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0月10日，刚从旧金山回到上海不久的护国大将黄兴突然胃病复发，吐血数盂，竟至晕厥。家人立即在10月12日的《民国日报》登载启事，云：“兴于国庆日辰刻旧疾复发，呕血升余，晕昏时许。忧患余生，加以重病，恭逢盛典。无以为欢，殊为怅恨。据医云，贱恙必须静养，方可医治。凡赐函电，未能答复；如蒙枉顾，更难接待。特此布达，幸鉴谅，双十节启。”纵然，此时全国上下都在关注黄兴的病情，希望他能受天之祈，早日康复，但却终究难挡大限之日的到来。延至当月31日，这位曾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叱咤一生的英雄撒手人寰。
黄兴一去，举国同悲，孙中山赠挽曰：“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次年元月，黄兴灵柩运往家乡长沙，并于4月安葬于岳麓山下。黄兴去世后，不但抛下了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诸多同志，更抛下了贞良贤淑的妻子廖淡如和五男三女共8个孩子。黄兴长子一欧出生于1892年，长女振华出生于1896年，次子一中出生于1901年。是时，这三个孩子已经成年，而且一欧和振华更是年轻时就出国留学，并随父亲进行革命运动，可谓才德俱备，即便是后来的次女文华，三女德华，三子一美，四子一球，幼子一寰也是个个风姿卓俊，不辱父志。就从黄兴为他们起的名字里也可以看出希望他们“振兴中华”的心愿。
黄兴的8个孩子中只有幼子一寰——黄乃是黄兴的遗腹子，他出生于1917年1月18日，此时的黄夫人廖淡如还处在极度的丧夫之痛中，身心疲惫，导致这个孩子早产。先天不足使黄乃刚出生就高烧不退、惊厥、足弓反张。后来随家人回到长沙，并定居在那里。黄乃的一生可谓跌宕坎坷，饱尝人间疾苦，他幼年时眼部受伤终致右眼失明，即使这样他仍然继承父志，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参加革命，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并成为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解放后他双目失明，但却凭着惊人毅力，潜心执著于中国盲文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至今不辍，被人称为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
留学东洋
黄兴去世后，黄家在长沙仍属名门望族。廖女士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却格外通晓大义，节俭持家。秉承着家教严谨和爱国风范的余脉，黄兴的几个子女都算是青年才俊，有所作为。长子黄一欧时任长沙市政厅厅长，长女黄振华亲身参加了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家人经常给黄乃讲述父亲的风云事迹和传奇经历，所以黄乃从小就想着将来要为国为民做点事。但幼时的黄乃性格文弱、内向，缺乏主见，用他晚年的话说：“我当时很有些怕被别人捧为‘革命后裔’。其实在以后很多重大的历史关头，我总是糊里糊涂，没有自己的主见。”
在有名的长沙楚怡小学上五年级时，北伐军打到长沙，黄乃参加了学生自秩会，还当了初级小学自秩会的主席。此时的黄乃受大姐黄振华和自然课老师毛大成的影响，暗中同情并支持共产党。初二的时候，黄乃来到南京上中学，参加了由地下共产党员领导的读书会。这段时间，他阅读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鲁迅的《彷徨》、《呐喊》以及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和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著作，初步接触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系统地学习了一些社会发展规律学说。儿时的诸多幻想已姗然远去，此时踌躇满志的黄乃躁动着一颗想早日投身革命大潮的心。
但是不幸过早地降临在黄乃身上。1934年，黄乃在一次上体育课时不慎把右眼撞伤，导致视网膜脱落，不得不休学回到长沙老家，直到1936年3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年轻人的冲动和抱负并没有随着视力的逐渐下降而衰退，反而有增无减。他想到日本去读书。他把这个不成熟的想法和家里一说，立刻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大哥对小弟这种进取心深以为然，二哥黄一中则当即表示出资赞助。母亲虽然有些舍不得，但考虑到儿子的前途和志向，再加上日本有许多黄兴生前的挚友可以代为照顾，也就没有表示反对。
1936年3月，在初春一个清冷的日子，黄乃带着自己的理想踏上了开往日本的客轮。汽笛声声，前路漫漫，此时右眼已经完全失明的黄乃心中并不茫然，他想在父亲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学到更多的东西，闯出自己的事业。
当时在日本的进步文化界涌动着一股国际主义浪潮，其中“普罗世界语运动”就是在30年代初崛起的一股进步力量，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参与到其中。黄乃在读日本大学社会学专修科的同时，也参加到其中。世界语老师中垣虎二郎对这一时期黄乃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黄乃不但成了中垣老师家里的常客，还对老师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非常赞同。在这位日本世界语运动左翼领导人的循循诱导下，到日本不足30个月的黄乃就参加了“现代问题座谈会”和“留日世界语协会”两个进步的半公开团体。
其吋，日本右翼势力已经开始着手“革新”其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打击日本国内的左派活动，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初，日本警察首先查封了《留东新闻》等几个进步文艺刊物，随后逮捕和驱逐了不少进步中国学生。终于，日本警察的目光落到了世界语组织的头上。先是中垣老师和另外两位同志被地区警署拘留，接着，在1937年6月21日的早上，黄乃山被拘禁
此前，黄乃已经有所准备，把所有的文件资料和有关同志们的地址都清理了一遍，以防万一。但是在警察署里，当便衣审汛他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在那堆从宿舍中抄来的书报信件中有一张纸条、由于一时疏忽，他竟然把一张用世界语记下的正被日方通缉的同志绿川的地址落在了抽屉里。黄乃不由得紧张起来。幸好这些便衣不懂世界语，没有注意到。到了中午，便衣们开始抽烟、打盹。此时的黄乃，假装无聊，随便拿起纸堆中的一张世界语报纸遮住坐在桌子对面的便衣们的视线。就在一刹那间，他已经用右手抓住那张纸条，把它捏成了一个纸团塞进了裤腰的夹缝里。当便衣厉声呵斥黄乃不许乱动的时候，这一切已经完成了。下午审讯后，黄乃被收监，警察把黄乃的裤带拿走并进行了搜身，黄乃则一直提着裤子，用手隔着布捏住那个纸团，终于过了搜身这一关。
就在黄乃被捕的时候，黄兴生前的好友前田九二四郎得到了消息。在他的周旋下，3个星期后，黄乃被放了出来。这次牢狱之灾是黄乃经受的第一次革命考验。黄乃晚年这样说：“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我身上背负着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对党的信念是从没有变过的。”
出狱之后，在“文联”（中国左派留学生文化团体联合会的简称）的号召下，黄乃结束了在日本的学习，于1937年8月3日和大批留学生乘“维多利亚皇后”号邮轮返回上海。
延安情怀
回国后的黄乃准备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但是这时，想到远在长沙老家的母亲，他犹豫了。自己这一走不知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见到母亲了，于是，他决定先回老家看一趟母亲，尽一个儿子最后的孝心。
抗战爆发后，母亲和家人已经搬到乡下。黄乃踏着泥泞的土路回到母亲身边。此时的母亲已经显得有些老态龙钟，深陷的眼眶时时都汪着些泪水。毫无疑问，年迈的母亲是多么想让儿子陪在自己的身边，但是从黄乃回家的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提起过一句挽留儿子的话。母亲似乎比儿子更坚强，她知道儿子的理想是什么。
不得不走的那一天，在大门口的场院里，一袭黑衣的母亲坐在一张椅子上，目送着一步一回头的黄乃，一句话也没有说。而黄乃分明看见母亲眼中大滴大滴的泪珠流过面颊，溅落在场院的土地上……
1938年的延安，物质非常匮乏。从首长到普通战士，都是在昏黄的捻子灯下工作，用南瓜、窝头和野菜当粮食。刚到延安的黄乃先进入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到1939年年底正式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生活的艰苦，学习和工作的繁重使黄乃惟一一只眼睛的视力迅速下降，由原来的1200度降到1600度。而他却觉得能在一个月内读到从日本来的报纸是多么珍贵，所以无法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眼睛。后来他还担任延安《解放日报》敌情副刊的主编，笔名傅弥。出自他手中的一篇篇时评文章无不准确地切中敌我双方的情况。其中一篇题为《南进不是北进》的文章准确地推断了日军下一步的进攻计划，经事实验证后曾经轰动一时。据当时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日本共产党领袖岗野净说：毛泽东对黄乃的文章是每篇必看。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马列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说：“你只有进行了调查，进行了研究，才有发言权，比如说黄乃，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日本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
从1946年到1948年的3年间，黄乃辗转于陇东土改队、昆仑部队、中央后方委员会、新华社、中央统战部等单位。1948年春天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春到人间何处寻？杏花枝上鸟先鸣；多情最是迎风柳，撩动征夫万里心。”可见此时黄乃的心情还是不错的，还有心绪去品味春色。但是到了1949年大部队要进城的时候，他却被厄运包围。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感情上的失败，妻子离开了他。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而且连续两次手术都告失败，他的精神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大哥黄一欧来信了，收到大哥的信后，黄乃在落寞中稍有一些惊喜。他在《寄欧兄》里写道：“百年长夜日初升，爆竹花开庆满城。独目病残终不悔，数行诗草遣吾心。愁听夜雨痊何日？喜获家书抵万金。千里梦魂归不得，麓山云霭水青青。”接连的变故和痛心的经历使黄乃想家了，但却无法回去。1950年3月，他的心情更加糟糕，简直是心灰意冷。在一首《伤怀》中他把这种心情表现到了极致：“眼如残烛意如沙，亲朋咫尺似天涯；长病哪知春信息，寂寞东风伴落花。”此时的黄乃不知命运给他安排的结局是什么，也无从选择，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忍耐。
寻找火种
1950年夏天，经受了妻子离异、两次手术失败的黄乃，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前苏联首都莫斯科接受最后治疗。黄乃对自己的复明仍抱着一线希望。
莫斯科的夏天有些燥热。这天，黄乃正在莫斯科眼科权威科拉斯诺夫教授的诊室里接受最后的检查，房间里的许多大夫都静悄悄地站着，只能听见教授一个人的声音。他那音乐般的语调比平日更加亲切、温和、委婉，好像带着无限的歉意，“年轻人，你没有必要再留在苏联了，我们能做的都已经尽量做了。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今后的工作，需要换一个适合你情况的职业。在苏联，有许多眼睛不好的人却是出色的艺术家、法律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我希望你能尽快找到继续工作下去的办法！”说话的同时，科拉斯诺夫教授用双手紧紧握着黄乃的右手。很显然，他想用这些话和他手心传达的温暖迅速转移话题，让黄乃尽快从那瞬间的深渊中走出来。
科拉斯诺夫教授的这种做法很专业，似乎也很有效。黄乃一时间并没有更多地意识到自己今后将永久面对的黑暗世界，而是随着教授的话想到了今后自己的工作。但对于这一点，他仍然感到迷茫和不知所措。于是，黄乃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平静地询问有关自己的病情；平静地向在场的大夫们一一道谢；平静地和科拉斯诺夫教授握手、告别；然后平静地回到驻地自己的房间。一切显得那么自然和安详，我们不禁想问：所有的痛苦都到哪里去了？
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是个星期天。负责招待他们的波波夫兴致勃勃地领黄乃和病友饶正锡去莫斯科盲童学校参观，据说著名的盲人诗人爱罗先珂就是在这里毕业的。盲童学校的校长是一位明眼的中年妇女，她接待了黄乃一行。在校长的办公室里，黄乃听波波夫说，过一会儿有位曾经两次荣获红旗奖章的盲人女教师，自告奋勇地要给黄乃传授盲文。她以为黄乃要到这个学校学习盲文。
这位穿着朴素、举止自然的盲人女教师走进来的时候，黄乃感觉到了她的无拘无束，似乎能看得到。她根据声音判断出黄乃所在的位置，然后靠拢过来和黄乃握了握手，由于心情紧张，说起话来有些断断续续。她说，她刚失明的时候很害怕，什幺事都不敢自己做，但不久以后就习惯了，可以自己行走、料理家务。她已经在盲校教了十几年的俄文，每月收入1600卢布，有自己的家和两个孩子，生活得很幸福。她和黄乃交流了一小会儿后想试试黄乃的触觉，就和黄乃并肩坐下来，随即拿出刻字板咯噔咯噔地用俄文扎出了她和黄乃的名字，然后抓起黄乃的食指放在这些凸起的小圆点上。黄乃完全被这些陌生而新奇的东西吸引住了，聚精会神地辨别这一个个凸点带给他的新奇感觉。
接着，盲人女教师还想谈谈自己的教学计划，但当校长告诉她黄乃不能跟她一起学习时，她显得有些失望。但又好像想起什么重大事情似的，意味深长地对黄乃说：“中国还有许多许多盲人，你应该用你的全部智慧，为了他们的幸福努力工作。”
从校长的办公室出来后，校长又带领他们到学校的教室、体育馆、音乐课堂和图书馆参观。而每一个地方都令黄乃感到万分的惊奇，原来盲人的世界竟然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在他的心中，好像已经渐渐鼓起了一张可以通向一个美好世界的风帆。这时，黄乃突然想起了在医院里曾经和毛岸英讨论过汉语拼音化和拉丁化新文字的问题以及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他在临别时向校长肯定地说：“我将搞出一套适合汉语的盲字体系来。”
历史和命运给了黄乃全新的但又是惟一的选择，这位经历了革命洗礼的青年革命者，虽然从此以后再也看不见风云变幻之中的五彩世界，但却又重新获得了宁静而执著地生活和奋斗下去的勇气在回国的列车上，他郑重地打开俄文盲文字母表和识字课本，开始学习小学一年级的课程，伴着火车的汽笛声和车轮铁轨的摩擦声，被毛泽东夸赞过的日本问题专家“Au、uA”地摸读起盲文来……
精神上已经痊愈的黄乃回国后又满怀信心地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他虽然当时已经学会了国内通用的“心目克明”盲字，但在收集世界各国的盲文字母表对比分析之后，却越来越发现中国旧盲文的缺陷。首先是不分词，往往要到摸完全文后才知道意思，有时甚至会把整个意思弄拧了，有一次黄乃在读《水浒传》时读到“旗上大书”时竟误以为“骑上大树”。而且它是以南京地方话为标准的，因此在盲人之间很难交流。黄乃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要发明有中国特色的新盲文的愿望。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黄乃对盲文的研究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把生活中几乎所有可以用来思考的时间都用上了，有时甚至半夜想起一种新的字符排列方法，光着脚就下地摸起桌上的纸记下来。接下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失败对于长期在黑暗的世界里彷徨的黄乃又算得了什么呢？简直就是他几乎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的光明。苍天不负有心人，到了1952年，一种以北京语言为标准，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新拼音旨文体系方案终于诞生了，到了1953年它正式获得教育部的承认并在全国推广。1954年，当中国盲人福利会总干事张文秋把新出版的盲童小学识字课本送到毛泽东手上时，毛泽东说：“黄乃，我知道，他是黄兴的儿子，抗战时参加的八路军，他是有创造性的。”接着又指着张文秋说：“你们做盲人工作的，要首先学习黄乃的新盲文。”
黄乃并没有就此歇脚，他一方面为中国新盲文的诞生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仍然觉得现行盲文有缺陷：它基本上不标调，只在需要时才标，而这种需要又是因人而异，没有准则，因而产生了一形多词、一词多形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又开始了长达20年的探索。在许多热心文字改革的同志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以放弃字母国际化为前提，利用汉语声韵相拼位置固定为特点的“声韵调双拼盲文”。到1992年第四次全国盲文学术讨论会上，这个方案最终通过。
黄乃的多舛人生似乎可以就此平坦了，但命运却偏要再加上重重的几笔。
在黄乃的生活里经历了三次婚姻，又经历了三次离异。他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一次次遭受到现实的打击，原本文静内向的性格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他把自己完全埋进了只剩下一堆盲文字母表的空荡荡的家。但命运对这个遍尝人生苦果的人也不是没有一点怜悯。60年代初，他对盲文事业的忠贞不渝终于感动了一个人——安琳。安琳原名王玉玲，出生在天津一个普通家庭，1937年到延安工作学习，解放后到文化部电影局工作，后又调到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任导演、主编。安琳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到黄乃家的情景：屋内的摆设十分凌乱，黄乃坐在椅子上沉默着，前后左右摆满了盲文书籍。安琳被感动了，心底不由地生出一种爱怜。但是安琳的家庭反对这件婚事，觉得两家既不是门当户对，而且安琳嫁过去肯定要吃苦头。但已下定决心的安琳却坚持在1961年春节和黄乃办了婚事。
婚后的生活是艰苦而又甜蜜的。安琳一进门就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是她自己带来的女儿，一个是黄乃最小的儿子。她白天忙工作，晚上忙家务，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有他们自己的时间。每天清晨5点多，安琳就在被窝里给黄乃读《文史哲》、《学习》等杂志，而黄乃则在空闲的时候为妻子吹上一段口琴，每到天气好的傍晚，他们便抽个时间在暮色沉沉的林荫道上漫步，安琳听着黄乃讲述着自己以前的故事，两个人的思绪和身影渐渐融人暮色……
“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国盲聋哑协会副会长的黄乃被下放到湖北农村，身边只带着14岁的儿子。而安琳则带着女儿在另一个干校劳动。黄乃晚年提起：“我那个时候表现出一种幼稚，其他人惟恐说自己出身地主富农，而我却为我的出身和家庭自豪，总说我们家庭富裕，不是农民。也正因为这样，我也必须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现在想起来，才知道当时自己那种单纯是多么的可笑！”在“改造”期间，黄乃被分配的任务是和另一个盲人剁猪菜。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一个大木筐前，握住一柄铁铲不停地上下剁来剁去，一天要完成五六百斤的任务。除了剁猪菜，黄乃还被分配去磨豆腐，很多牲口却在外面晒太阳。这是一种生命中深刻的悲哀。
远在另一个干校的安琳实在放心不下黄乃，向组织上申请了多少次要到黄乃所在的农村去照顾他，而她听到的是这样的警告：“黄乃是黑帮分子，你是革命干部，要是去了，就是黑帮老婆！”但此时的安琳像几年前毅然和黄乃结合时一样，什么也不在乎，一路风尘赶到黄乃身边……
“文革”后，黄乃和盲人朋友接触多了，了解到他们对现行盲文的意见，更是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了盲文改革事业上。1999年，黄乃的文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盲文》终于出版了，这也完成了他的一个心愿。
他晚年的生活舒适安乐，每有人来访，就在自家的客厅里向来访者讲述着那犹如隔世的人生故事。沙发背后是父亲黄兴手书的两个大字“笃实”，面前是父亲黄兴的两句诗：“满目云山俱是乐，一毫荣辱不须惊。”也许晚年的黄乃真的是把人生的苦难离合都看清了，达到了“一毫荣辱不须惊”的境界，但他的生命永远都会因为拥有这段非凡的经历而显得更加富有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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