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夏之战是指1911年10月18日至11月27日，武汉革命军为保卫汉口，汉阳而进行的两场战役，一般称之为“阳夏战争”。这是武昌首义后，革命军为保卫首义成果，以少敌多，以弱敌强，以劣敌优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争。革命军虽然由于多种原因失败了，但它的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
武昌首义后，清统治者慌了手脚，立即派陆军大臣廟昌率北洋军两镇（二镇和六镇）、又令湖南驻岳州的巡防管带王鼎华、夏占川所部及河南第五十二标张锡元所部两营前往镇压。更飞调海军统领萨镇冰率舰队去武汉配合助战，妄图将首义后产生的新生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以图彻底消灭革命势力，延续它那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嗣又起用袁世凯命他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随即授内阁总理大臣。袁一旦掌了大权之后，对革命力量便采取一打二拉的反革命两手，以达到他扑灭革命势力，要挟清廷，篡夺革命成果的一箭双雕的反革命目的。
先是在汉口战役中（10月18日——11月2日）革命军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强敌展开了英勇的奋战。10月19日刘家庙一战，旗开得胜，打死清军四百多人，缴获足够一个标的军需用的武器、衣被和粮食。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抗敌的军民。可由于清军不断增援，海军又炮击革命军阵地。革命军在刘家庙，大智门一带与清军展升激战，在汉口市街进行巷战，但自冯国璋于10月29日到鄂后，即采取火烧汉口市街民房的恶毒办法，烧一段，进一段，革命军无处掩护，节节退却，最后于十一月二日退出汉口，再守汉阳。
正当汉口战役双方酣战的时候，黄兴于10月28日达到武昌，黄兴这个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奔波了十余年、众望颇高的首领之到来，给正在抗敌的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当黄兴在吴兆麟等人陪同下前往汉口视察时，前面是丈二“黄”字大旗高举开导，这时战士们精神振奋，斗志更加旺盛。而清军却望而生畏，兵士私语：“是曾在广东欲杀张都督（鸣岐——笔者注）者，乃真将军也”。但无奈革命军的新兵未受过训练，以致不会开枪，且多为附近招募之工人、农民，他们白天在阵地，晚上就溜回去了。黄兴的到来，虽然纠正了指挥频易的缺点，也扭转了被动局面，连夜进行了部署，但最后还是不得不令部队退守汉阳。
十一月三日，黎元洪效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授黄兴为战时总司令，督率湖北的革命军队和外省之援军。当日下午，黄兴到汉阳设司令部，筹划攻守。当时刚到鄂助战的湘军第一协协统王隆中又作战心切，力主速攻汉口，向黄兴提出：“应趁此清军兵力未充之际迅速进攻，若再不转移攻势，我即不愿尽防御之责，我即报黎都督回湘”。黄兴作战司令部的参谋长李书城也说：“兵贵气旺，今宜利用湘军第一协之旺气，配合鄂军精锐收复汉口”。另外谭人凤、程子楷等人也是积极主张反攻汉口的。其时又正有日人大元带领日本浪人多名来投黄兴，愿为充当侦探，且说：“汉口满军兵力较民军单薄，中外人民又不帮助，不难击灭，如行攻击，必能收良好的结果。”黄兴见官长都急于速攻，也就认为应“兵贵神速”。因而做出了反攻汉口的决定。便于11月16日夜对汉口进行了一次兵分三路的反攻。当时反攻汉口的确有些冒失。一则革命军刚打败仗，损失重大，士兵元气尚未恢复，兵力亦未整顿；二则驻汉阳的全部守军不过一万三千余人，而清军二万，且装备全是机枪、大炮，远胜于革命军。但吴兆麟谓黄兴要反攻汉口是“性急贪功”则有欠公允，作为一个革命奔走多年，几经浴血奋战的革命首领，此时看到继武昌旨义之后，全国已有十数个省市和清朝海军先后起义反正，而作为首义地区的武汉三镇之一镇——汉口却又重陷敌手，他又怎能不期望早日收复呢？故收复汉口之心切，而决非“陸急贪功”。
11月16日夜，革命军渡汉水反攻。次日，左翼湘军第二协甘兴典部先行溃退，清军乘隙反扑，致使全军崩溃，争先抢渡汉水，落水淹没死者达数百人。右翼王隆中部成为孤军作战，致使这次反攻于17日失败，伤亡官兵近千名。
反攻汉口的失败，暴露了革命军方面的弱点，增长了清军进攻汉阳的企图；又由于伤亡重大，削弱了汉阳防御的力量，挫伤了守御汉阳士兵的积极性，致使清军进犯汉阳，未几日即得逞。所以黄兴的参谋长李书城说：“在战略上、战术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至今犹为遗憾。”
反攻汉口失败后，清军便于11月19日渡河攻陷蔡甸。次日，攻下美娘、仙女、扁担、磨子诸山。在反攻汉口失败后，甘兴典又率部逃回湖南；在保卫汉阳激战中，王隆中则率部擅自撤退至武昌两湖书院，进行什么“休整”；成炳荣又因贪杯大醉，未能率部按时赶到目的地——刘家庙，牵制清军。虽然有刘玉堂率湘军来援，也有甘绩熙等人组织的一百余人的敢死队，曾一度夺回了扁担、磨子二山，但不能挽回失败的局势，至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也于是日晚回到武昌。
革命军在阳夏一战中的损失是重大的，死伤官兵不下七千人，不少武器、弹药落入了敌手，严重地削弱了保卫武昌的力量。
革命军在阳夏一战中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黄兴曾说过：“非军队不够，非防御阵地不固，又非弹药粮袜不足。其所以失败原因，第一系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乏机关枪。”这些固然是失败的原因，但究竟其根本远非如此。自武昌首义后，旧官僚黎元洪、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人掌握武汉军政府的军政大权。他们加入革命阵线后，并没有改变过去的思想。他们岂能效忠革命？又岂能和那些立志为振兴中华而含辛茹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者相比呢？他们盘踞高位之后，即呼朋引类、结党营私、扩大其权威；分化排斥和打击革命党人，以图使革命的车轮按照他们所指定的方向运转。而出身于豪富之家的共进会首领孙武，则在首义之后，醉心于扩充自己的势力，植党营私，和文学社领导人不蒋翊武常起争端，竟至“拥黎以自重”，与汤化龙“一文一武，同恶相济”。当时有人对此种情况极为不满，挥笔写诗以表愤恨，诗云：武昌首义震京师，敌我相待正急时。
将士军前拚主死，是谁争位耻无知。
革命阵营内的旧官僚、政客和孙武之流，压制和打击黄兴。黄兴到达武昌后，武昌革命党人曾讨论过黄兴的任职问题。蒋翊武、杨王鹏等人认为黄兴是当前在国内唯一有声望的同盟会领导人，根据原来提出的请黄兴来鄂主持大计的方案，他们极力主张推黄兴为湖北、湖南两省大都督和南方革命军总司令，这样，黄兴的职位便在黎元洪之上了。但孙武、刘公、吴兆麟等人却极力反对。吴兆麟还提出了六条反对意见。双方争论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只好妥协让步说：“我们初来湖北，对于湖北军队情形不熟悉，既有利害冲突，即作罢论可也”。黄兴的职位低于黎元洪，以致处处受这个旧官僚的牵制，使他不能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战令难以下达，军队不听指挥。反攻汉口时，甘兴典部向后溃退，黄兴和司令部的人去拦阻，不但拦阻不住，竟有后退士兵向拦阻的人开枪的不能容忍的怪事，甘兴典部逃回湖南，王隆中部撤退到武昌，以导致全线崩溃。若黄兴的职位高于黎元洪，则他的命令是决无不服从的。
清统治者在全国革命势力的打击下，有如陷入火海的野牛，面临着这灭顶之灾，他们不得不推出袁世凯。袁世凯东山再起后，一方面对革命势力进行疯狂的镇压；一方面又向革命派投以橄榄枝，玩弄和谈阴谋。十月初，派刘承恩、蔡廷干到武昌试探革命军政府对“和平”解决的态度，说什么“既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息战”，可以“和平了结”。对于袁世凯玩弄和谈阴谋，革命派缺乏应有的警惕，从士兵到官长都对袁世凯存有不同程度的幻想，士兵认为他“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卖力，若能夺昌兵柄，与军民一致，我辈亦可利用”。作为战时总司令的黄兴在给袁世凯的信中说：“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分。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鄂湘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方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听命者。”这说明黄兴对袁世凯所存幻想颇大，希望他能作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这岂非与虎谋皮！同盟会的另一骨干汪精卫则在北京为议和停战说合，他派人到武昌密告南方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人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我们一致行动的。”他要南方同志从速表态，以促袁下决心，而武汉的革命派人对汪的意见咸表赞同。黄兴等革命党人对袁世凯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封建官僚存有如此严重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民主革命的领导人的软弱、幼稚，他们对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反革命老手袁世凯，希望他能立地成佛，促成革命之大业，这岂不太天真幼稚！至于本来是旧官僚的黎元洪对袁世凯自然奉若圣明，认为“将来国民选举时，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野心勃勃的袁世凯看出了武昌革命政府对他的殷切心情和软弱态度，认为正中下怀，是置之于刀徂的好机会，所以他不惜一切力量攻下汉口、汉阳，隔江对革命派造成强大的威胁，以兵临武昌城下之势，迫使革命派就范；另外他又可以以攻下汉口、汉阳为己功，进而向清朝廷讨价还价，作为要挟揽权的资本，以达到他篡权的目的，这样他可以一箭双雕。既然革命派对如此狡滑、奸诈、阴险的反革命老手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在强大敌人的攻势面前，武汉军政府也就谈不上去全力以赴，当黄兴几次要求武昌派援军去汉阳时都未成。既如此，战事之败自属难免。更何况在战争进行期间又有宋锡全、林翼支、甘兴典所部先后逃往湖南，王隆中所部擅自退下火线的情况呢？
当然在黄兴到鄂前，汉口战场上的指挥多次易人（先后有何锡藩、张景良、姜明经等人），临阵作战，频易指挥，实为兵家之忌。故造成汉口战役很大的被动和失利。另外，革命军政府只顾防守武汉三镇，没有向周围发展势力，更没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清革命热情动员和组织起来，再则武器装备上的劣势亦是造成阳夏之战失败的原因。
革命军在历时四十余天的阳夏之战中虽然失败了，但这次抗击清朝反动军队的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参加过阳夏战争的程潜说：“在这样情急迫势中，能够指挥进攻，取得主动，即是一种胜利。”革命军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敢于抗击强大于自己的清军，且鏖战四十余天，打死打伤的清军也不是少数，从而狠狠打击了清统治者的反动气焰，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这就向全国人民表明：清统治者不是不可抗击的，因之更鼓舞了全国各省人民的斗争。同时由于清廷把主要力量放在阳夏战场，无力增援别省致顾此失彼，为别省的起义争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隙，使之相率获得了起义的胜利，因之阳夏战争“对其他各省起义的发动，是个极大的支援，对促进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个局部地区来看，革命固然暂时处于劣势，但从全国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来看，失败的不是人民，而是清朝反动统治者。”以后清统治者不得不和革命军议和停战，直至宣布退位。阳夏之战的影响由此可见。
汉阳失陷后，黄兴即于是日（11月27日）晚退至武昌，且于当晚立即乘轮船去上海。黄兴如此迅速离开武昌东下，究其原因是什么了是否吃了败仗便逃？其实，他确有他打了败仗的苦哀，但他黄兴毕竟有他远大的抱负。
当初，黄兴由沪往鄂的心情是十分高昂的，与他同去武昌并任总司令秘书长的田桐所写的一首诗，也许能表明他们共同的心情。诗云：
十载未登黄鹤楼，而今俯瞰快双眸。
亡秦终是楚三户，阵阵饶吹动上游。
但到鄂一个月的时间，反而丢了汉口、汉阳，故他十分痛心地向众哭诉：“战争一败至此，官兵无一人用命，眼见汉阳已失，我亦无面见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谢同胞。”鄂军颇愤湘军擅退，因而有不满黄兴的，更有甚者是有人讥讽他为“常败将军”。故他因汉口、汉阳失守而痛苦，以致“无面见一般同志”；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若用这么一些“不用命”的官兵去保卫武昌是不能取胜的，所以他主张暂时放弃武昌，待攻下南京之后，再图恢复也为时未晚；另外，他感到在武昌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武汉军政府的旧官僚、政客、立宪党人及革命派内部以孙武为首的一些人对他排斥打击，使他不得不离开武昌。官僚、政客对他的态度自不用说，而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对他的态度也颇为恶劣。因“黄兴到武昌任总司令，对孙武的篡权谋利是有反感的，故孙武对黄兴亦不满，不得不以对待文学社的手段对待黄兴。”黄兴在人民中的威望远比孙武要高，所以黄兴的到汉，使孙大为逊色，从而产生忌妒心理。故商讨黄的名义的，他不表态；黄出任总司令的方式问题，他不置可否；黄守汉阳，他公开诋毁：“黄不过先声夺人，实不知兵。”孙武等人对黄兴的排斥、打击，到了使人难以容忍的程度。黄兴等人到上海商讨给黎元洪的电报时，有人提出“电文措辞不要表示公开道歉，应该指摘武昌首义诸人对我们有各种岐视，所以我们才离鄂来沪的”。这些都充分说明黄兴如此迅速离开武昌，受到官僚、政客，尤其是孙武对他排斥、打击，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黄兴毕竟是一个经受多年革命实践锻炼的革命家，他离鄂赴沪绝非消极情绪，而是有他积极意图的。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想到的是如何把革命推向前进。在阳夏战争期间，上海的社会名流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人曾推庄蕴究去武昌请黄兴到上海去领导那里的革命斗争。庄说：“上海方面认为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革命人所拥戴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革命领袖，而孙中山还在海外未归，现在只有黄兴是国内唯一的革命领袖，应该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到上海去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在南京组织军政统一机构，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任务。”黄兴也说：“我现在担任武汉方面的作战任务，不能离开武汉。看以后情形再说。”程潜在离开武汉返湘向黄兴告别时，也对黄兴说孙中山先生未回国前，他有“负责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要他“及早摆脱汉阳前线指挥任务，驰赴上海，设法攻下南京，作为革命根据地。”黄兴对于程潜的规劝是很赞同的，“深以为然”。可见黄兴离鄂赴沪决非偶然。也不是一时感情的冲动，出于个人的怨气。此时武汉的形势已变，汉口、汉阳已失守，他对于那些“不用命”的官兵能否保卫住武昌，缺乏信心，所以在军事会议上，当他的放弃武昌、东下攻克南京的意见遭到与会者的反对之后，他毅然离开武昌，他必须争取时间，尽快率领江浙军队去攻克南京，然后再援武昌。所以他说：“既大众不赞成放弃武昌，死守待援，亦是一策。我一人往上海，如将南京克复，我即带两万精兵来援武昌”。可见黄兴离鄂赴沪是有他远大的胸怀，把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控制后，便有雄厚的基础，可以组织与清廷对抗的力量，可以继续北伐，更可以有力地支援武昌，那时收复汉口、汉阳也就不在话下了。看起来黄兴离鄂赴沪似乎是一种退却，但其中更蕴含着更大的、更猛烈的进攻。他不愧为一位出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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