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由于他“天性好文”，即使日理万机、戎马倥偬仍坚持博览群书，研习学问。因此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悟出了一套很有价值、很有特色的读书之道。在此，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耕读为本”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农业的兴盛衰败，决定着封建王朝的兴盛衰败。作为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士大夫，不能不和封建王朝的最高利益保持一致，除了读书之外，还必须关注封建社会的这个立国之本。因此，曾国藩说：“以耕读二者为本，乃是长久之计。”并且提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家规。这就是要家中子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一些劳动，一定不能脱离封建性的小农生产，并且规定的相当具体细致。1854年4月16日，他给弟弟的信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米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播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于本而不习于淫佚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同年8月11日又告诫他的弟弟：“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曾国藩位及大吏朝臣，仍念念不忘要他的子侄做这些事，不能认为是一种虚伪，因为他的确相信这一套既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能够保持家业不败，出仕做官。不只是简单地剥削人民，也不是简单地重复那些空谈性理的高调文章，而是要求官僚子弟也必须身体力行这种所谓“耕读”、“勤俭”，以“正人心”“敦风俗”作为济家治国之本，实现封建士大夫“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用以巩固封建小生产的剥削方式，以维持与这种经济基础、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一切关系、风俗、道德、观念。
“耕读为本”体现了曾国藩的基本教育思想。将读书和封建生产方式紧紧结合在一起，以达到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目的，同时建立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双重基础。
二、“进德”和“修业”
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目的在于“进德”和“修业”。“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就是以忠孝节悌仁义礼智信为标准和内容，修身养性。“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纲领有三：明德、亲民、止至善，皆我份内事也。若读书人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身子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箅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之人也乎？”一句话，读书必须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修业”，就是学习文化知识和诗文作字的技巧，以期能自强自存。要自强自存，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吃饭问题。农工商者，靠体力为生；知识分子，靠心力为生，或出仕领取俸禄，或教授于乡挣得薪银，或为人食客，或为人幕僚，但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皆须学有专长，兢兢业业，才不致于问心有愧。在得食不得食的问题上，一个人的穷困与显达由天作主，给予或剥夺由人作主，学业精通不精通则由自己作主。曾国藩说，我还没有见过学业精通而不能谋生的人。如果象农夫那样真正努力耕种，虽然会有饥馑，但必有丰年；如果象商贾真有奇货可居，虽然会有行情不利的情况，但终会有货畅流通之时；如果读书人真能精通其业，怎么会最终得不到科名呢？即使最终得不到科名，也不会没有其它的生存之道！
在曾国藩生活的那个年代，读书只能是“进德”和“修业”两途，不可能有其它。明清时，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样的专制统治下，人的思想、感情和才智，都必须纳入为封建王朝服务的轨道，不可能有任何的逾越。明清帝皇为防范知识分子，动辄制造文字狱，进行残酷迫害。曾国藩饱读史书，对这种情况不能不心有余悸。因此，他的“进德”，首先是使他的子弟们绝对不能对满洲皇帝有任何不忠不敬；其次，“进德”可成为自己的进身之阶。这也是曾国藩将“进德”放在“修业”之上的原因。在读书没有任何诗情画意，没有求真探索的坚韧和执着时，剩下的只是循规蹈矩、曲意奉迎的生存本能。
我不想对曾国藩“进德”和“修业”的读书目的论进行过多的指责，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在曾国藩再三叮嘱他的子弟读书要以“进德”和“修业”为目的的时代（19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主要国家——英、德、法、美等，都完成了工业革命，外部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大变化面前，曾国藩所持有的那种虔诚的“进德”“修业”态度，是令人感到窒息、感到可悲的。当今应该为读书目的论注入新的内容。
三、“训诂为本”
曾国藩认为，盖自西汉以至于清，识字之人约有三种学问，一是义理之学；二是考据之学；三是词章之学。此三种学问，皆要从事经史研究，只不过门径方法各不相同。因此，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底，如，两通（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两衍义及本朝两通（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既然读熟六书为根底，六书成了非读不可之物。对于刚入学门的青少年，又怎能读懂深奧古远的书呢？那就要识字断句。因此，曾国藩提出“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八本之说，并说这是他阅历确有把握之论，要子侄谨记之。进而以读《汉书》为例，告诫他的儿子曾纪泽说：“看《汉书》有两种难处，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尔于小学、古文两者皆未能入门，则《汉书》中不能认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所谓“小学”，汉代以后是文字和训诂之学的专称，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门。训诂，就是解释古书字义。曾国藩认为，“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申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人硬腔滑调之习可改。”这就是训诂为本的两层含义。
但是，曾国藩“读书以训诂为本”的见解又有其缺陷，或说是片面的。首先，他说识字之人的三种学问，不外乎是经史之学，显然不包括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自然科学。其次，“训诂为本”反映出来的思想方法也是保守、片面的。“训诂为本”是要人们到故纸堆里寻找所谓“故训大义”，这样，只能导致人们去回避现实，这同那种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相矛盾，反映曾国藩人生追求的消极方面。第三，“训诂为本”是清代乾嘉学派影响的结果。
四、“有志”、“有识”、“有恒”
曾国藩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因为有志就决不甘居下游；有识就懂得学问无究尽；有恒就没有不成功的事，这三者缺一不可。他说，人如果能自己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要借别人之力呢？我想追求仁的品德，这仁的品德就得到了；我想要做孔、孟那样的人，就日夜孜孜不倦地努力，谁能阻止我呢？如果我自己不立志，那么即使每天和尧舜禹汤住在一起，也会他是他，我是我，圣人的品格哪能会给予我呢？
人贵有志，人更贵有恒。在这方面，曾国藩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以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主要途径，以“学而优”作为任用官吏主要标准的封建时代，曾国藩通过读书走上了他的人生旅途；在宦海沉浮、时局动荡、政治败坏的环境中，又通过其严格不断的读书自修，来达到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因而其有超群的读书之道，这种读书之道，对当今社会有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应重视家庭教育。
二千多年来，儒家的信徒们，在致力缔造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敦亲睦邻”的理想社会。从某个层面看，这种努力获得了若干成功．单就封建社会能在中国持续二千年这一事实来看，儒家文化具有极强的粘合力，是一种能够紧密结合并实行互补的超强聚合机制，对我们华夏民族的影响根深蒂国。曾国藩的读书之道，多见于他写给子侄的家信及日记中，使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典型的中国士大夫，怎样追求孝、悌、慈爱、温厚的完美人格。曾国藩重视家庭教育，不是停留在对子女单纯的耳提命面，而以八本堂的八句话为经，以八宝饭的八字家规为纬，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了一套治家的理论体系。千百年来，中国淡家庭教育者，未能出其范畴。他教育子孙走两条路，宜读宜耕，以耕读为家，方能长久维持。这是他从经历学识方面得来的妙谛。联系当今社会的家庭教育，能做到耕读兼有的确实不多。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都望子成龙，希冀子女读书有为，但都忽略从小培养子女热爱劳动、自理自立的能力。其结果往往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到头来父母枉费心机。因此探讨曾国藩家教理论的精华，无疑对家庭教育能提供一副良丹妙药。
第二、应强调人生修养。
曾国藩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其实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他有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其中包含着无限的进取精神。为使志向得以实现，曾国藩以存诚自养，并一再鼓励僚属子弟“进德”“修业”。在军务繁忙之际，写下“丈夫当死中求生，祸中求福；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的对联自勉，这也可看出其人生是积极奋斗的。他一生最大的长处，就是言行一致。立誓做官不爱财，便时时节俭自守，不越雷池半步。在当时“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成为几乎所有读书人心目中牢不可破的法则，曾国藩能立志终身不靠做官发财，更是其过人之处。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作战，既不爱钱，又不怕死，湘军因得此领导人而树立楷模，取得胜利。正可见他人格之魅力。因此，修养人生不是哪个时代才有的课题，而是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个人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大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当前我们国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势下，再谈人生修养，应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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