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讲的这句话，近年来几乎被某些宣传曾国藩的人当作广告词。这句话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讲的？它的本意究竟何在？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青年毛泽东接触曾国藩，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当时，一方面自甲午战争之后，湘军之声望一落千丈，而曾国藩在政治上也一再被舆论抨击；另一方面，在民国初年湖南成为南北军阀混战的战场，老百姓备受战争之苦，极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团结民众，共同奋斗，以争取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生息环境。为此，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等人曾领导一场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统治的运动，驱逐张敬尧之后，接着又于1920年春天领导了一场湖南自治运动。在他有关论述湖南自治运动的文章中，就曾涉及到曾国藩及其领导的湘军。例如，在《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一文中，他说大多数湖南人民“都觉得‘应该用心干自己的事’，都觉得从前（四十年前）的湖南人好干涉别人的事，如蹂躏江南，蹂躏闽浙，蹂躏湖北，蹂躏陕甘新疆，是违反了‘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一个条件，因此一个翻转，湖南人到处被人瞧不起，九年三被征服，致受‘别人干涉我们的事’的无穷大祸。（参观张謇通电，说湘人蹂躏江浙各地，致受此次自然报应。所言虽非必然的关系，然侮人者见侮于人，谁都不能逃此公例。）”这里讲的就是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镇压太平军和以左宗棠为首的湘军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平定新疆叛乱。从毛泽东多次用“蹂躏”的字样及肯定张謇通电来看，他对湘军的这些行径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这种评价也是当时社会舆论对湘军持否定态度的反映。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否定曾国藩。他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谈到湖南的悠久历史时说：“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国藩）、左（宗棠）吾之先民，黄（兴）、蔡（锷）邦之模范。一蹶不振，至于桂、粤窥其南，滇、黔窥其西，北洋派窥其北，岳阳沦为北派驻防者六年，长沙则屡践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之马蹄。谁实为之，可不哀乎！”“先民”指古时的贤人。《诗•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郑玄笺：“古之贤者有言，有疑事当与薪采者谋之。”青年毛泽东把曾国藩、左宗棠称为湖南的先贤，表示了对他们的尊重。他对比曾、左时期湘军威震全国，辛亥革命前后黄兴领导的武装起义和蔡锷的反袁起义、推翻封建君主的伟业，和当时湖南被南北军阀蹂躏的现状，深叹湖南的“一蹶不振”，并为此感到十分悲哀。因此他希望湖南人“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而毛泽东认为，这种“湖南人之精神”中就包括了自古以来和湘军在内的一种尚武精神。对此，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本会总记》中有过论述。当他回忆宣统二年（1910年）长沙省城各学校全体学生的运动大会情况时说：“最足令人留着印象的，就是学生运动曲高唱入云的悲壮声音。”这个学生运动曲的内容是：“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芬。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飞扬。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这首歌词将湖南民俗的强劲、湘军的“英武”和近代从外国传入的“军国精神”揉合到一起了。毛泽东说：“这曲忘为谁某所作，至今近十年了，湖南的同学们犹念着不辍。”这说明，不仅是青年毛泽东，而且是当时几乎所有的湖南进步青年学子，都是十分推崇“湘军英武安天下”的，并把它与军国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拯救国家的内忧外患。所以毛泽东说：“所谓‘军国精神’，是这时候教育的主旨，亦即学生所抱以求学的主旨。这种主旨，一面为着对外，一面则为着推倒满清。”清王朝推倒之后，但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夺，外患更加深入，内部也是军阀连年混战，所以毛泽东才在《湘江评论》上重新呼唤这种“军国精神”和湘军的“英武”，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再次祭起了曾、左这些“先民”。

　　（二）

如果说，上面这一段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分析青年毛泽东为何推崇曾国藩的话，那么往下我们还可以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进一步展开这种分析。这里讲的思想史的逻辑，主要是指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逻辑进程。杨昌济在《劝学篇》中论述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艰难过程之后明确指出：“吾则谓吾人不可不研究其精神科学也。……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杨昌济的这段话写于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青年》杂志的正式出版之前一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号，以实行伦理革命、改造国民性为宗旨。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已进入新的阶段。

杨昌济自1913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一直是毛泽东的老师，先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四师与一师合并后，他们又一道转入一师。杨昌济在四师和一师主要是教伦理学和教育学，毛泽东当时十分佩服杨先生的人品和学问，不仅在课堂上认真听杨先生的讲授，而且课余还经常去杨家问难请益，所以他对杨昌济上述关于学习西方的观点是十分熟悉的。杨昌济学贯中西，既精通西方伦理学原理，又谙熟宋明理学，并且力图将中西哲学和伦理学沟通起来。宋明理学家认为，人们道德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掌握宇宙的大本大原。例如，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孔子对曾子讲“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时就指出：“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在《论语类钞》中，杨昌济正是在引证了孔子和朱熹的上述论断之后写道：“近世各种科学，各研究宇宙现象之一部，哲学则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显然，杨昌济在这里是将西方的哲学概念与朱熹讲的“一本万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在往下的分析中我们便可以看到，宋儒和杨昌济的这种“大本大原”之论，曾深刻地影响过青年毛泽东。杨昌济还以对“大本大原”掌握的程度，将古代一些名人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两类。据毛泽东1913年冬的《讲堂录》所记，杨昌济所说的“传道之人”，就是能“为生民立道”、“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张子（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接着他指出：“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亮）范希文（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守仁）等是也。”“宋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范仲淹是宋代的理学家，曾国藩也是十分推崇理学，因此他们均是掌握了“大本大原”者，同时他们又都事功卓著，所以杨昌济说他们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青年毛泽东在一师读书前期，由于杨昌济的启发和引导，对哲学和伦理学已经十分感兴趣。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陈独秀又于1916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宣称：“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诀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毛泽东当时是《新青年》最热心的读者。在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率领之下，他便积极投入这个运动所提倡的哲学革命和伦理革命的巨流之中。1917年8月23日他致黎锦熙的信，正是畅论他关于哲学革命和伦理革命的一篇宣言书。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当时所提倡的哲学、伦理革命的理论根据，正是杨昌济反复论述过的“大本大原”论。毛泽东指出：“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千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这里提到的三个人，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北洋军阀统治。袁世凯是官僚和军阀出身，当然谈不上什么本原；孙中山是一个政治家，又长期受西方教育，中学的本原也不多，所以毛泽东对孙、袁“不论”。康有为领导戊戌变法时，主要是利用《公羊春秋》的“张三世”和《礼运》的“大同”、“小康”之说，以托古改制的形式从政治上论述变法的必要性。但他的哲学根底不深，杂揉了儒、佛两家和西方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庸俗进化论。所以青年毛泽东批评他“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千竖立、枝叶扶疏之妙。”在比较了近代这些著名历史人物之后，青年毛泽东认为只有曾国藩才真正具有大本大原，所以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始终打着儒学的旗帜，以恢复中国传统礼教而自任。咸丰四年（1854年）他率湘军出省作战之初，即发布《讨粤匪檄》，指责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读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制定的有关军事纪律的诗歌，如《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及《爱民歌》等，也贯彻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道德观念。他在军务倥偬之中，还亲自校阅王夫之著作，支持曾国荃出版《船山遗书》，并在《船山遗书序》称：“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当曾国荃为首的湘军攻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之后，他立即设局刊发四书五经，重建江宁府学，并举行乡试，一次取士273名。明儒王守仁尝言，欲平山中之贼，需先平心中之贼。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正是按王守仁这一思想办事，始终文武并用的。而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曾国藩这样做，的确是始终抓住了“大本大原”，结果才能做到“完满无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当时所以“独服”曾国藩，正是肯定他在镇压太平军时，不仅从抓大本大原入手，而且将其贯彻始终这一方法；亦即肯定曾国藩抓住了“根本”，因而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对此，我们只要联系毛泽东在肯定了曾国藩这种抓根本的方法之后所说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原。……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不难看出，这段话中的“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正是五四时期人们提出改造国民性观点的根据；而所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则是象杨昌济一样，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概念沟通的一种努力；而所谓“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则是朱熹“理一分殊”论的影响。而最后一连三个反问句，则表明只有通过伦理革命，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使国家臻于富强幸福。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青年毛泽东呼唤着新一代具有本原的“大气量”人物出现：“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三）

以上分析表明，青年毛泽东对哲学、伦理革命的重视，固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大背景分不开，但与杨昌济的引导也是分不开的。其实，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推崇也与杨昌济直接有关。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这一天，杨昌济在记录了毛泽东的家世情况之后写道，毛泽东虽农家出身，“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国藩）、梁任公（启超）之例以勉之。”这说明，杨昌济是以曾国藩、梁启超作为青年毛泽东效法楷模的。但从毛泽东的早期著作及《讲堂录》中所记的杨昌济讲修身课的内容来看，他们师生对曾国藩的推崇，主要是在个人身心修养和学习方法等方面。

首先，是重言行统一，即道德实践。《讲堂录》中记杨昌济说：“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涤生为曾国藩之号。这段日记出自庚申（1860年）九月二十四日。原文是：“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仁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杨昌济在发挥曾国藩“不行架空之事”一语时，以日本学者福泽谕吉为例指出：“福泽谕吉有庆应大学，以教育为天职，不预款、均利。福氏于学擅众长，有诲人不倦之志。”他在发挥“不谈过高之理”时又指出：“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很重实行。他在《体育之研究》中谈到“运动之方法贵少”时指出：“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这段话虽然是从体育的角度讲的，但其重实行的思想却是一致的。又如，当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谈到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时，引用歌德的话：“有能力者，直道而行，不问其效果如何”。毛泽东即在此句话旁批曰：“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这句话出自曾国藩辛亥（1851年）七月之日记：“坐右为联以自箴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从修养的角度看，这种“但问耕耘”的态度也就是重道德实践。

其次，是修养和学习方法。毛泽东曾在《讲堂录》中记杨昌济介绍的曾国藩的“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中，前两“本”大体属学习方法的范畴，后六“本”则大体上属道德修养的范畴。如果从《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来看，“八本”也反映了它的一些基本要求。《讲堂录》还记有曾国藩的一些话，如：“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这大体上是属于思想方法的范畴。又如：“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日怠惰者，生之坟墓。”则是属于道德修养的范畴。毛泽东不仅在《讲堂录》中注意记录老师称引的曾国藩有关学习和修养方法论的论述，而且平日在读曾国藩著作时，也注意这方面的论述。例如，1915年6月25日他在《致湘生信》中谈到自己“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时便说：“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

第三，是文以载道的古文思想。在这方面，他更多地是受了四师国文教员袁仲谦的影响。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回忆他在一师读书情况时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毛泽东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第一次阅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从此他不仅热烈地拥护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而且极力模仿梁启超那笔端常带感情的文风。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预科。现存的毛泽东的《讲堂录》即为这年冬天所记，其中“国文”课的记录正是听袁大胡子即袁仲谦的讲课记录。从《讲堂录》中所记录的大量韩愈的文章内容来看，既有袁先生的讲解记录，也有毛泽东自己阅读记录。这说明，袁大胡子嘲笑毛泽东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正是在这个时期。

必须指出，青年毛泽东学会古文文体，虽如他回忆中所说的那样是钻研了韩愈文章的结果，但还应看到与曾国藩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曾国藩是晚清一位著名的古文家，他十分推崇清代的桐城古文派。桐城派的创始人为方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介绍该派的源流时说：“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槐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范从子鼐，欲从学戴震。震固不好为人师，谢之。”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一些传人因才力薄，罕能张其军了。至“咸同间，曾国藩善为文而极尊‘桐城’，尝为《圣哲画象赞》，至跻姚鼐与周公、孔子并列。国藩功业既炫耀一时，‘桐城’亦缘以增重，至今犹有挟之以媚权贵欺流俗者。”由于曾国藩有振兴桐城派之功，所以后人将曾国藩及其弟子称为“桐城一湘乡派”。毛泽东的《讲堂录》中，就不仅有杨昌济对曾国藩《圣哲画象记》三十二人情况介绍的记载，而且记有袁仲谦对桐城派和阳湖派特点比较的评论。至于袁仲谦在国文课中讲的“文章须蓄势”等观点，也是曾国藩的古文观点。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表明，他当时不仅对曾国藩的古文思想下了一悉研究的功夫，而且颇为服膺：（一）曾国藩曾编有《经史百家杂钞》一书，作为人们学习古文的范本。曾氏在谈及此书编辑方法特点时说：“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日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钞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青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曾国藩这一本书：“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抢四部精要。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二）曾国藩在《圣哲画象记》中，曾按姚鼐提出的义理、词章、考据的“学问之途”，将他所推崇的32位圣哲分别归入上述三途。而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又指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日经济。”青年毛泽东对此也是很熟悉的。他说：“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必须指出，曾国藩在义理、考据、词章之后加上“经济”，是湘乡派区别于桐城派的一个重要特点。曾氏重“经济”即经邦济国、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当时学风影响很大。毛泽东1919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本会总记》中谈到戊戌变法时湖南学校校风时就曾指出：“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竞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三）桐城派一湘乡派鼓吹的古文义法，是文以载道。对此，青年毛泽东也是很熟悉的，并以此比较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的长短。他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以上三个部分的分析，将《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涉及曾国藩的内容几乎都包括进去了。通过这种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青年时代推崇曾国藩，虽有时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但主要还是从广义的修养方法着眼，效法其修身、治学与为文。而他之所以“独服曾文正”，则是佩服他善于抓“大本大原”，并以此号召人们，要重视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

作者简介：王兴国，男，湖南株洲人。1937年9月生，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