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和杨度，都是辛亥革命前后的著名人物，二人有较长期的交往。关于彼此间的关系和友谊，当黄兴于1916年10月31日逝世后，杨度写了一副挽联：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其中下联是对黄兴革命业绩的评论，上联则是叙说二人间的关系和友谊，虽然政见分歧，但终不失为肝胆相照的挚友。本文即循着这个脉络，对于黄兴和杨度的关系和交往，以及同一时期各自主要表现的异同，作一概要论述。

一、弘文学院和游学译编社奠立的友谊

黄兴于1902年春夏之交，在两湖书院被选派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杨度也同时留学该校。这时起，二人相识结交。相交的契机，则在于政治思想上的某些一致性。

杨度当时热情活跃，交游较广，经常与湖南留学生畅谈反清革命，其在东京坂田町的寓所有“湖南会馆”之称。黄兴也蓄志反清革命，尤其留意军事技能的学习，课余还延请日本退伍军官讲授军略，从事兵操。二人的倾谈，成为友谊的基础。

游学译编社的成立和《游学译编》杂志的创办，又是黄兴与杨度深交的一个环节。这份杂志是由一些湖南留日学生所组游学译编社编辑出版的。杨度于1902年9月为即将发刊的第1期写了叙言，并领衔在上海办理立案手续。《游学译编》创刊后，获得中国留日学界好评，于是黄兴等又扩大范围，由一些湘籍留日学生组成湖南游学译编社。《游学译编》从第2期起由该社出版发行，黄兴并担任教育栏译员。该刊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及其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杨度在《游学译编•叙》中，也具有这种思想，力主中国“乘迎新去旧之时”，“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表现了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之情，这也是黄兴反清革命所追求的目标。二人当时尤其相似的，是都关注着中国教育的革新。杨度在1902年10月底即将结业时，与日本教育家弘文学院教授嘉纳治五郎发生了一场辩论（辩论各言辞汇成《支那教育问题》出版）。他赞成改革教育，又反驳了嘉纳用“共保黄种”以行侵略压迫中国之实的论调，指责嘉纳反对反清革命，而明确主张“骚动的进步主义”。他又作《〈日本学制大纲〉后序》，呼吁接触外国时，“国民之思想通于外而不为所摄，其气力团于内而不为所缚”，“不然，则学于人而不善用于己者，吾见其皆有亡国之道也”。杨度表现了激进民主主义者所具有的反清革命爱国救国热情。这时，黄兴翻译了日本另一教育家山田邦彦所著《学校行政法论》，批评“从前教育学仅有个人的之思想，无社会的、国家的之思想”，宣传“于心得上，方法上，必有全部或几部之改良，方能达教育之目的”。此文虽没有激烈的革命色彩，但也较早地宣传了军国民教育思想。当杨度于1903年初号召湖南赴日留学生“讲求科学，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之际，黄兴在同年春领导弘文学院湘籍学生组织土矅会，鼓励同学“挺身杀敌”，“以破坏现状为目的”；并加入拒俄义勇队，回国策动反清革命。

黄兴与杨度这时的交往友谊，反映了二人青年时代在追求共同目标上的思想风貌和政治情操。从当时的社会影响上说，杨度的声望较高，黄兴则是留日学生的中坚分子；从政治思想高度来看，杨度是民主主义的领先者之一，而黄兴则在反清革命的实践上高出一筹。

二、华兴会期间的聚集和孙、黄合作中的杨度

1903年的拒俄运动、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等重大事件，促进了中国留日学生政治思想的巨大变化。黄兴于这年6月初返国，策动军学各界。11月初，与刘揆一、宋教仁等成立华兴会，被椎为会长，继兴中会之后，成为有组织地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另一个核心。杨度在同年7月经济特科考试后，因被参为革命党，而遭名捕之祸，又东渡日本留学。虽然与梁启超结交，但又与兴中会、华兴会人士往还。1904年9月，在留学生中发起成立鄂湘粤三省铁路联络会上，被推为总代表返沪，进行粤汉铁路废约自办活动。革命斗争的时代潮流，将黄兴和杨度的交往向前推进了一步。黄兴在1904年7月为策应长沙起义赴沪、鄂，在“上海别树爱国协会，招邀内层志士”，杨度即行加入。不久华兴会谋划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走避上海，11月7日在馀庆里八号机关部重新集会，除一些华兴会员外，杨度和蔡元培、蔡锷、黄炎培等爱国协会成员参加了会议。商讨分途运动大江南北军学各界再谋起义，“不旬日会势大张”；杨度此时“与徐暘麟、黄兴、刘揆一，盖尝歃血盟，誓灭建夷而后朝食者也。爱国协会者以士人无徒党，不可奋起草泽间，故所趣在暗杀，杨度亦尝为刺客”。可见黄兴和杨度这时的交往，在政治行动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由于革命党人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一案，黄兴被捕（旋出狱），杨度也涉嫌疑。于是，二人又分别避走日本。这时，黄兴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杨度撰写《粤汉铁路议》，于1905年3月发表，主张废约自办，在各界产生重大影响。

还特别要提到的，是杨度促进了黄兴和孙中山的会晤。孙中山于1905年7月19日抵日本横滨，四、五日后到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于是孙中山与杨，聚议三昼夜”，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最后杨度说：“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骤难改（按：实指与梁启超等交往），橐鞬从公，窃愧未能”，表示不愿与孙中山合作。但在谈话中，杨度表示愿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说：“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孙中山极表欢迎。这时，杨度在政治方向上，开始与黄兴有了歧异，也不同意孙中山的政见，但却成了孙、黄合作的重要桥梁之一。随着，孙中山又在宫崎寅藏陪同下走访黄兴，商谈革命大计，将兴中会，华兴会的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决定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同盟会。这应是黄兴和杨度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杨度和孙中山、黄兴的政见分歧，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关系，也表明他们都具有政治家风度。

三、大论战中的政见分歧

杨度于1903年秋和梁启超结交，“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而同黄兴的政见分歧，到了1906年初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则较为明朗化了。

出洋五大臣等于1906年初抵日本东京，已先由随员熊希龄商请杨度代拟关于各国宪政情况文稿，作为将来考察宪政报告的蓝本，杨度应允，并转请梁启超协助。随后，杨度完成《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主张君主立宪。而在同年9月，清廷下诏“预备仿行宪政”时，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揭露这是“笼络人心”，阻碍“民族革命之潮流”，可是杨度会同梁启超却先已安排“宪政程序”了。黄兴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针对自立军失败和唐才常殉难，愤怒地指出：众人“则愈以知康、梁之可诛”，并且号召“使天下志士皆知康、梁之精于卖友，则无复敢于近者”；而杨度却先与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谋求组织宪政党，并拟自任干事长了。

同盟会的《民报》创刊后，即同各省留学生刊物一起，向梁启超等人主持的《新民丛报》展开思想理论领域的大论战。大论战中，梁启超颇感窘迫，央求原华兴会员徐佛苏矿通“调停”，而“克强不许”，孙中山、胡汉民也“不以为然”。但是此际，杨度于1907年1月20日在东京别创《中国新报》，自任总撰员，发表长文《中国新报•叙》、《金铁主义说》，又为清宗室贵族子弟所办《大同报》作长篇《题辞》。在这些言论中，他仍主张君主立宪，其方法则是“莫开国会若也”。这个口号一出，一时几乎成为立宪派报刊的一致要求。大论战最后以改良派的失败而告终。而杨度由于思想上的名利之图，“取媚清廷，则办《（中国）新报》”，1908年4月被清廷命为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黄兴在拒绝徐佛苏“调停”论战之后，奔走各地，组织武装起义，并在新加坡撰文参加《中兴日报》与保皇派《南洋总汇报》的论战。黄兴与杨度这时的政见分歧，反映了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的缩影，影响着今后政局中两派斗争的发展。可是正如杨度所说的“公谊不妨私”，二人就事论政，各有主张，这也是中国近代政治斗争中少见的事例。

四、武昌起义前后的分与合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一大关键，也是黄兴和杨度关系中由分到合的一个重要转折。

清光绪帝、慈禧太后于1908年12月相继死去。黄兴认为“此次凶变，或多少与我党以好机会”，应“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1911年4月，黄兴主持发动了黄花岗起义。这次斗争，极大地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而对于清帝、后死去，杨度则认为是“变故非常，环球震动”，“浮议大兴，人心惶惑”，于是以宪政公会常务员长身份，发出《与各地宪政公会会员书》，劝告会员“谋秩序之维持，图宪政之进步”，勿为“浮词煽惑”，以免“吾党全体陷于至危”，其惶惑之状，可见一斑。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杨度当日离京赶赴河南彰德，劝袁世凯不要应奕劻之命出任湖广总督；至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杨度又被任为学务副大臣（旋开缺）。此际，黄兴则从香港返沪，于10月28日抵武昌，任战时总司令率军进行武汉保卫战，直到12月1日赴沪。这一段，杨度劝请袁世凯掌握清廷大权，黄兴则奋战武汉三镇以抗袁，又是多么尖锐的政见分歧！

历史的必然不是历史的巧合，就是政见如此分歧的两位辛亥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在一定程度上会合了。在黄兴于武汉奋战时，由袁世凯授意，汪精卫会同杨度，发起了“国事共济会”，宣称“使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并“要求两方之停战”、“以国民公意决之”。杨度和汪精卫等鼓吹停战议和，这既是袁世凯的计谋，也是立宪派活动和革命派内部分歧的一种反映。当《国事共济会宣言附简章》分送各省各方后，杨度又领衔递上《致资政院陈情书》，要求该院“请旨召集临时国民会议，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期和平了结”。到11月23日，杨度又发出《呈请内阁代表书》，提出“一俟武昌革命军承诺停战之后，即将赴鄂军队撤回”，然后再“议决君主、民主问题”。接着，杨度以国事共济会“所主张已归无效”为词，便于12月5日宣布自行解散。从此，杨度便利用旧谊与黄兴函电商讨南北议和问题。

黄兴在武昌督战时，于11月9日向民军各将领曾发出密谕称：“袁世凯甘心事虏……倡拥皇帝之邪说”，“派心腹多名，……冀离间我同胞之心”，严令“密探查拿”，粉碎彼等卑劣之手段。密谕旨在抵制袁世凯、杨度利用君主立宪和停战议和。但在同日，黄兴又复书袁世凯回答关于停战意见，并劝袁归诚说：如能“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及至汉阳失守，黄兴抵沪后，又发表谈话说：“此行目的，在速定北伐计划，并谋政治之统一”，即也同意进行和谈。在12月9日复汪精卫并转杨度的电报中说得更明确，希望袁氏“与民军为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中华民国大统领一席，断推举项城无疑”。可以看出，在袁世凯集团、立宪派和帝国主义者掀起的妥协逆流中，由于同盟会内部的变化，黄兴在对袁世凯的问题上，已大体和杨度的主张趋于一致了。

南北议和时双方公开谈判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进行，黄兴是南方的主要决策者，杨度是北方代表的随员之一。但是会外的主要谈判渠道还另有二处，一是赵凤昌寓居的惜阴堂，这是江浙立宪派人士的据点；另一处在文明书局，为黄兴所委江浙联军总参谋顾忠琛，与段祺瑞、靳云鹏等秉承袁世凯意旨所派代表廖宇春秘密会商的地点。公开和幕后的两种方式，互为表里，各有作用，而事实表明，公开会谈多为例行公事，真正的政治协议则是幕后进行的。黄兴和杨度都参加了两种不同形式的谈判，所起的作用也是明显的。

作为南方代表参赞之一的汪精卫，早已“阴结”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杨度也已投靠袁氏，又得黄兴12月9日复电，因此他得在南北议和中多方奔走斡旋，时而在沪，时而返京。当廖宇春和顾忠琛会谈取得四条协议后返京时，杨度又受袁克定指派访廖，以期完成议和。之后，又商讨策动庆亲王及各亲贵一事。可见其在南北议和中是非常积极的。

黄兴在议和中，对袁世凯利用立宪派的惜阴堂和杨度、汪精卫的活动，没有警觉，反而极为信用。尤其对赵凤昌等人视为同党，一些要事都来“决策于赵”。在内外形势影响下，“克强政见，亦日以右倾”，既与袁世凯议和，又与杨度合流。当然，这有很多复杂的历史原因，黄兴虽不得已与袁世凯妥协，但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这个基本点上，同杨度等立宪派人士拥袁自固的出发点仍然是有原则区别的。

五、民国初期二人的曲折关系

民国建立初年，黄兴和杨度的关系有很大曲折。

杨度于袁世凯夺取大总统以后，被唐绍仪内阁排挤，即赴青岛作“隐退”之计。1912年8月，同盟会在北京改组为国民党，黄兴和杨度的关系又有所发展。黄兴在京力邀杨加入国民党。不久，宋教仁、胡瑛等也多次邀约。于是，杨度欲借此附袁，当即在11月14日公开发表了回答黄兴邀入国民党的电报，要求国民党取消政党内阁，免除对袁氏政府的监督，俨然以袁世凯的代言人自居。接着，杨度又致电黄兴说：“度不入党则已，入则必以总统与贵党切实提携自任，然非取消政党内阁，别无入手办法”。黄兴复电杨，除解释政党内阁主张外，责问杨度说：“公前与兴面谈，亦曾极力主张政党内阁，今忽变更前议，並别生枝节，恐非出自本心”，並“望始终赞同，勿为浮言所动”。黄兴所以力邀杨度入党，目的是“壮大”国民党，以便再夺取政权，而杨度所以坚持取消政党内阁，用意是巩固袁世凯的统治，这都不是黄兴和杨度个人之间的关系和纠葛，而是反映当时两种势力的斗争。

到1913年3月“宋案”发生，就更明确地看出黄、杨关系这次纠葛的实质了。宋教仁对政党内阁（责任内阁）宣传活动最力，也最遭袁世凯的痛恨。袁氏曾向杨度透露过一种心计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夺取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杨度心领神会，所以不惜食言，提出以取消政党内阁为加入国民党的条件，这虽“恐非出自本心”，但的确是杨度进一步依附袁世凯的张本。及至第一届国会复选时，国民党议员又占有多数。袁世凯遂于3月20日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

“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纷纷揭露事件真相。黄兴挽宋教仁联中指明元凶“确是袁世凯”。之后，黄兴和孙中山等发动“二次革命”讨袁。而杨度的言行，却与黄兴背道而驰。他对至交宋教仁的惨死，没有挽联，这不是偶然现象，一是由于附袁日深，二是知宋死因，不免心中既愧且惧吧！但是他仍然沿着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道路走下去。

宋教仁被刺当天，杨度在研究宪法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高谈关于领土规定意见，并且还以该会为所谓“学会性质”，来掩盖“政治上性味”。在“二次革命”前，杨度曾得到杨士铸透出袁世凯的口风说：“等到国民党被他（按指袁氏）铲除，他必然要废止内阁制的临时约法而代之以总统制的新宪章”，“那个新时期……你在项城的夹带中是新人才的魁首，将来责任很大，事前必须作好准备”。所以对宋教仁惨死和黄兴讨袁，杨度表面上都禁若寒蝉，实际上则拥袁以待禄位。这种情况，待到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时就表现得更为明显。黄兴和杨度的关系，从南北议和前后的由分到合，“宋案”以后又由合到分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和杨度的政见分歧，又反映在袁世凯独裁卖国和复辟帝制上。1913年8月黄兴从日本赴美国，指责袁世凯“压迫报界，从事谋杀，贿赂军人，铲除异己，我们将继续为自由而奋斗到底”；又说“袁世凯继孙逸仙为临时总统后，即有帝制自为的野心”，而“他仅是一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杨度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进程中，却又积极地充当了御用工具。在袁氏父子授意下，杨度于1915年4月发表《君宪救国论》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又撮合孙毓筠等成立筹安会，以“学术团体”为名，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8月以后，发通电，刊宣言，声称“将筹一国之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又说“救亡之法，惟有废除共和，改立君主”。其间，又在9月末发动请愿，要求立即决定君主国体，并会同孙毓筠等递上促袁世凯登极折。在杨度热衷于筹安会活动之际，黄兴先于5月9日斥责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接着在致人亦中说：“至筹安会人物，且不必说……惜其人格卑下，又在娼妓下矣”。黄兴认为筹安会等人不是主要打击目标，而主张对袁“发难须急，缓则狡猿（按指袁世凯）用他种手段，去其反对之势力后，更难着手”。为此派人到西南各省，策动讨袁。于此可见，黄兴和杨度在讨袁和拥袁上的两种不同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进入最后阶段时，12月11日，杨度草拟《参政院代立法院第二次推戴书》，吁请袁氏“早登大宝”，12日袁世凯承受帝位。黄兴即在12月14日急电各国驻华公使，声称袁氏称帝，“中国必立起革命，声讨其罪，此时吾定返中国，再执干戈，随革命军同事疆场”，又致电各方指出“袁逆谋叛民国，公然称帝，……此其自亡之日也”。接着又发表《辩奸论》，指出杨度为首的筹安会人物，“彼之委身袁氏者，必其自陷于死地也”。事实也正是如此，袁世凯已到末日。杨度后来回忆说：“《第二次推戴书》是我在筹安会活动中最难写的一篇文章，也是我为袁项城尽忠效力的最后一篇文章。”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死去。黄兴在袁世凯死后，主张扫除其余孽，即于7月8日返国抵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杨度则在各方要求惩办帝制祸首声中，隐居天津。不意，黄兴在10月31日病逝。至此二人的关系，也就到了尽头。杨度随即草拟开头所引的挽联，叙述二人平生的主要关系，悼念亡友，以为总结。

黄兴和杨度相交前后凡十四年。这是辛亥革命过程中风起云涌的年代。二人关系上的政见分歧、协同和言行比较，反映了时代的斗争，各人的是非也以当时的主要革命斗争目标为分野。其中对待清封建朝廷和袁世凯窃国称帝是不同时期的两个关键。在这种重大问题上，黄兴在基本方面是正确的，杨度多是错误的。但是尽管二人政见分歧，而在个人关系和友谊上，仍能“肝胆至今推挚友”，这种政治家风度可说是颇为不易的。杨度以后认识了政见上的错误，与孙中山合作，从事反对军阀的斗争，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曲曲折折地走上了正途。这种可喜的现象，却是黄兴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了。看来如同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一样，黄兴和杨度的关系，就是这么复杂曲折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