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学术界虽没有专门设题阐发，但在论述曾氏的洋务思想与实践时则有诸多方面的论及。比如曾国藩能够正视鸦片战争后的现实，勇于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又如，曾氏首次设译馆，翻译出版了数百种西方近代科技等方面的书籍。为中国科学文化和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再如，曾氏首次奏请清廷选拔幼童出国留学，开了中国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先河，由此诱发了对中国旧式教育体制的发难，使中国旧式教育与近现代教育的接轨成为了必然，如此等等。其实，这些观点无一不说明曾氏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贡献。由于上述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们来说已成共识，故笔者对此不再赘述。
曾国藩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除了以上数端外，最突出的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突破了传统观念中的“夷夏”界线，驱除了阻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心理巨石。二是在实践魏源“师夷长技”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师夷智”的观点。分述如下。
（一）中国自从远古的夏商周三代以来，华夏文化中心意识及“以夏变夷”的原则就已树立。孔子作《春秋》就力持夷夏之大防，他曾称赞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攘夷狄，夫子仁之。用夷礼，《春秋》贬之。可以说，自孔子申言“夷夏之大防”，影响深远，士大夫们代代相承。每当遇到华夏文化圈以外的民族进逼时，他们就强调“夷夏之辨”，并形成了“以夏变夷”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华夷观念作为一种历史积淀附着于历史上，我们对它的评价要依具体的历史事实作具体的分析。在古代历史上，当周边少数民族文化落后于中原华夏文化时，“夷夏之辨”与“以夏变夷”或许还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至于清初作为“严华夷之辨”的传统意识在当时士大夫心灵中投影的杨光先“不得已案”，杨提出的“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就是一个著名的谬论了。其价值观的空泛性和保守落后性显而易见。可见对“夷夏之辨”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是很必要的。
近代中国明显落后于西方了，这是一个事实。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根深蒂固、历史久远的严“华夷大防”、严“夷夏之辨”的思想又空前地强烈起来并成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严重障碍了。著名史学家陈旭麓曾指出，“夷”与“狄”是蔑视鄙薄之称。但又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惕惕戒惧。因而虚骄以维护天朝尊严同保守防范的意识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时中西文化交流要想有突破性的发展，就必须打破旧有的“夷夏”界线和华夏文化中心意识的藩篱。在曾国藩辉煌于历史舞台之前，虽然魏源已提出“师夷长技”的观点，然而当时它未能被付诸实践，思想的光芒因之受到某种程度的遮蔽，致使在客观实际中魏源“师夷”的思想丝毫未能动撼传统的华夷观念，反而遭至强调“夷夏之辨”的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如当时林则徐的顾问梁廷楠就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严“华夷大防”的传统思想，认为“西夷同一气类，虽日为蛮触争，而万不肯为中国用也”，反对向西方学习。因此魏源的思想在当时对传统的华夷观念的冲击是不够有力的。而曾国藩就不同，他作为一代理学大师，作为平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朝廷重臣来倡导学习西方科技、主持洋务运动以图自强，就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社会上广为扩散直至被认可被接纳，日益深入人心。因此我们说曾国藩不仅实践了魏源的理想，弘扬了魏源思想的光芒，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促使几千年来深入中国士大夫骨髓的“华夷大防”以夏变夷”传统思想的蜕变消褪，促使中国近代士大夫对西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改变了过去那种“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的局面。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夷夏”界线和藩篱，更有利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更有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
我们再从魏源和曾国藩两人的主观世界来考察。魏源虽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当时主张师夷，算是开明的，但他的“夷”“夏”文化对立的思想是分明的。他的华夏文化中心意识也是较浓烈的。他几乎将西方近代以来所有重要的发明创造与中国古典科技——比附，认为西方文化是源于中国的。当然，他的主观意愿是为了说明既然西方过去向中国学习过，中国今天落后了，那向西方学习也就不是什么心理上面子上过不去的事情。然而正是魏源思想中“西学中源”的华夏中心意识，给了顽固守旧派攻击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理由：既然中国是文化的中心，西方的长技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中国现在“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魏源思想内在的矛盾和不足使他“师夷”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未被世人理解和接受，反而遭受攻击。传统的华夷观念也丝毫未因“师夷”说的提出而受到冲击，仍顽强地抵抗着落后了的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学习，阻碍着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曾国藩作为一名承担实际事物的清廷大吏，在裹挟着坚船利炮的欧风美雨冲涤下深深地懂得，“严华夷大防”的传统已不可能再继续了，该依时势作出适当的变异了。这种变是为了守。然而守什么，又变什么呢？我们说只有知其所当守然后方能言守，也只有知其所当守然后方能言变。对于这一点，曾国藩心里是有谱的。这从他著名的《讨粤匪檄》中已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了：“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与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众所周知，唐代后期逐步形成的道统观念，逐步铸成了士大夫们把纲常名教当作中国文化之灵魂的主张。从上引曾国藩《讨粤匪檄》来看，这一点在曾氏身上有显著体现。作为饱受儒家思想熏陶而终至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完人”的曾国藩，正是把名教纲常伦理当作中国文化之灵魂的，因此他针对“粤匪”的所作所为切齿痛恨的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他要想千方设百计，象历世圣人那样“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可见曾国藩并不是一个见贴有“中国”标签的文化就捍卫，见与西学沾边的就否定、排斥的迂腐冥顽不化之人。而且，在曾国藩的思想意识里，他没有魏源深层意识中的华夏文化中心观念。曾国藩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清王朝的中兴名臣和一代理学大师，他不是笼统地讲华夷文化的对立，而是目光更深邃更独到，他看到的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精神特质的差异和对立，他所区分的是中国的伦常名教与西方的基督精神。他认识到只有儒家的名教伦常才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才是所当“守”的比身家性命还重要的东西。因此，对中国文化他所注重的、所要捍卫的只是名教，只是封建的纲常伦理，他所反对的也就只是“千百年来名教之奇变”，而西学尤其是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不过是可以用来更牢固地维系封建纲常伦理使之万世不没的东西。这可以从他在咸丰十年十一月提出的“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得到证实。因此，曾国藩认为西学不可不学，而所谓“夷夏之大防”也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强调要保持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维护“名教”而已。这样，曾国藩就在迂腐的顽固守旧派与开眼看世界主张学西方的人之间添设了一条中间地带，从顽固守旧派的壁垒中开凿出了一条既固守名教又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的隙缝，从而最终动撼了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而且，曾国藩的这种一方面视名教伦常为比身家性命还重要，一方面又不反对学西方文化的思想以首倡洋务运动为依托，影响了整个19世纪中叶和下半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纷纷都自觉地抛弃了“严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转由固守“名教”学西学的思想取而代之。因为欧风美雨的狂飙已使他们感觉到严“夷夏大防”之不可能了，对西方文化的东来，不仅是惹不起，而且也躲不了啦。中国必然要变，然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又不可不守。正是在这种必须作出选择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内心中已凝缩成“名教”伦常了。这就是为什么整个19世纪下半叶思想家们“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语）、“器则取于西国，道则备当自躬”（王韬语）、“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武周孔之道”（薛福成语）、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语）等等主张甚嚣雀起，甚至“举国以为至言”的原因。这种局面，可以说是受曾国藩的影响而形成的。
（二）我们说，曾国藩的认识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上有所突破，是指曾国藩在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设想付诸实施时必然引发出文化观念上的一次飞跃，即曾国藩明确提出了“师夷智”以“制夷”的观点。“师夷智”与“师夷长技”表面上看来意思相差无几，其实“智”的内涵要比“技”的内涵大得多。所谓夷之“长技”，当时主要指西方人所拥有的坚船和利炮，而所谓“夷智”则不仅指坚船利炮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而且还包括算学术数及一些机械制造、绘图测算等知识原理，即所谓“制器之器”。如果只“师夷长技”，则只须购得西方的“制器”即坚船利炮学会操作就行了。“师长”说在当时确实存在许多人对它如此急功近利的理解。可曾国藩认为按这种理解不仅难以制夷反而可能受制于夷，因此必须“师夷智以造船炮”方“可期永远之利”。“师夷智”的观点就是这样被提出来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师夷智”的观点不是专就“师夷长技”作为文化观念的局限而提出来的，而是就他作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从确保国家和王朝的安宁的角度提出的。这从他写给友人的信函中反复谈到的一点再次得到证明：“洋人目下虽幸无事，一旦兵端或开，则办船办炮必责成于吾辈海疆大吏。不如趁此闲暇之时，稍蓄三年之艾，免致临渴掘井，购买机物又为外人所挟制”尤其是在他经历了“阿思本舰队”事件以后，更感到购买外洋的轮船枪炮容易受到控制，于是“锐意另求造船之方”。主要的办法便是先购买西洋船炮仔细研习，再仿而造之。由于“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可寻”，这样一来就非得掌握西洋人的算学术数、绘图测算及机械原理等专门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不可。的确，把“师夷长技”的主张付诸实施，仅就文化观念而言，也不是简单地再版和重申这一主张。一旦着手仿造利炮坚船，就无法不引起学习西方文明的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从买枪买炮买船，进到自己动手造枪造炮造船，这本身就势必引发“师长”范围的连续突破。从19世纪下半叶将“师夷长技”付诸实施的洋务运动史来看，“师长”说的实行过程，确实不可避免地从“造船炮”进展到“制洋器”，从“制洋器”再进展到“采西学”。
可见，尽管曾国藩“师夷智”不是针对“师夷长技”作为文化观念的缺陷和不足而提出的，但从“制夷”这一目的和将“师夷长技”付诸实行的过程本身来看，它的提出就是必然的，而且，它的提出必将修补旧有文化观念的缺失，它将必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对中西文化交流起着较之以前更为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是智与技相比，“师长”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其次，去掉了当时较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式对待西方文化的浮浪之弊。正因为去掉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曾国藩才能在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制造局的同时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于江南制造局内，广泛搜罗科技人才和翻译人才，以致自开馆到清末，译书约计200种，差不多占同时期译书数量的一半，且遍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的各个领域，这大量译著的问世，接续了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大量东来的蔚然大观局面，奠定了中国近代许多学科的基础。除此一端外，曾国藩又设专门化的学校培养中国近代化人才并倡议选送幼童出洋留学。这些在中国近代科技、教育、文化思想史上均影响深远。试想，如果不去掉急功近利的浮躁，能使人安下心来翻译出那么多的西方之学吗？能静下心来着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宏伟大业吗？
| 
