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从现有公开的资料看，从1913年至1917年间，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曾国藩家书》和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等书。在韶山纪念馆里藏有毛泽东当年读过的《曾国藩家书》的四、六、七、九卷。每卷的扉页上，毛泽东题了“咏芝珍藏”四个字。如此推崇珍惜，这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是少见的；可见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非同一般。毛泽东特别佩服曾国藩的军事才能，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经过有着详细的了解，所以才有“独服曾文正”的感叹。后来，毛泽东上了井冈山，领导武装斗争，由文人成为军事统帅。由于他与曾国藩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早期军事生涯，这就决定了两人的军事思想有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但两人不同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又决定了其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的分歧，下面从两千方面进行比较。

　　首先比较战略战术思想：

第一，两人都主张用兵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迷信书本。曾国藩在给其弟的一封信中写道：“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制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唯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特，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针对有人打算从《廿三史》中钩稽古代用兵之法为“治军蓝本”一事，写了如下一段话：“《廿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记出矣。退庵若以编辑《廿三史）成书为治军之蓝本，则门径已差，难与图功。阁下与之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以上言论表明曾国藩不迷信古代兵书兵法，而注重从战争实践中摸索行之有效的治军、打仗的方法。以后，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逐渐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行军、打仗、扎营、军器、纪律、操练等方面的经验，将之概括编成《陆军得胜歌》等书，用作湘军将士的军事教科书。

同样，毛泽东也十分注重在战争实践中探索、总结经验，从中找出规律，用来指导战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战争留给我们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正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主要是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予以理论总结，找出规律，形成指导战争的军事原则。毛泽东指出：“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來的。”

虽然毛泽东和曾国藩都注重实践，但毛泽东没有曾国藩的片面性。曾国藩将史书中的战争经验记载一概否定，认为是浮词艳语，断不可信。而毛泽东则指出了，要重视过去的战争经验，要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和运用。

第二，两人都认为指挥员应具备战略眼光，要从全局着眼去指挥战争。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指出：“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芝。”当时清朝统治阶级中，向荣以善于带兵著称，向部被称为天子劲旅。曾国藩则认为向荣“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对向荣用兵很不以为然。向荣在与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交锋中，屡遭败绩，证实了曾国藩对向荣的评价。曾国藩所说的“大处”即是指的战略问题，战争的全局。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和错误，那这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战略问题是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指导战争时，要求各级指挥员从全局出发，去指挥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还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放在其它的问题或动作上。”

尽管曾国藩明白着眼“大处”的重要性，但他对战略问题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在战争实践中，经常不明白“大处”所在，而拘泥于“小处”，以致失败。如1855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击太平军，以湖口为攻击重点。湘军将领罗泽南认为攻打湖口，于大局无补，率军转攻武汉。罗泽南认为，占据武汉，才可力挽大局。曾国藩开始不相信，继续攻打湖口，苦战两年，几遭败绩。还是罗泽南占领武汉后，才把曾国藩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曾国藩为此感激不尽，以后每次以此为例，告诫人们，用兵要从大处着眼。

毛泽东由于对战略问题有着清楚的认识，在指导战争时，始终能从大处着眼，牢牢抓住全局性的东西，把握住战争胜败的关键。如辽沈战役时，毛泽东始终把注意力放在锦州上，一再电示林彪，指出锦州是关系全局的枢纽点。只要打下锦州，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正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才克服了动摇，下决心攻克锦州，从而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

第三，西人都主张后发制人，集中兵力作战。曾国藩主张用兵要以主待客，后发制人。他说：“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两军相遇，先到战地者为主，后到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戳者为主。”他又说：“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用兵者喜为主，不喜作为客。”著名军事家蔡锷把曾国藩的这一基本兵法称之为“攻势防御”。蔡锷认为在兵器不很发达的情况下，这是以少击众的有效方法。

毛泽东也是主张“攻势防御”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不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积极防御（攻势防御）是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敌军所必须采取的方法，在战争实际中总结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原则（从十六字诀到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就是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与曾国藩所主张的以主待客，后发制人原则基本土是一致的。曾国藩之所主张以主待客，后发制人，是因为湘军每每是与数量上占优势的太平军作战。湘军初出战时，不足两万人，到攻陷天京时，也不过十万人。而太平军最多时达到50万人。

毛泽东和曾国藩都主张作战时要集中兵力。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挡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挡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曾国藩在指挥湘军作战时，常常告诫部下不要分散兵力，如他给张运兰的信中指出：“阁下用兵，事事可法，唯开仗时分支太散，队伍太少，如晨星之落落，不足以慑敌之胆……”

　　毛泽东和曾国藩军事思想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建军原则上，下面作一比较：

第一，虽然两人都主张对士兵要进行教育，但在用什么来教育士兵的问题上，两人是截然不同的。曾国藩主张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礼法教育士兵，强调忠君事长，把士兵训练成绝对服从统治阶级的作战工具。曾国藩要求，对待士兵“第一教之以忠君，忠君以敬畏长官。”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士兵忠于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作战。与曾国藩相反，毛泽东主张对士兵进行教育，是为了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为争取自身解放，推翻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战。而且也只有激发阶级觉悟，才能培养出勇敢、不怕艰苦的士兵，才能造就出强大的军队。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时，毛泽东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后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军队的基础在于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彻，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兵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在对士兵进行教育时，毛泽东不仅要求士兵懂得为谁而作战和提高军事技术；而且还要求士兵们提高文化素质，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曾亲自给部队全体官兵上大课，分析中国社会情况和革命形势，阐述中国革命的策略和道路问题。这样的课，对于提高士兵觉悟，明确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增强胜利信心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曾国藩力主编练精兵，淘汰冗兵。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兴起，全国农民斗争风起云涌。正当此时，曾国藩向咸丰帝呈陈《议汰兵疏》，指出“天下之患有三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曾国藩认为当时的绿营兵虽然人数众多，但积弊丛生，毫无战斗力，必须淘汰冗兵，“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后来在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始终坚持了“兵精不贵多”的原则。湘军初成时，不足二万人，到攻克天京时，也不过十余万人。而且在攻克天京后，曾国藩即将湘军裁撤了一半。

与曾国藩相反，毛泽东则主张尽可能地发展革命武装力量。虽然毛泽东也有关于实行“精兵”的论述；但那是指革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正规野战部队，而不是指革命武装力量的整体。其目的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早在北伐战争期间，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后，指出农民梭镖队“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毛泽东要求：“应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抗日战争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认为必须动员起全体民众，才能保卫祖国。1958年，毛泽东指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上述论断反映了毛泽东主张充分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思想。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引下，形成了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为中国革命战胜内外反动派提供了保障。

造成毛泽东和曾国藩上述分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的立场完全不同。曾国藩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竭力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他必然要用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来毒害士兵群众，试图从思想上扼杀其反抗精神，使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由于被统治阶级蒙敝的群众往往只是少数人，所以，曾国藩便竭力提倡精简士兵。他也不得不这样做，如果大量群众掌握了武器，就会构成对统治阶级的威胁，这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所不愿看到的。相反，毛泽东是从为人民群众求解放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从事军事活动的。所以，他坚决实行群众路线，主张加入革命队伍的人越多越好，直至“全民皆兵”。当然，毛泽东也认识到，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实行愚民政策，造成群众的文化素质低下，对自己的地位和遭遇缺乏清醒的认识，阶级觉悟有待提高。鉴于此，毛泽东从一开始领兵打仗，就大力提倡士兵要学习文化，并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地对士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启发他们提高阶级觉悟，使士兵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拿起枪，为谁而战，以及怎样当好一名革命战士。由于毛泽东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建军工作的首位，从而保证了军队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使军队不仅成为坚强的革命部队，而且成为一所革命的大学校。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尽管毛泽东和曾国藩的立场和目的完全不同，但在军事上仍然有很多东西是基本相同的。这说明，统治阶级站在反人民立场上得来的一些知识、经验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由人民利用来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人民不应拒绝，相反，应加以充分的利用。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他为人民如何利用反动统治阶级的知识和经验、方法，树立了很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