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后勤保障，是军队得以生存，得以在战争中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所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即是对其重要性的最好描述。作为湘军首领的曾国藩当然不会忽视这一点。他对湘军的后勤保障工作不仅在思想上给于了高度重视，而且在实际上也进行了大量的建设。湘军最后之所以能够攻破天京，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熊熊烈火，是与此分不开的。
那么，曾国藩对湘军后勤保障的建设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作一简要论述，不妥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首先，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军队后勤在军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把湘军的后勤建设摆在了极为关健的位置。他尤其强调在战争时期，军队“不可一日无饷”。在上咸丰帝的奏折中，他说：“有战阵之危，则不可一日无饷。狡者借词鼓譟，朴者亦无斗志，患有不可胜言者。”在太平军攻占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清廷的地丁漕盐一片糜烂，清军军饷奇缺时，曾国藩极为忧虑，认为“此次成军以出，已属竭力经营，若因饷项不继，饥疲溃散，则从此更无望矣。”湘军“水陆进剿，断不敢稍涉迟误，惟虑饷项不能应手，即有制肘之虞。”对于湘军中欠饷一事，曾国藩进一步指出其严重性：“欠饷愈久，兵勇愈疲。且亡者无饷银，伤者无养银，怨望之情，积而为挟制之状。胜仗不能加赏，败挫亦难于言罚。”由此可见，曾国藩把以筹饷为主要内容的后勤保障工作看作为军事成败的关健。
第二，曾国藩将军队后勤委派专门人员筹办，赏罚严明。办团练伊始，他就认为“然团练之胜，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后又总结说，“治军筹饷，均以得人为要”。为此，曾国藩主张挑选得力大员办理。为办好劝捐济饷，他在湖南委派夏廷樾、郭嵩焘，在江西选了黄赞汤、朱荪贴，在四川则让胡兴仁、李惺等人员专人负责。此数人者在官则素洽民心，居家则素孚乡望。咸丰六年十月，又令黄冕、夏廷樾分往湖南、江西悉心筹捐。在曾国藩的后勤人员中，黄冕、夏廷樾两位品正才优、精明干练，是他经过精心挑选后留下来的。由这批人员办理军饷，基本上满足了湘军的需要。
曾国藩不仅关心军队粮饷的来源，而且对支出也极为重视。收支银两计算到厘毫忽微，收支粮米计算到斗升合勺，锱铢必较，精打细算。为防止各军统领冒领军饷，特在饷章中规定：凡带千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千八百两，凡万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万八千两。同时，重赏粮台有功之人。如“六品衔湖南试用知县李瀚章，该员品正才优，提调银钱所，随营支发，不避险阻，最为出力，应请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留于湖南补用。候补内阁中书张家钰，该员核发各营军饷，收支销算，细心经理，随营接济，倍著勤劳，应请缺后以内阁侍读升用，先换顶戴。”对于后勤方面贪赃枉法之人，曾国藩也严惩不殆：洞庭营水师守备成名标，浮开船工费用，请旨革职严办；同知衔即选府经县丞李光荣所率川勇沿途掳掠，请将李光荣革职；右营哨官万瑞书，竟敢至粮台空船上搬抢银两，请饬湖南抚臣严拿万瑞书到案。如此奖惩事例，在曾氏奏章中屡见不鲜。
第三，曾国藩认识到仅有大员办理军饷尚不够，还得有完善的后勤体制。为此，他建立了完善的后勤保障制度，并使后勤工作落到实处。后勤保障制度有二：
一是粮台制度。1854年，曾国藩专门设置统一办理饷需军械事务的机构——粮台。湘军粮台共分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一员，总揽大权，各所则分派委员若干人负责。粮台主要任务就是把通过多方筹集的粮饷、军械等经水路或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分发各路湘军。湘军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兵归将有，兵权饷权合一，全军服从于曾国藩一人。粮台制同样体现了这一点。粮台由曾氏一人把持，集饷权用人权于一身，自行任命得力随员具体办理，完全听命于曾国藩。并且，曾国藩在筹饷过程中，还不时针对实际情况改革，设立了前敌，后路粮台和转运局，使粮台各部职责更加分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形成为较系统的粮台后勤保障体制，为湘车后勤作出了很大成绩。
除粮台这一总的后勤机构外，在具体筹饷过程中，曾国藩还设有相应机构以确保粮饷的筹集，如为收取厘金，在湖南设立规模较大的东征统筹局，等等。
二是长夫制度。绿营军制规定绿营兵除进行训练、战事外，还要承担各种繁重差役。平时缺乏训练，战时后勤保障不济。针对这一弊病，同时为提高湘军士兵战时行动速度，1854年，曾国藩首创长夫制，即在军营中专门设置后勤人员承担军中杂务。湘军长夫之制规定：“营官及帮办人等，共用长夫四十八名。搬运火绳、子药及一切军装等项，共用长夫三十名。亲兵每劈山炮队用长夫三名，每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六队共长夫十四名。如拔营远行，营官另拨公夫搬抬。劈山炮哨官哨长及护勇五人，共夫四名四哨共夫十六名。每抬枪队用长夫三名，每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四哨抬枪八队，共长夫二十四名，刀矛小枪二十四队共长大四十八名。以上各项共长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营，计百人用夫三十六名，只许减少，不许增多。”长夫制建立，使湘军摆脱了绿营差役的羁绊，一心一意，冲锋陷阵，从而提高了战斗力；另外又可避免战时随便抓夫拉差，扰害百姓，从而减缓对立情绪。此举之行，确是曾国藩的独创，达到了一箭两雕目的。况且长夫价也不低，能招募农村劳力为之所用，对后来军兵种配置也起了一定启示作用。
第四，针对湘军不属国家经制之师的实际，曾国藩实行“就地筹饷”的原则与采取购买和自制武器的方式，以保证湘军的后勤需要。
建立后勤基地。曾国藩创湘军之初，就把建立湘军后勤基地的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考虑。他以为当时太平军力量已很强大，不能一下子剿绝，应取“以上制下”策略先控制湖南、湖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占领沿江重镇，最后一举攻克天京。从这一策略出发，也有清廷“与其空言拨饷，支领不能应付，何如就近筹粮，兵丁得沾实惠”谕旨，曾国藩便把重点放在湘赣两省，实行“就地筹饷”。
湖南是湘军兵源、饷源、装备的主要供应地。湘军初创及东征之际，很大程度上依赖湖南支持。曾国藩后来总结说：“窃湖南一省，向称瘠苦之区。年来防剿本省，援应邻封，兵勇分道四出，而饷糈犹能为继，良田经营得人，取民有道，前此助剿江西，协济黔粤，岁费百馀万两，久在圣明洞察之中。本年夏间，臣与左宗棠在湖南招募勇丁，数近二万，饷项军装，为款甚巨，皆由湖南竭力协济，得以从容集事。臣以一省之物力，只有此数，协助外省者日多，则供给本省者日少。此有所盈，则彼有所缺。本不欲再用湖南之饷，致蒙竭泽而渔之机，无如添募勇丁，添制枪炮，添造船只，在与湖南交涉，不得不借资湘中之力，挹注皖省之师。爰与湖南抚臣熟商，札饬臬司裕麟，道员黄冕、郑元壁等，会同文格，在于长沙设立东征局，凡盐、茶货物，酌抽厘金。……议定东征局所筹饷项，以三分之二解江西粮台，协济皖南一军。以三分之一解湖北粮台，协济皖北一军。”同治六年二月曾国藩上奏，呈报军需收支报销清单。其中关于湖南的：咸丰三年九月至六年十二月底，湖南协济饷银近六十七万两，米二万八千七百多石；咸丰七年正月至二月二十日止，补收湖南总局银五千两；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由籍起复带兵援浙之日起至十年四月底止，湖南协济饷银二十七万五千多两；咸丰十年五月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克复金陵止，收湖南饷银二百七十八万多两又钱九十万串之巨。足以证明湖南对曾国藩支持之大。
江西也是曾国藩粮饷依赖甚大之省。他说“筹饷以江西为本”。江西本身就是军饷筹集的重要基地。江西物产丰富，尤其盛产大米，更引起曾国藩的重视。湘军饷银自筹，这使得江西与六省交界的地理位置显得分外重要。从奏稿中我们看出各省给湘军的协饷，如富饶的江苏、浙江、广东的财力，商贾云集的上海厘金，以及收入冠于全国的粤海关税款，是湘军饷银来源的后盾。这些地区不是与江西毗邻，就是有道可通，保有江西，自然便于筹饷。曾国藩说：“江西为大营粮台要地，与湖南唇齿相依，亟宜调拨大兵，驰往进剿。”“惟当力保广、饶以通苏杭之饷道；先剿抚建以固闽浙之藩篱。”曾国藩统计：从咸丰三年九月至六年十二月底止，江西解银一百八十万两之多，米二万五千多石，咸丰八年六月至十年四月底止，江西供银六十五万余两；咸丰十年五月至同治三年六月，江西解银七百七十四万两之巨。可见，江西供饷之数实为诸省之首。
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筹饷。协饷是湘军筹集饷银的一大来源。还在湘军起师东征之际，因乏饷银，就赖四川、广东等省支援。在江西与太平军成对峙之局时，曾国藩多次上奏请求他省协济。咸丰十年五月曾国藩在奏章中总结：“九年驻军江西，设局办理报销，臣督同承办各员，逐款稽核，计收到湖南、湖北、广东、四川、陕西、江西各省协济饷银，并臣行营劝办捐输等项，自咸丰三年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共收银二百八十九万一千四百九十五两九钱二毫八丝。”安徽在咸丰十年五月至同治三年六月，解银近三百一十万两。
劝捐。咸丰三年曾国藩上奏：“现在经费支绌，民力艰难，而捐输一事，亦无裨益。”向皇帝提出了用捐输办法解决行军粮饷之费。在户部、国子监印发的空白执照上，填明捐款人的钱数，上报后根据款数授予相应职衔。开始靠这种劝捐曾收到一定数目饷银，但当时“民力艰难……再三劝谕，终不踊跃。”随着湘军的扩编，劝捐已不能解决饷银之需。
盐务。用盐抵饷之法，是曾国藩在咸丰五年四月初一所上奏章中提出的。他靠盐务筹饷有三种方式：其一是军队在盐场附近“捆盐自卖”，或发放盐票，“招商领票”；其二是奏明户部调拨各省之盐引转运，以盐税抵饷，如咸丰五年曾国藩奏请朝廷，饬户部拨给浙盐三万引用抵饷银；其三是抽取盐厘。抽取盐厘本属厘金项目，在此不妨作为利用盐务收入的一种方式。依赖盐务筹饷，数额相当可观。咸丰六年曾国藩委托湖北督粮道万启琛到浙江办理济楚饷盐，前后运盐十万馀引，所得之款差不多当时湘军整整一年军饷。由于盐务是各省藩库重要收入，各省督抚自己控制为主，不是湘军固定饷源。
厘金。自咸丰三年雷以諴在扬州仙女庙设卡抽厘以来，湖南仿行最先。厘金创立之后，便成为湘军主要军费来源。咸丰十年曾国藩又在长沙办起规模较大的东征筹饷局，具体办法是“于本省厘金外，加抽半厘，每货至卡，如本省抽一两者，另抽东局五钱。奉省抽百文者，另抽东局五十文。”东征局成立后，很快筹措一笔巨款，为湘军攻克安庆，回湘募勇以致进围金陵等役，在军饷上给予决定性支持。咸丰五年曾国藩奏请在江西办厘，以助军饷。1855年至1864年湘军基本上形成了三大饷源基地，即江西牙厘、湖南东征局半厘、广东粤厘，一直担负着湘军水陆军大部分军费供给。厘金收入带有一定可靠性，且在较平静之省及富裕地区，收入颇丰，故在湘军饷源中应居首位。
其他筹饷途径，如地丁漕折、关税等也是湘军饷源补充收入。
武器装备。武器装备保障是后勤保障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编练湘军时就非常重视。他一面通过广东从外国购买洋炮为之所用。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他解来六百尊大炮，在湘潭、岳州两次大胜中发挥巨大威力，于是他奏请朝廷要叶名琛将其余数百尊运解到营。同时又自己选人造炮。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及其子精于造炮，他上奏请求朝廷令浙江抚臣飞调其父子来楚。粮台八所中，就设有专门的军械所、火器所，负责军械火器。1861年，曾国藩又创办安庆军械所，仿制洋枪洋炮，保障其前线枪炮子药之需，还造出小火轮一艘。安庆军械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座军工厂。从开始的购买洋炮到自己设厂铸造，逐步改变了湘军近代武器的筹措方式。由于使用近代先进武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湘军战斗力，牢固的天京城墙，后来就是湘军用火药炸塌的。
第五，曾国藩采取“厚饷”和“半饷”发放的原则，以稳定军心，加强控制，提高战斗力。曾国藩认为，绿营兵所以缺乏训练，战斗力甚低，一是差役太重，二是兵饷太低。绿营兵饷分为行粮与坐粮两种标准。平日薪饷甚低，绿营兵平时每月饷银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清朝初年尚可维持生活，及至道光以后已不够五口之家食用，因而不得不出营做小贩谋生。再加上经常离营供差，就很少有时间训练了。为除此弊端，曾国藩在制定湘军饷章时取消了绿营的行粮、坐粮之分，规定每正勇一名月饷银四两二分，同绿营相比则低于行粮而优于坐粮（绿营正兵坐粮每月银一至二两，行粮每月约五两以上），力求实数，使勇丁所领月饷，不仅能保证个人，并能上事父母下畜妻子，兵勇得以一意在前线驰驱，无需顾及家口。湘军作战前后二十余年，尽管不断伤亡，湘中子弟仍能源源补给，不能不说与其相当优厚的薪饷有关。
由于当时筹饷困难，同时也为了稳定军心，加强控制，湘军采取发半饷的办法。一般只发五成饷，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士兵亦习以为常。为防止士兵离营，甚至有意拖欠军饷，或扣下大部分饷银存入公所，等士卒遣散或假归时进行核算，酌发部分现银以充川资，其余部分则由粮台发一印票，至湖南后路粮台付清。若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存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若按正常离营，则可获一笔可观款额。采取发半饷之法，既减轻了筹饷的困难，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还能吸引大批的人应募。
综上所述，曾国藩对于湘军后勤保障的建设是成功的，其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尽管他是将其用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反动的，但从后勤工作来看，对今天也不无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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