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烈、刘文锦兄弟均系辛亥革命先驱者，原益阳桃江区舒凤乡人。

刘承列、字绍襄，出生于一八八一年。青少年时代，先后在本县龙洲书院及长沙岳麓书院求学。二十岁左右，因其父刘翌宾在甘肃省任知县，乃随父前往就读于甘肃省城兰州某书院，并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

当他在兰州读书时，恰值谭嗣同由内地赴新疆，途经该地，在甘肃之湖南人士，设宴于峡谷湖会馆以表欢迎，刘承烈亦参加宴会。谭嗣同即席发表演说，宣传君主立宪。因当时革命思想尚未普及，刘亦未为所动。待后来到日本留学，因留学生中绝大多数已接受革命思想熏陶，故常有学友邀他去听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演说，并经常阅读章太炎等人主办之革命刊物，至此时思想大为转变，认定必须推翻满清王朝，进行革命，方可挽救国家，造福人民，乃毅然加入同盟会，并与学友一道劝说在他之后到日本的留学生参加革命组织。

刘承烈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并未立即回国，留在东京同盟会总部工作，与胡汉民、戴季陶、居正、覃振、汪精卫等人共事，并与黄兴、宋教仁、蔡锷、陈英士、章太炎诸人甚为接近，友谊很深。

同盟会曾在南方各地发动几次规模不大的起义均告失败，乃决定于一九一一年春在广州大举起事，由黄兴担任总指挥，先期赴香港主持军事准备工作。在日本的很多同盟会会员相继离日赴港，刘承烈亦奉总部之命到香港，参加黄兴所主持的作战会议。会上刘承列与会员数人被指派担任后卫，以期在作战中保卫黄兴及指挥机构的安全。起事前二天，起义人员潜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夜起义爆发，革命同志分路进攻两广总督官署、水师行台及军械局等处，但因力量悬殊，且联络亦不甚周密，致未奏效，反遭满清官兵围攻。清军封锁通道，堵截追捕革命党人，革命同志奋不顾身，激战一夜，终以寡不敌众而败退，黄兴负伤，只身脱险。刘承烈在战事中奋勇向清军射击，自夜至晓，子弹射完，又与友军先去联系，乃只身转入小港，由水道涉水出城，秘密雇一小帆船到香港，再返回日本。此次战役牺牲革命同志达七十二人，后葬于广州黄花岗，故称为黄花岗之役。

是年（即一九一一年）秋，同盟会派一批会员赴北方各省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以策应南方之革命起事，刘承烈亦为被派遣者之一。他由日本乘轮船到天津后，化名为李惕生，即转往河南、陕西、山西各省，配合于右任、阎锡山等人，联络清军镇统吴禄贞，并罗致地方宗教帮会，暗中发动群众，以积蓄力量，待机起事。

有一次，刘承烈在河南洛阳一带从事秘密活动。因事机不密，遭满清洛阳知县派兵警追捕，由民众掩护走避至乡间，终未能摆脱其魔爪，致遭捕获，被缚于牛车之上，押解洛阳。方行至城外，恰遇新军某标有一营部队调动，亦行经该地。事有凑巧，该营营长张钫原系日本留学生，在东京时与刘承烈相识。他在马上望见这一情景，心知其故，乃称刘承烈为他军中的文职人员，质问兵警何以擅加拘捕，当即以武力皎洛阳县警兵扣押，刘乃得随其部队乘火车至郑州，转往他地而脱险。

武昌起义后，黄兴急电同盟会在北方各省的同志来武昌担任工作，刘承烈乃由河南绕道鄂西，化装为商贩乘民船自汉水而下至武昌。黄兴即派刘到湖南新成立的革命政权者督府，任实业局（厅）司长。刘承烈到任后，即着手恢复发展醴陵瓷业，成立瓷业公司。同时还拨出大量财力人力，完成株萍铁路的未竣工程，运出萍乡之煤。当时革命军与清军的战事尚未停止，北方铁路不通，运萍乡之煤以支援武汉、长沙等地，对安定民心，巩固革命政权有着重大意义。

刘文锦，系刘承烈之胞弟，字曙汀。光绪年间考入陆军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该校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分配来湖南新军中工作，初任排长，以后逐级荐升，辛亥革命后晋升为陆军少校。刘文锦在保定军校时已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加入兴中会；来湖南后又与黄兴取得联系，受黄兴影响甚深，以后两从竟成好友。

辛亥武昌革命爆发，炮声一响，全国震动，湖南以近在邻省，所受影响尤大。更以湘鄂两地革命志士早有密切联系，人员往来频繁。故武昌义旗一举，湖南方面即能紧密配合，率先在长沙发难响应，时距武昌起事不过十日。

武昌起义前，在湖南省垣长沙驻有新军两个标（每标约相当于一个步兵团），即第四十九标与五十标，刘文锦任第四十九标标统（相当于团长）而满清绿营兵不过数百人，新军在兵力上居于绝对优势，完全控制了长沙防务。

驻湖南新军中的军官，初时同情革命者并不多，经过刘道一、刘文锦等人数年间的广为联络招引，或利用假日邀游名山，或以朋友身份见访，长谈于密室，将革命大义宣传开导，遂使军官绝大多数（尤其是下级军官），皆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故能于临期发难，一举即成。

在湖南的革命团体，与设在武汉的地下革命机关，须保持密切的联系，刘文锦本人有时因要事不能不自去武汉，以与刘公、孙武、蒋翊武等人会商革命进行机宜。但为避免引人注目起见，只好化装成普通小商贩，挤在客货混合车中。然而时间一长，次数一多，似此还不足以保证安全。幸当时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之间已通车，广大铁路工人，革命热情甚高，有一次刘文锦赴武汉，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化装成火车机车司炉工人，身旁工作服，满脸煤灰黑污，使外人不能辨认，到武昌后待至夜间，始洗脸更衣外出。可是满清官吏，对新军暗中监视甚严，对刘文锦的一些活动，已有所察觉。在巡抚署内的革命同志，将此风闻传出，迫使刘文锦本人不便擅离长沙，以后有几次是派亲弟刘麦岐（当时由刘文锦推荐在补充营某连任司务长），持他的亲笔缄札，代他去武汉与革命机关的负责同志接洽。

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革命，本由临时被迫仓促起事，举事前夕，并未对湖南方面颁发指示与计划。消息传来，新军中官兵上下，皆弄不清事态发展。为了摸清真实详细情况，刘文锦乃急派刘麦歧连夜乘车赶往武昌，向革命领导同志请示机宜，只两日返回，带来多项具体指示，使在长沙的革命同志立即加紧筹划起事，以极其审速的行动决定湖南局面，迅即抽派部队组成援鄂军，驰赴汉阳前线与清军作战。这对于武昌新诞生的革命政权，军心民气，都给予了一个极大的鼓舞。

在起事前两天，曾秘密召开两个标连长以上军官会议，经一整夜之详细研究，制订出周密的作战计划，湖南军械局被列为重要占领目标之一。因其中贮存枪械数千枝，以及弹药数百箱，恐被满清官吏闻讯予以爆炸破坏，故必须完整无恙地占领。在会上指定四十九标某连连长刘安邦担任此项任务，（刘安帮为刘文锦族弟，原益阳县桃江区之窑湾人，窑湾现为桃江县双汉公社）。刘安帮接受任务后，在起事之夕，趁深夜黑暗中，率部摸近军械局，即展开兵力，以一部由屋后架木梯越墙而入，一部在前面冲破大门而进。军械局有守兵数十人。于睡梦中突被惊醒，尚不知发生何事，未发一枪一弹，就悉数被擒，所以枪械弹药皆丝毫无损。故于胜利后迅速招募新兵数个营，扩充兵力，配合老部队编组援鄂军，全力支持武昌，乃能不用愁械弹之缺乏。

新军中有小部分骑兵，马匹按规定每隔几年须更替一部分。当时新军领导人向满清官吏提出，须往内蒙古购马，并推派刘文锦率数人前往，真实用意是要经武汉再往北方各省联络革命同志。但狡猾的满清官吏，因出于对刘文锦等人的猜疑，乃将计就计，声言湖南巡抚只能呈报两湖总督，须到武昌总督官署换开公缄，方可前去内蒙古。但革命后由所缴获的案卷内查出，实则湖南巡抚已密电两湖总督，待刘文锦等到后换文时，必予以严加拷问，或将其监禁，或径予加害。幸而刘文锦等人到武昌后，经革命负责同志劝告，以革命时机眼看成熟，随时可能举事，此际切不可远离驻地。刘文锦乃诿称由商场得来行情，内蒙古本年马匹上市无多，难以选购好马，故暂不宜去。乃自武汉半途折返，更无须去总督官署换文，遂未中其奸计。

戊戌政变中谭嗣同惨遭西太后杀害。谭为浏阳人，其故里靠近长沙。梁启超来长沙时务学堂讲学，谭嗣同推介之力居多；谭本人的著作，亦已广为流传，使湖南社会上的风气为之大变。故对于谭的惨死，为之鸣冤与惋惜的人极多。西太后死后，宣统年间，谭嗣同的乡亲故友，在长沙公开赛设祭追后死后，宣统年间，谭嗣同的乡前故友，在长沙公开设祭追悼，刘文锦送有祭轴一幅，上书“湘水无情”四字，此事表面上似与革命无关，但内实含有对满清政府深致不满之意，证明即使是保皇派中人，也看出清廷不足与有为，非进行革命不可了，当时在社会上殊有不少的影响。

新军中进步军官对兵士讲课，每次皆寻找机会，借题发挥，旁敲侧击，揭露满清政府的黑暗腐败，激发士兵们的革命心情，日久习以为常。有次刘文锦到讲堂对士兵讲话，因言词激烈，士兵们听后群情激愤，以致起立高呼“赶走满鞑子，光复中华”。此事传到满清官吏耳朵内，大为震惊，即欲找刘文锦追查，但他们还来不及采取措施，革命就已经爆发了。

笔者与刘承烈、刘文锦为伯侄，与刘麦歧为父子。所记这些片断事迹，皆得之于老两兄弟的口述。但因历年太久，恐有不少遗漏与挂误之处，还请亲身经历辛亥伟大革命的先辈们赐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