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魏源未认识到王学之错在于“格物”之对象仅限于“心”，且是一个瞬间(过程)，魏源当然也不能认识到朱学之错在于人为设定一个“天理”，人只须求比理便可达圣道，而是认为朱学“格物”过程中丢失了一部分对象，即“意、心、身”。格物方能致知，所格之“对象”有所缺失，则“致知”亦有问题。在魏源看来，“修身以上为本”那么，作为“择善明善”的“致知”在朱熹那里就没有作为《大学》之本的地位了。换句话讲，朱熹丢失了具有本体作用的“致知”，因其将作为本的“意、心、身”丢了。

由此看来，魏源仍然强调人之主体地位、强调人之意识活动，强调道德的自修自律。封建时代之文人大多摆脱不了唯心主义，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所谓圣贤之道全由人自己修练，故多强调道德之反省，试图通过内修自省走上圣贤之路。绝大多数企图有所作为的文人都试图在通向圣贤之路上修桥、补路，结果是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便都涌来，谁也逃不脱唯心主义之框框，就是客观唯心主义也不能避免主观虚构假想，总在唯心。魏源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泥潭，他在补朱王唯心主义之漏洞，便自然而然地染上唯心主义。

话说回来，《大学》既为曾子所作，而《中庸》又为曾子之学生子思所作，那么，用《中庸》证《大学》便最合适，相互映证、发挥。魏源通过《大学》表彰曾子绝不是在故弄玄虚，以异端相标，相反，此正反映了他一种严肃求实的历史态度。他发现朱王在曾子《大学》问题上个自的漏洞，——确实存在，且与《中庸》相背，只可惜他仍用唯心主义方法去弥补，只不过加上两个“本”的标签，魏源固然敏锐、勤苦，怎奈他仍不能跳出封建唯心主义的阴阳圈。

魏源表彰曾子所作的另一项工作便是注《曾子》，成《曾子章句》十篇。《汉书•艺文志》曾指明曾子十八篇，至北宋《太平御览》亦提及，至南宋而亡。《大戴礼记》中有十篇各冠以曾子之名，魏源以为此十篇是曾子所作。以《大孝篇》、《天圆篇》为首的《曾子》十篇是否是曾子所作仍是学术公案，且存而不论，使我们感兴趣的则是魏源何以痴迷于曾子，其所作《曾子章句序》中透漏了一点个中消息:

其一，曾子思想极为丰富。在他看来，《曾子》十篇，“固洙、泗大义微言，武城毕生践履皆于是乎在。凡孟子彼富我仁、彼爵战义之文，董仲舒尊闻行知、高明光大之义，皆见其中。”凡孔子之微言大义、孟子之仁义观、董仲舒之纲常伦理观、天人合一思想、王道政治等都能在《曾子》十篇中找到踪迹。

其二，“曾子得圣道宗，孝尽性，成立孝，敬存诚，万伦万理，一反躬自省出之。初罔一言内乎深微，外乎宏侈，惟为己为人义利际，谆谆提撕而辟咡之，百世下如见其心焉。”曾子之学将诚、敬、孝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无诚不敬，不敬无孝，诚敬是孝的前提，而孝乃人之本份，是人之本性。孝不可缺，敬、诚亦不可或缺。诚敬孝“一反躬自省出之”，即主要靠人之道德的自觉自悟，诉诸人的本心。魏源很看重“自省”功夫，或称“自反”。总的来讲，曾子之学既又不高深精微，也不闳侈庞杂;曾子之学纯朴厚道且关乎人生之根本。

其三，朱熹称赞“曾子之学主躬行，闻一贯，而终身所守不离孝敬请让之规，专轻富贵、守贫贱、不求人知为大。”这是对曾子的客观评价，也是魏源对曾子之学发生兴趣的重要原因。

其四，曾子以“孝德”为本，这是魏源推崇曾子的主要原因之一。孝是儒家伦理思想之基本范畴。魏源认为，曾子在“孝”学方面尽得孔圣人之真传，他把《孝经集传》附列于《大学》之后，原因是“《大学》出于曾子，而《孝经》则夫子所特授曾子之书，当世即尊为经，魏文候已为之传。公羊纬所谓夫子自言‘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真垂世立教之大原”。当我们撇干诸说之真伪，仅就魏源所理解的孝来讲，它确实也符合宗法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惟孝才能甚任维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封建社会，才能称为“垂世立教之大原。”魏源以为，孔夫子《孝经》“专授曾子，意深矣哉！有出乎立身行道、扬名后世外者矣”。即曾子才能真正理解孝才能将“孝道”发扬光大。在魏源看来，“曾子为至孝”，“孝德以知逆恶，曾子以之”。故曾子确实是《孝经》最合适的传人。这里且不论《孝经》是否出自孔曾师徒，仅就魏源对“孝”的理解来讲。既便《孝经》非出自曾子，但也不能排除曾子之“孝”学倾向性，我们更关心魏源思想倾向性。

曾子占孝德，故他能弘扬孝道。《曾子•大孝篇》便将孝道提到很高位置，魏源证说:

或谓《曾子》十篇，多言功夫，罕言本体，不及子思、孟子之精微。试现《大篇》: ‘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推而放诸北海而准’。‘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赌也，礼者礼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此外的有何本体、何功夫之不该乎。

“孝”就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见道也，彻上彻下，‘一以贯之’”。魏源认为，孝将所谓“功夫”、“本体”、精微三者集中于一身。对人来讲，尽孝道就是功夫;就孝本身来井，其彻上彻下，一以贯之”，无所不在，上至皇帝老子下至平民百姓都离不开孝;分开来讲，确实是至精至微，合起来讲便是人间大道，是根本。舍孝无以谈忠、爱、廉、俭，舍孝便无人性矣。故，魏源极看重曾子之“孝”。从中亦可窥知魏源本人对孝服膺到何种地步。

魏源友人曾为其赋诗云:“平生愿学惟曾子，养志当年未鼎烹(时默深方注《曾子》)。”这可说是知己之言。曾子在魏源心目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使其花很大力气钻研《曾子》。

魏源留心曾子，有弥缝儒学庞杂体系漏洞之意。他抬出曾子，使孔、曾、子、孟成为先秦儒学道统中完整之绪脉，各有特色，相互补充。南宋时朱熹既然已抬高孟子，那么，魏源作为后继者便自然为曾子抱不平。魏源有弥缝儒学、推动儒学向前发展的志向。但在封建社会后期，儒学自是到了穷途未路，魏源所作的当然很有限，只是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曾子之主导思想和魏源心性有相通之外，所以，魏源“愿学”曾子。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假定:无论魏源所说的《曾子》十篇是否是曾子所作，但十篇文章作为一个思想库，魏源则赋予曾子了。而由此所谓曾子思想亦可窥知魏源之心路历程。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目的。鉴于学术界既无有力证据否定《曾子》十篇的真实性，也无有力证据肯定十篇，估先搁置争议，先就大义来谈曾子，以见魏源之心性。

魏源从注《曾子》过程中，认识到孝乃曾子之学的最主要内容，联系到《孝经》又是孔子特传授给曾子的，故将孝作为孔曾儒学之本体来看待。孔子之仁、孟子之义都离不开孝.所谓“仁者仁此者也，义者义此者也。”孝既是明线又是暗线贯穿于整个儒家思想之中。作为明线来讲，仁、孝、义势成并列鼎足;作为暗线，孝又是仁、义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孝乃是中国文化独特之源，故肯定孝是有道理的。

魏源在“孝”问题上独到之处在于他将“孝”与《诗》、《书》、《礼记》、《春秋》中所言的“敬”相联系。将敬视为孝的外在前提条件，逼近孝的“实践”性，或者说指出了达到孝的一种途径、方法。比如他说:“敬者，孝之主宰也。”又曰:“孝尽性，诚立孝，敬存诚，万伦万理，一反躬自省出之。”诚者，一也。惟敬能存诚，能存心一念，才能孝，并最后归于人善一之本性。敬是孝的起点，又是人本性复归的起点。敬也是孝的主宰。所以，离开“敬”来谈“孝”那也便就是笑话。这里，魏源也明白暗示我们“敬”的来源，所谓“万伦万理，一反躬自省出之”，也就说明“敬”仍来自“反躬自省”。反诸本心，求诸内省，这是魏源一贯主张，也是和曾子相通之处。在“敬”的来源上，仍要求诸自省。当然，魏源高明处在于他未陷入到陆王心学，而是适可而止。因为他同时注意到外在环境对本心的影响。“敬”虽要出自“反躬自省但需要一定外在环境。在魏源看来，产生“敬”的最好的外在前提环境便是“严父配天。”如果忽略反躬自省的过程的话，也可以说“严父配天”是“敬”之极。魏源写道:

   《孝经》严父配天之谊，帷夫子以韦布享王祀，上及先世，足以当之，而曾子亦其邻几者也。……故将推《礼记》中‘仁人孝子事天如事亲，事亲如事天，‘帷仁人能享帝，惟孝子能享亲’之旨，揭诸篇端，而朱子《孝经刊误》疑之，谓‘言孝自有亲切处，何必言严父配天，为将恐启人暗奸之心’。试思张横渠《西铭》父乾母坤，以大君为宗子，‘恶旨酒、崇伯子之顧养；育英材，颍封人之锡类。不张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命者，伯奇也。’。与《孝经》‘严父配天’之义有何区别?自宋儒言之，则发前圣所未发；自周儒言之，则恐启暗奸之心，斯诚所不解也。

父乾母坤，视父为乾为天，是谓“严父配天”。“事亲如事天”，体现一个“敬”(畏);“严父配天”也是体现一个“敬”。“敬”是“仁人孝子”“事亲”不可缺少的条件。魏源在《默觚》中反复引证《诗经》里的诗句，“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怒，无敢驰驱”，予“敬”以充分肯定。“敬”构成魏源人生哲学之重要组成部分。从思想渊源上来讲，魏源从《曾了》、《管子》、《诗经》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从《管子》篇中直接接受“外敬内静”的人生观。并终生恪守，受益极大。从魏源生活时代及个人经历、性格来讲，“敬”，外敬，是魏源所能选择的最好的人生方法。魏源从偏远的湘西南到京师来闯天下。所见之人几乎均要高其三分。从出身、经历、性格等方面来讲，魏源都无法和龚自珍相比。龚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放厥词。无所顾忌，魏则不能，反要规劝龚要有所收敛。魏源没有可炫耀的资本，没有靠山，外加纯朴诚实之性格，故“敬”便成为其为人处事的第一要义。此外，清廷高压改革虽有缓和，但文祸亲悸尚存，故又只能“敬天之怒”、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云尔。心存敬畏敬惧之心也便成为生存之第一本能。总之，魏源能在学中悟道，且合规矩，适应时代暗潮，符合个人心性，或者说两者天然结合起来。魏源能体悟出“敬”正说明此点。

魏源之学能将个人性命与时代相结合，这是他从自学中学来的，也是自己体悟出来的。这又正是魏源独特之处。他终身恪守“外敬内静”，静中观变，静中思谋策略，期求以静制动。比如后来，他以客观的心态看待外夷之“长技”、长处，即先肯定，认可彼方之长技，敬之，同时内心并未乱了方寸，而是冷静、理智地思谋对策、办法。如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等。他外敬而不怕，内静而不乱，很理智地看待陌生事物，实有赖其外敬内静之功。其外敬之功有赖其对包括《曾子》孝学在内的儒家经典之体悟，首先得出“孝”为儒学本体的认识，并进而认为“敬者，孝之主宰也”。魏源将曾子孝学思想扩大了，以敬为行“孝”、尽孝道的前提。孝无所不在，敬亦须臾不可离。人生在世，唯孝唯敬。

魏源受益于前人者良多，而其高明处在于学以致用，既为个人修养，也为现实社会尽力，而后者又正是魏源身上闪光的东西。从表面上看，魏源热衷于先秦儒学，实质上他试图摆脱“游谈无根”的心学、一味考据的汉学，而去寻找有用之学。当然，他有时也不免唯心主义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