孔氏，武进刘氏皆公羊专家，亦止为何氏拾遗补缺，而董生之书〔莫〕之详焉”。因此，魏源除重视董仲舒著作的学术价值之外，更注重其思想价值。他指出:“若谓董生疏通大诣，不列经文，不足颉颃何氏，则其书三科九旨，灿然大备，且宏通精水淼，内圣而外王，蟠天而际地，远在胡母生何邵公章句之上。盖彼犹泥文，此优柔而餍饫矣。彼专析例，此则曲畅而旁通矣。故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1830年，魏源与龚自珍同为前一年逝世的刘逢禄刊校遗书。事毕后，魏源撰《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指出:“两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皆以自得之学，范阴阳，矩圣学，规皇极，斐然与三代同风;而东京亦未有闻焉”。因此，魏源服膺今文经，不仅是对乾嘉考证训诂之反动，而且欲在经学的范畴内，探求学术治体之本原，一如董仲舒等西汉经师之以“自得之学，范阴阳，矩圣学，规皇极，斐然与三代同风”。

这样，魏源的《诗古微》、《董子春秋发微》两书和《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一文，便上承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下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成为晚清今文经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从此，以往气息奄奄的经学又散发出了时代气息。

二、史学经世

史学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治国的重要工具。如司马迁就自称他研究历史，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把《资治通鉴》进献给北宋皇帝，也为的是“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章学诚更明确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他在阐发这一主张时说:“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史学与历史构成一种互相激荡的关系，伴随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并时时与现实生活对话，起到了鉴往知来、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经世作用。

清朝建立以后，为巩固异族统治，在残酷阉割经学精义的同时，也对史学进行了无情的摧折。乾隆年间，清政府以征集遗书、编纂《四库全书》为招牌，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图书集中运动。为确保民间将藏书全部交出，乾隆还亲下上谕催征。据清人统计，在清政府的严辞恫吓和各级官吏的强收硬缴下，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征集遗书，至乾隆三十九年，三年中共征书13781种。对于这些书籍，清政府主要采取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抽毁，即将有“夷、“胡虏”、“戎”等“触违字样”的书籍，或改正字句，或删除有关段落;一种是全毁，即将“词意抵触”和“违碍”、“狂悖”之书，整本销毁。在毁书的同时，文字狱自然迭兴不断。在乾隆这种血腥的文化专制统治下，知识分子时常提心吊胆，不敢议论当时的社会问题，更不敢编辑历史。梁启超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先生更犀利地指出:“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其不敢言近代事”。

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在揭橥经学经世大旗的同时，也发出了史学经世的呐喊，向死气沉沉的史学界发起了挑战。他强调研究历史要为解决现实间题提供历史借鉴，指出“今必本夫古”，没有古就没有今，古今之间一脉相通、不可割断。因此他认为:要通今，必知古，“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要救治当世之弊，也必须“质之往古”，这是由于“今昔病药之相沿，常以对治而益著”。由此而形成了他的“史学经世”思想。从这一思想出发，魏源先后撰写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和《元史新编》等三部满含经世意蕴的历史著作。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魏源参加裕谦幕府，在浙江抗击英国侵略军，由于投降派操纵权柄，使战争归于失败。魏源对此极其不满，他愤国事之日非，慨世情之日下，“有感而著《圣武记》”。《圣武记》为纪事本末体裁，前10卷叙事，分述清初建国、平定三藩、绥服蒙古、戡定回疆、抚绥西藏、数定金川等等，将其始末说得非常清楚。后4卷则为作者的议论，对于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之略等等，记述尤为详细。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魏源歌颂清初的“盛世”武功，畅谈自己的经世方略，旨在证明欲振萎靡之人心，莫如行军法之治，所谓“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汉大号之日，必虩然以军令伤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谓之战胜于庙堂，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烈宗矣”。魏源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和史学经世意识，对当时的思想界震动很大。因此，当《圣武记》于1842年以古微堂名义刊出后，立刻受到读者欢迎，正如他在自记中所说:“是《记》当海疆不靖不时，索观者众，随作随刊”。

魏源在完成《圣武记》一书的同时，还撰著了《道光洋艘征抚记》一书，但成书后没有立即刊刻问世，直到1846年《圣武记》第三次重订时才“补刊”出版。《道光洋艘征抚记》一书分上下两篇，主要记述鸦片战争的经过，揭露英国走私鸦片、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赞扬林则徐、邓廷祯等人的坚决抵抗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同时对清廷昏愦、官兵腐败，特别是琦善、奕山割地赔款、卑怯求和的丑行，也依据事实，秉笔直笔。《道光洋艘征抚记》一书的真正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及时准确地记录了鸦片战争的历史，而且在于它开导了纂修当代历史，把脉时事走向的先河。

此外，魏源面对西北边事的紧迫和国人对西北疆沿革的无知，尤其是面临清王朝的衰弱和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亦感慨万千。为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为清廷提供借鉴，他于1853年又编著《元史新编》一书。该书凡14本纪、42列传、7表、32志，总计95卷，逾100万字。其中除列传中《元末群盗》和《释老传》、《遗逸传》有目无文外，体例基本统一贯通。在该书中，魏源指责元代民族歧视，“内北外南”，赞成满汉地主联合;痛斥奸臣叛将，主张整顿吏治，改革官僚机构;崇尚实政，“留意经济之学”;宣扬“正统论”，鼓吹“天道循环”，希翼转衰为盛。该书撰成后，不仅为官僚士大夫了解边疆史地掌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通过有元一代的盛衰兴亡为现实提供了一面镜子.

总之，魏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和《元史新编》三书的出版，举起了史学经世的旗帜，使中国史学经过一段弯路以后，又重新走上了鉴往知来、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的经世道路。

三、学术经世

学术经世是一个大范畴，它理应包括经学经世和史学经世等。但为了论述的清晰和方便，我们这里仅从狭义上将学术经世单独开列出来。魏源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是《皇朝经世文编》，一部是《海国图志》。这两部著作比较集中和突出地反映了魏源的经世思想。

《皇朝经世文编》名义上是由贺长龄主持，实际上是由他的幕僚魏源编辑的。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虽略仿明代的经世文编的陆耀的《切问斋文钞》，但在整个编辑原则上却以经世思想一以贯之。他代贺长龄所作的《皇朝经世文编•叙》，不啻为晚清经世思想复兴的一份公开宣言。文中所提观点，虽皆从一般所熟知的观念开始，但笔锋一转，新思想新观念又随之而生。一日:“事必本夫心。……然无星之秤不可以程物，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二日:“法必本夫人。……然恃目巧，师意匠，般尔不能闭造而出合。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三曰:“今必本夫古。……然昨日之历今日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四曰:“物必本夫我。然两物相磨而精出焉，两心相质而疑形焉，两疑相难而易简出焉……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妙。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编辑《五例》中，更明确提出了注重功效与应变技术的经世主张:“盖土生禾，禾出米，米成饭，而耕获春饮之节次，宜各致其功，不可谓土能成饭也;脉知病，病立方，方需药，而虚实补泻之万变，宜各通其要，不得谓一可类推也”。根据这一思想，魏源选录从清初到道光三年各家(702人)奏议、文集、方志、文献中“存乎实用”的篇章，分门别类，汇集成《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全书共选录文章2236篇，分为“学术”、“治体”、“史治”、“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八门。每门再分为若干子目，如“治体”门类又分为“原治”、“政本”、“治法”、“用人”、“臣职”等5个子目。全书共65个子目。魏源重视现实问题，选录主要依据经世致用的标准，取材及“硕公庞儒，俊士畸民”，不仅限于高官名位。全书正文之前，列有《姓名总目》，分别介绍作者700多人的简历和专集，便于读者进一步检索。该书出版后，影响颇大，前后多次翻印，“舟车携随”。在其影响下，此后又有张鹏飞的《皇朝经世文编补》和饶玉成的《皇朝经世文编续集》出版问世。这些著作，是鸦片战争前后知识界提倡经世致用风气的开篇，有力地促进了一代知识分子“务实”、“改革”思潮的兴起。

魏源撰著《海国图志》的目的更为明确，他在卷首就开宗明义地宣布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这部书中，魏源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伟大口号。“夷之长技者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中国不师夷长技，就不能战胜夷敌。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洋武器，而且还注意到夷人的生产技术。“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因此，他主张开局设厂，对于“量天尸，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水、自转雄、千斤称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更为重要的是。《海国图志》虽成一书于“夷艘方出江甫逾三月”之时，但它仍注意到改革内政远比驭夷更为重要。“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侨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吹烟贩烟之芳民……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瘫，去营窟，则人心之释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勿冯河，勿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最后，魏源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若学习西方，改革内政，必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海国图志》是在划时代的历史事变中所诞生的一部划时代的学术著作。它出版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0年后，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王韬指出:“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篙矢，后来作者弗可及已”。 50年后，一代维新大师康有为亦将其作为讲“西学”的基础”。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和《海国图志》两书的出版问世，震动了学术界。从此，学术界开始激荡起来了。

四、究心现实问题

魏源不仅治经世之学，而且为经世之业。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的统治几乎是有政皆弊，但窳败最深的还是漕运、盐法、河工和兵饷等“四大政”。因此，魏源在以经学、史学和学术经世的同时，也对如何改革“四大政”提出了自己的建策和主张。

清代的漕运主要是通过大运河。由于漕运的各级漕米机构在征收、运输和入库等各个环节上反复转手，层层剥皮，使南遭北运耗费惊人，成了清代的一大苛政。对此，魏源在1825年和1829年先后著成《筹漕篇上》、《筹漕篇下》，并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撰写《海运全案序》、《海运全案跋》、《道光丙戊海运说》、《复魏制府询问海运书》、《复蒋中堂论南漕书》等文，积极主张变漕运为海运，并指出:海运“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唯不利从中渔利者。根据魏源的建议，清政府改河运为海运。海运效果甚佳，每石潜粮运费仅是河运的十八分之一。

清代盐法承袭明制，食盐由政府和专利商人共同垄断。结果，盐官和盐商相勾结，一面哄抬盐价盘剥民众，一面以私盐逃避缴税，使国家盐税大减。为解决这一问题，魏源不仅撰写《筹鹾篇》、《淮南盐法轻本敌私议序》等多篇论文，揭露盐引法的弊端，阐述票盐法的益处，而且协助两江总督陶澍 在两淮地区进行改革，以手续简便的“票盐”代替“引盐”。结果，不仅政府盐课大增，老百姓也吃到了廉价的食盐。

河工主要是指治理黄河。黄河水害是困扰有清一代的一个大问题。嘉道之际，黄河因河床日高，决堤数十次。朝廷虽设河道总督专理河工，并拔给巨额银两，疏竣河道河口，但因官僚们贪污和愚蠢，河患非但没有稍少，而且有日趋严重之势。道光二十二年，黄河水患震动全国，魏源著《筹河篇》尖锐批评朝廷河政。他指出:“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筹河用，不筹国用，故财成今日之匾”。他揭露乾、嘉以降主持河工的官吏们，贪污浪费，中饱私囊，造成“费浮自上”;同时，“河臣不治海口，……海口渐淤，河底亦增高，则又唯事增堤”，如此敷衍塞责，上下欺蒙，堤工费银甚多，而河患并不稍减，又造成“费增自下”。他在对黄河下游的地理形势作认真考察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治河意见。当政者对他的意见虽未予以重视，但大自然的规律却证明了他的真知灼见。

兵饷，亦称军储，实际是财政问题，嘉道以降，军费日增，统治阶级追求奢华、贪污成风，国库日趋短绌，财政危机愈益加深.对此，魏源提出了“除弊”、“节用”、“塞患”和“开源”四法。所谓除弊，即革除漕运、盐法弊政，使中饱私囊者无机可乘;所谓节用，即减少庆典，精兵减政；所谓塞患，即禁绝“耗中国之精华”的鸦片流行;所谓开源，即屯垦、采金、更币。为了开辟财源，魏源还力主开矿，并提出用屯垦的办法解决“八旗生计”。

魏源究心现实问题的经世事业，比其经世思想更为重要，它从实践角度更为有力地启动了经世思潮的复兴。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魏源以经学、史学和学术经世的经世思想及其究心现实问题的经世实践，恰似那垂钓者的千尺丝纶投入水中，使当时一潭死水的学术界出现了“一波才动万波随”的美妙景观。从此，在中国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中，思想文化领域率先从中世纪的黑暗跨入了近代的门槛。

魏源的经世思想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批判旧学，摆脱传统束缚;一是以实用为标准，追求功利价值。前者为经世思潮的复兴扫清了前进的障碍，后者为经世思潮的发展找到了生命的支点。

魏源的经世思想不仅对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复兴具有启动之功，而且在尔后次第兴起的洋务思潮、早期改良思潮和维新变法思潮中，仍然闪动着它的影子。如果说前者难能可贵的话，那么后者更值得大书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