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黄兴是辛亥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有功于民国的两位伟人。他们对辛亥革命运动的贡献虽有不同，但“辛亥革命离不开孙中山，也不可没有黄兴”。有些人认为，武昌起义后，特別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的政治倾向是继续坚持革命，捍卫民主共和；而黄兴则是妥协退让，不愿进取。也有人认为，在“民国初年，黄兴在国家事务上主张采用温和、妥协的办法，以求安定团结。但是，孙中山又何尝不然。没有任何资料证明，孙中山或胡汉民的政策，就‘收缙绅之望’这一点而言，与黄兴的政策有任何歧异。”可见，中外学者对民国成立前后孙、黄的评价存在明显的分歧。
就孙中山、黄兴的思想和言行看，他们之间的确是有歧异的，指出他们之间的不同以及不同的原因并不是要为孙中山或黄兴争个高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作为孙中山副手的黄兴在领导革命、组织和实施孙中山为同盟会制订的纲领和策略所起的作用也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但是，我也不认为他们没有失误和问题。孙中山和黄兴奋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既然辛亥革命运动是以孙、黄为中心组织和发动的，对于革命所造成的结局很难在个人之间追寻责任，必须从整体考察，从整个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倾向和政见去考察，从孙中山、黄兴等人的主导思想去考察，才能求得合理的解释。
武昌起义后，尤其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与黄兴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和采取的策略虽有微歧，但从他俩的政治倾向和建政思想去考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究竟孙、黄的政治倾向相一致的地方表现在那些问题？他们的不同政见又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些同辛亥革命运动的结局又有什么关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一、武昌起义后孙、黄的政治倾向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标志着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潮的到来。全国各族人民奋起反抗清王朝，以及各省的起义和独立，表明清王朝的覆亡已经不可挽回。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孙、黄都不是武昌起义的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但却是实际的领导者。10月28日，黄兴由香港抵武昌，与黎元洪会商军事，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即渡江赴汉口前线设临时指挥部于满春茶园，督师向清军激战。10月12曰，孙中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的报纸上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便决定放弃在美国各埠演说筹款的计划，径往纽约转赴英国、法国致力于外交活动。正如孙中山对邓泽如所说：“因迟迟而归国者，要在欧洲破坏满清之借外债，又谋新政府之借入。”“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从此，孙、黄一内一外同为革命尽力，为共和国的诞生作准备。
武昌起义的成功，使全民族的精神为之振奋。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各省的纷起响应，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以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这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也是起义独立各省共同对清王朝进行斗争的迫切要求。但是政权如何建立，由什么人掌握，这不仅是革命派关心的重要问题，也是立宪派和旧官僚等各种政治力量关注的问题。
孙中山10月13日由圣路易斯抵芝加哥，就为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代拟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布告：“武昌巳于本月十九日光复，义声所播，国人莫不额手相庆，而虏运行将告终。本会谨择于二十四日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仰各界侨胞届期踊跃齐临庆祝，以壮声威”。由此可见，在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即准备在革命胜利后成立中华民国政府。不仅如此，他还为未来的新政府制订对外对内政策。
关于对外方面。孙中山在纽约发表《通告各国书》，宣布：“一、满政府于我军起事以前与各国所有之条约，皆作为有效，至该政府倾覆之时为止。二、于我军未起事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一概承认偿还，决无改议，将来以海关税款抵赔。三、满政府于我军未起事以前让与各国之租界，一律保存。四、居留中国之外人及其财产，担任切实保护。五、满政府于我军起事以后与各国所订开之条约、租界及借款，一概永不承认。六、各国如有助满政府以攻我军者，既视同敌人。七、各国如有军械供给满政府，一经查获，既行充公。”我们将这七条同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宣布《对外宣言书》的八条相比较，便明白其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孙中山制订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深望各国既表同意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视前有加，当民国改建、一切末备之时，务守镇静之态，以俟其成，且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孙中山说：“中国共和政府定能致力平和，对于日俄亦当尊敬其巳得之条约及权利。共和政府之精神，决无帝国派之野心，决不扩张军备”。表示新政府“决无意外冲突”。他还一再表明要利用外国力量“以助吾事”之成功，一旦革命有成，新政府绝无排外手段。这个对外政策，从整体上看是为了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加速清政府的垮台；从本质上看则是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是对自身力量的一种忽视。这样做的结果，新政权不但得不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反而使帝国主义国家看到新政权和革命党人的软弱而更加轻视。帝国主义国家表面上对辛亥革命运动抱着“中立”态度，实质上是在静观形势，捕捉时机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破坏革命运动，抗拒中国的民主共和革命潮流。
关于对内方面。1911年11月中下旬，孙中山主张实行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并向世界宣布新中国政府未来的对内政策，指出：“袁世凯之君主立宪办法，决不为人民所允许。诚以君主立宪实一分别满汉之标记，汉族讵愿再留此标记乎？不特不愿再有此标记也，甚愿洗尽所有极秽恶之记念，则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尤为一定不易之理。彼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语言仍用官话，此乃统一中国之精神，无庸稍变。汉字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但于海关税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盖此乃所以保其本国实业之发达，当视中国之利益为本位。总之。新政府之政策在令中国大富。”可见。孙中山对内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要清政府早曰垮台，以便利用外资外才，发展民族经济，使中国富强起来。求“中国大富”不能说不对。“求富”对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确是全国人民所关切的大问题，因而它的确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求富”也得有个过程。在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民素质差的中国求富，没有一个强固的革命政权作为支柱，有计划地改变落后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基础，逐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素质，要立即富起来是不可能的。由于孙中山急于“求富”，便产生急于发展实业的思想，为了发展实业又忽视对建设政权和保卫政权问题的理性探索，结果则把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对立起来。他认为临时政府成立，民权主义的目的便实现，因而放松对阶级敌人的警惕，忽视对巩固政权的必要认识和具体措施。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孙中山就表示只要“清帝退位”，民国临时政府统一南北，外国承认，则“立即退位，举袁为实任大总统”。而他自己则以在野身份从事实业活动，立志为国家求富。从求富出发，孙中山认为国家不统一，无法建设，内战不息，无法建设，无建设则无富可求，所以他急于求“统一”，而为了“统一”，则又急于向袁世凯妥协。结果孙中山便作出错误的选择：新政府的大总统由袁世凯担任，他从事实业活动。并迫不急待地将自己的选择告诉袁世凯。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致电袁世凯表示：临时大总统“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既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民国一成立，他就一再说明，民族、民权二主义巳达，惟有民生主义至今尚未进行，尚须大家共同努力。这就把三民主义变为一民主义。表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把政权建设摆在极其次要的地位。这就给袁世凯钻了空子。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不仅公开反对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而且还设置种种障碍防碍孙中山行使职权，而孙中山不仅没有对袁世凯引起警惕，反而致电袁世凯表示：“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还对袁声明：“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推袁一事。始终出于文之意思，系为以和平解决而达共和之目的”。
可见，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孙中山的主导思想是趁快颠覆清政府，统一中国，实行民生主义，使祖国富强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孙中山表示：“个人名位非所愿争”，总统职位可以让给袁世凯，表现了明显的妥协的政治倾向。
黄兴的情况与孙中山有所不同，但他的妥协倾向同孙中山则基本相同，只不过一个在政治上，一个在军事上而已。
黄兴、宋教仁、刘揆一于1911年10月28日到鄂。黄兴即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负责指挥、节制、调遣湖北民军及各省援军。黄兴成了革命军的最高指挥官，他的思想以及他对革命的态度对整个局势将发生重大影响。在汉阳保卫战中，黄兴亲临督战，开始时坚决勇猛，并要求将士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退者斩”。但是黄兴亲战两次，情况则大变。由于他把阳汉战事看得过于简单，督战不胜便急躁起来。他不仅急电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请求促宁、皖响应，绝清海军后援，且发现革命军并非如他所想像的那样能战斗。他说：“各队新兵太多，未受过训练，难以指挥。”“军官多从弁目提升，指挥能力太差。”“各队战斗日久，伤亡过多，官兵均甚疫劳，一闻敌方机关枪声，即纷纷后退。”“兵士是在武汉附近招募来的，夜间多私自回家，战斗员减少了多少，军官亦无法查实。”“我军只有步枪而无机关枪，且只有山炮，亦不能抵御敌方的管退炮，因此较敌人的损失为重。”即是说，革命军的武器不如清军，革命军的素质又不高，战斗力也不强。以汤化龙为头子的湖北立宪派又拉拢共进会，打击文学社。文学社和革命党人对共进会和汤化龙极为不满。所以黄兴到汉，文学社特表欢迎。他们想趁此时机，借黄兴的威望，把黄兴的地位置于黎元洪之上，削弱黎元洪的权力，但遭到汤化龙等人的反对。共进会的孙武一派、同盟会的居正也都附和立宪派，致使文学社极其孤立，不能起到积极作用。武汉的军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立宪派与旧军官手中。他们互相勾结打击黄兴，排斥黄兴，使黄兴屈居于黎元洪之下。在这种情况下，黄兴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因此，黄兴对战胜清军，保卫武汉失去信心，说：“汉口若无湘军来援，恐难保守。”11月初，黄兴致书周震鳞和谭人凤指出：“为了统筹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也将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恐生观望”，“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湘督谭延闿得知汉阳吃紧，曾派首批援鄂湘军第一协王隆中部、第二协甘兴典部声援。但甘兴典到了汉阳一接战便率部向湖南逃走，而王隆中又擅率所部撤离汉阳，退到武昌两湖书院，不肯开回汉阳作战。黄兴命石陶均速赴湘，助谭延闿谋急救办法，但谭不仅没有设法援救，反而暗中利用旧官僚拉拢立宪派，与湖北汤化龙、黎元洪、袁世凯相勾结，反对革命派据湘北向。因此，黄兴不得不于11月9日以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的身份，致函袁世凯，寄希望于袁世凯归诚起义，并表示事成之后，要拥戴袁世凯为开国元勋。他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天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在黄兴看来，当时的革命危机，非袁世凯附义不能转危为安。黄兴把袁世凯奉为拿破仑、华盛顿之类的开国元勋，实则表明黄兴对革命已经丧失取胜的信心。这对他后来的行动无疑产生严重影响。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便主张放弃武昌，进取南京，以为根据，再图恢复。
关于黄兴是否主张放弃武昌的问题，目前史学界存在分歧意见。本文不打算就这个问题多费笔墨，只是指出一点，即黄兴作为革命军的总司令，在战争剧烈进行中便只身离开汉口放弃武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对此，当时就受到不少人非议，指出黄兴舍近就远是士气丧失。有的则指责黄兴“武昌可守而不守”，进图南京是不战自退，动摇根本。而黄兴则以“师克在和”、“危城难久守”为理由，下令撤守武昌“率师攻南京”。26日晚，黄兴向黎元洪报告汉阳实难再守，即率一部学生军同徐宗汉、张竹君及日人萱野长知等渡江至汉口，28日早即离开武汉东下上海。
对于黄兴在武汉期间的表现，不能一概否定，但也不能全盘肯定。他坚守汉阳一个月，给各省乘机大举创造了条件。正如冯自由所说：“克强之功，虽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尤巨”。26日后黄兴弃守汉阳，放弃武昌虽有各种原因，但他这样做则是他思想倒退之过。黄兴来鄂时对形势认识过于乐观，认为“鄂军骤起，基础已立”。“各省响应，大功已将告成”。“大江南北，复我汉人之主权者都凡十一省”。盲目乐观，思想准备不足，一遇困境则不能自救，取胜信心不足。当他得知清政府巳任命袁世凯为內阁总理大臣，统陆海军队，并派人到各省发布传单，演说谕众时，就紧张起来，立即致书袁世凯，说他与袁“胞与为怀，爱民如命”，表示只要袁附义民军，“直捣黄龙”，便“拱手听命”。袁世凯看出黄兴求胜而不得的心情，不仅不为黄兴的甜言所动，反而决定出师武汉，据争汉阳，进窥武昌。在袁世凯的进逼下，黄兴失却固守的决心，统于弃城而走。无论从军事战略上考虑，或从革命的需要去考虑，“汉阳是尽可不失的”，武昌也不能放弃。因为汉阳一失，总司令放弃武昌出走上海，不仅动摇了各省革命义士的军心，而且对袁世凯和清军都十分有利。
黄兴军事上的妥协是他政治上妥协的一种反映。由于武昌起义后，黄兴在思想上消极的因素日益发展，革命意志也随之消退。妥协成为他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并“处于主导的方面”。
总之，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对北伐力主坚持，唯一妥协即皇室完全退出中国政治及北京，作普通公民。如不同意这点，即不惜流血牺牲直捣黄龙”。而黄兴由武昌抵上海时，虽对《民立报》记者表示：“此行目的，在速定北伐计划，并谋政治上之统一”。并一再表示“兴并愿领兵北伐，誓捣黄龙，以还我大汉河山而后已。”但实际上黄兴是希望袁世凯“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从一开始黄兴就没有举师北伐直捣黄龙的决心，因而也没有做任何认真准备。正如他在致议和代表伍廷芳电中所申述：“今南北协议之唯一目的，实欲早定共和大局”。“今南北军队既已全体赞成共和，则北方已毫无间隙，仍复弟兄之旧”。南北“即应全体一律休战”。黄兴的妥协倾向不仅迎合了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心意，而且“是资产阶级大多数人政治趋向的反映”。
有人说：孙中山、黄兴的妥协是出于策略的运用，目的是为了清室早日退位，争取民国尽快建立。我可不是这样认为，因为策略不是孤立的东西，它是整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策略应用成功与否在于对整个战略起何种作用，如果战略错了，策略也不可能正确。孙中山、黄兴的妥协倾向，不是什么策略问题，而是对自身力量的一种轻视，是孙、黄“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思想的真实反映。正如孙中山与胡汉民晤谈时所说：“夫今日人民及党人所望于我者，非望我有坚强之兵力也，乃在能收拾残破之局以拨乱反治也。……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之政府固必颠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必不足以为患于新政府，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为也。”这种只要政府而不要兵的思想，正好为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大力裁军，辞陆军总长、南京留守职提供了依据。也正是由于孙、黄有“政府万能”的思想，有只要政府宣布以民主共和为主旨，不管谁掌权都无所谓的想法，又为袁世凯上台提供了可能条件。
由此可见，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黄兴的政治倾向基本上大同小异。他们都认为民国成立革命已经成功，破坏已经结束，建设应该立即开始。他们将中国同盟会的宗旨改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就是一种反映。但是怎样“巩固中华民国”呢？他们的方针有三：一是和平统一，二是清室退位，三是制订《临时约法》束缚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但孙、黄都不知道《约法》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军队和革命政权作为后盾，多好的《约法》也不可能维护国家的民主政权。“实行民生主义”固然重要，但是民生主义（社会革命）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变更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否则社会革命是不可能取得真正成效的。由于孙中山、黄兴把实现民生主义看作当时高于一切的任务，并愿意以在野身份从事实业，“俟办理就绪，当即归田”，他们对政权建设没有下大功夫去研究和采取切实措施，结果民国虽然建立起来，但领导权却给了旧官僚和立宪派，以至于最后失控，误了大事，毁了民国。
二、武昌起义后孙、黄的建政思想
政权建设是巩固革命胜利果实的根本。作为一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和驾驭局势的魄力，就算革命取得建立革命政权的胜利，要巩固政权也不可能。在政权建设问题上，作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虽有自己的考虑，但由于同盟会的涣散和革命党人的政见不一，加上武昌起义的迅速到来和革命形势的飞快发展，建政思想准备不够，因此很多设想都是应紧匆忙而定。1911年11月16日，孙中山从欧洲致电上海《民立报》说：“文巳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其要人，中立之约甚固。惟彼人半未深悉内情，各有次第独立，略致疑怪。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意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簿。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要领。”黄兴对于如何建政心里也没有数。当孙中山未回国前，革命党人都寄希望于黄兴筹组政权，但黄兴既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筹组政权，因此他一再推辞。12月4日，各省驻沪代表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拟以南京作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筹备建政。次日，黄兴便以率兵北伐为词，坚辞大元帅职：“兴并愿领兵北伐，誓捣黄龙，以还我大好河山而后己。至于组织政府，则非兴所能担任者也”。20日，各省代表会议自南京致函黄兴，请“即速来宁，组织临时政府”。同日，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廖宇春得靳云鹏、段祺瑞同意，到上海秘密会见黄兴，以私人资格接洽和议和组政问题。黄兴即委派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与廖商谈。廖、顾在上海文明书店内协议条款五项：“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汉满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会议，恢复各地之秩序”。这个协议的要害是“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顾、廖这个协议，黄兴实际上已经默许。22日，江浙联军代表李燮和等赴上海，欢迎黄兴赴宁组织临时政府。黄兴答以因财政困难、人才缺乏，刻下正在此间筹划，一俟就绪，即行前往。正在这时，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推辞赴宁组织临时政府，等待孙中山回国后再议定建国方案。孙中山回国后，关于建政大计，大多是在孙、黄主持下议定的。从材料看，孙、黄在建政问题上的观点没有原则分歧。下面用具体事实加以说明。
（1）、关于政体问题。
1911年12月26日，黄兴、陈其美在上海哈同花园公宴孙中山，并邀在沪各省代表作陪。席间，黄、陈密商举孙中山为新生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并分头向各代表示意。马君武建议在《民立报》发表文章，唤起民众关心政事，建设革命政权。孙中山认为马君武的建议很好，同意他的意见。随后，他们便讨论组织临时政府的方案。宋教仁主内阁制，孙中山反对，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黄兴也不同意宋教仁的主张，劝其撤回提议。“宋频摇其首，几成僵局。陈其美说缓商。俟席散后，至孙寓再谈”。在孙寓密谈中，宋教仁仍坚持原意“不稍更。孙力持总统制不屈，面红耳赤，几至不欢”。黄兴从中调解，说”俟至宁后，决于全体各省代表”。当晚，黄兴、宋教仁赶往南京，出席江苏省咨议局代表会，黄兴把组织政府采取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问题提交代表讨论。宋教仁仍持已见。主内阁制，历指总统制之弊。结果，多数赞同总统制，并照案通过。可见，在孙中山与宋教仁关于组织政府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之争的过程中，黄兴虽不明言表示赞成或反对。但从其行动得知，他是支持孙中山的意见。
（2）、关于政府的人事安排问题。
12月25日，孙中山在寓所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胡汉民谈及当时的情况时说：当时国内同志以孙先生既归，“乃共谋建立政府，举先生为总统”；而章太炎则“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江、浙立宪派张謇、赵凤昌、汤寿潜支持章太炎。宋教仁则“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张、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拟推举黄兴为总统，自己为总理。孙中山则“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慨”。27日，同盟会领导在孙中山行辕议决举孙中山为总统，黄兴为内阁总理。孙中山、胡汉民、黄兴反对内阁制，故黄兴不允任总理。虽然宋教仁、居正、田桐、吕天民至黄兴处力劝，黄兴勉强接受为总理之始议，但后因各省代表反对，致未通过。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选举会，各省代表推定的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有孙中山、黎元洪、黄兴三人，但黄兴投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在确定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任命名单时，宋教仁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孙、黄则主张“部长取名，次长取实”，各部组织，采纳黄兴的意见。孙、黄在总长任命问题上惟一不同的只有黄兴推荐张謇或熊希龄长财政，而孙中山则主起用陈锦涛。
（3）、关于议和问题。
孙中山原先反对南北议和，但从国外回来和谈已经开始，只得同意。黄兴一面主张北伐，一面赞成和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于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黄兴都认为和谈无论结果如何，北伐断不可懈，但实际上孙中山、黄兴都没有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决心。孙中山的希望是北军“洞观大势，消释嫌疑，同举义旗，言归于好，行见南北无冲突之忧，国民蒙共和之福。国基一定，选贤任能，一秉至公。南北军人同为民国干城，决无歧视。”黄兴与蒋作宾等也以南北军人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北军姜桂题、段祺瑞、冯国璋说：“同是中国人，有何南北之分？即以南北军论，目今南军中北人极多，南人悉推诚相待，毫无疑忌”，并表明强权武力“此乃各国政治家对外之辞，绝未含之对内性质”。可见，为了早日实现“共和建设，南北一家，无诈无虞，共和大业”，孙中山、黄兴都有与北军妥协的愿望，所不同的是黄兴认为“战事巳将告终”，放松战备，而孙中山则认为“和局未终”，“民军如不得已仍将续行开战”。
（4）、关于迁都问题。
孙中山让位后一再致函袁世凯，要他南下就职，并指派蔡元培、宋教仁专使北上迎他赴南京就职。袁世凯深知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便托词推档，不肯南来。
关于定都北京还是南京问题，起初孙中山、黄兴的态度都很明确：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2月14日，参议院讨论临时政府没置地点时，章太炎、宋教仁、李肇甫等均主张建都北京。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急召参议员中的同盟会员李肇甫、黄复生等严责不应为袁氏张目。黄兴尤怒不可遏：“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他限次日中午12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黄兴还于2月24日致电袁世凯指出：“现时南北统一，共和成立，建设方殷。公素著伟抱，此间军民企盼甚切”，必须南来就职。但是，袁世凯决不愿拋弃经营多年的营地，只身南下。他于2月29日授意曹锟制造北京“兵变”，借口北方大局混乱，执持不肯南下。蔡元培等屡与袁交涉，促其南下，袁拒不就驾。蔡元培等只好电告孙中山、黄兴等人：（一）消除袁君南行之要求；（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孙中山不明彻袁世凯的本意，即致电黎元洪，请黎会同湘、桂联军北上赴援。孙在答《字林西报》记者问时表示：“此次之事非袁无弹压之力，实因叛兵勾结土匪而起，北方军士暨人民皆忠向共和”。并表示“南省现正筹备协助袁大总统”。3月6日，临时参议院通过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议案，孙中山即致电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并表示袁氏就任总统职，他便始行解职。
在反对迁都北京问题上，表面上看黄兴比孙中山坚决。3月11日，黄兴对袁世凯制造北京兵变，拒绝南下受职，并在京扩充实力的行为，致电劝阻：袁氏如欲添募新兵，不如移南方业已编成之军填扎北省。在南方可节饷需，在北方得资保卫”。30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统辖两江军队，黄辞不受职，并郑重表示：“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断不敢置经手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同胞”。次日，黄兴被袁世凯任命南京留守。黄初不允，唐绍仪力劝，黄则以令我就任留守职，唐须加入同盟会，且必须让王芝祥督直作为条件，才允许担任。唐表示愿加入同盟会，并说王督直一节，在总理权内，等到京后与总统袁世凯商定发表，黄才受任。但受职后，黄即表示：“因南方军队尚待整理，故暂任斯职，俟办理就绪，即当归田”。表明黄兴不愿受袁世凯制肘。
但是，黄兴和孙中山一样都没有真正认清袁世凯的面目。袁世凯制造北京兵变后，黄兴电请各省出师弹压，这不是他识破袁世凯的阴谋所采取的对策，而是为了恢复京、津秩序，便于临时政府早日在北京成立。黄兴1912年3月7日致蓝天蔚、张广建电中说：“统一政府成立在即，孙、袁两公必能顾念地方，合筹善后办法，布置一切，当可仰慰壮怀。现在北方人心未靖，警报迭传，甚愿及早回复，免酿交涉。”10日，他又致电黎元洪转告各省都督：3月7日南京参议院开会，“因京乱难平，而袁大总统一时不能南来之故，当巳决议允袁大总统在北京受职，并决定办法六条。”
孙中山也由反对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转变为赞同，并希望袁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刻日派遣来宁，接收交代，早定大局”。
以上事实说明，孙中山、黄兴既没有意识到袁世凯迁都北京的预谋，也没有看清袁反民主共和的本质，因此轻易让权，允许他在北京就职。表明以孙、黄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已经无力控制局势，初次与袁世凯较量就打了败仗。
（5）、关于孙、黄辞职，从事实业活动问题。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派蔡元培作为专使赴京致祝词，希望袁世凯“为我中华民国造成巩固之共和政体，为全国四万万同胞造无量之幸福”。次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借以约束袁世凯专制独裁，维护民主共和。从此，孙中山便移交权力，表示“退居林泉，长为自由国民”。他离南京赴上海，转武汉，所到之处都发表演说，“畅谈民国建设要政，及社会革命”之手段。指出：“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从此，孙中山以实业家的身份开始实业救国活动。
黄兴有点不同。虽然他一再交卸留守职务，但一直拖到5月31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准他辞留守职，才去职。他卸职后即赴沪卜居。黄兴表示“身虽去位，心不忘国”，说：“前之辞总长，今之辞留守，实为调和南北，破除猜疑起见，并非畏难而卸责也”。但讥谤他的人则认为这个结果是他“于政情法理，研求不深”，“道高毀来”。不管怎么说，黄兴的卸责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行为，也是他放去政事，专事民生建设思想的反映。他说：“以世界大势观之，社会革命岌岌不可终日。吾人此次革命，即根据社会革命而来。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则平均地权。反而言之，即是土地国有。土地是不能增加的，而生齿日繁，土地私有则难于供给……吾党以前纯带一种破坏性质，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在黄兴看来，要革命就不能建设，要建设就不能革命，现在要建设了，政权也可以不要了。就这一点而言，孙中山与黄兴的看法是无多大差别的。
1912年7月22日，孙中山、黄兴被选为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正副会长，开始筹划铁路建设。8月，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上京商谈国事。18日，孙中山离上海赴北京，黄兴缓行。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告以对袁“绝无可疑之余地”，敦促黄兴进京，以消除北方之意见，实现南北统一。9月5日，黄兴自上海启程赴京。黄兴还在途中，袁世凯就授他为陆军上将，后又授与勋一位，黄兴则表示“到京定当调和一切……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到京后，与袁世凯晤谈，“情意欣洽”。并发表演说，主张实行孙中山的铁道政策。
孙中山、黄兴从事实业建设，不能说他们就不关心民主共和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去思考却是无疑的。如何巩固民主共和国，如何使《临时约法》得以实施？他们不仅思想不明确，也没有可行的实施方案。孙中山、黄兴为袁世凯的所谓“真实爱国心”所迷惑，竭力“调和党见，维护秩序”、“扶助政府”，把实现民主共和的愿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综上所述，孙中山、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共同为新生的民国而奋斗，他们的观点相同，步调一致，无所谓政见分歧。他们在政权建设问题上，从总的看来有急于求成的倾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虽然是由于当时内外客观形势所造成，是不得已而为，但不能认为与孙中山的思想无关。孙让权给袁世凯是他政治上的一大错误，是政治妥协和软弱的结果。它意味着革命党人奋斗牺牲换来的革命成果落入旧势力代表之手，革命的失败巳成定局。这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在革命胜利之初不下大力抓政权建设，反而一味强调实现民生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三、错认袁世凯，造成“二次革命”失败
说实在话，孙中山、黄兴起初对袁世凯是不太放心的，但又不得不利用他来逼迫清室退位。这一点，袁世凯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因此他对孙、黄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采取的方针是先打后和最后消灭。袁为了骗取孙、黄对他的信任，曾表示要拥护民主共和，但他从来不相信什么民主共和。而孙、黄则轻信了袁世凯的空言，认为只要颁布一个《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就可以让他来施仁政、行民权。结果则反是。孙中山虽大叫“此我错认袁世凯之过也”。但由于事先对袁防备不够，当袁指使凶徒刺死宋教仁和擅自乞贷“善后借款”、挑起内战时，革命党人束手无策。孙中山欲武力讨袁，但无兵可派，因而哀叹道：“若有两师兵，当亲率问罪”。黄兴则认为，如刺杀宋教仁的凶手为赵秉钧、洪述祖指使的“证据已获，当可由法律解决”。谭人凤则反驳：“孙先生之说空论也，两师兵从何而来？黄先生之谈，迂谈也，法律安有此效力？愚见以为宜遣一使促湘粵滇三省独立，再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必有起而应之者”。黄兴不同意“宣言独立”，主要是怕袁世凯“借口破坏统一，用武力压迫”，故坚持“仍不如以法律解决之为愈”。
作为辛亥革命运动收兵一战的“二次革命”，与其说是革命党人发动的，倒不如说是袁世凯挑起的。袁挑起内战的用心是要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巩固他的独裁统治。所以，表面看来，“二次革命”好像仅仅是国会议员席位之争，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之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破坏约法和保护约法之争，而究其实质，却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的斗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决战。因此，“二次革命”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
袁世凯急于完全实现窃国阴谋，革命党人渴望重新夺回革命果实，立宪派进行拥袁反孙的新投机，帝国主义企图支持袁世凯来维护和重新夺取更大的权益，这就使北洋军队和南方革命武装之间必然要来全面较量一番。在这场较量中，从革命党人方面讲只能胜不能败，因为战败便意味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最后失败了。从袁世凯方面看，“宋案”真相公布后，全国哗然，倒袁之声日益高涨，为了摆脱困境，在这场与革命党人的较量中也只能胜不能败，胜则兴、败则亡。所以说，“二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与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真正较量，也是一次无可避免的较量。
革命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按理人民的战争必胜，但为什么“二次革命”不足二月便失败呢？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人民不支持，而在于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不成熟。而代表资产阶级领导这次革命的孙中山、黄兴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败就败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其政党国民党思想涣散和行动的不统一，以及它的政治代表事先没有作思想上和军事上的认真准备。
谭人凤认为，“最难测者事变，最易失者时机”，“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不能抓住“宋案”发生，人心鼎沸，乘时讨贼，而是“悠悠忽忽，欲借法律为护符，俾得从容布置，则其取败也”。这个看法是片面的。因为他只强调“时机”，不看实力的对比和人心的向背等因素。革命的时机固然重要，但决定革命成败的主要因素不是时机，而是力量。所以“二次革命”失败的关键不在于早讨袁还是迟讨袁，而在于革命党人的力量如何，以及革命党人有无讨袁的要求和充分准备。
从前述可见，“宋案”发生前孙中山、黄兴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要举兵讨袁的，所以无论从思想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再举革命的准备。当“宋案”发生，袁世凯把战争强加给革命党人时，孙中山欲立时举兵向袁问罪，但他所能左右的粵、滇、湘三督已再三电孙无力出兵，何来武力讨贼！所以，黄兴主张法律解决宋案，孙中山也曾表示同意。1913年6月2日，孙中山致电胡汉民就说：“文本拟日间重赴东洋，倡联中日。刻因宋案吃紧，尚难定行程。昨拟组织特别法庭，未得多数同意。经电中央政府，往复磋商，已定举王、伍两君与审。当不致或有别情，倘究出主名，巳谢天下，使案及早了结，固吾党听愿甚。否则南北互启猜疑，大局何堪设想？迩来南省议员多因此事影响，裹足不前，经文再三劝勉，先后首途，翘首北门，忧心如持”。章太炎也说：“中山、克强均主张稳健，以法律解决。我恐怕做不到”。他还说：“宋案”“非仅法律听能解决”，“宋案当以政治解决为妥善，法律解决相提并进”。据孙中山后来回忆：“钝初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刺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
由此看来，对于“宋案”，黄兴力主法律解决是确实无疑的，陈其美、居正主张法律解决也是真的，孙中山起初和戴季陶都不同意法律解决也是事实。但是，黄兴并非一开始就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也不始终都主张武力解决。据李书城回忆：“孙、黄两先生及在沪同志会商处理宋案的办法。大家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兵北伐。当即商定由孙先生密电广东陈炯明，黄先生密电湖南谭延闿作出兵的准备，并派我同李根源，张孝准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但陈炯明、谭延闿都回电声述出兵困难，说他们内部不一致，实力还薄弱，不能在此时出兵。……我们回上海向孙、黄两先生报告南京情形后，黄先生鉴于掌握兵权的人既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仅仅我们在上海几个赤手空拳的人空喊讨袁，是不济事的。他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钧到案受审”。可见，对于“宋案”，孙、黄开始都是主张武力解决的。但由于陈炯明、谭延闿等人反对才改变了主意，所以才有章太炎指责孙、黄均主张法律解决的说法。显然这个改变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但是在毫无推备的情况下，主张加强战备，稍缓用兵，主张法律解决，以观其变，不能说是不对的。退一步说，即使在“宋案”发生后，孙、黄就草率举兵，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认为黄兴主张法律解决“宋案”，贻误了革命时机，造成“二次革命”失败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二次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答案是：敌强我弱。
孙中山说：“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孙中山苛责别人，认为革命党人不听他的话才失败了。这是不正确的。孙中山只承认自己弱，不承认袁世凯强。但从真实情况分析，革命党人的力量确实弱，袁世凯的力量的确强。
从军事上看，革命党人虽说掌握南方几省数万军队，但是由于革命党领袖的妥协倾向，以及财政困难和裁军后造成的混乱，革命军士气低落，人心浮动，愿意打仗的为数不多。无论从数量和实力看，袁世凯都处于优势。当时，袁世凯动用了除东北和边远地区以外的全部兵力。他直接控制的有13个师，而对付赣、宁两地就投入整整4个师的兵力，外加姜桂题的毅军，张勋的定远军，倪嗣冲的安武军的一部或全部。此外，袁世凯还调动海军以及山东、河南、云南、贵州、浙江等省地方武装协同作战，地主民团，城市商团也参与袁世凯剿杀革命党人。因此，从军事上看，袁世凯控制的北军较之革命党人的讨袁军战斗力方面占居优势。
从政治上看，由于国民党的涣散和政见不一，使抵抗派发动的“二次革命”得不到一个团结统一的政党来领导，革命党人只把最大精力放在政见的争论上，没有集中精力去发动人民来对付袁世凯的挑衅，结果“二次革命”一爆发，革命势力一片混乱。国民党内抵抗派纷纷电请国民党议员南下讨袁，可是只有少数国民党议员离开北京，而且其中有些人还是回家探亲或乘机逃避斗争的，并没有参加讨袁斗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令人惊异的现象：南方的国民党人正在江湖之滨浴血奋战，北方的国民党人却在国会大厅里从容论道。国民党内严重分裂和思想混乱，又直接导致行动的不统一。讨袁军力量本来就比较弱，加上步调不一，各自为战，自然难以与袁氏势力相抗衡。革命战争得民心者胜，失民心者败。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罪恶昭著，本来全国人民都应一致声讨，捍卫民主共和和辛亥革命成果，失败的应该是袁世凯不是革命党人。但由于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拋弃了原先共同战斗的会党，又不重视对农民的宣传发动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因此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革命党人又失去资产阶级的支持，显得极其孤立。相反，袁世凯则竭力去欺骗民众，多方争取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和立宪派、旧官僚对其行动的同情和支持。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上也获得一定的发展，他们把和平时期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十分厌倦和害怕新的革命动荡，因此“人情恶危而趋安”。而袁世凯则利用资产阶级“厌乱”心理，发布文告，大谈“和平”、“秩序”、“振兴实业”、“开拓富源”，并污蔑革命党人“潜谋内乱”、“破坏民国”、“破坏统一”，并针对革命党人在上海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命令官吏“保护商民”，且以保护营业自由等来笼络商民，离间资产阶级和革命党的关系。袁世凯的宣传迎合了资产阶级的心意，争得了同盟者，得到资产阶级的同情。这就削弱了革命党人的力量。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在财政、武器上源源不断地接济北军，而且直接参与镇压革命党人的活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党人组织的进步党又同旧官僚一起对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给予积极支持，在国会中通过“讨伐案”，使革命党人十分孤立。
由此可见，“二次革命”虽然是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捍卫民主共和进行的一次革命斗争，但由于它得不到同盟者和国内外正义力量的支持，基本上是一次单纯的军事冒险活动。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失败不是某个领导人迷信法律、坐失时机所致，也不是军事上斗争策略的错误所造成，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阶级的条件和力量对比决定的。“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退潮和辛亥革命运动的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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