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1874——1916），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民主革命家。他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酝酿准备、胜利和失败的全部过程。在从反对封建帝制到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奋斗中，身体力行，矢志不渝，最终积劳成疾，为自己短暂的一生打下了一个光辉的句号。鉴于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立下的丰功伟绩，宋教仁称黄兴“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章太炎则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就有斯人”。黄兴能够作出如此大的贡献，获得如此高的赞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政治活动中形成并逐渐完善的一个极为闪光的风格——大局观念。黄兴的大局观不仅表现在维护革命团结上，还在争取、建立、维护民主共和的革命斗争中，他总能从整体利益出发，顾全大局。从而形成了他为政、为人的一个鲜明的特色。

一、黄兴大局观的形成

黄兴受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很早。5岁时，“父亲黄筱村开始授以《论语》，并教书法。”而此时黄兴“箫赋异常，诵读习作往往超轶指定范围”。其后直到在武昌两湖书院，黄兴一直是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当以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人士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激烈批判的同时，黄兴却表现得相对冷静，他积极地吸收了特别是关于伦理道德范畴的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他勇于追求、进取的大丈夫人格和宽厚待人的君子人格形成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而这些人格特征又对黄兴尔后的革命活动产生了深远的，主要是积极方面的作用。

黄兴最初的天下大事概念是从了解太平天国历史而来的。“童年时代，听乡间老辈谈洪杨革命事迹，特别是太平军攻长沙故事，非常向往。稍长，喜读太平天国杂史。”这可以说是黄兴朦朦胧胧地从感性上最早接受的军国大事教育，他常常沉浸其中，惊叹于太平天国全盛时期的辉煌，这对少年黄兴志存高远具有启蒙和激励作用。正如后来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言：“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思想的启蒙，往往是深刻难忘的。而太平天国由全盛走向败亡的历史，黄兴更是终生未忘。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内部分裂，导致起义力量削弱，从而最终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给予了黄兴很大的刺激，使他“气愤腾胸，顿足三叹。”在以后的整个革命过程中，每当黄兴处理革命内部关系时，必能引以为戒，克己容人，“无我”、“无争”，处处顾全大局。

黄兴大局观念的形成，不仅仅是因其厚重的人格个性、历史教训的鉴戒，同时也是与黄兴开阔的政治视野分不开的。处理问题时，他每能立足宏观，从整体利益出发，从长远处考虑，顾全大局，决不唯眼前小利是图，也决不贪一己之功利，只要对革命内部团结有利，哪怕一些本属当之无愧的荣誉他也辞而不受。

二、黄兴大局观的表现

同盟会最初组成的时候，其成员主要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会员。1905年7月下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兴与孙中山初次会晤，“商组革命大同盟事”。此后，黄兴极力做华兴会会员的工作，劝其加盟。至同盟会成立时，在东京的华兴会员几乎全部加盟，黄兴本人曾有过“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意见。但这种隔膜迅速消除，自从同盟会成立以后，华兴会再也设有作为小团体进行活动。原来华兴会的骨干，如陈天华、宋教仁、张继、刘揆一等都成了同盟会中的骨干分子。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内田良平宅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70多人中，属于孙中山旧识的只有10人，还包括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三位日本友人，其余皆为黄兴的相识或是受其影响的留学生。本来，孙中山寄迹欧美，长期不在日本，对留学生的影响已有所减退，而黄兴此时在日本留学生中正“是个非常的人物。”除华兴会外，还有他参与组织的抗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等爱国革命团体都是极力推崇黄兴的。但在孙中山倡导组建同盟会时，黄兴从大局考虑，为促进革命团体更快发展，极力赞成孙中山，并甘居辅位，一开始就愿意“形式上入孙逸仙会”。他还组织了在日留学生欢迎中山大会，帮助孙中山恢复、扩大威信。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并由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同盟会刚成立时，原光复会的一些领导人，由于地域观念和宗派情绪作祟，常散布流言，诋毁孙中山，而黄兴则常以维护同盟会团结为己任，力持正论，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威信。建立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阶段性的进步。同盟会能够顺利、成功地建立，孙中山有着首倡之功，而黄兴的大力辅助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同盟会组建过程中，黄兴不争个人权位，能够从革命发展的大局考虑，并晓义于人。他的大局观念已经初绽光辉。

同盟会成立后，在本部编订革命方略时，议及国旗图案方式。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时所用的青天白日旗。其理由是：“谓乃陆皓东所发明。兴中会诸先烈为此旗而流血者甚多。故不可不留作纪念。”而黄兴则不同意，认为它近似日本旭旗，主张“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双方争论十分激烈。按说黄兴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孙中山“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于盛怒之上发誓脱离同盟会籍。但是黄兴并没有意气用事，将纷争扩大，冷静之后，他还是主动作了退让，表示接受孙中山的方案，他致函当时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成功而不居。先生（指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在其后的孙黄合作中，二人并不因此而有丝毫芥蒂，对此黄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为党与大局”，这正是黄兴肺腑之言，以后他在为政、为人中常能以此为虑，以此为先，逐渐形成了他个人独特的高尚风格。

同盟会的建立为辛亥革命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但是其内部成份复杂，派系林立、思想不统一，组织上也比较松懈，因此较容易发生某些骨干分子以个人意气用事，不顾大局，制造内部矛盾。同盟会成立起，在中国革命党人中连续发生了两次倒孙风潮。1906年冬，在同盟会的领导推动下，爆发了萍浏醴起义，使清廷极为震动，要求日本将孙中山驱逐出境。1907年3月，日本应清政府要求驱孙。此前，由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金一万五千元，此款被孙中山个人作主，除二千元留作《民报》经费，其余都用于潮州，惠州起义，后来起义遭到失败。于是早已不满的章炳麟、张继、陶成章等人就潮、惠起义失败及孙中山分配馈款等事，发起攻击，掀起了第一次倒孙风波。他们催逼同盟会代庶务刘揆一召集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黄兴知悉后，即致函刘揆一：“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由于黄兴顾全革命大局，拒绝出任同盟会总理，维护了孙中山的威信，使这次风大浪急的东京倒孙风潮得以平息。

第二次倒孙风潮是在1909年。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封禁《民报》，章炳麟谋划筹款复刊，他让陶成章在南洋筹款，但收效不大，于是陶成章责怪孙中山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暗中捣鬼。陶成章，章炳麟等系在南洋和日本对孙中山进行攻击。1909年9月，陶成章在南洋纠合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等七、八人，以七省同志名义，起草一份《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要求免去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并开除出会。陶成章等还恢复光复会名义，由章，陶分任正、副会长，在南洋一带展开活动，造成公开分裂局面。另外，陶成章还冒名致函美洲各中文报，攻击孙中山，破坏其赴美募捐。在这次来势更猛的倒孙风潮中，还是黄兴挺身而出，以大局为重，坚决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竭力维护了党内团结。他采取了正确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这场党内分裂：其一，黄兴极力抵制陶、章等对孙中山的攻击。陶把攻击孙中山的材料交给黄兴，但黄兴“并不发布，专为中山调停。”进而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还“函责太炎以晚节不终。”其二，黄兴复函孙中山，揭露陶成间，章炳麟等在东京的破坏活动。最后又希望孙中山“能海量涵之”，“至东京事，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念。”其三，黄兴以中国同盟会庶务名义，致函美洲各埠中文报社，为孙中山赴美活动排除障碍。对于黄兴苦心孤诣，顾念大局，旗帜鲜明地维护孙中山的威信，胡汉民曾感触颇深，盛誉黄兴此举“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持正不阿，以伸公论。”再次平息了倒孙风潮，为维护、巩固同盟会内部团结又一次作出了巨大贡献。

辛亥武昌首义前，湖北革命军派居正等到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迎接黄兴赴鄂领导新军起义。后因孙武炸弹案，起义猝然提前，结果黄兴姗姗来迟，使旧党黎元洪“被迫”登上都督宝座。黄兴一到武汉，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就随之不公开地摆在了革命党人面前。于是立宪派仿照古法炮制一个“登坛拜将”的把戏，以此压制黄兴，使黄兴屈居于黎元洪之下。而黄兴赴汉，其意旨在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并推广到全国，根本就无意介入个人权位之争，但应该说他是已经洞见了立宪派之私欲的，只不过是以大局为念，以期维护革命的团结和胜利。正如他在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时所言：革命“须协同，若各存意见，互相磨擦，无论条件如何好，都不能成大事。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前车之鉴。”虽然黄兴的顾全大局，这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一种软弱性和妥协性。尽管如此，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首义的武昌面临的是北洋军队的强大攻势。新兴的鄂军政府如果内部再出现分裂，那么武昌势必难保。应该说黄兴的大局观念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还是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的。

武昌首义后，南方各省纷起响应，1911年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各省都督代表选举黄兴为大元帅，后黄兴力辞斯职，荐黎元洪自代。于是被各省代表会改举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各省代表一致邀请黄兴到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驻鄂的黎元洪也致电委托黄兴代行职权，组织临时政府。应于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黄兴感到难却众望，于是决定赴宁组织临时政府，但在他临行的前一天晚上，获悉孙中山即将回国，便立即推辞南京之行。于是黄兴留在上海迎候孙中山，并提请代表会废除大元帅名义，改称大总统，还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历史的鉴戒，时刻在敦促着黄兴以大局为重，黄兴也每每能积极主动地避免权位之争，其人格之伟大，其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实在是令人感佩不已。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他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他主要提名亲信担任各部长，陆军部长也由其嫡系段祺瑞担任，但慑于黄兴乃众望所归，便虚以委蛇，任命黄兴为陆军参谋总长，统辖两江军队，而黄兴坚辞不受。后来因势所迫，袁世凯不得不任黄兴为南京留守。黄兴也感到“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于是表示“暂任斯职；俟办理就绪，即当归田。”此外，其实黄兴就伍南京留守还有另外一个意图，“先时此间各部军官以袁既为大总统，陆军总长非黄不可，请唐（绍仪）转告袁氏，袁不同意。再三电商，袁总不允，唐对黄甚抱歉。又因南京兵多，故以留守职请黄担任。黄不允，唐力劝黄，黄云，如今我就留守职，公须入同盟会，且以王芝祥督直，我方提任。唐慨然允入同盟会。”后来，由黄兴和蔡元培联名介绍，孙中山主盟，唐绍仪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可见，黄兴还从大局着眼，想把任留宋职作为一场政治交易，争取唐绍仪，力争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到后来随着历史情况的变化，而黄兴的初衷又基本上得以实现，他便于1912年6月14日辞去南京留守职务，并发布解职布告：“民军起义，实属南方各省。南北统一后，议设留守，不过因时制宜。而北方物义沸腾，或疑与政府对峙；或谓机关不一易北分离。兹幸南方各军，整理已有端倪，若不及早取销，不独有碍行政统一，且仪南北猜疑益深，实非民国前途之福。”后来黄兴还曾致函同盟会美洲葛埠分会会长郑占南，解释辞职原因：“前之辞总长，今之辞留守，实为调和南北，破除猜疑起见，并非畏难而卸责也。”从黄兴的任职到卸职，我们可以窥见其顾金大局，赤诚维护共和的拳拳之心。此事并非偶然，后来还出现过类似情况。1912年11月28日，袁世凯任命黄兴督办汉粤川铁路事宜。黄兴不允，致电袁世凯，“请收回成命，另简贤能。”次日，袁复电促请就任。本来，在共和政府成立后，黄兴致力的重点就开始转向实业和教育。他一直是把实业作为建国之途和救亡之策来看的。他这时也确实感到汉粤川铁路关系到整个国家实业的发展，便强差已意，答应暂行接管汉粤川铁路，同时声明：“俟调查明晰，改组机关，疏通意见，确定款项，可以大兴工作时，即行辞职。”黄兴的几次任职辞职，毫无个人名利私欲，完全是心系大局，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黄兴也为袁所用，表现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阶级局限性，但在任职期间，黄兴确实做出了许多卓越有成效的工作，对促进共和国团结，发展国家实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民国建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想通过组织内阁对袁世凯的总统权务进行限制。宋教仁就是因为极力鼓吹政党内阁，遭到了袁世凯的暗杀。宁案发生后，使黄兴招致有“妥协”、“软弱”之嫌，这实在是对黄兴的冤枉。事实上，黄兴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中，始终是站在革命的最前列，在反袁斗争中同样如此。黄兴在上海举行的国民党追悼宋教仁大会上，极其悲愤地送上了一幅挽联。联云：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黄兴在揭露和声讨袁世凯反革命罪行的同时，他始终没有放弃以武力最后解决的计划。他一方面不断派人运动军队，另一方面积极筹款以作讨袁军费，等候时机。在其后的二次革命中，即就任讨袁国事总指挥。黄兴之所以主张暂缓用兵，是从当时实际出发，在讨袁条件还很不具备的情况下，为避免革命不必要的损失才被迫作出的主张。黄兴的这种大局观念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从主要的方面看，黄兴是作出了一种较为理智的决择。

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和孙中山都流之日本，在检讨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他们出现了分岐。黄兴“温温自克”，而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由于党员不听命令，意指克强，刻责无己。”孙中山后来特致函黄兴，历数宋案发生后不满于黄兴之种种情节，表明要做“真党魁。”孙中山还表示准备图谋第三次革命，希望黄兴能“静养二年”，好让其单独任事。“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黄兴虽然不赞成孙中山之举，但仍顾全大局，为了维护革命，他还是表示接受孙中山的“静养”建议，尽管如此，黄兴仍然放不下共和大业，表示“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后来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前夕，黄兴怀着“茫茫天地阔，何处著吾身”的感叹离日赴美，他“以为长此在东京相持下去，恐同志之间意见日深，将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故决定离开日本，远适欧美，以便使孙先生得以行其所是，各不相妨。”有感于黄兴的盛德大量，孙中山在黄兴行前特集古句书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杖，甘苦来时要共尝。”这正是孙中山以一个革命战友的身份对黄兴在任何时候都能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给予的实至而名归的盛誉。不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黄兴虽然在组党问题上与孙中山有分岐，但在讨袁和民主革命斗争的目标上，二人始终是一致的。因此黄兴到美后，并没有消沉下去，闹个人意气，放弃政治上的追求。在孙黄出现分岐后，曾有些官僚政客企图拥他为领袖另组新党，他严词拒绝说：“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孙中山，其他不知也。”在抵美后，他也并没有独树一帜，或把自己与孙中山的分岐公诸舆论，相反，仍以孙中山为旗帜，积极致力于反袁的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