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道咸之间的魏源，是中国现代化的前驱。这位“默好深思还自守”(《魏源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第820页。下引同书，只注页数)的“积感之民”（第166页）,笔下万言，胸中千策，发展了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开启了认识世界的时代风气，振奋了自新自强的民族运动。

魏源的时代，是中华民族面临有史以来最大考验的时代。百孔千疮的大清帝国，面对着覆舟裂岸、汹涌澎湃的西方浪潮。君主专制、部族猜嫌，加上八股取士种种不良因素，造成“人心之寐患”和“人材之虚患”(第207页)这两大痼疾。庙堂之上，是庸鄙乡愿的世界;省府州县，是贪官猾吏、土豪劣绅的天下。河、漕、盐、币等重要内政，无不因为这些蠹国者以“例”为利，而百病丛生(第676页)。至于历代不断重现的旧问题，如:领导人素质劣化、生齿日繁、耕地不足、生产技术缺乏改良……等等，使“治久必乱”、“合久必分”的老话，又一次获得验证；而鸦片走私、洋货倾销、白银外流等等新病患，更动摇了整个民生根本。就在这个“天朝”的身子越来越虚弱的时候,因商、战而富强甲天下的殖民帝国—英吉利，已经在中国既不警觉、也不了解之中步步迫近，待机而噬。可叹的是:在暴风雨前夕，作为当时所谓“四民之首”的士大夫，绝大多数仍然醉生梦死。他们或者拘囿于科名利禄之场，或者附庸于考据训诂之帜，或者陷溺于诗赋词章之艺，抱小忘大，“万马齐喑”。不过，少数前识有志之士，已经渐渐努力打破汉唐以来传注的囚笼，寻求先秦——中国文化的成型时期——经训的大意，于是，言义理的宋学和今文经学相继复起。魏源和他的好朋友龚自珍，都上承庄(存与)刘(逢禄)，大张“以经术为治术”之风。他们又留心佛学、重视西北以至域外的地理，下启晚清学术的新风气。龚氏用《公羊》义讥评时政、鼓吹革新；魏源则以《默觚》发扬汉儒用《诗经》谏世之旨，以《海国图志》、《元史新编》扩充《尚书•禹贡》天下郡国利病之学，而他一切成大效而具远见的治河、理漕、行盐、更币等政务主张，又都是《周易》、《老子》的变通复运哲学，和公羊家、法家更世变制精神的实化。晚年的“菩萨戒弟子魏承贯”，双修禅、净，仍然重视贯通儒、佛，以拯乱世，救众生。“经”——不只儒经，更广及了佛经，以至一切可以济世利民的“经”——的全体大用，到了魏源，可说是充广至极了。龚自珍称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实在一绝无溢美。魏源主张变古便民，使“王道”与“富强”合一，具“道”、“法”二家之长，而不失儒学之本，饶有荀子的胜处。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面对三千年未有的大时代，“直将周孔书，不囿禹州讲”(第580页)，呼吁时人在不离弃自己文化传统、不折断自己民族脊梁的大原则上，变法图强、了解世界、重振“道器并重”、“学治合一”的精神。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第207页)口号的提出、对民主共和的朦胧憧憬，于气运循环的信仰和商战价值的高估等等，对后来讲新学、倡新政的志士，特别是湘楚人物，都有很大的影响，共同轫发了中国的现代化。

　　　　　　　　　　　　　　　　　　　　　　　二

百多年来中国、以至许多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西方国家殖民侵略的反响。“大秦海西，诸戒所巢；维利维威，实怀泮鸮（第208页）。他们挟着工业革命的果实——利炮坚船，以“白人的重责”自负，以上帝的选民自居，“四海之内，其帆樯无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于是，警醒起来的各地民族、尤其是曾经强盛过的文明古国，就都或先或后地努力自新自强，为了摆脱亡国灭种的命运而奋斗。显而易见的科技器物，固然迫使人们力求追上当代的最高标准；就是财富与权力产生于分配、艺文哲教的标准与价值，也迫使人们不免对那些富强国家由认识而认可、甚至认同。再加上进化理论的深入人心，交通贸易的频繁发达，更使人追求日新又新、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强对西方的向慕。这种近代以来世界性的、虽“古典”而又“现代”的文化运动，可能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现代化”。“现代化”这个词，当然比“西化”更顺耳:因为它涵蕴了较多的“自主”与“选择”，对“传统”也可能有较多的尊重。事实上，“民主”、“科学”之类，虽然近代西方国家先走了一步，但是，这些经验、理念与路向，并不是西方所专有的。“凡西必好、凡新必妙”，在逻辑上就是一个谬妄的命题。其实，西方的新东西，不少是败坏的、腐化的东西，这已经是妇孺皆知的常识。而且，完全抹煞了自信自尊、离弃了民族文化根基的任何一个民族，前途都不会是美妙的，都是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横暴的“横的移植”往往弄到旧干凋零、新枝萎谢;理智的“纵的继承”，才容易血脉贯通、繁荣滋长。魏源说得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扰西海之民。”这才是国族现代化应有的豪情胜概。

现代化的努力，原动于“国亡无日”的忧惧和“见贤思齐”的比较，产生于“国族中心”困局的解除和本身世界地位的真正认识。就以我国来说，传统的士大夫，每每“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寰之大”;“沿习不察，积非成是，始于士大未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贻误家国”！鸦片战争前夕，李兆洛、林则徐、姚莹等一班先觉之士，早已为此而疾首促额。空前的败辱以后，林则徐的知己、一度佐幕裕谦的魏源，更感到亡羊补牢、“开拓万古心胸”的迫切需要。于是，他接受林氏的付托，以林氏据澳门所得外国资料而成的《四洲志》为底本、以西人图书为主干，参以中土著述，博采旁搜，编成《海国图志》。这是一本当代世界史地科技知识的百科全书，是中国现代化的划时代文献。在书中，魏源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第208页)的警告，特别呼吁重振《周易》开物成务、道器并重的人文精神，以济民利国。随着认识的加深，他后来更补充:海夷的长技，实在不只是利炮坚船，举凡养兵练兵之法，以至联邦总统之制，都大有胜处。在魏源看来，声华文物，当以“域外友人”视之，传统的蛮夷戎狄之见，在此变得稀释淡薄了。

　　　　　　　　　　　　　　　　　　　　　　　三

华夷之别，在种姓不如在文化，这个公羊学的精义，今文大师魏源自然是熟悉的。提起《公羊》，我们可能会联想到那位生当汉武之世，高唱“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针砭时弊的董仲舒。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中，也有这个信条，它代表了正统理学家对功利问题的态度。但是，讲“内圣”而不讲“外王”、治“道”而忘“器”，毕竟是弱国而病民的后儒之蔽；何况，今日“大秦海西”“诸戎”的“商战”，比起昔日西方霸主秦国的“农战”，实在凶悍百倍，更是不容躲避的现实。要攘拒现代化的蛮夷，当然要有现代化的国防科技;要实现经济和国防的现代化，首先要在学术、教育现代化上狠下功夫，把走偏了的文化路向矫回正轨。魏源痛切而深刻地说:

“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彼钱谷薄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饾饤可为圣学乎?释老不可治天下国家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第36—37页)

理学的虚骄、考据的枝蔓、词章的浮华，种种无用之学的弊病，真被他一语道破了!在重视“儒者之大效”方面，他实在远绍荀子，而与清初的颜(元)李（塨）一脉相继。他说:

“曷谓道之器?曰礼乐。曷谓道之断?曰兵刑。曷谓道之资?曰食货。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

所以，要“以经术为治术”，才是真正的“汉学”(第23页)。魏源强调：“王道”与“富强”，是结合为一的。他说:

“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也。心有公私，迹无胡越。《易》十三卦述古圣人制作，首以田渔、耒耜、市易，且舟车致远以通之，击析弧矢以卫之;禹平水土，即制贡赋而奋武卫；《洪范》八政，始食、货而终宾、师；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后儒特因孟子义利、王伯之辩，遂以兵、食归之五伯，讳而不言，曾亦思足民、治赋皆圣门之事，农桑、树畜即孟子之言乎?……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利国用，外不足靖疆圍，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第36页)，

这对宋明以来、梁启超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上流无用”的士大夫，可说是当头棒喝了。

　　　　　　　　　　　　　　　　　　　　　　　四

除了讲王道与富强、儒学与功效以外，魏源和“法后王”的荀子，有不少相通之处。《古微堂内集》的《默觚》之中，《学》、《治》各篇，几乎每一则都引《诗经》作结。《诗古微》发明齐、鲁、韩三家，与《毛诗》并列，共称为“谏书”——谏世之书，这实在是由荀卿而入西汉今文经学的传统。荀子的“法后王”、公羊家的“三世”理论，以至佛家“世劫循环”的信仰，种种传统理念，汇成了魏源的思想。特别是《周易》易简健行、变通复运的哲理，配合了《老子》正反相成的学说，贯通和落实到魏源每一项政务的主张上面。简单来说:魏源讲求经世致用，“用”必求其适世，而世事以变为恒。所以，要“现代化”，首先就要认识和接受“变化”。他在《君不见》诗中所说:

“衣垢必瀚弦必撤，天道有旋道有捷。”

这实在是魏源“以经术为治术”整套主张的缩影。旧污必须涤洗，所以要变法、要更制；变革的规律必须掌握，所以“法”必须易简，才能便民；“变”必须果勇，才能易简。他说:

“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第49页)“天下无数百年不敞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第443页)

“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第48页)

“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后笑先啕，安知非福！”

所以，要求治于“现代”，就要知变，要真正能够“化”得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徒”。魏源的一切实务主张，都是前述基本信念的表现，也是他“望今制奇、稽古定法”、活用“传统”以求“现代化”的努力。

事实上，传统与现代是连续的、后先相应的；它们绝不是分成两截的对立体。今天的传统，就是昨日的现代；今天的现代，有些可能就是明日的传统。以“批判地继承”传统作为原则，才能真正维新旧邦，真正实现现代化。照单全收、不加批判地接受遗产，固然不会是光大门楣的贤孙令子；横暴地丑化传统，甚至认人作父，更是败坏祖业、沿门托钵的不肖贫儿。还是魏源说得好:

“执古以绳令，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第48页)

这句通达持平的话，巳经对文明古国的现代化问题，作了极好的宣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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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执”而“诬”、由锢守教条而学术欺诈，是应当扬弃的；由检讨、批判、选择而继承，都是为现代化而回顾传统的应有之举。譬如说:“重心轻物”、“重德轻智”，是儒学的传统；“道器并重”、“心物交融”，也是儒学的传统。问题是那一个更接近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那一个对民族自强更有好处。魏源振聋发聩地说:

“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而‘睽’、‘涣’取诸《易》象，针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物，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犾西海之民！”

又譬如“兵”，《老子》书虽说它是“不祥之器”，但“圣人”也要“不得已而用之”;而儒家的圣人，更早巳说过“战阵无勇非孝也”和“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话。其实，足食足兵、文武合一，这是真正的儒门之教。到了后世，尤其是近代，先进和落后国家之间的武器和战术差距，已经越来越大;弱国的军心士气纵然昂扬，可能经不起侵略者弹指挥手，便已灰飞烟灭。魏源警醒国人说，非洲大陆的惨被瓜分，印第安人的鹊巢鸠占，便是残酷而鲜活的现实例子。国防不能现代化，整个国家民族，就会成为历史!所以，魏源力辟孟子“善战者服上刑”说之迂，盛推《周易》、《老子》，说它们都是“言兵之书”;正如《孙子兵法》，“杀人以生人”，“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第226页〕。有了这个认识，才能够正视中国军队的腐败和西人养、赡、选、练兵卒的长处。所以，他主张增饷、精选、勤练、开水师特科;厚之重之，严之尊之，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材绝技出其中”，可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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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备之外，当时的文官制度，也远离现代化的需要。明清两朝，以八股取士，所谓翰林清选，不过以小楷八韵，为华国荣身之具，于是大部分聪明才智者的精神心力，疲耗于声偶之文、笔画之整，名为治经，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实为文字之妖。最严重的，是“所用”“所养”，截然二事。魏源说:

“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所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偏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偏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免册之人！(第37页)

再加上捐纳、恩荫，为富者贵者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广大国民的脂膏血汗所营养的，不是济民利物的有用之才，而是一批又一批酸腐闭塞的糊涂官。这些禄蠹，他们是一批巧于为文而拙于为政、敏于为官而钝于做事的乡愿之徒，无才无德，“伪饰”、“畏难”、“养痈”、“营窟”，作独夫之狡奴，为百姓之蟊贼，晚清时代那种由外行领导内行、进至妒忌排挤内行的做法，导致了瓦釜雷呜、黄钟毁弃的严重后果，好端端的一个中国，就被他们蛀空了！魏源痛切地指陈当时政权结构的流弊，说:

“国家承明制、娇明弊，以内政归六部，外政归十七省总甘督、边抚，而天子亲览万机，一切取裁于上，百执事拱手受成。上无权巨方镇之擅命，下无刺史守令之专制，虽嵬琐中材，皆得容身养拙于其间。渐摩既久，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恶肩荷，恶更张，恶综核名实。……使文畏事窭陋之臣，遇大利大害则动色相戒，却步徐视而不肯身预。”(第328页)

这些庸鄙之中的巨子，如曹振镛之流，身居要津，“以宴安耽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第66页)，于是，“国家有一谠议，则必有数庸议以持之；有一伟略，则必有数庸略以格之”；“论卑而易行，苟安而不犯难，其迹何尝不近忠厚长者?其称引比附，何尝不托于六艺?”(第51页)实则其败政误国，犹在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之上，所以，官僚主义不除，甚么现代化都无从谈起。因此，魏源在《海国图志》等书中，最殷殷致意的，还不全在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更在所谓“国以人兴、功无幸成；惟厉精粹志者，能足国而足兵”，所以特别提出“人心之寐患”和“人材之虚患”作为对治的两大病疾，这实在是暮鼓晨钟，到后世仍有深长的意义了。

　　　　　　　　　　　　　　　　　　　　　　　七

魏源对后世的中华志士、尤其是三湘子弟，那感发号召，是极其深远宏大的:谭嗣同就曾豪迈地吟唱：

“千年暗室任喧豗，汪魏龚王始是才；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当然，限于时代和遭际，魏源对他熟悉而爱护的祖国，不可能全面而彻底地挖出旧病根、指出新方向。晚登仕第、手无斧柯的他，虽然“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有四”(第859页)，但从来没有机会出国考察观测真正的“天下郡国利病”。他对当时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富强，自然非常重视，所以《海国图志》全书，也实在以西欧英吉利为中心。由于时代的限制，他对西方的文化根源，对西方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法度，对美国式的联邦共和，对资本主义、财阀政治、以至种族歧视等种种真相与病态，都没有机会去真正认识。他痛心疾首于当世的官僚政治，但对当世的政治本质，却没有真正触到。作为《公羊》学者，他持的是“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宽大襟怀，可惜封闭偏狭是部族政权的根本性格，在生存危机之下，满清政权只有变本加厉地封闭——“宁赠外邦，不与家奴”，结果自绝了政权的生机，也几乎累死了整个中华民族。于是，魏源的理想落了空，还遭受反对民族压迫的章炳麟过分的“夸以媚虏”的讽骂。至于更重要、更深刻的、秦汉以来君威日盛、君权日炽的问题，政治权力的合理产生与和平转移问题，以至怎样藉着有效的普及民智来产生与维持真正的民主问题，诸如此类，就有待我们敬佩魏源的人，在钦服和惋惜之余，知所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