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个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主要应根据什么？学识、道德、个人品质等都是不应忽视的，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要看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看其包括上述方面在内的一切思想言行，归根到底是推动还是阻碍了历史的发展。曾国藩从事政治活动的19世纪40至70年代，正是中国由封建独立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转化的时代，无论中国的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认识新问题，采取新对策，调整对内对外的各种关系。在这场新旧交替、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曾国藩究竟干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主张，其作用和影响如何？弄清这些问题对正确评价曾国藩是至关紧要的。这里，笔者不揣浅陋，拟就上述问题谈点初步看法。
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继承者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体，内部包涵着众多的流派。曾国藩虽有理学家之名，并无门户之见。他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对任何学术派别都采取兼蓄并包的方针，对一切有用的知识都加以吸收和利用。
当时儒学分为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门，各有门户，自相标榜。曾国藩主张兼取各家之长，反对儒学各派间的门户之见。他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的志向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而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亦不能雷同而苟随”。而自己则“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对经济之学曾国藩也很重视。以往学者多视经济为做官术，“足以致高位取大名于时而已，不当施之于讲学”。故姚鼐、唐鉴谈论为学之道，只及义理、考据、词章。曾国藩则把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上述三者相提并论。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日词章，曰经济。义理者往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词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今世掌故皆是也。”但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上述四科的地位并不相同：理学是整个儒学的核心，处于指导地位，其他则不过是其精神实质的延伸和具体化，仅起辅助作用。他“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有志于学者应“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所以，治学必须“以义理之学为先”，首先“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词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择一术而坚持，而他术未敢竟废也”。这些观点既是他治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治学的切身体会。
曾国藩一生为学甚勤，不仅在京任职时严于律己，刻苦钻研，即于其行军、作战及政务繁忙之中，亦未尝废学。他先治理学，再治汉学，对古文嗜好最深、探求最苦，经济之学花费工夫最多、他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亦得到应有的报偿。对考据学的研究使他具有文字根底，对古文的钻研使他诗文俱佳，成为世所公认的桐城派古文学家。而理学的哲理和道德观念成为他为人处事的指导思想，经济之学的丰富知识则大大增长了他的军政才干。总之，传统的思想和文化知识不仅奠定了他从政从军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他取得湘军集团的领袖地位和获得某些成功的重要条件。
对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曾国藩亦主张择长而用。他认为，“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担若运用得当，“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可师诸子之长，补儒学之不足。例如，“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那就再好也不过了。他还由此推论：“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所言者即儒家思想，不言者即诸于思想，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苟子之道自克”。这样，就真算是“闻道之君子”了。甚至对一向为文人所不耻的游侠刺客之流，曾国藩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他们的不少方面，如薄利重义、舍己济人、轻死重节等都是合乎“圣人之道”的。“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
如果说理学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信条，鼓励他为地主阶级的利益奋斗不已的话，诸子清静无为、顺天从命的思想则帮他在统治阶级的矛盾斗争中得以“保全末路”，在对清朝政治前途悲观失望时保持心理平衡。这对曾国藩个人来说都可谓受益非浅。
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理学，更带有强烈的阶级性。它是与腐朽的封建等级观念和土地剥削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服务的。曾国藩将这种以封建糟粕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全盘继承下来且付诸实践，就必然导致其政治上的反动立场和反动行为。这样，他的能力越强，其所产生的反动作用也就愈大。例如，太平天国上自天王将帅，下至士卒役夫，“皆以兄弟称之”，本来是一种平等思想，进步表现，为历代农民起义所不及。而曾国薄却斥为大逆不道，声言“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掣起保卫孔孟之道的旗号，组织湘军，残酷地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沦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由于政治方向的反动，即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诸如在历史上颇有进步作用的法家思想和颇具科学精神的古代兵法战策，一旦由他用来镇压群众反抗活动和进攻人民起义军，也就会立刻产生完全相反的历史效果。
洋务派官僚士绅的首领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虽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始，但却由此引进了西方机器生产。而机器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巨大生产力的象征，同封建生产关系是不相容的。因而，机器的引进，等于在盘根错节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洋务运动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讲近代化，讲近代科技史都必须从这里讲起，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能不提到它。
推曾国藩为洋务派的首领，这不只因为这批官僚士绅多为其旧部，主要还是因为最早提出并动手兴办军事工业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曾国藩。1860年《北京条约》刚刚签字，曾国藩就在奏折中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1861年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又首先组织徐寿、华蘅芳等科技人员在内军械所试制轮船，并于1863年制成中国第一艘木壳小轮船“黄鹄号”。当年12月曾国藩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1865年用这批机器同李鸿章原设上海的炮局、铁厂及由苏州迁沪的炮局合建成江南制造局。1867年又在上海设江南造船所，第二年造出“恬吉号”兵轮一艘。至此为止，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曾国藩洋务运动创始人的地位是无人可以与他竞争的。
与“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相适应，曾国藩还有一整套处理对外关系的方针和政策。在这方面，曾园藩讲过许多话，但表述最为完备的还是1862年同幕僚的一次谈论。池说，“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意思很清楚，在曾国藩看来，外国侵略者同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些矛盾和冲突也是次要的。他的整个外交方针和各项政策以及兴办军事工业的计划，都是建立在这一政治战略基础上的。因而对过去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切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城下之盟，他都信守不渝，对外国侵略者的军事讹诈，总是步步退让。当然，说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对其超越条约规定的无理要求总是心悦诚服，那是不客观的。他在对外交涉中也曾力争过，例如洋人在内地违约设栈收茶，私带中国商船闯关逃税等，但外国人一旦以武力相威胁，他就立刻软了下来，由“初则壮而顽”，变而“后则缄于口”。为保住整个和局，只好“凡小事苟无大悖，且以宽舒处之”，“皆可置之不论”。他的逻辑是：中国武器不如人，万不能同外国开仗，只有“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即达到外国的技术和装备水平，才能“以怨报怨，武力反抗洋人发动的侵略战争。结果，中国对外国侵略者愈是退让，愈是贫弱，遂成恶性循环，无有底止。曾国藩主张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他标榜求强不争主权，标榜求富而不争利权，造炮制船而不敢抵抗外国的武力侵略，急求贤才而严惩良吏以取媚洋人。到头来只能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潭而归于失败，既不能挽救清朝的灭亡，更不能使中华民族振兴。总之，“师夷之长技”而不能“制夷”，最后只落得一个不断签订卖国条约的当然代表的资格。这不能不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历史悲剧，也是洋务派不能取信于中华民族？必然走向失败的关键所在。
当然，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并非媚外最甚者。他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则较乞求洋人“代收”南京、苏、杭的江浙士绅稍有骨气，较主张以“三员论抵”了结天津教案的崇厚稍顾清朝脸面，较在舰队指挥权上试图向李泰国让步的奕訢稍有远见。但综其一生，在外国武力侵略面前主张屈辱妥协却是一贯的，从鸦片战争到天津教案都是如此，铁证如山，不可改易。因而，称他为民族投降派应是恰如其分的。最近，有的同志著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根据曾国藩的表现，尤其鸦片战争时期的言论，不能说曾国藩是民族投降派。其理由是南京条约签订前曾痛骂“英夷”和汉奸，说明他不愿投降；事后所说“以大事小，乐天之道”云云不过是阿Q式的自我宽解，“无论如何还说不上是投降派”。这里混淆了一个重要的界限，即民族投降派与汉奸的界限。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主张抵抗还是投降，是思想政治路线问题，其斗争的焦点是拒绝还是接受外国侵略者损害我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的无理要求。鸦片战争中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和穆彰阿为首的民族投降派的斗争即属这种性质。他们的主观愿望都是维护清王朝的利益，只是在客观上，林则徐的主张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广大中国人民包括当时的大多数士绅的要求是一致的。而穆彰阿的主张则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人民要求，反映了英国侵略者的愿望，虽非预先勾结外敌的汉奸，却在客观上成为外国侵略者在清政府中的代理人。而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开始，也是投降派打击、陷害抵抗派的结果。当时，全国民众士绅无不痛心疾首，朝野上下一片对穆彰阿的责骂声，军机大臣王鼎为重新起用林则徐、揭露穆彰阿甚至不惜以死相争。这足见此事对中国人民刺激之深，影响之大。曾国藩与穆的关系非同一般，常去穆宅走动，他的那一套投降主义言论很可能是从穆彰阿那里来的。虽然当时他没有什么责任，但起码说明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站在穆彰阿一边的，属于民族投降派。结合其一生表现，更可看出曾国藩这种表现并非是一时的，而是一贯的。这样，在考察曾国藩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和发展时就不能不追溯到这一点。至于曾国藩在所谓“借夷助剿”问题上的态度，则比民族投降更进了一步，是在接受侵略者的一切要求之后，为兑现卖国条约中规定的内容，勾结民族敌人镇压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群众，即“以夷狄攻中国”，这就更不能用几句“岂谓”、“翻然”之类对侵略者稍有余怨的话遮掩过去，也难以用阿思本舰队问题加以抵销。
对于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过程中的表现，有的同志提出一些新看法。他们总的认为曾国藩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所不同的是：一则认为前期还好，后期变坏件；一则认为前期是坏的，后期变好了。下面对这两种说法分别予以考察。
所谓先好后坏，主要指曾国藩对“缉凶”问题，即在捕杀天津爱国群众问题上态度的先后变化。论者认为，曾国藩原定办案方针，并不打算惩办“首要各犯”，只是后来受到各方面压力才不得不下令捕人。事实究竟如何呢？关于办理天津教案的方针，曾国藩到达天津后不久即上奏表示，“天津风气刚劲，人多好义，其仅止附和者尚不失为义愤听激，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做将来。”曾国藩还申诉其作出上述决定的理由说：“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很清楚，曾国播一到天津就决定严厉惩办那些杀洋人、焚教堂的带头人，只是对那些“随声附和者”“一切置之不问”。用今天的话说，他的办案方针就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不料论者在引述材料时采取断章取义的做法，把它变成对天津百姓“义愤所激，伤洋人、焚教堂”的举动，“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将意思完全颠倒过来，并以此为据引出上述结论。这种做法实在是不足取的。
所谓先坏后好，是指曾国藩对处理天津府县官员的意见。论者认为爱国舆论的压力迫使曾国藩有所悔悟，故在办理天津教案的中后期一改初期一昧妥协退让的态度，转而既妥协又抗争。其根据是前期抉定将天津府县官员送刑部治罪，中后期抵制了法国公使罗淑亚提出的“三员论抵”的要求，在缉凶问题上也改变了前期一昧退让的做法。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即如上述，曾国藩一到天津就决定了忍辱求和的方针，尤其在“缉凶”问题上，“杀人偿命”的思想从无改变，只是在如何处理天津地方官的问题上尚无定见，只将天津道、府、县三级官员暂革职处分，以待后命。接到法国公使关于“三员论抵”的照会（初次会见并无此语），大出曾国藩意料之外，深感“事体重大”不敢自作主张。所以，尽管他被法国侵略者的军事讹诈吓得张惶失措，却仍据理力争，不敢答应，只提出将天津府县官送刑部治罪，并照会法国。结果，曾国藩的意见得到清政府的支持，遂将主张“三员论抵”并为此吵闹不休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调离天津，另派工部尚书毛昶熙赴津会同办案。可见，抵制“三员论抵”与答应将张、刘二官送刑部治罪两事，从时间上看发生在同时，从事理上看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案，将张、刘二人送刑部冶罪就是所谓既妥协又抗争的结果，根本就不存在前期与中后期之分。况且，那封因替天主教的侵略罪行辩护而后来成为众矢之的奏折与上述奏折是同一天发出的，当时并无所谓舆论压力云云。从曾国藩一生的为人看，他的既定方针也绝不是舆论压力所能改变的。这次办理天津教案也是如此。本来，提出所谓“三员论抵”就是法国公使的讹诈伎俩。因为1870年7月19日这天法国对普鲁士宣战，从此无力顾及东方问题，恐清政府知情后态度变化，难以获得满意的结果，故而虚张声势，以所谓“三员论抵”之说迫使曾国藩作出送张、刘二人交刑部治罪的许诺。其后又约见一次，见曾国藩不再让步，便急忙返京，用曾国藩的照会压总理衙门以逞其狡谋。从这一过程看，曾国藩当时确实有上当受骗的成分，然而，当曾国藩知道事情的真象后，不仅毫无悔改之意，还唯恐清政府反悔，不肯惩办张、刘二人和捕杀带头反洋教的群众，特地上奏清廷，请求那拉氏当机立断，不要受形势变化和舆论压力的影响，并歪曲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颂“和”而诋“战”，作为他忍辱求和的根据，他说：“状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渐深，为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谈，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这可以说是曾国藩民族投降主义理论之最完备的表达，也是他多年来研究对外关系的心得体会，绝非一时的偶然想法。因而如果说曾国藩不是民族投降派，恐怕在中国近代史上就很难找到民族投降派了。同时，曾国藩还致函军机大臣宝鋆表示：“谓津民义愤不可查拿，府、县无辜不应讯究者，皆局外无识之浮议”，“弟虽智虑短浅，断不至为浮议所摇”，“无端变易，妄信局外之言，不从委曲求和处切实办事。以此邀功，功固难必，以此避谤，谤亦难辞”，“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故奏牍信函屡持此论”。这哪里有一点“反省”的意思，丝毫的变化？可见，所谓在舆论压力下中后期态度有所转变云云不符合历史事实。
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
从晚清至民初，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终被军阀割据的局面所取代，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忧患更深，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局面的形成，寻根求源，不能不追溯到曾国藩的军制改革。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将吏拥兵自重，各自为政，清政府吸取历代统治者的经验，采取种种防范措施，使兵将分离、军政分离、带兵权与财权分离，带兵将领和地方督抚都不能拥兵自重，与中央政府对抗。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朝原有武装力量绿营和八旗不堪一击，纷纷败溃，坚决同太平军对抗的主要是一些地方团练武装。曾国藩为了力扫绿营兵败不相救的积习，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针对绿营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弊病，对清朝兵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首先提高了士兵的月饷，改世兵制为募兵制，主帅挑选统领，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官，哨官挑选士卒。这样，薪饷虽为国家所发，士兵却感长官之私恩，久而久之，只知有长官，不知有国家，兵为国有遂变为兵为将有。同时，曾国藩逐级下放军权：一军之权概交统领，主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概交营官，统领不为遥制。这样，就使各级军官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久而久之，便形成各军独树一帜、各行其是的风气。于是，对内结成死党，对外力谋独立，军队本身就逐渐变为谋求私利的武装集团。
由于清政府财政拮据，国库空虚，无力向地方武装提供军饷，在整个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湘军和各地勇营主要靠自己筹饷，其中尤以厘金为大宗。这样，有兵就可以打出一块地盘，有地盘就可以设卡抽厘，就地筹饷。久而久之，兵权和饷权完全结合起来，遂成兵饷合一的局面。结果，饷源和发放方式的改变带来了军权的转移。原来军饷由国库发放，军队归国家所有，如今由带兵将领发放，军队也就归带兵将帅所有，由国家的武装力量变为带兵将帅的家兵家将。以往八旗、绿营弁兵多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即立有战功，也只能保举武职，不懂政治，不能掌握地方行政权。曾国藩以文臣带兵，将领幕僚多是生员文童，经过几年的战争，纷纷以军功或劳绩保升文职，十数年间，东南各省的地方大权完全落到曾国藩为首的湘淮军集团手中。与此同时，用人权也落到带兵督抚手中。本来，清朝文武官职各有定额，地方官的任命权也各有规定。如三品以上官员，黜陟主权属于皇帝，遇有空缺，由军机处拟列名单，呈请皇帝斟选圈定。自四品以下，缺额分为三部分，分别由皇帝、吏部（文职）或兵部（武职）、地方督抚掌管，界限分明，各有定数，彼此不得牵混。经过多年的战争，督抚的权力日益膨胀，为奖励军功，滥加保奏，心腹亲信多任实缺。部下得缺不感“皇恩”而感长官私恩，所谓朝廷名器，遂成带兵督抚收买部下的工具。为了鼓励地方督抚给自己卖命，清政府几乎有保必准，很少议驳，更顾不得原来的分配定额，地方用人大权也就渐渐蒋到地方督抚手中。这样，曾国藩为首的湘淮军集团就渐渐成为集军、政、财、用人大权于一身的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曾国藩死后，这种兵为将有，督抚专政的局面更为严重。江南提督、两江总督两席非湘人莫属，天怪有人会发出“金陵遂俨为湘人汤沐邑矣”的感叹。俟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宣布东南互保，保持中立，表明地方军阀业已羽翼丰满，可以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了。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六镇统制和陆军部要员皆其旧部，清朝中央政府直在其掌握之中。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那拉氏死后，摄政王载沣一度将其开缺回籍养病。怎奈新建陆军只听袁世凯一人指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不得不敬请袁世凯出山，授予内阁总理大臣之职，使其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国家大权。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但其当时所能取得的实际成果，主要就是使国家的军政实权由满洲贵族手中转移到北洋军阀为代表的汉族官吏手中，而这个历史过程是从曾国藩创办湘军开始的，经过六十余年的演变，直到袁世凯才最后完成。在这个由中央集权到军阀混战的历史转变过程中，曾国藩起了无人可以取代的关键作用。无怪乎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会说，“辛亥革命与曾文正亦有密切关系。湘军演变而为淮军，淮军演变而为北洋军，湘军崛起为满汉势力消长之关键，迨至北洋军，即与革命军合力推翻满清，亦分三阶段焉”。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新军阀的寻根思祖之举。
封建社会的末世英雄
曾国藩出身于湖南山区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自幼接受封建教育，并通过科举考试和权相穆彰阿的推荐很快爬上二品大员的高位。为此，他对清政府感恩图报，在家信中一再表示：“自是以后，余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曾国藩认为，“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他自己则生当乱世，应以“心力劳苦”为己任，力挽清王朝江河日下的政治颓势，做一个“扶危救难”的“末世英雄”。为此，他忍辱负重，竭力苦撑，为清政府效命终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闿运写《湘军志》时，连夜阅读有关文件，深为曾国藩当年的情景所感动，说“览涤公奏”，悲苦之状“令人泣下”，“《出师表》无此沉痛”。可见曾国藩对清政府的忠诚。至于他的政治才干、军事谋略、历史知识、文学成就以及治事之踏实、意志乏坚韧、操守之廉洁等，在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中也是无愧于古人的。
然而，曾国藩却生不逢时。他所极力维护的是业已腐朽的封建制度，他所效忠的是出卖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卖国政府，他的奋斗目标是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因而，他虽然可以成功地镇压一次单纯的农民起义，却无法挽救清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也不可能得到古代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那样的历史评价，尽管他们同属于地主阶级，而在上述方面又不乏可以称道之处。
曾国藩的悲剧还在于，他在生前就已经看到，他所取得的成功毕竟是有限的，而遭到的失败却是根本性的，无可挽回的。故而既尝到成功的欢乐，也体验到失败的痛苦。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那拉氏和奕訢政变上台之初，曾国藩曾满怀希望地提出中兴和自强的口号并付诸行动。其自强之策就是整顿吏治和造炮制船。结果，造炮制船只能用以镇压本国人民起义，不能抵御外国侵略。而吏治问题也毫无起色，即如他自己直接掌管的三吴吏治也是“江河日下”，无从整顿。他不得不哀叹“安得有人乎？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
曾国藩的“造炮制船”与“急求贤才”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要学造炮制船之术，就得依赖洋人，就得向步步进逼的外国侵略者妥协退让。所以，一旦中外之间发生矛盾，就只好拿那些力图有所作为的“贤能之吏”开刀以取媚洋人。即以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为例。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克尽职守，有政绩、有民望，按曾国藩的吏治标准应属于循良贤能之吏，正是所谓“难得人才”，“自强之本”。结果这个以“修内政、求贤才”自任的曾国藩，为了讨好洋人、忍辱求和却不得不亲自将他们发配到黑龙江充军。这无疑是对吏治的极大破坏，以致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虽和约所载，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而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也者。庸儒之吏既莫敢谁何，贤能之吏一治教民，则往往获咎以去。此次天津府县其始不过欲治一教民，其后竟至下狱”，“将来地方官群以为前车之鉴，谁敢与教民较量”。这样，贤能之吏无法立足，教民犯法“莫敢谁何”，还谈得上什么吏治？曾国藩自己也觉得他的所谓自强之策走进了死胡同，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哀叹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盖恐群情懈驰，无复隐图自强之志。鄙人今岁所以大蒙讥诟而在已亦悔憾者，此也。”
使曾国藩大失所望和倍感痛苦的还不止于此。曾国藩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之后，基于对“官逼民反”规律的认识，很怕由于官员的贪庸而再度激起人民的反抗，故将整顿吏治作为“求富求强”的根本，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他没有料到，正是他所赖以起家的军事改革，挖掉了清朝统治的基础，开了军阀割据之滥觞，使清朝的灭亡成为一个时间问题。在这里，曾国藩同样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历史辩证规律。有一天，正当他洋洋得意地大谈其治军的成功经验时，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当即指出：“师事成矣，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一胜则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又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割。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势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当时还希望能保住东南半壁河山，清廷“南迁”，再现南北分治的局面。赵烈文说，清朝“创业太易，杀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曾国藩听后犹如五雷灌顶，默然良久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其心情之沉痛概可想见。过了几天，曾国藩又觉得形势未必有赵烈文说得那么严重，那拉氏的“威断”和奕訢的“聪睿”也许能使清政府振作起来，不至发生“抽心一烂”的情况。为此，二入曾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直到两年后曾国藩亲眼见到那拉氏和各军机大臣，方才接受这一无情的客观现实，同意赵烈文的判断，两人第一天见面，曾国藩就怀着沉痛的心情对赵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恭邸极聪明而冕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总之，清政府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抽心一烂”是不可避免的，清王朝没有复兴的希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一天天走上死亡。
曾国藩自幼争强好胜，晚年亦未曾稍减，面对“补救无术，日暮道穷”的凄凉情景，犹如堕入无边苦海。他为了求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减轻精神痛苦，便经常谈论天命，以“谋事在人”之说鼓励自力为清王朝效尽最后一份力，以“成事在天”之说来解释自己的失败。这一方面暴露出他对前途的失望和内心的痛苦，同时也反映出其感情同理智的矛盾。虽然在理智上已经知道失败的不可避免性，而在感情上却想不通，这也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失败者、头脑清醒的末世英雄所不可避免的逻辑。
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
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的加深、外国科学文化的传入以及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等情况的出现，给中国各个阶级都提出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即对这些矛盾应采取什么态度和对策，怎样做才能适应新的情况，符合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曾国藩通过自己一生的言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形成了一条路线，其要点是：全盘继承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保持封建地主阶级的道统；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出卖民族利益以换取其支持与合作；学习外国科学技术，以兴办军事工业；集军、政、财、文与用人大权于一身，以建立军阀制度。总之，就是在保持封建制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知识，以加强统治力量，对付日益觉醒的革命人民，使中国社会沿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发展下去。这条路线集中体现了地主买办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不仅为清朝统治者所接受，也得到民国时期各届反动政府的拥护。因而，创行这条路线的曾国藩就成为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一代“圣贤”，受到其政治代表人物的顶礼膜拜。
李鸿章是代表清朝反动政府对外签订卖国条约最多的民族败类，而他办理外交的密诀就是曾国藩传授的。有一次，李鸿章对人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接着，他讲述了这“一言指示”的来历，并说，从此之后，对一切外交事件，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不论英、俄、德、法，“只捧着一个锦囊，甩一个‘诚’字词他相对”。这不仅反映了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崇拜心理，也说明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师承关系。无怪乎清末学者夏震武说：“合肥、南皮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世徒咎合肥、南皮之误国，而不知合肥之政术、南皮之学术始终以湘乡为宗，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
李鴻章死后，他的整套衣钵传给了袁世凱。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曾创办临淮军，同曾国藩、李鸿章一起镇压太平军与捻军起义，乃父一代亦参与其中，与湘淮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本人也是靠李鸿章和淮军将领吴长庆的识拔一步步爬上来的。他在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其军营风气与湘淮军一脉相承。而他出卖戊戌志士，镇压义和团运动、签订全面出卖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等一系列反动卖国行为，则可以说是继李鸿章之后再次“青出于蓝”了。
1927年叛变革命后取代北洋军阀而兴起的蒋介石新军阀集团，更是一心一意地推行屠杀人民的反革命内战，而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吞并东三省的侵略战争，则采取所谓“不抵抗主义”，“等待国际解决”，实际上是甲午战争时期李鸿章“以夷制夷”政策的翻版。最近一位香港学者在评论曾国藩对后世统治者的影响时不无感慨地说：“从曾国藩、李鸿章自咸丰十一年讲洋务以来，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扫战争前，中国都谨守曾、李的‘不宜自我开衅’之戒，只在‘万分无礼相烟’时，不得已才起而应战，故东西各国频年对中国之‘无礼’，执政权的人都不欲言战。于是，二十一条逼签，也只好俯首签字；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亦可不了了之；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一夜之间夺去我东三省，我们不会觉得他们‘无礼’，仍谨守曾文正、李文忠二公的遗教。曾、李的精神真伟大极了，死已三五十年还能影响执政诸公也！”又说，“有些人论李鸿章办的是卖国外交，媚洋外交，无非是说他所订的条约多丧权辱国，但从李鸿章的时代起以至一九四九年，办外交的人会不会比他好呢？”实际上“民国以来的外交家”还“万万”不如李鸿章。可见，蒋介石不仅在思想政治路线上与曾、李一脉相承，且不少地方更有过之。
蒋家王朝对曾国藩的吹捧也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蒋介石一上台，就一反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把辛亥革命时期遭到志士仁人痛加批判的曾国藩捧上了天，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皆奉为宗师。其后他在庐山等地举办“中央训练团”，训练军政骨干，大力提倡阅读曾国藩的著作，到处发表演说，言必称“曾、胡”，叫喊“要救国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妄图借用当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扼杀于摇蓝之山。当时有人评论国民党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时说，“清末士人倡言革命，詈曾左如盗贼，以神圣颂洪扬”，“今政府念平乱之无功（指蒋介石围剿江西红军的反革命战争屡遭失败），求治兵之本计，通令军将，通读公（指曾国藩）书。真是寥寥数语，道出了蒋介石抬出曾国藩这具政治僵尸的真实用意。当时有个自“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归来的御用文人，“重沐总裁（指蒋介石）熏陶，凛然有动于中”，摇动笔杆大造舆论，把什么“伟大”、“崇高”、“古今完人”等漂亮词句统统堆到曾国藩的头上，并拿蒋介石同曾国藩进行对照，探索其中的本性联系。他认为“总裁与曾虽时代有先后‘而具生平志业行谊则颇相类似。总裁之黄埔建军，是犹曾氏之创立湘军也。而皆遭值事变，秉承中华固有之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环境之需要”，“以‘诚’为一世昌”，并由此“窥见本党（指蒋介石国民党）与湘乡之渊源”，直到1964年一些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还把曾国藩当成他们进行所谓“反共救国”的精神武器。有人在一本专为配合“反攻大陆”而修订再版的曾国藩传记中说：“他的救国方案，是分作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要守旧，那就是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以‘公’‘诚’的精神教育来攻造旧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以‘炮’‘船’的科学机械来建设新事业。革新和守旧同时进行，这是经世学的必然道理，也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巨大贡献。”“一直到现在，我们要救国家救民族还离不开这种原则。”
总之，曾、李、袁、蒋在思想政治路线上一脉相承，对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来说，李、袁、蒋不过是他们一个时期的政治首脑，而创行这条路线的曾国藩则始终是支撑其反动政权的精神支柱，而逾是当他们感到自身危机，需要大造舆论时，这种作用就逾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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