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诗古微》是清代今文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在前人对于三家诗佚文、遗说的搜辑、考订的基础上，论述了三家诗和《毛诗》的异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诗古微》刊行后，历来为治经学者所重视。尽管由于门户之见，诸家对子《诗古微》的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认为魏源作《诗古微》是专主《齐》、《鲁》、《韩》三家诗而排斥《毛诗》。例如:梁启超谓魏源“《诗》主《齐》、《鲁》、《韩》”“而排斥毛、郑不遗余力。”(《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刘师培谓“魏源作《诗古微》，斥《毛诗》而宗三家诗”。(《经学教科书》)章太炎谓“魏源作《诗古微》，全主三家”。(《经学略说》)马宗霍谓魏源“说《诗》斥《毛传》，宗三家”。(《中国经学史》)周予同谓魏源“著《诗古微》，攻击《毛传》及大、小《序》，而专主《齐》、《鲁》、《韩》三家”。(《经今古文学》)
笔者近年来对于魏源的生平、思想及《谈古微》作了一些研究，认为上述观点失之偏颇，似平还有商榷的余地。本文拟初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并祈学者批评指教。
魏源在《诗古微》中，对四家诗的异同从“《诗》序”、“美刺”、“四始”、“传授之源”及《诗》的篇名、章句、文字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和论述。现具体阐述如下。
一、关于《诗》序。《毛诗》每篇之前，都有一段序文解释该篇题旨，称为“小序”。在首篇《关睢》的小序之后，有大段文字，概述诗歌的特征、《诗经》的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等，可看作《诗经》全书的序言，称为“大序”。那末三家诗有不有序呢?毛郑派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且他们把有无《诗》序看作是《毛诗》之所以能取代三家诗而独传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人程大昌说，“三家不见古序，故无以总测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该括章旨，故训诂所及，会全诗以归一贯”。(《诗论》)
对此，魏源进行了明快的驳斥。他历引《韩诗》诸序之尚存者，如“《关睢》，刺时也。”“《汉广》，说人也。”“《汝坟》，辞家也。”…“《夫栘》，燕兑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抑》，卫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乐》，美宣王之德也。”…“《闭宫》，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其言皆与《毛诗》首语一例，并且同以“美刺”言诗。据此可知《韩诗》有序。他又举张揖《上林赋》注:“《伐檀》，刺贤者不遭明王也。”以证《齐诗》有序。再举《列女传•息夫人传》:“君子故序之于《诗》。”《黎夫人传》:“君子故序之以编《诗》。”以为《鲁诗》有序之证。(见二十卷本《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上》)
魏源不但论证了三家诗同《毛诗》一样都有古序，而且在《诗序集义》(二十卷本《诗古微》)中将各家诗序一一集中，并比较了它们的异同得失。
二、关子“美刺”。汉代经生治《诗》，不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而是当作“经”来研究。故序《诗》者往往从“美刺君巨国政”的角度出发，对《诗》的本事及命意加以主观的解说。从《毛序》来看，《风》、《雅》二百六十五篇之中，称为美诗者二十八篇，刺诗者一百二十九篇。此外还有类似美刺者。总之，《风》、《雅》中言美刺者与类似美刺者，十有八九，而刺诗尤多。(参见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诗心论发凡》)前文魏氏论定不特《毛诗》如此，三家诗也有古序，且同样是以美刺言诗。后来由于《毛诗》盛行而三家诗渐废，三家诗说一再凋落。经生谈《诗》的美刺，一以《毛序》为本。“美刺”遂成了《毛诗》一家之例。
但是，我们从三百零五篇《毛序》来看，“美刺无一定标准，互相矛盾的地方不少，且“与三家燕越”。仅存的三家诗中，也不乏自违之例。于是经生们对《诗》义的解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些现象怎么解释呢?魏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他说:“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越焉。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焉。作诗者自道其情，情达而止，不计闻者之如何也，即事而咏，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讽上而作，但祈上寤，不为他人之劝惩也。至太师采之以贡于天子，则以作者之词而谕乎闻者之志，以即事之咏而推致此之由，则一时赏罚黜陟兴焉。国史编之，以备朦诵、教国子，则以讽此人之诗为讽人人之诗，又存为处此境而咏己咏人之法，而百世劝惩观感兴焉。”(二十卷本《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中》)
然后，他将《毛诗》之例与尚存的三家诗例进行比较，对它们的分歧作了说明：“三家诗特主于作诗之意，而《毛序》主于采诗编诗之意，似不同而实未尝不同”；“三家虽主作诗之意，而亦间及编诗奏诗之意，似自违而非自违”；“序诗者与作诗者之意绝不相蒙。作诗者意尽于篇中，序诗者事徵于篇外，是《毛传》仍同三家，不以序诗为作诗，似相抵而非相抵也。”(同上)
最后，魏源总结说:“此则《齐》、《鲁》、《韩》、《毛》各有所得，观其会通，以逆其志，未始不殊途同归者也。”而他们的区别则在于“三家之得，在原诗人之本旨，其失者在兼美刺之旁义；《毛诗》之得者在传与序各不相谋，其失者在《卫序》、《郑笺》专泥序以为传，是故执采诗者之意为作诗者之意。”（同上）
三、关于“四始”之义。“四始”是《诗经》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魏源谓自《周礼•大师》提出“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之说后，季扎观乐，即已分“风”、“雅”、“颂”之名。而“汉儒以‘四始’之说媲之，《鲁诗》一说，《韩诗》一说，《毛诗》一说，《齐诗》一说，后人无一能析之者。”(二十卷本《诗古微•四始义例篇一》)魏源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
四、家诗“四始”之说如下:
《毛诗》说。《毛诗序》曰:“《关睢》，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风，风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齐诗》说。《诗纬•汛历枢》:“《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
《鲁诗》说。《史记•孔子世家》:“《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韩诗》说。《韩诗外传》:“子夏问曰:‘《关睢》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睢》至矣乎。…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
对于四家之说，一般认为不独今古文互异，三家之间也颇有不同。魏源却超乎诸家之上，独有创获。他精辟地论述了四家之说的会通之处。
首先，他针对《鲁诗》说云:“何书不有发端，体例奚关大义?盖尝深求其故，而知皆三篇连奏，皆上下通用之诗；皆周公述文王之德，皆夫子所特定，义至深，道至大也。曷言皆三篇连奏也?古乐章皆一诗为一终，而奏必三终，从无专篇独用之例。故《仪礼》歌《关睢》，则必连《葛蕈》、《卷耳》而歌之；《左传》、《国语》歌《鹿鸣》之三，则固兼《大明》、《绵》而举之。他若金奏《肆夏》之三、工歌《蓼萧》之三、《鹊巢》之三；笙奏《南陔》之三、《由庚》之三；此乐章之通例。而‘四始’则又夫子反鲁正乐正雅颂，特取周公述文德者各三篇，冠于四部之首，固全诗之裘领、乐礼之纲纪焉。故史迁不但言《关睢》为《风》始，而必曰‘《关睢》之乱’者，正以乡乐之乱，必合乐《关睢》之三，故特取夫子师挚之言，以明三终之义。”(二十卷本《诗古微•四始义例篇一》)
魏源论及《韩诗》说曰:“吾言三家诗之‘四始’也，姑先言《关睢》之三，《鹿鸣》之三，《文王》之三，《清庙》之三以起其信。究而极之，则必言《关睢》之什，《鹿鸣》之什，《文王》之什，《清庙》之什而始备其义。”（《四始义例篇二》）他又引服虔解《左传》季札观乐，为之歌《小雅》、《大雅》曰:“自《鹿呜》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乱，致太平，乐且有仪，是为《正小雅》。”“陈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凫鹥》,是为《正大雅》。”(同上)然后因是以推《二南》及《颂》诗之例，谓《韩诗》以四诗涉及文武者为始，即以《周南》十一篇为《风》之正始，《鹿鸣》十六篇，《文王》十四篇为二《雅》之正始，《周颂》当亦以周公述文武诸乐章为《颂》之正始。他由此得出结论：“《韩》义即《鲁》义。”(同上)
至于《齐诗》说，系出于纬书，其说多不可解。魏源对此也作了较近情理的解释:“汉时古乐未湮，故习《诗》者多通乐，此盖以诗配律，三篇一始，亦乐章之古法。特又以律配历，分属十二支而四之，以为四始，与三期之说相次:如《大明》在亥为水始，则知《文王》为亥孟，《绵》为亥季；《四牡》在寅为木始，则知《鹿鸣》为寅孟，《皇皇者华》为寅季。…其举中以统孟季者，犹《关睢》之以首篇统次三也。”(《四始义例篇三》)魏源认为《齐诗》说出于纬书，固不纯正典，但“其以诗配律，三篇一始，则亦乐章之古法，与《鲁诗》‘四始’一例。”(二卷本《诗古微•正始篇下》)
魏源又引《齐诗》匡衡之疏:“孔子论《诗》，以《关睢》为始”，张超赋:“深思古道，感彼《关睢》”“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及《韩诗外传》子夏问:“《关睢》何以为《国风》始也”；谓“四始”乃“圣志特创，三家同词”(《四始义例篇一》)，以说明《齐诗》“四始”本义并非以纬说为根据，而实与《鲁》、《韩诗》说相同。
关于《毛诗》说，历来解释多歧。《郑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孔疏》云:“‘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魏源谓此二说皆为“望文为义”。(《四始义例篇二》)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云:“《大序》历言《风》、《雅》、《颂》之义，而总断之曰‘是谓四始’，则《风》、《雅》、《颂》正是‘始’，非更有《风》、《雅》、《颂》之始者。”魏源谓其“上滥六义，下违始名”(同上)，若依此说，则“四始”当为“四体”了。
魏源认为《毛诗》‘四始’之说，即其‘正始’之说，‘正始’之说，即其‘正变’之说。成伯玙《毛诗指说》云:“《诗》有‘四始’，始者，正诗也，谓之‘正始’。周召《二南》，《国风》之正始；《鹿鸣》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清庙》至《般》，《颂》之正始。”魏源谓此“直发毛公微指于千载之上”(二卷本《诗古微•正始篇下》)，“盖《毛诗》以《正风》、《正雅》、《周颂》作于周召者为正始，而自此以下皆谓之变。虽与《鲁》、《韩》专取文王、周公诗为四始者小殊，而大指不远。”(二十卷本《诗古微•毛诗大序义》)“自唐以来，沉溺《笺》、《疏》，未有过而问者，遂使《毛》之‘四始’无归宿，‘正变’为旁出。”(二卷本《诗古微•正始篇下》)
以上可知，魏源以为“四始”之义，《鲁》、《韩》说同。《诗纬》之说乃《齐诗》异义，而《齐》说“四始”本义，与《鲁》、《韩》究为一家。《毛诗》说是“因《鲁》说而推广之”，“要皆以乐章为表里”(同上)与三家之说大同小异，殊途同归。
四，关于四家诗的传授渊源。《毛诗》家认为《毛诗》出自子夏、孟子、荀子，而三家无考。魏源历引史传中的记载，如:《汉书•楚元王传》:“浮邱伯传《鲁诗》于荀卿。”《唐书》载“《韩诗》卜商序”。《韩诗外传》所载高子问《载驰》之诗于孟子，以及《外传》屡引《孟子》七篇之文。因此可知《鲁》、《韩诗》的传授渊源与《毛诗》相同。
除以上论述外，魏源还在《齐鲁韩毛异同论下》(二十卷本)中，对四家诗在篇名、章句、文字方面的异同作了比较与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诗经》的篇名，四家诗也间有不同。如《常棣》，《韩诗》作《夫栘》；《还》，《齐诗》作《营》。
《诗经》中某些诗的分章，四家诗有异，而且各有得失。如:《载驰》之诗，《毛诗》分五章，《韩诗》却合四、五章为一，魏源谓《韩诗》得而《毛诗》失；《缁衣》之诗，《毛诗》、《鲁诗》章句相同，而《韩诗》无首章，魏源谓当从《毛》《鲁》；《韩诗•雨无极》，首语为“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但《毛诗》既无首语，又脱“极”字，遂以《韩》序“正大夫刺幽王也”之“正”属上读，因改篇名为《雨无正》，此为《韩诗》得而《毛诗》失。
至于四家诗在文字上的某些不同，魏源谓“三家皆本字，而《毛》皆假借。”
从以上所述可知，魏源撰写《诗古微》并非完全排斥《毛诗》，专主三家，而是对四家诗的异同得失进行客观地比较分析，使它们平列，胡承珙曾在《与魏默深书》中说:“前承大著《诗古微》一册，发难释滞，迥出意表，所评四家异同，亦多持平，不愧通人之论。”(《求是堂文集》卷三)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魏源是今文学家，但为什么在《诗古微》中并没有完全排斥《毛诗》，而是比较四家诗的异同得失，使四家平列呢?我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一，就魏源而言，提倡今文经学本身并非即是其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国家之治兴。他撰写《诗古微》，是为了使《诗》复于西汉，以恢复古经真象，发扬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为其“改革”的政治主张寻找理论依据。他在《诗古微》序中说:“《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义，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
但是，自东汉以来，《诗》学中古文经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后来虽因宋学崛兴，毛郑之学渐衰，但到清代，《毛诗》学又大行于世。因此，《毛诗》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思想中影响很深。魏源在三家诗既废二千年之后，要完全排斥《毛诗》，使三家诗独尊，在学术上很难行通，在政治上也不利于把当时沉迷于训诂考据的封建士大夫的思想转移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
更重要的是，魏源复《诗》于西汉，是为了发扬汉儒说《诗》的“谏书”传统。但把《诗》当“谏书”，不独三家为然。我们知道，汉代今文家是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具，故偏重于“微言大义”。而古文家以孔子为历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的古代社会史料，以著三代政治盛衰而足以作后王之鉴，故偏重于名物训诂。虽然他们的治经方法不同，但对六经的“义理”的理解却有共同之处，两者都体现了汉代以“君臣国政”为经学目的的“时代精神”，因此，《毛诗》同三家诗一样，也有“微言大义”。
以上所述说明了从广义的“谏书”来说，《毛诗》与三家诗不过大同小异。所以《诗古微》表章《鲁》、《韩》坠绪，以匡《传》、《笺》(刘逢禄《诗古微序》)，目的并非排斥《毛诗》，而是使三家诗说“湮而复出，幽而复大”(同上)，以与《毛诗》并尊，从而更好地发挥《诗经》的“谏世”作用。
第二，《诗经》自从汉代分立四家以后，关于《诗》的训诂和经义的阐释就发生了分歧。故董仲舒说“《诗》无达诂”，刘向也说“《诗》无通故”。但四家诗本出自一个本子，当然它们有相同相通之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们知道，今文学精神，是摆脱东汉以来经师们所作的传注，直求经文。龚自珍就说过:“予说《诗》以涵咏经文为主，于古文《毛》，今文三家，无所尊，无所废。”(《己亥杂诗》自注)魏源正是以“摆脱传注，直求经文”的精神来治《诗》的，所以他能少带门户之见，潜心于《诗》的本文的研究，能扫开历代《诗》学家们的传注笺疏这些盖在《诗经》上的重重迭迭的瓦砾，还其本来面目。因此，在《诗古微》这部《诗经》专著中，必然会较客观地对四家诗的异同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四家“殊途同归”的结论。
龚自珍在《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中指出:“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宋非汉，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这些“绝特之士”，当然包括了魏源。所谓“创获于经”，“惟其是而已”，正可以用来评价他对《齐》、《鲁》、《韩》、《毛》的异同的论述。
第三，魏源师友的《诗》学观对魏源的影响也不可忽视。魏源和龚自珍都问学于刘逢禄而远绍庄存与。庄存与为清代今文学的开山祖，著有《春秋正辞》一书，不屑于名物训诂，而专讲所谓“微言大义”，为清代今文学的第一部著作。但他本人不是绝对的今文学者，除此书外，还著有《周官记》、《毛诗说》等关于古文经的书。魏源虽未亲及，但奉之为宗主。刘逢禄为庄存与的外孙，尽传庄氏之学，著有《公羊释例》、《诗声演》等书。虽为今文学家，但“不斥《毛诗》”。(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魏源弱冠游学北京时，尝从其受《公羊》、《春秋》之学。虽然不知魏源是否从受《诗经》学，但庄氏治《诗》从古文经说，刘氏“不斥《毛诗》，对魏源是有一定影响的。
对魏源治《诗》影响最大的，当为胡承珙。魏源在北京时，除了从刘逢禄学《公羊》外，还从经师胡承珙问汉儒家法。胡承珙毕生究心经学，尤专意于《毛传》的发明，著有《毛诗后笺》，除注疏外，对唐以来诸儒《诗》说，无不广徵博引，特别是对于名物训诂及《毛传》与三家异同都精微地剖析，折衷于至当。自谓“承珙于《诗》，墨守《毛传》。”(《与魏默深书》)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云:“嘉庆癸酉，二十岁，举明经。明年，侍春煦公起复入都，遂留，从胡墨庄先生问汉儒家法，故默深之治汉学自此始。是后之究心《诗》义，成《诗古微》，盖亦动机有所自也。《诗》在汉代分为四家，默深虽左《齐》、《鲁》而右《毛传》，力倡今文，为时流所攻，然其渊源盖有可考。”
此外，魏源在北京还结识了陈奂。陈奂为古文经学家，一生殚精竭虑，专攻《毛传》，著有《诗毛氏传疏》、《毛诗音》等。胡承珙作《毛诗后笺》时，曾与陈奂往复讨论，并最后由陈奂补成全书。道光九年，胡承珙在《答陈硕甫明经书》(《求是堂文集》卷三)中提及去信魏源，索新刻《诗古微》(按指二卷本)。这时魏陈已相识，《诗古微》又是魏源对经籍专门研究，欲使之复于西汉的一部重要著作，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在交往中，很可能会谈及《诗》学的有关问题，他们的观点当然会互相影响。
由于这些师友们治《诗》都是从古文观点，在他们的影响下，魏源对《毛诗》的看法比较客观，并没有采完全排斥的态度。
从以上分析可知，魏源论述《齐》、《鲁》、《韩》、《毛》的异同，将四家持平，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学术上又渊源有自。所以他提出:“以汉人分立博士之制，《毛诗》自不可废，当以《齐》、《鲁》、《韩》与《毛》并行，颁诸学宫，是所望于主持功令者。”(《诗古微•目录书后》)
魏源是清代学术的一个重镇，是晚清学术的代表人物。《诗古微》是清代今文学派“诗经”研究的重要著作。周予同谓“从魏书(按指《诗古微》、《书古微》)出，而《诗》、《书》始复于西汉。”(《经今古文学》)今天我们研究《诗古微》，进一步探索魏源对四家诗的异同得失的研究，重新评价他的《诗》学观，对于《诗经》本经及经学史的研究，对于魏源思想的研究，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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