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是一个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党，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由孙中山亲手缔造的这一政党，在产生、发展的创建阶段，众多革命家殚精竭虑地为其成长贡献了力量，黄兴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人。本文拟就黄兴对创建国民党的贡献和作用略作述论。
一
国民党的历史，始于孙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的反清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在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它的创建及其成立后的反清武装活动，为革命播下了火种，从而也宣告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活动的开端。
黄兴和当时不少革命者一样，也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并接触西方民主思想之后，从一个饱读经书的秀才转而走上革命道路的。1903年春，黄兴在日本东京积极投身于“拒俄”运动，先后参加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出任该会“运动员”，率先归国策动西湖及南京一带的反清革命，以实现其“救国不独心力，尤以身力为必要”的主张。同年冬，黄兴邀集章士钊、刘揆一、宋教仁等在湖南家乡聚会，商议筹建革命团体，并于翌年2月15日在长沙正式成立了华兴会。加入华兴会者多属从日本留学归来和国内学堂毕业的知识分子，其骨干几乎全是两湖地区新式学堂的师生。
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是继兴中会之后成立的第二个反清革命小团体，也是国内最早建立的民主革命派组织。它一成立即投入武装反清斗争中，计划发动长沙起义。从它当时提出的“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口号，和它的主要成员的政治言论考察，其政治主张是推翻清政府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与兴中会的纲领是一致的。黄兴所提出发动革命的策略“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则是比较符合当时中国的情势的。长沙起义虽告流产，但华兴会的骨干力量未受到重大损伤，他们利用在长江流域建立起的网状组织系统，继续进行频繁的反清活动，对以后国内革命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同盟会1905年的建立，是当时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革命派联合潮流高涨并具备了干部等各种条件时，即各种社会历史因素总汇合的结果。在同盟会的建立以及其后的发展中，黄兴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作用。他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从组织上促成了同盟会的建立和壮大。
长沙起义事泄失败后，黄兴和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华兴会骨干走避日本，创《二十世纪之支那》，继续鼓吹革命。黄兴在革命志士萃集的东瀛积极进行广泛的活动，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爱国青年，享有很高的威信，成为留学生众望所孚的领袖。他和宋教仁、田桐等酝酿“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中坚”，准备“结合各省之同志立一革命总机关”，并于1904年12月联络士官生等百余人组成了革命同志会，开始了有限的联合。
1905年7月，孙中山自法国到达东京后，通过宫崎寅藏的推荐和黄兴初次相会，“相与握手如平生欢”。孙提出“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主张，当即得到黄兴的欣然赞同。孙、黄二人畅议革命形势和办法等，确立了联合各团体骨干组建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方策。虽然华兴会内部对联合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经过黄兴的工作并带头加入同盟会，在东京的华兴会会员几乎全部加盟。据统计，参加同年7月30日同盟会筹备会议的70余人中，多为与黄兴同属军国民教育会、华兴会或受其影响之志同道合的留学生，孙中山的旧相识者只有10人。而秋瑾、谭人凤、李烈钧、阎锡山等都是经黄兴介绍或主持加盟入会的；并且，这一批人政治上相当活跃，主导着《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工作，担任了同盟会东京本部的重要领导职务。黄兴与孙中山的团结合作，是革命派大联合的象征，为创建革命组织在领导和群众两方面提供了条件和基础，极大地促进了同盟会的建立。
同盟会成立时，黄兴提议孙中山为总理，他则被推为执行部庶务总干事（相当于副总理），主持本部日常工作。黄兴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提供给同盟会作机关刊物，使其为革命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发展和壮大革命组织，他除在留学生中积极发展会员以外，还派遣会员回国进行活动，改变过去革命活动仅限于海外和广东一隅的情况，先后在全国22个省区中建立起同盟会分支机构。这就为革命活动在全国各地的展开奠定了广泛的组织基础。
其次，黄兴坚定地维护同盟会的团结和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保证了革命活动顺利向前发展。
同盟会是以孙中山和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最高领导层还有章太炎和宋教仁等人。他们是否团结则是直接影响革命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中国革命的关系至为重大。1907年以后，在同盟会最高领导层内部，却由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和某些政见的分歧，“兄弟阋于墙”，弄得风潮迭起，使本部工作濒于瘫痪，组织陷于分裂。
先是1907年春因中华民国国旗图式问题，孙中山与黄兴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它系烈士陆皓东所设计，且无数先烈为此流血牺牲；黄兴则认为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且与日本旭旗相近”，主张用井字旗，以示平均地权之意。双方都动了肝火，闹得关系几乎破裂。幸赖黄兴以团结为重，主动作了让步，勉从孙意而获干息。接着，同年6月，因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和日商资助的一笔15000元经费，以2000元经营《民报》，其余用于国内发动起义的分配问题，章太炎等掀起了倒孙风潮，公开攻击孙中山，并要求本部召开特别会议罢免孙中山的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对此，黄兴全力释难解纷，维护孙中山的形象和地位。他力言革命团结之重要，恳挚地劝说东京同盟会员以大局为重，“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在黄兴以大义相感召的情况下，这次倒孙风潮才渐告平息。
一波甫平，一波再起。1908年9月，陶成章又因经费问题，纠集李燮和等气味相投者用卑劣手段攻击孙中山，起草了《孙文罪状》，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他还联合章太炎和张继再次掀起了倒孙风潮，使同盟会内部矛盾更进一步加剧。在此关键时刻，黄兴一方面坚持拒绝陶成章提出在同盟会本部讨论此事和散发《孙文罪状》的要求，另一方面与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千余言的公开信，揭穿谎言，义正词严地驳斥了陶成章等人对孙中山的诬蔑与攻讦，坚决捍卫孙中山的总理地位，表现出他的袒荡胸襟与坚定立场。正由于黄兴顾全大局，及时澄清了事实真相，明辨了是非，同盟会方避免了严重的分裂，使其能在孙中山旗帜下不断壮大。
第三，为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贡献了特殊的劳绩。
黄兴在巩固和发展同盟会组织的同时，又以罕见的战斗精神投身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是同盟会发动武装反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黄兴从组建华兴会小团体伊始，一直十分重视武装斗争，视武装夺取政权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他特别注重在中国留日陆军学生中发展会员，积累军事人才，以期成为将来发动起义的骨干。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等军事学校用秘密方式先后发展100多人加入同盟会，从中选拔最坚定者组成“丈夫团”。1906年秋冬间，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和保证武装斗争的顺利进行，他与孙中山、章太炎等共同制定丁同盟会《革命方略》，内容包括《军政府宣言》等10余个政策性文件，作为军事斗争的指导方针，颁布各省同盟会会员遵行。《革命方略》的制定，对以后各地革命党人的起义活动起了重大的作用。为了策动各地的武装起义，黄兴于1905年潜入广西桂林，运动清军郭人漳统带巡防营举义。1906年后，他与孙中山又多次派遣同盟会骨干回国，联络、策动各地的会党和清军举义，为其后的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奠定了颇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同盟会在《革命方略》的指导下，1906年至1911年的五年中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发动过近10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反清斗争。这些武装起义，黄兴几乎无役不与，并且身先士卒，英勇奋战，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兴为创立民国立下汗马功劳的特殊勋绩，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人。是当时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比拟和取代的。他的重要作用，诚如孙中山所赞誉的：“一身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
二
辛亥武昌起义后，立宪派为了争夺革命的领导权，诬蔑同盟会“执政权而家天下”，公开攻击并要求解散同盟会。革命党的不稳定分子也随声附合。同盟会内部以章太炎为代表，提出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反对同盟会“欲以一党组织政府”的主张。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这种荒谬口号继续泛滥，在革命队伍内部增加了思想混乱，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当时，革命与反革命力量正处在相持不下的严峻阶段。孙中山从海外刚归国便严厉批驳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错误论调，指出：“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势，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懵之，是儒生阅茸之言，无一粲之值。”他号召同盟会员一定要为完全贯彻三民主义而奋斗不懈。黄兴对这一重大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拒绝采纳“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并针锋相对地阐发了自己的党见。
黄兴对于同盟会应否消亡和民国有无必要建立政党的问题，作了明确而又肯定的回答。他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阐明政党活动对于中国政治的必要，指出：“同盟会初为秘密结社，原带政治性质，无非为联合民党、推翻帝制起见。……方今帝政虽倒，民国未固，本党尚多遗憾，必期克竟全功。”因此，同盟会“既无解散之理由，复无取消之办法，自应改造政党，发阐政治。惟宜仍沿本党名称，留为国人纪念。”并强调说：政党不仅现时参议政治，“将来政治竞争”，亦应以“政见相折冲”，而不是用“武力相角逐。”他明确而坚定指出：“民国成立之要素，端赖政党”；中华民国虽已成立，“而一切未能就绪，其原因在于政党未能确立”，若“欲民国现象日臻良好，非政党不为功”。黄兴正是基于充分肯定同盟会的推翻帝政之功，和认识到以同盟会为基础“改造政党”是建设民主共和政治所必需，而反对解散和取消同盟会的。所以他支持同盟会公开为政党“并推广办法，大收会员，以厚势力”，来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共和国。
同盟会1912年3月进行了改组，从一个进行革命（即武装暴动）的秘密组织改变为从事合法政治活动的公开政党。黄兴被选为协理，仍位居第二把交椅。由于改组后的同盟会条件极宽，大批投机分子纷纷涌入，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内部思想混乱和纠纷叠起的情况有增无减，在民众中的形象和行动中的活力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很难适应新形势需要。
面对袁世凯窃权自为和众多党派歧异纷争的形势，黄兴深感焦虑。为了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使政治活动步入正轨，他鼓吹政党政治，主张实行政党内阁，以便扫除政治进行的障碍，实施同盟会的政见，巩固共和民国。指出：“吾党从前纯带一种破坏性质，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以开展和平竞争为常轨。要求同盟会员不加入陆征祥内阁，而“确守文明国在野党之态度，实行监督”。应该怎样建立政党？黄兴反对当时出现的“以党而为政”的做法，他说：“民国肇造，各处人士多仓卒联合，竞立党派，邀集一些学识经验不相等之人合为一群，对于国家无一定政见，故党派愈觉纷歧，往往以一、二人浊见，蛊惑多人，互相排挤。有一重大问题出，专攻他党，不问是非。除排挤外，几无所谓正当之解决。”认为“以党为政”的现象危害甚大。因此，他提出的建党原则是：要政见相同者结合为党，即“因政而为党，非临时以党而为政”；并主张“党纲与其政见大致相同”之各党合组为一大政党，以期萃集人才，消除党争，稳定政局，从而起到保障共和国，促进国家富强的作用。
为了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黄兴主张把同盟会与其他党派合并改组为国民党，为此他和孙中山共同发起组建国民党，参加了一系列的国民党内的有关活动。在国民党组建前，他和孙中山一起电告北京同盟会本部宋教仁“提议改组”，“命与他党合并”；并函电磋商“与他党谋合并之方”，和宋教仁共同作出了决策。在改组过程中，孙、黄二人根据宋教仁的执行报告，对合并组党问题作了最后的决定，并联名致电同盟会各支部，指出：合并条件“与本会宗旨毫不相背，又得此多数政团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也。”组建后的国民党采用理事会议制。黄兴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当选理事的票数仅次于孙中山，被推举为位列孙中山之后的九理事之一。
国民党组成后，黄兴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他对如何建设好国民党的问题，在多次演讲里作过深刻的阐发，其中着重强调了三事：“一曰党规，二曰党德，三曰党略”。并认为，就国民党现状言之，此事最“宜注重”。
所谓党规，即党的纲领及章程。黄兴认为：“盖组织政党几如部勒军队，军队须听命于主帅，政党须服从于本部。凡本部所发出之政见、政纲”，所有党员都应当共同遵守，并“尽力之所能为”去做事。他以党纲作为政党划分的标准，指出：党的政纲犹如旗帜，“一党之人立于政纲之下，即犹一国之人同立于一旗帜之下，不可各有政见，互相攻击，宜绝对守其党规。”
所谓党德，即党的道德，指党的立党宗旨以及对党员思想修养方面的要求。黄兴认为：“一党有一党的道德，道德不全，则希望即不能达到”。若要建设好一个大政党，必须首先有宏大而又高尚的党德、党风，对国事要有责任心，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无权利私心。又说：“党员度量须异常恢宏，取用大同主义。对于国民无论如何反对，本党皆宜引为己咎，归罪于自己感化力之不强。凡与他党交接，皆宜同兄弟一样，彼此互相携手，以救国家。”
所谓党略，指党的发展谋略，主要是谋求扩充党务，以求建成一大政党。黄兴认为：“凡一国而有两党，不可使两党之势力均趋于平均，则互相争势而事搁置不办矣。故必谋一党之扩充，以期实行其救国之种种政策。”又说：“欲追踪法美以收共和之美果，不可不造成伟大政党。”不言而喻，黄兴的主张是要将国民党组织和建设成为民国第一大政党，以实现他倡导的政党政治。可惜这些切中时弊的可贵思想，由于国民党内部成份的复杂和很快爆发了“二次革命”等种种原因，难以付诸实现，并没有能够化为国民党全党的行动。
黄兴之所以要将国民党发展成为民国第一大政党，是期望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进而由国民党组阁以控制政府。从这个目的出发，他和宋教仁等“不计品流之纯糅”，到处拉人入党以扩张“党势”，大批官僚政客、立宪党人都成了国民党员。黄兴甚至违反自己所讲“因政而为党”的主张，拉拢一些政见极不相同的人，甚至“请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致使新组建的国民党成为一个成份极其复杂的政党，革命性和战斗力进一步受到了削弱，在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更加软弱无力，无法取胜。1913年3月“宋案”的枪声破灭了黄兴政党政治的美梦。他所期待的国民党责任内阁在未产生之前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不久，在同年11月4日，国民党也遭到袁世凯的强令解散而陷于瓦解冰消。
尽管如此，黄兴鼓吹政党政治的活动和对民主共和的论述，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启迪了民众的思想，使“民主政治”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并对防止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实际斗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
国民党1913年7月发动的“二次革命”的惨败，使国民党遭到极为沉重的打击，一败涂地，在国内一时无法东山再起。为了复兴革命，东渡日本的孙中山总结经验，检讨得失，认为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为此，他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建立一个比国民党纯洁和纪律严格的新的革命党。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新建的中华革命党，在恢复民权、民生两主义的革命纲领，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和加强党的纪律等方面，是较国民党有了大的进步。但是，孙中山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将失败过多地归咎于党的组织涣散和毫无纪律，于组建新党中强调要依靠对他个人的忠诚，而采取了入党必须立誓约、按指模等形式主义的手段，和按入党时间先后在党员中划分三种等级并各享有不同政治待遇的错误规定，却给新党发展带来重大阻碍，致使其成为了一个狭隘的小团体，并导致在其后发动的武装反袁斗争中也显露出了严重地缺乏群众基础的弊端。
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党务？黄兴在整顿组织的方法上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为此他与孙中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黄兴不赞同另组中华革命党，主张“仍用旧党，加以整顿，力求扩充”。特别是对组党的某些做法坚决反对，他“认为当时亡命日本的国民党党员，都是参加讨袁且被通缉的，不应该在这时对他们严加整肃，而主张就原有基础发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便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他反对要党员“服从党魁一人”，“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手印，以志矢忠”以及将党员区分等级的作法，认为：在誓约上写明“服从孙先生”，“这是等于附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来革命了；如果在誓约上印上指模，这是等于犯罪的人写供状一样。前者是不平等，后者是太侮辱人了”。为此，黄兴本着“重之爱之”之心，曾苦口婆心地对孙中山进行规劝，反复说明这种整顿组织方法的欠妥，指出孙中山“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而“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以权利相号召”；并提出要求修改中华革命党的章程，但并没有使孙中山改变态度。孙中山还在1914年5月底6月初的一周间，两次致函黄兴对其横加指责，坚持自己的做法，并要黄兴切勿再干予其事，妨碍他的行动。最后黄兴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
实事求是地说，黄兴的主张和意见是正确的。另行组党，确实不利于团结大多数革命者；建党所执行的组织要求和办法，更是充满着封建行帮结社的意味，缺少革命政党的活力。既然组织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一些革命者的反对，不少人“不肯附和”。因此，长期以来有的论著对黄兴拒不参加中华革命党的责难和非议，是欠公允的。
黄兴与孙中山在组党问题上意见虽有重大的分歧，但为讨袁和民主革命而斗争的目标始终一致。他为避免在建党问题上分歧的扩大和加深，维护党内团结和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于1914年6月30日横渡太平洋远赴美国。同年8月欧战爆发，原部分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在日本发起组织了欧事研究会，名议上以“研究欧事”联络同志，实际上它的会员仍以信仰三民主义和坚持反袁斗争为职志。他们拥戴黄兴为精神领袖，“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其言行活动也是和孙中山为民主革命而斗争的大目标相一致的。该组织在反袁时期确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黄兴虽然身处异域的美国，但为了捍卫共和制度，和在美国的中华革命党人林森、冯自由等携手一起活动，继续为反袁斗争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到处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按受记者采访，揭露袁世凯独裁、称帝、卖国的罪状，不假颜色地“痛辟袁氏称帝之谬妄”。他同国内反袁势力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共同策划反袁斗争，参与谋划护国军起义的活动，并大力筹措反袁的经费，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的正义事业。
与此同时，随着全国反袁斗争的深入发展，黄兴加强了与各派反袁力量的联系。他认为大敌当前。革命党人尤须蠲除成见，团结对敌，主张促进党内团结，以扩大反袁阵线。早在欧事研究会成立后不久，黄兴在1914年9月12日复谭人凤等的信中指出：“现在……革命党，其弊在不能统一”，强调调解党内两派意见，“办法以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予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翌年春，他又力促钮永建急速回国，“速筹和解”，谋求党内的团结。他对孙中山依然重之爱之一如往昔，从来没有在党外组党的意念和行动，并深恶独张异帜的分裂活动。
1916年4月黄兴应孙中山函邀离美返国。回国后他迅即与孙中山取得联系，明确表示党内各派应尽释前隙，消除分歧，并声明“党界亦消灭，何门户之可言？”于是孙、黄二人又言归于好，一如既往，共同磋商讨袁方略。惜哉不久黄兴英年早逝，因而未能与孙中山继续“比肩效力，而提携奋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